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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站在阶级斗争的高度看问题
对于干部队伍中的种种思想问题，经济领域内的两条道路斗争，不作阶级分析，不提到阶级斗争的“纲”上来认真解决，这都是我们县委不突出政治的表现。
这些年来，我们县在改造自然面貌，改变生产条件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和其它先进地区相比，前进的步子不快，全县二十五万亩耕地中，真正达到旱涝保收的农田只占三分之一，不少低产地，尚待继续改造。粮食产量尽管有增长，但平均每年只递增百分之三点三。只是慢步前进，不能跃进。十七年过去了，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没有摆脱。
县委采取回头看、查病根，向前看、照镜子的办法，自上而下进行了一次群众性的总结和检查，经过反复讨论，一致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县委指导思想上突出政治不够，没有真正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站得不高，看得不远。县委没有抓革命来促生产。总之是县委领导思想跟不上形势，不能不断地正确分析新情况下阶级斗争的动向和形势。
前几年，我们对阶级斗争的认识是不深刻的。一说阶级斗争，就是地富反坏，就是这些人的反攻倒算，就是正面的政治斗争。当然明确认识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们对阶级斗争的看法有些简单化，没有看到它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更没有认识到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我们也认识到社会上有阶级斗争。可是，认识并不清楚，对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抓得不狠，抓得不准。如在意识形态上，这几年来，县、社干部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怕艰苦，怕负责，怕出错误；基层干部中也有一部分人怕麻烦，怕惹人，怕吃亏，工作消极。这些思想，实质上都是“我”字当头，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这些东西束缚着人们的头脑，限制着人们的行动。这是我们改造思想的大敌。对这些问题，县委有一个时期没有提到阶级斗争的“纲”上来认真解决。
在经济领域内，在积累和分配问题上，主张增产多少分多少，不在增产的条件下，适当扩大公共积累。在发展副业生产上，不积极发展集体副业。有的队的副业明是集体，暗是个人；有的地方竟然放假搞副业。在劳动管理上，也有一些生产队实行高工分、高补助（粮）、高补贴（钱）的办法，用物质刺激来鼓励群众生产。这些都说明我们这里确实是存在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但是，由于我们认识水平不高，或者被现象所迷惑，只是就事论事。例如在解决积累和分配问题上，我们不是对群众充分进行国家、集体和个人兼顾的政策教育，而是采取几条原则来“卡”下面，简单从事。类似的问题不少，我们没有进行阶级分析，多半当作单纯的经济问题，便马虎处理放过去了。
这几年来，在我们思想上总认为：只要生产上去了，就可以“一好百好”。县委的同志蹲点，只搞生产样板，没有政治样板；布置政治工作虽然也强调毛泽东思想挂帅，却提不出什么具体内容；强调大学毛主席著作，自己却没有走在前面，甚至还落在一般干部后面。有的人批评县委是生产具体化，政治抽象化。这个批评一针见血，是正确的。
忽视政治的倾向，还表现在县委对各种行政事务包揽过多，把大部精力都纠缠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这样做，往往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这充分表现我们头脑不清，方向不明。
县委对党的建设更少研究。经常是一揽子会，念“一本经”（即生产），召开党的会议，也是谈生产多，谈政治少。有些基层组织，长期不过组织生活，不开展党内斗争，甚至有的地方十几年来都不发展一个党员，严重地影响党组织战斗力的发挥。
经过这次初步检查，我们深深认识到：一个县委是否突出政治，是否以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指导思想领导生产，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一个方向性路线性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县委领导的世界观问题。毛主席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我们还没有彻底完成这个转变，这就是我们落后的根本原因。
症结找到了，今后怎么办？县委认为必须“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痛下决心，迎头赶上。大家讨论的结果是：首先继续大抓思想革命化。只有思想革命化，才会有工作的革命化；只有县委领导革命化，才会有公社、大队以及群众的革命化；只有认识上的飞跃，才能有工作的跃进。
山西交城县委书记 刘本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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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学会阶级分析的方法
