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为生产斗争服务 为科学实验服务
司徒慧敏
近两年来，我国文化艺术工作、科学技术工作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很多新的人物、新的思想和新的成果。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突出政治，以政治为统帅，带动各方面的工作。人们也认识到，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服务，特别要为最迫切需要文化艺术生活和科学技术知识的五亿农民服务。我们的科学教育电影工作者，在这种思想方针指引下，最近一年来，也作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与经验。他们下乡下厂，决心长期地向群众学习，为群众工作，从而了解群众的喜好与需要，使科学教育电影，从思想内容以至于表现形式等方面都有了进步。科学教育电影的数量大大增加，影片的题材范围也有所扩大，更密切地适应工农业生产和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一九六五年制作的科学教育电影中有一半以上的题材，是阐明农业科学技术知识，传播和交流农业技术先进经验的。工业技术和应用科学以至辅助教学的题材也增加了。
科学教育电影，已经成为为生产斗争和为科学实验服务的有力工具。在这个新形势下，工农兵群众和广大电影观众，对于科学教育电影也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看法。他们已经看到，在文化革命以前，科学教育电影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只求好看，不为工农兵，不为生产建设服务的；也有一些是令人感到枯燥乏味的；有一些影片甚至看也看不好，用也用不上。现在，由于科学教育电影工作者深入生活，熟悉了或者逐渐熟悉了工农兵群众的爱好和需要，制作了许多好影片，使广大群众看得懂，看得好，能够满足当前的急迫需要。群众深深感到，看了科学教育电影，既能丰富文化生活，又能增长知识，解决在生产和工作中遇到的许多问题，促进工农业和其他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如：去年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大寨田》、《改造山坑冷浸田》、《农田防护林》、《化学除草剂》、《春玉米肥水管理》、《组合夹具》；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晚粳稻农垦58号》、《防治蚕豆象与豌豆象》、《水锤泵》、《金属喷涂》、《泥石流》、《慈溪棉花生产技术经验》组片；农业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巧管“千金”水》和《棉花贴芽补种》；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分枝大红穗高粱》和《大豆种子田》；珠江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苎麻种子育苗》和《早稻矮秆良种》；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组片《水平梯田》和《引水拉沙》等科学教育影片，都获得了广大群众热烈欢迎。
从我们过去所获得的成绩和经验看来，科学教育电影的发展，也如同其他各种事业一样，在社会主义时代，如果不为工农兵服务，不为社会主义服务，不突出政治，不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必然是一事无成；只有把方向摆到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这条正确的轨道上来，才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我们的事业也才有广阔的前途，并在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作用。我们也可以看到，尽管我们的事业还很年轻，在制片和创作工作中还缺乏经验，但由于领导的重视，群众的喜爱，加上科学教育电影工作者的努力，就会不断地改进和提高；不断地以毛泽东思想来改造我们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不断地总结经验，在工作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们认真坚持下去，一定能够建立逐渐完美的、为工农兵群众所喜爱、为工农兵所应用的新的艺术形式。
