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熔炉
牛克伦
来自四面八方
在招生委员会办完了入校手续，我们便一路打听着，向抗大三期三大队九队的住地府衙门走去。
初冬的傍晚，陕北的天气已经很冷了，但我们都被一种兴奋的情绪鼓舞着，觉不到丝毫寒意。怎么能不兴奋呢？两个月前，我们还在日寇的刺刀下受着欺凌，而今，却来到了仰慕已久的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一种崭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府衙门在城东南角，拐过两条街就到了。高高的院墙，围着一幢幢瓦房，门外两侧的墙壁上端端正正地写着八个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几个还是学生打扮的男女青年从门里走出来，一边走，一边欢快地唱着：“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一进大门，影壁上的几行红色大字，便立刻映入眼帘：
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毛泽东
多么庄严豪迈的语句，多么激动人心的号召呵。有多少青年人，怀着激动的心情从这面影壁前走过，在这伟大的号召下团结起来，学习、战斗呵！
一下子，我们被一群先到的同学包围了。他（她）们热情地夺过我们的行囊，簇拥着我们走进了院子。
正走着，忽然有人高声呼叫我的名字，接着一只手用力地抓住了我的肩膀。扭头一看，原来是我在中学读书时的英文教员。自从我考入北平大学以后，已经有两年多没见他了，想不到今天会在这里相遇。我不由得惊叫起来：“啊，老师！你也来了！”
晚饭前，编队、编班。我们三大队第九队七班的十一个人，围着一张木桌、一壶开水，互相作自我介绍。这才真叫来自五湖四海呢：那个衣着朴素的同志，原是上海的排字工人；腰间扎条军用皮带的大个子，是旧军队的下级军官；还有画家、著名的演员和报馆的编辑……
编队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奇遇、巧会，不知有多少。除了“师生同学”以外，还有“夫妻同校”、“母女同队”，甚至还有“三代同校”的呢！
这些“佳话”，真使人激动不已。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吸引了多少热血青年和爱国志士奔向延安呵！在这里，有来自平、津、沪、宁各大城市的工人、学生，有来自松花江畔的东北同胞，也有远涉重洋归来的华侨……各民族、各省市、各行各业的人，几乎无所不有。而且，就在我们解下背包住下来的时候，不知还有多少象我们一样的青年人，正在拥挤的火车车厢里，颠簸的汽车上，或走在荒凉的山林间，向着延安、向着“抗大”奔来。那些日子，差不多每天都有成批的新同学来报到。有一天就来了百多人，恰好编成一个完整的队。一直到十二月底，我们已经开课了，还从南方来了几个大学生。学校容纳不下了，但他们坚决地要求：“当不了抗大的学生，在抗大当伙伕也行！”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把铺位再挤紧点，让他们留下。
第一课
入校的当天，吃过晚饭，队的指导员李振邦同志便来看我们了。
指导员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个子不高，人挺和蔼。他问了我们路上的情形，便约我们到外面去散步。
一路走，他一面给我们介绍抗大的历史。讲到第一期在保安开学时，学员们怎样自己动手收拾马棚、废窑，开辟校舍，第二期学员又怎样在物质供应十分菲薄的情况下坚持学习。话题慢慢扯到当前我们第三期的困难上来，忽然，他停住脚，指着对面的山梁说道：“你们看……”
我们向山上望去，光秃秃的山头，被切成了一层层的梯坎，到处是新劈开的黄土。那是什么？我们一时都没有看懂。
“那就是我们的新校舍呀！”指导员笑了笑，接着就告诉我们：延安房子有限，成千上万的新同学不断涌来，往哪里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校部向二期师生发出了号召：自己动手，两个星期，挖好一百五十孔窑洞。经过二期同学的辛勤劳动，窑洞已经初具规模了。