政治，就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用这样的观点来观察事物，分析问题，揭露矛盾，处理工作，一切以无产阶级利益为准绳，时刻不忘兴无灭资的斗争，就是突出政治。交城和张家川两个县委同志的亲身体验，具体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阶级斗争具体表现在哪里？这两个县的领导同志，有一个时期认识是比较模糊的。阶级斗争抓不住，工作中就无法突出政治。他们对生产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以前没有进行阶级分析，而是简单地就生产抓生产，结果，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于个别社队一时出现的歪风邪气，生产上不去，他们没有发现阶级敌人在煽风点火，只是试图以生活上的照顾去稳定群众生产情绪，结果，生产还是上不去。所有这些事例，都说明了看不到阶级斗争，工作中就抓不到“纲”。
交城和张家川两县的同志，通过自己的实践，认识逐步提高了。他们说，过去站得不高，看得不远，现在用“回头看，查病根”的办法，经过总结工作，开始能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许多事就看得一清二楚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问题就比较顺利地解决了。
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于县委怎样突出政治，怎样抓革命促生产，看得有些玄妙，对于革命和生产，总联系不起来。交城和张家川县委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只要学会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剖各种问题，分析种种矛盾，就能看到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在本地区、在本部门内阶级斗争的具体内容和具体表现，突出政治就不再是什么玄妙的事，而是可以抓得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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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决不是“远水不解近渴”
说抓政治是“远水不解近渴”的同志，也许是想把生产尽快地搞上去；但实践证明，不抓政治，单纯就生产论生产，生产是搞不上去的。
一九六○年以来，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连续发生自然灾害，加上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造成农业减产，群众生活有一定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抓政治，抓人的思想，促使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呢？当然应当是这样。这个时候，在一些干部中间，流传着抓政治是“远水不解近渴”的论调，说什么“抓政治是走远路，抓生产是走捷径”。还有一种“粮食会说话”的论调，说什么“管它政治不政治，反正有粮食腰杆子就硬了，就能在人前说起话了”。县委对这些论调，当时没有正确的认识，甚至从思想上也默认了。因此，布置工作时，口头上说的是政治挂帅，以政治促生产，在实际工作中却是本末倒置，对生产抓的多，抓的具体，对政治抓的少，抓的不力，任务紧了，干脆是以生产代政治。
当然，认为抓政治是“远水不解近渴”的同志，也许是想把农业生产尽快地搞上去。但是，这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不抓政治，只抓生产，生产是不能真正搞上去的。马鹿公社是一个土壤肥沃的好地方，原来属陕西陇县，一九六三年划归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灾后恢复得很慢，一些人要求把这个公社仍然划归陕西。当时，县委看不到这中间有着严重复杂的阶级斗争，单纯地从生活上进行照顾，以为这样做就可以稳定生产情绪。可是，生产还是搞不上去。一九六四年春天，县委在马鹿公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弄清了当时生产上不去，所谓要求划归陕西的事，是坏分子乘暂时困难之机，煽动一些人搞起来的。县委把这个问题提高到阶级斗争上来认识，发动群众对坏分子进行斗争，打击了歪风邪气，群众生产情绪空前高涨，这两年农业生产连续获得大丰收。
又如在对待后进队的问题上，有一个时期，县委有这样的想法：多给一些物质支援，生产面貌就会转变得快一些。事实上越是国家支援，后进队越是依赖国家，甚至有些干部一遇到困难，就直接跑到县委要粮要钱。结果，在全县三百多个后进队中，许多队长期没有转变。一九六五年春，县委专门研究了如何改变后进队的问题，认识到光用物质支援是不行的，必须先抓政治，用无产阶级的政治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县委派出干部对后进队进行了摸底，发现有些队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况很复杂；有些干部群众热中于“小自由”；有些队领导软弱无力；阶级敌人企图篡夺领导权。针对这种情况，县委发动群众，抓紧进行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依靠贫下中农充实和加强了基层组织。在这个基础上，组织群众普遍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大寨人民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这样，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精神大振。事实证明，抓政治并不是“远水不解近渴”，而是很解决问题。一九六五年，在全县三百多个后进队中，就有二百多个改变了面貌，社员提高了阶级觉悟，有的成为先进队。
