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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突出政治的生动一课
陈永贵谈大寨大队在劳动管理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经验
编者按：按照什么方向，根据什么原则，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这是一个是不是突出政治和怎样突出政治的问题。陈永贵同志这篇关于大寨大队改进劳动管理的谈话，生动地说明了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这一光辉真理，提出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方向。
几年来，大寨党支部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运用阶级斗争和唯物辩证观点，从多方面总结劳动管理工作的经验，提出了几项重要的原则，可供各地参考。
大寨大队的经验说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集体经济的内部充满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经营什么？靠谁经营？怎样经营？都有一个道路和方向问题。因此，每一项制度和办法的制订，都要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出发，时刻抓紧兴无灭资的斗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大寨大队的经验说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提高人的思想觉悟。集体经济的各种制度（包括报酬制度）和办法，必须有利于改变人们的自私心理，有利于发扬集体主义思想。
大寨大队的经验说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分配制度，必须正确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劳动报酬制度的确定，既要承认差别，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又不能使差别过于悬殊；既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又不要搞物质刺激；既要有一定的制度和办法，又不要搞烦琐哲学。总之，必须以充分调动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为原则，而不是只调动一小部分人的劳动积极性。
陈永贵同志的这篇讲话，也提供了在实践中学哲学、用哲学的好经验。人的正确思想从那里来呢？怎样“一分为二”地看待一切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呢？读一读这篇讲话，很可以得到启发。
近两年来，各地有不少同志来信要我谈一下大寨的劳动管理工作，来访问大寨的同志也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现在我就这个问题大概说说，也算对以上同志的答复。我说的不一定对，不过我愿意和同志们共同研究，希望大家提出批评。经营管理必须坚持两条道路的斗争
首先要抓住阶级斗争这条纲，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作好政治工作，教育干部和社员提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提高政策水平；同时建立一套能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管理制度，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
大家说经营管理工作重要，这话不假。那里的经营管理工作搞得好，那里的生产就好；那里的经营管理工作搞得不好，那里的生产也就难搞好，十有八九是这样。这为啥？
毛主席告诉我们，过渡时期，我国还有阶级，还有阶级斗争。这个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在咱农村大量地反映在经营管理上。经营啥？怎样经营？靠谁经营？这些事可以说天天争吵。为啥争吵？就是因为里面有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我们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有的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主张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有的人要搞个人经营。他们的想法落空了，就要起来反对，有时闹得党的方针、政策贯彻不下去，群众的生产劲头就鼓不起来。最后，一些工作拖后，生产计划落空。他们又说是集体经济不好。这些情况摆在眼前，不斗争当然不行。要斗争离不开两方面：最根本的方面，是要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作好政治工作，也就是要教育干部和社员提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提高政策水平，懂得阶级斗争是长期的，不是短时的，树立起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大胆踏实、改天换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还要有一套能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管理制度，让每个社员都能按照集体经济的规章制度办事。这两方面工作做好了，也就等于坚持了政治挂帅，就不怕生产上不去，也不怕工作搞不好。大家说经营管理工作真个是重要，我体会道理就在这里。
怎么能把经营管理工作搞好呢？这又是一件不太好办的事。就说劳动管理吧，它本身包括很多内容，牵扯的面也很广，它同每个社员有牵连，同每件农活有牵连，同每天的时间有牵连。加上各家有各家的情况，各地有各地的条件，究竟采取啥办法，也不能用一根尺子去量。不过无论那一种地区，尽管条件不同，有些原则我想应当是一致的，这些原则必须坚持。这就是：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防止资本主义影响，使集体经济得到巩固和发展。这是一切工作的纲，经营管理工作更是这样。
为啥在经营管理上一定要坚持这条原则呢？前面说过，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这从实际当中也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要求因地制宜，实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方针；有人却主张农商一起来，扔下种田去搞副业，还说啥：“吃粮靠集体、花钱靠自己。”我们要求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改进集体经济的管理制度；有人却嚷嚷单干的好处，主张包产到组、包工到户、牲畜下放、副业包干。我们要求依靠贫下中农；有人说土改靠贫农，生产靠中农，副业靠商人；又说地主没地啦，富农不富啦，都是靠工分吃饭，人人都一样。我们要求一切坚持政治挂帅，报酬上要承认有差别；有人强调工分挂帅，物质刺激，要求高工分。我们要求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有人强调分光、吃净，过一天说一天。我们要求当老实人，说老实话，按国家政策办事；有人主张多产少报，扩大灾情，隐瞒粮食，搞自由买卖。这不是明摆着的阶级斗争吗？所以，我们首先要抓住阶级斗争这条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否则那就会象盲人赶瞎马，冒打冒撞，就会离开正道，走上斜道。对一些人来说，资本主义是熟道道，不把他们向社会主义这方面领，他们自己就会向那方面去。
