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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研究
坚决抗议对农民群众的污蔑 刘兴隆 郭乾 王开山
提 要 我国农民富有坚强的革命性和斗争性。吴晗一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美化帝王将相，诋毁农民群众。解放前，他辱骂农民起义军是“流寇”、“乱民”、“暴民”、“盗贼”；解放后，他胡说强调农民起义，就是把历史弄得“漆黑一团，灰溜溜的”。我们是贫下中农的儿子，坚决抗议吴晗对农民群众的污蔑。
在解放前，吴晗同志以“民主斗士”自居。一九六一年，为了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他又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为民请命”的“英雄”。但我们读了吴晗解放前后的大部分著作以后，不禁满腔怒火！原来，吴晗是这样的恶毒，把农民群众污蔑得一无是处，简直是十恶不赦。因此，我们作为贫下中农的儿子，社会主义时代的大学生，有义务告诉全国贫下中农，让他们知道，这个打着“人民代表”旗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都污蔑了他们一些什么！
解放前，辱骂农民群众，反对农民战争，为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服务诋毁农民的革命性，胡说农民为统治阶级当奴隶出于“自愿”，农民的性格是“忍耐苟安”
毛主席说：“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为了替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找合法根据，吴晗却说，不！“农民是最能忍耐最驯服的”，他们可以“自愿”为统治阶级当奴才的。他在一九三五年写的《明代之农民》一文中还说，农民的“美德”是“最驯良，最肯对国家尽责任”。在同年发表的《元代之社会》一文中，他从故纸堆里终于找到了一条“历史根据”。他说，“据元史世祖纪，成宗纪及刑法志的记载”，有一些农民，他们为了“投靠”贵族、地主以“保全生命或避免徭役”，因而“自愿为奴”。基于农民“最驯良，最肯对国家尽责任”的“德性”和精心搜寻的“历史根据”，吴晗在一九三六年写的《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一文中，明确地规定：负担“国家赋役的绝大部分”是农民“自己应尽的义务”，并且“除他们自己应尽的义务和应纳的赋税以外，他们还应当替贵族和地主们尽一部分责任”。这就是说，农民有义务替统治阶级做牛做马。一句话，统治阶级剥削人民天经地义，农民群众做牛做马理所当然！这就是吴晗的反动逻辑。
吴晗为了本阶级的需要，极力诋毁农民的革命性，说农民是一堆“没头脑”、“没大出息”的人物，“除了种庄稼，有力气以外”，别的什么都不懂，他们“唯一的希望是过平安日子”。活着是农民的“本分”，“吃苦也是本分”。他们“最好的德性”，就是“忍耐苟安”。这和贫下中农的阶级性，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贫下中农的形象是相距多远啊！毛主席说，贫农最革命，他们是“革命先锋”。但是，吴晗却偏偏要说农民群众不但能够“忍耐”，而且还有一种“苟安”的本性。我们不知道，被封建统治阶级从骨头里榨出油来的老百姓，他们凭什么“苟安”呢？是象吴晗的家里一样，凭“一个月有几十元银元薪水”吗？凭“近三十亩左右的水田”吗？凭“一所瓦房”，“每年可以收五六千斤谷子的租子”吗？按照我们父兄的经历，按照我们在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所见所闻，我们只知道每一个从旧社会出来的贫下中农，都有着一部悲惨的血泪史。伴随着他们的汗流尽，血榨干，也各有着一部悲壮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史。他们从来不象吴晗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说的，“农民甘心”受地主的“压迫”和“庇荫”那样下流！他还说，农民“连这庇荫也不能得到”的话，“结果只能逃亡，变成流民”。好象得到这些“庇荫”的农民，他们之所以有一线“生路”，是穷人沾了富人的光。但每一个饱尝过旧社会辛酸的贫下中农，都知道给地主扛活的滋味是什么，给地主当丫头的滋味又是什么！可见吴晗这种无视历史事实，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的老爷式口气是何等荒谬绝伦！