甘肃张家川回族 自治县县委书记 霍居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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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语录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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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能“富”了生活 “穷”了思想
西梁大队这两年棉花为什么减产？回答是：没有突出政治。
有人说，生产落后时，需要突出政治，生产先进了，突出政治便无多大意义；有人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搞集体经济生产，这本身就是政治，所以，生产好就是政治好。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山西翼城县西梁大队的实际回答说：不是！
病根子在哪里
西梁生产大队，十几年以前就是我省出了名的棉花高产单位。可是，最近两年和一九六三年比较，单位亩产量却分别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和百分之三十五。
为什么呢？是因为天灾吗？天灾是一个原因。一九六四年涝，一九六五年旱。但是，前八年也不是年年风调雨顺啊！
是物质基础薄弱，生产条件差吗？不是，西梁的物力、畜力、土地，在晋南来说，也都是比较好的。
是人们种棉花的技术低、经验少吗？也不是。西梁的植棉技术和植棉经验，在全省是早已出了名的。
那末，究竟是什么呢？病根子就出在没有突出政治上。大队党支部书记吴春安说：“我们这几年，就是有点灵魂出壳，生命离线。”
基于这种认识，西梁大队党支部便从“棉花为啥减产”这个问题入手，组织全体干部和党员，对突出政治的问题，进行了大讨论。
为什么看不到阶级斗争
一九六三年以前，西梁的生产连续增长，社员生活不断提高，这种繁荣景象，使得许多人思想模糊起来。他们觉得在西梁“找不到阶级斗争了”，眼睛里只剩下了棉花、牲畜、技术、机器……可是，你眼睛里没有看到的东西，并不等于它不存在。在这次大讨论中，大家学习毛主席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对照本队的实际情况，才认识到在生产搞得好的队，在社员生活比较富裕的队，阶级斗争也毫不例外地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依然相当激烈。
被打倒的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有的明争，有的暗斗，有的直接破坏生产；有的来“软”的一手，给干部赠送“礼物”，假献殷勤，企图把干部拉过去。
在干部和社员中，有的人光想发展家庭副业，对发展集体经济不积极；有的人光顾眼前生活好，集体收获的东西，总想分净分光；有的干部本位主义严重，有的志短手长。
由此，大家得出结论说：这几年我们是“富了生活，穷了思想。”人们的头脑里，无产阶级的政治“穷”了，集体经济的生产便会向“穷”转化。这正是西梁大队这两年来棉花大幅度减产的根本原因。
最根本的是要懂政治
西梁大队这两年来棉花减产，有没有技术措施上的原因呢？有。虽然这里干部社员种棉花的技术都比较高，但因不少人“富了生活、穷了思想”，有好技术也不往出使。因此，耕作水平降低了，一些地块由精耕细作变成了粗耕粗作了。棉花的“四留五打”，过去是一着不漏，适时认真，这两年却是马马虎虎，丢三拉四。结果，伏前桃普遍减少百分之三十，落蕾率却普遍增多百分之十。说起学习技术，这里的人们过去是背上干粮，三百里、五百里去拜师访友取经。这两年人们满足于“肚儿圆”，对学技术便冷淡了。女社员武爱平，过去党支部注重给她讲政治，讲种棉花和闹革命的关系，她就站得高看得远，不怕苦，不怕累，成为全队妇女中最好的棉花技术员。这两年她家生活过富了，党支部不再对她讲政治，她也不再积极钻研技术了。社员王兰英检讨说：“我过去管理棉花是早出晚归，不觉苦不觉累。现在肚里饱了，身上暖了，家里有存粮，银行有存款，思想上怕苦了，有技术也使不上劲了。”
从这些事实中，党支部进一步明确了：种庄稼啥学问都得懂，要懂政治，要懂技术，但最根本的是要懂政治。不懂政治，技术再好，也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记住历史的经验
大家回顾了土地改革以后的互助合作运动。当时，有的人要走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党支部及时组织大家批判了这种思想，狠抓两条道路的斗争，才提高了大家的社会主义觉悟，带领大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生产获得了很大发展。
大家还回顾了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连续遭受自然灾害的三年。这期间，党支部坚定不移地向群众进行了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及时克服了一部分人在困难时期出现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因此，这三年尽管天灾重，但人心齐，棉花亩产量仍保持在一百四十斤左右。
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又连续向社员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一九六三年获得了棉花亩产的历史最高纪录，粮食、林业、牧畜业、副业也有了很大发展。
近二年，忽视政治，生产就溜了下坡！
