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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丢掉“官架子”，永做人民的好勤务员
——北京市供销合作社主任杜逢明自觉地改造思想改进工作
“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
一九六四年冬天，杜逢明披上褪了色的灰布大衣，背上一个铺盖卷儿，带着毛主席著作，到北京郊区门头沟沿河城深山里去了。
北京市委负责同志叫他到山区做社会调查。他也想了解一下沿河城供销社先进工作者贾全用的事迹。促使他急于下乡的另一个原因是，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性提高了，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来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心情更加迫切了。
这天到了沿河城，不巧贾全用到石岩沟收购肥羊去了。杜逢明决定一路跟踪寻去。当天，他背上一个盛了棉鞋胶鞋和针头线脑等小百货的沉重的背篓，和另外几个同志一起奔向山村。
天黑了下来。山路上，一行人，高一脚，低一脚，摸索着前进。杜逢明不时用一只手支撑着腰，一瘸一瘸地走着。
杜逢明，四十四岁，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他的腰板不得劲，是因为抗日战争时期在门头沟这一带山区打游击的时候，曾经负过伤，挂过花。至今，他身上还有八颗机枪子弹的伤痕。
摸黑到了新庄户村。敲开贫农社员的门，杜逢明就住在贫农炕头上过夜。第二天，又到白羊石虎村卖货。等转回新庄户村的时候，才见到了贾全用。
贾全用常年钻山沟，挨村转游着做买卖。他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尽心尽力，山村老老少少也都把他当亲人。他把自己得的奖金，攒下来，买了树种，开块荒地，培育树苗，供销店附近每个生产队都栽了他送的树苗。他原来是基层供销社主任，后来调整机构，当了基层供销社下面的供销店的负责人。他不怕苦，不怕累，不求名，不图利，只是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
杜逢明同贾全用一道串村做了两天买卖。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围拢到贾全用的身边，吃的问题、穿的问题、住的问题，什么问题都乐意对他说。贾全用到了社员家里，象到了自己家里一样，一脱鞋便上炕头，问这问那，把群众的需要都记在小本本上。杜逢明看着贾全用同群众亲如一家的情景，心里想：自己呢，长期坐在上面，很少联系群众，联系实际，这是多大的差距啊！他从这位优秀基层干部的身上，从这位年近六十的老党员、老先进工作者身上，看到了老革命不褪色的榜样。
有一天，杜逢明背篓来到西大台村，在一户社员家里摆摊售货。棉鞋呀，胶鞋呀，腿带呀，头绳呀，还有其他小百货和成药，摆满了炕头。老老少少围着选购，分外热闹。
忽然，一位穿光板羊皮大衣的老人，推门进来。老人端详一阵正在炕上做买卖的杜逢明，兴奋地叫道：“老杜同志，你还认识我吗？”杜逢明上下打量老人，觉得面熟，却怎么也想不起他是谁了。老人说：“你忘了？我给你放过哨哩！”这一提醒，使杜逢明回忆起当年打游击时住这位老贫农的草棚的情景。他暗暗责备自己，怎么竟忘了曾用生命掩护过自己的革命群众呢！
掌灯时分，杜逢明找到这位老人李正高家。过去的烂草棚已经不见了，现在住的是新瓦房。他同老人重温过去，畅谈现在。当老人说到生产发展和生活改善的情景的时候，他打心眼里高兴；当老人说到集体生产和群众生活还有一些困难的时候，他又感到自己工作还没有做好，肩上担子还很重。当晚，他就在老人家同老人的儿子在一个炕上睡下。
这几天，杜逢明住在贫农下中农家里，吃在贫农下中农家里。人们拿出自己舍不得盖的新毛毯、新棉被给他盖，做香喷喷的小米饭和山村少有的“饸饹”给他吃。他从群众那里得到的，仍是当年在这一带打游击的时候所得到的那种温暖。这几天，他想得很多，很远。
想当年，打游击打到哪里，哪里就有群众同自己在一起。群众有什么吃，自己就有什么吃，小米、野菜、杏叶，好好歹歹总是少不了。群众给自己送消息，打掩护；自己受了伤，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混进敌人岗楼，一次又一次弄来当时十分难得的红药水……。如今，山区革命群众对自己的热情没有变，可是自己呢？进了城，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同农村群众差别大了，迈开两腿深入基层少了，和群众疏远了！他想起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共产党员的那段话：“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现在，他好象重新听到了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敲起的警钟，振奋起了革命精神。
