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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古代史工作者也必须到农村去
《史学月刊》编辑 高敏
编者按：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群众结合。对于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从书本中学习，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学习。知识分子要从书斋和课堂中走出来，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商店去，到连队去，同工农兵一起参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认真向工农兵学习，滚一身泥巴回来。这样，才能把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才能取得比较完全的知识。许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大学文科师生下乡以后，使自己的思想感情起了变化，对学术界存在的一些混乱思想和怪论，有了比较正确的看法。今天发表的这几篇文章，就是很好的证明。
提要 古代史工作者必须到农村中去，才能使自己的思想得到真正的改造。由于加深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了解和熟悉了农民，我进一步认识到所谓历史上农民阶级没有什么革命性，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实行过“让步政策”，都是极端荒谬的。同时，到农村中去还有助于古史工作者对古代史料的了解。
研究古代史需要不需要面向农村，看来并不是毫无思想障碍的。可能有人是这样的看法：古代史的研究，主要是靠文献资料，如果到农村去，就根本无法进行研究；同时，农民并不迫切需要古代史；所以，历史科学面向农村、为农民服务的问题，似乎与从事古代史工作的人关系不大。假如真有这种看法，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在这里，我想谈一点个人的肤浅体会。
农民需不需要古代史呢？肯定是需要的。农村中流传着许多关于古代的历史故事，而且往往与迷信杂拌在一块。这样的情况，既表明农民群众对于古代历史是爱好的，又表明我们有必要用新的观点去编写古代的历史故事，去清洗封建的迷信的毒素，为争夺农村的广大思想阵地而斗争。何况从根本上来说，要把一部中国史真正还原为劳动人民的历史，恢复劳动人民的本来面貌，把历史从帝王将相的家谱里解放出来，也包括古代史在内哩！那么，怎么能够说，农民不需要古代史以及古代史不能面向农村、为农民服务呢？
如果从如何才能研究好古代史的角度着眼，则从事古史工作的同志，尤其有必要面向农村，到农村中去，才能完成这一任务。
我们知道，历史，自有阶级以来，只是一部阶级斗争史。离开了阶级斗争的历史真实，就无所谓历史。那么，可不可以设想，一个没有树立起阶级观点的人，能研究古代史呢？无疑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的阶级观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是天上掉下来的吗？当然不是。阶级观点，只可能来源于毛主席著作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参与革命斗争的实践，而且主要是后者。因为，只有通过自己的实践，才能理解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到农村中去，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参加阶级斗争，了解和熟悉农民，培养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对于阶级观点的树立和立场、方法的端正，有着无可估量的作用与意义。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特别是和书本打交道比较多的古代史工作者来说，首先需要学好这一课。
以个人的感受来说，下乡前与下乡后的思想感情，是有所不同的。下乡之前，我曾看到过孙祚民等人写过不少污蔑历史上农民阶级的文章。说什么农民养成了“容忍顺从的性格”，不敢起来斗争；即使起义了，也是想“变成富人、地主、官吏，爬进统治阶级的圈子里去，作起皇帝来”；一般说来，农民有
“发家致富”的思想；农民“没有自己的思想武器”，起义胜利后不能建立自己的政权，即使建立了也是封建性政权。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一言以蔽之，在孙祚民等人的笔下，历史上的农民阶级是群氓，是落后群，没有什么革命性。对于这些论调的错误，我早就察觉到了，当时也曾考虑过写文章驳斥，但总是鼓不起勇气，怕耽误时间，认为不如多啃点史料来得实在，以致一拖再拖，始终没有提笔，相反地，却在大写什么《北魏平齐郡的设置年代考》等文章。通过两度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由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和贫下中农在一起生活、劳动和斗争，我亲眼看到了贫下中农身上的崇高品德和敢于革命敢于斗争的英雄形象，从而对贫下中农的热爱和敬慕，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劳动人民情感也加深了。这时，我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下乡前的态度，不觉为之大吃一惊，恨不能立即写文章驳斥孙祚民等人的谬论。通过今天的贫下中农的形象，我也好象看到了历史上的劳动人民。因此，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研究和学习，也格外感兴趣了；对农民起义后地主阶级当权派采取的什么“让步政策”的实质的认识，也比前加深了一步。就在这个基础上，我写了一篇批判“让步政策论”的文章。这时，我再也不感到耽误时间了，恰恰相反，在批判了这些错误观点之后，心里感到出了一口怨气似的。我在下乡前后的这些微小的变化，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学习和研究古代史，也必须到农村中去，培养自己的劳动人民的情感，去了解和熟悉农民，然后才能理解古代农民的历史。
