第3版()
专栏：
肖洛霍夫的叛徒真面目
蔡辉
历史的法则是异常严峻的，它在斗争的紧要关头，总是无情地迫使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和叛徒们，撕下自己的面纱，暴露出真正的面目来。肖洛霍夫就是如此。一九六五年十月，这位号称为“共产党员”、“无产阶级作家”的肖洛霍夫，受宠若惊地接受了连法国的资产阶级作家萨特都不愿接受的诺贝尔文学奖金——用萨特的话说，就是接受了“一种保留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徒的荣誉”①。
自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来，诺贝尔文学奖金的颁发机构就一直在俄罗斯的作家中千方百计地搜罗“东方叛徒”了。尽管他们冠冕堂皇地宣称自己是如何如何地看重“文学才华”，但是，他们却根本不承认被列宁称赞过的高尔基的文学天才；他们所承认、并且努力寻求和大力奖赏的只是俄罗斯作家中的坚决反共、坚决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天才”。
一九三三年，也就是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的第十六年，这个奖金的颁发机构第一次把奖金授给了俄罗斯作家。这个作家不是高尔基，也不是其他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的文学工作者，而是极端仇恨十月革命、逃亡巴黎的“白俄作家”蒲宁。
一九五八年，他们又本着同样的政治目的，把奖金授给了另一个臭名昭著的叛徒：反共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国际反动派并且由此掀起了一个反苏反共的浪潮。西方资产阶级报刊对于诺贝尔文学奖金所起的作用表示了极大的赞赏，一家在维也纳出版的报纸《海内·库里尔》甚至干脆称之为“反对共产主义的诺贝尔奖金”。当时，广大的苏联人民愤怒地谴责了诺贝尔文学奖金这个“西方的工具”，并且对于帕斯捷尔纳克的叛徒行径进行了一致的声讨。那一年十月二十六日的苏联《真理报》也不得不说：“反动的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是诬蔑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就连肖洛霍夫也勉强地出来表示一下态度，谴责帕斯捷尔纳克为“国内的白俄”。
很有讽刺意味的是，曾几何时，肖洛霍夫竟然感激涕零地接受了曾经被他谴责为奖给“国内白俄”的诺贝尔文学奖金。当然，肖洛霍夫的“才华”还不至于使他愚蠢到这种地步，即公开承认自己所接受的是一种对于叛徒的奖赏。于是，他和他所代表的一小撮现代修正主义的作家们，便想方设法地使广大的苏联人民相信：诺贝尔文学奖金已经改变了性质，已经变得异常的“客观公正”了。苏联作家协会的一位负责人甚至于恬不知耻地对美国合众社的记者发表谈话说，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学的极大褒奖”。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也亲自出马，说什么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无可争辩的成绩博得世界承认的又一证明”②。
够了！可敬的魔术师们，尽管你们具有杰出的撒谎本领，但是，对于肖洛霍夫获奖的受宠若惊的极度兴奋，却使你们竟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瑞典科学院诺贝尔奖金委员会的主席埃斯特林早就对于授奖的理由作过公开的解释——并不是他们改变了立场，而是因为：“虽然肖洛霍夫先生是一位有信仰的共产党员，但在他的四卷本的巨著（即《静静的顿河》——引者）中却根本没有谈论意识形态问题”③。
苏共中央的领导者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部长们，苏联的大大小小的评论家们，你们不是一口咬定授予肖洛霍夫诺贝尔文学奖金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承认”，是“对社会主义文学的极大褒奖”吗？原来，你们所标榜的“社会主义文学”，就是这样一种资产阶级所提倡的，所谓没有思想倾向的“超阶级”的文学！你们口口声声吹嘘自己遵循列宁的原则，但你们连列宁提出的“打倒非党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的口号都忘得一干二净，这难道不是天大的讽刺吗？