怎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呢？大家知道，过去资本家有资本家的章程，地主、富农有地主、富农的章程。但是，这些章程千条万条总归是为他们自己的阶级服务的。我们现在是建设社会主义，所以我们的章程必须从维护社会主义的集体利益着眼，绝对不能再把资本主义制度的旧套套搬到我们社会主义的事业上来；要听贫下中农的话，要为多数人的利益着想；要考虑到本单位，更要考虑到全国、全世界。如果不是这样的章程制度，订下也没用，相反地会让资本主义得势。
第二、体现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进一步鼓起广大社员的干劲。我们干啥工作，目的都是要鼓起广大社员的革命热情，搞好生产，发展集体经济。所以我们订啥制度也要有利于鼓起广大社员的集体生产劲头，有利于推动科学实验和技术改革，有利于保证农活质量。这才能起到制度的作用，不然，就会白搭工。不能把制度和生产看成两码事，说的一套，作的一套。这样群众不信任，自己有时也没办法开销。有人说要鼓起社员的干劲，就要靠物质刺激。我说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要坚持的，不能用绝对平均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现在不能用，将来也不能用。但是不能搞物质刺激，也不能把多劳多得和物质刺激混在一块。这就是说，差别是要承认的，但是不能差别太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调动起广大社员而不是一部分社员的集体生产积极性，才能有利于搞好集体经济。
第三、坚持简便易行，有利群众，作到有制度不烦琐。如果制度过于烦琐，实际上就等于没有制度了。大家每天要干的是生产劳动，不是搬制度。劳动一天回来两腿泥，谁有好气去费那些脑筋呢？再说社员有不少人是老粗，弄得过细，反倒把他弄糊涂了。从效果上看，弄得再细也不见得能把所有矛盾都解决了，反而把社员养成了斤斤计较的习气。有人认为，制度粗了就不能体现按劳分配，或者说越细越好。我看不能这样认识好和不好。不能只从表面上看，应该用发展生产的眼光去看，从多数社员的要求去看，从社会主义方向去看，不要看见道道多就好，画只老虎添上个翅膀，不见得群众欢迎。
第四、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订出适合当地条件的具体办法。这就是说，不要死搬硬套，不能脱离实际，不要光从脑袋出发。要按当地的实际情况办事，要按生产基础和社员的觉悟水平办事，要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当然也不能束手束脚，要敢创、敢干。只要合乎党的政策，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简便易行，有利群众，就是好制度。
第五、坚持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有人认为劳动和工作有很大矛盾，要做好工作就不能参加劳动，要劳动就不能工作。我说不能这样看，劳动本身就是做了一部分工作，你不参加劳动，就等于没有作好工作，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事实也是这样，那里干部劳动好，那里的生产就好，社员也好领导。
干部参加劳动，还不能只是跟在社员屁股后面“死劳动”，要是把自己降到一般社员的水平，只是埋头生产，也不见得能把工作全部做好。怎样才能“活劳动”呢？一个是要扛三活，就是要做重活、脏活、关键活，要给社员树立好的榜样。假设自己挑肥拣瘦，不只起不到好作用，相反地社员会对你不满意。再说有些关键农活自己亲手做出样板，就容易搞好。二是要在劳动中进行科学实验，摸透自然的脾气，不然，就要吃自然的大亏。这方面我们的经验教训很多。三是要在劳动中，作政治思想工作，不能把劳动和政治工作分开。社员们除了吃饭、睡觉，每天都在劳动，这是很重要的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时间。在劳动中也最容易看出问题，看出了问题，就得及时解决。这样，就能搞好管理工作，有利生产。
第六、坚持政治统帅管理的原则，把管理制度建立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上。这样，制度才有生命力，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要抓政治不管制度，抓制度不管政治。不要把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弄成两张皮。在订制度的时候，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挥群众智慧，让社员大家制定，大家执行。不要只是少数干部包办代替。遇到违犯制度的问题，也要大家讨论，大家处理。不然，即使好制度也不会得到好的结果。制度建立在社员思想
觉悟的基础上
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等劳动管理制度，是在积累了生产、管理经验，特别是在社员的思想觉悟提高的条件下产生的，是政治和管理相结合的办法。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经营路线，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更好地调动社员的集体生产积极性；又简便易行，适合当前大生产的需要。政治和管理相结合的新制度
标兵工分、自报公议。在大寨现在的劳动管理中，计酬办法究竟是一种啥办法呢？要说名堂，就是“标兵工分、自报公议”。具体作法是，在日常劳动中，记工员只记每个社员的工别和出勤天，分早上、上午、下午，谁做了啥活，到月底评比总结。方法是先看看这一段数那些社员劳动态度最好，出勤最多，干的活质量最高，就评他们为“标兵”，然后规定出标兵一天应得工分。有了标兵人和标兵分，就等于有了标尺，其余的人按照自己的体力强弱、技术高低、劳动态度，自报自己一天应得的工分。社员自报以后，让大家评议。大家对自报的工分没有意见，按自报记工。个别人自报的不合适，高啦低啦，由大家评议修正。
开初我们是隔一两天评一次，后来改成十天、半个月、一个月一次。我们体会，时间过短了不好。因为时间短了，会增加好多麻烦，同时要衡量每个社员的劳动态度，在一两天内是不容易看出来的。经过一段时间，也能和各段农活安排基本上结合起来。
为啥要评选标兵？因为有了标兵，不只在评工当中大家有了衡量自己的标尺，就是在平素劳动中也有了样板，对标兵来说也是一个鼓舞。这样，相互之间还可以取长补短，开展竞赛，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和管理相结合的办法。所以确定标兵，比按底分去评的办法，好处多。
为啥不以底分作基础呢？因为以底分作基础，最容易给社员套上框框，会限制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个别不自觉的社员，还会钻底分的空子，不好好劳动。有些劳动好的社员，本来可以多挣分，因为底分的限制，他会少报，评的人也因底分作怪作出不切实际的决定。我们现在不以底分作依据。现在社员也有底分，是作为评摊义务工、评摊非生产用工的依据。按底分摊义务工，使劳动力强的多摊一点，劳动力弱的少摊一点，是合理的。
