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彻底清算电影界“老头子”夏衍的反党罪行
“离经叛道”论是夏衍反革命的宣言书
辛武
编者按：过去被捧为电影界“老头子”的旧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权威”，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夏衍和田汉一样，同是周扬手下的大将。他们从三十年代起就结成死党，奉行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全国解放以来，夏衍利用文化部副部长等职权，在文艺界，特别是在电影界，抵制和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忠实地推行周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在这方面，夏衍还有自己的“创造”。他提出了臭名昭著的“离经叛道”“反火药味”等反动透顶的理论，赤裸裸地煽动人们“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
夏衍既有“离经叛道”之言，更有“离经叛道”之行。他最善于用他的反革命理论指导反革命实践。在电影界，在文艺领域的其他方面，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作品，他就大杀大砍，凡是推行“离经叛道”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他就大吹大捧。他还不遗余力地编剧本，立“标兵”，抛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大毒草。
夏衍反党的黑手伸得很长。在新闻界，他大肆宣扬和推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办报路线。他利用报纸这个阶级斗争的工具，纠合吴晗、廖沫沙、孟超等牛鬼蛇神，抛出了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杂文。
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夏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夏衍在文艺界、特别是在电影界的恶劣影响，必须彻底肃清。
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文艺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什么“祖师爷”“老头子”，以及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统统斗倒、斗垮、斗臭，把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连根铲除，让毛泽东思想牢固地占领一切文艺阵地。
“离经叛道”论，是隐藏在文艺界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射出的一支毒箭。它是适应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政治需要，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一种反革命理论。
这种反革命理论是文艺黑线总头目周扬的死党、旧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一九五九年夏天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提出的。
一九五九年夏天，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在拚命地鼓吹“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的三无世界的谬论。国内一小撮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也与赫鲁晓夫遥相策应，肆意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攻击大跃进，攻击人民公社，妄图把我国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周扬、夏衍一伙积极地参与了这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合唱。周扬明目张胆地抛出了“全民文艺”的反动纲领。夏衍也禀承主子的意旨，竖起“离经叛道”的黑旗。他气势汹汹地说：“我们现在的影片是老一套的‘革命经’、‘战争道’。离开了这一‘经’一‘道’，就没有东西。这样是搞不出新品种来的。我今天的发言，就是离经叛道之言。”与此同时，周扬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副帅”林默涵大肆叫嚷：“不是打仗就是流泪的影片”“给大家搞得精神负担很重”。叛徒田汉公然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惨烈，人们听到枪炮声就厌恶和害怕”。当时他们是准备大干一场的。
特别是到了一九六一年，国内外阶级敌人乘我国遭受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暂时困难，疯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周扬、夏衍等以为时机又到，又高举黑旗，卷土重来。夏衍虽然不敢再打起“离经叛道”的招牌，却耍了个“货色依旧，包装翻新”的花样，什么“创新”，什么“题材多样化”等等，又成为这个时期夏衍反对毛主席文艺路线的主要口号。一九六一年十月，夏衍写了一篇文章，大吹“新意”，大反“陈言”。他说：“‘拾人牙慧’，走别人走过的老路，讲别人讲过多少遍的陈言，是不能称为创作的。”到一九六二年六月，经夏衍的授意并亲自修改后，在陈荒煤、袁文殊等人的积极鼓动下，瞿白音的大毒草《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就出笼了。紧接着，夏衍、陈荒煤一伙又规定各制片厂都要“制定一个题材范围较广、体裁样式较多的三年或五年的题材规划。”为大批毒草影片开放绿灯！
可以看得很清楚：“离经叛道”和“创新”，并没有任何不同。对夏衍来说：“离经叛道”，是他要“破”的方面；“创新”，是他要“立”的方面。两者相辅相成，是同一把反革命尖刀的两面锋刃。
和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一样，夏衍首先把他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命根子——毛泽东思想。他要“离”的经，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他要“叛”的道，就是人民革命战争之道。
夏衍对毛泽东思想怀着刻骨的仇恨。他公开反对在电影中“抄录毛主席的话”“反映毛泽东思想”。直到一九六四年六月，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向文化部汇报话剧《石油凯歌》创作情况时，他还提出：“不要写什么毛主席思想办工业。”十分清楚，夏衍一再攻击的什么“别人讲过多少遍的陈言”、什么“别人走过的老路”等等，也不是别的，正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理。革命人民按照毛主席这个教导办事，就要造反，要革命，要彻底砸碎剥削阶级的天堂。这是一切阶级敌人最害怕，最仇恨，最敌视的。因此，夏衍等反革命分子也就特别疯狂地攻击、反对这个原理。