上面已经说了，吴晗在《历史中的小说》一文里说，农民除了“忍耐苟安”的“德性”以外，唯一的希望是过平安日子。他以农民起义所带的宗教色彩为据，说“农民是不很能了解政治革命的意义的”。只要有关于如何有好日子过的说教，农民便“自然死心踏地的信仰，一致加入去追求这理想的乐园”。好象农民群众也象剥削阶级一样，唯利是图，整天价想着发财，成了财迷了。他还在《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一文中污蔑说，要农民“来参加革命，也非加上一些宗教的或迷信色彩的外障”来吸引他们不可。
尽管吴晗说农民“最大的希望是过平安的日子”，也说农民“最好的德性”就是“忍耐苟安”，但是，由于统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农民始终不曾有过“平安的日子”过，也不会有平安日子过。吴晗对农民这种“忍耐苟安”的“好”德性的“夸奖”，也是不能当饭以充饥，当衣以御寒的，他们仍要斗争，仍要反抗的。但吴晗又拿出了一种虚无的、概念式的理论来安慰农民了。这就是他竭力吹捧所谓“清官”、“好官”“包龙图”、“海青天”，并污蔑农民“喜欢”“清官”、“好官”，“热爱”“包龙图”、“海青天”。他在《历史中的小说》一文里说：“老百姓”“一遭了不幸的事，非打官司不可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个象包龙图那样的清官，能一是一、二是二，把案子断清楚。只要不受冤，不吃亏，也就心满意足，愿意这好官永远不离开”。在吴晗笔下的农民就是这样的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包龙图”、“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伸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这除了说明吴晗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替封建统治阶级充当喉舌以外，又能说明什么呢？农民群众是决然不会相信有什么“清官”的，因为他们受尽了剥削，受尽了压迫，他们所遇见的官吏，不管是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也不管是姓张姓李，他们从自己惨痛的经历中得出这样一条真理：“天下乌鸦一般黑”。要解放，要自由，必须起来斗争。
恶毒地污蔑农民起义，含沙射影替蒋介石统治服务
为了配合蒋介石企图消灭工农红军的反革命活动，吴晗在自己的一系列著作中，对农民起义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攻击。
毛泽东同志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农民之所以要起义，要革命，完全是地主老财、乡官恶吏这些吸农民的血、吃农民的肉的黑心鬼逼出来的，完全是吃人的旧制度造成的。但吴晗却不以为然，他在一九三七年写的《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一文中，说农民起义是由于人口“飞快地增加，土地又不够分配”所引起的。从这个荒谬的逻辑里，可以看出吴晗的地主阶级本性是多么鲜明！唯恐人们说农民起义是他们的老祖宗逼出来的。
农民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境地，为了寻求光明，于是便揭竿而起，象暴风雨一样，横扫封建统治阶级，把他们平日积压在心头的新仇旧恨一下子化成力量。他们所到之处，烧官府，杀官吏，开粮仓，把地主阶级打翻在地。农民的这种举动，我们说“好得很！”但吴晗却感到深恶痛绝，他在许多著作中，辱骂农民起义军是“流寇”、“乱民”、“暴民”、“叛乱”，是“盗”、“贼”、“匪”、“寇”，他们的领袖是“暴民领袖”，是“野心家”。一九三四年，正是工农红军开始长征时期，为了从历史上替蒋介石提供“剿共”经验，吴晗写了《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一文。他说，明末的教训是“当时的统治者”大意了，把农民起义看成是“疥癣之疾”，“高枕而卧”，料想不到农民起义军“一有了势力”，竟来“夺取政权”。他根据这些经验教训，提出了两条对付农民起义的办法：一条是，在这种“火烧眉睫的时候”，统治集团要“联合起来”，不要“勾心斗角地互相计量”。另一条是，施行“抚恤”，从根本上堵死“致乱之源”，以免“自掘坟墓”。从这里可以看出，吴晗对农民起义所怀的刻骨仇恨，和对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革命的心理了。
