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吴晗同志为胡适传宗接代 徐非光 劳鸿起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把希望寄托在我国的青年一代身上，千方百计地在青年当中散布他们的毒素，扩大他们的影响，“育种”、“选苗”，为他们寻找继承人。作为胡适的“得意门生”的吴晗同志，当他“破门而出”向党向社会主义大举进攻的时候，也没有忽略这个重要的方面。他一面连续抛出《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等毒草；一面披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老左派”、“老前辈”的外衣，从事多种活动，极力毒害青年一代，企图要我们的青年，离开党和毛泽东同志指示的道路，变成胡适的“徒子徒孙”。我们广大青年，必须彻底揭露吴晗同志的恶毒阴谋，坚决做共产主义接班人。
引导青年追逐名利，死抠书本走“个人奋斗”的道路
我们不会忘记，一九五九年之前经常流露出“寂寞”之感的吴晗同志，一九五九年后，却突然变成了“大忙人”。忙什么？首先是忙于写文章，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为了写《海瑞罢官》，他不惜“七易其稿”，可谓不遗余力。其次，则是忙于报告，讲课，对青年放毒。几年来他风尘仆仆，出入高等学校，又是做报告，又是讲课，并到处接见记者，发表谈话。再次，就是忙于出书。一九六一年出了一本《春天集》，隔了刚刚一年，《学习集》又出笼了。当时他对自己的“多产”是颇有点踌躇满志的，说他写这些东西“不怎样苦，相反很高兴”。得意忘形，跃然纸上。于是经过伪装的胡适的货色，便大量放了出来。
吴晗到底向我们的青年灌输了些什么货色？在他的文章中对青年谈得最多的，就是要青年不要关心什么国内外大事，不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不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而是号召青年钻到书本中去，钻到史料中去，钻到故纸堆里去。
吴晗同志经常摆着“权威”的架子，给青年解答问题，提出“忠告”。且看他的“答案”和“忠告”。
怎样学历史？他说：“答案只有两个字：读书”。
学习的方法是什么？答案是：“三勤”——“勤读、勤抄、勤写”，要“时时翻阅”“记得牢靠”“打基础的书要读得熟，读得专；基础外的书要读得多，读得广”。
怎样写文章？答案是：“三多”——“多读书、多写作、多修改”，“首先是，多读书”，这样就可以成为写文章的“妙手”。
史和论怎么摆法？答案是：“先学历史，后学理论。”
知识分子最缺乏的是什么？答案是：“书读的不够”，“知识贫乏”，“研究工作没有入门”。“这是问题的症结”。
学习的途径是什么？答案也只有“一条”，“向有这门知识的人学（按，即向吴晗同志这样的“权威”学），向有这门知识的书本学”。
为了不冤枉吴晗同志，我们必须指出，吴晗同志并没有忘记“教导”我们的青年要“联系实际”，要“实践”，但是怎样“联系”法呢？吴晗同志告诉我们：“学了数学，在懂得一个公式之后，就必须加以演算”，“多做习题”；“学物理、化学，要在实验室作多次试验”，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过程”。
请看，这就是吴晗同志向我们青年提出的“读书之道”。
吴晗同志并不以发布口头的宣言为满足。他懂得，要青年跟着他走，还必须有一个活“样板”。在吴晗同志看来，现成的样板是胡适。但是此人早已被中国人民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再拿出来不免大煞风景、招人掩鼻。理想的人物还是吴晗同志自己。一方面他是胡适精心培养的标本，得到胡适的真传；另一方面他又有“老左派”、“马列主义史学家”的迷人外衣。于是吴晗同志亲自出场了。一九六一年他把《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推荐给我们的青年。一九六二年又对北京日报的记者，纵谈个人奋斗的秘诀。在这前后，他在不少高等学校的讲话中，也不只一次地散布了自己的个人奋斗史。
吴晗同志散布的个人奋斗的秘诀到底是些什么呢？归结起来，就是：从成名成家的目的和“个人的兴趣”出发，“钻到浩瀚的史料堆中去”，抓住可以成名成家的线索，“寻根究底”、“跟踪追击”，“下苦功夫”，写出专著论文，得到“权威”、“专家”的赏识和栽培，就可以一举成名。他总结自己个人奋斗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专家学者，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自己是否努力”。这就是说个人奋斗，就是他成名成家的根本秘诀。
