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编者按：又一个“三十年代”的人物阳翰笙，也是周扬反党集团的一员大将。这个钻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多年来，窃踞着全国文联党组书记等领导职务，在文艺界极力推行周扬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妄图和他的主子们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阳翰笙一贯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特别是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他赤膊上阵，公开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拚命保持和巩固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文艺的老窝子，并抛出了《北国江南》《李秀成》《三人行》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阳翰笙实际上是周扬死党的“组织部长”。他禀承周扬的意旨，招降纳叛，搜罗牛鬼蛇神，把持文艺阵地；他运用各种反革命的手段，软硬兼施，千方百计瓦解和腐蚀文艺队伍，使文联及其所属的各个协会成了推行周扬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工具。
文艺的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建立一支什么样的文艺队伍，是关系到毛主席文艺路线能否得到贯彻，关系到文艺为谁服务的头等重要的问题。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把文艺界的领导权夺回来，并且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要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把文艺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彻底斗倒、斗垮、斗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痛斥阳翰笙“十条绳子”的谬论
一九六二年三月，在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策划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阳翰笙等一伙，召开了一个广州话剧、新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会上，阳翰笙扯下画皮，赤膊上阵，扮演了反党急先锋的可耻角色。他不仅给一伙牛鬼蛇神壮胆撑腰，伸冤出气，而且亲自出马，作了一个又长又臭的讲话，疯狂攻击党的领导。
这个讲话，是阳翰笙全面的、系统的反党纲领，是他的反党面目的大暴露。
在这个会上，阳翰笙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恶毒地污蔑党用“十条绳子”捆住了作家的手足。据他说，这“十条绳子”造成了“五个一定”，即所谓“一定要写重大题材；一定要写英雄人物、尖端人物；一定要参加集体创作；一定要限期完成；一定要得到领导批准”，引起了“五个不敢”，即所谓“不敢写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不敢写讽刺剧；不敢写悲剧；不敢写英雄人物的缺点、失败；不敢写党员的缺点、领导的缺点”，使得作家“顾虑重、下笔难”，使得作品“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罪名可谓不小。
阳翰笙口口声声叫嚷的“十条绳子”，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货色，不过是胡风反革命分子攻击党有“五把刀子”压在作家头上的翻版，不过是拾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攻击党的领导的余唾！
阳翰笙首先叫嚷要破“创作规律”问题上的几条“框框”，这就是所谓“不按照创作规律办事”，所谓不承认“创作需要才能”，所谓“否认艺术创作个体劳动的特点”，所谓“逼着公牛挤奶”。
阳翰笙喋喋不休叫嚷的“创作需要才能”呀，要尊重“创作规律”和作家“个体劳动的特点”呀，说来说去，就是一个意思：文艺领域是个禁苑，艺术创作是复杂的精神劳动，对作家只能“尊重”再“尊重”，
“照顾”再“照顾”，他们那套资产阶级的臭玩意动不得。阳翰笙不是这样狂妄地宣称过吗：党要是过问一下创作，就回敬他说“你给我写个戏来看看！”
阳翰笙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文艺是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文艺工作者如果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高踞在人民群众之上，党和人民就要把你掀倒；如果要写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乌七八糟的东西，党和人民就要干涉，就要斗争，这是我们坚定的原则。
阳翰笙对领导、专业人员、群众三结合的创作方式深恶痛绝。他歪曲“三结合”是“三出”：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我们自己出技巧。他攻击“三结合”是“四定”：定题、定人、定时、定量，是“搞大兵团作战”，“大家一起哄，一起搓”。一句话，糟透了。
