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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研究
为什么坚持这个“看法”？
——评吴晗同志《自我批评》里对清官的认识
余心泽
提要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里坚持他对清官的看法一贯正确。他认为在封建阶级的压迫下劳动人民“向往”的是“清明、宽大、廉洁的政治”。他们与地主阶级是没有矛盾的，只有与“乡官”的矛盾。他们的阶级斗争形式是“告状”。这是根本否定了封建社会里的阶级斗争。
他认为清官虽然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他们仍是人民的“青天”。这是彻头彻尾的封建地主阶级的观点。
他在狂热地宣扬了“清官”海瑞是“站在农民和市民立场上”的谬论以后，又说“决不可以得出结论，以为青天就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政治家”。这是玩弄欺骗伎俩，企图掩盖自己的错误观点。
他坚持“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与“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的观点，这是公然宣扬阶级调和论，鼓吹阶级合作。
归根结蒂，吴晗同志坚持这些错误观点，目的是为他的《海瑞罢官》辩护，拒绝批评。
自从开展《海瑞罢官》的讨论以来，到吴晗同志发表《自我批评》，其间已有一个多月。讨论中涉及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评价历史上的清官。在这个问题上，也和对待其它问题一样，吴晗同志根本没有听取许多同志对他的批评意见，而是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他在回答别人的批评时，引证了一九六○年他写的《况钟与周忱》中的一大段话，证明他对清官的看法是无可非议的，然后说道：“今天检查起来，这个看法我基本上还没有什么改变”。这分明是说：他对清官的看法，过去正确，现在也仍然正确。那末，吴晗同志对清官的“看法”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为什么他要坚持这个“看法”而坚决不肯改变呢？
还是从《况钟与周忱》的那一段引文谈起吧。仔细欣赏一下这段引文，可以发现吴晗同志关于清官的论述原来竟是一篇“奇文”，难怪吴晗同志要对它如此心爱，如此坚持了！在这篇“奇文”里，包含着许多奇谈怪论，人们大可借此开开眼界。
奇谈怪论之一是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民的剥削、掠夺上面的，封建官僚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一切政治设施的最后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在封建官僚的压迫、奴役下，广大人民对于比较清明、宽大、廉洁政治的向往，对于能够采取一些措施，减轻人民负担，伸雪人民冤枉的好官的拥护了。”
按照吴晗同志的“看法”，封建社会里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他们所“向往”的，只是“比较清明、宽大、廉洁的政治”；他们所能采取的办法，只是“拥护”一些“清官”，请求“清官”替他们“减轻”一些“负担”，“伸雪”一些“冤枉”，如此等等。除此而外，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向往”了！在封建地主阶级的奴役压迫之下，广大人民是否“向往”革命斗争呢？在这篇《自我批评》里没有正面回答，但实际上他是反复说明了的。
他说：“这个地区的阶级矛盾是农民对乡官的矛盾，不是一般的农民对地主的矛盾；这个地区的阶级斗争是农民对乡官的阶级斗争。”这就是说，在吴晗同志看来，一般的地主与农民是没有矛盾的，农民对他们也不作斗争的，只有那些乡官，才与农民有矛盾，农民才与他们作“斗争”。凡是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吴晗同志既然取消了这个最根本的矛盾，那末还有什么阶级矛盾，革命斗争可言呢？
那末，农民又是怎样同乡官作斗争的呢？吴晗同志说：“告状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在《海瑞罢官》这个剧本里，洪阿兰一家虽有三代仇冤，但她所想到的复仇办法，只是“告状”“告状”，别无其它“向往”。而“告状”要能获胜，又非要“清官”出场帮忙不可了。在吴晗同志的“理论”和《海瑞罢官》这个作品中，好象的确有这样的“清官”，他虽然也是封建官僚的一员，但在农民和乡官的“阶级斗争”（告状）中，却能站在农民一边，减轻农民的负担，伸雪农民的冤枉。既然有这样的“清官”、“好官”，不言而喻，广大人民又何必“向往”革命斗争呢！
吴晗同志抹杀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又创造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奇妙方案，这就无怪乎他在其它的文章中，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向往革命要深恶而痛绝了。他说：“要强调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就非相对地刻划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活动不可”，对封建社会“比较全盛的时代的领导人物不写或很少描写，于是，历史的光明面丧失了，写在书上的尽是这个皇朝如何坏，农民起义推翻了它，另一皇朝起来了，又如何坏，农民起义又推翻了它，一片打倒声，历史几乎成为漆黑一团，灰溜溜的”。吴晗同志在这里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点和阶级感情。他对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是那样的痛恨，而对历史上的那些帝王将相，“清官”和“好皇帝”则是那样的深爱。
