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学述研究
吴晗同志继承了胡适的衣钵
张岗
提要 吴晗同志早年曾经推崇、追随胡适，并受了胡适极深的影响。至今吴晗同志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还是从胡适那里一脉传衍来的。无论是在宣扬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大捧帝王将相，还是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等方面，吴晗同志都是贩卖胡适的实用主义货色。
吴晗同志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中说，早些年他在中国公学曾受教于胡适门下，写过一篇论文，很得胡适的“赏识”。胡适离开中国公学以后，他感到“再念下去也无聊”了，于是考入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还是由于胡适的帮助，才得到一名工读生的机会，继续求学。吴晗同志确认不讳，受了胡适“极深的影响，治学钻到考据的牛角尖里去”。吴晗同志的这篇文章，叙述了他的过去，并且自称早已“愿意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了。可是，解放十六年来，吴晗同志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究竟改变了没有？他和胡适究竟划清了界限没有？回答是：没有。只要把吴晗同志和胡适的一些言论排列、对照一下，逐一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吴晗同志今天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正是贩卖的胡适实用主义货色。
下面我仅就吴晗同志三方面的错误观点，加以分析和批判。
抹煞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宣扬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
大家知道，在五四运动时期，胡适这个买办阶级的代言人，从美国把实用主义贩运到中国。他推销实用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胡适在其臭名昭著的《问题与主义》中说：阶级斗争学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一方面，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他声嘶力竭地污蔑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是“感情的冲动”，“五分钟的热度”。说“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并且一笔勾销了历史上农民革命斗争的伟大作用，毒骂黄巾、宋江、李自成、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农民起义为“流贼”、“匪乱”。反之，他对于剥削阶级“英雄人物”、“优秀人才”却赞扬备至，把他们的个人作用夸大到荒诞离奇的地步。他说，美国是由华盛顿缔造的，他“替历史开一新纪元，替天下后世的人种下无量幸福的种子”（《不朽》）。又说，明治维新时期由于伊藤博文等几十个人的努力，使一个小国寡民的日本“一跃而为世界三五大强国之一”（《信心与反省》）。
谁都知道，胡适的实用主义唯心史观和改良主义政治主张，在人民革命胜利面前，已经彻底破产了。但是吴晗同志在最近几年，居然又重新拣起这套破烂，也仿效胡适的腔调，大肆攻击阶级斗争学说，宣扬改良主义观点。他明目张胆的和毛泽东思想唱对台戏，把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一科学理论，篡改成为“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就是敢想敢说敢做的人们的历史”（《海瑞罢官》序）。所谓“敢想敢说敢做的人们”究竟指哪些阶级、哪些人？吴晗同志没有作直接解释，但是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则作了肯定而明确的回答，就是指着封建统治阶级、帝王将相。在吴晗同志看来，象秦皇、汉武、唐宗、康熙、乾隆以及“清官”海瑞、周忱之类帝王将相都是“敢想敢说敢做的人们”，是历史的主人，他们的改良措施决定着历史的发展。对于这些人，只能肯定，不能批判；只能歌颂，不能揭露。假如你不这样做，甚至在教材中强调了农民革命斗争，对帝王将相少写了一些，吴晗同志就危言耸听地说：“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历史几乎成为漆黑一团，灰溜溜的”，“我们的祖先全是坏人，我们都是坏人的子孙”。这真是奇谈怪论！难道历史的光明面不是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而是剥削阶级的残酷统治，我们的祖先不是劳动人民而是帝王将相？常以历史家自命的吴晗同志，竟然无视这一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故意颠倒黑白，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这与胡适的论调相比究竟有多少差别！