“这是一项很重要的课程。”指导员严肃地说，“林彪校长在一次讲话时就说过：‘我们学校里还有一个没有列入课程表的课目，就是：‘艰苦奋斗，克服困难！’从明天你们就要上这一课。”
第二天，天还不亮，我就被一阵欢笑声、歌声和铁器撞击声惊醒了。起来一看，院子里东一堆铁锹，西一堆镢头，还有一辆辆的小车、一对对的土筐。院当中放着些锯成两半的煤油桶，每个班围着半桶小米稀饭。我连忙挤上去，喝了两碗，抓把铁锹便跟上大伙出发了。
原来校舍工程已到扫尾阶段，我们是来整理校舍的，活并不算重，但对我们这群大多数从未拿过锹把的青年学生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一天劳动下来，一身汗水，两手水泡，个个腰痠腿痛。但是，正是这样的劳动，锻炼和教育着我们，改变着我们的思想。并且不断增长着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正如毛主席给抗大建设校舍的题词中指出的，这个成绩证明了：“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
“这就是马列主义！”
到校十多天以后的一个上午，全校同学集合在我们三大队的院子里，欢送二期的部分毕业同学到前线去。
会场上，队与队互相拉着歌子，歌声、口号声此起彼落，热闹非常。突然，歌声停了，罗瑞卿教育长站在队前宣布：“现在，请毛主席给我们讲话！”
啊，毛主席！全场静了一刹，随即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一二·九”运动以后，还在白区的时候，我们就偷偷地阅读过毛主席的著作；到校以后，从指导员和老同学的介绍里，我们知道，“抗大”就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主持下创办和建设起来的；从二期起，他就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并为抗大确定了教育方针，这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句话加上校训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便成为抗大的传统作风。在尔后毛主席为抗大建校三周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更明确指出：“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少的。”这些天来，我们总怀着这么个心事：希望能够见到毛主席，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这时，只见毛主席穿着一身旧灰布军衣，微笑着，举着手慢慢走到队前。
毛主席首先向我们分析了当前的抗战形势，接着，对二期的同学作了许多指示。最后，他向我们三大队这边走了几步，对我们说道：“你们来到了延安，很好，我们欢迎你们。”
会场活跃起来了。
毛主席又问我们：“你们会不会吃小米呀？”
“会！”我们亮起嗓子大声回答。
毛主席又问道：“会不会打草鞋？”
我们又齐声回答道：“会！”
毛主席笑了笑说：好！能吃小米，会打草鞋，会爬山，才能算抗大的学生。你们是来革命的，要学马列主义。要懂得，吃小米，爬大山，这就是革命，这就是马列主义！
这次，毛主席讲话时间不长，但这些话却象明灯一样照亮了我们的心。这些天来，我们虽然也初步认识到了“艰苦奋斗”这句话的含义，也经受了一些吃小米、打草鞋、远道背粮食等艰苦生活的锻炼，但还没有象今天这样深刻地意识到艰苦奋斗对一个决心革命的人，竟有着如此巨大的意义。
理论联系实际
生活逐渐就绪，紧张的学习开始了。学习的要求，校部早已反复讲过多次，要本着毛主席一贯教导的、林彪校长强调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和“少而精”的原则，学以致用，认真领会；反对硬啃书本，死背条文。