为啥自报公议呢？自报公议，本身是一项很重要的政治工作。自报公议，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检查，自我教育，开展两种思想和两条道路斗争的过程，也是思想革命化的过程。实行自报的好处，还能提高社员的自尊心，步步养成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同时，也是自己对自己的鞭策。从公议来说，更是有表扬有批评，本身就是一场大评比，这样就把管理制度和突出政治结合起来了。实行定额不能解决的问题也解决啦。
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好处。按照我们几年来的体会，这个办法，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经营路线，体现了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政策，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又简便易行，适合当前大生产的需要；也能发扬共产主义的积极因素。好处我看能摆出这样几条：
第一、摆脱了烦琐的定额制度，腾出了更多时间。广大社员因为取消了每天晚上评工记分，可以腾出时间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文化、学习技术。取消了定额，广大干部更轻松，如同摘了一顶愁帽。过去天天评工记分和经常修订定额，误工很多，往往不是白天参加不了劳动，便是晚上十二点多了还没有睡觉，有时把脑袋弄得晕头转向。现在，一两个月评一次工分，只花几十分钟时间就完事，节省了时间，就更有条件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和考虑其它问题。干部社员都很满意，他们说现在的方法是：“评工争标兵，简便不烦人，按劳记工分，报酬又公平。”
第二、报酬不悬殊，更好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过去按包工记分，有的一天挣几分，有的一天挣几十分，高低差别很大。现在，不同劳力和不同技术，所得的报酬是有差别的，但是这个差别不大。拿去年来说，以各类劳动力的情况看，有技术的强劳力平均每天得十一分，中常劳力九点五分，半劳力七分，辅助劳力五分，最高和最低比较相差一点二倍。再拿畜牧业和副业人员说，工种不同，技术高低的要求和辛苦程度不一样，报酬不一样，可是差别并不大。象铁匠、石匠，技术要求高，劳动量又大，所以比同等劳力的工分高百分之十九；饲养员（包括繁殖）高百分之十五；木匠高百分之十一；做粉条、放羊的只高百分之十。这样就避免了高工分的出现，有利于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能更好地调动全体社员的集体生产积极性。
第三、逐步改变人们的自私心理，逐步树立共产主义思想。首先，克服了抢争工分的现象，注意了农活质量。在没有执行这种办法以前，人们总是争工分，吵工分。实行了这种办法以后，因为取消了定额的限制，社员们不怕完不成定额受罚了，也不怕有些取巧社员钻定额的空子来多挣工分了。大家想的和议论的是：怎样学习提高农业技术，怎样保证农活质量，争的是当“标兵人”、作“标兵活”，大家希望的是政治荣誉，而不是个人利益。我们粗粗地计算了一下，近二年来，全大队有八十多人，做活质量好，当过标兵和五好社员，占到劳力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多。在农业行里能当全把式的社员有三十多人，比一九六二年以前增加百分之五十多。其次，自报的时候是按照所做农活的数量多少，质量高低，合理地来确定自己应报工分多少，所以每个人不得不考虑自己应该有一个什么态度。如果自私自利，光考虑个人利益，多报了工分，让大家听了以后，会说自己自私落后，所以他总要进行一番思想斗争，都要和前后左右的社员比一比。通过这场评比，实际上是对每个社员的一次鉴定。再次，在评比的时候，不光是评某一个人做活多少，质量好坏，技术高低，最根本的是评了思想，评他的劳动态度。如果思想不过硬，就要帮助他，找根源，认危害，检查原因。这样就既教育了有缺点的社员本人，也教育了大家，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广大社员的政治思想觉悟。
第四、干部不包办代替了，更充分发扬了民主。过去是社员劳动，干部验收；社员劳动，干部记工；社员犯错误，干部批评。结果是干部出力不讨好，发挥不了大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了“干部是管人的，社员是人管的”这种坏现象。好多事情，因为没有认真执行民主办社、民主管理的原则，干部跑断腿，磨破嘴，完不成任务。有些社员还说风凉话，放冷枪。实行这种办法以后，工分多少，检查验收、社员劳动好坏等等，一切由群众自己讨论，自己处理。这样，说话的人多啦，管事的人多啦，能看得见，听得到，比靠少数干部管得更好。也克服了干部的包办代替，发挥了大家的智慧，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了。同时把干部也放在了社员的监督下，干部和社员一样劳动，一样记工，一样受奖受惩，可以使干部永不变质。
第五、检查验收也省事了。实行现在的计酬办法，是不是还要进行检查验收？这道工序我们现在还用，不过比以往省事多啦！心里也觉得踏实。过去，实行的是事后检查验收的办法，主要是靠干部。这种办法弊病很多。首先，发现农活达不到质量的时候，已经错过操作节令，成了马后炮。其次，单凭干部检查，作不到逐垄逐苗普遍检查。大寨的土地分散，沟沟洼洼，圪梁坡，那里也是地，跑上半天，明活看清了，暗活只能看个大概，出力不小，效果不大。有时，有些一向劳动好的社员，偶然有一垄活没做好，检查出来了；可是有些一向劳动不好的社员干的孬活，却没有被发现。再次，干部误工多，妨碍参加生产劳动。往往一到检查的时候，干部东坡上去，西坡下来，受了累，误了工，社员还不满意，说是干部挣了“游荡工分”。随着计酬形式的改变，和党支部对广大社员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加强，现在的检查验收真正是贯彻了群众路线，人人检查，时时检查，对不合质量的农活，作到了及时发现和及时纠正。比如社员贾成运有一次去锄苗，他想下午锄得快点，第二天就省得来了，可是锄过后他又感到质量不算好，第二天起早又去自动加了工。有一次赵素小在锄苗中锄得快，质量差。贾来恒发现后，就随时对他指导。在地头休息的时候，还向大家讲了提高农活质量的重要性，并组织大家开展了讨论。时间长了，绝大部分同志都养成了习惯，做到了眼勤、耳勤、脑勤、手勤、腿勤、嘴勤。现在的检查验收，主要是干部在劳动中进行指导，社员在劳动中互相监督。干部专为检查耽误的工没有了，农活质量比过去提高了。只要干部能提出要求，大家就可以按要求办事。
新办法是逐步在老办法上发展出来的
它是随着我们大队生产的逐步发展，随着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本着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原则，在老办法上改进出来的。十多年来，我们大约经过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死分活评。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大寨的计酬办法是简单的“死分活评”。那时每天干完活以后，就根据每个人的底分和当天的工作量，在地头评工。因为大家的思想水平还不高，加上方法不够好，天天太阳还有一竿高就评开工了。评的分多了没话说，评的分少了乱嚷嚷，常常是左评右评也评不下来。结果，还是队长说，记工员记。他们形容这种评工办法是：“干部图省心，社员怕惹人，评工不吭声，最后记底分。”