农民起义杀了一些官吏，赶跑了地主，分得了一些土地，但吴晗对这特别看不下去。在《朱元璋传》里，他把农民军写得比官军还凶恶。他说：“红军攻破城池，各将领大抢一顿以后，又把满城男妇虏获，闹得老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起义军“杀人放火，奸淫抢劫和人民作对，失尽了良心”，使老百姓“实在没法子活下去”。他还污蔑起义军内部是乱哄哄的一团糟，成不了事。在《朱元璋传》里，他说：“濠州有五个元帅，一字并肩，没有头脑，谁也不服谁，谁也支使不了谁，闹得乱烘烘，不成个体统”，“没有大出息，成不了事”。
后来，他在《朱元璋的统治术》里，还恶毒污蔑农民起义的动机，说农民“苦战了十几年，为的是什么？无非是为作大官，拜大爵位，封妻荫子，大庄园，好奴仆，数不尽的金银钱钞，用不完的锦绮绸罗，风风光光，体体面面，舒舒服服的过日子”。
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更是吴晗所坚决反对的。他在一九三四年《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一文中，赤裸裸地说：明王朝的灭亡，“与其说这是流寇的功绩，还不如说这是古老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自然崩溃为比较妥当”。按照吴晗的这种说法，任何统治阶级都是可以“自然崩溃”的。但是，迄今为止，中外历史上还没有一个统治阶级，也没有一个统治者是由于“自然崩溃”而滚出历史舞台的。没有李自成进军北京，崇祯皇帝是不会上吊的；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蒋介石的青天白日旗是不会被人民踩在脚底下的！正象毛主席所说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所以吴晗的反动说教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他的辱骂和他的一系列谬论也是极其荒唐可笑的。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过去了，几十年的国民党统治也过去了，我们革命人民一向是被反动统治阶级骂惯了的。但是，辱骂怎能挡住历史的车轮，唾沫星又怎能淹没旭日东升的光辉！革命毕竟成功了，千千万万的劳动大众也毕竟站起来了。当然，在这些牛鬼蛇神还没有根本绝迹的时代里，我们时时刻刻还会听到辱骂的。
解放后，丑化农民群众，反对农民战争，美化帝王将相，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复辟效劳 反动观点 分毫未变
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全中国劳动人民出了苦海，见了青天。吴晗对人民的胜利怀着刻骨的仇恨，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变天。解放后，吴晗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顽固地坚持解放前的反动观点，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他对农民群众、对人民胜利的仇恨。一九六二年，他在《学习历史知识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辱骂“贫雇农出身”的农民，“一辈子没有什么成就”。把这些“一无所有”的人写在历史上，就会沾污历史，就会使历史失去光辉。在他看来，只有地主阶级的皇帝、宰相、将军、“清官”，这些对历史有“贡献”的人物，只有唐太宗、朱元璋、海瑞，才有资格写在历史上，才会使历史增添光辉。否则，就是“取消历史”。他对农民起义深恶痛绝。一九六一年，他在《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许多历史教材“强调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深为不满，胡说什么“写在书上的尽是这个皇朝如何坏，农民起义推翻了它，另一个皇朝起来了，又如何坏，农民起义又推翻了它，一片打倒声，历史几乎成为漆黑一团，灰溜溜的”。在他看来，农民起义打倒封建王朝，是大逆不道，是造反，是黑暗；只有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血腥统治，才是历史上的光明。在地主阶级被打倒在地，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他歌颂帝王将相，宣扬封建主义毒素，其目的就是在为封建地主阶级招魂，就是为了丑化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为了刮起一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黑风。
