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劲草迎风
——记豫东除“三害”斗争中的几个英雄人物
编者按：近几年来，在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下，豫东人民进行了改天换地的艰巨斗争。对自然灾害的斗争，象其他革命事业一样，是广大群众自己的事情。豫东地区的抗灾斗争，就是由焦裕禄这样的优秀党的干部，领导千千万万群众英雄干出来的。在这里，我们向读者介绍几个英雄人物。
时势造英雄。在毛泽东时代，指导我们行动的是毛泽东思想。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有了科学的世界观，有了坚定正确的方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有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有了认识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一句话，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可以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把自己锻炼成为智勇双全的无产阶级战士。这篇通讯里所介绍的一些英雄人物，他们跟焦裕禄同志的工作岗位不同，肩负的任务也不尽相同，由于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自己的头脑，在对内涝、风沙和盐碱三害的斗争中，同样表现了大智大勇，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英雄的豫东人民说得好：如今俺们扛起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内涝、风沙、盐碱这三个灾害，再不能随意作弄俺们了！
常言说：疾风知劲草。在豫东抗击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的艰苦斗争中，涌现了象兰考县前县委书记焦裕禄这样优秀的共产党员、优秀的群众领袖，也涌现了成千上万名在自然灾害面前昂首挺胸、巍然屹立的干部、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他们以毛泽东思想为锐利武器，同“三害”英勇搏斗，表现了坚强不屈的硬骨头精神。他们是力挽自然灾害狂澜的英雄。
前不久，我们在豫东访问了这些英雄人物。
那时，正是豫东平原上的严冬季节。整个豫东大地展现出一副气势磅礴的改造大自然的抗灾图：沿着沟河渠道，人群喊着号子，在疏浚河道；黄河故道的沙原上，人们忙着造林带，堵风口，锁沙龙；东西三百多里长的黄河“浸润带”上，人们起早贪黑，赶筑抗碱、防碱的农田，在给盐碱窝换新装。……
豫东人们说：内涝、风沙、盐碱这三个妖魔鬼怪，再不能随意作弄俺们了。如今俺扛着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俺们要靠自己的双手管住大自然，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的新豫东！
带着《毛泽东选集》抗灾的人
豫东灾区，包括开封、商丘两个专区的十四个县。雎县河集公社有一个朱桥大队，在这个大队的二千二百亩耕地中，原来有一千六百亩都是碱地。那时人们说，这一带是“风吹白云起，六月遍地雪”，“夜里走路不用打灯笼”。自从成立高级合作社以来，这里年年闹碱、闹涝、闹旱。雎县县委和商丘地委年年派工作组去，发救济粮、救济款，也填不满这个“窟窿”。有人说：朱桥这地方，只能留着种树！有人说：朱桥的地，只能种田菁（一种耐碱、耐涝的豆科绿肥作物）！
难道朱桥的水土真的不养人吗？难道朱桥这地方就不能闹革命吗？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县委又派了一个工作组去朱桥。一进村，大队干部就问：“这次来带了多少粮、多少钱？”工作组的同志说：“没带粮，也没带钱，只带了几本《大寨之路》。”大队干部一听，从鼻子里哼了哼说：“咱这老碱窝，学的啥大寨哟！”
隔了几天，县长张宏远接着也去了。大队干部又围上去：“县长，给俺带了多少粮，多少钱？”张宏远拿出《毛泽东选集》说：“啥也没带，就是给你们带来了这个本本！”