吴晗同志把帝王将相的改良措施看成是封建社会的一切，看成是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这就是宣扬了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在今天“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世界大革命形势下，宣扬改良主义，其结果必然是麻痹人民，瓦解革命，叫人民放弃反对帝国主义斗争，放弃社会主义革命。
追随胡适大捧帝王将相，充当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言人
为了散播实用主义唯心史观和提倡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胡适极力找寻中国历史上的证据，来为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歌功颂德。本来历史上一些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传记，已被封建文人用尽了阿谀、赞美言词，可是胡适仍不满意。他说：“因为没有一篇真能写生传神的传记，所以二千年中竟没有一个可叫人受敬崇拜感发兴起的大人物。”（《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所以他竭力鼓吹历史家们为这些“大人物”“纪实传真”，歌功颂德。并且“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工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同上）。
胡适虽然这样卖劲地鼓吹，并且也自诩为“传记热”，但是他从未写出一篇“大人物”传记，至多也不过在一些文章中零零碎碎地为他们赞扬了几句。那里料到，胡适的遗愿竟为吴晗同志所完成。吴晗同志近几年简直成了一名新的“传记热”，他在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短短的三四年内，一连气写了不下三十余篇论述历史人物方面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不仅在根本观点和提法上重复胡适的陈词滥调，甚至把胡适的一些只言片语也罗织起来，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样说是否夸大其词？不，毫不夸张。
让我们看看对“清官”问题的评价吧：
胡适曾把历史上寥寥几个“清官”如包拯一类的人，取名为“箭垛式的人物”，说：“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一般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两个人的身上。”（《三侠五义序》）
吴晗同志也把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清官”称为“箭垛式的人物”，并摹仿着胡适说：“许多人民理想的好事都被堆砌到他们身上了。象宋朝的包拯，明朝的况钟和海瑞，都是著名的例子。”（《况钟和周忱》）
胡适解释古来的“清官”，所以能永久传诵人口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他的脑子清楚明白，能细心考查事实，能判狱讼，替百姓伸理枉”（《老残游记序》）。
吴晗同志除了同意胡适的说法外，还加以发挥，打破了旧小说、戏剧只把“清官”局限于“平反冤狱”范围的框框，而把他们提升到“有成就的政治家”的行列。不仅如此，他还遵照胡适的遗志，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和“绣花针的细密工夫”来搜寻史料，为他们“写生传神”。吴晗同志把海瑞捧为人民的“救星”，说：“人民是爱戴他的。他在苏州罢官的时候，老百姓沿街哭着送别，有些人家画了他的象供在中堂里。死在南京任上，老百姓非常哀痛，市面停止了营业，白色衣冠送葬的行列，夹着江岸悼祭哀哭的百里不绝。”（《海瑞》）又把周忱捧为“爱民的好官”，说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还常常深入群众，解决人民的苦忧，“在江南年代久了，和百姓熟了，象一家人一样，时常到农村去访问，不带随从，在院子里，在田野里，和农夫农妇面对面说家常话，谈谈心，问问有什么困难，什么问题，帮着出主意”（《况钟和周忱》）。吴晗同志口口声声说不能以今人标准苛求古人，却把这些封建地主阶级的忠实奴才们，描述得绘声绘色，渲染得神乎其怪，好象他们比社会主义时代的革命干部还更接近群众。这究竟为了什么？