在《海瑞罢官》中污蔑贫下中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公社化
一九五九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被人民踢出历史舞台。吴晗对被党和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依依不舍，于是“破门而出”，写出了《海瑞罢官》。剧中的海瑞，正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化身，也就是吴晗自己的化身。在这里，吴晗打的旗号是“为民请命”，他竭力把自己一伙人装扮成一个“强哉矫”的“为民请命”的“英雄”。吴晗妄图使人相信，他“为民请命”，就是为贫下中农“请命”；他反乡官、搞退田，就是代表贫下中农的利益的，为贫下中农着想。因而，他在剧本中大唱特唱“江南困苦凄凉相，不退占田不久长”，“冤狱重重要平反，退田方能使民安”的调子。在他看来，我国贫下中农在前几年困难时期是要求退田和反对基层干部的。事实果真象吴晗所说的那样吗？错了，完全错了。我国广大的贫下中农，都是党和毛主席从苦海里救出来的，他们与党有着亲密的血肉关系，他们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他们的恩人是谁，不但他们自己不会忘，而且他们还把这些告诉他的儿子、孙子，要他们的后世都不要忘。在前几年国家困难时期，正是贫下中农和党的基层干部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才打退了牛鬼蛇神的猖狂进攻，坚持了公社化的道路。但是，吴晗却根本无视这些事实。为了达到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他硬要强迫农民喊出他们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心声。要说对农民群众的污蔑，这就是最大的污蔑。
现在，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是过去的吴晗，还是现在的吴晗，都是恨透了农民群众、特别是广大贫下中农的。他对农民群众作了最大的丑化和污蔑。他一边吃着农民群众风里来，雨里去，一把汗一把泥生产出来的粮食，一边恶毒地咒骂着农民。
我们三个都是贫下中农的儿子，我们不能容忍吴晗对农民的恶毒的污蔑，我们更不能容忍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疯狂进攻。我们要彻底批判他的反动立场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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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靠历史做政治交易的人 严 平
吴晗这位“历史学家”对历史可不象他自己吹嘘的那样，是“客观”地进行研究的。他凭自己主观的需要，篡改历史材料，使历史为他所用，以达到他卑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吴晗的“古为今用”应读作“古为己用”，他是一个地道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者！
最明显的例子是，一九四三年吴晗用《说士》向蒋介石献媚，借说古代之“士”，毛遂自荐，向蒋帮乞求官爵。同样一部《明太祖》，就因吴晗的个人需要不同而几经变化。一九四三年，由于吴晗要讨好蒋介石，这本书就把朱元璋吹捧了一番，甚至把朱元璋美化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可是到了一九四九年，这本书被吴晗略加改头换面，变成了《朱元璋传》，突然大骂起朱元璋来了，据他说这是为了影射蒋介石的，云云。这是多么令人恶心！一个“历史学家”，历史到了他的手中，竟然成了他的政治“股票”。随他之所欲，他象变魔术似地把历史变来变去。管你什么历史唯物主义，吴晗只知道利用历史为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服务。他原来是一个靠历史做政治交易的人，是一个资产阶级市侩。