第二天，张宏远召开社员大会，对社员大讲愚公移山的雄心壮志，大讲大寨自力更生、改天换地的故事，并表示决心跟大家一起改造这里的老碱窝。讲完，他撂下棉袄，领着社员下地拉犁去了。当场有社员感动得噙着眼泪说：旧社会见官三分灾，如今五十多岁的县长来跟咱一块拉犁，咱还能躺着不干？
这以后，再组织社员学大寨，就学得进了。贫农朱怀勋说：吃了八年统销粮，咱大队没有吃富一家，有些人越救济越懒。说来说去，还是咱没有志气！就在这年冬天，有七十多户贫下中农要求国家减少对他们的救济，他们还把已经送到村的七千多斤救济粮，二百多元贷款，让给了困难更大的队。
改造盐碱地的斗争开始了。朱桥西南有十八亩老碱地，据说六十来年没长过庄稼。第三生产队的共产党员们，把这十八亩地剥了一层皮，挖走表层的碱土，把它甩进深沟，再在上面铺一层好土，种上棉花。许多人的双肩磨肿了，却换来了一片茂堂堂的棉苗。秋后，这十八亩棉花第一次收了五百多斤皮棉。第六生产队的社员把五个老坑塘的黑淤泥挖光了，在十二亩老碱地上平铺了半尺厚。种上谷子，亩产四百多斤。
“六月遍地雪”的朱桥盐碱窝里，一九六五年秋天开始出现了一片青绿。这年秋天，公社原来计划供应朱桥六万斤粮食，朱桥不仅没要，而且卖给国家六千多斤余粮，大队还储备了五千斤。这一年，全大队买了大小牲口二十头，大中农具五十件，集体盖新房四十间。
从此，朱桥这个老碱窝，变成一只金饭碗了。
豫东一些县委的同志对我们说，有些老灾区，部分干部、群众对于抗灾斗争，思想上经历过一个大转变。前些年，他们还说，吃饭靠供给，花钱靠救济，治病靠免费，种地靠机器（拖拉机代耕）。但是，当他们读了毛主席的书，听了毛主席的话，拿起了党送给他们降妖除害的“自力更生”这个金箍棒时，情况就大变了。豫东灾区的干部和人民，从实践中深深体会到，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是党送给豫东人民的无价之宝，它比几万斤救济粮，几万元救济款，更要金贵几千倍，几万倍！
新愚公敢降“三害”纸老虎
如果把豫东“三害”比做老虎，那么，豫东八百万人民当中，就有许许多多“打虎英雄”。
民权县的土山寨，是清朝黄河故道边上的一个村庄。旧废的黄河堤象一条沙龙，把它紧紧围困大半边。每年春秋天，刮上个四五级风，村子里天昏地暗，活象罩了一层混浊的黄色尘雾。人们蒸馍，揭开笼盖，馍上一层沙；端碗喝汤，汤上一层黄土。七八级风一刮，更是厉害。它呼啸着，把庄稼连根拔走，平地能被揭掉几寸厚一层皮。卷起的沙砾，有时能填井掘墓，掩埋村舍。土山寨北边几里路，有一个大侯集，原是个三百多户人家的镇店，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剥削和风打沙埋，解放前只剩了几户人家。一九六二年，一场大风平了土山寨七眼井。那年，有一百五十亩地从春天种高粱到秋天耩麦子，种一次，被风沙打死一次；再种，又被打死；一连种了七茬，才算坐了三分苗，一百五十亩地只收了七十二斤麦子。
有些社员灰心丧气地说：“咱土山寨迟早要成大侯集！要治住沙，除非男人死光，女人嫁完。”“沙呀沙，你害得俺娶不上媳妇，连儿子孙子都给俺吹跑了。”
大队党支部书记赵鸿钧心里琢磨的却是毛主席所教导的《愚公移山》精神。风沙这座山，压在土山寨人头上不知多少年月了，赵鸿钧寻思要搬掉这座山。
大风天，他披着麻包片，顶着风沙，从这儿走到那儿，不时地蹲蹲、看看。有一次，他趴在地上观察平地流沙象流水一样奔泻着，发出唰唰的响声。不一会儿，他背后积起了一个小小的沙古堆。——治沙的“药捻”找到了。他惊喜地跳了起来。
“先挖沟、打墙，殡沙、挡沙；再造林，治沙。”
大队党支部订了一个挖防沙沟、打防沙墙的计划。共产党员们学习讨论了《愚公移山》。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主席的话象明灯，照亮了土山寨共产党员们前进的道路；象号角，鼓起了土山寨共产党员们向风沙进军的战斗激情。
他们说，“太行山、王屋山只不过挡住了愚公的去路；可咱们头上这座山，挡住咱吃，挡住咱喝，挡住咱穿，比太行山、王屋山可恶多啦。非搬掉它不可！”“风沙是只虎，咱有敬德的鞭！”
赵鸿钧领着全村三十一个共产党员，摆开了打虎阵势。他们拿的“敬德鞭”，就是从毛主席的书上学来的愚公移山的精神。
那时正是十冬腊月天，大雪纷扬。多数社员对挖沟打墙防沙还是将信将疑，三十一个共产党员却日夜坚守“阵地”。他们刨开尺把厚的冻土，挖沟垒墙。这是土山寨征服风沙的一场“淮海战役”。这一仗打赢了，他们就能在沙丘上立定脚跟；打不赢，真要变成大侯集了。他们喊着：“挖呀，一锨沙就是一锨粮！”“从老虎嘴里夺馍呀！”
挖沟打墙工程搞得正紧时，突然起了西北风。风沙过后，社员们都跑到地里去看。原来已经挖沟打墙的地方，飞沙被殡在沟里，挡在墙脚，麦苗仍然青生生的；那些还没有来得及挖沟打墙的地方，有一百来亩麦苗，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被活埋了。