实际上，所谓“根本没有谈论意识形态问题”的文学，“超阶级”的文学，是根本不存在的，它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用来愚弄读者、欺骗读者，掩盖其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服务的卑鄙目的的一种文学口号。在现在的世界上，一切文学艺术，都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因而，也就必然宣传一定的思想意识，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所标榜的所谓不涉及思想意识的文学，实际上却在千方百计地散播着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意识，具有反动的政治倾向。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就是这样的一部“巨著”。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去分析一下这部长篇小说，就不难发现，肖洛霍夫之所以能够和帕斯捷尔纳克一起“载入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的名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他的这部“四卷本的巨著”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实在是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在《日瓦戈医生》中，帕斯捷尔纳克是通过一个仇视十月革命、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旧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日瓦戈，恶意地描绘了一幅俄国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毁灭”的图景，对苏联红军和十月革命后的新生活进行了各种诬蔑；那么，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则是干脆通过歌颂一个疯狂地和红军作战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葛利高里，恶毒地攻击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阶级斗争的“不人道”：它不仅摧毁了葛利高里“美好的心灵”，使葛利高里失去了“和世界相联系”的一切，而且摧毁了麦列霍夫一家人的和平幸福的宁静生活，从而对革命战争发出了不加掩饰的诅咒。
在最近鸣锣开场的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肖洛霍夫指责一些苏联作家为“叛徒”，并且说：“再没有比诽谤自己的母亲，卑鄙地侮辱她和动手打她更亵渎更可恶的了！”其实，这些话何尝不适用于肖洛霍夫自己呢？早在二十几年以前，他就已经用他的《静静的顿河》去诋毁十月革命的道路了，早就在动手打自己的“母亲”了，他所打的，是列宁，是斯大林，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美国的资产阶级报刊以其特有的阶级敏感清楚地看到了小说《静静的顿河》的强烈的反共意识，因而表示了十分的赞赏。当肖洛霍夫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时候，《星期六评论》就非常兴奋地写道，“获奖的这个俄国人”，“代表的正是那些攻打过红军的顿河哥萨克人”。他“通过他的小说中的人物表达了对共产主义教条和策略的某种怀疑”④。人们不难看出，西方反动的资产阶级之所以看中了肖洛霍夫，正是由于这个重要的原因，而不是由于什么别的原因。
值得人们进一步深思的是，二十年前（一九四六年）肖洛霍夫也曾一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候选人，为什么当时的西方资产阶级没有选中他，直到十九年后（一九六五年）才又“发现了”他的“天才”？这里有什么奥妙呢？
戳穿了，道理也很简单。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篡夺苏联的领导权以前，肖洛霍夫毕竟还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彻底暴露自己的真面目，因此，西方资产阶级虽然对他的《静静的顿河》十分欣赏，却还不可能对他十分放心，因而采取了一种“等着瞧”的态度。那时，肖洛霍夫虽然已在自己的小说中攻击革命战争，攻击十月革命，但是，他还不得不在某些场合言不由衷地讲一些歌颂十月革命、歌颂斯大林的话。过去，他也和赫鲁晓夫一样，把斯大林称之为自己的“父亲”。直至一九五三年斯大林不幸逝世的时候，肖洛霍夫还曾假惺惺地悲呼：“父亲，别了！永别了，亲爱的终身都热爱的父亲！”他并且发誓，要把对斯大林的“神圣哀悼永远留在心灵里”⑤。
但是，曾几何时，在一九五六年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他便公开投进了疯狂地大反斯大林的赫鲁晓夫的怀抱，并且与赫鲁晓夫密切配合，对于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党在文学方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法捷耶夫大肆攻击；写出了他的可以称之为现代修正主义文学标本的《一个人的遭遇》，成为赫鲁晓夫在苏联文艺界推行修正主义的领头羊。从此，正如他所发誓的那样，不管赫鲁晓夫飞到那里，他和他“在思想上”都永远“在一起”⑥。更其令人作呕的是，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也就是这位肖洛霍夫，竟然厚颜无耻地宣布自己对赫鲁晓夫具有一种“说不出口”的“男人的”“爱慕之情”。