我认为吴晗同志这一点坦白性，是应该肯定的。的确，在今天，谁有这样的勇气，“敢”为早已被推翻了的封建地主阶级抱“不平”呢？谁“敢”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帝王将相公然看作是历史的“光明面”，而把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的农民起义运动，咒骂为“漆黑一团”呢？看来，吴晗同志确实“属于敢的一流”！他不仅“敢”于这样看，“敢”于这样说，而且到现在还“敢”于这样坚持。可惜的是，他所坚持的不是正确的东西，而是十分错误的观点。
奇谈怪论之二是说：“对于能够采取一些措施，减轻人民负担，伸雪人民冤枉的……好官，人民作了鉴定，叫作‘青天’。……但是，也决不可以由此得出结论，以为‘青天’就是站在人民立场的政治家。不是的，恰恰相反，他们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官僚，在这一点上，也和当时其他封建官僚一样，是和人民对立的。”
吴晗同志的这一段话，表面上看来，好象是说，历史上人民对“好官”的“鉴定”是缺乏阶级分析的，我们应该坚持阶级观点。但实际上，吴晗同志的意思并非如此。第一，吴晗同志在许多地方反复说明历史上人民把某些“清官”叫做“青天”的现象，并不是为了否定这种说法，对这种现象作认真的阶级分析；相反，却是为了反复地肯定它。第二，吴晗同志自己也是把这些“清官”叫作“青天”的。就在《况钟与周忱》这篇文章里，他还专门立了《况青天》这一节，并说：“苏州人民好容易有了一个青天，松了一口气”等等。因为在吴晗同志看来，劳动人民根本不“向往”革命，只“向往”“清明、宽大、廉洁”的政治，也就是说他们只配有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那末，既然出现了这样的“在不损害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前提下，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的“清官”，既然承蒙他们对劳动人民“宽大”了一下，劳动人民怎么能不对他们“感恩戴德”呢？怎么能不喊出“青天大老爷公侯万代”，也即是“清官万岁”的口号呢？
不错，历史上曾经有过这种现象，即劳动人民对“清官”存在着幻想，把他们叫作“青天”。这是劳动人民长期以来受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欺骗，受了封建意识形态毒害的结果。那末，自谓站稳了阶级立场的吴晗同志，在今天就不应该狂热地宣扬“清官”，宣扬“青天”的作用了。可是恰恰相反，他对况钟和周忱备极赞扬，认为他们“在历史上也就应该是被肯定的，值得纪念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值得今天学习的人物”。他对海瑞，则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歌颂他是农民的“救星”，祝愿他“公侯万代”、“万家生佛把香烧”。吴晗同志对这些“清官”的评价，早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而代替它的，是十足的封建统治阶级的观点！吴晗同志这样宣扬“清官”，究竟是受了“欺骗”呢，还是为了欺骗呢？自称早在十五年前就已经“克服了超阶级观点”的吴晗同志，说是受了“欺骗”是没有人相信的。那末，剩下来的也只能是为了欺骗了。——不管是“受了”还是“为了”，总之，它继续在对人们起欺骗作用，这是可以肯定的。
吴晗同志说：“决不可以由此得出结论，以为‘青天’就是站在人民立场的政治家”。但是，究竟是谁“得出”这样“结论”的呢？难道不正是他自己吗？一九五九年九月，他在《论海瑞》里说：“清官”海瑞，“是深深得到广大人民爱戴的言行一致的政治家。他站在农民和市民的立场上向封建官僚、大地主斗争了一生”。说：“对农民和地主打官司的案件，他是站在农民一边的。海知县、海都堂是当时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他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隔了一年，一九六○年九月，他笔锋一转，却教训人们说“决不可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而过了不到两个月，他在《海瑞罢官》里，实际上又把海瑞描写成为人民的救星了。这前后三篇文章，两种对立的观点，究竟哪一个是代表吴晗同志的观点的呢？现在据说是“诚心诚意”写的这篇“自我批评”，孤零零地端出一九六○年的那段话来，说“这个看法我基本上还没有什么改变”。那末，请问吴晗同志，你对《论海瑞》和《海瑞罢官》里的观点有没有改变呢？你现在端出来的这个“看法”难道又是正确的吗？在学术讨论中，允许坚持自己的这种或那种观点；但决不能一个篮子里放着两种货色，用得着什么就取出什么来。这种狡诈的手法，究竟是“诚心诚意”的“自我批评”呢，还是“假心假意”的“自我批评”呢？
奇谈怪论之三是说：这些“清官”、“好官”，“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这些好事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的”。
按照吴晗同志的这个“看法”，则“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也就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的“当前利益”。两者是“一致”的，没有矛盾的。什么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呢？当然是长远地剥削和统治劳动人民。在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一个统治阶级不是希望自己的统治万世永固的，也从来没有一个统治阶级不是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基础上的。他们的利益同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怎么能是“一致”的呢？认为它们有“一致”的利益，就是把两个对立阶级在阶级利益上的尖锐冲突完全抽掉了，从而阶级的矛盾就不存在了，两个对立阶级就可以互相合作，互相拥抱了！吴晗同志在这里，不分明是在宣扬阶级调和论吗？不错，在阶级社会里，当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或经济上作某些改良的时候，对当时的劳动人民是可以带来某些好处的。但是，某些好处不等于广大人民的“当前利益”。这终究不过是劳动人民多被剥削一点和少被剥削一点的区别而已，它无论如何总不会改变劳动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因此两个对立阶级在阶级利益上的冲突不可能取消，不可能“一致”。吴晗同志大肆宣扬这种两个对立阶级利益的“一致”论，请问，在今天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中，它又是与哪一个阶级的利益“一致”，与哪一种思想“一致”的呢？
