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28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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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官”问题讨论中的几种意见
编者按: 目前在讨论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中,许多文章涉及“清官”的评价问题。两年前,我国学术界也曾就这个问题发表过若干文章。但是,至今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从根本上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对海瑞和其他有关历史人物作出恰当的评价。这就需要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这个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现将讨论中的各种主要意见综述于后,以供参考。
什么是“清官”?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清官”?
什么是“清官”?有些同志认为:封建社会的“清官”,就是政治上忠于封建制度,思想上恪守封建纲常道德,经济上不贪或者少贪非分之财。有人说:“清官”的“清”,是指“清廉、清正、清明”。
有的同志对“清官”作广义的理解,把历史上凡是执行某些被认为是“进步的”、“改良的”政策的,实行变法和采取改革措施的,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以至抗击侵略的官吏,都称做“清官”、“好官”。
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清官”?一些人认为,历史上根本没有“清官”。他们的主要理由是:一、在封建社会里,所有官吏都是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他们对人民的剥削虽有程度的不同,但无官不贪,他们不可能一尘不染。二、“清官”和“贪官”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是统治阶级用来划分其内部人物的标准,而不是无产阶级的观念。我们不能拿它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尺度。三、封建统治阶级惯于使用欺骗和镇压两手来统治人民。为了适应本阶级的实际需要,他们往往把某些善于使用欺骗手法的官吏,有意识地美化、宣扬成所谓“循吏”、“良吏”和“清官”,当作政治标本。因此,“清官”实际上是封建统治阶级制造出来的假象。
另一些人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出现的“清官”,是一个客观历史事实。“清官”在我国古代阶级社会中一再出现,并被各个不同阶级所重视,这既不纯粹出自统治者欺骗性的虚构,也不完全是人民群众虚幻理想的产物,而是多少被美化了的实际政治现象。
产生“清官”的历史条件和“清官”的阶级属性是什么?
产生“清官”的历史条件是什么?有人说:“清官”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的倡导者、拥护者和执行者。他们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实行“让步政策”而产生的。
有的文章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封建国家在应付基本阶级矛盾的同时,还要应付王室同豪强之间的尖锐矛盾,需要一些“循吏”、酷吏、“清官”作为封建官僚制度的补充力量;另一方面是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有些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出而恢张伦常礼教,宣扬德化仁政,以维护封建制度,此即所谓“清官”。
有些同志认为:封建剥削权利分裂为法定权利和法外权利(或习惯权利)。前者体现地主阶级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后者体现地主阶级特殊的、眼前的利益。豪强权贵常为了后者而肆意突破前者,以致激起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而当尖锐的阶级矛盾严重威胁封建统治时,封建统治必须进行自我调节——维护法定权利,限制习惯权利,以求延续自己的寿命。“清官”就是封建统治进行这种自我调节的工具。他们的所作所为,实质上都是为了维护法定权利,限制习惯权利。
清官的阶级属性是什么?有些人认为,“清官”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他们的理由是:一、“清官”既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又同情人民。他们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这些措施既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又同广大人民的当前利益一致,甚至也不违背农民阶级的长远利益。二、“清官”的反权贵斗争是历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事情,是历史上光明面同黑暗面的斗争。“清官”是封建黑暗统治中的一线光明,“清官”体现了人民的理想。
许多同志不同意上述论点。他们认为:封建官吏,无论“清”、“贪”、“好”、“坏”,就其阶级本质来看,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他们坚决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绝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清官”所谓的“爱民”纯粹是欺骗,其用意在于更多地剥削人民并瓦解革命。两个对立阶级的利益绝不可能一致。不能以清、贪的对立来代替阶级的对立,抹煞封建社会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基本矛盾。
也有的同志指出:“清官”的“爱民”,在主观上不乏真诚,这是由于他们对掩盖在自己的观点、情感后面的阶级利益可能毫无觉察的缘故。不能否认促使“清官”行动起来的这种观念冲动力,问题在于不应该停止在这种观念冲动力前面,而应该进一步探究这种观念冲动力怎么可能发生,隐藏在这些冲动力量后面的是什么。如果说“清官”的所作所为是出于对人民的同情、怜悯和爱护,那么这种同情、怜悯和爱护无非是反映了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手的需要和对残酷剥削的伪装。
“清官”的历史作用是什么?