尽管最近一个时期，科学教育电影无论是数量、题材范围、影片的内容和艺术形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提高，但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深入发展，新的科学技术成就不断出现，这就要求科学教育电影，紧紧地配合着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交流和传播科学技术的新的成就和新的经验。我们可以预期：在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科学教育电影事业必然会有更大、更迅速的发展。
最近二、三年来，各省市已经多次举办科学教育电影展览，或对有关行业组织科学教育电影的放映活动，科学教育电影的观众一年年在增加，这是一个极好的形势。希望科学教育电影工作者和各有关领导部门，加强合作，乘胜前进，使科学教育电影能够更好地为生产斗争服务，为科学实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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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彻底送走瘟神
——上海青浦任屯村农民看科教片《送瘟神》的感想
卜温州（贫农）：
解放前的任屯村跟电影里说的一样。我小时候，任屯村有三百户，四百多个劳动力。由于贫病交迫，后来只剩下一百多户，一百多个劳动力。想起来就要流泪，有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全家死光的，有八十多户，死剩一人的，有二十多户，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国民党不关心人民疾苦，还搞迷信害人，村上五神庙，造了好几座，可就是没给人治病。吴秀根一家九口，后来死得一人也不剩；顺全有两个儿子全死了，他自己得了血吸虫病，加上被地主逼租逼债，后来也上吊死了。潘杏泉的五六个小囡全死光了。要是不解放，我们这个村恐怕早就不存在了。
血吸虫，我们眼睛看不到，这个家伙是杀人不见血的。解放前，七八年中，村里不见一块小孩的尿布，听不到一声婴儿的哭声。过去人们这样说：“任屯村是个无人村，男不长，女不生。”
解放以后，毛主席派来了大批医生，给我们治疗，现在我们村劳动力有三百多，一百六十五户，就有六百五十五口人。我们的体育活动开展得也很好，全县篮球比赛，我们常常是冠军；民兵武装起来了，生产上大变样，去年双季稻亩产七百多斤。以前人人是黄皮死气，现在是满面红光，这些好处都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给的。
我三岁时死了父亲，我二十多岁带着血吸虫病给人当长工。一九五八年，党派来的医生给我动了手术。我们就是电影里那一群治好了病的人。看了电影又高兴，又痛心，我好象是换了世的人。卜云全（贫农）
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我的骨头早就烂了。我十岁死父亲，母亲给人家做阿婆，我给人家看牛，姐姐做童养媳妇。我做了十三年长工，得了“大肚皮”病，也没钱治。解放后，我动了手术，现在人已好了。看了电影，回忆起过去得病的苦处，一晚上睡不着觉，我谢不尽毛主席的恩情。现在，我有两个儿子，三个孙子，全家人积极参加劳动，欢欢乐乐过日子，生活很幸福。罗金仁（生产队长，贫农）：
解放前，反动派只知收苛捐杂税，不关心百姓疾病痛苦。我全家五人受血吸虫病的害，借了债，也没看好病，后来又求神拜佛，吃香灰，病越来越厉害。我弟弟十二岁也得了病，当时迷信思想很重，以为我家姓不好，就把弟弟过房给人家，取人家的姓，他到十五岁也死掉了。全家年青人只剩我一个，还得病，人家说，是老坟上风水不好，又请风水先生来看坟地。可是，病还是好不了。
解放后，党派了大批医生来治疗。我们自己也起来大搞卫生工作。我是晚期病人，一九五九年动了手术，治好了病。现在身体很好，能挑能背，还结了婚，养了两个小孩。前后对比，真是翻天覆地。只有党和毛主席领导，我才重做了一个人。
通过电影一对照，我感到我们的卫生工作搞得还不够，今后应大力发动群众，彻底消灭钉螺，叫子孙万代再不吃血吸虫病的苦。陈文彩（血防员，贫农）：
彩色科教片《送瘟神》来任屯村大队放映，是一桩大喜事。看了影片以后，我象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和精采的技术指导课。
我是血防员，对血防工作没做好，看了电影以后，感到惭愧。毛主席和党中央对血防工作这样重视，派了大批医生，来给我们农民看病。从电影里我们也看到了治好的病人，为了表示对党的感谢，他们发奋图强，搞好生产。毛主席写的《送瘟神》诗，鼓舞我们去坚决消灭血吸虫病。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搞血防工作，也是一场战斗，也是一场革命，所以我们也一定要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办事。从影片上看到了一对钉螺一年大约要繁殖二百多只，给我敲了一记警钟，如果留下一对钉螺，一年要繁殖二百多只，几年以后，遍地又是钉螺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斩草除根，彻底消灭钉螺。
