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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冈人民永远忠于毛主席
革命老根据地江西兴国县长冈乡，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亲自做过调查的地方之一。一九二九年春，毛主席从井冈山来到长冈乡的燕子窝徐家祠，在这里召开过永丰、泰和、宁都、兴国等地党员代表大会，并亲自领导长冈人民打土豪分田地。一九三三年，毛主席又来到这里，作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三十多年过去了，可是，毛主席在这里作调查和访问的情景，至今仍然留在长冈人民的心里。
毛主席的话鼓舞着长冈人民
当年的长冈乡，现在是长冈公社的长冈大队。
长冈人民中间一直传颂着毛主席在这里工作的许多故事。人们说，毛主席为了深入了解生产情况，倾听群众意见，常常晚上开调查会开到深夜，第二天一清早，又和群众一起下田参加劳动。有一次，毛主席走到一块地边，弯下腰，抓起一把泥土，细细地察看，然后，脱下鞋袜，卷起裤腿，下田帮助农民种油菜。毛主席一边种油菜，一边详细地询问当地历年的油菜产量，和农民们研究油菜增产办法，鼓励他们合理施肥。他们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说的去做，油菜果然获得了大丰收。从那以后，燕子窝的农民下地劳动时，都特意去看看毛主席劳动过的地方，心里念念不忘伟大领袖的指示。
毛主席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商量生产大事，永远鼓舞着长冈人民。他们坚定地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努力改变家乡的一穷二白面貌。长冈本来是个易涝易旱的地方，红军长征北上后，又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四周都是光秃秃的山岭，水土流失非常严重。解放后，为了改变自然面貌，这里的干部和农民，开展了治山治水斗争。经过几年的努力，他们终于在四周的光山秃岭上种了大片松树，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从一九五七年以来，先后修建了六个较大的水库，新开和整修了几百口水塘，基本上免除了水灾的威胁。当年对革命战争有过很大贡献，一百个青壮年男女中就有八十个当红军的长冈乡，解放后又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每年都有大量余粮卖给国家。
念念不忘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的教导
长冈人民，特别是干部们，都念念不忘毛主席在这里作调查时关心群众生活的情景。有一次，毛主席和中央检查团的同志到田间视察生产，路过一个叫马荣海的农民家门口，见到两幢新房子，便走上前去微笑着问：这房子是新盖的吧？马荣海非常激动地回答说：“可不是，是乡苏维埃发动大家帮助盖起来的。我原先那一间半草房，今年失火烧掉了。”“共产党真是好，老百姓有什么困难都给解决！”毛主席一面听着，一面点头。这件事，毛主席在《长冈乡调查》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文章中都提到了，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毛主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里写道：“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模范的长冈乡工作人员，可尊敬的长冈乡工作人员！他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真心实意的爱戴，他们的战争动员的号召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毛主席的这些教导，永远留在长冈的干部和人民的心中。解放后，长冈的干部，几乎全是新的一代了。但是，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像老一代的干部们一样，关心群众生活，体贴群众疾苦。他们领导农民闹革命，领导农民搞生产、学文化，各项工作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得到了群众的热烈赞扬，说他们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
读毛主席的书，把长冈建设得好上加好
毛主席曾经说“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长冈人民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争取更大成绩。他们深深懂得，要把长冈建设得好上加好，千条万条，学习毛主席著作是第一条。
革命老干部、老共产党员钟月明常对人们讲起他怎样把毛主席写的《长冈乡调查》一书，从苏区时代一直保存到解放以后，以启发和教育人们永远读毛主席的书，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永远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现在，长冈大队家家户户都有毛主席著作，都贴了毛主席语录。每个生产队都有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干部和社员都随身携带毛主席著作。在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运动中，在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长冈人民都坚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决心把长冈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新华社通讯员、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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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颗颗红心向着毛主席
