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学术研究
胡适与吴晗
史绍宾
提要 三十年代的吴晗是胡适精心培养的一个标本，他对胡适“科学救国”的反动路线和实用主义的反动理论，笃信不渝，身体力行。
四十年代的吴晗要求建立一种“超出党派利益”的“中间阶层”的“组织”，鼓吹资产阶级专政的“第三条道路”，污蔑我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两党相持，人民受罪，结怨于人民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吴晗同志粉饰和伪造自己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历史，替胡适翻案，是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服务。
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两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经过许多同志的揭露和批判，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了。
但是，吴晗同志还有一张“王牌”：他从三十年代以来，就“无条件地接受了历史唯物论”；四十年代以来，“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五十年代以来，又“克服了‘超阶级’观点”。总之，他一贯是进步的，革命的。一些为他辩护的人，也拿吴晗同志这段“光荣历史”，替他喊冤叫屈。
因此，我们有必要翻翻“老账”，考证一下历史学家吴晗同志的历史。
六十年代的吴晗要人们向三十年代的吴晗看齐
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向党猖狂进攻达到了高潮，牛鬼蛇神，认为他们的春天到了，纷纷出笼。就在一九六一年，吴晗同志感到“心花怒放”，“春色满园关不住”①，出版了他的《春天集》。
在这本集子里面，他把一九五○年写的《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原封不动地推荐给读者。他自我吹嘘说：远在二十年代末期，自己就对农民革命“寄予无限的关切和向往”。“一九三○年以来，我无条件地接受了历史唯物论，企图应用这新观点、新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这二十年写了四五十篇专门论文。”②他还介绍了自己怎样从一个穷学生到成为专家、学者、教授的经过。
吴晗同志觉得这样还不够具体，到了一九六二年，他又通过记者，向青年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在三十年代，下“苦功夫”，“钻到浩瀚的明史资料中去”，“勤读、勤抄、勤写”，“克服挡在他面前的一切困难”，终于“成为专家学者”的经验。我们虽然没有亲聆教诲，但是从记者所记载的，吴晗同志“兴致勃勃”，“越谈越兴奋”，以致记者们都“为这种惊人的毅力，辛勤的劳动深深感动了”的情况③，可以想象得到吴晗同志当时踌躇满志、“心花怒放”的心情。
在这次谈话中，吴晗同志对青年寄以“殷切地盼望”和“希望”，要青年们以他的三十年代作为样板，向三十年代的他学习、看齐。
吴晗同志既然提出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就不应该回避它，必须看看吴晗同志为我们提供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样板？
三十年代的吴晗是胡适精心培养的一个标本
我们请读者先欣赏一段珍贵的历史资料。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胡适，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星期论文”，题目叫做《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里面有一段说：
“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里，去年我看见傅斯年先生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聘定了一个北大国文系将毕业的高材生，今年又看见他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要和清华大学抢一个清华史学系将毕业的高材生。”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被反动的傅斯年所垂青的和为胡适所赞扬的这个“清华史学系将毕业的高材生”，不是别人，正是吴晗同志。
一向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文化买办胡适和傅斯年，他们欣赏什么，反对什么，当然是有阶级标准的。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分子面前，就摆着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即革命的道路和反革命的道路。胡适以及傅斯年等人，正是坚持反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为了适应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政治需要，胡适大肆鼓吹“整理国故”的口号，要求人们不问国事，只钻古书，企图引导知识分子走上歧途。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些知识分子徬徨苦闷，另一些则奋然走向革命。中国革命重新趋向高潮。就在这个时候，胡适为了配合蒋介石的投降政策，阻挠知识分子走出课堂，奔向革命，又提出了“科学救国”的反动口号。