在《送瘟神》里，我看到了血吸虫的虫卵必须通过大便下水，才能遇到钉螺的镜头，使我认识到加强粪便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以前我们只重视查螺灭螺，今后还要做好用水管理和粪便管理的综合性工作。
另外，对影片《送瘟神》提些建议，比如钉螺在什么温度下生长最适宜？在水网地区，钉螺在水多少深的地方密度最高？治疗病人，要注意哪些事情等问题应在片子里说清楚。李秀仁（贫农）：
不看电影，忘了以前的痛苦，看了以后，想起以前的苦。父亲、姐姐和我三人，病死了两人，剩下我一人，我也病得厉害，不能种田，人家见了我，都摇头。人没出门，肚皮先出门，穿着鞋子自己看不到。解放后，毛主席派来的医生给我治好了病，现在我是一等劳力，一年能做到三千工分。生活很好，身体健康，又结了婚，有四个孩子。今后我一定听毛主席的话，努力搞好生产，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支援世界革命。吴阿大（党支部书记）：
看了电影，感到任屯村的工作很不够。影片里解放前的任屯村，确实村不象村，人不象人，好多年里，听不见婴儿的哭声，房子没有人住，田也荒掉了。解放前，我们受尽反动派地主的苦；加上严重的血吸虫病，使人喘不过气来。那时，不知病害，只说命苦。
一九四九年，任屯村见了青天，枯木又逢春。党关心群众生活，派了大批医生，给我们治血吸虫病。
一九五六年，我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灭螺运动，采取经常性和突击性相结合，群众和专业相结合的措施，钉螺密度减小了。今年检查，钉螺基本消灭。但还不能放松，必须巩固已取得的成绩。看了电影以后，感到我村的粪便管理工作，灭螺工作还很不够。今后，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彻底送走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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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革命拍科教片
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 伍廷根
去年我们到四川八个县市放映我厂出品的科教片，征求观众意见。通过和农民观众座谈，使我们受到很大启发。
过去我们虽然在理性上也认识到拍科教片是为人民服务，但是由于没有从改造世界观上解决问题，再加上又严重脱离工农群众，因此感情上并没有真正体会到自己工作的重大意义。把剧本写出来以后就算完事，也不问剧本的意义和效果如何，这是缺乏政治责任感的表现。这次我们在四川叙永县调查时，有一位公社党委书记要求我们拍一部防治水稻病害的影片。他说：“有一年我们的稻田有一半以上得了稻瘟病，造成严重减产，我们没法治，只好对着这些田难过。”在这次调查中，群众的意见使我体会到一个根本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为革命而拍科教片，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拍科教片。因此我们拍的影片必须让服务对象——工农群众看得懂，用得上，真正对生产起作用。我们必须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和高度的革命精神来拍科教片。
这次我们带到四川去的影片放映效果是不同的。总的说来，如果是群众能看得懂，用得上，能为他们解决问题的影片，群众就非常欢迎。群众用不上的影片，即使拍得再好看，反应也很冷淡，有时甚至反感。比如《防治头癣》和《农村饮水卫生》同是卫生教育片，同是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人们知道有这两部片子都纷纷要求放映。但放映以后的反应却截然不同。群众认为防治头癣影片看来亲切，有许多办法可以照电影来办。而《农村饮水卫生》一片前半部的办法适用，后半部则有些脱离实际，介绍的一些措施是追求大、洋，违反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办好事的原则。农民说：“办法好是好，就是办不到。”又说：“影片介绍的办法只是将来的方向，不解决目前问题。”又如有些影片，虽然在制作技巧上比较差些，但能解决问题，群众就欢迎。如《不要用黑斑病甘薯喂牛》，群众看过后，懂得了科学道理，就会自觉地保护耕牛。