这一连串的回忆，使大家更深刻地认识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什么时候忘记了阶级斗争，不抓革命，什么时候生产必然要下降。因此，今后一定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以政治统帅生产，以阶级斗争统帅生产斗争，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摆到党支部议事日程上来，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不断提高全体干部、社员为革命种田的自觉性，生产越富，越要革命。
王云山 李时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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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星大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道路
他们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主要依靠自己的积累，用本省生产的农业机械，在占用劳力最多、影响农业高产的主要生产环节上实行机械化。一年之内，农副业总收入成倍增加，并且可以基本上把机器投资收回来。这是从农村实际情况出发实现机械化的道路
本报武汉八日电 办个什么样的农业机械化，既符合社、队急切需要，又是社队可以办到的？湖北省有关领导部门在孝感县卧龙公社金星大队通过去年一年的试验得到明确的答案：要在占用劳力最多、影响农业高产的主要生产环节上实行机械化，就能达到增产增收；实行这种标准的机械化，不管富队、穷队，都能主要依靠自己的积累在比较短的期间内办到。
金星大队有一千四百亩水田，五百多亩旱地，一九六五年与一九六四年相比，粮食增产百分之六十，农副业总产值增长一倍多，全大队每人平均收入增加一倍多。这一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巨大的飞跃呢？社员们说：这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促进了人的革命化加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
金星大队地处平原，土地集中，水源条件好，土质也不差，平均每个劳力（包括半劳力）只负担二亩七分地，主要种双季稻。合作化时期，这里生产有很大变化，公社化以后生产又有一个飞跃，粮食单产比合作化时期提高很多。但是，公社化以后这几年，正常年景，粮食产量也就老在七百至八百斤上下打转转。一九六四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金星大队的社员觉悟大大提高，迫切要求扩大复种面积，大搞科学种田，提高粮食产量；开展多种经营，努力发展副业，增加现金收入。但是，要做到这些，劳力感到很紧张。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湖北省有关领导机关在这里用本省生产的农业机械办了农业机械化试点，采取国家贷款和自筹资金的办法，先后购进了两台手扶拖拉机、二台脱粒机、四台滚筒脱粒机、八台电动机、八台水泵和一些粮棉油加工机械。
金星大队配备的这些机械，主要是针对占用劳力最多的农活，在抢季节劳力最紧张的环节实行机械化。这些机械的配备，就使这个大队在耕田方面实现了部分机械化，在抗旱、排渍、脱粒、米、面、棉、油加工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群众说：我们实行的机械化是个低标准。机器虽然不多，但却达到了一个目的：大量节省劳力。原来一头牛和一个人，八小时只能犁一亩水田，现在一台手扶拖拉机由一个人操作，八小时至少可犁九亩水田；这个队地势较低，容易受渍；晴不几天，就要动手抗旱，以往全大队每年用于排渍、抗旱的车水工，要占全年投工数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去年又遇上了抗旱、排渍，但由于有了电动排灌站，用工量只在千分之二。过去这里的妇女每年都要花很多的时间在家里磨面，舂米，不能出工，现在有了米、面加工机械，每个女社员全年一般都要多出八十至一百多个工。据初步计算，去年这个大队总共节省出四万一千多个工，相当于去年全大队总投工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节省的劳力解决了生产队发展生产上的许多问题，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去年早稻和晚稻普遍都扯了两道草，少数田还扯了三道草。晚稻复种面积达到百分之九十五，插秧较过去提前十天结束，块块田都抢住了季节，并做到了合理密植，水稻单产比一九六四年提高百分之五十以上。去年全大队试种了二百五十亩棉花，种得好、管得细，施过五次肥，除过七次草，治过七次虫，整枝打杈都跟上了季节，获得棉花大丰收，平均亩产皮棉一百三十多斤。此外，各生产队又组织专人从事养猪、养蚕、养鸭、烧窑等常年和季节性的副业生产，副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
有了这样一个低标准的农业机械化，要想确保稳产高产，增产增收，还要具备些什么条件呢？从金星大队去年的情况看，首先要努力改善水利排灌条件，使排灌机械能把水抽得起来，排得出去；大搞积肥造肥，保证各项农作物有足够的肥料；不断改良土壤，增长地力；推广良种，大搞科学种田。其次，做到机械尽量成套添置，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并举，也就是说，在耕田、脱粒、抽水、加工四个环节，一起配上机械（自流灌溉的地方，抽水机械就可以少要或不要），各生产队也适当添置一些象板车一类的半机械化工具。第三是，人力、畜力、机械的使用要很好地结合起来，不能因为有了机械产生依赖思想，要充分发挥人力、畜力的作用。