讨论中普遍论及“清官”的历史作用是什么。有人认为:虽然“清官”只能局部地、暂时地促进生产发展,但是他们实行德治、仁政,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有利于生产。虽然“清官”对农民斗争起有麻痹作用,但是他们压抑豪强,毕竟打击了地主阶级最反动的部分,有利于农民斗争。因此总的说来,“清官”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
与上述意见不同,有些同志认为:“清官”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增加封建王朝的收入,防止农民起义,巩固反动的生产关系,只是对地主阶级有利,根本谈不上对农民有什么好处,也谈不上促进生产发展,推动历史前进。
有的人说,“清官”的历史作用只是:美化封建政权,宣扬封建道德,散布对于“朝廷王法”的迷信,诱使人民做稳奴隶,不致拿起刀来闹革命。“清官”不过是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有利工具,封建秩序的忠实维护者,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的卫道人,欺骗农民的王牌。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几种不同的“清官”类型:在封建王朝上升时期,“清官”是“圣君贤相”的得力助手。在封建统治已趋腐烂、而农民战争尚未大规模展开时,“清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强权贵的不法行为,是封建制度的自我调节工具。“清官”的反豪强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起了揭露封建制度的作用。但是“清官”从来是以失败告终的,“清官”的失败使人民对统治者的幻想破灭,有助于革命的发生。当封建统治秩序土崩瓦解、农民革命已如疾风暴雨时,“清官”则是对付农民起义的骗子和屠夫。
“清官”和贪官有没有区别?
有些同志提出,“清官”和贪官有没有区别?有的人认为:“清官”同豪强恶霸、贪官污吏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贪官是封建时代的糟粕,“清官”是封建时代的精华。如果清、贪不分,则古人将一无是处,历史将成为漆黑一团。
有些同志说:封建官吏没有清、贪、好、坏之分,本质上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都是剥削、压迫农民的执行人。“清官”和贪官,只是封建政治的两种不同表象,在阶级斗争中,他们各有自己的行动特点罢了。一般说来,贪官追求封建地主阶级个人和集团的眼前利益,杀鸡取卵“清官”则着眼于本阶级的长远利益,养鸡生蛋。他们的区别绝非阶级的区别,只是压迫、剥削的重或更重、狠或更狠的区别,绝非剥削或不剥削、压迫或不压迫的区别。只有首先认识“清官”、贪官的相同本质,再看他们的区别,才有意义,才不致把“清官”同贪官的矛盾代替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
另外一些同志认为提出“清官”与贪官谁好谁坏,这个命题就是不科学的。从根本立场上看,“清官”和贪官都是同人民对立的。“清官”的一切作为不可能超出封建统治所许可的范围。当揭露“清官”的反动本质和欺骗作用时,绝不能根据形式逻辑的推论,得出贪官污吏比“清官”好,暴行可以促进人民斗争的结论。因为这一说法不是从阶级观点分析问题,并且实质上把一切暴力都当作了进步的源泉,把社会发展的动力归之于统治阶级,把历史上最黑暗的势力看作封建社会自己瓦解的内在动力。
应该怎样评价“清官”?
