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学术研究
不能用折衷主义混淆是非
薛舒
提要 时汉人同志写的《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是一篇颠倒是非的假公正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动机和效果的关系、学术和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上，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对吴晗同志小骂大帮忙。在学术讨论中，必须明辩是非，坚持真理，反对折衷主义。
必须明辨是非
在《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人民日报》二月十日）一文中，时汉人同志对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表示了这样的看法：
一、吴晗同志既有“自我辩护”，也“承认了某些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二、吴晗同志的“错误的意见应该批评，正确的看法也要肯定”。
这似乎是一种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但是，公正不决定于漂亮的宣言，而应当明辨是非。时汉人同志是真公正还是假公正？只要认真分析一下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就不难求得解答。
《海瑞罢官》问题展开讨论以后，同志们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批评。不能说吴晗同志一点意见也没有接受，但他在主要问题上却是只有自我辩护而毫无自我批评。同志们批评《海瑞罢官》是一个借古非今的、有严重政治性错误的剧本。吴晗同志也承认这“不只是一个学术性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性问题”。但是，他所论述的重点，却是把自己极力装扮成一个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士；却是把写作《海瑞罢官》的动机，说成“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其目的性“是不清楚的，是糊涂的”；却是把《海瑞罢官》在当时起了配合阶级敌人进攻的作用，说成是“坏分子就把这个剧本和要求单干退田联系起来了”……。吴晗同志完全回避了政治错误的检查。在讨论中，同志们也批评了吴晗同志学术思想上的错误，指出他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而是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他的《海瑞罢官》是歪曲历史真实、抹杀阶级矛盾的作品。吴晗同志虽然也承认了他有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但是在最主要的问题上，仍是多方辩解，任意堆砌史料，只谈史书有无记载，不辨史实真伪。吴晗同志的这种态度，怎能说是“作了自我批评”呢？
吴晗同志对同志们正确的批评，既拒之于千里之外，对自己一贯的错误观点，又死抱住不放，坚持到底。在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里，他不是坚持认为，苏松地区的阶级矛盾只是“农民对乡官的矛盾，不是一般的农民对地主的矛盾”吗？他不是依旧认为，“清官”“好官”“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这些好事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的当前利益一致的”吗？他不是还在坚持其对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错误观点，并自夸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
“归结为阶级活动”的吗？在这些问题上，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有什么“正确的看法”要我们给以“肯定”的呢？时汉人同志不去对具体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而只是空说什么“错误意见应该批评，正确的看法也要肯定”，又算什么公正态度呢？
在学术讨论过程中，既允许被批评者坚持自己的意见，也允许其他同志替某种意见作辩护。问题在于坚持的和为之辩护的是真理，还是错误。时汉人同志替吴晗同志所作的辩护，显然没有站在真理一边。他把吴晗同志的自我辩护美化为自我批评，对他的错误意见也要人们给以肯定。如果把这种颠倒是非的态度叫做“公正”，那只能是一种假公正。
检验创作动机的主要根据是作品的效果
时汉人同志用很大一部分篇幅，大谈学术批判中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要求人们以马克思、恩格斯为“表率”，用
“充足的论据、严密的逻辑和极大的战斗力”来对待论敌。遗憾的是，时汉人同志自己背弃了他的誓言，陷入了假科学、假马克思主义的泥沼。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动机和效果、学术和政治的关系的看法上。
时汉人同志声称，他“是主张动机和效果统一论的”。他说，“我们应该用《海瑞罢官》在演出、发表的当时产生的社会效果，去检验吴晗同志的主观意图是否正确，或者说，他的心是否好。”他也承认，“通过对剧本内容的分析……可以断定吴晗同志的主观动机是不好的，是有立场问题的。”可是，紧接着这些话，他却笔锋一转，认为要分析“吴晗同志的真正创作动机”，第一，必须“有待于吴晗同志自己去检查”；第二，“需要摆出吴晗同志全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材料进行分析，参照其作品的客观效果加以判断”。
关于动机和效果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得十分精辟：