一个学古代史的人，不仅应当到农村中去锻炼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且要参加农民的家史、村史和社史的整理与研究。这是因为，不论古代史和近现代史，都是阶级斗争史。而古代的阶级斗争早已成为过去，我们要去研究它，既不能靠显微镜，也用不上计算机。因此，要形成阶级斗争的实感，要把古代的阶级斗争理解透彻和揭示得有血有肉，光凭坐在古史料堆上扒来扒去是不行的，而必须到现实的、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战场上，去亲身参加战斗，去形成阶级斗争的丰富实感，然后用之去指导古代阶级斗争的学习与研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按照同样的道理，研究近代和现代的阶级斗争，对于研究古代的阶级斗争也是一把钥匙。
关于这一点，我也有一点感受。例如多年来，史学界流行“让步政策”的理论。我由于缺乏阶级斗争实际经验，也就相信了这种理论。并曾在一九六○年写了《试论我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发展阶段问题》（刊于同年九月十五日《光明日报》），其中就有一段提到什么地主阶级的“让步措施”。后来我虽然也逐渐对这一理论发生了一些怀疑，但是直到通过两度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才深感这一理论的错误。原因就在于我在农村中，听到了许多贫下中农诉述解放前的阶级苦。当时的实况是这样：每当一次农民起来斗争之后，地主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反扑，即使把农民在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果实全部夺回去了，也不罢休。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与地主的“还乡团”斗争的情况，则尤为明显。在无数的实例中，我没有看到任何一次有什么地主阶级的让步。既然近现代农民与地主斗争的情况是如此，为什么封建社会的地主却会一次又一次地向农民让步呢？于是，我的怀疑加深了，我回头来再考虑“让步政策”的理论，就感觉到了它的错误与虚构，从而也有了勇气与可能写出批判“让步政策论”的文章。
即使对于古代史料的理解来说，到农村中去广泛接触实际，也是大有帮助的。在这方面，我也尝到了一些甜头。例如对封建社会宗党及宗族关系的理解，我曾颇伤脑筋。到农村以后，你会到处遇到宗族关系掩盖阶级矛盾的实例，从而对于理解封建社会的宗族关系有所帮助。又如我到辉县、修武一带作了调查，知道这一带很早就有水稻田，因此便写出了《古代豫北的水稻生产》一文，对某些历史现象能够作出了一些解释。同样的例子还很多。我之所以说这些，目的只有一个：希望跟学习与研究古代史的同志共勉，并求得教益！
（原载《史学月刊》一九六六年第一期，
本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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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永远以群众为师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任继愈
提要 我在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从农民群众那里，受到了难忘的教益。这一段的社会实践，对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也是一次最严格的科学训练。我深深地体会到克服主观主义、进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关在书斋里，脑子容易生锈，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也会滋长。但在热火朝天的革命斗争中，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就站不住脚了。我更深深地感到，必须向优秀的农民、优秀的干部学习。真正的学问，真正的智慧，真正的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都在他们那里，我一辈子也学不完。
一九六五年，我有机会参加了八个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胜读十年书。在农民群众那里，受到了难忘的教益。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与资产阶级的学风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前者理论联系实际，后者理论脱离实际。对我们来说，广大的农村，五亿农民的思想面貌，以及农村中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重要的实际。不了解这个实际，就会有使教学、科学研究脱离实际的危险。对当前的阶级斗争的形势看不清楚，就无从研究学术领域中的任何问题。我研究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佛教史，目的还是为当前这个伟大的革命实际服务。不了解今，不能懂得古；对于“今”了解得不深不透，对于“古”就说不上有什么深入的研究；不了解当前社会，就无法古为今用。过去我也学习政策，关心阶级斗争，但对政策的威力却感受不深。这次下去，深深感到党的政策之所以强有力，能在群众中生根，就在于它表达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的愿望和根本利益。由于党的政策的正确，调动了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积极性。现在，我回过头来再读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和政策，分外觉得亲切、明确。如果不深入实际，就不能很好地领会党的政策，也就不能很好地做到“古为今用”。