作了以上分析以后，就可以看出，对吴晗同志来说，他所坚持的确实是十分重要的。这些都是他的“理论”的“精华”所在，是轻易不能“改变”的，他早在一九六一年二月（《海瑞罢官》演出不久）就声明过，看了这个戏“会有许多人不满意”，“但是，决不认错，因为无错可认”，“决不能算错误”。为什么要如此自持呢，因为这个“看法”一“改变”，《海瑞罢官》岂不就失去了“理论”的支柱？“大丈夫”岂不就成了“小丈夫”？“真男子”岂不就成了“假男子”？所以坚持这个“看法”，也就是坚持《海瑞罢官》。《海瑞罢官》不是根本不写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而只写他们“对于比较清明、宽大、廉洁政治的向往”吗？不是根本不写他们对革命的“向往”，而只写他们对“清官”的“拥护”吗？《海瑞罢官》里的劳动人民不是一个劲地在给海瑞“作鉴定”，叫他作“海青天”、“海父”、“海龙王”吗？《海瑞罢官》里的海瑞不正是为着“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而斗争，同时又完全与“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的“当前利益一致的”吗？吴晗同志既然坚持他对“清官”的“这个看法”“没有什么改变”，也就等于他对《海瑞罢官》的“看法”“没有什么改变”。批评由你批评，“好官”我自“颂”之！什么“使我认识了错误”云云，都不过是聊蔽“风雨”的门面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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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
时汉人
提要 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形成是复杂的，同作者的创作动机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据效果而定这个或那个动机。学术上的错误不一定都归结为政治上的反动表现。吴晗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辩别是非，只是不自觉地在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现在对吴晗的批评缺乏具体分析，拿不出充足的证据，不能以理服人。
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文字很长，内容很杂，概括言之，它的基本精神是自我辩护，包含有反批评的成分，同时也承认了某些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尽管这些在文章中不占主要地位，也没有作深入的批判，但承认了某些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是客观事实。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不完全同意别人对他的批评，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但他的文章题为“自我批评”，实则以很大的力量作自我辩解、洗白和澄清，名不副实，文不对题，无怪乎有些同志很气愤了。
最近，各报发表了不少对《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的批评文章。这些文章中理由充足的部分，我们是同意的；理由不足的地方，我也有异议。这里谈几点意见和大家讨论。
动机和效果问题被弄得简单化了
吴晗同志研究海瑞，写歌颂海瑞的文章、剧本，其真实的、具体的动机何在？他内心是如何想的？有些同志很急于要知道这一点。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虽然引述毛主席的话承认自己立场是有问题的，看来这个回答不能满足有些同志的要求。他们指责吴晗同志假装糊涂，自欺欺人，一定要他招认出“不可告人的目的”，交代当时是如何自觉地配合阶级敌人复辟活动的。究竟根据什么呢？无它，先从作品思想内容分析，联系彼时阶级斗争形势，引出作品客观效果，然后据效果而定动机是这个或那个，是谓动机和效果统一论。
是的，我们是主张动机和效果统一论的。我们对于动机和效果二者的关系的看法，既不要强调动机否认效果，也不要强调效果否认动机；既要同唯心论者划清界限，又要同机械唯物论者划清界限。我们应该用《海瑞罢官》在演出、发表的当时产生的社会效果，去检验吴晗同志的主观意图是否正确，或者说，他的心是否好。
通过对剧本内容的分析，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宣扬了超阶级的国家观，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表现了吴晗同志错误的道德观、历史观等等，对退田、除霸、平冤狱和海瑞的“傲骨”的描写，在当时起了某种程度的配合阶级敌人进攻的作用。这就可以断定吴晗同志的主观动机是不好的，是有立场问题的。事实上，吴晗同志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往下再追问他的主观意图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就需要从吴晗同志的全部社会实践中拿出许多事实，进行周详的、严密的、具体的考察。