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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研究
历史的真实宣告了“清官”论的破产 江西省赣州专区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调查组
提 要 兴国县的实地调查，弄清了海瑞在当地任知县时的若干历史事实，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了海瑞的真实面目，彻底宣告了“清官”论的破产。海瑞在兴国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用阴险毒辣的手段，镇压了好几起农民起义，他的双手沾满了革命人民的鲜血。地主阶级对海瑞颂扬备至。而在人民的心目中，海瑞则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
吴晗同志等“清官”论者以海瑞为榜样，连篇累牍地宣扬“清官”的功绩，竭力为“清官”争历史地位。他们的立论不过是依据封建文人根据统治阶级利益所写的史书。这样的立论，符合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呢？为了弄清是非，最近，我们组织了一些同志到兴国县实地调查（海瑞于一五六三——一五六四年在此做过一年多知县）。通过访问群众，查阅地方文献，我们初步找到海瑞在兴国活动的线索。这些线索帮助我们弄清了一些历史的真实，宣告了“清官”论的破产。
“为人民办事”的真相
海瑞到兴国的时候，正是当地农民群众受到日益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的时候。“赋役日增，民多逃窜”，城外每走三二十里间，只有“寥寥星居，不及十余家”，“人丁凋落，村里荒凉”①。有些农民已经起而反抗，组织了起义军。在阶级矛盾尖锐、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刻上任的海瑞，据记载，他做了这几件事：整修“万松坝”，垦荒移民，丈量田亩，“平均赋税”。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几件事的真相吧。
万松坝，又名春口坝，在兴国城南潋水转折处，长五华里左右，据说，原来有十余丈宽。原坝是海瑞之前的兴国知县卢宁在任时修筑的。海瑞到兴国后，加以整修，并要老百姓在坝上种松数千棵，名为“海松”，以后就把这个坝称为“海松坝”。
据《潋水志林》记载，海瑞走后不久，农民就在坝上种植甘蔗，“坝湮溃不存”。清康熙年间，兴国知县黄惟桂又强迫农民修复，农民起而反抗，“弗即工”。黄惟桂用残酷手段，“亲自督工”，坝勉强修复。但“黄去，民复决之”，坝又平毁了②。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在修筑万松坝上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农民坚决反对，而海瑞和其他封建官吏却十分醉心于这一工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修坝对农民有害无利。因为修坝之后妨碍坝内农田的合理灌溉。《潋水志林》说明，农民决坝的目的是为灌溉坝内数十顷的薯田。修坝之后容易造成坝内的内涝灾害。当地群众反映，这段坝修起后，每逢雨季，坝内积水无法排除，内涝成灾。
地主对修坝却十分拥护。因为海瑞修“万松坝”，主要是为了“风水”。据说，在潋水转折处如果没有一片树林把“水口”挡住，城里的万富之家的“福气”就会流走。晚海瑞四十年到兴国做知县的王芮在他的《海忠介公祠堂记》中说：“海公植树松春口坝以培风气。”③清人张参鲁还为此写了一首《万松歌》，歌序说：“形家谓其地宜高耸，海公汝贤来作令，尝课民栽松数千本以当之。”歌中的一联是：“前人栽此蓄深意，风气完萃屏障纡。”④地主阶级选“风水”，择“福地”，乞灵于杳杳中的神灵，梦想着自己对农民更残酷的掠夺。海瑞修万松坝，正是为了迎合地主阶级的这种心理，以求得他们的拥护与支持，互相勾结，互相利用。
此外，海瑞修坝的目的还在于为自己沽名钓誉。栽松是为了在兴国留下自己的名字。类似的一件事是：他在离开兴国之前，还要农民在靠近“万松坝”的一条小溪——程水旁栽了些柳树，称为“海公柳”。在小溪旁栽些柳树，对生产毫无意义可言，和万松坝的栽松一样，只是海瑞沽名钓誉的手段，是他为自己垒砌起来的向上爬的阶梯。
这就是“万松坝”的真实历史。要修筑这样一条十余丈宽的堤坝，不知有多少农民被侵夺了田地，不知有多少农民为地主的利益付出了无偿的劳动。修起坝，栽了松，农民的生产受到损害，生活更加困苦了；地主获得了“福地”，心满意足。而海瑞则在鲜血淋淋的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博得了封建文人的一片赞扬。在这片赞扬声中，也加入了“清官”论者的一支颂歌：海瑞“为人民办事”。