毛主席对学校的政治教育非常重视，总是放在突出的地位，还亲自给学员讲课。听说毛主席给第二期学员讲《矛盾论》和《实践论》时，还经常深入到班里参加讨论，告诉学员，学理论重在联系实际，改造主客观世界。
由于我们当时水平低，一时不能很好的理解主席的指示、教导。记得开始讨论时，大家翻着笔记，苦苦思索，老是在概念、名词上打圈圈，总是讨论不起来。还是那些有实际斗争经验的老同志首先发言。他们谈到国民党消极抗战，祸国殃民，共产党坚决抗战，救国救民，……他们绘声绘色地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来说明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一定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道理。老同志们的发言，提高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我们也有言可发了，于是，各人谈各人的经历，各人的思想，认识。讨论会愈谈愈活跃了。
为了让我们这些缺乏实际经验的青年学生学到抗战的真本领，彻底改造思想，学校想方设法，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请老红军或从前方回来的首长，向我们介绍战斗生活、实践经验。还组织我们去延安各地参观、访问，进一步丰富我们的实际知识。
理论联系实际不仅体现在政治教育中，军事学习也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进行的。
记得有这样一件事：这天，刘亚楼同志给我们讲了“游击战术”课。讲的很通俗，很具体，很实际。他举了很多生动的战例，使我们这些虽然没有参加过一次战斗的年轻学生，也很快就能听懂他讲的基本原则。晚上，我们班照例挤在炕头上，围着一盏煤油灯复习讨论。讨论题是：游击战术的突然性问题。
讨论会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十分专注，以致连熄灯号都没听见，直谈到夜深才散。
又一个夜晚，西北风撕裂着窗纸。土炕已经烧热，被窝里暖烘烘的，上了一天操课，这会大伙都睡得正香。
突然，几声清脆的枪响刺破了寂静。院子里响起了急促的哨音。值星员挨门挨户地传达紧急集合命令：
“快，全副武装集合！”
“不许点灯，不许嚷！……”
尽管队长跑来跑去地嘱咐：“不要慌，沉住气……”也还是除不掉那种紧张、惊惶的气氛。在黑古隆冬的房子里，这个绑腿找不到了，那个鞋子丢了一只，是谁穿错了衣服，是谁的茶缸子掉了，叮叮当当满地乱滚……
队伍仓促集合起来，检查了一下人数，一声口令奔出营房，便向城外的山梁上跑去。
队伍在山头布置好，天已放亮了。队长、指导员陪同校部的几个同志在各处察看了一番，然后宣布：“演习结束了，以班为单位进行总结！……”
一听是演习，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彼此看看各人的狼狈相，禁不住弯腰捧腹哄笑起来。有的同志问：“为什么在今天紧急集合？”队长笑了笑：“忘了么？昨天上的课不是夜间动作吗！”
我们经常就是这样，讲什么，做什么，讲了兵器，便立即拆卸枪枝、练习射击。讲了营连攻防，便作野外演习。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贯彻在各种课目和日常的养成教育中。
“救亡室”内外
新年刚过，指导员就把我叫去了。他说：“‘一·二八’六周年快要到了，全校准备进行文娱、体育比赛，咱们‘救亡室’要好好搞一下呀！”
“救亡室”就是从红军的“列宁室”演变来的，各队都有。它是队的俱乐部组织，又是全队活动的中心，象大的讨论会，反不良倾向的斗争，都在这里进行。课余时间，它又成了文娱活动的场所。从入校的第二天起，我就担任了队的“救亡室”主任。
我们九队的条件好，上海一个剧团的大部人员编进了我们队，歌唱家、演员、画家、诗人，应有尽有。歌咏指挥很有才能，《延安颂》也是我们九队的“产品”。
为了迎接“一·二八”，我们决定演出歌剧《黄浦江头》。戏剧组、歌咏组、器乐组几乎每天晚饭后都挤在“救亡室”里排演。锣鼓喧天，琴声不断，一直搞到节日的前夕。