什么人应当歌颂，什么人应当反对，这是关乎历史研究是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问题，历史工作者是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问题。自古以来，任何一个阶级都是根据自己阶级的切身利益和阶级斗争的需要，去决定什么人应当歌颂，什么人不应当歌颂或反对的。超阶级超政治地、无缘无故地为某些人歌功颂德，是从来不曾有的。吴晗同志紧紧追随着胡适，为剥削阶级帝王将相大颂赞歌，这岂不是成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言人，为资产阶级作了反动宣传！
借“论从史出”反对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意义，鼓吹青年走资产阶级的专家道路
吴晗同志表现在治学方法上，也是不遗余力地贩卖胡适的实用主义货色。吴晗同志在《如何学习历史》一文中解释理论与史实的关系时，曾提出“论在史中”、“论从史出”的说法。他说：“论在史之中，不是在史之外。因此，就要运用正确的方法，掌握大量的、充分的、可信的史料，加以合理的安排，通过对史实的讲述，把观点体现出来。……只要把真正的史实摆清楚了，观点自然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说：‘论从史出’。”既然理论是从史料中来的，所以他认为人们应该“先学历史后学理论。抓住实际的东西（即指史料——笔者）来检验理论”。
详细地占有史料对于研究历史的意义，我们从来不曾否认过。但是如何对待史料，却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态度。胡适也标榜“细心搜求事实”或“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可是谁都知道，他的“细心搜求事实”是为其“大胆提出假设”、随心所欲地篡改历史服务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详细占有史料，则是采取高度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认为整理史料必须是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指导之下，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才能提炼出符合历史真实的史料，探索出历史的本质和历史的内在规律。否则就会使人迷惘于一堆纷乱的史料中，而找不到历史的基本线索。道理很简单，因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
（毛泽东：《实践论》）事实不正是这样吗？一部二十四史，有多少不是受到剥削阶级偏见的歪曲，又有多少不是片断而个别地描述历史过程？这怎能说“只要把真正的史实摆清楚了，观点自然就出来了”呢？显然，吴晗同志的“论从史出”是别有用心的，他是为了给自己贩卖实用主义唯心史观、任意摆布或涂抹历史，找寻新的根据。
吴晗同志为了推销他的“论从史出”思想方法，还一再宣传、鼓动历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走资产阶级专家道路，叫他们跑图书馆、钻图书馆，读死书、死读书。他说，要想学好历史，“答案只有两个字：念书。离开念书，学历史就不可能”（《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问题》）。他所谓的“书”，就是指史料。除了读史料，还要抄史料，背史料；掌握史料，不问价值，不问本末，什么王朝、年号、人名、地名，乃至为什么唐朝皇帝姓李，京戏里的“太师爷”是什么，等等，都得搞清楚，不然就学不好历史。至于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在他看来可不必过于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注意，因为“对当前现实，国内外大事，我们生活在这时代，可以通过看报、看杂志、谈话、听报告等方式了解，得到知识”（同上）。