解放后，他的这种“品性”并没有改变。从一九五九年以来，他连续写海瑞、廉颇等古人，指桑骂槐，骂党，骂社会主义，为被“罢”了“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目。在《明代民族英雄于谦》（一九六○年第六期《新建设》）中，他更明目张胆地借研究于谦之名，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辩冤”、“表功”和呼吁。
在一九六○年，吴晗特别抬出了于谦这个人来，加注“国防部长”，夸他领导的“北京的保卫战”的功勋，突出地描绘于谦“不避嫌怨，有意见便说，有些作不了大官的人都恨他，有些大官作用比不上于谦的更恨他”。他感叹于谦之被“罢官”、“罢帅”并被英宗杀了，别有用心地说：“广大人民是深深悼念于谦的”。他又借太监兴安之口说：“这人日日夜夜为国家操心，不问家庭生活，他要去了，朝廷那儿能找得这样的人！”他甚至还描述于谦死后，新皇帝继位，如何向于谦在天之灵道歉：“当国家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之独特，为权奸所并嫉，先帝已知少枉，而朕心实怜其忠。”吴晗最后大声喊口号：“广大人民永远纪念这个保卫北京城的民族英雄，永垂不朽！”
按照吴晗历史上一贯对待古人的“古为己用”的逻辑来看，他搬出这个“民族英雄”而大呼于谦被“罢官”、“罢帅”之“冤”，宣扬继位的皇帝后来如何向这个“国防部长”道歉赔不是，我们是完全有理由认定：这是吴晗露骨地替当时被党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呼吁！
综观吴晗自一九三○年来投靠胡适后的三十余年的历史，可以看出他在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的精心教导下，练就了一套利用历史来反共，反人民，骂共产党，骂社会主义，吹捧美蒋主子的本领。应该说，吴晗是承受了胡适衣钵的真传弟子，他不是什么“历史学家”。现在看来，他不是更象出卖祖宗、叛变中华民族数千年光辉历史的民族罪人——胡适吗？他还有什么资格以“历史学家”自居呢？他只不过是一个歪曲、篡改、利用历史的市侩而已！吴晗在这一点上，又同国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多么相象。如众周知，赫鲁晓夫之流不正是歪曲利用历史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勾当吗？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今天，我们对于象吴晗这样的“历史学家”，的确是不能不提高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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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看透了“清官”的反动本质 史 耕
最近，我们西北大学半耕半读历史系部分师生在西安市郊区六村堡公社的中官亭、后所寨、西席、东席四个生产大队，就“清官问题”向农民群众作了访问，同他们一起进行了讨论。还有一些同学在自己家乡兴平、长安等地的农民群众中作了访问。贫下中农从他们的亲身经历出发，具体而又深刻地揭露了“清官”的剥削阶级本质，与吴晗同志的观点形成尖锐对立。
农民在“清官”问题上的鲜明阶级立场
农民在“清官”问题上阶级立场鲜明，是非观念清楚，所举例证真实生动。广大贫下中农对“清官”的看法同吴晗同志完全相反。他们通过自己的经历，揭露了“清官”为剥削阶级服务的阶级本质。
“清官”忠于皇帝，是穷人的死对头
在我们了解到的材料中，揭露“清官”反动本质的很多是民谣。它们反映了农民群众在世代阶级斗争实践中获得的明确结论。有的面对着熟悉的乡水唱出：“清水河，向东流，当官的是穷人的死对头。”有的说：“为人不坐官，坐官都一般；一朝天子一朝臣，换来换去害穷人。”
许多农民一针见血地指出，“清官”是完全忠心于皇帝的。后所寨大队老贫农王斌说：“说起‘清官’，你说他‘清’，他是对皇帝清，是为皇帝办事的。”有的还说：“哪里有穷人的官，哪里有穷人的法；王法王法，王订的法。法是王订的，官是王给的，不为王办事就当不上官。王法本身就是吃人肉喝人血的。”“‘清官’也都是忠臣，忠心皇上。‘明君’也喜欢忠臣。”谈到包拯的时候，大家列举了好多包拯镇压农民起义效忠皇上的故事。后所寨党支部书记萧德明说：“包拯的乌纱帽是封建朝廷给的，人民起来反抗，乌纱帽也就戴不牢了。他就不让反。”在农民看来，忠皇上和爱百姓是水火不相容的。一首歌谣说得好：“‘包文正，面发青，忠皇上，爱百姓’，谁信这，鬼念经。”
“清官”和贪官同样残酷剥削人民，
“清官”用木刀杀人，贪官用钢刀杀人