“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
这里说得很清楚，检验创作动机的标准，不是作家的宣言，而是他的行为——主要是他的作品在社会大众中的效果。因为动机是主观的东西，要检验一个作家的动机，只有在他把动机付诸实践——创作，见之于客观——作品的时候，才有可能。时汉人同志却认为检验作家的创作动机，只能等待作家自己的检查，即从动机检查动机；作者的作品，只能作为判断创作动机的“参照”。这种观点，能说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吗？
当然，如果吴晗同志能够认真地检查错误，如实地交代自己的创作动机，那是我们所欢迎的。但是，吴晗同志没有这样做。他在“自我批评”里，是这样“检查”他的动机的：
一曰：“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在当时是不清楚的，是糊涂的”。
二曰：“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
三曰：这出戏的“恶劣效果”，只在于“使读者、观众感觉到……”，“使读者、观众理解为……”，即“他们读了看了以后，自然而然会把剧本和这种风、那种风联系起来……”。
把吴晗同志的三点归纳起来，那就是说，《海瑞罢官》之所以产生“恶劣效果”，作者主观上是没有责任的，它只是读者和观众的“感觉”、“理解”和“联系”的结果。时汉人同志是从动机检验动机，吴晗同志则是从效果检验效果；他们都是动机和效果的分离论者。
曾几何时，在《海瑞罢官》刚出笼的时刻，吴晗同志还和志同道合者一起兴高采烈，称兄道弟，大谈历史剧“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的人们的启发作用，也就是前人经验的总结。一句话，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也就是为了继承前人的斗争经验教训”。吴晗同志不只一次地大谈历史剧一定要“做到古为今用”（请参看他的《谈历史剧》、《再谈历史剧》、《论历史剧》），但是，现在却一反前言，宣称自己写《海瑞罢官》时，“‘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则一点也没有想起过”。人们“不能满足”吴晗同志的“回答”，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吗？人们把《海瑞罢官》的“恶劣效果”同作者的动机联系起来，帮助吴晗同志认识自己的错误，难道不是义不容辞的吗？
时汉人同志说，检验一个作家的动机，也应当看看作家的其他实践。是的，在对一个作家做全面评价的时候，确实要看看他的其他方面的实践。但是，我们在这里所探讨的是《海瑞罢官》的动机和效果，并非对吴晗同志这个人做全面的评价，为什么必须摆出吴晗同志的“全部社会实践”呢？何况人们对吴晗同志创作《海瑞罢官》的批评，并没有忘记吴晗同志的其它作品，特别是他在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间的作品。在此期间，吴晗同志大肆鼓吹“海瑞骂皇帝”，狂热地歌颂海瑞“是强哉矫，是大丈夫，是古往今来一个真男子”，“积极”地提倡要人们“学习封建时代的海瑞”，做一个“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的海瑞”，赞赏“真正骂过皇帝，而又骂得如此之痛快的是海瑞”，鼓励人们“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他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而不能已，又写《海瑞的故事》的通俗读物进行历史知识的普及；这还觉得不够，终于“破门而出”，“敢想、敢说、敢做”，写了《海瑞罢官》，树立了一个供人们“学习”的“海瑞的高大形象”。从杂文、论文、小册子到历史剧创作，情绪是这样狂热，旗帜是这样鲜明，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又如此“统一”，这一切的一切难道都不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材料”吗？这些“社会实践的具体材料”，不是更加证明人们对《海瑞罢官》的批评的正确性吗？显然，时汉人同志的所谓“需要从吴晗同志的全部社会实践中拿出许多事实，进行周详的、严密的、具体的考察”，不过是一块假招牌，在他的心目里，吴晗同志的这一切“社会实践”都不作数，都不足据以探讨其动机，而只有吴晗同志自己的检查，才是检验其动机的唯一标准。时汉人同志可谓用心良苦矣！但是，如果吴晗同志不肯检查，是不是其动机就永远成了“有待于……检查”的未知数呢？
时汉人同志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批评别人“简单化”、“绝对化”、“没有充足证据”。我们倒要问时汉人同志：你为吴晗同志所作的辩护，究竟有多少“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呢？
吴晗同志的政治立场是“站稳了的”吗？
在学术和政治问题的关系上，时汉人同志也同样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学术必然要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学术领域内的斗争必然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接着说：“具体到每一个人”的学术观点的错误，又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可能是其反动的政治立场的表现”，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不熟悉”，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还有怀疑”等等。这些都是不错的。但是，兜了一个圈子，到了吴晗同志的“特殊性”上，又是哪一种“可能”呢，时汉人同志却不肯给人们一个具体的回答。