因为按底分记工，在当时有两个矛盾不好解决。一个是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大家的劳动积极性，特别是有些尖滑社员，能多干也不多干，说什么“干多干少一样分，谁也不是十傻十呆”。再一个是队长不好派工，一遇脏活、重活，老实人好说，尖滑人总是挑三拣四，弄得干部实在没办法。
当时为什么民主评工评不好呢？为这事干部们寻找过不少原因，找来找去，最根本的一条还是思想问题。办社时间不长，人们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还是一条生道道，有些富裕中农还思思谋谋想往单干发财的老路上爬。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自然就对集体经济采取了自由主义和不负责任的态度。评工也就不能尽情合理了。
第二阶段，实行定额管理，按件记工。一九五六年成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大寨学习了武乡县窑上沟大队“农活定额”的经验。这就是把所有农活按照活轻活重、技术高低、责任大小、操作难易，分类排队，实行“分级定额，按件计酬”的办法。这种办法，在当时倒很能调动社员的集体生产积极性，干多少活，记多少分，有一大部分农活也用不着再为评工记分争吵了。实行了这个办法，社员的劳动积极性高了，有些农活也好派工了，对集体生产起了推动作用。可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首先，是农业活计复杂，项目多。象大寨这样的土地，一亩几十块，坡坡洼洼一块一个样，作起定额来真麻烦。就拿耕地说吧，这是农业行里很普通的一项农活，可是搞起定额来就有十个不一样。你看，作物茬口不一样；地块大小不一样；地远地近不一样；工具好劣不一样；牲畜好坏不一样；土质松紧不一样；要求深浅不一样；春夏秋冬不一样；深耕翻耙不一样；条件一变又不一样。
正是这种差别，搞一次定额，要花费好多时间，费很大力气，定出来一遇天气变化，或者其它自然条件的影响，定额还得修改。为了这些，干部们误工很多，往往不是参加不了劳动，就是半夜多了还没睡觉。
还有一个问题是不能保证农活质量。在制订定额的时候，虽然也规定了农活的质量标准，可是因为定额的限制，有的怕完不成定额受惩，积极赶工，忽视了质量。有少数社员为了多挣分，就只图快，不顾质量。靠检查验收吧，一来土地分散，做活分散，没有这样多的时间；二来有些农活也没法检查。结果有的社员顾了质量，进度慢一点，倒少得了工分；个别尖滑社员只求数量，不顾质量倒多挣了工分。最后还是老实人吃亏，尖滑人沾光。
我们还体会到，用这种办法，会助长人们的斤斤计较。有的人早上出勤问工分，到了地里吵工分，晚上回来争工分，好象没有工分就没有命。在地里劳动是包到那里干到那里，和尚打家伙各顾各，锄地不剜边墙草，刨边不管拣石头。你问他为啥看着石头不搬出去？他说：这块石头没有号上工分。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普遍的，但个别人往往影响到整个工作。所以定额管理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缺点，象大寨这样的地方，社员们就感到难制订，难调整，难验收，难执行。
第三阶段，分项计酬。上述办法实行了三、四年，只田间农活搞了一百三四十种劳动定额。老问题还没有解决好，新问题又出现了。社员们越来越多地议论说：这种办法不行。一九六○年大队党支部和管理委员会，为了解决上面说的矛盾，便和群众商量，对以上办法进行了修改，实行了“农活分项计酬”。这种办法是对不同农活，采取了不同计酬办法。对于明活，就是数量、质量容易计算和容易检查验收的农活，象担粪、锄草、担庄稼等，仍然按照劳动定额，实行按件计酬；对于土地基本建设和一般农活，一律采取了评定标兵、自报公议的记分办法。具体作法也就是现在这个办法。因为初实行这种办法，缺乏经验，也出现过些问题。有的社员怕别人说自己自私，就少报工分，也有个别人故意多报工分。不过经过党员、团员和贫下中农的各方面工作，一般还是可以作到公平合理的。
第四阶段，标兵工分、自报公议。一九六三年夏天一场水灾，房子塌了，地冲了，田里的庄稼冲的冲，淤的淤，歪的歪。这时候那里也需要人，那里也需要工。看到这种情况，社员们迫切要求向灾害斗争，再也等不得有什么定额，要什么工分了。白天干，黑夜干，男女老少一齐出动，能干啥就干啥，挨着干啥就干啥。有时一个人作两个人、三个人的活。有时一个人一天做四、五种农活。干过一段后，应当怎样记分？把干部难住了，怎么办？最后决定让社员讨论，听听大家的意见，究竟怎样合适。
在讨论中，广大社员说：“评工记分也好，按件记分也好，都是为了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把生产搞好。要是光为多挣工分，谁也会，可是不顾农活质量，生产怎么能搞好？怎么能保证农活质量？”看来单纯依靠检查是不行的，要紧的是依靠群众自觉，用社员的话来说，就是“定额先定心”。一些复员军人也对党支部说：部队上打仗，并没有规定打死几个敌人给多少报酬，可是大家也拼命地往前冲呀！冲！只要人人自觉起来，要不要定额都可以把农活做好。
从这里，大队党支部和管理委员会认识到，关键问题在于提高社员的思想觉悟，社员的思想觉悟不高，多严格的制度也难免出漏洞。我们就开始琢磨在劳动管理上既能按劳分配又不烦琐的制度。决定把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加强对社员的思想教育。这样，党支部就反复向社员讲清农活质量和产量的关系；产量和工分值以及社员个人收入的关系，使社员们普遍提高了思想觉悟，认识到要想增加个人收入，必须提高产量，要想提高产量，必须认真劳动，保证农活质量。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一步和社员共同总结了原来的计酬办法，从好坏对比中，决定实行“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办法。
不订基本劳动日，只订出勤天
基本投工制——就是原来的基本劳动日制度，是劳动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每个社员都确定了投工的数量，就能做到集体、个人心中有数，能有计划的发展生产。和全国许多兄弟单位一样，大寨从高级社时期起就执行了这一制度。但是，从一九六三年起，我们改为不订基本劳动日，只订出勤天了。
起初我们执行基本劳动日制度，最大好处是能促进社员多投工，可以把投工和完成定额结合起来。所以对加强集体生产责任制起了推动作用。但是这种办法，我们逐渐感觉它有四个方面的缺点：一是在评的时候不好掌握，因为每个社员的体力、年龄、技术等等，都是千差万别的，任凭你挂钩呀，排队呀，都很难掌握得公平合理。二是基本劳动日完成的多少，和定额包工、干部派活有很大关系。同等劳力，同样劳动态度，干的农活不同，得到的报酬也不同，完成基本劳动日也就有了差别。有时同等劳力，同样劳动态度，做同样农活，山区的土地复杂，包工免不了一眼高一眼低，得到的劳动日也不一样。这样，有些社员想做工分高的农活，想做有包工的农活，给派工增加了好多麻烦。三是有些社员为了不受罚，赶工分，超额完成基本劳动日，有时就不顾农活质量。让他返工吧，时间来不及；不返工吧，计划落了空；扣他工分吧，他给你来个“羊群没了羊群找”，有时干部也看不到。四是奖惩时不好办，有些老实社员，顾了农活质量，少挣了工分，没完成基本劳动日，最后得受罚；有少数取巧的社员，干的活质量不很好，多挣了工分，超过了基本劳动日，最后还能受奖。因为这事常常发生争吵，后来就实行“双定”，既订出勤天，又订基本劳动日，可是这也“卡”不住，反而更麻烦了。
怎么好？干部们在研究中，不少人这样说：“干脆订出勤天算了。订上出勤天，能保证出勤，挣工分多少，要按他的劳动态度去评，又简单，又利索。”大家思想一致了，就由订基本劳动日，改为订出勤天。这就是，不管你劳力强弱，只要有劳动能力，都要订出勤天。至于谁订多少合适，这比订基本劳动日就好办多了。除个别妇女有家庭牵扯，要按情况照顾外，其余的人只要除了必要的假期就能订出来。