关于垦荒移民，性质更是一目了然的。当地群众反映，海瑞确曾让农民在县西北开垦一些荒地，但荒地开垦之后，海瑞就宣布：这片土地是奖励求功名——读书人的，求得功名者可得之。兴国城郊有一个八十二岁的老人余福桂说：“海瑞专门和有钱有功名的人打交道，开发了些荒地，但我们穷人是没有份的。”千万农民辛辛苦苦开垦的土地，一下子落入了地主豪绅之手。得了官、发了财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海瑞的帮助下霸占了这片新开的土地，而垦荒的农民则成了新的佃户。垦荒是海瑞费尽心机为地主阶级的利益想出来的一种极为残酷的掠夺、剥削农民的方法。
这还不是海瑞垦荒的最终目的。垦荒移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巩固整个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
在《兴国八议》中，海瑞明明白白说：垦荒移民如能实现，“不数年间南赣无余地，村居联络，可以挟制诸巢之寇。吉安等地无余民，衣食不窘，可无为逃流为盗贼之忧”⑤。一句话，垦荒移民是为了把农民进一步束缚在土地上，给他们以最低的生活条件，让他们仅仅能维持生命，为地主劳动，不致于把他们“逼上梁山”。而对于已起来反抗的农民，这则起了制约的、镇压的作用。看，海瑞为地主阶级的长远统治筹划得多周到！他的一切措施，进攻的矛头都直接指向农民群众；而我们的一些“清官”论者还在为他的这些措施叫好，说他是“为人民办事”呢！
丈量田亩，“平均赋税”，这也是“清官”论者一再宣扬的海瑞的“功绩”。海瑞到兴国之后，确实急急忙忙地丈量了田亩。但这到底为了谁呢？只要举出一条材料，就可以得到答案。据张尚瑗《海瑞传》记载，海瑞到来之前，兴国“县例，佥粮户之富者当柱头，公私用度皆取焉，至是革除”⑥。原来丈量田亩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地主阶级的负担，把他们理应负担的部分赋税进一步加到农民身上。何况在丈田的过程中，地主豪绅贿赂乡官，从中营私舞弊，结果地主的许多土地成了免交赋税的黑田，赋税摊到了农民身上。丈田的结果，是更加残暴的榨取农民。
这种做法，海瑞是终生奉行的。直到他后来家居时，他还对他家乡的地方官献策，主张通过丈量田亩，把汉族地主应该负担的部分赋税，加到兄弟民族贫苦农民身上去。在地方官学他的样丈田之后，他就致书赞扬说：“今其后民田得以分其粮于黎而轻，是以虽彼富家私己亦合声称便。”⑦
把丈量田亩减轻地主赋税、加重农民负担，说成是“对农民有利”、“为人民办事”，这岂不是颠红倒白吗？
以上的几件事，说明海瑞处处从地主阶级的利益着眼，如何帮助地主压迫、剥削农民，是他的施政措施的出发点。这就是历史的真实。他根本就置农民的死活于不顾，哪儿来的“为人民办事”呢？在海瑞眼里，敢于起来反抗的农民是“匪”，是
“盗”，是“黩悍刁民”；还没有起来反抗的农民是地主阶级理所当然的牛马，又哪来的“同情”，哪来的“爱民如子”呢？他在兴国时曾写过一首《恤农诗》，诬蔑农民是：“劳而不怨奔如马，贪且无能拙似鸠。”⑧在这位地主老爷的眼中，农民群众只是“劳而不怨”的牛马，如同笨头笨脑的“鸠”一样，是一群天生的奴隶。看，他是站在地主阶级一边，还是站在农民一边，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为人民办事”，这是“清官”论者加在海瑞头上的大慈大悲的光轮。而海瑞自己，在如何对待农民这个问题上，却是十分明白的。他从他的地主阶级的阶级本性出发，本能地意识到他和农民是你死我活、誓不两立的仇敌。他骂他的一些不敢和农民起义军顽抗到底的同僚说：“儒者迂远而阔于事情，无所用之。有贼临城行冠礼者；有一筹不展、抱守忠义、俯首就戮者。圣人原无此等道理，原无此等忠义也。”⑨真是愤激填胸，摩拳擦掌，和农民不共戴天。“清官”论者细读海瑞的这段话，是能够清醒清醒头脑的。
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视农民为不共戴天的仇敌，海瑞的这一阶级本性，在农民起义面前得到了最充分的暴露。他在兴国的短短一年多时间，用阴险毒辣的手段，镇压了好些山寨的农民起义，双手沾满了革命人民的鲜血。
据记载，自唐初直至清末，兴国的农民起义连续不断。历代的统治阶级，有的用血腥屠杀，有的用欺骗、分化、软化等阴险手段，把一次又一次的农民革命镇压下去了。据《潋水志林》记载，嘉靖四十年（即海瑞来兴国做知县的前一年），兴国县城被农民起义军围攻，地主官僚无法对付，后来上面派了很多兵来才使“巢贼”“败走出境”⑩。海瑞吸取了统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的历史教训，也曾使用十分卑劣的欺骗伎俩，屠杀兴国的革命农民。
当地群众说，海瑞到任时，兴国有四个农民起义的大山寨，即：崖京（崖石寨，在今樟木公社境内），鲤省（鲤婆寨，在今江背公社境内），樟府（樟石寨，在今长岗公社境内），宝县（宝石寨，在今崇贤公社境内）。（另一说是十八营寨，而以上述四寨为主。）他们的主张是济困扶危，劫富济贫，专门打击远近的地主豪绅和万富大商，不动周围农民群众的财物。地主富商恨之入骨，而农民群众则十分拥护，常常在营寨遇到困难时凑些钱粮上去接济。海瑞一到兴国后，了解到当时各山寨力量十分强大，更兼悬崖峭壁，地势险要，海瑞手下只有二百五十二名兵丁?，用武力是镇压不了的。因此，他便制定了“剿抚兼施”的政策。据一些前辈说，海瑞曾扮成算命先生，上山在山寨王面前花言巧语，取得山寨王的信任。于是，他和山寨王歃血为盟，结拜为兄弟，了解了各营寨的兵力情况。后来，他派人到赣州府南赣提督吴百朋那里请兵，预先布下陷阱，以给母亲做寿为名，约请各山寨王下山给母亲拜寿。