时汉人同志要人们相信的，也就是吴晗同志要人们相信的他的检查。吴晗同志说：他“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但在另一方面，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却还基本上是旧的、老的、资产阶级的。”时汉人同志虽然也说“这种概念是不科学的”，可是，紧接着又认为“这是可以说得通的”。为了替这个“可以说得通的”“不科学的”概念作辩解，他引证了毛泽东同志分析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段讲话，说明一些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服从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但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因而在学术问题上犯严重错误。
是的，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的确存在着这类知识分子。但是应该看到，这类知识分子的特点是“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这就是说，他们的立场还没有站稳，一遇风浪就会向两极转化。吴晗同志恰恰是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摆到右边去了。这是不是“没有改造好的作家笔下反映出来的偶然性”呢？事实胜于雄辩。《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在舞台上几乎同时出现，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是当时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而作为这一思潮的急先锋的《海瑞罢官》，这样大肆吹捧海瑞，怎么能说是什么“不自觉”和“偶然性”呢？
《海瑞罢官》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辩护也是很明显的。在当时，以海瑞自命，用反对官僚主义做幌子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而被罢了官的，不正是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吗？吴晗同志鼓吹向海瑞学习，做海瑞，对被罢官的“海瑞”明白地倾吐了深情的惋惜。为了要避免给人们留下走得“灰溜溜之感”，还让海瑞高举大印杀了人才离任。这说明吴晗同志对被罢了官的“海瑞”，还是有所期待，不能忘情的。
请看，在当时的政治风云的变化中，吴晗同志以多大的精力投入这“现实的政治斗争”啊！它们清楚地说明了，吴晗同志的努力，远远超出了学术思想领域。许多同志正确地指出了吴晗同志既有政治性的错误，也有学术观点的错误。而时汉人同志却片面地理解毛主席的讲话，企图为吴晗同志开脱，说他只不过是学术上的错误！
许多同志这样实事求是地指出吴晗同志的错误，时汉人同志却指责说：“按这个逻辑推演下去，在现实生活中势必要把一些不是政治立场反动的人打到敌人那一边去”，甚至毫无根据地说：“不能说……《海瑞罢官》的客观效果是配合了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吴晗的动机就一定是……搞反革命复辟活动”。究竟是谁说过这样的话呢？这种说法的“真实凭据究竟有多少呢”。实际上，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完全等同起来的，正是时汉人同志。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说：“学术问题是不是政治问题，回答是肯定的。”这种极“左”的作法，倒真的“势必把一些不是政治立场反动的人打到敌人那一边去”了！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这就是说：学术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学术问题不等于政治问题，它们是有联系又有区别。学术总要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没有超阶级的学术，没有与政治并行的学术。学术文化领域中的问题，如果违反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
（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那就是政治问题。如果学术上有错误，但是不涉及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现实政治问题，那就只是学术问题。当然，这还不过是一般原则。政治和学术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不能采取简单化的态度来对待，而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具体问题进行全面的具体分析，探究其基本倾向，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目前报刊上的批评吴晗同志的文章，大部分是和他进行学术讨论的，也有一部分是对《海瑞罢官》的政治错误进行批评。我们并不把一切学术问题都说成是政治问题，但是，我们也反对把政治上的错误说成是单纯的学术问题。
同志们根据充分的材料对《海瑞罢官》进行批判，既指出它的学术观点的错误，也指出它的政治思想的错误，这怎么能说是不科学的呢？难道只有按时汉人同志的毫无根据、自相矛盾的“逻辑”去“推演”，把一场有政治倾向的严肃的学术思想斗争，完全变成“有它的特殊性”的纯学术问题，才有利于“我们的事业”？才能“揭露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阶级实质”？才能“增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坚决捍卫无产阶级思想阵地”？