毛主席永远和人民群众心连心。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毛主席的亲切教导，毛主席的伟大实践，深深地印在延安人民的心坎上，印在长冈、才溪人民的心坎上，印在全国人民的心坎上。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毛主席时刻关怀着人民，指引着人民前进。
颗颗红心永远向着毛主席。延安人民的心意，长冈人民的心意，才溪人民的心意，就是全国人民的心意。毛主席的恩情，我们永远说不尽。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永远放光芒。我们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我们永远忠于伟大的毛主席，永远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毛主席是我们的舵手，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我们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永远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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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泽东思想照红了才溪
在前中央苏区模范乡、现在的福建省上杭县才溪公社，家家挂着毛主席像，处处贴着毛主席语录，村村有毛泽东思想宣传站，人人爱读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照红了才溪。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当张思德、白求恩、新愚公，已是才溪的好风气。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一九三三年来到才溪，写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一九三四年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又表扬了才溪乡。毛主席对才溪乡的表扬和鼓励，给才溪人民战胜困难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妇代会主任吴树金，有一段时间感到妇女工作不好做，甚至埋怨女社员落后。她几次学习毛主席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越学心里越亮，决心要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吴树金和各生产队妇女代表一起，调查了全大队有多少孕妇，多少给孩子喂奶的，有多少能带孩子的老妈妈，并和大家商量，把工作做了合理安排：孕妇干轻活不干重活，喂奶的干近活不干远活，老妈妈帮助带孩子。他们向女社员进行了思想教育。妇女们的具体困难解决了，劳动热情空前高涨，不仅积极参加生产，而且关心集体，关心国家大事。
才溪乡有个有名的穷地方，过去叫“衰坑”，怕涝怕旱，粮食亩产量只有百来斤。当年毛主席在这里调查的时候，亲切地对贫下中农说：“叫衰坑不好，要叫发坑。”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的意见，改名为“发坑”，并在毛主席教导的鼓舞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努力发展生产，现在，衰坑已改造成为真正的发坑。
发坑生产队长、六十九岁的老贫农林攀福，当年是乡农会小组长，见过毛主席，听过毛主席的亲切讲话。他不论碰到什么困难，只要读了毛主席的书，就浑身是劲。
一九六二年这里刮起了一股单干风，有些富裕中农主张把地分回去种。林攀福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毛主席的指示，谁也不许分。”他拉着戴红领巾的小孙儿，挨家挨户地宣传毛主席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广大贫下中农认识到只有依靠集体，才能彻底挖掉穷根，就坚决反对单干，坚持走集体化道路。
去年刚开的水渠，被一场山洪冲刷得无影无踪。有些社员泄气了。林攀福捧着毛主席著作，叫小孙儿一句句念给他听，老愚公的精神鼓舞了他，今年一开春，又再次上山开渠。全队社员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挖起数以万计的大小石块，凿穿了巨石，开成了水渠。当渠水流进旱田时，林攀福高兴地向社员们说道：“这水是北京来的呀！是毛主席那里来的！”
发坑，几年来不断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建设，现在亩产量从解放初期一百多斤提高到七百多斤。合作化前每年要国家供应六万多斤粮食，从一九五九年起每年向国家交售四万多斤余粮。