有的山寨王对海瑞有怀疑，不肯下山，海瑞便在他们面前对天盟誓说：“如若害人，身分四劈”。于是，他们信以为真，被骗下了山。他们一到县城，便被海瑞预先埋伏的人马抓起来了。当时，有的山寨王责问海瑞：“为什么不守诺言？”海瑞竟狡猾地拿出一个米升，用刀将米升劈成四块，说：“这就是我所说的‘身（升）分四劈’。”结果，他把这些山寨王都杀害了。另有一个山寨王名叫宋乃登的，海瑞早觉察到这人精明能干、坚强勇敢，骗不了他，就无耻地采用美人计的办法。他把自己的一个女婢伪称自己的女儿嫁给宋乃登，骗取他的信任。当诡计得逞之后，他就借岳婿关系请宋乃登下山拜寿。当宋乃登走到城南“懒人桥”时，忽然伏兵四起，这个山寨王也被捉杀害了。海瑞诱杀了各山寨王，并把他们的首级挂在城门上“示众”。全县的地主豪绅富商张挂红灯来庆祝，海瑞也因此立了大功。
当地农民群众世代相传的这个传说虽然在若干细节上说法不一，但诱杀兴国的农民起义领袖这件事是一致的。这说明在农民群众的心目中，海瑞是一个极其阴险狡猾的刽子手。下面一些书面材料，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据《潋水志林》记载，海瑞到兴国的前一年，兴国发生了较大规模农民起义。虽“壬戌奉诏会师二十万分为七哨大剿”?，但要全部“剿”尽是不可能的。海瑞在《兴国八议》中提倡垦荒移民时，说明他的目的之一是要“挟制诸巢之寇”。《兴国县志》引《赣州府志》（谢志）称：海瑞到兴国后，就“悬赏捕盗”?。这就证明，海瑞到兴国上任时，兴国确实有农民起义，而海瑞也确实想方设法进行了镇压。
又据《潋水志林·吕云传》称：兴国“吕云，……邑诸生，……嘉靖间尝以荐就吴督府百朋聘，指画方略，平峒冠三巢”?。三巢是指当时活跃于广东北部和江西南部一带的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军。兴国的农民起义，就是与之相联的一个部分。（据群众说，农民起义军的营寨里有些领袖是广东人。）吴百朋，就是海瑞一到兴国之后匆匆忙忙向他上《兴国八议》，提出“挟制诸巢之寇”的那个南赣提督。他于一五六三年巡抚南赣，是镇压赣南和广东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黄秉石在《海忠介公传》中提到海瑞“以犒军功，升户部主事”?。所谓“犒军”，指的就是犒劳吴百朋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兵。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整个赣南的地主阶级及其代表，是联合行动镇压农民起义的。上自督府，下至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有的出谋献策，有的调兵遣将。海瑞在兴国镇压农民起义，只是这一镇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这一个部分的直接指挥者。
还有一条旁证材料，这就是海瑞自己的言论。一直到海瑞回乡家居，他一辈子都未停止过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乡居时海瑞手中没有掌握军队，不能亲自去进行血腥屠杀了，于是为地方官出谋献策，写信给陈南川，教他如何屠杀起来反抗的农民：“盖海寇与山寇不同。山寇有巢穴，海寇无定所，大兵一集则将飘然远去。故海边之善击贼者不与贼较多寡大小，而惟伺其便，……诱之伺之，千方百计。”?这“诱之伺之，千方百计”，就是海瑞在兴国诱杀农民起义领袖的最好供状，难道还需要什么证明吗？
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阴险、狡猾、伪善的，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的形象。难道这样一个形象不是历史的真实，而统治阶级捏造出来的“打击豪强地主”，“为农民平反冤狱”的那个假海瑞，反倒是历史的真实吗？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要采取反革命的两手政策。海瑞为了维持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所采取的所谓“剿抚兼施”的政策，不也正是这种反革命的两手政策吗？
不知有多少革命农民牺牲在这个刽子手的屠刀之下，而“清官”论者却把这样一个刽子手，描绘为保卫农民利益的“卫士”，是农民的“救星”。这不是故意歪曲历史事实，为封建统治阶级帮腔吗？
下面，我们请“清官”论者看一看那个死去的阶级是怎样歌颂和美化他的忠臣孝子海瑞的，而人民群众又是如何来形象地描述海瑞的。看一看，比一比，弄清自己和谁一个调调。
地主眼中的忠臣，农民眼中的禽兽
为了麻痹农民阶级意识的觉醒，为了欺骗广大的人民群众，地主阶级总是赋予自己的利益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的利益说成是所有阶级的共同利益。在“清官”问题上，他们玩弄着同样的手法，捏造出一个体现阶级调和的所谓“清官”，然后把它描绘成降福给一切阶级的“恩人”。
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末尾有一首诗：“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就是这种传统手法的集中再现。