长期从事教学、科学研究的人，总是要注意教学和科研的科学性、系统性等等。什么是系统？怎样才算科学？有时不是那么清醒。我们在农村，从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时开大会，有时开小型座谈会，有时找贫下中农个别谈心。不论在什么时候，如果不知道人家心中想的什么，大小会就开不好，个别谈心也说不到点子上去。如果思想对路，开会开到半夜，宣布散会，人们还留恋着不愿意散去；如果思想不对路，人们就会打瞌睡。回想一下我们过去教学是不是也都针对听者的疑难或主要问题了呢？有时是，有时未必是。我们从事的科学研究是不是有的放矢了呢？有时是，有时未必是。如果针对性强一些，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每一项工作中都能做到“有的放矢”，今天大学里的教学和课程的开设，可以大大精简。去掉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些，完全是可能的，学习年限也可以适当缩短。
我们研究古代哲学史的人，根据古书上的一些文字记载，做出分析、结论，有些人认为只要说得自圆其说，就可以站得住脚。即使调查研究不够，不大符合实际，它的错误也不见得会立刻暴露，甚至有的人明知有错误也力图为错误的观点辩护。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面对的是活人活事，因此主观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就会立刻碰钉子，真是“其应如响”。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为了核实一件工作，有时要进行反复多次的调查研究，掌握充分的资料才能下结论，工作是认真的，即使如此，还难免有主观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情况发生。对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次最严格的科学训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唯物主义的真理不知听过多少遍，说过多少遍。经过这一段的实践，我觉得无论说多少遍，都不会感到重复。它既平易，又严肃，历万古而长新。自己深感当前耳目所亲自触及的，判断时尚难免出差错，对于那些千百年前人物、政治事件，更要充分地调查研究，才有发言权，千万不可“掉以轻心”。一个革命者的工作，要经得起检查。经不起检查的“科学成果”，算不得数。在实践中是最容易暴露主观主义的。纠正主观主义，也就增强了党性锻炼。主观主义不打倒，任何工作都不可能顺利开展。科学研究也是一样。
关在书斋里久了，脑子容易生锈，形而上学、烦琐哲学也会滋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伟大斗争中，人们的思想面貌在日新月异。昨天还和资本主义划不清界限的人，今天就划清了。原来不积极的人，以后就积极起来了。原来觉悟较差，自称为
“木头桩子”的人，一旦觉悟提高了，就立刻爆发出无穷无尽的光和热，成为生力军。生产面貌也随着人们的思想面貌的改变在日新月异。地里的庄稼，一天一个样子，山也在变，水也在变，伸一伸手就能摸到大跃进的脉搏。在热火朝天的大好形势鼓舞下，形而上学、烦琐哲学，不得不被革命的步伐抛在后头。在工作中有时也干些烦琐哲学的傻事，但经过革命浪潮的冲击，烦琐哲学就站不住脚了。
常常感到象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头脑里书本知识装得不少，但书本知识越多，心胸反而挤得越窄，缺乏胸怀世界的远大理想，经不起胜利，也受不得委屈。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接触到许多优秀干部。他们忠心赤胆地为人民服务，不计报酬、夜以继日地为集体工作着。那里有困难，他们就出现在那里。起早贪黑，冒风雨，履冰霜，有时忙得连一口热饭也顾不上吃。古书上说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把他当成勤劳奉公的“圣人”的榜样。即使周公真正为了公事忙得不可开交，他也不过是忙于管理奴隶国家的政务，维护的不过是少数奴隶主贵族的利益，算不了什么。可是，我们农村中的优秀干部，怀着一颗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红心，忘我地劳动着和工作着。群众的炕早已拆修了，干部们自己的炕，有时忙得来不及拆修；干部们的自留地，一般都种在群众的后头。至于家里挑水，喂猪，打草，搞家庭副业，干部们一般说来，是顾不上的。有的干部的妻子谈起来，常诉说自己的丈夫“不顾家”，在“抱怨”中有三分埋怨，七分自豪。这种心情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呢？千千万万这些无名英雄，在党的领导下，默默地坚决地在干着改天换地的伟大事业，是他们支撑着五亿农民的生活，支撑着人民公社的大厦。他们有时也受到一些群众的误解，有的人甚至在一个时期中受到一些不适当的批评，但是他们不灰心，不退缩，坚决听党的话，向“地球开战”，寸步不让；对阶级斗争，挺身而出。他们昂首阔步，迎着困难前进，不愧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柱石。至于广大群众的高贵品质和无穷的创造，给我的感受就象面临着高山大海，抬头看不到顶，一眼望不到边！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人人都在受教育，但自己深深感到向优秀的农民、优秀的干部学习，收益极大。真正的学问，真正的智慧，真正的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都在他们那里，一辈子也学不完。