“三结合”是最好的创作方式，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文艺创作中的具体贯彻。林彪同志指出：“搞好创作，要做到三结合”。事实表明：《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等光辉夺目的革命样板戏，都是“三结合”的辉煌成果。为什么阳翰笙要竭力歪曲“三结合”，拚命攻击“三结合”呢？不难理解，强调了艺术创作的所谓“个体劳动的特点”，不要党的领导，不要群众的批评监督，他们这一小撮牛鬼蛇神，就可以为所欲为、自由自在地写《李秀成》、《北国江南》之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
阳翰笙挥棍舞棒，把党提倡描写社会主义重大题材，把党强调运用报告文学这些形式迅速反映革命现实，都污蔑为“框框”，说什么提倡写重大题材就是“依靠题材决定一切”，说什么真人真事只能在“必要时候”写写，多写了就是“发了昏”。
为什么阳翰笙这样咬牙切齿地反对描写真人真事，反对描写社会主义重大题材呢？回顾一下当时的形势，就不难明白。在我国经济遭到暂时困难时期，周扬一伙认为时机已到，形势有利，公然打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旗号。一九六一年三月，周扬通过《文艺报》发表的《题材问题》专论，抛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题材决定”论，大肆叫嚷要“广开文路”。阳翰笙摇旗呐喊，紧相配合，也在题材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所谓的要破除“清规戒律”，打破“框框”“条条”，就是要让有“志”于反党之“士”充分发挥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让各种牛鬼蛇神毫无顾忌地放毒，为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
阳翰笙的所谓“十条绳子”，是他向党射出的十支毒箭。他狂妄地说“讨论一下，说不定可能再总结十条出来。”他要把牛鬼蛇神对党的怨气统统引出来，“鸣鼓而攻之”。他自以为有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作靠山，得意洋洋，胡说党的领导是“小霸王”，“基础动摇了”，“做不下去了”，要“请他别姬了”。看，阳翰笙对党的攻击是何等的恶毒，何等的猖狂！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我们同阳翰笙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誓死捍卫党的领导，彻底清算阳翰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彻底斗倒、斗垮、斗臭！
第6版()
专栏：
周扬死党的“组织部长”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阳翰笙，是周扬的死党。他在文艺界极力推行周扬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组织路线，使文联和各协会成了推行周扬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工具。
阳翰笙打起通过“社会方式”搞统战工作、“广泛团结作家艺术家”的幌子，安插亲信和牛鬼蛇神，把文联搞得乌烟瘴气。阳翰笙曾经策划了一个二百五十人的“统战”名单，竟把汉奸、叛徒列为“统战”对象，明目张胆地为这些牛鬼蛇神安排工作，发表“文章”，出版“作品”，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一九五七年，阳翰笙在文艺界到处煽风点火，组织一些牛鬼蛇神向党进攻。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阳翰笙又到处进行“访问”、
“安慰”工作，要那些受到批判的右派分子和反动“权威”沉住气，利用时机，重整旗鼓，向党发动新的进攻。一九六○年第三次文代会召开时，这个反党老手认为时机已到，反党气焰更加嚣张。他禀承周扬的意旨，让第二届的文联全国委员全部参加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结果一些右派分子都参加了。不仅如此，他公然提出要特别“统战”那些“阳光照不到”的人，突然把全国委员的名额增加到二百二十四人，借机扩大他们的反革命势力。在各协会的主席团、委员会、理事会、书记处等领导机构，以及在各文艺领导部门，大量增加了三十年代人物和周扬的亲信、门徒，组成了他们搞反革命复辟的领导核心。
但是，大批工农兵作者，如工人诗歌作者，战士画家，翻身农奴歌手，却被阳翰笙一伙排斥在外。他们攻击工农兵作者“社会影响小”，“年轻”，“没有代表性”，却把那些胡适派作家、反共文人、鸳鸯蝴蝶派作家说成：“别看政治上右，但有社会影响，有代表性”。这是公开的为牛鬼蛇神撑腰。
在文艺界的一些部门，阳翰笙还利用职权安插了一批亲属和朋友，其中有叛徒、历史反革命分子、特务、地主、富农、资本家、右派分子、流氓。
阳翰笙推行的一套反革命的组织路线是在人力和舆论方面为资本主义复辟作准备。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第6版()
专栏：
争夺青年的阴险手法
一九六二年，正当我国经济遭到暂时困难，文艺界在周扬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控制下大刮黑风，搞得乌烟瘴气的时候，阳翰笙却别有用心地大肆宣传：“我们这个队伍是可爱的，可靠的。”“这支队伍是比较坚强的队伍，是一支可以信任可以依靠、过去和现在都做出过辉煌成绩的队伍。”