演出果然获得了成功，取得了优胜。
我们还有另外的活动场所，那便是延河边上。
一天的操课结束了，傍晚，一抹夕阳辉映着山头的宝塔，看吧，山脚下，古庙旁，清澈的延水边的沙滩上，三三两两，到处是身穿灰军衣、佩着“抗大”领章的人们，和穿着杂色服装的陕北公学的男女同学们。有的在山头引吭高歌，有的在河滩上追逐嬉戏。人们走着，谈着，争论着。从故乡的景物，谈到抗战的形势、欧洲的政局。在那些日子里，在这山城的夜色里，哪块石头上没有我们的脚印，哪个歌儿没有唱过几遍，什么话题没有谈到呵！
“到斗争中去学习”
寒冬过去，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来到了陕北。
经过了几个月的学习和锻炼，我们抗大第三期就要结业了。考试、鉴定都已做过了；由本大队女同志提议发动的爱护母校的劝募运动正在开展；部分提前分配工作的同志已经整装待发……一切都已经准备停当，只要一声令下，便可以奔赴前方了。但是，人们心里都还有一件事放不下：在我们毕业的时候，毛主席会不会再来给我们讲话？现在就要离开母校、离开延安，分赴敌后了，谁不希望再见见敬爱的领袖，再聆听一次他的教诲呢！
毛主席好象知道我们的心思，正当我们如饥如渴地盼望着的时候，消息传来：毛主席要给我们讲话了。
四月初一个晴朗的下午，毛主席在城外一个傍山的广场里接见了我们全校的两千多人。
毛主席的讲话是从我们第三期毕业谈起的。毛主席微笑着说：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算第二课；现在第二课上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便是到斗争中去学习。
毛主席为我们仔细讲解了在斗争中学习、向实际学习的重要，接着又谈到了敌后各战场的斗争形势。
最后，毛主席又进一步指示我们，要我们在实际斗争中努力学习和掌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毛主席对这三条指示作了具体的阐述。他还引用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作譬喻，说明干革命要有明确的方向，要一心一意，经受任何艰苦困难的考验，百折不回。毛主席还特地提到了唐僧骑的那匹白马，说：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我们一个革命者做事情，好比挑担子，有六十斤的，有一百斤的，只能拣一百斤的挑，不能拣六十斤的挑。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我们都要树立这种作风。
主席的话不时引起全场的掌声、笑声。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就在听过毛主席这次报告不久，我们抗大第三期的同学们，带着毛主席给我们的指示，走出了这个伟大时代的革命熔炉，奔向敌后各个战场，开始了向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锻炼的新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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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军衣（油画） 邢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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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皇军参观团”的覆灭
林克夫
冈村宁次——这个被日本侵略者誉为三杰之一的刽子手，眼看着自己精心策划的“铁壁合围”、“捕捉奇袭”、“抉剔扫荡”等“绝妙战术”一个一个地被粉碎。懊丧之余，绞尽脑汁，又制订了一个穷凶极恶的“新战术”，这就是一九四三年秋季对我太岳根据地进行的所谓“铁滚扫荡”。