在学校的围墙里住久了，走进农村，真能使人拓心胸，开眼界，立壮志。今后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面向农村，在农村扎下根，才能把我国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推向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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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入农民群众，研究农民历史
南京大学师生座谈中国农民战争问题纪要
《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第九卷第二期，刊载了该校历史系师生座谈农民战争的报道。一些师生结合下乡归来的体会，对农民战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下面选载的是发言的摘要。
学术界曾经有人说，农民的小私有经济必然滋生着一种升官发财，向上爬到地主阶级圈子里去的思想。农民革命政权和农民领袖的蜕化变质，就是由于农民的这种阶级性所决定的。好象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性。何纪春、李卓君和苏渭源三位同学认为，中国农民战争问题上的这种错误论调必须彻底批判。
何纪春、李卓君和苏渭源说，过去受到过书本上一些旧思想、旧观点的影响，每提到农民，总往往容易联想到他们的一些缺点，如自私、保守、落后、狭隘等等，而对农民的主导一面——革命性的一面，则认识不足。八个多月的农村革命实践教育了我们，广大的贫农下中农教育了我们，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我们。在社教运动中，我们亲眼看到了广大贫农下中农昂扬的革命精神，坚定的革命立场，崇高的革命风格。他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亲眼看到了这种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深深地被感动了。至于要向上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是少数的富裕中农。而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的人，即使在这少数的富裕中农中间，也还是占少数。在参加社教运动中，结合实际，带着问题重读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才有了新的体会，深感农民战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归根到底，是由于对农民阶级的阶级性存在着不同认识。他们指出，农民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者，经济地位决定了农民的革命性。农民的阶级斗争是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农民确实是有诸如眼光短浅、保守、狭隘、分散、自私等缺点。正是这些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农民如果得不到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就不可能解放自己。
但是，农民的小私有经济是建立在自身劳动基础上的，农民“小私有”的一面，是和他作为劳动者受压迫、受剥削的一面统一的。这与地主阶级建立在剥削农民基础上的大私有根本不同。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的小私有是极不稳定的，总是要遭到地主阶级及其国家政权的打击、压榨而陷于破产。农民的小私有和地主阶级的大私有，不但没有共通之处，而且是相对立的。因此，农民争取或维护其“小私有”经济的斗争，实际上是对地主阶级兼并贪欲的反抗，因而具有革命的意义。
农民改善生活的愿望，是建立在靠自己劳动的基础上的，农民这种正当、合理的愿望与剥削阶级向上爬的贪欲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处于农奴地位的贫苦农民，他们备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终年“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差徭之外复有差徭，赋敛之中重增赋敛”，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他们对地主、贵族、皇帝只有仇恨，怎么反而会指望有朝一日使自己变为地主、贵族、皇帝呢？可是，有人硬把穷得活不下去的劳动农民的小私有，和地主阶级的大私有联系在一起，以为农民总要向上爬入地主阶级。把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混为一谈，这不是彻头彻尾的“合二而一”论、“阶级调和”论吗？
封建社会中的农民不可能真正彻底解放自己，农民革命最后总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失败而告终，这是历史的必然。农民革命队伍中也可能出现个别叛徒、变节者或蜕化变质分子。但某一个农民领袖、某些农民政权是否会蜕化变质，则并非历史的必然。必须强调指出，革命失败和蜕化变质是两回事。前者是不可避免的，后者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领袖真正完全变了质的，毕竟是少数，李自成直到牺牲，始终忠实于农民革命事业，就是突出的一例。