从这里我得到一点体会：片子的好坏，应当有一个真正的标准，不能象过去，只要电影圈内同行叫好就行了，而是要工农兵叫好，特定服务对象叫好，才算真正好。考核好坏的标准就是影片在生产上的作用到底如何，是否解决了迫切问题。雪里送炭之所以可贵，乃是把炭送到雪里去，如果春暖花开时节，才把炭送去，还有多大价值呢？归根到底，我们眼睛里要有群众，一切都从群众需要出发，为群众解决问题，以群众的需要为我们的需要，以群众的标准为我们的标准。
让观众看得懂影片的问题也是个群众观点问题。我们带到四川去的影片，总的来说，农民群众基本上能领会其中意思，但是有许多表现方法，群众看不懂。有些电影技巧如淡入淡出，圈入圈出，……诸如此类，在我们电影界是家常便饭，可是群众看了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因此有时我们想强调说明的问题，用了技巧以后，讲究过多了，农民反而看不懂。例如《春玉米肥水管理》影片，作者用圈出的办法介绍玉米内部坐胎的情况，结果我们问了许多农民，都不知道影片这一段讲的什么。甚至有人把那个芽子理解成玉米钻心虫了。我们有些同志说，农民看不懂那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他们看电影看得太少，等以后他们看多了，就习惯了。这是要求群众来适应我们，而不是我们去适应群众；是要农民为科教片服务，而不是我们去为农民服务。我们应当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的农村观众看懂我们的影片，创造出我国科教片的特色，不要受洋框框的束缚，影响农民看片。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思想革命化，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千方百计让观众看懂。在创作方法上则要民族化，要摸清群众的喜恶和理解习惯。只有为革命拍科教片的观点，眼里真正有群众，才能拍出群众欢迎的好影片。（附图片）
图片说明
左上：《巧管“千金”水》
（农业电影制片厂摄）
左下：《分枝大红穗高粱》
（长春电影制片厂摄）
右上：《水平梯田》
（西安电影制片厂摄）
右下：《水锤泵》（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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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爱看“种庄稼”的电影
甘肃省庆阳专区科学技术协会，在去年年初成立了科学教育电影放映队，先后到镇原、宁县、庆阳、华池等县的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巡回放映科学教育影片，向广大农民传播了科学技术知识，受到了农民欢迎。
他们经过一年的实践，从“没有映完观众就走了”的局面，发展到群众亲切地称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送粮队”，使科教片在农民群众中扎下了根。在利用科学教育电影这一工具向广大农民群众宣传，普及科学技术方面，初步摸出了一条路子。
“科教片和故事片不一样，就是吸引不了人”，这是电影队同志最初的想法。为了吸引观众，他们就根据自己的喜爱，挑选了一些象《知识老人》一类普通科学原理的片子，到农村去放映。可是，由于影片内容脱离生产和生活实际，群众不爱看，没等映完就走得差不多了。这一现实情况，引起了电影队同志们的深思，他们带着问题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才下定决心深入调查研究。
经过调查研究，了解到农民爱看“种庄稼”的电影。于是，他们又下了一番功夫，摸清了全专区的农作物分布情况和主要病虫害的重点地区，提出了“适时、对口、对路”的方针，使每次放映内容都紧跟当地生产需要走。在放映中，实行专场与普通场相结合的方法。白天为生产队干部、技术员、老农放映专场，一遍没记下，再放第二遍，边看，边议，直到看懂、记下、能用上为止；晚上向群众放映普通场，广泛宣传。
电影队的同志们在这个基础上，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做到适时、对口、对路，而且要一包到底，使观众看懂、学会、用上。为达到这一要求，他们在宣传工作上大胆革新。他们从农村观众对科教影片还不习惯等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多种形式配合一起宣传。如在映前给观众介绍影片大体内容，映时配合放映幻灯片、用快板说唱或方言插话来配合解释等，针对看不懂、听不清、不易理解的地方，加以解说，映后又用解说、对话或幻灯片，把影片重要内容，如病虫害防治方法、农药名、用药量及注意事项等作一小结，帮助农民理解影片内容。这样做的结果，促进了生产，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庆阳专区科学技术协会通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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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和大寨人在一起的日子