在这里，阳翰笙公开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唱反调，否定文艺队伍思想改造的必要，抹杀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他要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引向歧途。阳翰笙使用了两种阴险狠毒的手法。一手是宣扬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道路，一手是挑拨青年同党的关系。
他到处以“老前辈”自居，开座谈会、作报告，一会儿要人们学习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一会儿又要人们去背诵《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他鼓吹人们要“满腹经纶”，莫作“空军司令”，力图使人们相信，按照他指出的方法去做，就可以成为“大演员、大导演、大作家”。“不然的话，就只能做个小演员、小导演、小作家，甚至演员也不成个演员，导演也不成个导演，作家也不成个作家。”他把这种彻头彻尾的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说成是“雄心壮志”。他还恶毒地说：“你自己一生的精力花在这个地方，你得留一点东西下来。”
阳翰笙又百般诋毁党不培养人才，挑拨党和青年的关系。他吹嘘他们这些三十年代“祖师爷”在国民党统治区，还培养出了话剧界的“四大名旦”，而解放以后呢？他大叹“今不如昔”。
同党争夺文艺队伍，争夺青年，企图把整个文艺队伍当作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把青年一代培养成资产阶级接班人，这是一切阶级敌人的共同阴谋。必须彻底揭穿、粉碎这个阴谋！
第6版()
专栏：
阳翰笙的三支毒箭
长期以来很少创作的阳翰笙，到了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正当国内外阶级敌人猖狂进攻的时候，突然“文兴”大发，在一九六三年一年内，接连抛出了《北国江南》等反党“杰作”，向党射出三支大毒箭。
第一支毒箭——《北国江南》：
调和阶级矛盾，丑化革命农民
电影《北国江南》把社会主义农村描写得一团漆黑，把农村革命群众描写成“芸芸众生”，把领导干部（吴大成）描写成“光杆司令”，一个女共产党员（银花）只会用眼泪
“感化”人，而一个农村敌对分子（董子章）却会“立地成佛”。在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以后，阳翰笙这样公开唱反调，竭力宣扬人性论，大肆鼓吹阶级调和，显然，他是想达到瓦解群众的斗争意志，解除群众的思想武装的罪恶目的。
第二支毒箭——《三人行》：
美化资产阶级，推行和平演变
同年，阳翰笙把他一九五八年的旧作《三人行》稍加打扮，又拿出来放毒。剧中的主要角色大学教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赵文浒，顽强地要按照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的党，同党争夺青年一代，同党争夺领导权，妄图使我们党和国家和平演变。
其实，赵文浒就是阳翰笙。他时时不忘用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改造我们党，两人的面目十分相似，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第三支毒箭——《李秀成》：
含沙射影，指桑骂槐
这一年，阳翰笙还抛出了内容十分反动的三十年代黑货《李秀成之死》（上演时改为《李秀成》）。
在三十年代，它为国民党效忠，受到国民党的赞赏。蒋介石还亲自去欣赏这个“效忠党国”的“杰作”。原因是：这个剧本竭力宣扬叛徒哲学，宣扬投降主义和逃跑主义，完全适应了国民党的需要。
阳翰笙为什么要在一九六三年把《李秀成之死》精心修改重新搬上舞台？他曾经不打自招地说：“洪秀全和李秀成的关系，我认为是任而不信，任用你而不信任你。”他赞扬李秀成“是有原则的，原则斗争很尖锐，有意见就跟天王争，就是杀头也争。”阳翰笙突然说溜了嘴：“那时没有政治局，有了政治局可以大家谈，我们政治局作了决定，谁都得服从。”
阳翰笙笔下的李秀成，和吴晗笔下的海瑞一样，都是为失败了的右倾机会主义者鼓气，都是为反革命效劳的一路货色。
第6版()
专栏：
为“三十年代”文艺招魂
一九六二年，阳翰笙在一次报告会上，别有用心地对话剧演员们说：“对话剧艺术我们很焦虑，特别是我搞得久的人。”
怎么回事情？难道阳翰笙是真的关心我们社会主义的话剧吗？不，他是借机公开反对毛主席制定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路线，推行周扬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就在这个讲话中，阳翰笙胡说：“中国话剧有个革命的战斗的传统，五十多年一根红线下来的。”他还吹嘘三十年代的话剧活动，已经“深入到工人里面和一部分农民里面。”这是明目张胆地跟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唱反调，猖狂地向党进攻。
阳翰笙是一个反党老手，早在三十年代就与周扬、夏衍、田汉合伙围攻鲁迅。他化名华汉，公开发表文章诬蔑鲁迅“没有新兴阶级的眼光”，是“不能跳过历史的大门”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攻击鲁迅“消极”、“悲观”，只会描写和表现“悲惨的人生”。解放后，他一直坚持反动立场，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一九五七年，他同田汉、夏衍等一起打出了纪念话剧运动五十年的黑旗。他利用文联领导人的职权，到处作报告，写文章，召开座谈会，组织展览会，大搞复活“三十年代”文艺传统的阴谋活动。在由他主持制定的出版“左联”资料计划中，竟把叛徒、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如陈独秀、杨邨人、胡风、冯雪峰、丁玲等人的名单列入计划。