“清官”果真是人民群众封的吗？人民群众果真对“清官”无比留恋和怀念吗？不，这是捏造，是歪曲。“清官”是地主阶级封的，只有地主阶级才对他留恋和怀念。
海瑞死后，岭北副使龚道立下了一道命令，在兴国盖了“海公祠”。?祠建成后，“邑之缙绅谓宜有祀”?。兴国的地主阶级为
“海公祠”的定期祭祀筹集了数十亩田为基金。海瑞之后的一些到兴国来的官吏，还在衙门附近辟了专室，挂上了“学海堂”的金字招牌。
到了康熙年间，兴国的地主阶级把“海公祠”改为“海黄祠”，同时纪念黄惟桂。黄惟桂是个什么人？他是个镇压农民起义的有名刽子手。他在任兴国县令期间，全力以赴地镇压当地的农民革命。群众说，有一次他带兵去攻打农民起义的营寨，被农民起义军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归。农民起义军追到城里，他躲在“海公祠”横梁的扁额背后，才逃脱了人民的审判。在兴国地主阶级眼里，黄惟桂和海瑞一样，都是他们的“汗马功臣”，都是一样值得纪念的。
地主阶级的纪念海瑞，至此还没有结束。历史总是以它发展的事实，无情地嘲笑一切丑恶的东西。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反动派的兴国县长廖上璠，在兴国城里修了一条马路，命名为
“海瑞路”。这个屠杀了许多革命群众，在兴国搜刮地皮的反动派，也要人们学起海瑞来了。这真是无独有偶。历史把“清官”、刽子手、贪官污吏，把一切反动派归聚在一起，合成一个形象。这岂不是历史的滑稽剧吗？
地主阶级对海瑞和海瑞对地主阶级是这样地深情，那末，“清官”是谁封的，是谁竭力宣扬的，还不明明白白吗？
兴国农民对海瑞的看法与此相反。在农民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海瑞是猩猩生的，他半边没长毛，是人的样子；另外半边长毛，是猩猩的样子。这个故事当然不会是事实，但它反映了农民群众的爱憎和他们对海瑞本质的认识。它隐约而确切地描绘了海瑞的反革命两面手法，他其实是禽兽。
当地群众还反映，人民群众谁也不去祭祀“海公祠”，祭祀海瑞的是地主官僚富商。解放前受了迷信思想影响的农民，也只祭“土地”和“娘娘”庙。
历代的地主阶级及其文人，为他们的忠臣孝子、即所谓“清官”，撰写了大量的传记，编了无数的诗歌、戏剧、故事，建立了许多庙堂和牌坊，目的在于欺骗人民群众，用以掩盖整个地主政权的反动实质。我们有些“清官”论者的调子，听起来不也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叫喊很和谐么！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兴国人民的心目中，海瑞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的帮凶，是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这就是历史上的真海瑞。而统治阶级捏造出来的那个“清官”，是个假海瑞。历史上本无所谓“清官”。农民群众从阶级斗争实践中明白这样一个真理：地主阶级是决不会发善心的，如果要地主阶级的官吏来为农民办好事，那是白日做梦。这本来是十分明白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怎么能够认为，在充满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历史上，会有地主阶级派出它的代表——“清官”，降福给农民呢？“清官”论者拿
“清官”作为沟通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桥梁，必然会把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说成是一部阶级合作、阶级调和的历史。
“清官”论是历史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我们在兴国调查的历史事实，对“清官”论者是一个很好的驳斥。阶级斗争的历史真实，宣告了“清官”论的破产。①②③④张尚瑗主编《潋水志林》卷一二、卷一、卷二○、卷二六。⑤《海瑞集》第二○三页。⑥《潋水志林》卷五。⑦《海瑞集》第四五九页。⑧《潋水志林》卷一六。⑨《海瑞集》第四四二页。⑩参见《潋水志林》卷一四。?参见《海瑞集·留丁壮文》。?参见《潋水志林》卷一四。?同治十一年《兴国县志》卷二二。?《潋水志林》卷七；同条见《兴国县志》卷二五。??《海瑞集》第五五四、四一三页。??《潋水志林》卷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九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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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为谁提供“理论”武器？
伍世荣
