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8月5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知识小品

云雀族老人
丁一三
在河内,在荣市,我们会见过几位西原战士,他们对革命无限忠贞,性格强悍、纯朴,待人诚恳而热情。我们曾看到过表现西原地区少数民族生活的舞蹈,也曾听到过不少名歌唱家为西原各兄弟所唱的颂歌。在这里,我要记下从传颂、舞蹈和歌声中所感受到的一位云雀族老人的形象。
巴德地区的云雀族老人格龙,已经六十七岁了,他的身骨还如同一副钢架般壮健,可是,这副“钢架”是在饥饿、贫穷的烈火中冶炼出来的呀!他是一个从死亡中拼杀出来、从压在背上的山石底下挣扎出来的人。八月革命前夕,殖民主义者残酷地掠夺了云雀族人生活中的一切,并把他们逼进了从没见过天日的老林。云雀族人不仅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太阳。全族几百人,一批批地死去,最后只剩下了几十人,他们面临着全族灭绝的命运。
是八月革命挽救了云雀族免于灭绝的命运。革命,从老林深处、从死亡线上把云雀族人接回到巴德。格龙老人,当时就是第一个与革命接触的云雀族人。从那时起,云雀人立下了誓言:把一切都献给胡志明领导的革命。
那是在一九五四年春,为最后赶走法国殖民主义者,要在巴德附近进行一场决战。在决战准备阶段,革命部队运来了三吨食盐,以备大部队食用。云雀族人全部出动,在巴德山后的大洞里修建了盐库,然后,又把三吨盐背上山来。他们把一切都准备好了,等待着决战时刻的到来,可是决战并没有在巴德进行,因为在北方举行了奠边府战役,革命取得了决胜。“日内瓦协议”签定后,革命队伍按协议所规定的集结北上。那一天,云雀族全族人民都站在村塞外送别革命队伍,全族人民望着北去亲人的背影,都泣不成声。
根据协议规定,两年之后,人们将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自由选举。那时,云雀族人将与今天送别的亲人重新团聚。那时,他们将同今天一样,要在村塞外隆重迎接亲人。
抱着这种热切的愿望,他们等待着,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愿望到头来却变成了一个泡影。这以后,在中秋的月下,云雀族人不再舞蹈;在春花争艳时节,云雀族人不再唱歌。格龙老人沉默了,他时常独自一个人走过巴德山涧的木桥,走到山后的大山洞里,面对着那雪白的盐堆,静静地出神。他回想着充满阳光和欢乐的过去,他揣度着阴沉窒息的现实,回想着,揣度着,他落下了痛苦的眼泪。有时,他还站在巴德山涧的木桥上,凝视着滚滚激流,象是要从激流中得悉亲人的信息。
之后,从敌人那里传来了消息:一件是共和政府当局严禁任何人把食盐带往西原山区;再一件是用一个“越共”干部的头颅可以换得五斤食盐;第三件是搬进“稠密区”的人可以得到供应的食盐。
当时,云雀族人正缺少盐。在山后的大山洞里不是有一个盐库吗?不是有着三吨食盐吗?可是云雀族全族人在那漫长的艰苦岁月里,宁肯忍受没有盐吃的苦楚,没有一个人想到去动用三吨盐的一粒。
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一个革命者逃进了云雀族的村塞,格龙老人把他抱在怀里,他们还没来得及互相仔细地看一看,在一阵狗吠声中,一队“共和军”冲进了村塞。老人刚把那革命者隐藏好,敌人就冲进了他的家门。
“知道了吗?一个干部的头,可以换五斤食盐。”敌人的军官向格龙说。
格龙向敌人白了一眼,反问道:“我自己的头可以换几斤呢?”
敌人严刑拷打了格龙,从拷打中,老人才知道敌人并没有发现刚才的那位亲人,而是为了另一件事:盐!
“我们已经得到了准确的情报,‘越共’在你这里藏了八百斤食盐。你要把这些食盐的下落告诉国家,不然,我们要按照‘第十号法令’,把你处以绞刑!”