赫鲁晓夫及其继承者当然也格外赏识这个具有特殊作用的忠实喉舌。因为在他的头上，不仅挂着“党员作家”的头衔，而且还是斯大林奖金的获得者、历届最高苏维埃的代表。这一连串的头衔，至少在当前还可以迷惑住一部分不明真相的苏联人民以及国际文化界的人士，在他们中间起到一种欺骗作用。
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这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灵魂。因此，肖洛霍夫便十分起劲地在苏联读者及国际文化界中兜售苏美文化合流的货色，成为促使苏美文化合流的一个急先锋。一方面，他在苏联国内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向广大的苏联读者灌输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另一方面，他还一改过去“蜗居”的生活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出国奔波，到处鼓吹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的作家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作家们一起采取“联合行动”，“集体地发表意见”⑦。因此，他向美帝国主义乞求说：“让我们互相往来吧！我们没有什么可争论和斗争的”⑧。因此，在欧洲作家会议上，他声嘶力竭地呼吁作家们应该象美、苏、英三国的“大政治家们和外交家们”一样，“达成协议”，“找到共同的语言”⑨。
目的何在呢？目的就在于维护苏美两国统治集团的利益，不准别人革命，肖洛霍夫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一切战争，无论是被压迫人民发动的革命战争，还是被侵略的民族进行的解放战争，他都要全世界的作家们“首先”跑出来说：“不要！”“而且要比那些说‘要’的人说在前头”⑩。总之，他自己背叛了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不仅自己不准别人革命，而且还企图要世界上的一切作家都“联合起来”，“集体地”不准别人革命！
正是因为这样，肖洛霍夫不仅受到赫鲁晓夫及其继承者的恩宠，而且同时受到了西方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奖赏。
事实证明，并不是被苏联人民称之为“西方的工具”的诺贝尔文学奖金改变了性质，而是肖洛霍夫已经彻底地撕下了自己的遮羞布，变成了赤裸裸的“西方的工具”。反动的资产阶级终于找到了一个比帕斯捷尔纳克更加有用的“东方叛徒”。
可以告诉肖洛霍夫以及肖洛霍夫所代表的一小撮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家们：且慢得意，且慢神气吧！既然你们已经公开地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你们就必将遭到苏联人民及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的唾弃。历史的车轮将无情地碾碎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事业，必将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也必将在战斗中蓬勃发展，而且永远成为鼓舞人们起而斗争的战鼓和号角！注：①萨特向瑞典新闻界发表的声明，载法国《世界报》一九六四
年十月二十四日。
②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致肖洛霍夫的贺电。
③《纽约时报》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七日。
④罗伯特·J·克莱门茨：《诺贝尔文学奖金是政治性的吗？》
⑤《永别了，父亲！》，载苏联《真理报》一九五三年三月八日。
⑥在维申斯卡亚镇欢迎赫鲁晓夫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见一九五九
年九月一日苏联《文学报》：《赫鲁晓夫在肖洛霍夫家里作客》。
⑦⑩《和捷克〈红色权利报〉记者的谈话》，载苏联《文学报》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
⑧《随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向格鲁吉亚的新闻记者发表的声
明》，载苏联《文学报》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
⑨《光荣地为人民服务——在欧洲作家会议上的发言》，载苏联
《文学报》一九六三年八月六日。
〔原载《文艺报》一九六六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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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人的命运》
——现代修正主义文艺黑旗
齐学东 郑机兵