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 赵莹
一九六五年二月，我接受了《大寨田》影片的编导任务。大寨是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科教片能不能表现大寨，科学与革命干劲是否可以融合为一体？一连串的疑问，我心里一点数也没有。
这时，上级领导给了我们重要的指示：“拍大寨的科教片，既要有大寨人，又要有大寨田，没有大寨人就没有大寨田。但科学教育片应该着重表现大寨田的科学技术。”
领导的帮助，使我进一步明确了：田是人种的，地是人整的，科学技术是人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离开大寨人的革命干劲，只谈大寨田建成的科学技术，显然是忽视了人的因素第一。
二月上旬到了大寨村。这里天气很冷，地还冻着，可是每天天不亮干部和社员们都上山了。他们有的劈山填沟，有的开石垒坝，有的在起圈、切草、沤肥、送粪……。晚饭后，社员们学毛主席著作，学时事、文化，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去接近他们。看到大寨人这么忙，我想，还是先看看大寨的地吧。我爬上康家岭山，这时有几个社员正在挑着几筐炉灰往地里倒，我奇怪地问：“地里上炉灰，不破坏土壤吗？”“这是红土壤，粘性土壤，上炉灰能松土。”“光上炉灰？”“不，还要上粪”。后来我才知道和我说话的人，就是种地很有经验的贾承运。我又跑到泉水洼地方，看见几个女社员挑着一筐筐土往地里倒。我又很新奇地问：“大嫂，这土上又上土是怎么回事？”她回答说：“这不是土，是土羊粪。这是沙性地，沙多土少，庄稼长不好，要上土粪改土。”站在泉水洼往斜对面看去，一道蜿蜒的“万里长城”出现在远方。我不由得又问：“那是什么，好象万里长城似的？”“那是麦岭寨的岭梁地，明晃晃、光光的是土堾（土堰）。”原来在岭梁地上，大寨人都修了土堰。光滑、结实、明晃晃象墙一样的土堰连成了一道保水抗旱的“万里长城”。山坡上是一层层整齐的梯田，田边都有坚固的石堾（石堰），节节沟地上都有条条石坝。这些都是保持水、土、肥的措施。这时我暗暗想：大寨有干劲也有科学。我感谢社员们给我上了一堂科学课。
一个星期过去了，脑子里装了很多大寨人为革命种田的各种英雄事迹和各种科学措施。例如：三战狼窝掌、三试磷肥、玉米三深法等，以及一九六三年遭灾后提出的“三不要”、“三不减”等。它就象一本目录，排列在最初的印象中。
时间赶得紧，二月底必须写完剧本，不然就要耽误拍摄季节。但二月份能看到的东西很少，要写一年四季的情况，又不可能看上一年再写。就是真的看了一年写出来了，也不一定能用。陈永贵同志就说过：集体经济年年都有新套套，一年一个样，革命就是去旧换新。情况变了怎么办？这使我很苦恼。我想毛主席在《实践论》里说过：一个人的知识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自己实践得来的，另一个是通过别人口述或书本得来的。毛主席的教导使我认识到，要想及时反映大寨，除了自己参加劳动亲身体验外，还必须深入了解大寨人的生产实践和科学工作者的科学实践。大寨人有丰富的生产知识、科学知识；住在这里的科学工作者又系统地总结了大寨人种田的科学成果。又有陈永贵亲自担任本片的技术指导，农学家许运天担任科学顾问，只要深入地从各方面学习，在编写工作上走三结合的道路，工作是能够取得胜利的。
在大家的帮助下，剧本终于写出来了。为了拍下季节性极强的生产镜头，必须边审查剧本，边抢拍镜头。这时大寨人正抢修土地，怕误了季节影响下种，而我们抢拍镜头，也是怕误了季节，耽误出片。拍电影和生产有了矛盾。大寨的劳动力是不多的，但拍摄工作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人和地，在拍摄中还要讲光线、角度、场面和劳动者的情绪等等。有时选好角度，社员也来齐了，可是天阴了，不能拍，只好等着。等了半天太阳出来了，光线又起了变化，原来的角度不能拍了，只好重新另找。这就不得不把社员从这块地调到那块地，从那块地又调到另一块地……把社员调来调去，就要花费不少时间，以致影响生产。怎么办？这真是一个难题。后来陈永贵同志知道了，就主动对我们说：“你们不要有顾虑，一九六五年的情况比一九六四年好得多，土地基本上恢复了，我们有力量配合你们。”他给我们介绍了大寨十几年的情况，并且坦率地指出了剧本的缺点，还亲自带我们到狼窝掌选择拍摄地点。党支部全体同志来看我们；全村社员对我们有求必应。这种热情的帮助，使我们增加了力量。但转念一想，我们不能无止境地接受大寨人的支援。解决矛盾的根本问题，是我们如何跟生产配合好，否则因拍摄时间太长，占用人力过多，将会给生产造成损失，这就不是科教片为生产服务，而是生产为科教片服务了！因此，我们实行了两学、两帮、三拜、三勤、三边等工作方法。两学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大寨精神；两帮是：互相帮思想、互相帮工作；三拜是：拜社员为老师、拜干部为老师、拜科学工作者为老师；三勤是：嘴勤，不懂就问，懂了就用；腿勤，勤爬山熟悉地形和地块，熟悉拍摄角度；手勤，准备工作做的快，拍的快，拍完了快收机器，快参加劳动；三边是：边写、边拍、边修改。与此同时，碰上时晴时阴的天气，我们也当机立断，拍与不拍赶快决定，不要叫社员等着，以免耽误生产。