格龙被敌人打得皮开肉裂。敌人抓起一把他们带来的盐,揉进老人的伤口。在疼痛得不能忍受的时候,他在心里叨念着:绝对不能说,忍受住,革命需要那些盐……
随“共和军”来的美国顾问,见他的走狗们拷打格龙无效,便在格龙面前摆下两瓶烈性酒,象一只狼一样蹲在老人的面前。
“喂,要喝一杯吗?”美国人对格龙指着烈性酒说。
格龙没有理睬他,仍旧平静地躺在地上。
美国顾问转了一下他那灰暗的眼,挑衅地对格龙说:
“我知道你们云雀人没有这种胆量。不敢喝我的酒,算不得什么好汉!”
格龙慢慢地睁开了眼,盯着向他挑衅的敌人:“你说什么?”不容美国佬回答,老人坐了起来,一把拿过酒瓶:“你!你喝一瓶,我喝三瓶。”说罢,引颈而饮,一饮而尽。然后,老人抓住空酒瓶指着敌人:“你喝!”那美国人吓得仰倒在格龙的面前。
格龙老人胜利地大笑起来,接着,又喝干了另外一瓶。
敌人撤退了,他们吵嚷着离开了村塞。
格龙胜利了。他趁着酒兴,踏上了那条走过几百次的通往盐库的路。往时,每走一次就多一分苦楚;如今,巴德又来了革命者(他正隐藏在丛林里)!看来巴德地区要爆发另一场革命。老人走着,想着,眼前的重雾被一阵大风吹散了,巴德山涧的泉水声,也不再是痛苦的呻吟。……咦!那木桥上为什么站着那个美国佬?他?
“我的酒到底帮助你很快的清醒。”那美国人在桥上拦住格龙说:“走吧,把我们引到藏着食盐的地方去。就顺着这条路吗?”
格龙老伯这时感到剧烈的心痛!他悔恨自己上了敌人的圈套,喝了他的酒,走到这个地方来。
那个美国佬又说:“往哪里走,带路吧!”
格龙老人沉静了,他清醒地知道,敌人虽然在木桥上拦住了他,但是他们不知道去路。“我们云雀族人对革命是忠诚到底的,我就是把全部生命贡献出来,也报不尽革命对云雀族人的恩情!”格龙向美国佬走去,他瞟了一眼脚下奔流着的山泉,那山泉象他的心地一样清澈,透明。
格龙站在美国佬面前,突然高声呐喊起来:“我给你带路?我要把你送进地狱!”
格龙抱住美国佬,一起跳进了巴德山涧。激浪吞没了侵略者的阴谋,也卷走了格龙。
可是,还不到中午,格龙老伯手里提着那个美国佬的帽子,一步一步地回到了云雀族村塞。他顾不得身上的伤痛和疲劳,找到了那位革命干部,并且领着他,越过巴德山涧的木桥,走进了那个他已经来过几百次的山洞。
“这就是云雀族为革命保存的盐,现在我们交还给革命。”
干部沉重地蹲下去,伸出颤抖的手去抓盐,但是,盐已经溶解又凝结了,象一座山巍然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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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听话要听党的话〔竹版画〕
萧惠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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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小语

充分发挥故事员的作用
上海评弹演员唐耿良坐在上海写大寨,总也写不出;他到大寨去写,由于亲受感染和实地采访的结果,终于写出了新评话《大寨人的故事》。艺术创作的源泉来自生活,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生活,这又是一个证明。
评话编好以后,他争取领导上的帮助,又带着作品下乡为公社社员试说,广泛征求意见,边改边定稿。所以他说:“这个故事是一个集体创作”,这种三结合的创作方法也是正确的。
要想让优秀的文艺作品产生更大的政治影响,教育更多的群众,光靠一两个评弹演员是不够的。特别是象《大寨的故事》这样的作品,是群众迫切需要知道的新鲜事物,应该满足群众的要求,让大寨精神尽人皆知,遍地开花。