发坑的变化是才溪变化的缩影，是毛泽东思想开的红花，结的硕果。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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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啊，延安人民日夜想念您！延安桥儿沟大队的社员们，在劳动休息时，齐声欢唱《东方红》。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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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尼共《人民日报》驻苏记者就他被苏联当局无理驱逐发表声明
谴责苏修勾结印尼法西斯军人政权的可耻行径
新华社五日讯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驻莫斯科记者安瓦尔·达尔马最近发表声明，谴责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今年九月初无理将他驱逐出苏联，指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采取的这一可耻行动，是他们同印度尼西亚法西斯军人政权互相勾结的具体证明。安瓦尔·达尔马的声明全文如下：
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七日开始，《人民日报》编委会根据苏共官方机关报《真理报》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官方机关报《人民日报》之间的协议，把我派到莫斯科去工作。这项协议不应当理解为是苏共方面的一种帮助或者一种善心，它是以双方关系方面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缔结这项协议，在苏共是履行它的国际主义义务，而在我这方面，我作为《人民日报》的一个工作人员，接受这个任务，也有我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特别是为了使印度尼西亚人民了解苏联——列宁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协议也是以两家报纸和两党关系方面享有平等权利和独立的原则为基础的。因此，我在执行任务时，总是坚持这些原则，反对背离这些原则的一切做法，以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始终不渝地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上午，我接到苏联外交部新闻司的召见通知，要我这一天上午十时去一次。我去了，由新闻司副司长皮亚季捷夫和顾问费多连科接见了我。皮亚季捷夫接着向我宣读了苏联外交部的一个决定，指责我“从事反苏活动并且同敌视苏联的某外国使团保持一种积极的接触”，因此，苏联政府决定我“必须在不迟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以前立即离开苏联。”在外交部以及我同苏共中央的谈话中，他们除了说什么他们掌握事实证据以外，都不愿具体说明这些指责的意思。尽管我反复要求，他们一味拒绝拿出证据给我看。他们不愿听取我要求延长期限的意见，虽然他们清楚地知道，我在安排旅行证件方面一定有困难，因为我的护照已被印度尼西亚法西斯军人政权“吊销”了。
这个事件只能进一步暴露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和印度尼西亚法西斯军人政权之间的亲密合作关系。这个对付我的高压手段恰恰是在雅加达正在忙于安排法西斯军人政权外交部长马利克访问苏联的时候采取的。我在同苏联方面谈话时曾经几次谴责马利克这次计划中的访问，我向他们指出，苏联愿意同法西斯军人政权的一个代表谈判的态度决不会被印尼革命者所谅解。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完全知道，是印尼法西斯军人政权对几十万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其他民主人士进行屠杀、拷打、迫害和逮捕。但是苏联方面坚持自己的立场，认为有必要同印尼法西斯军人政权进行会谈。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同苏共中央国际部东南亚科科长雅科夫列夫会谈时，他甚至说，如果目前的印尼法西斯军人政权向苏联提出任何武器援助的要求，苏联将予以考虑。奉行这项政策的理由同他们开始同印度反动派合作时提出的理由类似。
当然我无法具体分析他们说我进行反苏活动的指责——他们用来作为把我赶出苏联的借口，因为他们自己也不能具体地说明这一指责。但是，根据我自己同苏联政府和党的负责人士进行多次谈话后的经验，我想，他们说我“反苏”是因为我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说我“反苏”，而实际上是从我关于苏联的第一篇报道发表以后就这样说。我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从莫斯科发出第一篇文章，那是在当时印尼驻苏联大使马利克的指示下，取消印尼留学生原定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举行的反“马来西亚”示威以后。据马利克亲口对我说，取消这次示威是由于苏联政府提出了要求。我关于这件事的忠实报道就被诬蔑为一篇反苏文章。我的另一篇报道发表后我也遭到了类似的指责。我的那篇报道是关于越南和其他外国留学生在一九六五年三月四日举行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示威的，这次示威遭到苏联军警的残暴镇压。由于我这篇支持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学生的客观报道，我再次受到写反苏文章的指责。