吴晗同志宣传的这一套，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这些东西胡适在几十年前早就讲过了。早在五十多年前，当中国人民奋起反对袁世凯签订的卖国契约二十一条时，胡适就在一九一五年发表过“致留学生公函”，提出“我们的职责是学习”，阻止留学生参加爱国政治运动。当中国革命蓬勃发展时，他又号召青年，要“独坐图书馆”，说什么“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只应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因为读书“比呐喊重要十倍、百倍”。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怎样读书”的文章，宣传什么“为学要如埃及塔，要能博大要能高”，要学生“什么书都读”“中国字的一点一撇都不可放过”。当时他的目的就是把那些以救国为己任的学生赶回课堂，搞什么“整理国故”的名堂，来对抗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现在我们党和毛主席号召青年，要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为革命学习，吴晗同志却要我们的青年为成名成家而研究历史。毛主席号召历史研究要服从革命的需要，吴晗同志却号召从“兴趣”出发而研究历史。毛主席号召搞社会科学的同志，到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去，和工农相结合，滚出一身泥巴，吴晗同志却要把我们的青年拉回到故纸堆里。按照吴晗同志的办法，只能培养出一些无用的书呆子和市侩，变成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俘虏。
煽动青年反对党所领导的政治运动诱骗青年跟着他一道兴风作浪
在吴晗同志大量的谈读书和学习的文章中，有两篇特别值得我们重视。一篇叫《大家都要补课》，一篇叫做《说浪》，都选入了《学习集》。这是直接对党放出的两支毒箭，用意险恶，对青年知识分子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煽动性。
在前一篇文章中，吴晗同志提出了一个“填平空白时期”的号召。什么是“空白时期”？根据吴晗同志的说法，近年来“青年教师们很紧张，他（她）们大多数是解放后任教的，参加了很多政治活动”，“但是许多青年教师书读得不够多”，“他们一面在加紧学习，一面也不免流露出焦急的心情，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应该同情并且一定要全力地给以支持的。”接着，他又谈到了他自己，“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这一期间，就没有能够系统地读过书，做过研究工作”，“建国以后，这十二年以来，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或多或少受到了教育”，“但是，认真有系统地读书和做研究工作，怕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吧”，于是他有了“空白之感”，他要大家补课，来“填平空白时期”。
看呀！吴晗同志多么关心和体贴青年！他不仅完全“理解”青年的心情，而且“一定要全力地”支持他们的要求，他简直是在“为民请命”了。但是，吴晗同志所说的“空白”，究竟是什么呢？意思很清楚，就是告诉我们青年：你们书读得太少了，知识太贫乏了，“一不老，二未专，三还不成家”。原因是什么？就是党所领导的政治运动，阻碍了你们成名成家。问题很明显，吴晗同志的目的是企图以所谓“空白时期”，煽动青年们对政治运动的不满和厌恶，诱骗他们起来向党进行斗争。填什么“空白”呢？这也不难找到答案。吴晗同志说，一九三七年以后，没有好好地读书，不言而喻，只有一九三七年以前才是他读书的黄金时代，而那个时候恰恰是吴晗同志拜在胡适之流门下受教的时代。原来如此！所谓“补课”，就是要我们回到三十年代去，补吴晗同志向胡适学习的那一课。吴晗同志装出“关心青年”的样子，说穿了，这不过是“鳄鱼的眼泪”，能骗了什么人呢？
我们的青年是需要补课的。但是我们知识青年最缺的课，并不是吴晗同志说的那些东西。解放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几次大斗争：如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斗争，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批判胡适胡风的斗争，对于杨献珍、冯定的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以及文艺战线上的其他斗争，不是造成了什么“空白时期”，而是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填平”了这些阵地的“空白”，问题在于这些阵地我们还“填”得不够，以至象历史学这样的阵地，至今还在象吴晗同志这样的资产阶级“权威”手中霸占着，这个“空白”，我们无产阶级一定要去“填平”。我们青年一代的身上也存在着“空白”，但并不是什么书读少了，恰恰是书读得不少，而读得不对头，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越读越蠢。我们最缺乏的正是阶级斗争的课，生产斗争的课，和工农群众结合的课，这个“空白”是非“填平”不可的。我们要补的，恰恰是吴晗同志认为要反掉的东西。“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吴晗同志欣赏的正是“沉舟”和“病树”，他却要把这些东西推荐给青年，并要我们当做“补药”来吃，我们决不上当。