吴晗同志提出了一个奇怪的“理论”：他说封建社会中，有这么一批官僚，他们的一些作为，既“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也和广大人民的当前利益一致”。这是一个什么“理论”呢？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敌对阶级之间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两者绝不能调和。吴晗同志却硬说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农民的阶级利益相“一致”。这是彻头彻尾的阶级调和的理论！
吴晗同志的这条“理论”，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早就说过：“文明底基础既是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那末……对一个阶级的利益，必然是对别一个阶级的灾难”（《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无不证明马克思主义这个基本原理的正确。就拿吴晗同志《海瑞罢官》所讲的明代来说，文献记载告诉我们，当时富人“有公侯之资”，而一般贫苦农民则过着“为狗彘之食”的悲惨生活。农民终年劳动，吃不饱穿不暖，粮食都被官府和地主搜刮去了。他们之间的利益怎么能够“一致”起来呢？
远的不说，就拿我们四川解放前的情况来看。大邑有个大恶霸地主刘文彩的庄园。大家都晓得，刘文彩过着奢侈豪华、荒淫无耻的生活，每天除了山珍海味以外，还要七个奶妈专门挤奶来喂养他，抽人血液滋补他。刘文彩的地主庄园就是建立在农民白骨堆上的“天堂”，对于刘文彩来说是“天堂”，而对于广大的农民来说，就是吃人的“地狱”。一个“天堂”，一个“地狱”，吴晗同志为什么硬要把它们扯在一起，说农民的阶级利益可以和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一致”呢？
吴晗同志不是口口声声要讲历史真实吗？你为什么连这些起码的常识和活生生的现实都不顾了呢？你究竟是什么居心！
吴晗同志不是口口声声讲“历史实际”是为“当前的实际”服务的吗？那么，你这种歪曲过去的历史实际，来宣扬阶级调和论，究竟是为什么样的现实服务！
大家知道，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国内外的阶级敌人趁我国遭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向党和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刮起“单干”、“自由化”、“翻案”和“三自一包”的黑风。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向工人宣传：“资本家是靠勤俭起家的”，“资本家与工人是一家人”，等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也通过各种方式，极力向农民鼓吹“现在集体化了，大家都靠工分吃饭，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有的还利用封建宗族关系，说什么“大家都是一个祖宗，哪里还有什么阶级界限”。有的还用认亲戚、打干亲家等手法，拉拢腐蚀干部和贫农下中农，大搞封建迷信活动，模糊群众的阶级意识，进行复辟活动。在这种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下，吴晗同志极力宣扬这个反动理论，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给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提供“理论”武器。
（摘自四月二十一日《四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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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粉碎吴晗的猖狂进攻
应天仇
几千年以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切剥削阶级都是根据他们的阶级利益来解释历史，从而歪曲了历史的。只是到了马克思主义产生，才由无产阶级第一次揭示了历史的真实。旧史书有一部分是具体地记载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言行的，但又无一不被剥削阶级的观点所驾驭所歪曲。因此，必须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拨开这个迷天大雾。