一场风大开人们的眼界，坏事变成了好事。社员们也纷纷扛起铁锨，跟在三十一个共产党员后面挖沟打墙去了。这一个冬春，土山寨人用了四十二天时间，挖了七十二条防沙沟，长达七十四里，打了七十二道防沙墙。沟和墙保住几十亩麦子有了薄收，多年没吃过麦子的土山寨人吃上了白面条。
挖沟打墙毕竟只是治标的办法，治本的办法还是造林。站定脚跟以后，土山寨党支部接着在一九六三年春天领导群众造林。造林，没有树苗，怎么办？发动党员兑树苗，坚决不向国家伸手。有的人拿钱去买，有的人走亲戚去借。有的人卖了鸡蛋，买来柳椽子栽。党员、干部的行动，带动了社员群众。这年春天，他们在废黄河堤上栽了七万多棵树苗，以后又陆续栽了三十来万棵。
毛主席的书给了土山寨人以万钧之力，他们用“敬德鞭”把“风沙虎”初步降伏了。从一九六四年以后，这里再没有发生过庄稼苗被风沙打死、活埋的灾害。一连吃了七年统销粮的土山寨，一九六五年摘掉了缺粮户的帽子，向国家交售了四万五千多斤余粮，大队还储备了四万多斤。
象土山寨人这样的移山愚公，在豫东的老洼窝里，老碱窝里，在许多地方都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武装了豫东人民敢于向“三害”斗，而在同“三害”斗争的过程中，成千上万名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愚公成长起来了。
“就让俺给国家添添仓吧”
豫东灾区有越来越多的生产大队、生产队，一年甚至一季之内翻了身，可以自给，不再向国家要救济了。这是豫东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但是，如果因此认为豫东灾区人民除“三害”的斗争，单是为了自己，那就错了。他们心里装的是三个大字：为革命。
豫东黄河大堤以南和陇海路两侧，有一条狭长的黄河浸润地带，这里是盐碱灾害最重的地方。黄河浸润带有四里宽，三百多里长。它的东头——民权县孙六口公社，有一个出名的穷队，因为穷，人们都叫它“烂五队”。
一九六四年秋天，“烂五队”夺得了多少年来的第一个好年成，变成了自给队。社员们满心欢喜，拉着架子车，装了三百八十斤大豆，到粮站去卖余粮。收粮人一看，豆子太潮，没问他们是哪个队的，就叫他们回去晒干再卖。社员们第二次拉着架子车去粮站，谁知粮站又没有收。原来粮站一查问，知道他们是多年吃统销粮的“五保队”，叫他们又拉了回去。但是，“烂五队”的社员们哪里甘心，第三次又把三百八十斤大豆拉到粮站。他们对粮站的干部说：“俺吃了多少年统销粮，一碗端十来个省的粮食；今年也该拿俺的粮食，跟全国的粮食掺合掺合啦。就让俺给国家添添仓吧。”粮站的干部感动极了，收下了。一九六五年秋天，“烂五队”又向国家卖了四千来斤余粮。
三百八十斤也好，四千斤也好，“礼轻情义重呵！”这哪里是交粮食，交的分明是一颗颗灾区贫下中农的心！“烂五队”的社员们为了向国家仓库里添这些粮食，他们在老碱窝里进行了多么不屈的斗争呵！
“烂五队”的队长、共产党员吕兴鹏，是一九六三年夏天被社员们选出来的。“烂五队”是吕兴鹏的家乡。他经过三次申请，放弃了公社会计的职务，放弃了薪金，回到“烂五队”。他说：“共产党员应该到最困难的地方去。我不能眼看生产队光靠国家养，不出一点贡献。”
吕兴鹏刚当队长的时候，“烂五队”穷得叮当响。他跟贫下中农滚在一个铺上睡觉，对他们讲自力更生的道理。他和副队长听鸡叫三遍就起来往地里拉粪。他和青壮年一块拉耧种麦。他同生产队的会计、保管一起为队上拉脚，来回重载，路上啃着窝窝头。他领导社员翻土压碱，修筑条田，在插花碱地里一棵一棵地管理庄稼苗。……
“烂五队”终于在吕兴鹏和贫下中农手里翻过身来了。他们只用一年多时间，就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不靠国家供养，对国家要有贡献。
离“烂五队”几十里路的地方，宁陵县孔集公社有一个“穷五队”，也有一段卖“革命粮”的佳话。
“穷五队”也在黄河浸润带上，田野是一片白花花的盐碱。过去，全队社员的吃穿花销，基本上由国家包。一九六三年起，生产队长曹玉江领导社员采取综合办法治碱。一九六四年麦季，头一次有了余粮。麦收以后，曹玉江带着十几个社员，拉的拉，扛的扛，喜气洋洋地把一千斤小麦送到了购粮站。粮站的干部认识他们是“穷五队”来的，就说：“同志们，第一年翻身，还是拉回生产队，留着垫垫仓底吧！”社员们说：“不中，不中。俺吃了多少年统销粮啦，今年党领导俺翻了身，有了余粮，一定要卖。”一个一定要卖，一个坚决不收，推来让去，闹到公社，最后公社只好采取折衷的办法：粮站收购四百斤，其余六百斤由生产队拉回去储备起来。