日寇调集了两万多兵力，分三线摆在东起白晋线、西至霍山的一、二百里的正面上，企图以第一线兵力分路合击，寻找我主力作战；以第二线兵力“抉剔扫荡”，烧毁村庄，抢掠物资；第三线兵力分散“清剿”，捕捉我零散人员及小股部队。整个战役行动，先是由北向南横扫，迫使我军退到黄河边背水应战，尔后再由南而北滚扫回来，以“扫荡”我可能突围之部队，这谓之“大滚”；担任“抉剔”、“清剿”的部队，又每天前进四十里，后退十里，谓之“小滚”，为防止我军向两侧转移，还沿着同蒲线、白晋线，构成了严密的封锁线。冈村宁次得意地把这种战术命名为“铁滚式的三层阵地新战法”，亲自担任了“扫荡”总指挥，又命其第一军团参谋长临阵督战。他还向东京参谋本部夸口说：这次要“迫使共军在黄河岸边背水作战，不降即亡！”在太行山区建立一个“剿共实验区”。
敌东京参谋部对冈村宁次这一“雄谋大略”，寄望尤深，为研究“铁滚战术”和瞻瞩“皇军”的“赫赫战果”，特从各地抽来一百八十余名军官，组成皇军参观团，由服部直臣少将带领，前来太岳前线。
“铁滚扫荡”于十月一日开始。太岳区全体军民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反“扫荡”斗争。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却无耻地与日寇呼应，策动内战，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并把进攻的主要矛头指向陕甘宁边区。这样，我们三八六旅十六团就不得不将反“扫荡”的任务交给兄弟部队，赶赴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一个漆黑的夜晚，部队迅速地秘密向外线转移。敌人已深入根据地腹心，正在东扑西撞，寻找我军主力作战。我们遵照临行前陈赓司令员的指示，部队集中行动，只派一个小部队在侧翼箝制敌人。一路上，担任箝制任务的部队，忽而出现，给敌人一阵猛烈杀伤；忽而隐蔽，让敌人找不到踪影，掩护着团的主力向西南方向猛插。
十八日傍晚，我们终于跳出了重重封锁，乘虚通过敌人“前敌指挥部”所在地——临汾，进驻临汾附近的岗头村。次日黄昏，一股敌人又跟来了，我们突然扭转矛头，迎敌北上，转到敌人背后，一直插向韩略附近。
韩略，是临（汾）屯（留）公路上的一个小镇，距临汾只有几十里。这一带物产丰富，群众条件很好。老乡们听说我们来到，都喜出望外，忙着腾房子、烧水做饭，把最好的东西拿给我们吃。民兵们也围上来说：“你们来得正好！敌人天天在公路上过，狠狠地揍他一顿，给我们解解恨吧！”为了保守军事秘密，民兵们主动在村周围站岗放哨。地方党的负责同志，也向我们介绍敌人的动向：每天早上，总有一两批汽车，满载着部队或物资由这里经过，下午再载着从根据地抢劫的物资返回来。天天如此，少有例外。经我们研究，认为这里地形很好，既利于隐蔽也利于出击，加上有可靠的群众掩护和民兵的配合，真是个理想的作战地点。而韩略之敌，以为左有苏堡、前有古县据点的相互支援，十分麻痹，做梦也想不到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会来到这里。虽然我团的主要任务是赶赴陕甘宁边区，但战机不可坐失，正好乘敌不意，攻其不备，打一个胜仗，来答谢哺育我们的太岳根据地的人民，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献礼。因而我们决定就在这里设伏痛击敌人，把拳头狠狠地打在敌人的鼻梁上。
群众和民兵听说要打仗，都积极行动起来，给我们蒸馒头，准备担架，纷纷要求参战。当地的武委会主任兼民兵队长，还亲自带领我们侦察人员一连几次去伪军据点侦察。二十二日下午，我们又组织了营连干部化装成农民，到韩略去观察地形。
韩略村边有一条山沟，公路正从二丈多高的陡壁中间穿过。这确是一个理想的伏击阵地，我们只要埋伏在两侧，敌人一进口袋，就真象战士们说的：要“包饺子”了。
当天晚上，部队便悄悄进入工事。一直等到第二天早饭时候，仍不见敌人的踪影。战士们等得耐不住了，甚至有人议论：“不要再等了，干脆把据点里的狗杂种收拾了吧！”
