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历史研究》是资产阶级史学的反动堡垒
晋群新
编者按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史学界已经揭发出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今天本报揭露的《历史研究》杂志，就是被他们长期霸占的一个反动堡垒。自从反革命分子周扬指派他的爪牙黎澍充当这家杂志的主编以来，他们就利用“历史研究”作掩护，极力维护和散布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流毒甚广，害人不浅。
他们挖空心思要把人们拉向后转，要人们崇拜古人，崇拜帝王将相，“发思古之幽情”。他们把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精心伪装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妄图用那些腐朽发霉的思想，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以达到他们反革命复辟的目的。他们还借古人之口，恶毒地攻击我们的新社会。他们采用指桑骂槐、借古讽今的手法，肆无忌惮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无产阶级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的挑战。对于史学界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必须穷追猛斗。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夺回被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使历史学真正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今年六月三日《人民日报》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指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主编的《历史研究》，就是史学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堡垒。
一
毛主席谆谆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揭开《历史研究》的黑幕，真是令人触目惊心。
黎澍是怎么接编《历史研究》的？了解底细的人都知道，黎澍原来并不是专搞历史的。一九六一年前后，文艺界的反党头子周扬，把他的反革命黑手伸向文化战线各个领域，积极为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活动制造舆论。在他的反党阴谋计划中，就包括着控制《历史研究》这个阵地。因此，经过一番秘密策划，黎澍这个阎王殿的忠实打手，便带着周扬的旨命，披挂整齐，走马上任了。
黎澍下车伊始，便摆开了向无产阶级历史学进攻的架势。
他首先把矛头指向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史学革命。他叫嚷：“当前学术界的倾向是‘左’，应该反一下。”又说：“‘左’的不放弃，右的不敢争鸣，这就是逻辑。”他组织人收集了史学革命中提出的正确论点，分类编纂，广为散发，作为攻击的靶子。
黎澍把反对无产阶级史学革命作为《历史研究》的中心任务。为此，他提出了两个反动的口号。
一个口号是反对“公式主义”，鼓吹“严谨的学风”。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污蔑为“公式”，而把资产阶级的烦琐的史料考据，吹嘘为“严谨的学风”。这就是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历史研究，反对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妄图以资产阶级的反动史学代替无产阶级的历史科学。
另一个口号是宣扬“先立后破”论，鼓吹“大胆提出问题”。其目的就是要迫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放弃对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鼓励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出来“争鸣”，呼唤牛鬼蛇神破门而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
这两个口号实际上就是《历史研究》的反动纲领。
为了贯彻这个反动的纲领，黎澍还实行了一条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组织路线。黎澍上任不久，就在《历史研究》编辑部中安插私党，培植爪牙。在黎澍的把持下，这个编辑部对周扬这一伙反党分子唯命是从。黎澍同史学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如邓拓、吴晗、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之流结成死党，过从甚密，或搞聚餐，或开黑会，互相吹捧，此唱彼和，共同策划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历史研究》一贯宣扬邓拓、吴晗、翦伯赞之流的反动史学论点。黎澍和他的主子周扬一样，十分仇视工农兵，而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却视若珍宝，打得火热。他让大批反共老手、遗老孽少，在《历史研究》上大肆放毒，形成了一支反革命的合唱队。
黎澍依靠这支反革命队伍，在《历史研究》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只准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不准无产阶级左派进行反击。例如，右派分子沈元，被黎澍之流当作“天才”加以吹捧，一再发表他的文章。沈元的《〈急就篇〉研究》，公然站在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上，狂热宣扬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有同志写文章批判它时，黎澍竟多方刁难，横加指责，硬把稿子扣压起来。戚本禹同志写了《评李秀成自述》，高举革命的批判的旗帜，揭露了李秀成的叛徒真面目，给一切背叛革命人民利益的叛徒以沉重打击。当时黎澍虽然被迫发表了这篇文章，却立即接受周扬的指示，伙同刘大年，纠集资产阶级反动史学“权威”开黑会，围攻戚本禹同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黎澍拚命抵制，包庇掩护“三家村”。他对揭露吴晗等反革命分子要害问题的文章深恶痛绝，视为眼中钉，污蔑左派的文章不讲道理，“完全是申斥”。黎澍还辱骂工农兵和其他革命同志是“想在二十四小时内一鸣惊人的人”。当他们这一伙的反革命面貌日益暴露的时候，他们还想作垂死挣扎，千方百计地要把批判拉向右转，搞成一场“学术讨论”，以掩护吴晗过关。他们的反革命的立场和爱憎是多么分明啊！
黎澍曾扬言：“要办学派刊物”，“《历史研究》要有倾向性”。黎澍要办的是哪个“学派”的刊物呢？他所要的“倾向性”是什么样的倾向性呢？上述事实可以说明，他就是要在史学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而《历史研究》正是这种资产阶级专政的活标本！
二
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黎澍主编的《历史研究》，正是史学界那些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的工具。
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反对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向党向社会主义煽阴风，放暗箭，进行无耻的污蔑，妄想蛊惑人心，以达到他们“变天”的反革命目的。