杜逢明在李正高家这一夜，睡得特别不踏实。第二天一大早，就操起一把大笤帚，从村西到村东扫路上的积雪去了。村里群众看到拿个大笤帚为大家扫雪的干部，称赞他是人民勤务员。可是，就在一年以前，杜逢明到一个基层供销社去，早晨起床看见供销社门前积着不少雪，他操起大笤帚又放下了。因为那时候，他还有“大主任扫雪多寒伧”的念头。当时，他第一次挑着担子下乡送货，还觉得不好意思；第一次吆喝卖货还觉得不好开口，有点丢不掉“官架子”。后来，他又读毛主席的文章，受到了教育，毛主席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他渐渐觉悟过来了，认识到应当把“官架子”丢掉。这次来到沿河城，基层干部和革命群众又教育了他，使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应当怎样更好地当一个人民勤务员。
现在，杜逢明经常向周围的干部谈起自己这样一点体会：要想使自己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永远做彻底的革命派，就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而要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就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在实践中学，向群众学，边学边用，学用结合。这样，才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不能瘸子打围——坐着喊！”
近一年多来，杜逢明常跟周围的干部讲：“不能瘸子打围——坐着喊！”当一个人民勤务员，就得勤迈两腿，到群众中去，到实际中去，脚踏实地去干。他把这当作防止和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重要一着。
这两年，杜逢明经常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面前。他到了基层，卖货，收购，装货，卸货，挑水，帮厨，擦货架，扫院子，掏厕所，什么都干。他通过蹲点，参加劳动，调查研究，既推动了自己的思想改造，又及时发现和解决了问题，改进了自己的领导工作。
有一个时候，杜逢明听到下面干部老嚷嚷废旧物资收购不上来。市供销社又是发通知，又是开会，催来催去，讲来讲去，废旧物资收购情况还是没有多大改变。问题究竟在哪儿呢？
杜逢明决定按照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所教导的那样，亲自下村收购废旧物资，去实践实践。
他来到郊区通县西集供销社。这一天早晨，他同供销社职工一道装满两辆双轮手推车的百货、小农具，还带上收购用的木箱和麻袋，直奔大灰店村去。这天风很大，风卷着沙，扑面打人。
到了目的地，他们便在大灰店村小学校摆开货摊。风沙还是一个劲地刮来。别人劝杜逢明到避风的屋里边守百货摊，他却执意守在门外的木箱、麻袋边管收购工作。
一个多钟头过去了，买货的人倒不少，卖废旧物资的人却一个也没有，只有来卖鸡蛋和皮张的。
杜逢明问收购员：“怎么没有人来卖废品？”
收购员说：“农民没有卖废品的习惯，没有什么可收购的！”
“难道旧鞋也没有吗？”
“旧鞋都烧了火啦！”
杜逢明将信将疑地试着吆喝起来：“收破烂！收破烂！”“收购旧鞋烂袜子啊！”
这一吆喝，唤来了大批卖废旧物资的人。这一天，在这个村就收购了破铜、烂铁、旧鞋、烂袜子、碎布条等三百多斤。
是不是唯独大灰店村有废旧物资可以收购呢？
第二天，杜逢明他们几个人又到尹家河村去。他们一摆开货摊，就挨门挨户地去吆喝“收破烂”。社员们歇晌的时候，废旧物资收购摊前挤满了人。他们两个人掌秤，一个人付款，还嫌忙不过来。
杜逢明正忙着掌秤，忽听得负责付款的那个收购员对人嚷嚷：“这旧鞋不收，拿回去把钉子拔了再来！”原来旧布鞋上有铁钉的，不拔掉不能做造纸原料。可是叫人拔了铁钉再来卖旧鞋，卖钱不多，费事不小，人家就可能不卖了。这不是堵塞废旧物资的货源吗？后来，杜逢明作主还是把带铁钉的旧鞋收购下来了。同时，他脑子里挂上了一个号：加强废旧物资收购工作，不仅要解决职工的思想问题，还要解决废旧物资加工等实际问题。
杜逢明收购了两天“破烂”，对于如何加强废旧物资收购工作有了真正的发言权。紧接着，市供销社向各区县供销社发出了“关于印发《通过一次下乡售货看废旧物资收购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提出的许多非常中肯的意见，在职工中反应很强烈。市供销社主任下乡收“破烂”的消息，也象长了翅膀一样，飞快地传开了。市供销社主任走在头里，下面各级供销社领导干部也跟着纷纷下乡收购，横扫了一些职工嫌脏怕累、不愿做收购废旧物资小买卖的思想障碍，并且切实解决了收购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使京郊农村废旧物资收购量大幅度增长。
杜逢明由坐在办公室号召收购废旧物资，到亲自下去吆喝“收破烂”，这是他领导工作上的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他体会到，过去下去指导工作，多是转转，看看，听听，说说。看一眼，就对人家说一通，好些事都说不到点子上。没有很好地做调查研究就行使发言权，下面干部就反映：主任爱抠问题批评人，解决不了多大问题。现在，经过实践，亲自做了调查研究，也就有了真正的发言权；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在被领导的职工面前，也就有了真正的领导权。