在这里，吴晗同志公开向广大史学工作者和青年学生散布个人主义毒素，企图把他们从火热的阶级斗争拖进钻故纸堆繁琐考据的泥潭中。这是一条十分有害的资产阶级专家道路，这条道路是与党指引的知识分子革命化、劳动化道路背道而驰的。党指出：“我们要经过文化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是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如果象吴晗同志所说的那样去做，那就只能培养出修正主义者，培养出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事实上，也确有不少青年上了他的当，跟着他走，成天钻到故纸堆中，结果脱离政治，脱离实践，滋长了严重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吴晗同志在广大青年学生中造成的这种恶劣影响是必须加以彻底清除的，他在史学界散播的实用主义唯心史观也必须给以严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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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瑞是反动的历史人物
戴不凡
提 要 海瑞政治活动的最高目的，是为了挽救明朝统治阶级行将崩溃的命运。海瑞要农民乖乖地去受封建王朝的剥削。他压制和摧残当时新出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民族矛盾日益上升的时代，他不是反侵略，而是处心积虑要镇压人民。因此，海瑞是一个反进步、反人民、反民族的历史人物。吴晗同志把这个封建主义的救星当作人民的救星来再三歌颂，是由于他用资产阶级人性论蒙住了自己的眼睛。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仍然坚持海瑞在历史上“应该是被肯定的，值得纪念的”这个看法，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重新来对海瑞作一番分析了。
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的封建忠臣
在评价历史人物海瑞的时候，先让我们重读一下恩格斯给拉萨尔信中的这段话是有好处的：“主要的人物事实上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和倾向，因而也代表了当时一定的思想。他们行动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里，而是从那把他们浮在上面的历史潮流里汲取来的。”①
象海瑞这样的人物，究竟是从什么样的历史潮流里浮现出来，他代表什么样的阶级和倾向，代表着当时什么样的思想呢？这有必要从历史背景来分析。海瑞一生活动的主要年代是从嘉靖二九年到隆庆四年（一五五○——一五七○）。这二十年中，中国社会存在下列四对矛盾：（一）封建社会中的根本矛盾：农民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主要是在朝派和在乡派争夺钱粮地租收益；（三）江南等地资本主义的萌芽同封建集权主义的矛盾，这是一对新的矛盾；（四）民族矛盾——南方的倭寇和北方的鞑靼大事入侵，连年不绝。
由于民族矛盾时时上升（鞑靼西自宁夏，东迄辽东，“无岁不入”，“无时不入”②，并曾两度侵陷今北京郊区各县，一度打到北京东直门下，同时，倭寇自山东南部一直扰乱到广东沿海，并深入皖南），这就加深了前三对矛盾，特别是农民和封建统治阶级矛盾的发展。具体情况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用度日增③，贪污横行，乡官隐丁逃赋④，农民负担大为加重，而新兴的工商业又在吸引原来要服力役的一部分农民，所以引起农民大量逃亡，使赋税收入日益困难。加上民族矛盾上升，军费开支激增，如隆庆元年赤字就达三百九十五万两。“今日催征急矣，搜括穷矣，事例开矣，四方之民竭矣，各处之库藏空矣，时势至此，即神运鬼谕亦难为谋。”⑤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朝廷除了要打击乡官，反投献清理逃赋，以及加紧向工商业索取以外，最主要的还是不顾一切千方百计去向农民榨取。这就更加剧了农民逃亡。特别是在江南一带，象海瑞所说，淳安百姓“逃亡者过半”，兴国有一甲（原十户）“止存一二户，户止一二人者”⑥，江南百姓“已六七分去农”（《四友斋丛说》）。明朝是以农立国的，如今农民半数以上离开土地，这是动摇了它的国本。（逃亡者一部分是逃往他县做雇农佃农或卖身为家僮，一部分投向工商业中做工人，也有不少人聚集起义。）
四对矛盾使明帝国处于四面楚歌，有面临全面崩溃的危机。这不能不引起一些稍有远见的封建统治阶级人物的严重忧虑。而海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事政治活动的。