在豫东灾区，谁知道有多少象“烂五队”和“穷五队”这样的生产队！许多地方的贫下中农，“翻身”后欢天喜地地推着车子，扛着袋子，甚至用衣服、手巾包着粮食，成群结队去卖余粮。他们自豪地说卖的是“光荣粮”、“爱国粮”、“革命粮”。社员们只要一听说要晒余粮、公粮，就会立刻拿出自己家里的被单、席子、甚至新织的布，摊晒粮食。
“哪怕提一小兜粮食，到粮站坐一坐，也算表了表俺支援国家的心里！”——这就是豫东灾区千百万贫下中农的心意。
“有吃的，有看的（储备），还不行；还得对国家有贡献！”——这就是豫东灾区千百万贫下中农的声音。
亲爱的读者们，当你一家人围桌吃饭的时候，你可曾想过，饭碗里可能盛有豫东灾区人民辛苦一年从洼窝里、沙窝里、碱窝里夺来的一粒粮？你可曾知道，豫东灾区人民在千辛万苦的斗争中，怀着多么崇高的“要为国家添仓”的革命情怀？
×××
我们在豫东灾区访问，途经开封、杞县、雎县、宁陵、民权、兰考六县，行程一千多里。我们穿过黄河故道的新植林带，穿过黄河大堤上的一排柳丛，穿过人声鼎沸的河道工地，穿过盐碱区的一块块台田、条田。我们访问的人，不过是豫东无数英雄人物中的几个；我们看到听到的一切，不过是豫东澎湃汹涌的革命浪潮里的几朵浪花。但是，这一切已经告诉我们，党的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方针，已为豫东人民所掌握，变成了巨
大的物质力量，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已经普照豫东大地了。
豫东八百万人民，象送瘟神那样把内涝、风沙、盐碱三害从豫东平原上驱走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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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一批女县长受到群众爱戴
十一位正副县长都是翻身的女农奴、女奴隶。她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领导群众发展生产。
西藏十一个翻身女农奴、女奴隶当选为正副县长以后，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密切联系群众，积极领导群众发展生产。群众称赞她们是“我们的好县长”。
这批女县长大部分是去年当选的。她们担任县长后，绝大部分时间都深入到基层访贫问苦，一边参加劳动，一边领导群众发展生产，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达孜县农奴出身的女县长罗桑曲珍，为了摸索这个县发展农业生产的经验和问题，带领一个工作组深入到有代表性的张多和主西两个乡进行调查。她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发现这里草多、肥少、耕地质量不高，是增产速度不快的重要原因。于是，她在秋收后就发动群众大搞积肥，用新式步犁深翻了全部土地，并消灭草害。今春，她根据县人民委员会制定的生产规划，又带领这里的群众平整土地，改建水渠，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现在，这里的生产面貌已有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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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各族妇女干部迅速成长
有六百多名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的妇女干部，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专区、县和公社里担任着领导工作。
这些妇女干部大都出身贫苦农牧民家庭，解放前受着深重压迫。解放后经过党的教育和培养，在自治区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逐步成长起来。从一个普通牧民家庭出身的劳动妇女成长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共产党员尼沙汗·吐尔都（柯尔克孜族），就是其中之一。