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是革命的科学，它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历史工作者必须高举革命的、批判的旗帜，批判那些诬蔑农民革命的观点。无产阶级正是在批判旧事物中创造新事物，在批判旧世界中创造新世界的。
茅家琦同志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自己初步认识了农民，初步认识了阶级斗争，从而对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看得比较清楚一点了。农民与地主是两个对立的阶级，有完全对立的阶级意识。农民虽然是一个小私有者，在思想意识上有落后的一面，但是“升官发财”、“想当地主”，决不是农民的阶级意识。这些肮脏的东西正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意识。在研究农民战争史时，必须分清这两种对立的阶级意识。只要站对了立场，与贫农、下中农生活在一起，就能够分清这个界限。
农民政权的变质，并不是农民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这要从阶级斗争中寻找原因。剥削阶级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当农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封建地主阶级总要进行疯狂的反扑。军事上的复辟是容易发觉，也是容易被农民政权镇压的。可是，从意识形态下手，采取
“打进来，拉出去”的方式，往往使农民政权变质瓦解。所谓“打进来”，就是在农民革命过程中，一些封建地主阶级分子，特别是一些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混进革命队伍，窃据了农民政权的各级领导。他们的封建意识得不到改造。他们用封建主义思想来改造农民政权。萧何、张良、刘基、宋濂正是扮演这种角色。所谓“拉出去”，是指农民战争领袖抵不住封建思想的腐蚀，逐渐地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农民意识，最后变了质，成为封建统治阶级。这就是历史上农民政权向封建政权的“和平演变”。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得不到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农民领袖缺乏对封建意识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能力，也就无法抵制封建地主阶级“和平演变”的阴谋，逐渐地改变了原有的农民意识，最后变了质，成为封建统治阶级。
正是由于这些情况，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韩儒林同志就地主阶级分子混入和篡夺农民革命政权的历史教训，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研究古代史，必须深刻地懂得现代史。对今天革命胜利的经验有了明确的认识，才能看清楚古代农民起义失败的真正原因。对古代农民革命失败的教训认识清楚后，反过来再看今天胜利的经验，才感到这种经验特别宝贵；对于如何巩固和发展今日胜利经验，才会产生强烈的要求。
在历史上，每次农民起义进入高潮时，地主阶级必然分裂为两个阵线：一部分已经取得政治地位的人仍然卫护腐朽旧政权；一部分失意的人却混入农民革命的队伍里，想利用农民的流血牺牲，攫取自己的地位。
混入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有武的，也有文的。武的掌握着军队，说话当然有分量。文的由于有“文化”，不是掌书记，就是作参谋。一方面天天在各级革命领导人的左右，出谋划策，用自己的思想腐蚀他们；另一方面舞文弄墨，草拟文告，掌握着宣传教育的工具去影响群众。这样，在革命队伍中必然要产生进步的农民思想和反动的地主思想谁战胜谁的问题了。
农民军起来后，队伍总是一天天扩大。陆续参加的既有投机的地主武装，也有被俘或投降的政府军。根据今日革命战争的经验，反动军队放下武器后，经过党的短期阶级教育，大部分都会站在人民一边，变成人民的军队。可是，古代的农民军只有军队组织，没有阶级教育，地主武装一旦加入农民队伍后，怎能就会走革命的道路，而不沿着自己升官发财的老路走呢？
拿古代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同今日革命胜利的经验互相比较，知道农民战争没有无产阶级的党来领导，没有完整系统的革命理论和纲领，没有广泛深入的阶级教育，要想避免失败，是不可能的。今日在革命前进的道路上，仍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仍有争夺青年下一代的阶级斗争，也就是说还有修正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若不深入工农群众，彻底贯彻社会主义教育，就不可能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深切地了解了这些，就会深切地感觉到，幸而我们有一个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幸而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我们革命事业才会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不致堕入现代修正主义的泥坑。同时也才深切感到，今天只有深入工农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才能保证革命永远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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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懂得了要为劳动人民而学习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郑造桓