杜逢明知道，作为一个市供销社主任，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事必躬亲”。按照《实践论》的教导，正确运用第二手资料，重视间接的实践，也是十分必要的。他一面自己带头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一面组织市供销社的干部下去蹲点劳动，进行调查研究，并且以此促进机关的革命化。
一九六五年夏天，杜逢明在通县供销社食品厂发现挂面成品率低，造成赔钱的问题。他通过跟班劳动，大体搞清问题的眉目以后，把市供销社生产科的干部刘世勋找来，要他继续在挂面车间蹲点，一个工序一个工序地参加劳动，进一步做调查研究，发动群众来彻底解决问题。
刘世勋也是带着毛主席著作下来的。他在工人宿舍里，从毛主席著作中学习立场、观点、方法；他在车间里，和工人一起劳动，共同研究影响挂面质量的原因和解决办法。经过三个星期蹲点，不仅解决了这个厂的问题，还总结出了提高挂面质量的经验。后来，这个经验在全郊区供销社系统的挂面生产会议上推广了。
北京市供销社的干部，正在杜逢明带头踩出的蹲点劳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着。过去，市供销社机关干部下乡调查研究有“三多三少”。即一般干部下去的多，领导干部下去的少；去县城集镇的多，去偏僻山区的少；下去听、看、转的多，参加劳动的少。现在，领导干部下去的多了，到偏僻山区去的多了，下去参加劳动的多了。过去那种过分靠会议、靠表报、靠公文领导工作的现象，也转变过来了。
“拨亮一盏灯，照红一大片”
“没有正确的领导方法，就不可能实现正确的领导。”杜逢明为了解决“过河”的“桥”和“船”的问题，学习和运用毛主席提出的“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领导方法。近二年来，他很注意发现典型，总结经验，树立旗帜，带动一般；并且在这个“由点到面”推广先进经验的过程中，又注意发现典型，再总结经验，又树立旗帜，再带动一般。如此每一次循环，都提高一步，使工作不断地有所前进。他说：领导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这样不断地使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推动工作步步向前。这是他从自己实践中得出的结论，也是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一个重要体会。
一九六四年底，杜逢明到怀柔县山区的喇叭沟门供销店做调查，有的群众反映买卖东西不方便，远点的地方上一趟供销店，来回就是两个“满天星”：早起上路一个“满天星”，晚上回来又是一个“满天星”。
问题怎么解决呢？一九六五年一月，杜逢明到了“背篓商店”——京郊房山县黄山店供销店。他打算在那里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杜逢明早就听下面干部说，“背篓商店”是个革命化的商店，几个月前，也曾派干部下去总结过它的经验，并且把介绍“背篓商店”经验的小册子印发了五千本。有的单位只是把小册子向职工念一念，有的单位甚至把小册子弄丢了。“背篓商店”的经验没有推广开。当时，杜逢明也只是看了“背篓商店”的书面材料，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个先进典型具有的普遍指导意义，也就没有下狠心去推广它。他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根据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得“亲口吃一吃”的精神，现在他亲自来背篓了。
在“背篓商店”头一次背篓，他就去最远的葫芦棚村。快到葫芦棚村的最后几里山路，走起来好象特别长，背篓也特别沉重了。杜逢明又用手支撑着他那受过伤的腰板。一行人，没有一个不累得气喘呼呼的。身上头上都冒汗，寒风吹来，眉毛上便挂起一层白霜。杜逢明亲自尝了尝这里背篓上山的滋味，心想：“背篓商店”的同志一心想着山区人民，常年背篓上山做买卖，吃大苦，耐大劳，不怕付出艰苦的劳动，这中间有多么可贵的革命精神啊！有了这种革命精神，还怕做不好工作吗？
第二天，杜逢明同“背篓商店”负责人王砚香一道背篓去长流水村做买卖。一个小孩拿几根羊骨头来卖。杜逢明说：“等积攒多了再卖吧！”王砚香却接过话说：“小朋友，拿过来我看看。”接着，王砚香回过头来对他说：“这几根骨头值好几分钱，收了吧。群众还可以用它买点需要的东西呢。”小孩果然用这四分钱买了铅笔。杜逢明感到惭愧：自己没有王砚香想得周到，王砚香对群众多么体贴入微啊！这不就是“背篓商店”的群众观点，“背篓商店”的革命精神吗？
杜逢明下决心要把“背篓商店”这面红旗高高举起。