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色丁汗巴拉提（维吾尔族），担任过乡长、副区长、公社党委副书记，现在是岳普湖县副县长。她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处处关心群众利益，坚定地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被当地妇女称为“我们的色丁汗巴拉提大姐”。有一年夏天她在塔托力克不拉克二十大队参加劳动，忽然发现田旁的渠堤决口，九百多亩棉田即将被洪水淹没，她立刻带头跳进两米深的水里用身体去堵决口，社员们随着也纷纷下水堵决口，终于保住了棉田没有受到损失。
新疆的牧业战线上也已成长起一批妇女领导干部。阿勒泰专区青河县东风公社副社长、共产党员麦德汗（哈萨克族），一九六五年负责领导全社的牧业生产后，在工作中作出了出色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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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贸部门提拔大批优秀女职工担任领导干部
上海市财贸部门近年来有六百八十多名优秀女职工被提拔担任领导工作。
这些女职工，原来是商店、银行、菜场以及服务行业的优秀营业员、信贷员和服务员。她们政治思想好，阶级觉悟高，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很多都是青年，有的只有二十岁左右，现在她们中有许多人担任着区店政治指导员、基层商店党支部书记和经理等职务，有的是共青团区委副书记。
这批由营业员、服务员和青年艺徒成长起来的女干部，绝大多数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有不少人是先进工作者、六好职工和三八红旗手。宏成南货店青年营业员于翠花，是在一九六二年秋天高中毕业后分配进店的。开始时当营业员不太安心。后来她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懂得了站柜台就是干革命的道理，在工作上做出了显著成绩。现在她已把《毛泽东选集》通读两遍，毛主席著作的一些单行本更是随身带着，有空就学。一九六四年她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并被评为上海市六好职工。现在她已被提拔为商店的经理。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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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怀革命豪情展翅飞翔
——记女飞行指挥员陈志英
二月十五日，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飞机场上空，浓云低垂，四周的景物，都隐没在弥漫的云雾中。就在这时，一架远航归来的飞机要求着陆。
一阵阵隆隆的马达声从天上传来，人们情不自禁地把目光都集中到那位身材魁梧的女指挥员身上。因为，飞机在这样天气降落，要求指挥员向空中下达的每个口令，都应当迅速果断，准确无误，任何犹豫、疏忽，都会造成严重后果。
飞机在向机场跑道下滑了，直到飞机离地面一百米左右，人们才见到机身。飞机这样低才出现，使得大家的心骤然紧张。但这位女指挥员是那样镇定，她只用极平和的语调说了句：“沉着，拉一点，再拉一点，好！”飞机就对准跑道，轻捷而平稳地着陆了。这时机场上的人们才轻舒了一口气，称赞道：“指挥得好！”
这位镇定、果敢的飞行指挥员，就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女飞行指挥员、空军某团副参谋长陈志英。
陈志英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只念过七年书。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的哺育下，她在十四年前的“三八”节，曾率领新中国第一批女航空员飞过天安门，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十多年来，她执行过无数次的飞行任务，不论白天夜晚，风里雨里，每一次，她都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她的任务。党调她做了领导工作以后，她又很快成了一个出色的飞行指挥员。几年来，在她指挥过的无数次飞行中，从未发生过事故，为国家训练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男女飞行员。