机器少，更要管得好用得好。金星大队是采取大队统一管理、统一使用的办法。他们集中少数人管理机器，开机器就集中，不开机器就回队参加农业生产。这样，在人员上可以一专多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工作潜力；机器和维修工具，可以综合利用，充分发挥它们的效率；资金可以做到统一使用，把资金用在刀刃上。真正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使用时，大队根据各生产队的劳力、耕牛和作物茬口的情况，统一安排机器作业的时间和顺序，使各生产队能很好地把耕牛、人力充分使用起来，发挥生产上的主动精神。
金星大队过去是个穷队，他们办机械，在一年内实现了这个低标准的机械化的事实，解决了他们实现机械化是高不可攀的思想。过去有些人一提办机械，动不动就要大型拖拉机，大型电动排灌站，要求一下子在各方面都用上机器。这种“贪大求洋”的思想，使得一些人把办机械看得很神秘，认为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也不是生产队办得起来的，甚至使许多年老的社员感到不是他们这一辈子的事，因此把希望寄托在国家办机械站上。现在，金星大队的同志们认识到这种想法脱离实际：一是国家一时拿不出那么多大型机械，有些大型机械也不一定在生产队能发挥最大效率；二是买大型机械不是短时间的积累能办到的；三是办机械的经验要慢慢摸索，一下子办很多机械，技术、管理跟不上，成本一定高，生产队负担不起，很可能增产不增收，显示不出机械化的优越性。因此，生产大队办机械，必须从本队的实际需要、经济条件、使用技术、管理水平出发，达到腾出劳力，大搞科学种田，实行精耕细作，开展多种经营和发展副业。
金星大队现有的机械，属于国家投资作试验的部分约一万四千元，加上他们自己购买的部分，总值在三万五千多元（他们自己购买的有一套榨油设备价值一万多元，这套设备加工能力很大，一般大队可不购置）他们从一九六五年五月到今年二月的十个月内，利用机械搞粮、棉、油加工的纯收入共有一万一千多元，大约有一年的时间就可把国家投资部分全部收回，他们叫这为“以机养机”发展机械。另外，由于有了机械，节省了劳力，扩大了粮食复种面积，发展了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使全大队的农副业总收入较上一年增加一倍多。现在这个大队（包括各生产队）有公共积累四万多元，可以购买现有机械设备一整套。
金星大队办机械的事实证明，一般生产大队是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这个低标准的机械化的。具体办法，从试点情况看，一般是先办动力机械，解决排灌水的问题，接着利用动力发展加工机械，“以机养机”，然后再发展耕作机械和其他机械。这是从农村实际情况出发实现机械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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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帮驻比利时“大使馆参事”
郭有守宣布起义回到祖国
他发表声明叙述自己毅然返国的认识，希望台湾及海外同僚知友，认清大局，凛然起义归来。
新华社八日讯 台湾蒋介石集团驻比利时“大使馆参事”郭有守毅然脱离蒋帮，宣布起义，回到祖国。
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在他到京后，曾接见并设便宴招待他和他的家属。郭有守先生在抵达北京机场时，外交部西欧司司长谢黎、郭有守先生的夫人杨云慧以及他在京的友人胡子昂、刘开渠、杨公庶、谢树英、孙师毅、钱能欣等曾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八日讯 台湾蒋介石集团驻比利时“大使馆参事”郭有守在他回到祖国以后，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我怀着无限内疚但又万分兴奋的心情回到了亲爱的祖国怀抱。所以内疚系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自己因循、徘徊，爱国后人，所以兴奋系庆幸终于亲眼看到万象更新的祖国，并和阔别多年的家室、亲友团聚。
祖国统一富强系我之夙愿，所以苟安国外十余年，原图对祖国统一略尽棉薄，并幻望蒋帮悔悟，和平统一祖国。但目睹美帝国主义反华日益猖狂，蒋贼附敌变本加厉。而美帝国主义玩弄“两个中国”的阴谋，企图永远霸占我国的领土台湾，阻挠中国统一，其居心尤其险恶。深知欲图中国统一，唯有依靠全中国人民，坚决与美帝国主义搏斗，而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人民，完全有决心、有力量打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定要解放台湾，最后解救台湾同胞于水深火热。本人这次毅然返国即基于这种认识，不愿再因循自误，沦为民族的罪人。此举如能有助我台湾及海外同僚知友，认清大局，凛然起义归来，则不胜企望庆幸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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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人民悼念“四八”烈士
据新华社延安八日电 今天是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同志和黄齐生先生殉难二十周年纪念日。从四月五日以来，延安各界已有五千多人到延安革命烈士陵园悼念“四八”烈士。
许多人还到张思德同志墓前悼念这位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共产党员。张思德同志的墓是在去年迁入延安革命烈士陵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