新春二月，杜逢明又带着毛主席著作到“背篓商店”，召集各区县供销社主任和一些基层供销社干部来这里开了三天会。他没有给大家准备大报告，他给大家准备的是盛满了商品的背篓。第一天，杜逢明带头背起背篓，让来开会的几十个人，分成几路跟着“背篓商店”的人上山。人们一边做买卖，一边听山区社员群众的反映，实地了解“背篓商店”的革命精神。第二天，杜逢明拿出毛主席著作，组织大家学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并且请王砚香介绍“背篓商店”的情况。第三天，座谈讨论，联系实际，比先进，找差距。原来妨碍推广“背篓商店”经验的信不信、服不服的问题，这次通过实践解决了。就这样杜逢明为“背篓商店”的革命精神鸣锣开道，号召全市供销社职工都来学习“背篓商店”，走“背篓商店”的道路。
领导者提出了号召，工作是不是就完结了呢？杜逢明想：毛主席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说，工作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他把自己的想法提到市供销社党委会上讨论，党委会决定将市供销社半数以上的干部组织起来，立即下去抓紧推广“背篓商店”的经验。
杜逢明也带头深入基层，直接了解推广“背篓商店”经验的情况和问题。他来到郊区顺义县的一个供销社，这里还没有把推广“背篓商店”经验的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个基层供销社的主任认为，平原地区不需要学习山区的“背篓商店”。可是，在这里蹲点的市供销社的干部，下村去做买卖，却发现平原地区的群众也非常欢迎串村购销的方式。为什么这里供销社的干部就看不到群众的要求呢？杜逢明得出结论：这个基层供销社主任缺乏学先进的革命劲头。
市供销社下去的大批干部，从郊区各个区县和许多基层供销社汇报上来的材料，也说明推广“背篓商店”经验的关键，的确在领导干部身上。
杜逢明于是把郊区各区县供销社的领导干部召集起来，一道学习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和《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文章，看毛主席是怎样说的，自己又是怎样做的。杜逢明要求供销社各级领导干部深入下去，突破一点，带动一般。
不久，北京市委作出决定，号召全市所有商业人员向“背篓商店”学习。北京各级供销社领导干部亲自抓“点”，推广“背篓商店”经验的人越来越多，“背篓商店”的革命精神很快在北京郊区供销社发扬光大起来。
在学习和推广“背篓商店”经验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经验，许多单位在某些方面赶上和超过了“背篓商店”。郊区顺义县张喜庄供销社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
杜逢明便到张喜庄同一百多人一道睡地铺，在张喜庄供销社开了三天现场会议。他向与会的人们大讲张喜庄供销社的经验。要求人们象张喜庄供销社那样，正确解决先进同后进的矛盾：在先进中看到薄弱环节，克服薄弱环节，使先进更先进；在后进中看到积极因素，发扬积极因素，使后进变先进，不断推动工作向前发展。
这样，学习和推广“背篓商店”经验的群众运动，又增添了新的动力。北京市郊区供销社涌现出来的“背篓商店”式的先进集体越来越多了。现在，郊区供销社系统的一千几百个单位中，已经有一百几十个先进单位。
“拨亮一盏灯，照红一大片。”杜逢明就是这样一个善于把灯火越拨越亮的领导干部。他认为，在推广先进经验的过程中，要反对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反对官僚主义的方法，要提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提倡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的方法。这就是领导工作上的两种思想、两种方法的斗争。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呢，还是用别的什么思想挂帅？就是这个问题的实质。
杜逢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作了响亮的回答：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无论是改造自己的思想，无论是改进领导工作，都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千条万条，毛泽东思想挂帅是头一条！
杜逢明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前进道路上，刚迈出了新的一步。他说，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自己，后半辈子任重道远，还要不断革命；要革命一辈子，就要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
本报记者 陈谈强（附图片）
右图：北京市供销合作社主任杜逢明背篓上山送货
杜逢明（前左）正在房山县黄山店售货。 柯复摄
（原载人民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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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老干部要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