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命运》（旧译《一个人的遭遇》）在一九五六年发表后，现代修正主义宣传机器大忙而特忙。苏联《文学报》专论吹捧小说主人公的性格为“俄罗斯性格”。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处的报告盛赞“肖洛霍夫把英勇、刚毅、自豪和灵魂美刻划为苏联人性格的自然流露”，并且声明这本小说在苏联文学史上具有“原则意义”。接着，什么开辟了“新阶段”，打开了“新篇章”……，调子越吹越高，以后竟把小说主人公捧为“全世界千百万人的高尚道德的典范”。
不仅如此，赫鲁晓夫还曾亲自出马，大吹肖洛霍夫为“杰出的艺术家、天才的大师”，并忙着为他做生日，挂勋章，发奖金，带往美国访问，擢升中央委员。苏共新领导上台后，不甘落后，忙着为他庆祝六十大寿，发行印有肖洛霍夫人头象的纪念邮票。
西方资产阶级与之遥相呼应。根据《一个人的命运》改编的电影，仅在三年之内，英国就有一千二百家影院上映，法国有两千家影院上映。一九六五年，他们又重金犒赏，赐与作者以诺贝尔文学奖金。
为什么这本小说受到现代修正主义者与西方资产阶级如此喝采？因为它是苏共二十大之后贩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一部代表作。它首开先例，在苏联文坛上树起了一面反对革命战争的现代修正主义文艺黑旗。 贩卖和平主义 反对革命战争
小说作者通过索科洛夫的“悲剧”历程，以“一个人的命运”作为整个人类命运的缩影，诅咒革命战争，贩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
反法西斯战争开始前，作者给索科洛夫摆设了一个和平幸福的环境，甜蜜温柔的家庭。索科洛夫的老婆伊林娜是“天下没有比她更漂亮更称心的”女人。生了三个孩子以后，“他跟同志不再来往了”，完全躲入市侩生活的避风港。积蓄了一些钱，他就买羊，造房子，造储藏室，置坛坛罐罐。造好了这个“安乐窝”，他就志得意满地宣称：“人生在世，还需要什么呢？”
老婆、孩子、衣、食、住，这就是索科洛夫至高无上的“幸福生活”的全部内容。小家庭幸福就是一切，个人幸福高于一切！
在肖洛霍夫看来，只要没有人来干扰他的主人公这个蜗牛壳里的“幸福生活”，这就是人生最大的乐趣，管他什么国内外敌人的捣乱与破坏，管他什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人民的痛苦。和平就是幸福！
我们从索科洛夫的精神世界里看不到丝毫高尚理想的影子，有的只是市侩性格与市侩哲学。作者绘制这个市侩生活的画面，并不是为了揭露和批判，而是把市侩生活理想加以美化，宣扬个人幸福至上与和平才有幸福的思想，以腐蚀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并为全篇反对革命战争作伏笔。
瞧！反法西斯战争爆发了。肖洛霍夫以无限同情的笔触，花了大量的笔墨把伊林娜描写成闻战色变的歇斯底里症患者。车站送别时，她疯疯癫癫，哭哭啼啼，嘴唇象白纸，眼睛红肿、暗淡而无光。指挥员宣布上车，她始而扑在索科洛夫的胸上，继而双手紧紧地勾住索科洛夫的脖子，“浑身哆嗦”，一字一泪地说：“我的……亲人……安德留沙……我们……今世……再也……不能见……见面啦！……”这里，作者企图告诉人们是反法西斯战争破坏了索科洛夫一家的“和平幸福”生活，造成了人间生离。因而直接定下了否定反法西斯战争的反动基调。
随着情节的开展，作者用渲染对比的手法，编制了一幅战争就是灾难的“人类幸福毁灭图”。作品告诉人们：反法西斯战争是以索科洛夫小家庭个人幸福全部毁灭而告终的。一颗炸弹落在索科洛夫的屋子上，美人、女儿、山羊、走廊，统统荡然无存，遗留给他的是深坑、杂草和墓地般的悲凉。虽然作者让索科洛夫的儿子死里逃生，上了战场，成为大尉连长，获得许多勋章、奖章，他还有最后的“欢乐和希望”：还可以为“天才的儿子”娶个伊林娜式的媳妇，重新经营个“家”。但是，作者又把这个“天才的儿子”安排在五月九号，即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的早晨，“被一个德国狙击兵打死了！”这里，与其说是写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倒不如说是写苏联人民“埋葬了自己最后的欢乐和希望”。
此后，作者疯狂地夸大反法西斯战争给主人公带来的心理创伤，突出地描写他那“仿佛沉浸在极度悲痛中的、充满了绝望的忧郁”的眼睛，捏造令人毛骨悚然的“人鬼相会”的梦境：每天晚上，可怕的铁丝网，隔开了索科洛夫和他的老婆孩子，面面相觑，当他要去推开铁丝网时，那鬼魂又倏然消逝了。醒来，他就歇斯底里地号啕大哭起来，如此等等。这样，作者就暗示给读者，革命战争，虽胜犹败，它给人们带来的无非是生命财产的毁灭以及心灵的创伤。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告诉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和平，也有各种各样的战争，革命人民要求有利于革命的和平，同时也坚决赞成、支持并进行革命的战争，而进行革命战争，正是准备着永远消灭战争的条件。肖洛霍夫描绘“和平就是幸福”于前，控诉“战争就是毁灭”于后，前呼后应，把战争与和平绝对对立起来，把战争与个人幸福绝对对立起来，乞求屈辱的和平，反对革命的战争。不难看出，这正是赫鲁晓夫“战争就是死亡”，和平才能使“生活美好”的和平主义政治口号的拙劣图解。 兜售活命哲学 美化叛徒懦夫