《说浪》，可以说是前一篇的姊妹篇。解放以来，我们国家一直处在革命的时期，革命的浪，一个接一个，浩浩荡荡，无情地涤荡着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吴晗对这个是一概不感兴趣的。他别的看不见，到一九六二年，他忽然发现了一个“读书的浪，勤学的浪，求知的浪”。当我们在向学术界的资产阶级思想开展斗争时，他不叫大好形势，可是在一九六一年，吴晗同志大举向党进攻，学术、艺术界牛鬼蛇神大量出笼的时候，他欢呼了：“这是学术文化界的大好形势”。
吴晗同志欢呼“读书的浪，勤学的浪，求知的浪”，欢呼“学术文化界的大好形势”，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他看准了社会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大闹“翻案风”、“单干风”的时机，也想在文化学术战线来一个里应外合，互相呼应，掀起一个反动的逆流，来冲垮教育大革命的堤防，冲垮意识形态领域大革命的堤防，冲垮共产党对这些领域的坚强领导，从而动摇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他特别向青年来讲这个问题，则是想从这里突开一个缺口。可惜的是，吴晗同志所欢呼的所谓“浪”，只不过是长江大河中的一股逆流，吴晗同志想引诱新中国的青年跟着他一块兴风作浪，也只能是白昼作梦。
号召青少年学习古人的“美德”，引导他们走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
解放以来，我国广大青年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决跟着党走，他们中间出现了象雷锋、王杰、欧阳海、麦贤得这样的英雄人物，广大青年把他们当做自己学习的榜样。可是吴晗同志对这种情况却大不以为然。他向我们青年提出了“向古人学习优良美德”，继承封建道德的号召。他利用一切便利条件到处宣传、大声疾呼。他的触角不仅遍及高等学校，而且伸到中学生和小学生那里去了。这些年来吴晗同志打着普及历史知识的旗号，利用他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的便利条件，企图把这个小丛书当成他散布反动思想的阵地。他自己则亲自为这套丛书写了《海瑞的故事》，把自己的反动思想，用通俗读物的形式，直接推荐给我们的青年。
这还嫌不够，他还要把它的反动思想传给我们更年青的一代。一九六二年，他又对儿童读物感到兴趣了。就在这一年，他连续针对着少年儿童写了好几篇文章，一篇叫《写给少年作者》，另一篇叫《谈历史故事》。在前一篇文章中，他直接号召少年儿童“成名成家”。说什么“要知道成一个‘家’，光靠一篇文章是绝对不行的”，“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必须继续付出辛勤的劳动”。在后一篇文章中，他“规定”了编写儿童读物的“原则”。什么是对儿童“有益”的读物？答：要能“从中学取智慧、勇敢、勤劳、顽强不屈、发明创造等美德；从中学取造词、缀字、作文；从中吸取知识”，在另一个地方他又把要少年儿童学取的“美德”，作了进一步发挥，这就是：一、“不畏强暴，敢于同坏人坏事斗争”，二、“不顾私情，一心一意做好工作”，三、“机智勇敢，有胆量，动脑筋”，四、“勤勉好学”。我们教育少年要有鲜明的阶级观点，要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要为革命而读书，吴晗对于这一切，讳莫如深，只字不提，而是大谈其抽象的勇敢，机智，勤学，这是为什么？吴晗同志这里要向少年儿童散布的东西，不是恰恰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要告诉人们的东西非常类似吗？只要看清了《海瑞罢官》的政治目的，那么他对少年儿童所说的话，也就不难看得一清二楚了。吴晗正是利用了一种隐讳的方式，向少年儿童灌输反党的毒素。他的居心之险恶，也正是在这里。但是，方法虽然“巧妙”，却不可能逃过中国人民的眼睛。
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吴晗同志又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充当了我们的反面教员。事实告诉我们，敌人是不会睡觉的，他们不仅热心地直接向社会主义制度进攻，而且还不遗余力地在下一代的身上用功夫。从这些事实中，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加强对青年进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和进行教育革命的伟大意义。此外，我们也不能低估吴晗同志所散布的影响，有必要对他在青年中散布的东西，进行系统的批判和消毒工作，坚决打退他在这个领域内对我们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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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粉碎吴晗毒害青年的阴谋 北京大学法律系 李成义