有人认为:评价“清官”应该根据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在封建统治下,广大人民向往比较清明、宽大、廉洁的政治,因而拥护能减轻人民负担、伸雪人民冤枉的“清官”。“清官”体现了人民的理想,人民给予鉴定,叫做“青天”。“清官”在历史上应该是被肯定的、值得纪念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值得今天学习的人物。歌颂“清官”是中国人民的传统,否定“清官”在人民中是通不过的。
有些人说:封建社会根本没有被人民“拥护”的“清官”。人民从来不赞扬那些所谓的“清官”。“清官”这一称号不是农民鉴定的,而是地主阶级文人史家冒充农民给加上的。这些称号不代表当时农民的意见,甚至不代表当时的一般舆论。人民对这些所谓“清官”的鉴定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我们今天对于这些所谓“清官”,应该全盘否定。
另外一些同志指出: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才能对“清官”作出正确的评价。在封建社会,当人民还没有觉悟,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还没有行动起来反抗封建压迫的时候,其中一部分人可能对“清官”之类的政治现象存在幻想。这是一种落后、软弱、消极、保守的幻想。如果我们今天跟在“当时当地大多数”封建官僚和士大夫后面对“清官”进行歌颂,那是起了麻醉人民群众革命斗志的精神鸦片烟的作用。我们今天的任务应该是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武器,揭穿封建统治阶级装潢在“清官”身上的重重迷雾,消除那些过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落后、软弱、消极和保守的幻想,还他们以本来面目,给予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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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驳“农民起义无用论”
  黎晨
提要 徐肇庆同志的“农民起义无用论”或“农民起义黑暗论”,是与吴晗同志的观点完全一致的。他认为农民起义“远水救不了近火”,甚至会给人民带来种种灾祸。这套“理论”是为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万古长存服务的。
徐肇庆同志的《要用历史的眼光看清官》(见二月十七日本报“学术研究”版),一再攻击农民革命、农民起义,企图借此帮一下吴晗同志的忙,其实是帮了倒忙。这篇文章不长,却有不少妙论,概括地说,就是“农民起义无用论”,或称“农民起义黑暗论”。在作者的心目里,农民起义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徐肇庆同志在谈到封建时代农民的出路时说:“农民平时是不上衙门的,要见官员,一定是有重要事情急于要解决,现在轻描淡写地叫他们发动农民革命,不论是否成功,毕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很清楚,在他看来,农民起义不如向封建官僚叩头告状,农民起义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解决不了农民“急于要解决”的问题,一句话,农民起义是毫无用处的。这种“农民起义无用论”,一笔抹煞了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作用。
一笔抹煞,痛快固然痛快,可是你怎么来解释历史发展的规律呢?今天,恐怕连一个小学生也懂得: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不是人们主观制造的,而是客观的、必然的,根本不存在叫不叫农民“发动农民革命”的问题。既然有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就必然有农民的反抗、革命、起义,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我国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农民起义,每次起义,农民都拿起大刀、长矛向封建王朝和地主阶级杀去,官府的租税不交了,劳役不服了,封建统治遭受沉重的打击,封建王朝在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地被打翻了,或者被削弱了,这怎么能说不能解决农民“急于要解决”的问题,怎么能说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呢?革命、起义不解决问题,难道向“青天大老爷”叩头哀告反而更解决问题吗?历史上找得出一个封建王朝是由于农民向“清官”告状而覆灭的吗?不,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客观事实说明,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一九页)徐肇庆同志要人家“千万不能闭着眼睛,空谈理论”,要“尊重客观事实”,可是自己却“闭着眼睛”,否定农民起义,这有一点“尊重客观事实”的起码态度吗?
徐肇庆同志悲叹道:“一部历史从三皇五帝一直到宣统末年,尽管大小起义事件有数百起,甚至数千起,但是搞来搞去,不过是这个王朝替代另一个王朝罢了”。意思也十分明白:闹来闹去,农民起义终归失败了,因而是没有用的,是不应当肯定的。不错,由于历史的局限,农民起义常常是失败了。但是,对于失败,人们可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看法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国劳动人民从来没有在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和残酷镇压下容忍、屈服,他们总是失败了再干,敢于向反动统治实行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一七页)。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农民革命是历史上扑不灭的火焰。这是我国人民最优秀、最宝贵的革命传统。在历史上,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斗争,从来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巴黎公社不也失败了吗?难道因此就可以否定巴黎公社的伟大历史意义吗?不能。同样,农民起义的失败,也不能成为否定农民起义的理由。而徐肇庆同志却有另一种看法,他轻蔑地说:“这不过是一个王朝替代另一个王朝罢了”,从而得出农民起义无用的结论。作者大概有点心虚,赶忙声明“我这一番话并不是说,过去的农民不应该去斗争”,其实是不打自招:农民起义既然无用,又何必起义、何必搞武装斗争,还是听天由命、永世当奴隶吧,或者等待“青天大老爷”来保命吧!这实际上是数典忘祖,完全否定了我们祖先光荣斗争、流血牺牲的历史,这种态度是极其轻浮、荒诞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态度。
徐肇庆同志还向前迈了一大步,索性骂起农民起义来了:“即使人民天天斗争,月月起义,年年换朝代,也是好不了多少的。我们只要看一看历史上的所谓乱五代,那时候人民流浪各处,妻离子散,谈不上什么安居乐业。广大人民的情况不是好一些,反而是坏一些了”。应当指出,把各封建集团混战的“乱五代”当作是“农民起义”,这是胡诌白扯,毫无历史知识。不过,从他持有的这个“农民起义”的例子,我们倒能更好地弄清这种观点的实质。说穿了,这不单是“农民起义无用论”,而且是“农民起义黑暗论”了。在他看来,农民起义糟得很,造成了天下大乱,一片黑暗,闹得人民“流浪各处”,“妻离子散”,再不能“安居乐业”,情况“是坏一些了”,真是罪莫大焉。农民起义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对农民起义究竟抱什么态度?这是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毛主席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曾热烈称赞农民运动“好得很”。他说:“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这几句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难道还需要解释吗?可是,徐肇庆同志显然不赞成这种革命理论。按照他的“理论”,似乎只要农民服服贴贴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不起义,不反抗,有了“事情”找封建“官员”解决解决,就能够“安居乐业”,就“好得很”。这岂不是把地主阶级的所谓“太平盛世”看作“安居乐业”的光明时代,而把农民起义看作“黑暗”时代吗?这究竟站到什么立场上去了呢?