海瑞政治活动的最高目的是为了挽救他的阶级——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权行将崩溃的命运。他自己就不止一次地说过：“臣尚欲以身为障，回既倒之狂澜；以身为标，开复古之门路。”（《告养病疏》）应当说，看到明帝国危机的海瑞，是有他系统的政治理想的。他复古的最高理想是实行井田。但根据许多史传来看，海瑞也知道井田是实现不了的。因此，他主张通过限田（限制豪强兼并）、清丈、一条鞭法来均税，“令额外征徭，不至重困之（农民）”。这就是海瑞政治主张的核心内容。他企图通过这些措施，减轻农民负担，让他们务本归农，不要逃亡，即所谓“一归本业，必返真纯，济一方于黄虞熙皥之世指日矣！”而这位以“复祖宗之成法”自任的人所指的黄虞之世，其实就是明朝国力最强盛的朱元璋时代。那时，农民一般都有小块土地，赋役负担较轻，而贪污是要受剥皮楦草处分的，因此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封建统治比较巩固⑦。
从这里来看，是当时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潮流”，把象海瑞这样企图匡时救世的人物浮到上面来。海瑞一生的主要思想，反映了明朝封建统治阶级力图挽回自己行将崩溃的命运。海瑞一生的行事，事实上都和他的这条主导思想分不开的。
反进步、反人民、反民族的反动派
乍看起来，海瑞要想使农民回到明初那种小农经济的田园中去，似乎也不失为一种美妙的理想。但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我们不能孤立地、抽象地来评价这种思想，而必须结合那个时代的阶级关系来评价，必须看到这种思想的社会实践效果是什么。当时实际的情况是怎样呢？
第一，海瑞的这些政治主张是无法实行的，缺乏实际意义的。因为：无论是反投献、退田、清丈还是一条鞭法等等，虽然可以减轻某些百姓的负担并在某种程度上保证朝廷钱粮的收入，但这些措施全触犯了他本阶级在乡派的利益，遭到了抵制。如清丈，在淳安搞了很久，结果还是“今事停止”。不清丈，一条鞭法也失去了全面实行的基础。反投献、退田，在江南搞了一下，结果自己丢了官。
第二，海瑞的理想和措施是违反农民的根本利益和目前利益的。试看：（一）海瑞只反对他本阶级中那些不法分子（贪污以及搞投献隐匿逃避役赋的乡官）加重农民的负担。这位认为
“征赋即烦，各有定额，去什一未远”的在朝派，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封建统治阶级的严重剥削，即消除农民受苦受难的根本原因。这样，他虽然打起了“复古”的大旗，其实却不过是要农民回去安心受严重的封建剥削，要农民不革命罢了。因而，从根本上说，海瑞的主张不过是麻痹农民斗志的一服麻醉剂。
（二）就目前利益来说，海瑞反贪污、反投献、搞清丈，虽给残留在土地上的少数自耕农也带来一点好处，但并不能根本减轻他们的负担。如他在淳安减免里甲常例（苛捐杂税），从每丁三、四两改为二钱五分征取，所减数不为不大，但当时农民每年每户正式赋役折银仍达八两之巨，相当于四百斤猪肉的价钱⑧。事实上这还是不能让农民回到“黄虞之世”中去的。（三）对于广大佃农雇农来说，反贪污反投献更是没有多少直接利益的。同时，无论是退田、发田、招徕垦荒，也都不会引起他们多大兴趣。当时的农民甚至那些无乡官依靠的地富，有的也甘愿抛荒田产，避役四方，有的则自动向乡官投献“宁以身为佣佃”（乡官的剥削要比朝廷轻一些）。在这样的情况下，海瑞硬要退田、发荒田给农民，这能给农民带来幸福吗？海瑞在淳安、兴国竭力招抚逃民，条件优厚，成效不著，就是农民不愿要田的证明。海瑞明知当时一部分农民“泣硕鼠而适乐国”去了，但他却硬要农民从剥削较轻的工商业主和地富家里跑回来，受“硕鼠”更为惨重的剥削。从以上来看，不能不说，海瑞对广大农民的根本态度显然是反动的。
这里要说明一下：海瑞主张田土不荒，在当时对恢复生产也没有实际意义。那些因自然灾害废弃和人为原因抛弃的田地，事实上后来都由乡官地富在继续垦作，只不过没向朝廷交钱粮罢了⑨。
第三，我们对海瑞这样的历史人物评价的时候，还应看到他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海瑞时代，江南一隅资本主义的某些因素，虽然也是一种剥削，但对于腐朽的封建主义来说，是社会发展史上一种新的进步的事物。在新与旧、萌芽与垂死的矛盾中，海瑞站在哪一方面呢？
在瓷器手工业分工日趋严密、产品大量外销、拥有人口百万的景德镇“红焰烧天”的时候，在丝织手工业分工相当细致的各种工人“什百为群”在苏州街上等待雇佣的时候，在巨额北棉由商贩、船工南运织布的时候，在松江开始向“衣被天下”的棉织业大城市发展的时候，在江南市民经济正发展繁荣，手工业作坊如雨后春笋，正在向赤贫农民招手的时候⑩，在吴晗同志自己也承认的“十六世纪中叶这个明朝人自己感觉到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海瑞却在不止一次感叹“民之舍本趋末”，指责民之“变质鲁（应读为‘蒙昧’）而狡诈（应读为‘启蒙’）”。他在苏州抚院门口张贴告示，要百姓“一归本业”、“返淳还朴”，并且扬言“舍此而言政事，本院不知其所以为政事也”。这至少表明了他对市民经济的发展想要加以积极压制。
海瑞对资本主义萌芽，甚至还直接加以摧残。他在淳安镇压过矿工，觉得开矿“重为民害”，干脆下令矿工“各回本乡”，损害了正在新兴的工矿业。