我们还改变了以往只有阴天才参加劳动，晴天光拍电影不参加劳动的消极态度。全组同志每天不但扛着机器，而且还扛着劳动工具下地，拍电影和参加劳动结合起来进行。这样，我们接触社员的机会多了，熟悉生产的面更宽了，在共同劳动中，大家越来越熟悉了，谈心的机会也增多了。谈一次心，我们对大寨的人和事的了解就更深一层。经过一段时期，我们把从大寨人那里看到的、听到的都记了下来，经过分析研究，把它们充实到影片中去了。如：陈永贵教育青年的镜头，贾进财的劳动的手，大寨人的劳动的手等镜头。还有一些比较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如：“过去有人说，种地无巧，有肥就好；能耕巧种，不如懒汉上粪”。可是大寨人说：“种地需要巧，动手又动脑，懒汉上粪不如合理施肥”，又如：“红土地，粘性大，通气透水条件差，干了就象一把刀，湿了就是一包糟”，“沙土地，通气透水倒是好，就是水肥双不保，沙多、土少，庄稼长不好。”这些来自群众中的语言，有力地帮助了我们对镜头的处理，使我们把静止的土壤和肥料等镜头处理得比较活泼生动。
一九六五年，大寨田里的庄稼长的比一九六四年还要好，苗苗出的最全，我们常和大寨人一起估计着当年的收成。我们在剧本上虽然暂时用××来代替产量数字，但心里却想着：亩产一定过千斤，我们一定可以把丰收景象拍摄下来。那知从四月下种后到七月，一直没有下过一场透雨。六月份火辣辣的太阳，从早到晚晒个不停，地里的苗苗干得卷起了叶子。七月十九日天气突变，疾风呼啸，阴云密布，等雨盼雨的心情使不少人跑出来看天，可是下了一场暴雨，集中的雨水带来了山洪，几十亩地被冲坏了，我们早就选好要拍的苗苗也冲坏了。雨后，大寨人赤着脚在泥泞的地里，又是垒坝又是扶苗。他们简直没有一点悲观失望的情绪。八月十九日，又下了一场冰雹，玉米叶子打了个稀烂。九月四日到五日，刮了一天一夜的大风，将要成熟的谷子刮了满地。大寨田接二连三遭到了旱、洪、风、雹各种灾害，产量会怎样呢？《大寨田》影片又如何进行下去呢？我们真是又难过又着急。
后来昔阳县委领导同志知道了我们的苦恼，对我们说：“大寨虽然受了灾，根据我们调查的情况看，产量不会过低。你们可以把灾情拍下来，把大寨人抗灾的行动拍下来，把各种地上的庄稼拍下来，这样能进一步说明大寨人和大寨田为什么能经受住灾情的考验，教育意义也更大。”这几句简练有力的指示，使我醒悟过来。大寨明明遭受了灾害，我们还偏偏想拍风调雨顺的景象。这种脱离实际的想法，使我们没有把所有真实的灾情全部拍摄下来；也没有把大寨人面对灾情、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各种革命行动全部拍摄下来。例如：他们面对灾情提出了：条件坏难不倒，成绩大喜不倒，灾害重吓不倒，荣誉高夸不倒，歪风邪气吹不倒。在最困难的时刻，他们抓紧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愚公移山》这一篇，不知学过多少次。更主要的是他们学了就用，以毛泽东思想指导实际行动，对灾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这些，我们也没有如实地全部拍摄下来。以后，虽然用补救的办法抢拍了一些，但有些主要内容，如苗苗被冲倒后，大寨人把它们一棵棵扶起的场面，以及其他一些动人的场面，都因错过时机，无法拍摄了。
九月中旬，我们又投入了秋收拍摄工作。由于我们纠正了缺点，改进了方法，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并且还增拍了一些大寨田为什么能抗灾的主要科学根据——“海绵地”的措施等镜头。
当社员大会公布了亩产七百九十六斤时，我们和全体大寨人，高兴得睡不着觉。社员大会以后，大寨人审查了《大寨田》影片的样片。陈永贵同志和大寨社员们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一位八十岁的贫农老大娘对我说：“我二十年没有下过地了，年青的时候哪块地都去过，那是给地主干活。那时的地，都是小条条、小块块；多见石头，少见土。看了电影，才知道变化这么大。看那地好的呀，土堾（堰）明晃晃光亮亮的，石坝齐格楞楞的。这是咱大寨人听了毛主席的话，才有了今天呀！”大寨人，处处热爱毛主席。他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年来，这些思想强烈地感染着我，使我进一步体会到：我们搞电影工作的人，也只有老老实实听毛主席的话，很好地同工农兵结合，才能使电影真正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