一九三二年六月，胡适在《独立评论》第七号上发表了第一篇《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向大学毕业生“赠送了三个防身的药方”，即所谓“总得时时寻一个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总得多发展一点业余的兴趣”；“总得有点信心”。并且把普法战争时的法国科学家巴斯德作为他的“科学救国”的榜样，说什么：“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实验室，他绝不想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佛朗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④
胡适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广大青年的愤慨。有人写信责问胡适：
“我们毕业之后，就失业了！吃饭的问题不能解决，那能谈到研究的问题？职业找不到，那能谈到业余？求了十几年的学，到头来不能糊自己一张嘴，如何能有信心？所以你的三个药方都没有用处！”
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适又在一九三四年写了第二篇《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除了重弹“三个药方”的滥调，又提出了第四个药方：“你得先自己反省；不可专责备别人，更不必责备社会。”
胡适所说的“不必责备社会”，就是不要反对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不要革命。所以他威胁青年：如果要革命，“在社会上休想得着很好的位置。偶然有了位置，……也不会长久保持的”。
胡适所说的“自己反省”，就是要青年“格外努力，自己多学一点可靠的本事”。他为蒋介石粉饰太平，欺骗青年说：“这个社会是最缺乏人才而又最需要人才的；一点点的努力往往就有十倍百倍的奖励，一分的成绩往往可以得十分百分的虚声。”⑤
吴晗同志就是胡适所赏识的“格外努力”的、有“本事”、有“学问”、不“责备社会”、为那个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吴晗同志为什么被胡适如此宠爱呢？这不能不从他们的亲密关系说起。
下面我们请同志们看看吴晗同志在解放后的一九五○年对这段往事的亲切回忆，并略加按语：
二十年代末期，我“到上海进中国公学大学部，念了两年”。“在中国公学的最后一学期，写了一篇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按：这是吴晗同志自称为应用他的所谓“历史唯物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篇“杰作”。）这篇论文是在胡适之的中国文化班上写的，他很赏识。（按：当年为文化买办所赏识，至今还洋洋得意，溢于言表，这是什么感情？！）这学期结束，胡适之被迫离校，在那时候他是反对蒋介石的。（按：这是伪造历史，替胡适的反革命立场打掩护，并为自己洗刷。）他一走，我想在中国公学再念下去也无聊，……就糊里糊涂跑到北平”。（按：对胡适感情至深，难分难舍，竟达到神魂颠倒的地步。）“一九三一年夏天考进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还是由胡适之介绍，系主任蒋廷黻给我一个工读生的机会；每天工作二小时，每月得十五元的报酬。”⑥（按：胡适的恩典，再加上蒋廷黻的提拔，“后台”这样硬，难怪毕业仅仅三年，就青云直上，飞黄腾达，登上了教授的宝座。）
到一九五九年，他还念念不忘这段历史，继续回忆道：“那时候大学中间有句名言：‘毕业即失业！’大体上，每个人在毕业前一年半年就得费尽心思，计较上哪里去。”“毕业后，因为我专治中国历史，专治明史，当时各大学的历史系还没有开明史课程的，我就被留在学校，讲明史。”⑦（按：这是欺骗，明明是投靠胡适、傅斯年、蒋廷黻，却说是什么“专治明史”的关系。但是吴晗同志在同一文里自己泄露了天机：当时“各行各业都挤满了人，都是有来头的，……要添，要加人，非得有大来历，有挺硬的介绍人不可。”）
如果说，上面那些话，由于是在解放后公开讲的，多少有些隐晦难懂，那么，看看当时的一些具体材料，问题就十分明白了。吴晗同志刚进清华大学，就给胡适去信求教。胡适立即回复他说：“你的信使我很高兴。……蒋先生（按：指蒋廷黻）期望你治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秦汉时代材料太少，……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处处脚踏实地，……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还指出“应先细细点读明史”等等。最后又附笔：“请你记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着重点是原信有的）吴晗同志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再写信给胡适：“凭着先生的好意，得入清大，一眨眼又是三星期了。上次先生所指示的几项，读后恍如在无边的旷野中，夜黑人孤，骤然得着一颗天际明星，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在上星期已托人买了一部崇文本的明史，逐日点读，……准备先把明史念完后，再照先生所指示的逐步做去。”