总之，在资本主义萌芽之际，一股新的潮流正在向前移动，然而，站在腐朽的封建主义一面的海瑞，却拼命想挽狂澜于既倒，他没有比他自己的前辈提供什么新的东西，而是要用旧事物来阻挠新的生产关系，妨碍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无怪乎他要成为社会发展史上的反面人物了。
第四，海瑞的时代，是民族矛盾上升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下，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就不仅应当看到他在国内阶级矛盾中的表现，还更应当看到他对反侵略斗争的态度。
在少数书信中，海瑞也曾埋怨或恭维过当时广东抗倭的带兵官，但这是由于倭寇打到了他的家乡。单是根据他从保境安民出发来要求抗倭，并不足以表现一个人对反侵略战争的全部态度。我们有必要注意，在长达一二十年的严重民族斗争中，这位一意要拯时救世的封建官员，我们几乎看不出他有什么反侵略的言行，而对于国内人民武装，倒是念念不忘镇压。试看：
嘉靖二九年（一五五○）是鞑靼大举入犯直薄北京城下的一年。就在这场大战之前的几个月，海瑞入京上《平黎疏》。
嘉靖三二年（一五五三）倭寇大举入犯，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鞑靼在北方几千里战线上亦大举入寇；北京正在建筑外城。这一年起海瑞在南平做教谕，“仍留心平黎之事”，申文海南道陈双山，“以平黎之功利激动”之（王国宪语）。
嘉靖三七年（一五五八）倭寇开始大掠福建，围福州，潮、广告警。鞑靼又大事入侵，北京西鄙震动，右卫烽火断绝六月。这一年底起，海瑞从福建调任淳安知县，他在“禁矿寇”。
嘉靖四二年（一五六三）四月，戚继光浴血苦战，大破倭寇于平海卫。同年，鞑靼又突入关内，大掠今北京郊区各县，北京戒严三月。这一年起海瑞任兴国知县。他在讲求“可以挟制诸巢之寇（起义农民）”的办法。
嘉靖四三年（一五六四），戚继光大破新倭。次年，鞑靼春犯辽东，夏犯肃州，秋，轻骑突入关内。这一年，海瑞拼着性命上著名的《治安疏》，洋洋数千言，不谈反侵略。
从以上的年表来看，“身为板障”自命的海瑞，他不是“板障”外敌，保卫祖国人民，而是要用大板子打祖国人民。
在海瑞的许多文章中，“海（倭）寇”和“山寇”（起义农民）常常是等称的。他在淳安甚至还说：“夫倭寇、矿徒，为衣食计而来也。”请看：这是什么话！把被逼起义的矿工比为倭寇，这是对古代农民、矿工何等的污蔑！把掳掠烧杀无恶不作，并勾结葡萄牙海盗商人俘虏中国人转卖为奴隶的倭寇，说成是为衣食而来，这不是敌我不分、一派胡言么！不是他反民族反人民的自供么！
一贯主张“除害莫如募兵”的海瑞，认为“二三十年以来，闽、广、浙、直之变，大抵生自募兵。召之则为兵，散兵则为贼”。因此，他一任巡抚，就立刻下令解散募兵。但是，在卫兵毫无用处的时候，不募兵如何抗战？打平倭寇、北上防边、威震塞上的戚家军，不正是从爱国的义乌东阳农民和台州起义矿工中召募来的么？在平倭中“屡斩获，受上赏”的不正是大批应募的松漕泾盐民么（《明书》）？可见海瑞的主张是不利于反侵略斗争的。这就进一步说明了他站在反人民反民族的一边，根本看不见劳动人民反侵略的要求和力量。
总之，海瑞对农民是要他们乖乖地去受封建王朝的剥削；对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是在阻挠摧残；而在那个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时刻，他不反侵略，而是处心积虑要镇压人民。从这里来看，不能不说海瑞是垂死的封建统治阶级中一个反动人物。
对海瑞这样的历史人物，不能只是一枝一叶地去评价他的贡献，而应当首先去看他的整个（或主要的）政治倾向、政治思想，应当去看这种倾向和思想在当时复杂的阶级矛盾中，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究竟占什么样的地位，起什么样的作用，应当从他的整个或主要的倾向来看它对当时人民、对民族国家、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究竟利弊如何。事实上，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儿子海瑞，他的全部戏剧性是在于：他的阶级在当时的社会矛盾中，在整个历史的进程中，不是代表新生的、进步的、革命的方面，而恰恰是代表了垂死的、反动的、极端腐朽的方面。因此，他虽力图挽狂澜，但在汹涌前进的历史潮流面前，尽管他力图“以身作标（兵）”通过“复古”来挽救这个没落阶级政权的命运，仍以失败告终。
吴晗同志用人性论蒙住了眼睛
海瑞，不过是历史潮流里涌现出来的一位“悲剧”角色罢了。然而，吴晗同志却把这个封建主义的“救星”当作为人民的救星来再三歌颂。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一下吴晗同志：把反民族利益的、阻挠摧残新生事物的、要农民回去遭殃的反动人物海瑞当作为真男子、大丈夫、清官、好人、救星来歌颂，这不分明是颠倒历史的黑白么！特别是在一九六○年写戏的时候，不去如实揭露海瑞退田是要农民回去受残酷的封建剥削，而是去虚构农民退了田就有好日子、好光景，请问：这是在用什么思想教育今天的观众？是要观众向后看还是向前进？以不可压抑的惋惜情绪，来表现对因退田而罢官的海瑞的去思，这是不是说明了，在吴晗同志看来——正如毛主席所批评过的——，“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呢？是不是说明了吴晗同志对旧事物的奇特兴趣呢？