一个领导干部，在任何工作中，以身作则，带头实践，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决不能仅仅限于这一点。他的更重要的任务，是要在实践中，探索事物的规律，总结经验，用以武装广大干部，带动大家，共同前进。今天，本报介绍的北京市供销合作社主任杜逢明同志的事迹，在这方面是值得学习的。
农村里没有什么废旧物资可以收购吗？有一段时间，北京市供销社又发通知，又开会，还是收购不上来。问题究竟在哪里呢？杜逢明同志到农村收购了两天“破烂”，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取得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发言权和领导权，推动了北京郊区废旧物资收购工作的迅速开展。
“背篓商店”的先进经验好得很，市供销社总结了，宣传了，也号召大家学习了，为什么推而不广呢？杜逢明同志亲自深入“背篓商店”，在共同劳动当中，发现这个商店的先进经验所以推而不广，就在于各级领导干部没有真正学到“背篓商店”的革命精神。他学到了这种革命精神，也就取得了推广这个先进经验的发言权和领导权。果然，这个先进经验很快就在全市推广了。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杜逢明同志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教导，运用“突破一点，推动全盘”的领导方法，在他工作的范围内，有力地发挥了“拨亮一盏灯，照红一大片”的领导作用。
象杜逢明同志这样的领导干部，深入山区背篓卖货，深入农村收购“破烂”，确实难能可贵。当然，杜逢明同志做到这样，并不是没有斗争的。十几年的城市生活和领导工作，使他不自觉地有了某种“官架子”，同群众的思想感情比较疏远了。正是因为这样，他拿起大笤帚扫雪，觉得“寒伧”，想吆喝卖货，觉得不好开口。这种情绪，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苗头。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在深入农村的过程中，贫下中农对杜逢明同志深厚的阶级感情，唤起他对过去艰苦的革命生活的记忆，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教导，体会得格外深切了。毛泽东同志的教导，贫下中农的深情，成为他改造思想，不断革命的动力。
杜逢明同志的先进事迹说明，各级领导干部更加需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思想改造，永葆革命青春，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为人民作更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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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宋庆龄副主席接见菲律宾客人
全国妇联举行酒会招待菲律宾考察代表团
新华社十九日讯 宋庆龄副主席今天下午接见菲律宾自由党参议员玛丽亚·卡劳·卡蒂瓦克夫人，同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接见时在座的有全国妇联副主席章蕴等。
新华社十九日讯全国妇联今晚举行酒会，招待由菲律宾自由党参议员玛丽亚·卡劳·卡蒂瓦克夫人率领的菲律宾考察代表团。
出席招待会的，有全国妇联副主席许广平、章蕴、康克清，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和首都各界妇女知名人士：吴德峰、罗叔章、胡子婴、夏之栩、范瑾、王芸生、勇龙桂、李德培等二百多人。（附图片）
下图：宋庆龄副主席接见菲律宾自由党参议员玛丽亚·卡劳·卡蒂瓦克夫人（左二）。
新华社记者 郑小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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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大使馆两次照会加纳外交部
最强烈抗议加纳方面的恶意诬蔑
加纳方面妄图逃脱它肆意破坏中、加两国关系的罪责是永远不会得逞的。它必须承担破坏两国关系的全部责任。
新华社十九日讯 中国驻加纳大使馆六日照会加纳外交部，对加纳外交部在四日来照中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政府
“正以多种方式”“帮助克瓦米·恩克鲁玛重返加纳进行反革命”这一对中国政府的恶意诬蔑和严重挑衅，向加纳方面提出最强烈的抗议。中国大使馆的照会全文如下：加纳外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纳共和国大使馆向加纳外交部致意，并就外交部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来照声明如下：