提要 过去，我的学习目的只是要报答父母哺育之恩。在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过程中，贫下中农的艰苦朴素的生活和真诚的阶级感情，深刻地教育了我。我进一步地认识到，个人主义的学习目的同革命的学习目的，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在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上的反映。
为谁学习，为谁服务，这是我下乡时带下去的一个主要问题。
我生长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长期以来，从家门到校门，从城市到城市，根本不了解贫下中农的阶级苦。我只知道，是父母供我读书。每当我从母亲手里接过学杂费用时，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感激。因此多年以来，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报答父母哺育之恩，现在为父母学习，将来为父母服务。
这种个人主义的学习目的，几年来我虽然也注意克服，但终没有彻底解决。这次下乡又夹杂了一些个人主义的打算，想要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捞一把，学到点阶级斗争和做群众工作的本领，将来好有一番“作为”。
到了定襄兰台村后，就在我抱着这种个人主义的目的，想蹲在工作组里，轰轰烈烈地作为一番的时候，组织上突然调我专门去搞资料工作。开头我思想上不通，后来组织上耐心地帮助了我，并让我好好学习《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我才安下心来。
在搞资料工作时，我尽量抽出时间多同群众接触，主动搬到贫下中农家里去住，找机会参加集体劳动，坚持到贫下中农家吃派饭。
在坚持三同的过程中，贫下中农的艰苦朴素生活和真诚的阶级感情，深刻地教育了我。这里老乡的生活确实比较艰苦，但是他们对待我们是尽最大的力量热情相待。有一天，我到一户老贫农、老党员曲林柱老汉家吃派饭，他端出香喷喷的大米饭给我吃。这里不产大米，是哪来的呢？我很奇怪。老曲对我说：这是他的老伴从太原托人给捎回来的。我激动地端着大米饭，这不是饭，而是贫下中农捧出的一颗火热的心！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不由得热泪夺眶而出。这时，我问自己：当你在学校里吃着大米白面、猪肉粉条的时候，你想没想到这是谁创造出来的？想没想到用辛勤劳动哺育我们的贫下中农？没有。老实说，我没有想到这些广大的劳动人民，我只记得母亲的教诲：“我养活你小，你养活我老”；“前三十年看父敬子，后三十年看子敬父”，等等。然而这次下乡，我又听到了另一种恳切的声音：“好好念书吧！往后毕了业，给咱贫下中农好好地办办大事啊！”这来自两个阶级的两种声音，我究竟应该听谁的呢？此刻，我才深深体会到，如果说只是为了报答父母的恩情而学习，那是十分卑微渺小的，只有为哺育自己的广大劳动人民而服务终生才是最有意义的。
过去，我只看到父母给我钱，供我读书，却不知道，这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心血结晶，通过我的父母之手转交给我的。因此，能不能为贫下中农而学习，为他们而服务，这是能不能成为革命的接班人的根本标志。
每当我在青年文化室里给农村青年讲读毛主席著作、教唱革命歌曲时，我常常考虑到一个问题：“农村青年何尝不渴求知识，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到大学读书呢？”过去我认为，国家有困难嘛，没有那么多学校，就只好是“物竞天择”，谁考上谁就念书。说穿了，就是说，考上大学是自我奋斗的结果。这次同农村青年生活在一起，我才认识到过去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比求知欲，农村青年整天干活，还利用中午、晚上和地头休息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毛主席著作，大唱革命歌曲；论才智，他们更比我高明得多，他们小学还没毕业就能担负起繁重复杂的会计业务，他们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十分精彩，他们能吃苦耐劳，敢于与天斗争，与地斗争。总之，他们用辛勤的劳动供养着我们。因此，如果说我是凭个人奋斗考上大学，不如说是劳动人民、包括与我同龄的青年送我进入大学的。
农村青年使我想到广大的同龄青年，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被压迫受奴役的人们，如果我不是全心全意为他们学习、为他们服务，不能胸怀世界，眼观全球，而只是死命地追求着个人的私欲名利，那么，他们知道了将会感到多么痛心和失望啊！
通过八个月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实际锻炼，我进一步认识到，个人主义的学习目的和革命的学习目的，归根到底是两种思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上的反映。回到学校以后，我决心继续不断地积极开展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抵制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彻底清算个人主义学习目的，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发学习，终生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