在谈到“清官”和贪官的区别的时候，贫下中农说，“他们是一路子贼寇”，“一混子贼”，他们的统治手法不同。“贪官用钢刀杀人，这是活剥皮；‘清官’用木刀杀人，叫人活受罪——死呢死不了，活呢活不旺。”
“清官”和贪官都残酷剥削人民。后所寨大队贫农王生发说：“当官是为了刮钱，旧社会谁见过不爱钱的官。当官的吃好的，穿好的从哪里来？每年每月要弄多少银子！官再‘清’，出去还要坐八人大轿。家里还有奶妈、丫环、书童一大堆人，咋能使唤得起这些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钱哪里来的？还不是剥削咱穷人的！”有的农民还揭露了“清官”在名利关系问题上的本质，指出“清官”为民只是个虚伪的幌子。后所寨大队贫农王新说：“‘清官’为百姓办事是杨六郎杀娃——做样子哩。有人贪利，有人贪名，有了‘万民伞’，就能升官发大财了。”中官亭大队贫农青年冯俊合说：“过去当官的，与老百姓的位置就不一样，他们要刮钱，要升官，绝不会为广大人民服务。”他们认为“清官”的取财手法更阴险，更狡猾。为了得到更多的财，他们首先取名，门面装饰好了，官升高了，钱就更多了。有些村子的农民列举出解放前本村的地主捐钱修庙宇、盖学校的事例，说明他们只是为了骗取荣誉、多发横财而已。农民说：“别再提那一伙子为民办事了，只是为了给自己弄点油水。”
“断案公平”，这是“清官”论者着力宣扬的一点。但农民是怎样评论的呢？后所寨大队贫农史兴元说：“当官的都是官官相卫。”他们对流传的“清官”故事和戏常常提出疑问，不相信有这种事。许多农民举出了亲身的经历来揭露“清官”“断案公平”完全是虚伪的。兴平县南位公社南位大队农民边巡巡说：“在旧社会，我和地主打了几十年官司，把一份家产卖光了，结果还是坐庭子。前前后后，没有见过有一个‘清官’。”长安县引镇公社姚家寨大队有个贫农叫张文山。祖父手里，他家的全部土地就被地主霸占了，祖父和父亲两代人告状，总是挨板子，输官司。到了一九四五年，张文山听说衙门里来了个新老爷是“清官”，又去告状。这个新老爷确实没有打他的板子，却欺骗他，假装答应“以理公断”，叫他回家等着。可是，张文山等了一年又一年，一直没有消息。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斗倒了地主，张家三代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张文山也才彻底懂得了剥削阶级的官都是穷人的死对头，“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真理。
在旧社会活了几十年，没见过啥“清官”
农民群众对“清官”的另一些议论，从另一个角度透露出问题的实质来。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一问到“清官”，农民就会举出从戏文、故事中知道的包拯、吕蒙正、王震等名字来。但是一接触到他们在旧社会的经历，他们就否认“清官”的存在。老贫农王斌说：“我在旧社会活了几十年，还没见过啥‘清官’。”贫农王生秀说：“古时候有没有‘清官’咱没见过，咱只知道蒋匪的官瞎得很。”他们说：“反正咱没有见过啥‘好官’。”他们对“清官”传说提出疑问：“戏上的包公成辈子放粮，为什么天下穷人老没吃的？我看放粮是哄骗人。”有的群众叙述了旧戏上的一些“清官”故事，认为这些故事都不合情理，不过是编戏的人哄骗穷苦农民，叫他们安心等待“清官”，不要反抗。
农民为什么对“清官”的本质看得这样透呢？毛主席告诉我们，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七二页）阶级斗争的实践告诉农民，剥削阶级国家的官吏都是他们的死对头。那些捏造出来骗人的“清官”形象，一触及阶级斗争的实际，立即被碰得粉碎。
从整个调查到的材料看，农民明确地指出了“清官”和贪官都是压迫剥削人民的魔王，“清官”的作为与人民利益毫无共同之处。
“清官”是剥削阶级的双重欺骗工具
也有一些农民看了“清官”戏，听了“清官”故事，认为封建社会里有为农民办事的“清官”。他们经常提到旧戏《调寇》中的寇准、《打镇台》中的王震、《秦香莲》、《铡包勉》中的包拯等作为“证据”。
怎样看待农民中的这类看法呢？我们和贫下中农进行了讨论和分析。
从现象上看，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离现在远的时代的“清官”，有人相信。第二，越是看旧戏、旧小说多的，听说旧书多的，相信“清官”的就越多。第三，老年人比青年人相信“清官”的多一些。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三页）我们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上述现象的特点，就会认识到问题的实质：农民中存在着对“清官”问题的模糊认识，是思想领域内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是剥削阶级欺骗宣传的遗毒。