既然索科洛夫满脑子“和平就是幸福”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思想，那末，一旦战争逼临到头上，三十六计，活命第一，只要能保住脑袋，将来还可以重温旧梦，所以什么奴才、叛徒、走狗都可以当；平时个人幸福第一，小家庭第一，战时必定是保命第一，投降第一。这就是索科洛夫的生活逻辑和性格逻辑的必然发展。
在战场上，索科洛夫的汽车被打翻了，他只受了点轻伤，但他面对敌人，不敢斗争，不敢反抗。敌人从他的身边走过，他吓得只敢“用眼角朝他们望望”；敌人走近他时，他唯一的考虑是：“嗐，我的末日到啦”，“他马上要向我来上一梭子了，可是会打在哪儿呢？打在脑袋里，还是胸膛上？”敌人都“平静地走开了”，无人监押，他却自动地“开步向西方走去，去当俘虏！”
在俘虏营里，索科洛夫听到敌人“娘天娘地地乱骂”，“反而感到很舒服”，“仿佛从家乡吹来一阵微风”；逢到敌人“拳打脚踢”，他就把脑袋“习惯成自然地缩在肩膀里”。警卫队长要亲自处决他，他唯一想到的是：“安德烈·索科洛夫，集中营的三百三十号，这下你可苦到头了！”他见到法西斯凶手，马上“双手贴住裤子缝，碰响磨坏的靴跟，大声报告说：‘警卫队长，战俘安德烈·索科洛夫遵命来到。’”俯首贴耳，如此忠顺！敌人嘲弄他说：“临死前干一杯吧，俄国佬，为了德国军队的胜利。”他膝盖发软，曲意阿从，“为自己的死亡和摆脱痛苦而干杯”。敌人把他耍够了以后说：“今天我们英勇的军队……完全占领了斯大林格勒，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大喜事，因此，我特别宽大，送你一条命。”并且布施给他一块面包和一点咸肉。他不敢扔掉敌人的施舍以维护一个俄罗斯人的尊严，而是“使劲挟住面包”，“拿了咸肉”，拔腿就跑，待到他“踉踉跄跄地”回到营棚里，早已吓得魂飞天外，“就倒在水泥地上失去了知觉。”苏醒过来，还得意洋洋地主张把面包和咸肉“大家平分”。只为了保住一条命，以敌人的布施为“恩荣”，什么民族气节，早抛到九霄云外了。
更有甚于此者，索科洛夫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法西斯走狗。一九四四年，苏联红军大反攻的一年，希特勒匪徒在战俘中搜罗炮灰，法西斯军官说：“谁在部队里或者战前当过司机的，向前一步走。”他“就向前跨了一步”，从此就为法西斯少校开汽车，“去修防御工事”，抵抗苏军向柏林进军，赤裸裸地干着背叛祖国的勾当。
就是这样一个懦夫、怕死鬼、叛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评论家却吹嘘他具有“英勇、刚毅、自豪和灵魂美”。作者还让索科洛夫自我鉴定为有“俄国人的骨气”，还给他涂脂抹粉，披上“英雄”的外衣：他不仅掐死过叛徒，而且还从俘虏营里两次逃跑，第二次逃跑，还绑回了法西斯少校。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我们的革命者、共产党员亲手处决了一些叛徒，这是英雄之举。但是，索科洛夫这样一个懦夫、怕死鬼、叛徒，竟能做出掐死叛徒的“英雄行为”吗？这完全是违背生活逻辑的主观虚构！作者制造这个虚假的情节，除了给叛徒头上加光圈之外，他还要进一步把胆小鬼同共产党员加以对比，说明共产党员不如胆小鬼，胆小鬼胜于共产党员。你看，作品里写俘虏群里一半是共产党员，就没有一个敢出来同叛徒斗争。其中唯一的被精心描写的党员，还称呼叛徒为“同志”，苦苦哀求叛徒不要出卖自己。肖洛霍夫妄想这样“一箭双雕”，既美化了胆小鬼，又丑化了共产党员，可见其用心之刻毒。
索科洛夫为什么逃跑？无非是保命第一的思想。降而能活命，则降；降而不能活命，则逃。一切是为了“活命”。他之所以把德寇少校绑回苏军阵地，也无非是因为没有这样一个“保驾”，就通不过德寇的封锁线，又是“逃而不能活命”。降也好，逃也好，奴颜婢膝也好，铤而走险也好，万变不离其“活命哲学”之宗。
够了，即使把索科洛夫通体搜遍，除了叛徒灵魂，就是活命哲学，哪里有一点英雄的影子呢？
那末，作品是不是就没提到过一个英雄人物呢？不，前面提到的索科洛夫的儿子就是一个自愿参军、屡树军功的英雄指挥员，他获得过不少勋章和奖章。小说写道：他本来还可以娶个媳妇，生儿育女，幸福地生活下来，但是，他年纪轻轻就被打死了。英雄的下场竟是如此悲惨！而索科洛夫虽然贪生怕死、被俘降敌，但是，谢天谢地，他毕竟活下来了。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生死观。当然，革命文艺作品可以写英雄人物的为国捐躯，也可以写懦夫叛徒的苟全生命。问题在于如何写，站在什么立场上去写。肖洛霍夫从投降主义的立场出发，既然把叛徒作为英雄人物来歌颂，肯定贪生怕死的投降道路，那就必然否定这个屡树军功的大尉为国捐躯的意义。一手肯定叛徒生，一手否定英雄死。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
卫国战争中，英勇的苏联人民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以及世界人民的支持下，彻底粉碎了希特勒匪徒的侵略，捍卫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支援了东欧各国人民的解放，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肖洛霍夫竟肯定投降变节的叛徒，否定为国牺牲的英雄，这是对苏联广大劳动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对苏联红军的莫大污辱！
