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深山村里的文艺轻骑兵
——介绍福建省福安县范坑文艺演出队
福建省福安县有个范坑大队，是个高山里的洼地，山谷云深雾重，山路曲折难走，村里流传着一句话：“三年不听锣鼓响，十年不见戏上台”。它离县城八十里，找个演出材料，得走一天。全大队只有两份报纸，一年只能看到一、二次电影，县的剧团从不到这里来。群众反映，整天劳动在田头，睡觉在床头，吃饭在灶头，生活枯燥，迫切要求开展文艺活动。
一九五八年，这里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由团员和青年们组织了一个文艺演出队，这个演出队成了俱乐部的一个活跃的组织。全队不过十几个人，几年来开展宣传演出三百多场，深受群众的欢迎。只要他们锣鼓一响，山区社员穿山路，过小桥，欢天喜地来看他们的戏。
但是，他们走过的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万事开头难
最初，文艺演出队组织起来了，可是演什么好呢？党支部对他们说：“要说革命，唱革命。”可剧本哪里来呀！起先，他们跑到县里去借，但演出后，群众不满意，说是四不象：演的一不象城市，二不象农村；唱的不象福州调，也不象本地调。党支书陈冬周发现后，对他们说：“要办好演出队就要自己创作。农村的新人新事多得很，如果搬上舞台，群众会高兴看的。”
演出队同志觉得陈冬周说得对，就动手改编了一本《赵小兰》，内容是提倡新婚姻的。但结婚的办法还是老一套：坐花轿呀，请酒呀……演出后，群众看了不满意。有些青年就有点泄气。党支书陈冬周对他们说：“老一辈拿起枪杆和敌人拼，掌握了印把子，现在你们还要夺过笔杆子来保卫印把子。”同时还组织他们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经过反复讨论，他们找出了失败的原因，认为这次失败，就在于脱离革命现实，把坐花轿这样封建的东西也搬出来了。于是青年的劲头又鼓起来了，又编了一本《改造懒汉》。这个戏编得很成功。村里有个叫陈祥发的贫农子弟，因为跟人唱黄色小曲，唱得志气没了，干劲小了，走路也没精神了，村里人都嫌他，说他是懒汉。经过党的教育，他有了初步认识，就让他扮演《改造懒汉》中懒汉这角色。他一出台，人们笑得前仰后合，受到热烈欢迎。演出后，演出队员问他：“你演这个戏，有什么感想呀？”他想了想，说道：“我也一定能改造自己。”从此，他参加了演出队，演好戏，唱新山歌，一道劳动，后生变好了，人也变得有精神了。
大演现代戏
这个小演出队打开了闹场锣鼓，接连演新戏，村里人分作两派，评论不一。
党支部和村里干部，对他们都挺满意，说是：“你们做的对，能鼓干劲，能讲革命道理，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一些贫下中农也说：“唱的说的，都是我们熟悉的事，说的本地话，唱的山歌调，句句都能懂，又能通脑筋，比那些红袍进黑袍出的戏强。”
可是，有人却冷笑道：“这还算是什么戏？三、五个人上台，两把胡琴凑和，拉的鸡公鸡公叫，唱的荒山野调子，不能听，不能听。”旁边又有闲人帮腔：“看看人家大戏班，锣鼓齐全，行头崭新，多么有味。这种戏，我戴斗笠，他也戴斗笠，我讲土话，他也讲土话，从来没听说过。”
两股风同时吹进了演出队，真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有些青年不辨香臭，看到人家大戏团，锣鼓胡琴响，穿绿又戴红，自不免眼红起来。其中有个小青年闹得顶凶，他说：“老演这种小戏有什么意思？有什么出息？要想有名气，有钱赚，还得演古装大戏。”大伙儿觉得这话不对：“难道我们演戏是为钱的？”可是，也有一些人受了这种演大戏思想的影响，想跟着试试看。
党支部知道后，就让宣传委员陈阿兴来到演出队，跟大伙开个会。他说：“要办大剧团，至少要上千元，我们是个穷山村，出不起，这还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我们是为什么演戏的？你们演革命戏，领导支持，群众欢迎。有些人说不好，但你们想想看，这些话能听不能听呢？”