《明史》就是清朝三代皇帝纠集许多封建文人编修的，它处处美化封建统治者，诬蔑劳动人民。《海瑞传》也绝不例外。传文开始，写海瑞“举乡试入都，即伏阙上‘平黎策’欲开道置县以靖乡土。识者壮之。”海瑞为封建皇朝筹谋划策镇压人民，编史者赞颂，这是公开站在封建统治立场上了。海瑞行一条鞭法，要大地主退回部分土地，要惩治个别乡官，其实质不过是为了欺骗人们以增加皇朝收入，巩固封建统治。不过是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除去“杀鸡取蛋”的手段外，还有个“养鸡取蛋”的手段，而“取蛋”的本质是共同的。可是，过去的编史者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掩盖了阶级实质，伪说成那是为了贫民的。今天的吴晗同志也跟在他们后面，把海瑞同样地描写成和农民“鱼水情深”、“患难与共”的人物，把农民写成了软弱、愚昧、逆来顺受、不思反抗的愚氓，写成农民只要靠了封建的“清官”大老爷就可以“丰衣足食”“永享太平”。而当时历史最本质的东西，即农民在追呼敲扑、科敛横溢的严重压榨下，到处爆发农民起义的事实，只字不见了。《海瑞罢官》那里还有一点点称得上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呢？
吴晗为什么这样歪曲历史，抹煞劳动人民的革命精神，歌颂剥削阶级分子的“丰功伟绩”？这不能不是在文艺、历史领域中剥削阶级思想向无产阶级思想阵地的进攻。有来有往，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必须彻底粉碎这种进攻。
（摘自四月十六日《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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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反动的“骨气”
郑铁纲
吴晗在他的《谈骨气》中大谈特谈剥削阶级的“骨气”、“大丈夫”、“英雄气概”等等，鼓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做“大丈夫”、树“英雄气概”，要“威武不能屈”，并且指点他们要有与人民顽抗到底的“骨气”，要“抱有正确、坚定的主张，始终如一地勇敢地为当时的进步事业服务，遭遇任何困难，都压不扁、折不弯，碰上狂风巨浪，能够顶得住，吓不倒，坚持斗争”。他还进一步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每个时代都有很多这样有骨气的人，我们就是这些有骨气人的子孙”，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当代有“骨气”的人。
吴晗所大谈特谈的“骨气”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他在《谈骨气》中也泛泛地谈过：“社会不同，骨气的含义也是不同的，有着阶级本质的区别”。但是在谈论具体问题时，他根本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谈骨气，而是不分阶级地把无产阶级的骨气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骨气同一起来。我们说，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骨气，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骨气”。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的
“骨气”是坚决与人民为敌，顽固地走他们的反动到底的老路。这是和我们无产阶级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骨气是截然不同的。而吴晗在一九六一年却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赞歌，歌颂和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骨气”。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面前，在全国人民的革命威力面前，失魂落魄的时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遇到了“困难”，吴晗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指出，要“压不扁、折不弯”，要“顶得住，吓不倒，坚持斗争”，那怕“历尽艰难困苦，失败了再干”。
我们说，当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遇到了“困难”，那就是他们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他们遇到了全国人民要社会主义、要三面红旗的“困难”，遇到了不能使历史倒转的“困难”。在这样的“困难”面前还强要有“骨气”，这就是自觉地与人民为敌到底，就是决心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