夏衍竭尽全力地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反对人民革命战争。他公开叫嚷：“和平是我们的最高利益”。他尽力散布“世界沐浴在和平的阳光里”、“婴儿们可以安静地在摇篮里酣睡，母亲和妻子们可以不再做骇人的恶梦”这一类幻想，用来欺骗人民，麻痹人民的斗争意志。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刚刚发表，夏衍立刻出来唱反调，公开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说什么：“一场革命和战争的暴风雨过去了，人们带着兴奋的心情，进入了崭新的时代，崭新的环境。”一九五九年，他就抛出了“离经叛道”论，搞什么“新品种”，实际上就是要在“题材多样化”的名目下，制造各色各样裹着糖衣的毒剂来毒害人民，引导人们背离革命，放弃斗争，抛开世界革命事业，“舒舒服服”地和平演变过去。
在夏衍这种“离经叛道”论的影响下，一些故事片厂提出的电影剧本创作选题计划中，竟包括从《有巢氏》到《扬州八怪》、到当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各色俱全，唯独缺少为当前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服务的重大题材。夏衍拚命提倡什么改编历史题材，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大毒草影片《桃花扇》就出来了。夏衍不是提倡改编五四以来“文学名著”吗？于是《早春二月》、《林家铺子》就出来了。夏衍不是提倡要多一点轻松愉快的“喜剧”题材吗？于是《大李、小李和老李》等等也都一齐出来了。其中，《林家铺子》、《革命家庭》这两棵大毒草就是夏衍亲自改编的。《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大毒草也都是在夏衍亲自修改剧本、精心培植下拍成的。
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可以设想，如果我们听凭这些牛鬼蛇神任意霸占我们的电影阵地，大量地散布资产阶级思想毒素毒害人民，而不受到任何抵制，那末，我们的国家不也就要改变颜色了吗？
“蚂蚁绿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夏衍这个一身兼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二任”的双料货，虽然使出了浑身解数，费尽心机，妄图变天，但是，曾几何时，却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的铜墙铁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今天，我们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彻底清除它们的遗毒，让光辉灿烂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永远飘扬在我们工农兵的银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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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的滔天罪行是掩盖不了的
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中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夏衍不但不向下传达毛主席的批示，反而大搞阴谋，顽强对抗。
搞护身符
就在当年年底，夏衍突然通知新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要为优秀影片和优秀摄影师评奖，还一再催促马上评定。新影厂匆匆评了十部“优秀影片”和十个优秀摄影师。上报之后，立即得到前文化部的批准，并且匆匆忙忙地举行了授奖大会。
夏衍一伙还大肆宣扬新影“贯彻了中宣部的指示”，夸耀“新影这几年是标兵”，是“电影的尖兵”，是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红旗”。
过去一直对新影不感兴趣的夏衍一伙，为什么这时一反常态，突然热心地夸奖起新影来了呢？一眼可以看出，他们想从新影捞取一点油水，作为自己的护身符，对抗毛主席的批评，掩盖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做假检讨
一九六四年三月，夏衍在文化部召开的一次干部会上讲话，公开对抗毛主席的批示。他把自己过去所犯的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什么“方向不明”的错误，说目前开始走上“好转的第一步”。
这完全是胡说！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明确地指出了工农兵方向，怎么到一九六四年还是“方向不明”呢？夏衍的“方向”是很明的，这就是他们一伙顽固坚持的“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方向，修正主义方向，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方向，一句话，他们要走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向。而所谓“好转的第一步”，也无非是玩弄假整风的阴谋，换换步法而已。
唱对台戏
一九六四年七月，毛主席第二次批示后不到一个月，夏衍伙同陈荒煤，接二连三地指示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要增加五百万元的“经济任务”。
“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是一个阴谋：用增加收入的幌子，迫使发行公司把已拍好而一时不便出笼的六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影片放出笼。当时文化大革命已揭开了序幕，北京和各地陆续举行革命现代戏会演。夏衍妄图用大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电影的办法，造成舞台和银幕大唱对台戏的局面，阻挠和压制文化革命高潮的兴起。尽管这时他们的手法更隐蔽，更狡猾，却是到了“黔驴技穷”的境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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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扼杀《新农村》大拍黑影片
新闻纪录片本来是党教育几亿农民的一种有效工具。夏衍一伙却竭力反对，拚命扼杀。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曾经出过专门对农村发行的期刊片《新农村》，两次出片，都被夏衍等人借口停掉。