这一说，人们心里亮堂多了。阿兴又道：“你们要和人家比演大戏，难道还会有出息？你还比得过福安县？比得过福州城？别小看我们的山歌调，群众就爱听这种山歌调，唱起来才带劲哩！”又说：“那些人反对你们，证明你们的路走对了。”
赛台斗旧戏
新旧相逢，必定交锋，他们可和演大戏的业余剧团较量过呢！
这个自编自导自演的小演出队能坚持下来，已经很有点影响了，区委有时还分配他们到外村演出，这就引起了一些专演旧戏的业余剧团的不服气。
有一次，他们爬山路到三十几里外的棠溪村，这里正好有个专演古装戏的业余剧团。有八名从寿宁风阳请来的戏师傅，他们哪里把这小演出队放在眼里，便有心和他们较量。
那个大剧团在街头巷尾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海报：“今晚隆重演出古装大戏：《伐子都》、《邱玉成斩子》，要和范坑演出队赛台。”
按照山乡规矩，赛台是同台演出，你一出，我一出，叫观众评论高下，赛不过就只演一晚，第二天收场。
那一晚可是戏中有戏，戏外也有戏啦！那个剧团先发制人，抢着演开台戏，一出台就是《大八仙》，大喇叭吹得直震耳朵，八个戏师傅全部出台，连做带唱，十分热火。演出队的青年看到有点发愁，有的说：“坏了坏了，这怎么比得过人家，今晚定要倒霉。”另一个说：“干脆让他们演算了。”这时，棠溪的党支书毛金银看到他们神色不对，走过来笑着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演出，你们把革命戏带到这里，我们很欢喜，坚决支持你们。”他们听了壮了胆，顿时增添了力量。
他们演的第一出戏是《童养媳》，演得十分出力。刚刚演完，只听得台下嚷道：“算了吧，这还算戏，赶快收台。”顿时台下议论纷纷，什么声音都有，有些演员就沉不住气了。党支书毛金银说：“那几个高喝倒彩的，都是跑码头的小商贩、旧戏迷。你们别急，我也得发发言。”于是，他往台前一站，高声说道：“大伙静一静，听我讲两句，人家范坑演的是革命戏，意思可是深，要是觉得不好，拔脚请走！大伙说说，要不要他们再演呀！”他这一说，下面许多人嚷了起来：“让他们演，让他们演，象这么演我们农民的戏，我们还是头一回见到哩！”
第二出戏，演的是《改造懒汉》，他们演的更是情绪火热，那懒汉一上台，下边就议论着说：“这样的人，我们村里也有！”唱起山歌调来，台上台下顿脚打拍，一片应和之声，唱到精彩处，台下静悄悄地，十分入神。
赛台结束，党支书毛金银上台问大伙：“明晚还要不要范坑演出队再演呀！”“要！”台下象打雷似的回应。第二天，棠溪村还要他们留在那里，专演旧戏的大剧团跑了。
传革命新风
旧戏台上，常挂着“高台教化”四个字，范坑演出队也在教化，在发扬革命的正气，斗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邪气，出出戏都是打的思想仗。这里就介绍几个戏吧！
有一阵，村里有些民兵有点麻痹思想，晚上站岗有点松懈。贫农老汉陈木春找创作组长陈发松说：“发松，讲个材料给你们写写，民兵后生这么麻痹，我心里实在难过。过去的苦比海还深，刮民党这班人还在台湾，千万麻痹不得呀！连我老婆都赶着孩子到民兵队值班，说是你们要保卫大伙，这是好事。你们演出队要把民兵的思想写一写呀！”陈发松很受感动。于是他们便编了评话《好妈妈》，表扬了这种先进思想，到街头巷尾讲起来，真个是轰动一时，民兵们加强值勤，警惕性更高了。
范坑田少人多，一九六一年受到自然灾害，一部分人在暂时困难面前思想动摇，说：“‘范坑象个和尚头，秧田两脚夹着走’，住在这样的农村，没有想头，不如搬到‘上府’去。”党支书又找到他们创作组，组织他们学习《愚公移山》，并且说：“愚公可以搬掉一座山，我们山区是个金饭碗，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好场地，有茶又有油，你们要编个歌儿唱山区，帮帮支部宣传呀！”
于是他们便编了个《夸家乡》，歌头是：
山区是个好地方，山川秀丽好风光，粮油百宝般般有，勤劳建设胜天堂！
接着，歌唱了山区的革命史，歌唱了山区建设的成就，歌唱了美好的前途，用这四句话来收了歌尾：
天上星星跟月亮，世上孩儿跟爹娘，山区人民跟着党，齐心建设好家乡。