出勤天订好以后，按期进行检查、评比，同评工分一样进行。出勤多的适当给以表扬和奖励，无故缺勤的要分别情况对待，该批评的批评，该处分的处分。如果因为头疼脑热，特殊事假，那一个社员也不可避免，类似这种情况就不能过分计较。
在刚实行这种办法的时候，有些人提出定工是不是可以分出忙闲？是不是和基本口粮、交纳公共积累结合？经过考虑，大家认为用不着，反正忙月、闲月，没有特别的事情每天都要劳动。冬天是农闲，农田基本建设任务更大。至于完不成出勤就要扣口粮，或者重奖重罚，更不是好办法。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越冷越打颤，越热越出汗。”最后还是自己作下自己吃。这在前几年已经有了教训，所以我们没这样作。
订出勤天有点什么好处呢？我们认为首先是比基本劳动日简便易行，可以大大减少过去订基本劳动日的麻烦，节省了时间，少了人和人的争吵。第二，出勤天因为和定额摘脱了钩，就容易作到公平合理。第三，保证了农活质量。第四是奖惩更加合理。
劳动组织要跟上生产需要
要跟上生产需要，劳动组织也得不断吸取经验，逐步改进。一九五三年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刚建立的时候，我们是两个生产队。为了便于组织生产，每个队分成三个作业组。当时，组长和组员都是固定的。有了固定的作业组，生产队长安排好农活，就由作业组长领着组员去干。这个办法，责任明确，包工方便。可是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强，活计复杂，作业组固定了，劳力配备就不灵活。有时遇到些特殊情况本来需要抽调劳力，可是抽调不出来，不是组长不同意抽，便是遇到重活社员不愿意干。还因为受固定作业组的限制，不能合理使用劳力，有时强劳力干弱劳力的活，有时弱劳力干强劳力的活；有时技术高的干粗活，技术差的干细活；有时两个人就能完成的任务，可是去了三、四个人。这样就不能人尽其才，有时窝工浪费很严重。这种矛盾一九五五年以前经常发生。有一次天下了雨，要抽调劳力打地埂，可是各组正在锄地，组里不想把强劳力抽出来，结果打地埂没有完成任务。又有一次，队里要人锄草，只需五个人就行了，可是作业组的十几个人全去了，结果磨蹭了一天。社员们说：“出工一条龙，做活一窝蜂，浪费劳力真心疼。”
成立高级合作社以后，大队向生产队实行了“三包一奖”、
“四固定”，作业组的形式也跟着进行了调整，实行了定额包工，建立了临时作业组。作业组长固定，组员可以按农活需要临时抽调。社员叫这种办法是：“定将不定兵，人随农活走”。这样劳力服从农活，需要什么人抽什么人，要多少，抽多少，窝工浪费和调配不灵的矛盾解决了。但是又出了新的问题。一是干活的人多，关心生产的人少。一个生产队除了三、四个作业组长，绝大多数社员叫干啥，就干啥，你说砂锅能捣蒜，他就说是捣不烂。二是包工比原来麻烦了，包工定额天天搞，还赶不上做工用。
一九六○年以后，根据几年来的经验，除了对畜牧、副业采取常年固定、专人负责的办法外，对大量的田间农活，本着劳力服从农活的原则，对以上两种形式又重新作了修正。实行了“活兵、活将”，我们把这种作业组叫“三不固定，一服从”，就是作业组长不固定；作业组的成员不固定，作业组的劳力多少不固定，一切服从农活需要，需要组织几个组就组织几个组，组长由队长按农活要求临时确定思想好、干劲大、技术高的人担任。
采取临时作业组作为劳动组织的主要形式以后，过去存在的问题解决了。首先，生产队安排农活可以因人制宜，根据需要多少人，有多少人，谁适合干什么活，就派谁干什么活，发挥了每个社员的专长，作到了各尽所能，人尽其材，提高了劳动效率，按质按量完成了各项任务。其次，领导统一，指挥灵活，适合了赶临时重要任务的需要。生产队可以根据农事季节、天时气候的变化临时组织劳力突击主要农活，做到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既不耽误生产，又不会造成窝工浪费。第三个好处就是在劳动生产中培养了干部，管事人增加了。我们叫这作法是“长干部，短干部，天天培养新干部”。因为作业组长是不固定的，大家都有机会当组长，这就培养了许多能当组长的干部。社员把这种干部叫“短干部”。几年来，通过这种办法，社员轮流当过“短干部”的有三十多人。这些人经过“长干部”（大队、生产队的主要干部）的帮助，在实际中锻炼，逐步学会了领导生产的本领，不少人成了队长和主要干部的得力助手。全大队
“短干部”加上“长干部”共有五十多人，占到全劳力的百分之三十以上。由于骨干力量的不断增长，就形成了一个人人参加管理，个个指挥生产的新局面。
有些人一谈到节约和浪费，往往光想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其实劳动力的浪费，常常是一笔最大的浪费。倒过来说，在使用劳动力的时候，也大有潜力可挖。一九六四年在任务重大、劳力不足的情况下，能够完满完成任务，我们认为，改进了劳动组织，是一个重要保证。
把农活的安排放到群众讨论的基础上
因地制宜，合理安排，是劳动管理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做好这步工作，才能保证计划落实，充分挖掘劳力潜力，发挥劳动效益，完满完成各项任务。不然，就会心中无底，茫无头绪。怎样做好这一工作呢？我们的做法是：首先按照全年计划要求，每月进行一次农活排队，看看这段有那些农活，那些是当前的中心，那些需要围绕中心分类排队，确定先干啥，后干啥，然后对中心农活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保证按计划完成任务。其次，对劳力使用也要排队，技术劳力、强劳力、半劳力、辅助劳力，都要按照每段任务的轻重缓急，合理安排。能用半劳力完成的农活，不用全劳力，能用一个人完成的任务，绝不用两个人。还在使用劳力上，采取了统筹兼顾、合理安排、保证重点的办法。任务、时间、劳力发生矛盾的时候，作业组统一由队里指挥，统一调配，首先保证重点农活。同时注意挖掘潜力，尽量作到使各项任务都实现计划的要求。
在安排农活、安排劳力的同时，要认真交代质量标准，严格要求技术过硬。比如下种的远近、宽窄、深浅、施肥多少，什么时间完成，都要严格要求，不准变动。干部跟班劳动，及时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指导。
为集中安排好每段农活，真正让社员自觉遵守，必须坚持充分发扬民主的原则。在安排每段农活中都要把任务、时间、质量要求等交给社员讨论，让大家发表意见，提合理化建议，然后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进行分析。属于思想问题，要靠思想工作解决，属于实际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最后问题解决了，大家满意了，就按大家规定的原则办事。这样把计划安排放到了群众讨论的基础上来。
由于采取了以上办法，干部社员心中有底，全年计划和小段安排紧密结合起来了，各项任务都可以按计划完满实现。回答几个问题
现在这个简单办法是从复杂的办法中发展起来的，是在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基础上产生的，是在生产逐步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开始执行新的计酬办法，遇到些什么问题呢？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是有过的。有些说好，有些说不好。说不好的理由是：怕大家不发言，评不开，吃了“和子饭”，怕弄不公道，调动不起社员的劲头来，等等。