不能说，有什么效果就是作者有这个或那个动机，《海瑞罢官》的客观效果是配合了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吴晗的动机就一定是号召人们“退田”、“平冤狱”，搞反革命复辟活动。这样说，看起来倒也干净利落，方便省事，动机和效果绝对地统一起来了，但这样搞“统一”是形而上学的统一，是机械唯物论者轻率的作法。把问题弄得如此简单化、绝对化，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知道，在文学上有所谓客观意义大于主观思想的问题。一个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对生活真实进行了高度的艺术概括，他创造的艺术形象的客观意义往往大于或超过他的主观意图。马克思说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等“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英国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第六八六页）。这不是说狄更斯等如何比当时的资产阶级学者高明多少倍，对那些政治和社会真理都认识到了，而是说他们的作品在再现现实生活时具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获得了较大的客观意义，可以说是非作家意料之所及的。同样，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有他自己的动机和目的，但他决没有表现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和揭露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的主观意图，因为他没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但是，一个今天的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读者能从中得出结论，认为《红楼梦》的思想意义里有一条是表现了封建社会灭亡的必然性的。很显然，我们不能说有这个效果，曹雪芹就一定有这个动机。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形成是有很复杂的因素的，它是作家力图表达的思想、用以表达思想的方式、作品发表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以及读者自己的体验等等多方面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同作家本人的创作动机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据效果而定这个或那个动机，把动机和效果完全等同起来。
那么这样说，对吴晗同志的真正创作动机是否就不可知了呢？不，一方面固然要有待于吴晗同志自己去检查，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摆出吴晗同志全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材料进行分析，参照其作品的客观效果加以判断。不能单凭作品的客观效果下结论，那是既说服不了吴晗同志，也无法使读者心悦诚服的。总之，对这样关系重大而特别需要慎重的问题，批评者是不宜太武断的。
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绝对化了
学术问题是不是政治问题？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学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反映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而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体现，学术必然要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学术领域内的斗争必然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这是分析学术问题的阶级实质的理论根据。这个道理吴晗同志是有些懂的，他没有认为《海瑞罢官》只是学术问题，而承认它在政治上客观效果是恶劣的，是一个政治性问题。
问题在于，具体到每一个人，学术问题上错误是否都可以归结为政治立场的反动的表现？吴晗同志说他“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但在另一面，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却还基本上是旧的、老的、资产阶级的”。一个人可以有截然对立的政治上的和学术思想的两种阶级立场，这种概念是不科学的，也是人们不能理解的。但从全文看，吴晗同志所表达的意思多少可以触及，即是他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但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思想深处还蕴藏着不少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因而在特定条件下不自觉地在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应该说，这是可以说得通的。虽然任何学术问题的错误最终都可以从社会的阶级斗争中找到解释，但学术问题还是有它的特殊性的。一个人学术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可能是其反动的政治立场的表现，也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不熟悉，或者对马克思主义还有怀疑所致，而且与当时学术界的思想水平，与由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决定的泛滥于整个学术研究领域的某种思潮都有关系。