其实,给农民起义制造种种罪名,并不是徐肇庆同志的“创举”,论“功绩”还得归到吴晗同志的名下。一九五八年以来,历史界掀起了用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历史唯心主义的革命浪潮,要求打破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王朝体系,恢复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应有地位。而吴晗同志却“骨鲠在喉”,硬要为帝王将相争地位,大力鼓动复古主义思潮。他大喊大叫农民起义写多了,帝王将相写少了,只写农民起义“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一片打倒声”,历史成为“漆黑一团,灰溜溜的”。在他看来,历史之光不是来自劳动人民,而是来自帝王将相,汉武、唐宗、康熙、乾隆的时代是“光明”时代,而农民起义则是“黑暗”时代、“人吃人”的时代。吴晗同志的观点被揭发以后,徐肇庆同志不过是重新拾起吴晗的陈旧武器作一番无力的挣扎罢了。
吴晗也好,徐肇庆也好,他们的观点是不难揭穿的。我们认为,革命有理,造反有理。而他们否定农民起义,竭力美化“清官”,实际上就是鼓吹革命无理,造反无理,地主阶级统治、剥削、压迫劳动人民是天经地义。这种“农民起义无用论”或“农民起义黑暗论”,无疑是为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万古长存服务的。可见吴晗同志的观点并没有使徐肇庆同志的文章站住脚,而徐肇庆同志的文章反而使吴晗同志的观点变得更荒谬了。这岂不是意欲帮忙,却帮了倒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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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刚直不阿”精神的实质
  郑文希
吴晗同志大肆宣扬的海瑞精神,其中突出的一点即所谓“刚直不阿”、“大丈夫”精神。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精神呢?吴晗同志为什么不厌其烦地要我们加以继承和学习呢?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刚直不阿”,是封建士大夫十分吹捧的一种精神,为了正确了解它,就必须同封建统治阶级本身,以及产生这些思想的历史基础联系起来考察,才能揭露其阶级实质。
超阶级的“刚直不阿”、“大丈夫”精神,是不可能存在的。封建士大夫都是封建统治阶级所豢养的臣仆,他们不可能离开统治阶级而独立存在。被吴晗同志吹捧为“刚直不阿”的典型的海瑞,为了替皇帝效劳,尽管宦途坎坷,已经七十二岁了,还劲头十足地应诏到南京做官。因为,“君为臣纲”,“君命臣死,臣不敢不死”,“君命召不俟驾而行”,从来就是封建士大夫奉为天经地义的道德准则。海瑞的“刚直不阿”精神,正是同这种阶级的道德准则紧密相联的。
在一般情况下,“刚直不阿”多是封建士大夫用来赞美那些敢于犯颜直谏、敢于同权臣斗争的人物的精神。海瑞据说就具有这种性格。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一剧中更极尽其渲染之能事。那么,在封建社会里,为什么有一些人敢于“直谏”和“斗争”呢?