究竟干劲高了还是低了？事实证明：实行这种办法后，出勤的社员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劳动效率不是低了，而是高了。全大队男女全半劳力和辅助劳力，能出勤的没有一个不出勤，能做重活的做重活，不能做重活的做轻活，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推脱的，也很少有不负责任的。所以投工一年比一年多。我们翻了一下投工账，一九六二年，也就是实行这种办法的前一年，男女全半劳力全年每人平均实做劳动日二百五十个，一九六三年平均二百六十个，一九六四年平均二百八十个。投工多了，效率怎样呢？效率没降低。往赵背峪沟地送肥，在一九六二年以前一天担十一回，现在能担十四回。上坡下湾一天能往返七八十里路，还要担一百多斤的东西，要是没有一股热情能行吗？再说深刨玉茭，过去是五寸深，现在是八寸深。就是这样深，一个强劳力一天能刨半亩多，这能说社员不好好干吗？我这样说，不是说我们的成绩很大，我们的成绩还很不够，缺点还很多，各方面都需要向全国各兄弟队学习，我是想说明社员的干劲比过去提高了。
究竟评得开评不开呢？最初也确实有个别人打不开情面，有时不好意思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摆在桌面上。可是绝大部分社员，随着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批评和自我批评还是能展得开。他们不只在会上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可贵的是在相互之间，谁发现了谁有什么不足的地方，能够立即提出来让他注意。有一次，女社员贾存锁往家里担山药蛋，一不小心把刚泥的石灰墙撞了铜钱大一片。她的同伴赵素兰见了马上就批评她，让她注意，不要顾东不管西。贾存锁说：“我记下了，今后一定注意。”这本来是一件小事，贾存锁也接受批评了，但是赵素兰还给贾存锁讲了一番道理。她说：“撞了一点泥皮是小事。不过要重泥就得误时间，我们必须时刻把心操在集体上。”象这样的例子很多。
这种办法太简单吗？我说，比原来的定额计件办法是又简单，又不简单。理由四个：一是这个简单办法是从复杂的办法中发展起来的。由简单到复杂，再由复杂到简单，这是一个过程。比如在土改时期打倒地主、富农，把土地分给了农民；合作化时期，又把土地集中起来统一经营。有些人说：“为啥当时不把土地集中起来统一经营呢？”我说，因为当时条件不成熟。以后，农民认定了集体化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经道路，所以就积极要求了。我们现在能实行这种办法也是这个道理。大家的要求是从好坏对比中产生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办法简单，但是来之不易。二是这个简单办法是在进行了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基础上产生的。思想工作赶上去，许多复杂的办法就可以简化。不然就要妨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就要限制大家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提高。三是这个办法是在生产逐步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这种办法就比较不好执行。四是衡量一种办法的好坏，应该看作用大小，是不是能促进生产发展。不能认为简单的办法就是好办法，那成了取消主义了，我是不赞成的；可是烦琐哲学，我也不拥护。有人说制度越细越好，我看不一定，如果细成麻团那样找不到头绪，也就等于取消了制度。这制度灵，那制度灵，离开政治挂帅什么制度也不灵。
实行这种办法和过去的评工记分一样吗？有人说：这种办法实际上是过去的死分活评。我说不一样，它包括了过去民主评议的优点，可是又有好多方面的不一样。第一，过去的死分活评是以底分作基础的，正是这个原因，所以评来评去突不开老底分。我们现在的办法根本不拿底分作依据。这就可以避免套上框框限制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还可以充分发扬民主。第二，评比是按劳动态度、技术高低、劳力强弱和在这段农活中每个社员的辛苦程度四个条件进行的，实际上是吸取了定额管理中的一些长处，在死分活评阶段是没有做到这样的。第三，实行自报的好处能提高社员的思想觉悟，逐步养成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同时也是自己对自己的鞭策。这在民主评工和定额阶段是没有的。第四，树立标兵，不只在评工中使大家有了衡量自己的标尺，在平素劳动中也有了样板。这样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开展竞赛。有些地方，推行大寨的办法，把标兵树成死的，我说还是活的好。活的不孤立，争的人也有劲头，也能切合实际。第五，过去的评和现在的评也有区别。过去的评，总是在工分上打圈子，不是不吭声，便是乱弹琴。现在的评主要是评思想，他报的不合理，大家就要先端正他的态度，让他认识了缺点，然后再说他的报酬。经过一次评，对他的思想觉悟确实是一次提高。我说现在的办法和过去不一样，理由就在这五方面。
取消了定额妨碍计划吗？有人问我：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取消了劳动定额，订计划拿什么做依据？我认为，取消了定额并不等于没有计划。定额的作用，要按我们的体会，它只能是在通常情况下，起一个衡量社员计酬多少的标准的作用，也就是说完成多少定额计多少报酬。就这点作用来说，也只是对于一些明活和计酬方便的农活有作用。至于它同计划生产的关系，可以说没有多大牵扯。因为不搞定额，有生产计划，投工计划，短期安排。搞定额，这些方面也不能缺少一点。我说，搞定额，搞得不好，还会限制计划经济。我看：计划生产也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按定额计划，先算有多少劳力，一年多少天，按定额能完成多少任务，然后才得出全年生产指标。另一种是按国家、集体、社员要求，需要完成那些工程，实现那些指标，同时，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包括有那些潜力，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订出计划指标。以上两种办法，我们认为前一种是消极的，后一种是积极的。我们这几年社员投工多，任务能多完成，是和采用后一种办法有很大关系的。
没有定额，会不会使集体经济形成自流状态，滑向另一方面？我说，肯定不会。从大的方面说，有党的坚强领导，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从具体的方面来说，有投工计划，有短期农活安排，有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定期的社员民主生活会，所以，不会走在斜路上。是斜是正的决定因素不是定额，是党的工作。毛泽东思想挂帅最重要
制度、办法都是人制定出来的，要靠人来执行。人是有思想的，有思想就得做思想工作。因此，千条万条，突出政治第一条；这重要那重要，毛泽东思想挂帅最重要。
我在上面谈到我们大队在劳动管理方面作了一些改进，也收到一些效果。这是不是说，有了这些管理办法，政治思想工作就不重要了呢？不对！制度、办法都是人制定出来的，也要靠人来执行。人和物不一样，人是有思想的，有思想就得做思想工作，如果思想提不高，再好的制度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这就是说：千条万条，突出政治第一条；这重要那重要，毛泽东思想挂帅最重要。人们不是好说：“跟上好人学好人，跟上巫婆学跳神”吗？这句话说明，人们不只有思想，而且你把他引向那里，他就会往那里去。我们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所以一定要坚持政治挂帅，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