吴晗同志毒害青年的手段是极其险恶的。他惯用的伎俩，就是鼓励青年要敢于“成名成家”，以便成为象他那样的资产阶级“专家”。他号召青年向他学习，学习他终于“成为专家学者”的经验。
他的经验又是什么呢？就是他大量推销的下“苦功夫”，“钻到浩瀚的明史资料中去”，“勤读，勤抄，勤写”，“要加倍地读书，多读书，老老实实地读书，认真地读书”，“书念得越多越好”，等等。总之，千万不能离开“本本”，只要读书，不要实践。只能钻到研究室、图书馆里，绝不能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尤其是不能参加阶级斗争。他要我们青年读什么书呢？毫无疑问，不是读马列主义的书、毛主席的书，不是读革命的书，而是“深入到资料中去”，钻到故纸堆里，“老老实实地”读古书，读吴晗之流的资产阶级文人所写的书。
吴晗又告诫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专家学者，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自己是否努力，是否能克服挡在他面前的一切困难。”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吴晗还进一步给青年指出，要成名成家，还必须“人要掌握环境，而不能被环境所支配”。这是什么话呢？这就是要我们闹个人主义，要我们不去服从社会主义祖国的需要。——看来，吴晗对青年人“成名成家”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了。
我受过吴晗的骗，中了他的读书第一、成名成家思想之毒。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我在高中一年级念书的时候，看了吴晗一些文章，就产生了一种“成名成家”的念头。同时从吴晗的文章中，我也找到了成名成家的“唯一道路”。当时我认为，吴晗的文章对自己是“雪中送炭”，从中得到“鼓舞”。吴晗不是口口声声地说成名成家“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自己是否努力”吗？于是，我那台为自己将来成名成家的个人主义“发动机”，便高速度地旋转起来，加班加点，转个不停。那时，我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考上高等学府。嘴上说的是“一颗红心，多种准备”，实际上只做了一种准备。我拼命读书，思想改造就自然而然地放松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学不进去。就是学也是走走形式，以表示进步。
到了大学以后，这种为个人名利地位而学习的思想一直没有得到克服。最近，在学校开展的人生观教育运动中，我大胆地暴露了自己的个人主义的学习目的。暴露以后，通过毛主席著作的学习，用阶级斗争的观点一分析，自己大吃一惊，高叫一声：“危险得很！”这是关系到革命不革命的问题。
我要告诉吴晗同志：你要我们做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办不到！我们是党培养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教导下的青年，我们一定要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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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晗向我们散布了什么毒素？ 中央民族学院学生 白正顺（傈僳族） 杨必繁（白族）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吴晗同志曾以中国历史学家、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的身份给我们作了题为《当前史学的发展和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这里只谈谈吴晗同志是要我们怎样学习古文及其恶劣的影响。
吴晗同志要我们怎样学习历史呢？