反法西斯战争之后，索科洛夫一方面怀着“悲怆”、“忧郁”的感情，日夜诅咒着战争；另一方面却以“人道”的心肠抚育战争孤儿凡尼亚长大。作品写他如何给凡尼亚吃好、穿好，而且为了“不要伤害孩子的心灵”，还让他冒充凡尼亚的死于法西斯炮火下的父亲，不让孩子知道法西斯的杀父之仇，不让孩子知道法西斯侵略了他的祖国。作者通过这个情节，意味深长地提出了一个如何消灭战争的问题。它说明：只要象索科洛夫爱凡尼亚那样，把阶级仇恨、法西斯的残暴、战争的观念一古脑儿从人的头脑里消灭掉，人道主义，代代相传，和平主义，代代相传，就可以“化剑为犁”，天下太平了。不，决不是这样！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要消灭战争，首先要消灭帝国主义制度。儿童是世界未来的主人，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因此，必须教育他们牢记血泪仇，不忘阶级恨；必须教育他们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什么是正义战争，什么是非正义战争；要培养他们敢于用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的勇气，敢于为打败帝国主义而作出一切牺牲的决心。不是和平主义代代相传，而是革命精神代代相传，不是人道主义代代相传，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代代相传，这才是彻底消灭战争之路。肖洛霍夫指出的消灭战争之路是一条投降主义道路。它暴露了现代修正主义者不仅自己实行和平主义、投降主义，甚至要腐蚀儿童，把下一代推入和平主义、投降主义的黑暗深渊。 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新路线”
综观小说《一个人的命运》，我们一点儿也看不到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雄主义面貌，一点儿也听不到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高亢的战斗歌声，有的只是索科洛夫的家庭毁灭以及他的“痛苦”、“辛酸”和“眼泪”。作品通过索科洛夫“一个人”的命运，把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诽谤为构成人间“悲剧”的一场大浩劫，它恶毒地诅咒正义战争，贩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黑货；鼓吹投降比斗争好，和平高于一切，活命高于一切。
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是从属于一定的政治的、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帝国主义即将走向全面崩溃的时代。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间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决战。以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为政治代表的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害怕革命，害怕战争，害怕丧失他们既得的经济利益和统治地位。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就要实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媚美、亲美、联美的投降主义路线。《一个人的命运》鼓吹和平高于一切，活命高于一切，美化懦夫叛徒，正是赫鲁晓夫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在文艺上的反映。因此，它是对内服务于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对外效忠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麻醉广大劳动人民革命意志的反革命作品。
这样一本反革命作品上市以来，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评论家居然把它作为一面旗帜高高擎起，说它响起了“新调子”，开辟了“新时代”，说它“拟定了一条从思想上、艺术上处理战争题材的新路线。”
现代修正主义的作家、艺术家们更一批一批地拜倒在这面黑旗下，竞相仿效，写出了不少宣扬和平主义、诋毁苏联卫国战争的作品，什么《生者与死者》、《一寸土》、《第三颗信号弹》、《克利契托夫卡车站上的一件事》、《士兵之歌》、《焦尔金游地狱》、《给初生者以和平》等等，谬种流传，贻害无穷。
《一个人的命运》这面黑旗究竟体现了一条什么样的“新路线”呢？这就是根据苏共二十大的现代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观察和表现战争，完全抹煞革命战争的阶级性质，疯狂地歪曲、诬蔑和反对革命战争。