更近一些时候，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对我的毫无根据的指责达到了顶峰，那天外交部新闻司把我召去，要我解释苏佩诺同志代表印度尼西亚进步新闻工作者发表的祝贺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声明。这一声明谴责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因为他们在亚非作家组织内进行分裂活动，因为他们在九月三十日事件之后还继续运送武器给印度尼西亚，这是印度尼西亚法西斯军人政权宣布的一个事实，而苏联当局也从未驳斥过。在这次对我含有很浓厚的恫吓口气的谈话中，苏联有关官员指责苏佩诺同志发表反苏声明，指责他诽谤和侮辱苏联。他们的阴谋是要对我施加压力，要我采取不同的态度，用书面形式和在口头上对苏佩诺同志的声明进行驳斥。这种挑拨离间的分裂手法当然遭到了我的严厉的拒绝。而且我认为苏佩诺的声明没有反苏的味道，而只是在反对苏联领导集团的现代修正主义。我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和八月十八日同苏共中央谈话的时候也遇到了同样的态度。
他们在同我谈话时总是吹嘘他们“声援”印尼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提到苏共中央声明和勃列日涅夫讲话中关于印尼问题的那些地方。但是我亲耳听到，他们在住宅区、研究所和大学里向群众讲话时，只要谈到目前印尼局势，总是对印尼共产党人和他们称为北京的尾巴的印尼共进行诽谤性的指责。他们肆无忌惮地利用印尼共所受到的暂时挫折来反对中国共产党。在谈到印尼法西斯军人政权对印尼华侨所采取的种族主义暴行时，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的首要义务是谴责这种种族主义并且对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国际主义声援，相反，他们竟然声称这要怪华侨自己，因为华侨在印尼完全为了赚钱。这种说法只是重复印尼法西斯军人政权关于他们的种族主义野蛮行动的说法。苏联报纸在报道印尼局势时不是对印尼人民进行的抵抗斗争作必要的报道，却在显著地位报道像马利克这些法西斯军人政权的头子的讲话。在评论九卅事件以后的印尼局势时，他们的宣传鼓动者在讲话中把纳苏蒂安说成是反帝的民族主义者！
至于他们所说我同敌视苏联的某个外国使馆保持接触的说法，我只能毫不犹豫地说，作为印尼共机关报《人民日报》的记者，我不仅与一个，而且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馆以及同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特别是共产党记者保持接触。这种关系绝对是光明正大的，尤其是因为我作为党机关报的记者，必须奉行印尼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这项政策使印尼共的每一个党员需要研究阐明各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的不同观点的一切材料。苏联当局自己从未就各党之间的关系作出任何规定或守则，从未明文禁止与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大使馆进行任何接触。直到我被驱逐时为止，我从未接到这方面的任何警告。
因此，我可以得出结论，苏联政府驱逐我是因为：
一、我按照《人民日报》和印尼共为我规定的任务，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原则，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高举共产党和工人党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的革命原则。
二、苏联当局认为我继续驻在莫斯科是妨害他们与屠杀了几十万共产党人和无辜人民的印尼法西斯军人政权进行勾结的障碍之一。
这个事件对我毫无损害，相反，它将进一步暴露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自己在各党之间的关系上以及在他们与印尼法西斯军人政权的关系上的真面目。苏联当局的这个行动是另一个教训，它将使全世界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进步力量更深切地认识到现代修正主义者在阻挠世界无产阶级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的斗争和阻挠世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方面所起的背信弃义的作用。现代修正主义者——苏共领导集团——通过他们的这个行动，只能清楚地自我暴露他们对印尼局势的伪善态度。一方面，他们大肆叫嚷“声援”受到印尼纳苏蒂安—苏哈托法西斯军人政权的残暴镇压的印尼共和印尼人民；另一方面，却与法西斯军国主义者相勾结，驱逐一名印尼共产党人。
我发表这个声明只是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解放战士已清楚了解的大量事实补充又一个具体事实，这些事实是在许多亚非和其它国际会议，如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扩大全体会议、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等会议上受到广泛的揭露和谴责的，所有这些会议都指出了现代修正主义对于世界人民解放斗争的危险性。
最后，我想在这里向中国政府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并通过他们向中国人民表示最真诚的感激和谢意，因为他们愿意欢迎我到中国来，并提供一切必要的便利，使我的声明能为世界公众所知。这是中国政府、新闻工作者和人民对我们印尼革命者的又一个声援行动。
印尼《人民日报》记者 安瓦尔·达尔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