吴晗同志说：“古文是打开祖国历史宝库的一把钥匙，不懂古文就根本谈不上学习和研究历史。因为除了部分近代史和现代史之外，所有的历史书籍资料都是用古文写成的，而古人的语言又和我们今人的大不相同，因此要看书，要收集资料，要研究历史，就必须先掌握古文。然后才能打开浩如烟海的祖国历史宝库。用什么方法可以掌握古文呢？我看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多读、多背，花上一两年的时间，狠下苦功夫，从《古文观止》、《资治通鉴》中选出不同类型的三四十篇文章，拼命地背，不要放过一字一句。这样，就可以掌握古文的规律，就可以阅读其他古典文献资料了。”
我们班里的同学，古文基础比较差，在吴晗同志的欺骗之下，曾一度掀起了找古书、买古书、读古书、背古书、抄古书的热潮。为了找到几本古书，有的同学还利用假期回家的时间，从广西、云南、青海、贵州等地，找回《幼学》、《四书》等一大堆古书。经过一番辛苦和“奔波”之后，几乎每个人都弄到几本古书了。不少同学为了不“落伍”，整天蹲在图书馆里死啃古书。有的同学甚至把三分之二以上的自习时间都用来学习古文。
当然，我们并不是笼统地反对学习古文。对于学习历史的人说来，掌握一定的古文知识是必要的。我们跟吴晗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学习或者多学少学古文的问题，而在于历史科学的研究中究竟是以毛泽东思想挂帅还是以古文挂帅的问题。吴晗妄图用古文来代替毛泽东思想，这正充分暴露了他顽固地坚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他想借此诱骗广大青年离开伟大毛泽东思想的指引，钻进他所布置的迷魂阵里去。并且，古文并不是没有阶级内容的简单的文字组合，而是封建文人写的反映其政治立场、表达其思想感情的东西。因此学习古文，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批判地进行学习。只有这样，才能知道为谁学习古文，为什么学习古文，才能进得去，出得来，不致于迷失方向。吴晗向我们鼓吹“不放过一字一句”“拼命地背”，其居心就在于要把我们引入歧途。在吴晗同志的诱骗之下，我们一些同学确实拼命地背，“不要放过一字一句”地背了。例如学到《李自成传》时，对于封建史学家对李自成“……声如豺，性猜忍，日杀人，斮足剖心为戏”这样的诬蔑，也未加批判地背诵。对于当时崇祯皇帝处于农民革命战争的包围之中而发出的哀叹“……帝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也照样背诵。阶级观点，阶级感情，日益淡薄。
这样，我们有些同学曾一度被吴晗同志牵着鼻子走路，整天钻在古书堆里，进去了出不来，对于政治理论学习产生了厌倦情绪，把劳动和社会工作看作是一种累赘负担，放松了自己的思想改造。这就是吴晗同志“教导”我们的结果！
现在我们认清了，这是吴晗同志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种手法，是吴晗同志毒害青年的一种手法。对吴晗的言行，必须予以回击。我们要投入战斗，彻底批判吴晗的反动立场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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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晗的杂文
——向党进攻的短剑 华 健
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吴晗同志不仅“破门而出”创作了历史剧《海瑞罢官》，写了许多篇历史论文，而且连续发表了大量的杂文。他认为那几年是个“杂文的时代”，所以大写特写，其中收入《灯下集》《春天集》《学习集》的就不下百篇。他利用这种“短小犀利”的文体，说长道短、谈古论今，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恣意的攻击和谩骂。
如果说历史剧和历史论文是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长矛，那末，杂文就是他腰中的短剑。
就吴晗同志的杂文所涉及的内容来看，的确是很“杂”的，正所谓“左顾右盼，什么都想摸一下”〔注〕，但是“杂虽杂，也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借古非今”，对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现实放冷箭。正如许多同志已经指出的，他在一九五九年六月，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党发动进攻所写的《海瑞骂皇帝》，就是一篇充满了敌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杂文。其实何止此篇，早在《海瑞骂皇帝》发表的前两个月，在另一篇杂文《阵图和宋辽战争》中，就开始骂起来了。如他说：“打败仗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主观主义皇帝所制阵图的罪过”，“相反，不凭阵图违背皇帝命令的倒可以不打败仗”，这里就已经贯穿了“骂皇帝”的主题。在同年五月发表的题为《人和鬼》的杂文里，吴晗同志又“借鬼讽人”，大骂所谓“活鬼”。例如：什么“死鬼虽然不存在，活鬼却确实有之”啦，什么“青面獠牙吓唬人，鬼头鬼脑的摆弄人”啦，还有什么“摆出鬼架子、鬼威风”啦，等等。经这一形容，真有点可怕，似乎吴晗同志仍然生活在人吃人的旧社会，而不是生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这篇杂文里分明有股子“恨气”，“有根刺”“想朝什么地方戳它一下”！