这歌一出，口口相传，连放牛娃儿也学会了，遍地歌声，大大增长了人们的志气。人们说：“这话有道理，为什么人家能做出来，我们做不出来？人家两只手，我们也是两只手，人家一把锄头，我们也是一把锄头，人家能干好，我们也能干好！”大伙儿的劲头上来了，演出队队员和社员们一起栽种新茶，共种了八百多亩，使这个队成了茶叶大队，大大增加了社员收入。过去是个缺粮队，由于茶园可以套种，粮食增收，也变成余粮队了。一九六一年，这个考验人的年月，他们就是这样坚持斗争的。除上述斗争之外，他们还编演《缺算盘》反对自私自利，编演《元宵观灯》夸公社，用山歌对唱《春耕争立功》来歌颂为集体生产……。
解放以后，男女婚姻虽然是自由结婚，但是有些人还要坐花轿、办酒席……。他们就编了《走娘家》、《新事新办》，宣传结婚不要铺张浪费，要注意节约，很受群众的欢迎。
村里头，有个画符的先生，勾结外村的一个巫婆，凭着两张利嘴，骗人钱财。演出队的青年一商量，编了个《破除迷信》的新戏，台上的巫婆一出现，浑身发抖，念着：“月光光，光明明……”装得挺象，台下观众马上纷纷议论：“我们还以为这一套是真的呢！原来人人都学的象呀。”戏里进一步揭穿了两人狼狈为奸的鬼把戏，把这两个坏家伙搞得灰溜溜地，以后群众有病就去找医生，不找“画符”的了。
有一段时间，村里的青年认为学文化学得差不多了，懂得几个字就行了，学习的劲头就松了下来。党支部发现六十三岁的老贫农陈阿五学文化非常积极，就叫演出队编歌表扬他。陈阿五解放前给地主当长工，地主规定每年要劳动三百天才能拿到工钱。陈阿五不识字，他想个办法计数：搞个竹筒，干一天活，就做个泥丸放进竹筒里。狠毒狡猾的地主知道后，偷偷往竹筒里倒水，几百个小泥丸成了个大泥饼，陈阿五白白地给地主干了一年活。解放后，他下决心学文化，学得非常积极。演出队编了《阿五伯学文化》的快板表扬他，他的学习劲头更大了，成了山区学文化的标兵。为了鼓励他，县里还奖给他一盏煤油灯。青年人听了这个快板后，学文化的劲头也大大增加了。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演出队配合中心任务，编了《新旧比》、《护仓》等戏，演出后，社员很爱看，大大提高了阶级觉悟。有的人编山歌道：“不看颇怀疑，一看就入迷，晚上看了戏，白天有力气。”
新旧山歌有斗争
新旧山歌也有斗争。闽东一带《红莲歌》非常流行，《红莲歌》内容大都是色情的，思想颓废，趣味低级，对青年有很大的腐蚀作用。真是：“种田郎仔唱红莲，锄头丢在大路边，半斤锄头拿不起，三斤担子怕上肩。”党支部提出要批判这样的东西。但有些人却说，“山歌山歌，欢欢乐乐，旧歌新歌，那有什么？”“《红莲歌》流传几千年，没有人讲坏的，你们何必管？”但他们还是以阶级分析的观点批判了，写了两篇文章登在黑板报上，贫下中农都看到了。有位老贫农说：“你们说《红莲歌》写的尽是富豪之家的小姐、书生的腐化、肮脏生活，除毒害劳动青年外，没半点好处，这道理讲得对，我儿子唱旧山歌唱上了瘾，在田头都没有心思劳动。耘草就象摸泥鳅一样，水还没浑，就耙过去了；太阳还有丈把高，就不想干了。现在唱新山歌转变过来了。”大家说这个问题重要，要给上级反映反映。于是他们就把稿子寄到地委宣传部，转《闽东报》。报社派了记者来了解，并在报上批判《红莲歌》，最后还要范坑演出队给这场批评写总结。
山村出人材
范坑党支部十分重视对创作演出人员的教育和培养。党经常教导他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他们深入生产第一线，搞好劳动，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同时还帮助他们解决许多困难问题。现在演出队创作组有六个人，都是又会劳动，又会写作，群众称赞他们是能文能武。几年来他们共创作了三百多个节目，在省、地报刊上发表的就有五十多篇。创作组长陈发松表现尤其突出。陈发松解放前只念过二年书。解放后，入团，参加民校学习，后来当民校教师。一九五八年俱乐部成立，参加创作组，开始给黑板报、快报写稿。有个工作组的同志看他写得很好，抄寄给《闽东报》发表了，从此他越写越多，但却未发表。这时他有点灰心，旁边有人讽刺他说：“你连自己的姓名也不会写，还写山歌，真是：‘六月清水变成冰，黄狗生角变麒麟’。”党支书知道后，对他说：“反对你写歌的只是个别的人，大多数人欢迎你。要写党的方针政策，要写农村的事情，要插秧时就写插秧，采茶时就写采茶，赶气候来写。”以后他遵照党支书指出的方向来写，越写越多，越写越好，出口成歌，被称做是范坑的能人。
（共青团中央工作组供稿）
第6版()