就说我们大队所以能够改掉一些旧的办法，使用一些新的办法，根本原因，也是由于我们过去在突出政治方面抓了几件事。首先，从互助合作以来，从党内到党外，一直坚持使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武器，活做思想工作。这些东西对干部增长了本事，对社员提高了认识，为这步工作打下了基础。其次，我们始终掌握了三样东西：一是平素不断对广大社员进行思想教育，让社员明确认识劳动工分和工分值的关系，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使社员提高认识，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自觉地维护整体利益。二是骨干以身作则，事事起带头作用。这些骨干就是党员、团员、贫下中农。这一大部分人，因为有较高的思想觉悟，所以他们事事从集体利益出发，在报分当中，谁多报他们也不让，谁少报他们也不让。三是树标兵作榜样。这些被评出来的标兵，为评工记分树立了活的标尺，谁报的不合理，一比就把他们比住了。同时这些人，在劳动中对个别社员还进行了大量帮助，既帮思想，又帮技术。
再说，我们所以要不断改进劳动管理，始终也是从政治上着眼。同样的社员群众，由于办法不对头，搞一些烦琐的定额制度，天天争论该给谁多评一分，该给谁扣除一分，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将人们的眼光引向小圈子里去。越是这样办，社员越计较，干部也就越相信死的制度，满脑子都是章程、规定，看不见或者不相信活的人。相反，相信政治工作的作用，相信人的觉悟，把制度、办法搞得简单一些，也更合理一些，社员的眼光就不同了，不管是看别人还是看自己，都会首先想到日常的（不是一时一地的）思想怎样，劳动态度怎样，想到对集体的利害关系怎样。就是为了多得报酬才想到这些，这和过去那种斤斤计较工分的思想水平也有很大不同了。
象我们现在实行的这些办法，说它是制度、办法吧，我说是，又不完全是。它有一套计酬的办法，但是当中也包含了不少的政治思想工作。不提高社员的觉悟，不是大家起来做思想工作，这个办法就不灵。
当然，光是改进了劳动管理，使用新的计酬办法，还不能算是突出了政治。突出政治究竟抓些啥内容呢？我们大队党支部现在的认识是：主要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干部、社员的头脑，调动人的积极因素，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体来说，一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二是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把党的政策落实到群众中，变成社员群众的实际行动。三是加强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阶级觉悟。四是加强形势和时事教育，培养广大社员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树立胸怀祖国、眼看全球的革命精神。五是不断进行好人好事的宣传教育，开展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帮后进运动，逐步实现后进变先进、先进更先进的目的。
干部思想革命化，是突出政治的关键。我们坚持了“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的原则，在党内坚持了党课制度，严格了党内的组织生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建立了经常联系群众、人人做思想工作的制度。通过这些措施，一方面提高了干部，有了做好工作的资本。另一方面，每个党员干部，以身作则，事事起模范带头作用，给群众树立了好的样板。
总起来说，对于政治思想工作，经常做，时时做，事事做，人人做，就会不断提高干部和社员的思想觉悟，长期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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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到京
彭真李先念等同志到机场欢迎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由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结束了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访问，今天中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央委员廖承志、刘宁一，中央候补委员赵毅敏，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赵凡等。
朝鲜驻中国大使朴世昌，在北京的一部分日本同志，也到机场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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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富汗新任驻华大使苏海尔
向刘少奇主席递交国书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阿富汗王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穆罕默德·阿沙夫·苏海尔今天下午偕同大使馆外交官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递交国书。
递交国书后，刘少奇主席同苏海尔大使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在场的有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等。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阿富汗王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穆罕默德·阿沙夫·苏海尔今天上午拜会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商谈递交国书事宜。陈毅副总理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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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尼右派反动势力组织暴徒再次袭击我望加锡领事馆
我向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