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这都是冒牌不得的。尽管时汉人同志满口“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实际上提不出科学根据，轻率做结论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时汉人同志。
是辩证法还是折衷主义
在时汉人同志的文章里，也有个别的词句似乎是批评吴晗同志的。但是，一接触到具体的问题，时汉人同志又用“一方面——另一方面”、“事实上——或者说”、“当然——但是”……之类的含混不清的说法把吴晗同志的错误给完全掩盖了。时汉人同志在论述每一个问题的时候，似乎都很注意辩证地看问题，似乎认真地考虑被批评者的各方面情况以及批评者的各种意见，并作全面的分析。其实，他对任何问题都没有作出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他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只不过是在用折衷主义的手法，蒙蔽广大读者，对吴晗同志小骂大帮忙。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曾指出：
“……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释。”时汉人同志对待《海瑞罢官》的错误所采取的态度，正是列宁所批评的折衷主义态度。
对于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的错误，报刊上已经发表过许多文章进行严肃的批判。当然，对于这种批判也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时汉人同志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同志说：“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现在的问题是，时汉人同志装着一副公正的脸孔，打着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的旗子，对这场争论表现出一种貌似第三者的立场，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象时汉人同志这样挥舞折衷主义破烂武器的人，是不是真的“折中”，不偏不倚呢？是不是真能站在所谓“第三者”的立场说话呢？时汉人同志虽然说了许多貌似公正的话，但是，除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词句以外，整篇文章几乎都在责难批评者，而对于吴晗同志的错误却曲为回护。例如：对于批评吴晗同志的许多文章，时汉人同志说，“理由充足的部分，我们也同意，理由不足的地方，我也有异议”实际上，大家对吴晗同志的批评，他一句也没有同意，反而给扣了一大堆帽子，什么“轻率”、“武断”呀，什么“简单化”、“绝对化”呀，什么“形而上学”、“机械唯物论”呀，什么“压服”、“拿不出充足的证据来”呀，总而言之，一无是处。
不难看出，时汉人同志并不是什么第三者，而是完完全全站在吴晗同志一边，为吴晗同志的错误打掩护。
我们认为，为了顺利地开展学术讨论，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明辨是非，坚持真理，反对折衷主义，更好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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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分为二看“清官”
孙光萱 刘钝文
提要：“清官”既要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又要防止把农民逼上梁山。他们既是刽子手，又是骗子手。认为“清官”既有坏的一面，又有好的一面，这不是一分为二，而是折衷主义。
“清官”可以一分为二
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中，不少人打着一分为二的幌子，来美化海瑞，为吴晗同志的错误作辩护。吴晗同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说：“在思想认识上，主观地要突出海瑞好的一面，越写越片面……只讲优点，少讲或不讲缺点，把海瑞写成一个封建时代非常高大、完整无缺的政治家。”这就是说，海瑞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蒋星煜同志也这样质问：“我们感到困难的，是对海瑞应怎样一分为二？”“对具体历史人物是否适用一分为二？一分为二是否普遍真理？”“有的说肯定海瑞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否定海瑞为人民做了好事。这样说当然很对，是否就是一分为二的提法？”（《文汇报》一九六六年一月七日座谈纪要）看来，他们以为只要这么问上几下，就可以狠狠地将对方一军，使对方再也开口不得。
是的，一分为二既然是事物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当然也完全适用于分析“清官”，问题在于如何对“清官”一分为二。
世界上的事物纷繁复杂，千变万化，它们由各种不同的矛盾所构成，因此，一分为二也就必然有其无限多的表现形式，也即是说，每一具体事物的一分为二，都必然通过具体的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能不能正确地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并不是单纯的方法问题，而首先要看你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和用什么观点去进行分析。对于“清官”只有站稳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用马克思主义的一分为二的观点进行分析，才能够拨开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制造的重重迷雾，还“清官”以本来面目。
怎样对“清官”一分为二