加纳外交部在来照中，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以多种方式，援助被废黜的克瓦米·恩克鲁玛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开始向几内亚共和国运送大量武器和其他作战物资，以帮助克瓦米·恩克鲁玛重返加纳进行反革命”。这完全是加纳方面的凭空捏造和对中国政府的恶意诬蔑，也是加纳方面蓄意恶化中、加两国关系采取一系列行动之后的又一次严重挑衅。对此，中国政府不能不向加纳方面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加纳外交部在来照中竟然颠倒是非，胡说什么中国政府应对自己的“任何不友好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负全部责任”，企图把恶化中、加两国关系的责任转嫁给中国。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加纳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两国关系的严重步骤：无理扣押和残暴殴打中国专家和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片面撕毁中、加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无理要求所有中国专家立即撤退，并减少中国大使馆人员；对被迫撤离阿克拉的中国人员百般刁难，进行人身侮辱。所有这一切清楚地说明，恶化两国关系的责任不在中国方面，而在加纳方面。中国政府严正指出，由此所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加纳方面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加纳共和国大使馆一九六六年三月六日于阿克拉
新华社十九日讯中国驻加纳大使馆三月十九日复照加纳外交部，驳斥加纳方面的三月十六日肆意诋毁中国的来照，并且就加纳方面无视中国的历次抗议，再次恶意诽谤中国，颠倒是非，妄图把破坏两国关系的责任转嫁给中国的行径，对加纳方面提出最强烈的抗议。中国大使馆的照会全文如下：加纳外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纳共和国大使馆向加纳外交部致意，并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命，就外交部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六日来照声明如下：
加纳外交部在来照中，竟然无中生有地诋毁中国“蓄意干涉加纳的内政”，诬指中国人员“曾帮助在加纳训练破坏分子”，并且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方面“刁难和虐待”加纳驻华大使馆的成员。这显然是加纳方面企图为它最近无理驱逐中国大使馆三位外交官员制造借口，推卸它蓄意恶化中、加两国关系的责任。中国政府对加纳方面无视中国的历次抗议，再次恶意诽谤中国，颠倒是非，妄图把破坏两国关系的责任转嫁给中国的行径，不能不表示极大的愤慨，并且再次向加纳方面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派往加纳工作的军事专家同经济技术专家一样，都是应加纳共和国政府的要求、根据两国的有关协定派出的，并且一贯按照加纳政府的安排进行工作，是无可非议的，也是任何人歪曲不了的。
中国方面根据国际关系准则，一贯友好地接待加纳驻华大使馆成员，向他们提供各种便利和协助。甚至在加纳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两国关系的行动以后，中国方面仍然对他们采取友好态度，给予他们应享有的外交特权。加纳方面在这方面的指责，是根本没有道理的。
加纳外交部在来照中，竟再次重复它三月四日致中国大使馆照会中提出的所谓中国“已将大量武器运往科纳克里，以便帮助被黜免的克瓦米·恩克鲁玛在加纳组织一次反革命”的谎言。对此，中国大使馆早在三月六日的抗议照会中就作出了严正的驳斥，指出这完全是加纳方面的凭空捏造和对中国政府的蓄意诬蔑。中国政府对加纳方面不断制造这种谰言不能不表示极大的不满。
事实非常清楚，加纳方面在来照中对中国提出的一系列指责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加纳方面企图以此来逃脱它无理驱逐中国外交官员、肆意破坏两国关系的罪责是完全徒劳的，也是永远不会得逞的。中国政府再次严正指出，加纳方面必须承担破坏两国关系的全部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加纳共和国大使馆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
于阿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