吴晗还鼓吹一种“反抗”、“抗拒压迫”的精神。我们都知道，我国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打败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根本地改变了我国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我们实行了人民民主专政，除了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以外，举国上下只有分工的不同而没有谁压迫谁的问题。吴晗所鼓吹的“反抗”和“抗拒压迫”，除了对社会主义进行污蔑以外，则是别有用心的煽动和迷惑群众，鼓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除此之外是再也没有吴晗狡辩的余地了。
从《谈骨气》这篇文章来看，吴晗全力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地进攻，这是吴晗无论怎样狡辩都不能掩盖的。吴晗挖尽心思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鼓劲打气，和党和社会主义和全国人民唱对台戏，污蔑伟大的党和三面红旗，这就充分地暴露了吴晗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政治立场。
吴晗极力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鼓劲打气，只能是枉费心机，丝毫挽救不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惨败的命运。吴晗只能叹息他所支持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太没有“骨气”罢了。这真是使吴晗大失所望。正象毛主席说的：“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主席诗词《满江红》）历史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失败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吴晗注定的命运，因为历史不是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伙伴们所能扭转的，历史将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朝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前进。
（摘自四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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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要我们放弃社会主义方向，办不到
冯君实
吴晗同志大写历史小品，从大将军、宰相到小州县官，凡历史人物身上有一点可以利用来借题发挥的，绝不放过。一向标榜尊重史料的吴晗同志，竟不择手段把《三国演义》中关于马谡的事也当史实来用。不过从写于谦以后，吴晗同志兴趣忽然从“清官”转到“良将”身上。一九六二年三月，发表《赵括和马谡》，说赵国因为把“富有军事经验”的廉颇从前线召回，换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赵括为帅，结果被秦打败。要人们重温“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害人、害己、误国的教训”。同年六月发表《〈敕勒歌〉歌唱者家族的命运》，颂扬一个镇压各族起义起家的军事贵族斛律金“生性质直”，“善于用兵”。他儿子斛律光“生性谨慎梗直”，由于触犯了“昏庸无能的皇帝”和遭到“小人”的陷害而被杀害。吴晗同志这些文章是针对谁呢？我们知道，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和国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都是借口反对“教条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吴晗同志这里所指的是谁也就很清楚了。吴晗同志用含沙射影的手段，诬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又企图吓唬我们党，要党接受“教训”，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放弃社会主义方向，正是使用了吴晗同志在同时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多写一点杂文》中所说的“冷嘲热讽，指桑骂槐，隐蔽曲折”的手段，是“无妨狠一些，越狠越好”。而对于所谓被“迫害”者，寄予了无限同情，这正是对于在现实斗争中彻底被人民唾弃，对于卷土重来完全绝望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情。
（摘自四月二十日《吉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