歌颂什么，反对什么，永远是文艺作品以及历史科学中一个根本问题，是最鲜明表现作者倾向的首要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在批评《武训传》时就指出“……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吴晗同志根本没有按毛主席这一原则性的指示去做，以至于把为腐朽、没落阶级作垂死挣扎的反动人物，当作为正面人物来歌颂。
是什么原因使吴晗同志混淆历史是非呢？这是由于他用资产阶级人性论蒙住了自己的眼睛。吴晗同志在《论海瑞》中说：“他的本性是天赋的。”（这虽是转述梁云龙的话，但吴晗同志既没有加以批判，而他对评价历史人物又是主张当时当地标准的，所以这还应看成是他自己的观点。而这种观点出于曾大捧《三字经》的吴晗同志笔下，也是不足为奇的。）这就一语道破他研究海瑞的基本观点和信念。吴晗同志正是把海瑞看作为一个“人之初，性本善”的天生圣人，似乎天性中就有一种为民除害的素质，因而，尽管在他身上贴上了“封建阶级”的标签，但他仍然能够一生“事事处处为百姓”。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在他笔下，当时被封建主义剥削得体无完肤的农民，才居然能够在他们的敌对阶级中，找到了自己的救星。
吴晗同志既然把海瑞看作为“天生圣人”，无怪乎他就从根本上违反历史唯物主义，不去考察是什么样的历史潮流把海瑞这个人物浮现出来的，不去严肃地研究海瑞所代表的阶级和倾向，不去分析当时的社会阶级和阶级矛盾，以至于在这位明史专家笔下，连他最熟悉的、当时的两个重要矛盾（民族矛盾和资本主义萌芽）都摔在一边略而不论了。既然是不从阶级论而从人性论出发，那么，无视当时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这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既然不从阶级论而从人性论出发，认为这是一个天生“为民”的好人，那么，不去考察他为民的阶级实质，究竟是不是真正为民，是不是能够真正为民，而只从表面观察，去歌颂他在某一件或几件事情上给予一地百姓的某些好处，这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既然是从人性论出发，那么，不用阶级观点去分析，不用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的发展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以至于把代表反动阶级的、反民族的反动派当作为“万家生佛把香烧”的人物，这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吴晗同志在他的历史论文中，也是承认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阶级观点评价历史人物的。但他在海瑞问题上根本没有这样做。这是因为，不破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就不能真正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论。而不破人性论，不立阶级论，就不可能把象海瑞这样口口声声为了百姓的反动人物的真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第十二页。②
《皇明从信录》卷三二。③如嘉靖皇帝的厨役多达三千六百至五千余人之巨（《明会典》）。又如嘉靖四一年：“天下财赋岁供京粮不过四百万，而各藩禄米凡八百五十二万。”（《嘉隆闻见记》）④关于乡官隐丁逃赋情况，以及海瑞代表朝廷打击投献，我将在另文中论述。⑤《隆庆实录》卷一五，户部尚书马森奏疏。⑥见《海瑞集》。本文引文未注出处者，均据此书及附录。⑦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正德以前，百姓……十九在田，……安于农亩，无有他志，官府亦驱之就农，不加烦扰，故家家丰足，人乐于为农。”可作为参考。⑧数字系据《兴革条例》所载各项合并折算。⑨可参考归有光《归府君墓志铭》，以及戴凤翔纠弹疏中“重垦更新”一语。⑩参考《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及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吴晗《灯下集》，第九八页。??《毛泽东论文艺》，第八九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