在封建制度下,保持封建土地占有制以及耸立在这种占有制基础上的封建王朝,这是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所在。但是,农民起义的风暴,一再打击了封建土地关系,倾覆了一个接一个的封建王朝。在保持封建土地占有制和封建国家方面,许多投靠皇帝的封建士大夫同封建皇朝有着共同的利益。许多有远见的封建士大夫也多少感觉到,“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换句话说,农民是剥削的对象,也是革命风暴的源泉。因此,他们对农民的剥削不得不有一个限度。
但是,残暴的封建统治者,又在不断挖自己的墙脚。封建统治者的贪欲是无止境的,这就必然造成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激化,而引起同封建皇朝利益休戚相关的一部分士大夫的忧心。因此,他们或者犯颜直谏,揭露一些矛盾,或者出谋划策,妄图挽狂澜于既倒,或者进行几场内部斗争,抑制一些豪强的无穷贪婪和肆意暴行。但是,这些社会庸医的共同特点是,幻想保存现有的生产条件(封建制度),而避免它的社会后果;揭露一些次要矛盾和现象,他们的抑制豪强,是打苍蝇不打老虎,为了维护最大的豪强——封建皇帝的利益,而抑制其他小豪强的利益。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刚直不阿”、犯颜直谏、不避权贵的阶级本质。海瑞的《治安疏》也道出了这个秘密。他在《治安疏》的开头就说得很清楚:“可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事。”他在疏中向嘉靖皇帝警告说:“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自阶下登极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农民起来暴动了,“君道”、“臣职”都保不住了。所以他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为了明皇朝的“万世治安”,而冒死上疏的。海瑞的抑制豪强不过是为了在“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
这类“刚直不阿”的道德情操,既然从根本上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那末,所谓“圣君”自然就极力加以鼓励和提倡。这无非是一方面鼓励这些士大夫为他们鞠躬尽瘁,出谋献计;另一方面又把这些士大夫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工具,用来揭发、弹劾和惩治那些危害封建皇朝法定利益的个别贵族集团。例如,宋朝包拯“立朝刚肃、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②,不就是起了这个作用吗?统治阶级还把
自己提倡“刚直不阿”精神,作为掩饰封建皇朝凶残本相、麻醉人民的鸦片,以欺骗老百姓相信完全可以通过这些“刚直不阿”的士大夫,来“解除”自己的苦痛,千万不可图谋不轨。
由此可见,“刚直不阿”精神是封建统治阶级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只是经过加工制造,便具有一幅独立化的外表而已。在封建社会中,有些士大夫确实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种精神,并以此作为他们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必须透过封建统治者加上的庄严的圣洁的光圈,看到这种精神的阶级实质。
这种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刚直不阿”精神,可以象吴晗同志所说的,被无产阶级移用于今天,“使之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生产服务”吗?根本不能。列宁说过:“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③这就是说,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决定了我们对人对事的根本态度。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是同“刚直不阿”精神毫不相干的。
“刚直不阿”的精神是我们对待阶级敌人所需要的吗?根本不是。我们对于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充满了最大的阶级仇恨。鲁迅说得好:“横眉冷对千夫指”,就是说的对于阶级敌人要同他们作坚决斗争,以至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刚直不阿”。
“刚直不阿”的精神能够移用于对待人民吗?根本不能。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④衡量一个人的道德面貌就看他是否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里所需要的正是鲁迅所说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为了人民,可以出生入死、不畏困难、不怕牺牲,根本谈不上什么“刚直不阿”。
“刚直不阿”的精神能够移用来处理同志关系吗?也根本不能。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同志是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我们必须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互相帮助,加强团结。毛泽东同志说:“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⑤就是对待同志的缺点和错误,我们也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所谓“刚直不阿”的精神,同革命者的态度是多么格格不入。
“刚直不阿”的精神还能够用来对待党的领导和一切革命组织吗?完全不能。共产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党的利益同无产阶级的利益、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党具有三大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作风,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由于主客观的各种原因,有时的确也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⑥对待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党,如果说还需要封建士大夫的“刚直不阿”精神,那岂不是奇谈怪论吗?