胡适对吴晗同志是关怀扶植，不遗余力；吴晗同志则对胡适感恩戴德，不负所望。当时青年学生普遍感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吴晗同志却对胡适提出的“科学救国”的反动路线和“实用主义”的反动理论，笃信不渝，身体力行。在一九三四年的《清华年刊》上，在自己的毕业照片下，恭敬地写上：“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录胡适之先生语。”哪管它日本侵略军已经兵临城下，革命青年救亡图存的呼声日高，而他却“每逢礼拜六和礼拜日都往图书馆跑，一直跑了几年”，写了《胡惟庸党案考》，“足足抄了八十本”李朝实录⑧。他还跟在傅斯年屁股后面凑热闹，在国破家亡的时刻，大考其明成祖的生母是蒙古人还是什么人。⑨胡适曾经给他的追随者打气，说什么：“你忍不住吗？你受不住外面的刺激吗？你的同学都出去呐喊了，你受不了他们的引诱与讥笑吗？你独坐在图书馆里觉得难为情吗？你心里不安吗？”你们要“在纷乱的喊声里，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救国的预备。”⑩对于胡适的“指示”，吴晗同志确是不折不扣的贯彻了。
这就是胡适所以把吴晗同志当作一个标本来宣扬的秘密！
四十年代的吴晗一直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的立场
吴晗同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说，他自己“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他拿这一点来掩盖自己历史的真相，抵制人们对他今天的政治立场的揭发和批判。这颇迷惑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
按照吴晗同志的说法，他从四十年代以来，“政治上的阶级立场”就是站稳了的。我们倒要看看，四十年代的吴晗，究竟是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
一九四三年，吴晗同志写了《说士》一文，向蒋介石反动派呼吁：“要提高士的社会地位”?。所谓“士”，就是古代的“儒生”，近代的知识分子。吴晗同志是代表当时一些失意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蒋介石请命，希望得到蒋介石的重用。
可是蒋介石并没有买吴晗同志的账。吴晗同志这时候虽然已经当了几年大学教授，是一个相当高级的“士”了，可是，由于后台老板胡适到美国去了，自己很不得意，还是住在昆明的“一座破楼里”，“一面教书，一面写书，一面还得干家务”，不能“养尊处优”，“对这些体力工作无兴趣，甚至厌恶”，“手是在做，心里是万分不愿意的”，于是“对国民党政权怨气冲天”?。
吴晗同志对蒋介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不满，是不是如后来他自己所说的，“以为共产党是对的，好的，是中国的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从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呢？不，完全不是的。他在一九四三年写的《论贪污》一文，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认为，“治本的办法应该是把‘人’从家族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从家族本位的社会组织改变为个人本位的社会组织”?。如果把这些话翻译成现代的、科学的语言，就是要把封建主义的社会改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吴晗同志最根本的政治理想，也是他的“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最集中的体现。
吴晗同志的这种理想和立场，到了两种命运决战的解放战争时期，并没有改变。他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写了《论新基础》一文，鼓吹中国的前途要依靠一种所谓“新基础的建立”，所谓“人民力量”的建立。所谓“新基础”，就是“超出党派利益”的“中间阶层”的“组织”。他宣称，“这一力量的出现，它的使命不再是中间式的调人了”，“这力量的本身就是天平秤，决定一切，执行一切”?。
然而，历史事实说明，超阶级的“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标榜“中间道路”的人，往往堕落到反共立场，为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效劳。吴晗同志在当时正是这样。他在一九四六年写的《论反内战运动》中说：“国民党决消灭不了共产党。反之，共产党也消灭不了国民党。”他公然诬蔑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说：“两党相持，人民受罪，结怨于人民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他居然为蒋介石出谋划策：“退一步替国民党想，……打内战的唯一后果是通货再膨胀，政治更无办法，人民更痛苦，逃杨归墨，为渊驱鱼，造成共产党的更强大，国民党的更没落，也是划算不来的。”?