毛主席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说：“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又说：
“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这就是说，现实生活中具有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政治立场同时由于不熟悉或怀疑马克思主义而在学术问题上犯错误的人是存在的。有人说：“一个人在政治上站在什么阶级立场，在学术上便会作出与他的政治立场相适应的表现。”这个说法一般说是正确的，否认这一点，就是不承认学术问题归根到底是政治问题。但不能把问题绝对化，以为一个人的学术上的错误一定是其政治立场反动的表现。按这个逻辑推演下去，在现实生活中势必要把一些不是政治立场反动的人打到敌人那一边去，这对我们的事业是不利的。
有的同志虽然也同意不能把问题绝对化，同意生活中确有一些人犯这样或那样的学术上的错误，只是学术问题，但是断言吴晗同志是一个例外，说他对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以学术作为保护色，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足以使这种说法成立的真实凭据究竟有多少呢？光是吴晗同志前几年学术问题的一些言论和活动就能够使人完全相信这种说法吗？政治斗争是十分严肃的事，判断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是否反动，需要从他的全部社会实践的具体材料出发，特别是要考察他对党的领导、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具体的革命工作的基本态度如何，不能轻率地根据某一方面情况下结论。实际上，这种简单化的作法已经造成某种僵持局面，即一方面某些同志一口咬定吴晗同志对自己过去几年中所作所为的反动性很自觉，其政治立场是完全反动的，另一方面吴晗同志也不能被说服，坚持认为自己是不自觉的，政治立场是站稳了的，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值得我们认真考虑一下吗？
对这个问题，我们同意姚文元同志的这一分析：“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个论断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它并不排除一个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的人在某种社会条件下不自觉地当了阶级敌人的义务兵的可能性，也不排除一个站在反动立场上的阶级敌人乘机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可能性；既不排除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出来的必然性，也不排除在这个或那个思想没有改造好的作家笔下反映出来的偶然性。它强调的是阶级斗争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通过对吴晗同志过去几年中宣传的错误的学术思想批判，应该促使我们进一步分析、研究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是如何反映的，揭露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阶级实质，因而从中汲取深刻的、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增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坚决捍卫无产阶级思想阵地。我们认为，这才是我们头等重要的战斗任务，至于吴晗同志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是“真的不懂得”还是“假装不懂得”，似乎不必急于替他作结论。
对吴晗的批评拿不出充足证据
我们认为，对于吴晗同志发表文章，承认某些错误，提出看法，应该抱欢迎的态度。吴晗同志如果继续坚持他过去的意见，只要讲出理由，就应该深入研究，如果他提出了新的看法，也应该认真予以考虑。应该说，吴晗同志发表文章对讨论的深入开展是有好处的。
现在有些同志动辄就说他的“自我批评”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进攻、新挑战，又拿不出很充足的证据来，这是无助于讨论的。我们认为，这个讨论还只是刚刚揭开序幕，离作结论还太早，谁是谁非大致上有个眉目了，但是涉及许多具体问题，如清官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剧问题等等，还远没有完全弄清楚，也没有在学术界取得一致的看法。吴晗同志在他的“自我批评”里提出的不少看法是值得我们讨论的。有人说，他又宣扬了中、小地主和农民利益一致论，宣扬了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和被统治阶级当前利益一致论，宣扬了海瑞的“退田”给部分农民带来了好处，一言以蔽之曰：宣扬了阶级调和论。问题果真能作这样的概括吗？不能。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批评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干脆把它抛弃了”，他说：“宣布这个哲学是错误的，还不等于制服了这一哲学。”这里，我们无意于作什么比拟，只是希望我们的批评者能重视对许多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予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解释，真正作到以理服人，不能压服。
另外，对吴晗同志的文章的批评也要实事求是，错误的意见应该批评，正确的看法也要肯定。引用吴晗同志的原文，必须力求准确。有的同志在这方面注意得还不是很够的，断章取义，削足适履，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不顾作者的原意，随心所欲地加以肢解、硬凑，乍看起来，振振有词，实际上经不起对证和推敲，这样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引证史料，尤其要有科学态度。已经有人指出某些同志引证同一资料里合乎自己论点的部分，抹杀掉不合自己论点的部分，这种手法也是为马克思主义者所不齿的。