在我们党内和各种革命组织内部,还存在领导同被领导的关系。在处理领导同被领导、上级同下级之间的关系上,也不需要什么“刚直不阿”的精神。在党内和革命组织内部,人同人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互助合作的同志关系。所以有领导同被领导、上级同下级之分,只是由于革命分工的不同,而且这种关系是完全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之上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党的原则、革命的原则来处理这种关系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只能是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这一切革命美德,同封建士大夫的“刚直不阿”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可见,作为封建道德规范的“刚直不阿”精神同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格格不入的,根本不能移用于今天。否则,不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知,就是要用封建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
①《唐书·卢藏用传》。②《宋史·包拯传》。③《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五八页。④⑤⑥《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三、一○○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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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应该否定海瑞
  李东森
我认为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首先必须有历史的观点,因为任何时代的历史客观环境,对每一个人都起着相当的局限作用。否则,即难以说明问题。
但是,有的同志说:“海瑞是封建皇室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忠臣;他之所以为民,实质上是为了朝廷;所做的一些兴利除弊的措施,本质上是替封建统治服务,对巩固封建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既以海瑞之如此所为为非,那末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人臣,该如何作才对呢?这无疑是以为只有用农民起义的革命手段来推翻这个王朝再建立另一种社会,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和封建统治阶级间的矛盾才行。但这样的想法,是否符合于当时之历史客观条件呢?
学过社会发展史的人都会清楚,社会有它的发展规律,人的主观能动性必须与当时历史的客观条件相结合,才能对历史起到推动作用。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不会随着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当一个封建王朝尚未临于腐败不堪的崩溃阶段,即使农民进行革命,也不会给人民带来幸福,而只会带来灾难。尤其是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还不十分尖锐时,即使侥幸成功,也不过是改朝换代。李自成颠覆明室后的结果,即是很好的证明。当清王朝建立后,反清斗争虽曾一起再起,而由于清朝统治力量尚未至于没落阶段,均归于失败。况当明万历年间,统治阶级还有相当的统治力量,即使是走农民起义革命的道路,能保成功吗?即使成功,能出现我们现在的这样社会吗?
我国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论封建中曾这样提道:“彼封建者非圣人之意也,更古圣王尧舜禹汤而莫之能去,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能也。”孔子生于乱世,而志在大同,然而当时正处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阶段,他的理想实现不了。后不得已,他乃归鲁设教,著书立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把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传给后世,希冀于来者,可知封建社会之不可逾越也。为防止后代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使取于民有制,以期人民能够在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少年免于死亡的基础上,安居乐业,发展生产,免遭饥饿流离和战祸摧残之苦,复敷之以五教,申明君臣之义和人君对人民应尽的责任,以为后世法,使诸侯士大夫皆有所矜式。故仁人之事君,要引导其君行仁政。君有过,则谏。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则仕。谏不行,言不听,膏泽不下于民则去。象孟子说的:“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如果直言敢谏而触怒皇帝,甚至削官贬职,受刑遭诛,惟义所在,在所不计。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我国历史上的箕子、比干、屈原、司马迁,魏征、韩愈、陶潜、包文正、岳飞、文天祥等,都属于这一类人物。而海瑞的罢官和所作所为也正是这样。
明朝黄宗羲曾这样说道:“吾之仕也,为天下,而非为一君。为万姓,而非为一姓。”海瑞也正是这样的。而我们现在以海瑞在爱民的基础上忠于君之忠,来忠于我们现在的革命事业以及我们伟大的党和领袖。以海瑞刚正不阿、敢于向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来用于反对不良倾向,这不但有可取,而且大有可取。
至于清官的本质是什么、应该不应该歌颂的问题,我认为如果用历史的观点去认识,那末凡是站在爱民的基础上而忠于君之清官,是可以歌颂的。如果把清官认成是为封建统治阶级起巩固作用的而不应该歌颂,那末试想在我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中的名臣贤将哪一个是为封建统治阶级起破坏作用的?只有利己殃民的贪官污吏,如严嵩、秦桧之流才是这样。难道我们对这些人来歌颂吗?自然不能。如果凡巩固封建统治的就不能歌颂,那么,我们数千年封建社会里的人物只可一概否定。同时说明我们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根本就不应该有,而应该早就实现我们现在的社会。实际上要是这样地看问题,我们现在的社会也有些走得太慢,应该立刻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不然,将来共产主义社会里的人不又非议我们吗?
社会的进化都是从原有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我们现在能有这样大的一个民族屹立在世界上,并有着悠久的文化和历史而号称文明的古国,是与历史人物中无数忠义有道之士的臣君辅国,使人民少受战祸之苦,得有安居生息之机分不开的。孔子在论管仲时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他的所为不同样是为封建统治阶级起了巩固作用吗?唐代贞观之治,曾被誉为我国封建社会中的黄金时代,当时的魏征所起的作用也同样是如此。我国的珍贵历史遗产是应当总结继承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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