虽然，我们在一篇文章里不可能将吴晗的材料全部披露。但只此一点，已赤裸裸地暴露出吴晗同志反共、反革命的本来面目。
吴晗同志二十多年来站稳了的政治立场，就是这样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的立场！
六十年代的吴晗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很显然，吴晗同志自述的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的历史，完全是自我吹嘘，完全是撒谎。请问，一个胡适反革命的“科学救国”道路的忠实信徒，竟说自己早已接受了历史唯物论，并“对农民革命则寄予无限的关切和向往”，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在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的决战时刻，一个标榜第三条道路，实则替蒋介石出谋划策的人，竟说自己那时就认为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不是弥天大谎又是什么？
吴晗同志确实一贯站稳了政治上的阶级立场，不过不是站稳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而是站稳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立场。在民主革命时期，他站在这个立场上积极鼓吹资产阶级专政，鼓吹第三条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的民主个人主义立场一点没有改变。
在胡适被人民撵走以后，吴晗同志却在解放了的祖国大陆上，为逃亡海外的胡适招魂。一九五○年，他写《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以表示对胡适提携的感激之心，并为胡适的反动行径辩护。一九五四年，在批判胡适思想的斗争中，吴晗同志继续保持弟子对师长的“尊重”，没有发表一个字批判胡适。在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大反复的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他公然在政治上、学术上替胡适翻案，公开贩卖胡适的货色。
胡适有一句名言：“鸳鸯绣取从君看，要把金针度与人。”?吴晗同志不愧为胡适苦心栽培出来的弟子。想当年，他完全继承了胡适授与的“金针”——即胡适给知识分子提出的不革命反革命的四个药方。看今天，为了使胡适的“金针”、胡适的秘方不致失传，他还要把它“度”与新一代的青年：
胡适给青年的第一个药方是：“总得时时寻一个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吴晗同志则向青年鼓吹道：“要研究历史，就不能不时时给自己提出问题，并且跟踪追击，深入到史料中去”。
胡适给青年第二个防身药方是：“总得多发展一点业余的兴趣”。吴晗同志则告诫青年：“必须养成自学习惯。……必须不断地自学”。他还写了《古人的业余学习》一文，号召人们发扬这种“优良传统”。
胡适给青年的第三个药方是：“总得有点信心”。吴晗同志则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专家学者，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自己是否努力，是否能克服挡在他面前的一切困难。”
胡适给青年的第四个药方是：“你们得先自己反省，不可专责备别人，更不可责备社会”。吴晗同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把胡适的“不可责备社会”改为“人要掌握环境，而不能被环境所支配”，“青年同志不要用种种理由宽恕自己”?。
请看，吴晗同志六十年代讲的话，同三十年代胡适的语言仍是多么一致啊！
吴晗同志为什么要鼓吹他的三十年代的历史，为什么要为胡适翻案、公开贩卖胡适的货色呢？这显然是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目的服务的。吴晗同志今天要青年向三十年代的自己学习，目的只是一个，就是引诱青年去钻故纸堆，不关心国家命运，人类前途，不关心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只关心个人名利，使青年一代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吴晗同志所以要吹嘘他在四十年代的所谓“进步”，正是为了更好地贩卖三十年代从胡适那里继承下来的破烂货，正是为了拿它作为今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资本。
我们从吴晗同志的历史可以看出，他今天走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正是他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的结果。
吴晗同志的一系列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尖锐存在。我们必须彻底揭露他的一切言行的反动实质，必须彻底揭穿他的假革命的面具，彻底清除他多年来在群众中进行政治欺骗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①《春天集·序》
②⑥???《春天集》第五二至六二页。
③⑧?《史家谈治史》，《北京日报》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④《独立评论》第七号
⑤《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大公报》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⑦《我爱北京》，《春天集》一○九至一一○页。
⑨《明成祖生母考》，《清华学报》第十卷，第三期，一九三五年七月。
⑩《爱国运动与求学》，《胡适文存》三集卷九。
?《投枪集》第十九页。
?《投枪集》第六页。
?北平《民主周刊》十五期，一九四六年十一月。
?《上海周报》四二期，一九四六年六月。
?《论学近著》第三三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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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稿摘编
海瑞形象变化的奥妙何在？
王涂