吴晗同志写这些杂文时的“心情”是披露过的。他在当时写的《一个倡议》的杂文里就说过：“骨鲠在喉，非吐不可是消极的”；积极的则是“高兴得有话想说，非说不可，非写不可”，“不写，很难受”。在这种“心情”之下，写出了上述那样冷嘲热讽，指桑骂槐的东西，当然是不足为怪的了。
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以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被打退了，于是吴晗同志对“罢官”和“翻案”的题目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什么“海瑞罢官”“周忱罢官”“于谦罢帅”“廉颇罢帅”“斛律全家族的冤案”“胡惟庸的冤案”等等历史的僵尸，都陆续地搬了出来。与此同时，吴晗同志还以保护“新生事物”的面目，大反起所谓“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鼓励青年们树立“骨气”，埋头古籍去“寻根问底”。他在一九六二年夏天所写的一篇叫做《说谦虚》的杂文中，就曾经声色俱厉地指斥那些压制“新生力量”的人，并为所谓“异端”争取合法地位。他指控这些人的罪状是：
“他们满足于已有的知识、经验，满足
于当前的环境，对新生事物的出现，一看脸
孔蓦生，不是采取怀疑的态度，不加理睬、
不去注意，就是大喝一声：哪里来的异端！
一棍子打死。这样的例子不胜举，在自然科
学发展的历史中，有不少科学家认识了真理，
并且坚持了真理，结果被过去愚昧的统治者
杀死、烧死，他们的学说、著作也被禁止、
焚毁。”题目明明是《说谦虚》，忽然一下子又转到迫害科学家上面去了。人们不禁要问：这二者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难道过去的统治者杀害那些坚持真理的科学家，就是由于他们态度不够谦虚吗？显然不是。吴晗同志在这里使用他惯用的手法在借题发挥。他接下去说：“但是，人可以被处死，书可以被烧毁，真理是杀不死、烧不坏的，不但一直流传下来，而且愈来愈发出灿烂的光辉。”原来他说的根本就不是谦虚不谦虚的问题，而是和《海瑞罢官》里所唱的什么“海瑞罢官姓名香”、“阴谋倾陷理不当”是同样的调子，仍是在为那些所谓“蒙冤受害”、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叫屈、鸣不平。只不过他又把“海瑞”换上了“异端科学家”，因而也就更加恶毒地把党影射成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了。
有什么样的实践就必然有什么样的理论。——正象配合《海瑞罢官》、《李慧娘》的出笼，吴晗同志曾经先后写了好几篇谈论历史剧的文章一样，为了给他们的杂文建立一点“理论”根据，以便进一步扩大他们的“自由市场”，吴晗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六月又抛出了一篇题为《多写一点杂文》的杂文。在这篇杂文中，吴晗同志俨然以鲁迅先生继承者的姿态大声疾呼，号召作家们“抓住问题”“对症下药”“多写一些杂文”，并且把二十多年前臭名昭著的所谓“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的“理论”，又搬了出来。他在这篇文章中首先假借了一个由头提出质问说：
“不知根据什么理论，似乎有人说，而今不是杂文的时代。
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不可以有杂文呢？
我看，不但可以有，还应该多写才是。”
为什么要“多写”杂文呢？他的解释是：因为我们需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这种需要却没有得到满足：“一篇杂文发表了，这个提意见，那个忙于辩解，另一个则认为作者有意中伤，这样做的结果，杂文被扼杀了。”大家都知道，谁也没有提倡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用杂文笔法。而且，既然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当然也就要允许别人的反批评，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有不同意见，就“扼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杂文”同“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必然的联系。