上海群众艺术馆发动业余故事员的力量,用较短的时间举办传授班,正是适应这一客观要求的好措施。时间只用了三天,农村业余故事员三百多人便从唐耿良的示范表演中学会了这段新书。这三百多人回去以后,又把它传授给更多的人,其结果是,大寨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政治上产生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群众文化工作部门对农村业余故事员除了要加强思想领导,不断供给新创作的文字材料以外,有重点地举办这种较短时间的传授班,是充分发挥故事员力量的一个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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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弹演员编新书,故事员竞说大寨人
上海市人民评弹团演员唐耿良,在今年第三期《曲艺》上发表了一篇《写〈大寨人的故事〉的一点体会》,说他从报纸、杂志上读到了有关大寨的文章后,很想把它编成评话,可是编了几次都编不下去,因为他对山区农村生活一无所知,不熟不懂,编也编不出,说也说不来。
今年一月他到了大寨,亲眼看到大寨人的革命干劲和克服困难的精神。在金石坡石窝,他看到老英雄贾进才开山取石,唐耿良脱下大衣也和他们一起干起来。“我不过搬搬小石块,搬了不过一个来小时,可是回到宿舍里想记笔记,手指头竟不听使唤,连钢笔也捏不牢了。我想到大寨山里一百八十道石坝,连起来有十五里长,石头有十三万立方米之多,开那么多的石头,抬那么重的石块,垒那么高的石坝,要付出多么艰巨的劳动啊!我从书刊上看到那些数字时感情还激动不起来,现在看着自己发僵的手指头,不由得对大寨的革命的愚公感到衷心的钦佩。因此后来我在说到陈永贵三战狼窝掌冒雪冲锋的细节时,便有了比较充实的感情。这些感情关在屋子里读书是产生不出来的。”
陈永贵向唐耿良介绍了大寨人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陈永贵的谈话不仅使他创作评话掌握了许多形象生动的材料,更重要的是直接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当时,陈永贵刚从北京开会归来,一天夜晚,唐耿良列席了他们的社员大会。“当陈永贵讲到毛主席接见他的时候,社员们兴奋得都沉浸在幸福的情境里。陈永贵说到毛主席问起,贾进才现在在做什么?陈永贵说,还是打石头。主席说,你回去给贾进才问好。这时候我看见贾进才热泪盈眶,他喃喃地说,我不过打了几块石头,主席这样忙还记得我这个打石头人的名字,真是做梦也没想到啊!当陈永贵说到毛主席问候大寨的社员时,会场里沸腾了起来,都说要更加努力的干,来回答伟大领袖对我们的关怀。我虽不是大寨的社员,但也分享了大寨人的喜悦。我激动地站起来用普通话说了两段评话表示向光荣的大寨人致祝贺之忱!”看到大寨人坚决贯彻毛主席的自力更生方针,在短短的十三年里用一根扁担两只手,两个肩膀一把?,使大寨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唐耿良想:“作为一个评话演员,我怎么能不尽情地来歌颂大寨的英雄故事呢?我一定要尽快地把故事编出来,并到处去演出。”
回到上海后,他决定边说边改边定稿,送到农村去请公社的社员和干部来鉴定,通过实践来修改。“春节前后我先后到松江、上海、金山、奉贤、青浦、嘉定六个县十几个公社去试说,并开座谈会听取意见,从社员干部以至县委负责同志他们都热情地指出,哪些名词听不懂,哪些情节该突出,哪些地方可以精炼,都具体的提出来,我根据这些意见,边说边改。因此说,这个故事是一个集体创作,凭个人苦思摸索是达不到这些效果的。”
演出中,公社的社员和干部反应强烈,一个老贫农说:“大寨的条件这样差,山沟里还能亩产八百多斤,我们上海郊区条件这样好,却抱住老习惯,不大愿意种双季稻,如果有了大寨人的革命精神,认真贯彻三熟制,别说超千斤,就是亩产一千五百斤我敢保险。”一位大队支部书记说:“我们大队有四十亩荒滩地,只要花三四百个人工就能开出来。可是一直强调劳力紧张不去开它,今春一定要组织力量把它开出来,为国家增产粮食。”