指挥飞行的组织工作和技术要求是相当复杂的。陈志英靠什么做好指挥员工作的？她说：“靠政治。不管飞机多么复杂，它都是人操纵的。我们指挥的是人，不是飞机。只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抓好人的活思想，多么复杂的飞机就都听使唤了。”
有次，陈志英担任夜间飞行训练的指挥员。没有飞过夜航的女飞行员俞亚琴，看见别人飞了一阵以后，就说：“我看，这个课目有八个起落就可以放单飞了！”这句话是随口说出的，可陈志英却没有让它轻易从耳边滑过。她了解，俞亚琴人聪明，技术掌握得也较快，正是这样，她时常把一些新课目看得太简单。不克服这种思想，就会阻碍她在技术上更踏实地前进。她抓住这个思想苗头，在讲评时就给大家讲了一段毛主席的语录：“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要大家把这段话作为这次训练的指导思想，联系自己，对照检查，并且组织大家分析讨论新课目的要求，认识它的难处，正确对待。这个讲评，生动地教育了俞亚琴和其他飞行员，使她们在训练中更加踏实细致地对待新课目，保证了训练质量，第一次放单飞就得到上级的好评。
在指挥飞行中，陈志英对飞行员们的要求是严格的，但又是充满深厚阶级感情的。她能设身处地地为飞行员们着想，耐心地帮助飞行员们克服思想上和技术上的困难。女飞行员张正辉是个要强的姑娘。由于技术进步比较慢，看见别的女伴都一个个放单飞了，她心里非常着急，失去了飞出来的信心。陈志英想，决不能让自己的阶级姊妹轻易停飞，一定要帮助她飞出来。她叫张正辉搬来和自己住在一起，经常跟她谈心，讲毛主席接见第一批女飞行员时的情景，讲党培养女飞行员的意义，还讲了自己难忘的一件事。陈志英对张正辉说：“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姑娘曾给我来过一封信，说她很热爱飞行，可就是交不起巨额的学费，愿望无法实现。她非常羡慕我们有这样一个使妇女理想和才能充分发挥的国家和社会制度。你想，比起这个姑娘我们是多幸福！我们有什么理由丧失信心。遇到困难要多想想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我们一定要飞出来，这不仅是为了中国妇女，也是为了给世界妇女指出一条斗争道路！”
张正辉在陈志英帮助下增强了飞出来的信心。陈志英又在技术上帮助她，在陈志英的耐心帮助下，张正辉进步很快，终于掌握了操作要领，单独驾着飞机飞上了祖国的蓝天。
作为一个指挥员，陈志英从不因为自己是领导干部而自恃高明，自以为是。她总是照着毛主席提出的要做群众的先生，就要先做群众的学生这个指示去做。她安排工作、制订计划的时候，事先都要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征求群众意见，对执行中可能发生的问题，都要设想出解决的方案。她是“全天候”飞行员，又是领导干部，但是飞行时，不论是和老飞行员或新飞行员同机，她都非常虚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
陈志英今年已经三十七岁了，在祖国的天空已经飞行了十五年，今天仍然在飞。她常说：“我们新中国的妇女，飞或者不飞，飞多少年，这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它同党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一定要争取飞更长的年限。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她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使自己永葆革命青春。她长期坚持体育锻炼，为了伟大祖国的航空事业，她正满怀革命豪情展翅飞翔。
新华社通讯员 胡维寿
新华社记者 李次膺 王焴长（附图片）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女飞行员陈志英（左二）、魏砾（左一）等在机场上。
新华社记者 孔凡根摄
湖南新安公社女青年组成的“八秀”科学实验小组在组长李二秀（左）带动下粒选棉种。 唐大柏摄（新华社稿）
太原矿山机器厂“刘胡兰”小组的工人，抓紧一切工余时间，如饥似渴的钻研毛主席著作。
新华社记者 王文西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