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就可发现，从一九五九年六月的《海瑞骂皇帝》到一九六一年八月加序出版的《海瑞罢官》，吴晗同志笔下的海瑞形象，随着当时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势的推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一九五九年六月间，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正在酝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潜流的时候，吴晗同志一马当先，抛出了《海瑞骂皇帝》，含沙射影地号召人们“骂”，煽风点火，呐喊助威，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制造一种气氛。这篇文章里的海瑞形象，神气得很，是一个骂皇帝“骂得非常痛快”的大获全胜的英雄形象。挨了“骂”的皇帝不但奈何他不得，而且在他被关两月之后，“仍回原职，作户部主事”，由于“大骂皇帝，同情他和支持他的人到处都是”。吴晗同志在这时，根本没提到他的“罢官”的事情。
两个月后，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揭发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同志紧跟着就抛出了他的《论海瑞》。他在这篇文章里对海瑞的描写的侧重面，发生了急遽的变化：首先，用大量笔墨为海瑞摆功，突出海瑞作为“为民请命”的人民“救星”的英雄形象；其次，狂热地宣扬海瑞的“反对坏人坏事”、“反对乡愿”、“不低头”、“不怕挫折”、“百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称誉他是“铮铮一汉子”；第三，鼓吹“应该肯定，应该歌颂”，“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这篇文章里海瑞的形象已经不是吴晗同志笔下两个月前“骂得非常痛快”的海瑞，而是“遭受攻击，排挤，辱骂，坐过牢，丢过官”的海瑞了，并且怨气冲天：“这等世界，做得成什么事业！”
在短短两个月内，吴晗同志笔下的海瑞形象变化这样大，正是反映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着手准备大举向党进攻到迅速被揭露批判的变化过程。
八届八中全会以后，那些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继续受到深入地批判，“罢”了“官”。吴晗同志再一次挺身而出，于一九五九年底开始了《海瑞罢官》的创作。
这个剧本里的海瑞被描绘成一个历史创造者的英雄形象，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地去“为民作主”（退田、平冤狱等等），是这个人物的一贯行动；由于“为民作主”而遭到罢官的“悲剧”结局，则构成了这出戏的主题。“在这场斗争中，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表现了作者对这个“英雄”的同情和赞歌。
到了一九六一年，当我国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认为时机又到，再一次纷纷出笼，大肆活动的时候，吴晗同志终于最后完成了对于海瑞形象的塑造。于是，一个抗议“罢官”，仇恨“罢官”，“罢”了“官”也决不善罢干休，还要积蓄力量，俟机东山再起的海瑞，终于“破”历史之门而出，爬上了舞台。
所有这一切，难道都是偶然的巧合吗？我们说，吴晗同志笔下海瑞形象的塑造过程，正是反映并密切配合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失败和妄图再进攻的过程；海瑞的形象正象被美化了的、并用“清官”脸谱装饰起来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嘴脸；而通过《海瑞罢官》所宣扬的封建复古主义的思想毒素和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史观，也正是及时地配合了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以及一切牛鬼蛇神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需要。这难道不是切合客观的事实吗？
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几番反复，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深入人心，一切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人们也采取了新的斗争手法。那就是：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掩饰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质，用爱人民爱祖国文化历史的词藻来掩饰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海瑞罢官》正是这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在戏剧上的一个集中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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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稿摘编
所谓“刚直不阿”和“反乡愿”的实质
经群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吴晗同志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同社会主义现实的矛盾愈来愈深刻。意识形态领域的兴无灭资斗争，规模壮阔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在在激起他的不满。尽管巧于伪装，他的这种不满情绪终于隐藏不住。他情不自禁地把满腔同情和希望寄托在当时冒出的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身上，并以海瑞这个历史人物为工具，用借古非今的手法来为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撑腰打气。这样一来，他的政治面目就暴露无遗了。