唐耿良创作的评话《大寨人的故事》发表后,华东地区许多故事员都竞相讲说,上海郊区农村流传的更为广泛。
为了推广这个故事,上海群众艺术馆曾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大寨故事传授班。唐耿良向来自市郊各公社、各集镇的农村业余故事员三百多人,作了传授。唐耿良在示范表演中,分析了故事的主题思想、情节结构,介绍了他自己讲演时的体会。
这批农村故事员回到农村以后,又在故事员培训班上把《大寨人的故事》传授给更多的人。金山县金卫公社全社每个大队有三个故事员学讲这个故事。崇明县裕安公社还发动了各机关、团体的干部学讲这个故事。
很多社员、干部听了故事,马上联系到自己的生产队、联系到自己,找寻差距,向大寨人学习。不少社员在劳动时碰到困难的关口,一想到大寨人的革命干劲,精神立刻振奋起来。
〔辛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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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知识小品

非洲的鼓
乐声
在非洲,鼓是乐队中的主要乐器,它构成了节奏鲜明、奔放粗犷的非洲音乐的特色。
非洲鼓的种类很多,有长桶的和扁圆的,有横放的和竖放的,有夹在腋下边舞边打的,有顶在头上敲击的,有高达一米以上的大鼓,也有只比手掌略大的小鼓。在加纳的全非著名音乐家凯塔的研究室里,陈列着几十种不同式样的非洲鼓。中非共和国境内的班吉立族人,使用着圆桶鼓和椎形鼓;在刚果(利)境内通用一种箱形鼓,下面有四条腿,鼓面上蒙以兽皮;在喀麦隆的巴萨族人中间,则流传着用整段树干雕凿出来的鼓。非洲鼓大多是用树皮、树干或兽皮制成的,外面用铁环箍紧或用绳子捆扎。
非洲的鼓,分为音乐鼓、信号鼓和战鼓三类,人们通过高低不同的音响和急缓有别的节奏来表达思想,并作为“语言的工具”。古往今来,非洲人民用多变的鼓点形成“信号语”,来传递各种消息。一九六四年初,当周恩来总理飞抵科纳克里,对几内亚进行访问时,电台的广播和“塔姆塔姆”鼓声,同时把这个消息传遍了首都和全国各地。
战鼓是用黑羚羊皮或豹皮做成的,奇怪的是,用豹皮做的鼓竟会发出象豹子似的吼叫声。苏丹共和国的赞迪族人使用的是巨大的牛形战鼓,鼓身用整块木材雕凿而成,并饰有两条尖尖的牛角,敲奏起来发出惊人的巨响。公元一八八一至一八八五年,苏丹爆发了举世闻名的马赫迪反英大起义,人们当时使用的就是这样的战鼓。每当战鼓响起,人们就象听到命令而做好一切战斗准备。从十六、十七世纪以来,咚咚的战鼓声敲响了非洲人民的心,迎来了大多数非洲国家独立的胜利。如今,战鼓又伴随着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歌,响彻非洲大陆的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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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诗画配

美国兵向伪军“投降”
天马 诗江 帆 画
报纸消息:今年六月三日晚上,驻在南越广义市的两名美国兵,去厕所时突然碰到正在巡逻的两名伪保安军士兵。美国兵慌忙举起双手,口中喃喃地念着事先学好的越南话:“我投降!我投降!”什么地雷阵,什么铁丝网,巡什么逻,站什么岗!全都是扯淡,安全无保障。要保生命无恙,必须学会投降,咿唔,咿唔,咿咿唔,口诀儿记在心上。简单明了几个字:举手、投降、交枪!只怪胆不壮,只怪心太慌,眼花缭乱,看错对象,跪在伪军面前,闹了笑话一桩!哎,这也无妨,权当演习一场。好经验需要推广,“投降学”应当发扬。眼光要放远,这经验以后用得上!(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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