一九六一年第一期《历史研究》，即黎澍接手主编的第一期上，以第一篇位置刊登了反党分子邓拓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由黎澍提供底稿，经邓拓加工修改后，用邓拓的名字发表的。这是一篇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标本，文章的题目是《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道路》，内容却完全是污蔑和抵制毛泽东思想。
邓拓恶毒地把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历史研究污蔑成为“公式主义”。邓拓大嚷大叫：“公式主义是历史科学发展的严重障碍”。说什么“关于公式主义，还需要着重讲一讲。我们要彻底打垮公式主义，需要彻底破除迷信”。
一方面，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把毛泽东思想污蔑为“公式”、“迷信”；另一方面，大谈其史料的“重要性”，反复强调“要掌握全部史料”，“要掌握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要“教师应该引导学生，认真钻研史料，大胆提出问题”。他要将历史研究引导到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并妄图将青年史学工作者引导到资产阶级的“史料学”即烦琐考据中去，要青年埋到故纸堆中，脱离现实，为他们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培养接班人。
毛主席一直强调大破大立，先破后立。邓拓却在这篇文章中公然篡改毛主席的指示，说什么“我们必须在理论上大立大破，先立后破”。他就在“先立”的幌子下，鼓动资产阶级史学“权威”起来反对党的领导。所以他在文章的最后部分竟提出来：“除了政治上的六条标准以外，历史学界还可以有自己的标准”。他还别有用心地说什么“要提倡言必由衷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他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地鼓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来造无产阶级的反。
三
毛主席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而历史唯心主义则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这是两种绝对对立的历史观。
盘踞在史学界的资产阶级右派，坚持极端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立场，否认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尽力污蔑劳动人民和农民战争。《历史研究》所发表的蔡美彪在黎澍指导下写成的《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几个问题的商榷》（载一九六一年第四期），和孙祚民《关于中国农民战争中皇权主义的问题》（载一九六一年第五期），是这方面的两篇代表作。
他们极力按照地主阶级的需要，来丑化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阶级。他们说：农民平时隐忍苟活，所追求和向往的就是发家致富，使自己也成为地主，或者通过各种途径成为大小官员，取得功名利禄，耀祖光宗。他们同翦伯赞的反革命滥调一样，说农民只反对个别地主而不反对地主阶级，只希望建立“好王朝”而不反对封建制度，只企望在“好皇帝”脚下生活，而不反对皇权主义。
这些，都是对革命农民的最卑鄙的污蔑。在这里，农民和地主这两个敌对阶级的尖锐对立不见了，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竟变成了只求活命或者争官逐禄的斗争了。
这些在自己额头上硬贴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标签的资产阶级右派，一方面恶毒地咒骂劳动人民，另一方面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帝王将相却顶礼膜拜。在他们的笔下，那些一贯残酷剥削、屠杀劳动人民的地主官吏，特别是他们的总头子封建皇帝，竟被描写为大慈大悲的人道主义者。你看，皇帝叫人民“休养生息”，对人民实行“让步政策”，能“扭转”社会生产凋萎的“趋势”，使社会经济“呈现繁荣的景象”，学术文化不断出现“高峰”，培养出大批“清官”“好官”，“明哲辈出，济济洋洋”。总之，在他们看来，帝王将相的行为“符合历史发展的进程”，因而是值得肯定和必须歌颂的。一九六一年第三期《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常务编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大年所写的《论康熙》一文，是借古讽今歌颂封建皇帝的一个典型。刘大年在这篇文章里，把康熙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头子捧上了天，说他是“天资英武，雄才大略”的“明君圣主”。他把人民群众劳动创造的成果，特别是明末农民起义所推动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成绩，都上在康熙的账上，说什么：由于康熙的统治，“中国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相当坚强统一的封建国家；封建的经济文化在这个条件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点。”在这里，刘大年把历史唯物主义糟踏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应该指出：这种种污蔑农民起义、美化帝王将相的谬论泛滥于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的《历史研究》上，决不是偶然的。这不仅是对一九五八年史学革命的一种反动，而且和当时社会上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企图复辟的活动有直接联系。他们把勤劳勇敢的劳动农民污蔑为像地主一样，一心只想发家致富，作官当老爷，就是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是把三面红旗说成是违背农民的本性和愿望的。如果农民的本来愿望只是想当地主，那末集体经济制度、社会主义道路，不就是农民所不欢迎的东西了吗？岂不是只有搞“单干”、搞“三自一包”才符合农民的要求吗？他们一味宣扬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把这些历史僵尸打扮成仁慈厚道的圣贤，也不过是要人们在精神上向剥削阶级的偶像屈膝，从而为反动阶级的复辟活动作思想准备罢了。
四
史学界的资产阶级右派，长期地打着“历史主义”的黑旗，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主义”简直成了他们替一切反动制度、反动阶级、反动思想作辩护的万应膏。他们到处挥舞这个破烂武器，向无产阶级历史学挑战。对于他们的这种挑战，革命的史学工作者一直同他们进行着坚决的斗争。
一九六二年九月，毛主席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史学界有些同志就发表文章，对吴晗、翦伯赞等人的所谓“历史主义”的反动谬论进行驳斥。黎澍见此情形，暴跳如雷，急忙组织右派娄罗，按照他的提纲，写文章进行反扑。《历史研究》一九六三年第四期和一九六四年第三期，以显著地位发表的两篇论“历史主义”的文章，就是这样出笼的。这两篇文章大捧资产阶级右派的“历史主义”，是黎澍等人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代表作。