既然肖洛霍夫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出发，抹煞战争的阶级性，认为战争“不人道”，反对战争，就必然在作品中渲染战争恐怖，宣扬战争毁灭一切。《一个人的命运》把革命战争歪曲为一次空前的大浩劫、大毁灭。它把这场战争的矛盾，即苏联人民与法西斯之间的阶级矛盾歪曲为人和战争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人民只有一个结局——毁灭，这不仅是物质上的毁灭，而且是精神上的毁灭。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必须以阶级分析的观点对待战争问题，明确区分战争的正义性质
与非正义性质，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因此，宣扬“战争毁灭论”，还是宣传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革命战争万能论”，这是决定战争题材文艺阶级性质的根本问题。
毛主席说：“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又说：“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枪杆子“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因此，革命作品必须如实地表现革命战争如何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如何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统治压迫，如何使劳动人民砸碎颈上的锁链，获得整个世界，如何迅速提高人民的阶级觉悟，锻炼人民的革命意志和团结精神。总之，“革命战争万能论”是战争题材革命作品的灵魂。
当然，并不是说我们的作品不可以表现战争中的牺牲和破坏，而是必须表现以战争的正义性质和人民的革命热情为基础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在革命战争中，英雄的人民必然从牺牲和破坏的浓烟中，看见胜利的曙光，从而激起更大的力量、勇气与决心。即使某个部分遭到牺牲，但反动派杀人愈多，革命的力量就愈大、反动派愈接近于灭亡。只要哪里有人民的革命战争，哪里就有人民的解放，人民的欢笑，哪里就有反革命的失败，反革命的啜泣。因此革命文艺作品必须用鲜明生动的形象来体现“革命战争万能论”的无比威力，革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既然肖洛霍夫抹煞战争的阶级性，宣扬“战争毁灭论”，就必然在作品中把战争与个人幸福绝对对立起来。现代修正主义者认为：“核剑”之下，人人自危，普天之下，只剩下一个“共同活命或共同毁灭”的矛盾了。于是在作品中就必然歌颂懦夫叛徒。从《一个人的命运》这一小说中根本看不到苏军有任何政治工作，主人公被迫走上战场，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打仗，根本不知道敌人是谁，更谈不上对敌人的恨。只是迫于炮火的残酷，不得不野兽般地格斗一阵。竭力证明叛徒怕死的合理性，歌颂叛国行为，竭力辩护投降有理，怕死有理，投降光荣，怕死光荣。
由此可见，《一个人的命运》所开辟的“新路线”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现代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文艺路线。这条文艺路线是为现代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也就是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服务的。因此，我们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战争题材作品上的分歧，不仅是文艺问题，而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帝的根本问题。
面对着美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在各国人民头上的今天，是教育人民敢于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呢？还是欺骗和恐吓人民实行和平主义、投降主义去乞求屈辱的“和平”呢？是用人民战争的最强音去激发人民的革命意志、推翻吃人的帝国主义剥削制度呢？还是用“和平”的靡靡之音去安慰和麻醉怒气冲天的革命群众、延长帝国主义的寿命呢？这是当前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也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文艺路线针锋相对地提出来的重大问题。“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谁也无法阻挡全世界人民的反帝怒潮！现代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文艺路线必然遭到破产的命运。
让世界人民革命战争的隆隆风雷淹没现代修正主义《一个人的命运》的悲鸣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象索科洛夫一样去哭泣自己的“命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