正在这时，隐约地传来了隆隆的声音，公路远方立刻腾起滚滚烟尘。我拿起望远镜侦察，共有十三辆汽车。真是巧，多了，吃掉它费劲；少了，不大过瘾。我高兴地注视着汽车一辆接一辆，象跛驴一样，一颠一摆地向韩略爬行。车上满载着敌人，摇摇晃晃，又说又笑，看那得意洋洋的样子，俨然把这里当成他们的“王道乐土”了。我耐着心头的愤怒回视阵地，见战士们个个紧握枪杆，已作好了出击的准备，并低声传着：“准备好！准备好！……”
顷刻间，敌人的汽车驰到了沟口，高傲的敌人，连观察也不观察，不停地往“口袋”里钻，一刹那，十三辆汽车全部进了伏击圈。讯号一发起，六连先动手，打烂了最后一辆汽车，斩断了敌人退路。班长带领全班，跃出阵地，从陡壁上飞下公路，从汽车上夺过重机枪，顺着公路猛扫。领头的敌人如大梦初醒，急速驶车，想一鼓气冲出去。可是九连象一道铁门，迎头把敌人截住。公路两旁的轻重火力，紧随着压了下来。顿时，一条凹道变成了火沟，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连还枪都来不及。好大一会，才有敌人一个大佐带着几十个日本侵略军军官，举着战刀，狗急跳墙地扑向六连阵地。这时沟道面前的敌人也端着枪，“呀！呀！……”地怪叫着，顺公路向九连冲来。班长喊了一声“冲！”全班九人，踏着敌尸迎上去，在遮天蔽日的烟雾中，与敌人厮杀在一起。
参战的男女老少也都拿着菜刀、棍棒、锹镐跑来了，在阵地的四周高呼“鬼子被包围了！”“鬼子跑不了啦！”“同志们！狠狠打呀！”山鸣谷应，威势倍增。
敌人在猛烈的火力下，死伤了大半。剩下的敌人被切成了数段，互相得不到支援，东撞西闯，团团乱转。敌人见夺路逃生无望，就收拾残兵，企图争得一个立脚点以便负隅顽抗，等待来援。如果将他们拖延下去，对我们这一支深入敌区单独作战的部队，将是十分不利的，必须毫不犹疑地速战、速决、速离。部队立刻开始了猛烈的攻击，发起了冲锋。战斗中，我们发现沟中间有一群带指挥刀的敌人，四周的日本兵向他们靠拢，看样子是想拼命把这一堆带指挥刀的“长官”救出去。这使我们找到了敌人为什么这样顽抗的答案，估计被围的可能是个指挥机构，便立即命令部队集中力量，尽先消灭这股敌人。
冲锋信号发起，五连指导员郑光南同志抱起一堆手榴弹就扑向敌人一个火力点。一声巨响，敌人机枪哑了，郑光南同志也倒在那里。同志们高呼着：“报仇呀！……”随着吼声，突击队象狂风般地扑向敌人。
日本兵端着枪，举着刀，三五成群，背靠背掩护着与我扭杀。民兵和群众也拥了上来，呐喊着，和我们一起战斗。
一直想为带指挥刀的军官们解围的那个指挥官，见大势已去，切腹自杀，“效忠天皇”了。残存的敌人，“武士道”的精神也立即烟消云散。一个钟头战斗便结束了，除三个敌人逃脱外，其余均死于这条沟内。
这一仗，使敌临汾“指挥部”慌了手脚，于是把担任战役侦察的六架飞机，全部调来追寻我团的踪迹，又从“清剿”安泽、浮山、沁水、沁源、翼城等县的联队中抽调了几千人，星夜赶来合击我团。这一来，敌人“扫荡”的兵力被扯开了，部署打乱了。而那些被调来合击我团的敌人，又被我们拖了几天，结果是一无所得，空受了多日风霜之苦。
就在韩略战斗的前后，我太岳区的其他兄弟部队和民兵在白晋线、同蒲线上，连续出击歼敌，到十一月中旬，冈村宁次蓄谋三月之久的“铁滚扫荡”，终于被我太岳区军民彻底粉碎了。我十六团则胜利地奔向延安，执行保卫延安和毛主席的任务。
“扫荡”一被粉碎，根据地内万民欢腾，庆祝胜利。而这时的冈村宁次恼羞成怒，并认定此次败北，定是出了内奸。于是又亲自出马对六九师团司令部及其周围的敌伪人员，来了一次大“甄别”。结果是日本侵略军师团长清水中将撤职了，第一军团参谋长调职，伪翼宁道（临汾）“道尹大人”丢了官。冈村宁次这才息了怒。他那“迫使八路军背水作战，不降即亡”的计划，一时使蒋阎群丑们欢呼的“铁滚扫荡”，象一幕自我嘲讽的闹剧一样地结束了。
事后情况弄清楚了，从缴获的文件上查明，原来这些“万死不辞”的敌人，就是那准备随“铁滚扫荡”的“皇军”到战地观光和吸取“扫荡”经验的“皇军参观团”。这一百八十多个观光者，想不到当临汾“指挥部”正在拍电报向东京报告“赫赫战果”、“皇军如入无人之境”的时候，还没有走到战地，就尸横遍野了。
（《星火燎原》编辑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