要对“清官”作一分为二的分析，首先必须从分析“清官”的本质和特点入手。“清官”的本质和其他一切官吏一样，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剥削人民的工具；而“清官”又有其特点：既要忠君，又要“安民”，即既要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又要防止把农民逼上梁山。以海瑞而论，他一直以“必求仰副皇上求治之心”自许，所以他不惜“昧死竭惓惓为陛下一言之”，向嘉靖帝上《治安疏》。可以说“忠君”是他全部言行的出发点。而他的“安民”，不过是考虑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了更好地忠君，更好地求封建王朝“万世治安”而已。所以他一方面积极强化封建统治：大力推行保甲制，巩固封建政权的基层组织，整军修城，对人民实行严格的控制；另方面他又反对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某些人“欲为目前苟安之图，不思万世无穷之利”，反对“竭泽而渔”，直言不讳地说，“竭泽而渔，非不得鱼，明年无鱼”，费尽心机防止把农民逼上梁山。
吴晗同志是怎样看海瑞的呢？他认为海瑞是“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海瑞的所作所为既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的”。吴晗同志在这里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第一，海瑞防止把农民逼上梁山，其实恰恰意味着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使农民听凭统治阶级尽情剥削，日夜挣扎在死亡线上。列宁曾经尖锐地指责那些肆意美化大地主的资产阶级人士：“你们不明白，你们不是把奴隶变成革命家，而是把奴隶变成奴才了。”在相隔四百年之后，吴晗同志居然还是念念不忘地说海瑞等清官“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这不是在宣扬奴才哲学吗？第二，海瑞的某些措施，也许能够做到一时一地的“安民”，但他既然一心是要强化封建统治，到头来仍不免连某些暂时的“甜头”也在事实上化为乌有，仍不免把农民逼上梁山。例如海瑞强迫农民与“矿徒穷民”为敌，并贴告示威胁说，“不死于敌，必死于法。死敌为忠义士，死法为愚顽民”，就是一例。吴晗同志有什么理由对这些所谓“好事”毫无保留地大加吹嘘，一厢情愿地把这些所谓“好事”看作是农民不折不扣得到的“果实”呢？这不是蓄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宣扬对统治阶级的幻想吗？
正因为海瑞既要维护封建剥削，又要防止把农民逼上梁山，所以表现在他的“政绩”上，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善于对人民采用反革命的两手策略，他往往软硬兼施，一身而兼任骗子和刽子手。当着劳动人民还没有被逼上梁山的时候，海瑞是用“软”的姿态出现，但一旦他们被“逼上梁山”，起而反抗，海瑞就立刻主张“罪不容诛”，说什么“诏开十恶及强盗重罪不赦，可也”。现在有些人认为“清官”只是使用“软”的一手，甚至只是意味着对农民的“让步”，这是受了统治阶级的欺骗。列宁说过：“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作为一个压迫阶级来说是如此，作为压迫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来说，也终究不能与刽子手的职能绝缘。对此，我们必须一分为二，揭露他们相反相成、互为表里的两副脸孔，两种手段，决不能为一时一地的假象所惑。验之于海瑞其人，他不正是在《平黎疏》、《治黎策》中主张既要严惩“首恶”，又要“革心宣化”，即所谓剿抚并施吗？他不正是主张“用兵安民，并行不悖”吗？
正因为海瑞既要维护封建剥削，又要防止把农民逼上梁山，而这两者归根结蒂又是无法调和的矛盾，所以他在历史上所扮演的不能不是一个“悲剧”的角色，以失败告终。海瑞在《自陈不职疏》中说：“矢心图报，群臣中当莫有如臣者矣。”又说：“欲以身为障，回既倒之狂澜；以身为标，开复古之门路。”可是尽管他多么大言不惭，尽管他对于封建王朝有多么强烈的“献身”精神，到头来却全然无济于事。在他死后五十多年，农民毕竟还是上了“梁山”，明朱王朝覆灭了，而海瑞本人，也不过是历史发展中无足轻重的一个可怜虫！
折衷主义不能冒充一分为二
以上分析是否恰当，当然可以商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能同意某些同志以“一分为二”作幌子，说什么“凡事物总有其两重性，亦即好坏之分。一个坏的集团内也总有好的人，一个好集团内也总有坏的。”（《“清官”、贪官有好坏之分》，《文汇报》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七日）须知世界上的事物固然都有两重性，但由于矛盾性质不同，“两重性”并不永远表现为好坏之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解释。撇开了阶级分析而持上述论调的人，那样含含糊糊地笼而统之地侈言什么“好”“坏”，这就势必导致相对主义和折衷主义，导致好坏参半，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非不分，从而掩盖事物的本质。
用折衷主义来代替一分为二的辩证法，不是偶然的现象，我们应当有所警惕。列宁说过，
“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某些同志之所以起劲地乞灵于折衷主义，硬说海瑞既有什么“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不正是为了表白自己仿佛不偏不倚，平正公允，从而更好地“欺骗群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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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清官”争什么样的历史地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 李庆