吴晗同志这里所谈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只不过是一个幌子，借以掩藏他要用杂文达到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本来，关于所谓“还是杂文时代”的“理论”，早已有了定论。一九四二年五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经针对着这种“理论”的发明者反党分子王实味、丁玲、萧军、罗烽之流，进行过彻底的批驳。毛主席在当时就指出，这是“政治方面”的问题。他说：“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一九五七年三月，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再一次指出：“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毛主席在这两个“讲话”中，早已把什么是“杂文的时代”，什么是“鲁迅式的杂文”的问题，说得清清楚楚了。这种科学的论断，揭破了问题的实质，妨碍了某些企图假借鲁迅先生的名义，进行反党反人民活动的人的手脚，所以他们就对毛主席这部伟大的历史文献，产生了极端的仇视。因此，每当阶级斗争形势尖锐起来的时候，总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一再地提出“还是杂文的时代”、“还是鲁迅的笔法”，来和毛泽东思想相对抗。而吴晗同志恰恰是在全国文艺界欢欣鼓舞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时候，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还悻悻然地质问“不知根据什么理论，似乎有人说，而今不是杂文的时代”，矛头不是指向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呢？
吴晗同志应该知道，“杂文的时代”这个词儿在文艺斗争史上已经成为“黑暗时代”的同义语了，它和杂文原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提倡多写一点杂文和把我们今天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说成是“杂文的时代”，完全是两回事。事实上，解放以来杂文的创作并不冷落，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利用它打击敌人、“保护人民事业，提高人民觉悟”，曾起过显著的作用。当然，在吴晗等人看来这些都不能算杂文，因为他们所要的“杂文”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以他们才又提出什么“而今”是“杂文的时代”云云。
说到这里，吴晗同志可能要辩解：我也说过“我们的时代不是鲁迅的时代”，因而要“区别对待”呀，“我们斗争的对象是针对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呀，只不过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呀。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尽管吴晗同志确曾说过“区别对待”一类的话，但他那许多篇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呼冤的杂文作品，却有力地证明了他对党的领导对革命的人民，不是进行什么善意的“自我批评”，而是恶意的中伤。许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别有用心的人，往往总是以冒充革命阵营内部“自我批评”的姿态来对革命进行袭击的。吴晗同志的杂文理论和创作实践，再一次说明了这一点。
说到“翻案”，《多写一点杂文》本身就是一篇翻案文章。不是吗，已经时过二十年，又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把那早已被反党分子、右派分子使用得破烂不堪的“还是杂文的时代”的武器重新捡了起来，找出种种理由加以提倡，这不正是要为这种“理论”翻案吗？这一点除了表明吴晗同志在那几年已经“翻案”成“癖”，同时也说明文化学术园地里的毒草，不管新的还是老的，本都是一条蔓上的植物，所以，它们的“理论”也是可以互相通用的。
按说，历史是不能重复的，但是，有一些妄想违背社会发展规律，拉着历史倒退的人，偏偏要重复地去扮演历史上已被人民唾弃了的角色。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只好用吴晗同志谈论“活鬼”的那篇杂文中的一句话，再还敬给吴晗同志，那就是：
“大喝一声：你是鬼！揭穿他，让人人都知道，这是鬼！”
〔注〕《春天集》序。以下引文均见吴晗同志
《灯下集》、《春天集》、《学习集》，不另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