吴晗同志从海瑞那里找到了两件法宝。其一就是“刚直不阿”的精神。他企图鱼目混珠，以封建阶级的“刚直不阿”，冒充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其目的不外是借用这个法宝鼓动右倾机会主义者“为民请命”，向党进攻和“失败了再干”，同时也以此助长一切敌视社会主义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反动气焰。他号召这些人要象海瑞那样“刚直”，“进行百折不挠斗争”，以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论海瑞》）。大家都知道，党经常号召我们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但是吴晗同志所反对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官僚主义”呢？尽管他讳莫如深，人们还是可以探索出其中的底细。在当时，党正向全国人民敲起警钟，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而吴晗同志却提出反对“官僚主义”的口号，同党中央的号召相对立。这就不能不令人警觉到它的针对性和特殊涵义：他反对的正是我们亲爱的党。
吴晗同志的第二个法宝就是反对“乡愿”。这个法宝表面上是从海瑞那里找来的，实际上是拣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一九五七年向党发动进攻时所唱过的滥调。说穿了，这不过是借海瑞之尸还右派之魂而已。吴晗同志为什么重新拾起右派分子的破烂呢？这是因为：他对全国人民坚决听党的话、跟党走、党指向那里就奔向那里的同心同德的革命形势，怀有深刻的抵触情绪。因此要提出一个针锋相对的口号来，把一切愿意做党的驯服工具的革命者，说成是“旧时代的乡愿”而加以“反对”，以由此而削弱党的领导，破坏革命队伍的团结，为社会主义的敌人寻求出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反动口号是紧接着党发出反右倾的号召后提出来的。这显然是企图阻止人们响应党的号召，反对人们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严肃的批判和斗争。换言之，就是要为右倾机会主义者“保驾”。
可见，吴晗同志在当时大事颂扬海瑞这个历史人物，鼓吹他的“刚直不阿”的精神和“反乡愿”的主张，这绝不只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道德观的问题。通过这些，吴晗同志表达了什么样的政治观点，他站在什么人的立场，在为谁效劳，不是十分明显的吗？不管他的手法如何隐蔽，只要拿现实的阶级斗争形势对照一下，人们就不难察觉他的“古为今用”，恰恰用在同情、支持和鼓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一切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对社会主义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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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稿摘编
揭穿吴晗同志的一个花招
牁梧
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但他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为了回避这个政治问题，耍了一个花招，说：“为什么不写两个对立阶级的斗争，而写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呢？……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都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完全忘记了。”
文艺作品能不能以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为题材，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文艺作品要表现矛盾冲突，可以写敌我矛盾，也可以写人民内部矛盾。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品，应该写人民群众和统治阶级的矛盾，也可以写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问题在于从什么样的政治动机出发，用什么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写。吴晗同志煞有介事地“检查”，好象根据无产阶级文艺的“不可动摇的原则”，是不可以写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而他只是因为写了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就被人扣上了政治“帽子”。显然，这是反戈一击，这是向党向人民挑战！
吴晗同志在谈写作《海瑞罢官》的时候，曾经指出写人物的“典型性格”需要有“典型环境”。那末，《海瑞罢官》写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典型环境呢？它写的是一种在当时不可能发生的“典型环境”。从外表上看，它是取材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以海瑞为“救星”的“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为一方，以徐阶为主几乎包括统治集团所有成员为另一方，矛盾非常尖锐，双方都要杀人，结果是海瑞冒着“丧身灭族”的危险杀成功了，自己也终于被摘去乌纱帽。请看这是一场多么激烈的生死斗争呵！这是写什么人的“典型性格”时需要的“典型环境”？难道这是写历史上的海瑞所需要的“典型环境”吗？根本不是。它只是写今天的假海瑞，写今天那种以“为民请命”自居的反对派“英雄”的“典型性格”所需要的“典型环境”。
《海瑞罢官》的问题根本不在于是否写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在于吴晗同志站在反动的立场上，用反动的观点和方法，借写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为名，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鼓劲打气，号召他们卷土重来，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吴晗同志耍的这个花招，恰好揭露了他自己仍在继续坚持反动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