黎澍之流摆出一副“辩证法老手”的架势，教训我们说：在许多历史著作中，阶级观点多了，但是“没有辩证法”，就是说没有“历史主义”。他们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分割开来，把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对立起来。他们说：“阶级观点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历史主义是辩证法对历史过程的理解”，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他们的文章洋洋数万言，看样子很吓人。其实，戳穿伪装，原不过是一派不值分文的胡说。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由此可见，根本不存在脱离了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点研究历史，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分割成为两个没有必然联系的对立的东西，就是故意制造混乱，利用所谓的“历史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黎澍等人企图用“历史主义”给各种资产阶级的反动谬论作护法，保护地主资产阶级的旧史学不受批判。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无产阶级就是要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砸它个稀巴烂，在这个基础上，创立无产阶级的崭新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就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对于资产阶级的东西、修正主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就一定要把它打倒，把它消灭。
现在，《历史研究》的黑幕已经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揭开了。但是，我们还需要对它所散布的大量毒素彻底揭露，彻底批判，以便扫除垃圾，涤荡污秽，在史学阵地上插上无产阶级的光彩夺目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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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批判文摘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的反动实质
《辽宁日报》发表郑伦一的文章《翦伯赞是反共反人民的老手》，剖析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一书的反动实质。文章指出，长期以来，翦伯赞自封为“革命者”、“老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但是，翻开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就揭了他的老底，翦伯赞是一个一贯为国民党蒋介石歌功颂德的反共反人民的老手。
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公敌蒋介石极力推行反动政策，限制、打击和破坏人民的抗日力量，与中国共产党争夺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毛主席早就指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中国革命，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而翦伯赞却大肆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他说：“有了这一个伟大的革命领导者，中国的抗日就更为坚决，更为积极。”翦伯赞竟然把一贯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贼蒋介石，美化为“伟大的革命领导者”，抗日战争的“发起者”、“组织者”；把对日妥协的蒋介石，歌颂为“坚决”、“积极”的抗日派。
当时，毛主席指出：只有领导全国人民对蒋介石的妥协、分裂、倒退的反动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而翦伯赞却丧心病狂地说：“没有蒋介石这样的伟大，他的天才，他的明确的预见，他的正确的领导，他的坚决的意识，他的有力的号召，就不容易使得中国的人民，不分阶级种族，党派，职业，像铁一样坚强地团结起来，就不容易使得中国的抗战，在任何艰苦的条件之下，都能坚持地继续下去。”
翦伯赞歪曲历史，颠倒黑白，他把中国人民在我们党领导下组织起来抗日的功劳，都记在国民党、蒋介石的头上。他说：“在抗战的二十个月中，由于最高领导者之正确的领导，由于中国国民党……之积极的号召，中国的人民大众——尤其是劳苦的农民，正在百万百万地走上战场，千万千万地变成抗日游击队。中国的工人，中国的青年，中国的妇女，甚至一部分中国的有产阶级都在各种抗日的组织中团结起来，行动起来……。”
《历史哲学教程》是翦伯赞卖身投靠蒋家王朝的证明。翦伯赞在解放前，是中国末代王朝——蒋家王朝的忠实维护者；在解放后，他仍然是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积极鼓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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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批判文摘
孙叔平的《历史唯物主义纲要》是修正主义的黑货
南京《新华日报》发表江正言、宗宇东的文章，批判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孙叔平编写的《历史唯物主义纲要》一书。文章指出孙叔平在这本书中贩卖了一系列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黑货。
孙叔平在《纲要》中系统地宣扬修正主义的原则，他说什么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事实上是存在的”；“和平共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社会主义在“和平竞赛”中可以“战胜”资本主义。他还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经过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阶级就不存在了，“出现了全民的民主”。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不再需要政治革命”了，只要“组织生产和生活”，加强“物质技术基础”就行了。这都是地地道道的赫鲁晓夫的取消世界革命，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投降的路线；是取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
文章指出：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在苏共二十大刚出笼后，我党就对它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原则斗争。一九五六年我党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都最有力地驳斥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谬论。而孙叔平的《纲要》是在这以后出版的，他仍旧大肆宣扬什么“反对个人迷信”、“阶级斗争熄灭论”、“三和”、“两全”。他还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和列宁的革命论断，来为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找理论根据。
一九六○年，《红旗》编辑部《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已经发表了。可是，一九六一年出版的《纲要》第三版上，孙叔平仅仅删掉了赫鲁晓夫的名字，删掉了原来抄引的大段大段赫鲁晓夫等的原话，仍保留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精神。他在“全面分析”的幌子下，继续兜售“和平过渡”等谬论。
中国人民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妄图用修正主义的黑货来欺骗群众，腐蚀群众，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那是办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