一九六一年二月，他在新侨饭店召开的回忆“左联”的会上，同林默涵等人歪曲历史，颠倒黑白，公然叫嚣：在三十年代他们“批判鲁迅也有道理”，阴谋为周扬他们一伙翻案。同年六月，田汉在《戏剧报》上发出了《要总结一下民主革命阶段的戏剧经验》大毒草，阳翰笙紧密地配合，在同期刊物上也抛出了一株毒草，鼓吹“国防戏剧”。一九六二年，他号召各地剧团要多演田汉、夏衍等人在三十年代写的戏，要认真研究总结他们的经验。他还在报刊上吹捧自己在一九三三年创作的宣扬阶级调和论的电影《铁板红泪录》，把它说成是第一部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作品。此外，他又提供材料给大毒草《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编者，在书中为自己树碑立传，吹捧自己编写的电影“有强烈的战斗性”，“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了进一步篡夺无产阶级文艺阵地，他亲赴上海布置力量，准备把他创作的歌颂叛徒的《李秀成之死》和歌颂四川反动青红帮“袍哥”的毒草《草莽英雄》搬上银幕。
阳翰笙对话剧“焦虑”的真正用心，是要按照他的蓝图来复活“三十年代文艺”，同社会主义文艺争夺阵地。他对剧团上演的
“三十年代”的剧本还不够多而公开表示：“我觉得很歉然”，要大家沿着他所谓的五十多年的一根“红线”往下排，把“五四”以来的“剧作家”的作品都选出来，这样就“丰富了”，“发财了，就肥了”，而且“要演它一辈子！”
我们决不能让阳翰笙宣扬的三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文艺重新复活，一定要彻底铲掉这条黑线，让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在我们的文艺阵地上高高飘扬！
为“三十年代”文艺招魂
一九六二年，阳翰笙在一次报告会上，别有用心地对话剧演员们说：“对话剧艺术我们很焦虑，特别是我搞得久的人。”
怎么回事情？难道阳翰笙是真的关心我们社会主义的话剧吗？不，他是借机公开反对毛主席制定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路线，推行周扬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就在这个讲话中，阳翰笙胡说：“中国话剧有个革命的战斗的传统，五十多年一根红线下来的。”他还吹嘘三十年代的话剧活动，已经“深入到工人里面和一部分农民里面。”这是明目张胆地跟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唱反调，猖狂地向党进攻。
阳翰笙是一个反党老手，早在三十年代就与周扬、夏衍、田汉合伙围攻鲁迅。他化名华汉，公开发表文章诬蔑鲁迅“没有新兴阶级的眼光”，是“不能跳过历史的大门”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攻击鲁迅“消极”、“悲观”，只会描写和表现“悲惨的人生”。解放后，他一直坚持反动立场，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一九五七年，他同田汉、夏衍等一起打出了纪念话剧运动五十年的黑旗。他利用文联领导人的职权，到处作报告，写文章，召开座谈会，组织展览会，大搞复活“三十年代”文艺传统的阴谋活动。在由他主持制定的出版“左联”资料计划中，竟把叛徒、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如陈独秀、杨邨人、胡风、冯雪峰、丁玲等人的名单列入计划。
一九六一年二月，他在新侨饭店召开的回忆“左联”的会上，同林默涵等人歪曲历史，颠倒黑白，公然叫嚣：在三十年代他们“批判鲁迅也有道理”，阴谋为周扬他们一伙翻案。同年六月，田汉在《戏剧报》上发出了《要总结一下民主革命阶段的戏剧经验》大毒草，阳翰笙紧密地配合，在同期刊物上也抛出了一株毒草，鼓吹“国防戏剧”。一九六二年，他号召各地剧团要多演田汉、夏衍等人在三十年代写的戏，要认真研究总结他们的经验。他还在报刊上吹捧自己在一九三三年创作的宣扬阶级调和论的电影《铁板红泪录》，把它说成是第一部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作品。此外，他又提供材料给大毒草《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编者，在书中为自己树碑立传，吹捧自己编写的电影“有强烈的战斗性”，“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了进一步篡夺无产阶级文艺阵地，他亲赴上海布置力量，准备把他创作的歌颂叛徒的《李秀成之死》和歌颂四川反动青红帮“袍哥”的毒草《草莽英雄》搬上银幕。
阳翰笙对话剧“焦虑”的真正用心，是要按照他的蓝图来复活“三十年代文艺”，同社会主义文艺争夺阵地。他对剧团上演的“三十年代”的剧本还不够多而公开表示：“我觉得很歉然”，要大家沿着他所谓的五十多年的一根“红线”往下排，把“五四”以来的“剧作家”的作品都选出来，这样就“丰富了”，“发财了，就肥了”，而且“要演它一辈子！”
我们决不能让阳翰笙宣扬的三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文艺重新复活，一定要彻底铲掉这条黑线，让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在我们的文艺阵地上高高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