第一次恰恰是在我国农村出现社会主义高潮的时期停止出片的。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先后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和按语，对五亿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按理说，这正是通过新闻纪录片向农民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好时机。可是，夏衍等人偏在这个紧要关头把《新农村》停掉了。他们的借口是缩制十六毫米影片“有困难”。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却在大量地缩制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十六毫米影片，向农民大肆放毒。
第二次停出《新农村》是一九六○年八月。那时正是农村遭受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期，也是最需要对农民加强毛泽东思想宣传的时候。可是，夏衍一伙又把刚恢复不久的《新农村》扼杀了。这一次借口是胶片不足，而在同一个时期，他们却又大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片。
两次扼杀《新农村》，暴露了夏衍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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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疯狂反对党的领导
夏衍向来以电影界的“老头子”自居，恣意辱骂和反对党的领导。
在一九五六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钟惦棐敲起反动的《电影的锣鼓》，疯狂地向党发动进攻之前，夏衍就伙同陈荒煤、袁文殊一伙大肆叫嚣要党“放手”，说“放手就是领导”，要党把领导权全部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随后，在一九五七年，夏衍写了《几个比喻和联想——答〈电影的锣鼓〉》一文，打着批判右派分子钟惦棐的幌子，实际上唱着同一个反党调子。他不仅同意钟惦棐把党的领导比喻为“鲁四老爷教阿牛描红”，还更恶毒地诬蔑党“自己不一定是书法家”，而文艺工作者“已经能够自己临帖而不再需要描红。”在这篇文章里，夏衍还把电影比作“一个大家庭中兼祧几房的独养子。”说：“大家都喜欢他，大家都关心他，大家都要管，于是，当这样一个‘孩子的保姆’就难办了。”他诬蔑党不过是“几房”中的一房，而他夏衍则是保姆，保姆对各房的意见，不能“偏听”，要“独立思考”。夏衍用这类比喻的目的同右派分子一样，仍在企图证明党是“外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诬蔑党对文艺的领导是主观的干涉，同时狂妄地把他自己凌驾于党之上。
夏衍在一九六二年五月间发表的杂文《从点戏说起》里，用尽了恶毒的字眼，骂党是“粗暴干涉”
“主观主义”，甚至攻击党像韩复榘的老太爷点《秦琼打关公》一样“狭窄、专横和无知”。
在《生活、题材、创作》等文章里，夏衍用含沙射影的手法，反对党的领导。在夏衍看来，党只配领导“热水瓶或者茶杯”那样简单的物质生产，至于复杂的精神生产，比如文艺创作，党是不配领导的。在一次会议上，夏衍更大声疾呼：“领导有号召的自由，作家也有选择的自由。”他公开鼓动作家脱离党的领导。
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当国内外阶级斗争极其尖锐，牛鬼蛇神大肆活动的时候，夏衍从他反革命的本能出发，也迫不及待地赤膊上阵，纠集他的死党陈荒煤、袁文殊、瞿白音等，在北京开会，疯狂地叫嚣要“出气”，对无产阶级的命根子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妄图推翻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他们在这个黑会上，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三面红旗，疯狂地咒骂党，攻击社会主义。他们竭力与地方党委争“发言权”，实际是与党争夺领导权，他们妄图把电影局改组为电影委员会，并吸收“专家”、“权威”，建立“智囊团”、“翰林院”，以彻底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资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部分，它绝不能离开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但是夏衍却千方百计地要使我们的文学艺术脱离党的领导，让资产阶级思想毒害革命人民，妄图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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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作家的右翼面目
诬蔑义和团是“拳匪”
一九三五年，夏衍在《赛金花》里，把不屈服于帝国主义而进行英勇斗争的义和团诬蔑为“拳乱”，“是无组织的乌合之众”，“是一种原始的农民暴动，迷信神权，没有明确的政治思想”，硬说义和团是“替几个清室贵族争夺领导权的工具”。
一九三六年，夏衍写《秋瑾》时，仍把义和团诬蔑为“拳匪”，称太平军是“长毛”，说义和团是“造谣惑众的”。
无耻歌颂人民公敌蒋介石
一九四四年，夏衍吹捧国民党反动政府是“贤明的当局”，恳求国民党“更多地注意我们，而且更有效更切实地帮助我们。”
在《上海在战斗》一文中，夏衍竟对人民公敌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安全表示关切。他无耻地说：“十二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是蒋先生西安脱险的纪念，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
为日本侵略军伤心洒泪
一个日本侵略兵战死了，夏衍却认为这个敌人的死是“最惨痛”的“悲剧”，并为这个“无辜的战死”者淌了眼泪。他还同情所有战死了的日本侵略军：“这些材料，信札和日记，大都是从敌人的尸体上搜来的，有的染着血迹，有的被我们的子弹穿过，这些惨淡的遗物使我黯然，使我悲悯，有几次我终于不忍读完那悲楚的文件……”。
为美帝国主义大唱赞美诗
夏衍十分向往美帝国主义，他在一九四二年说：“在美国，有的是兴奋，年青，稚气，野蛮和愉快……”。
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又肉麻地大唱赞美诗：“我合上书望着天边。天的那方（指美国）是一块富饶的乐土，是一个自由的乡邦。……我们一提起这地方的名字就联想到自由、欢悦和丰饶。”
捏造历史攻击鲁迅
早在三十年代，夏衍就伙同周扬围攻鲁迅。一九五七年八月，他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为周扬他们一伙的“国防文学”翻案，装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对鲁迅进行“控诉”。说鲁迅当时不听周扬等人的意见，“恣肆地进行了分裂左翼文化运动的罪恶活动。”
一九六一年，夏衍同电影《鲁迅传》摄制组谈话时，还别有用心地贬低鲁迅，说鲁迅“甚至在左联初期，也还是作为革命的同路人”，公然同毛主席对鲁迅的高度评价唱对台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