历来的封建统治者，在凭其国家机器对农民施行暴力统治的同时，又总是特别重视推行愚民政策，进行欺骗宣传，把封建的国家机器打扮成超阶级的东西。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反对农民革命的一个重要手段。资产阶级也从地主阶级那里继承了这一手。我们和贫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讨论“清官”问题的时候，大家指出，这种欺骗宣传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在不涉及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根本利益的事情上，有意做一些“好事”，装出“铁面无私”的样子，拿来给人民群众看。这是在政治斗争中进行欺骗。二，但是，剥削阶级无时无地不在残酷剥削和压迫人民群众，可以用来为自己装样子的“好事”实在太少。他们又特别绞尽脑汁伪造历史、虚构故事进行欺骗宣传。这是在思想斗争中进行欺骗。“清官”是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在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进行双重欺骗的工具。
作为政治斗争中的欺骗工具，“清官”是反革命软的一手的具体执行者。这批人最忠实于剥削制度和整个剥削阶级，他们为了剥削制度万世长存，为了自己沽名钓誉，升官发财，进行各种欺骗活动。他们在任期间，有意作一些“好事”，如修桥、铺路，疏通河道，断些无足轻重的案子等。离任的时候，又纠合地方上的绅士、地主搞“万民伞”、“留靴”等鬼把戏。我们在农村听到这样一些故事传说：有人说，有一个“清官”看到一条河道经常淹死人，就发动民工修起了一座桥。有人说，有个县长断案清，他断案的时候，把农民和市民都请来，叫他们站在大堂两侧观看。据说，果真有穷人打赢官司的事。可是，都是些什么案子呢？一个地主的眼镜被卖柴的穷人撞打（破）了，县长没叫穷人赔。我们了解到的几个案子都是类似情形。
这就是所谓“清官”为百姓办的“好事”。这些传说的可信程度都是极小的。我们就是把这些传说当成实有其事来看，也不难看出“清官”进行欺骗活动的实质。修桥出的是群众的力，花的是群众的钱，换来的是自己的好名声，这完全是拿被剥削者的血汗骗人。拿了一副眼镜之类的案件，当众审理，显示“清官”作风，岂不可笑！更重要的是，“清官”们所做的这一切“好事”，全都有利于巩固剥削阶级的统治，而撞不着剥削阶级、剥削制度的丝毫实际利益。
作为思想斗争中欺骗工具的“清官”，完全是剥削阶级伪造出来的虚幻形象。封建皇帝看到“清官”在麻痹人民革命意志、巩固封建秩序方面起着特别重要的欺骗作用，对“清官”大肆表彰。特别是在他们死后，赠给他们种种称号，渲染他们的“嘉言美行”。封建统治阶级又特别利用他们垄断文化知识，把持宣传机器的条件，通过他们的文化人，塑造“清官”的虚幻形象，把“清官”说得“清正廉洁”、“明镜高悬”、“执法公平”、“铁面无私”。一整套二十四史，为大大小小的“清官”写史立传，大量的旧小说、旧戏剧齐声为“清官”唱赞歌。上自封建皇帝，下到封建文人，一齐努力，把他们炮制出来的“清官”的虚幻形象灌输到群众头脑里去，其目的就是要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相信：灾难只是个别贪官污吏造成的，遇到“清官”就会有好日子过。
这种虚幻的“清官”形象，不仅与真实生活中的贪官污吏根本不同，就是那些所谓“清官”的实际行为，也是比不上的。它是被无限美化、高拔了的，因而它的欺骗作用更广更深。作为双重欺骗工具的“清官”，在思想斗争中的欺骗作用，对统治阶级更为需要，对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毒害更深。随便问一位年龄大一点的农民，他都可以给你说上好多关于包公的故事及其它一些公案小说和旧戏。正是这些，给农民灌输了毒素，使一些人受到了迷惑。
说到这里，我们就完全明白了，为什么远离现代的“清官”，往往有人相信；为什么看旧戏、旧小说多的，听旧书多的人，往往相信有“清官”；为什么老年人比青年人相信“清官”的多一些。我们的结论是：群众中存在的对“清官”阶级本质的模糊认识，是剥削阶级在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进行欺骗活动造成的。农民中对“清官”有模糊认识，并不能证明“清官”就是“站在农民一边的”。正好相反，它证明了“清官”在维护剥削阶级利益方面起着特殊重要的欺骗作用。
（原载四月十九日《陕西日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