我们认为，意识形态领域内围绕《海瑞罢官》问题展开的这一场大辩论，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在思想界的反映，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而这一场斗争主要是以学术辩论的形式进行的，因此它要求我们既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又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在这方面，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是我们的表率。马克思在他的名著《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中说：“每一种以科学批判为根据的判断，都是我欢迎的。”他对论敌的意见，总是认真考虑，然后以充足的论据、严密的逻辑和极大的战斗力给予回击。我们应该好好地学习这种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在这场大辩论中不仅反击喧嚣一时的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而且通过不同意见的交锋，解决多年来没有正确解决的许多问题，从而发展、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提高学术研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造成一个同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的高涨形势相称的学术文化大繁荣、大兴盛、大提高的新局面。为此，当前对于吴晗同志的批评中的某种简单化倾向，不能不加以克服和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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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瑞爱什么“民”？
柳明瑞 王凤安
历代的地主阶级不断地赞扬海瑞“爱民如子”，社会主义时代的吴晗同志更赞扬他“敢替老百姓撑腰说话”，“是当时被压抑、被侮辱、被冤屈的人们的救星”。吴晗同志在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把海瑞装扮成坚定地站在贫苦农民的一边。到底海瑞爱的是什么“民”呢？
海瑞说：“官民界限凛不可越。”（《保甲告示》）可知“民”只是与“官”相对称的一个概念。他在《劝赈贷告示》中更明确地说：“贫民富民，均一天地所生之民也。”因此，“民”包括两个相敌对的阶级中的人。地主富农有的做官，有的也爬不上去，这些没有乌纱帽的地主富农，海瑞也称之为“民”。其实对这两种“民”，海瑞爱的主要是富民、即地主富农，而不是穷民。
海瑞爱富民。为了富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保证富民的剥削地位的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海瑞看出“竭泽而渔，非不得鱼，明年无鱼”（《兴革条例》），所以就主张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给穷民们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条件，使他们不谋反作乱。他一生的退田、丈田、召募逃民、赈济穷民等等，无非是些钓饵。而且这些钓饵，连他自己也承认是“小民之肉”。海瑞的“明智”之处，就在于他为了挽救朱明王朝于既倒，实施了某些改良措施。其前提是依旧保持封建政权，而不是推翻它；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削弱或扑灭农民的革命烈火；其限度是地主阶级所允许的，而不是穷民要求的满足。
列宁曾经透辟地揭露过改良措施的实质，是“当做一种反对革命阶级但也多少改善这个阶级处境并以此防止统治阶级垮台的措施”（《列宁全集》第六卷第三二三页）。就以海瑞进行的丈田、一条鞭法来说，吴晗同志认为：“退田毕竟是‘卵翼穷民’的措施之一，根本的办法是清丈……贯彻一条鞭法。”但是我们认为，退田也罢，清丈也罢，贯彻一条鞭法也罢，对封建土地所有制连一根毫毛也没有触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根本的办法”呀？
海瑞对穷民，特别是对革命农民的态度怎样，可以从他中举时作的那篇《治黎策》中去找解答，这是他讨伐黎族人民起义的第一篇檄文。他中举之后又接连写了《平黎疏》、《上兵部图说》，进一步发挥了他的反革命的策略思想。他反对跟善于与封建军队周旋斗争的黎族起义军讲和，说什么“误宋者在一和字”，主张乘大军之势，平定“首恶”之后，马上在琼州开通十字路，以便互相呼应，进剿“黎寇”。在任淳安知县时，他威胁革命的矿工们，“若仍前所为，是终日取祸之也”（《谕矿徒告示》）。为了加强军事力量，保住印把子，他一方面很善于治兵，办法有二，一是“寓兵于农”，强化“保甲法”，“觉察各户动静”，即建立特务系统，一是练兵于官，即抓军队的训练，包括军事训练和灌输反革命思想；另一方面又很会向农民进行反革命宣传，教育农民“毋斗争，毋作强贼，毋殴杀人，毋从白莲教自事负其生”（《劝农文》）。在罢官后琼山闲居时期，他还喋喋不休地进行说教：“做百姓不可做刁顽不听法度的百姓。”总之，革命的农民是明王朝、也是海瑞的“心腹之疾”。对于他们，海瑞是亲手刃之而不解其恨的。
不消说，在封建社会里“被压抑、被侮辱、被冤屈的人们”，莫过于这些革命农民了。他们被逼上了梁山，而明律明文规定：“谋反”是“十恶”之一，不可饶恕。一丝不苟地执行“三尺王法”的海瑞，当然对他们是毫不宽恕的。海瑞根本不是他们的“救星”，而是他们的“公敌”。吴晗同志把穷苦农民的“公敌”美化成“救星”，这不明明是在将农民和他们的敌人“合二而一”，反对农民的阶级斗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