这是右派反动势力有预谋有计划的又一个反华活动。南苏拉威西省负责当局没有兑现切实保障中国领事馆安全的诺言，更没有应我领事馆要求，在暴徒袭击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极大的遗憾和愤慨。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二十一日把一份照会交给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就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组织的暴徒十八日又一次袭击和破坏中国驻望加锡领事馆的严重事件提出最强烈的抗议。照会全文如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致意，并就暴徒再次袭击和破坏中国驻望加锡领事馆的严重事件，申述如下：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八日上午九时许，有几十名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组织的暴徒，强行冲入中国驻望加锡领事馆的内院，一面高喊“杀死支那人”，一面进行猛烈的破坏，将领事馆的国旗、国徽劫走，在领事馆的旗杆上升起印度尼西亚的国旗，将厅内中国人民敬爱的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象毁坏，将领事的汽车推出门外砸烂，肆意捣毁领事馆的家具；还在领事馆的门墙上和汽车上涂写上“印度尼西亚大学生统一行动机构”字样。这次暴行前后历时约二十分钟。
值得注意的是，该领事馆在二月二十五日曾遭到暴徒的严重破坏。中国政府在二月二十七日致印度尼西亚政府的照会中严正地提出了各项要求，至今未获答复。在这一段时间内，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反而变本加厉地叫嚣，要“彻底粉碎中国领事馆”，还进行了种种造谣诽谤。这次袭击破坏领事馆的暴行，又是乘师晋侃领事因公来雅加达的第二天发动的。事实表明，这是右派反动势力有预谋有计划的又一个反华活动，旨在进一步破坏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关系。南苏拉威西省的负责当局也并没有兑现切实保障中国领事馆安全的诺言，更没有应中国领事馆工作人员的要求，在暴徒进行袭击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极大的遗憾和愤慨。
中国大使馆就上述严重事件向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立即公开道歉，立即归还暴徒劫走的中国国旗和国徽，严惩暴行的主使人和肇事者，赔偿中国驻望加锡领事馆的一切损失，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障中国领事馆及其人员的安全，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印度尼西亚大使馆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于雅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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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巴友好协会举行盛大招待会
庆祝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陈毅副总理和林枫副委员长等出席了招待会
张杰副会长和杜拉尼临时代办讲话共祝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发展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中国巴基斯坦友好协会今晚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夫人张茜，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出席了招待会。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杜拉尼和夫人，罗查大使的夫人，在北京的巴基斯坦外宾、专家和留学生。
中巴友协副会长张杰和杜拉尼临时代办在招待会上先后讲话。他们说，发展中巴友谊是完全符合中巴两国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的。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即将访问巴基斯坦，必定会把中巴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更加推进一步。
张杰说，中巴两国是亲密的邻邦。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在巴基斯坦得到独立、中国取得解放后，在新的基础上，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几年来，两国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在稳步地向前发展着，先后签订了边界协定、贸易协定、航空运输协定和文化协定。中巴两国领导人的互相访问，为两国友好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杰说，中巴两国人民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也有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强大的共同愿望。
这种共同的愿望把我们两国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中巴人民的友谊是任何人也破坏不了的，在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两国的友好合作必将与日俱增。
张杰在讲话中还祝巴基斯坦在独立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杜拉尼临时代办在讲话中祝巴中友谊在今后的日子里，一天一天地更为紧密和加强。
临时代办说，在过去的一年中，巴基斯坦在对付外来侵略的危急时刻，中国这个伟大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给了我们最有价值的援助和支持。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在我们需要的时刻你们为我们所作的事情，它把我们的友谊确保在真诚和深厚的相互同情之中。
谈到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即将对巴基斯坦进行访问时，临时代办说，在这一历史的访问中，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不但将尽最大的努力来答报中国政府和人民在一年前对巴基斯坦总统所给予的使人难忘的欢迎和热情的款待，而且要表达每一个巴基斯坦公民对中国的深厚谢意。因为中国在我们经历着民族生存中最危急的时刻，给了我们援助和支持。
临时代办说，最近几年来，我们两个国家在我们的民族活动的许多方面都是团结在一起的，我们已经在许多协定中把我们联结在一起。我们的关系不但证明了这些联系应当把亚洲国家联结在一起，而且也证明这一真诚和深厚的谅解应该盛行于两个和平的邻国之间。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政府有关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他们当中有楚图南、彭绍辉、王炳南、史怀璧、任映仑、方石珊等。
招待会以后，中巴友协举行了文艺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