提要：方史同志抹杀“清官”的本质，把“清官”当作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完全荒谬的。他竭力为“清官”争历史地位，实际上是为封建地主阶级争历史地位。
方史同志的《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质疑》（载
《人民日报》今年二月三日）是一篇为《海瑞罢官》作辩护并为海瑞和历史上的“清官”争地位的文章。这里想着重就“清官”问题提一些意见，和方史同志商榷。
方史同志一开头就提出：如果认为“清官”和贪官是“一号货色”，那就没有“什么必要研究历史”了。他引用了姚文元同志的这段话：‘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不可能相反”。但是，方史同志恰恰忽略了“从根本上说”这五个重要的字。“根本”是什么？就是阶级本质。难道说，从阶级本质来看，“清官”和贪官不是“一号货色”吗？这是一条绝不能否定的阶级界限。
有些人大叫大嚷，以“一分为二”为借口，大肆颂扬“清官”。据说，“清官”虽然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但是他们是“站在人民的一边”的。方史同志实际上认为，海瑞就是这样的“清官”。这完全是没有阶级观点的梦呓。在封建社会，怎么可能有既对皇帝、地主阶级忠，又对人民“好”的“合二而一”的官老爷呢？方史同志一方面也承认“抹杀‘清官’的阶级本质……显然是严重的原则的错误”，一方面却又不愿意承认从根本上说，“清官”和贪官是“一号货色”，这是多么自相矛盾呵！
一些吹捧“清官”的人，总是叫嚷“清官”是受人民欢迎的。方史同志也说，海瑞“受到人民热爱”。他们的根据，不外是：“史有记载”。殊不知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麻痹人民，总是不惜笔墨地渲染“清官”的“德政”。编撰史料的人总是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来编撰史料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因此，我们引用史料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去分析，去伪存真，去芜存精，绝不可人云亦云，死搬硬套。在《海瑞罢官》里，吴晗同志拼凑了一些封建文人写的史料，加以发挥，把海瑞描绘成“人们的救星”。方史同志也在这里随声附和，肯定人民“热爱”海瑞。我们不禁要问，方史同志究竟是站在什么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史料的？
方史同志不去研究“清官”的阶级本质，一味吹捧“清官”的积极作用，宣称如果历史上只有贪官污吏，农民起义，那末生产就不能发展了，历史就不能发展了。言下之意，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幸亏有了“清官”，“清官”竟然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也是荒谬透顶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①“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②还教导我们，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③。毛主席的这些教导，是我们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原理。但是在方史同志的笔下，“清官”却变成了“生产发展”“历史推进”的动力！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多么格格不入！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研究呢？
有些人打着“历史主义”的招牌，反对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人家揭露帝王将相的反动本质，重新评价他们的历史作用，他们就激烈反对，说是这样研究历史就“不真实”了，“非历史主义”了。方史同志也是这样，人家揭露海瑞和历史上“清官”的阶级本质，他就专横地宣布“没有什么必要研究历史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④我们研究历史就是要研究和总结几千年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就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把被封建史家、资产阶级史家搞得混混沌沌的历史彻底澄清。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对历史上一贯颂扬备至的帝王将相重行评价，就是要坚决揭穿套在一些地主头上的“清官”面纱，暴露其真相。
“清官”骗人民已经骗了不少年，现在该是彻底结束“清官”骗局的时候了！请问方史同志，研究这几千年的阶级斗争史不用阶级斗争观点去分析能行吗？我们无产阶级不去把被地主阶级严重歪曲了的历史重新评价能行吗？如果不行，难道继续站在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颂扬“清官”，让“清官”来欺骗人民，甚至象吴晗同志那样宣扬阶级调和，才是有“必要研究历史”？这样的“历史”将是谁的历史呢？这样的历史，我们坚决不要！历史上统治阶级制造的“清官”一定要否定！海瑞的阶级本质一定要揭露！《海瑞罢官》一定要批判！
因此，我们认为，方史同志竭力为“清官”争历史地位，实际上是为封建地主阶级争历史地位。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三一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一九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九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