专栏：
热情培养工农兵业余作者
沈鸿鑫
前些时《文艺报》发表了一组“《萌芽》编辑部怎样帮助业余作者”的文章（见该刊一九六五年第五期）。《萌芽》编辑部在文艺工作革命化的道路上所取得的成绩，是令人欣喜，发人深思的。
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历史，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在文艺中表现自己的历史，争取登上文艺舞台的历史。因此，在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过程中，如何加强培养工农兵作者，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事情。柯庆施同志说：“要特别注意培养业余的戏剧队伍，发现和帮助业余剧作者，使专业创作和业余创作结合起来。业余的戏剧作者散布在各条战线上，投身在现实斗争中，人数众多，潜力很大，只要我们精心帮助、培养，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大力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红旗》一九六四年第十五期）。
今天，我国文艺界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在文学艺术革命化中，培养工农兵作者又是关键之一。工农兵作者是社会主义文艺队伍的生力军和新的血液。首先，他们能促进文学艺术内容的革命。他们散布在各条战线上，生活在火热的现实斗争中，与群众同呼吸，容易正确解决文艺与生活，文艺与群众的关系；他们扎根在生活的深处，活跃在战斗的第一线，深刻的体验，真切的感受，使他们的作品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感人的艺术力量。他们写的大多是当前的斗争生活、社会主义英雄形象，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新人新事，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其次，它有助于文艺队伍的改造。劳动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不仅成了社会和国家的主人，并且成了文学艺术的主人。社会主义文艺要求有一支坚强的无产阶级文艺队伍。千方百计帮助他们参加到文学队伍中来，不仅有助于这支队伍的形成发展，也有助于推动文艺队伍中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的思想改造。同时，可以培养出一大批又能劳动、又能写作的新型的文艺作者。这对社会主义革命来说有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它跟刘少奇同志提出的半工半读、半耕半读的教育制度，精神是完全相符的。同时，它促进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的消灭，为共产主义文艺的发展展示了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看，《萌芽》编辑部在培养和帮助工农兵青年业余作者方面取得的成绩是极其可贵的。我觉得在他们的工作中，有几点经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和学习。
第一，带着阶级感情培养工农作者。他们不是把编辑工作看成约稿、改稿、发稿、退稿的简单事务，而是提高到帮助阶级兄弟登上文学舞台的高度来看待。他们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阶级感情。因此，对工农兵作者热情关怀，严格要求，毫无“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委屈情绪。作者有什么困难，就帮助解决什么困难，千方百计帮助工农兵作者参加到文学队伍中来。
第二，善于抓苗头，努力发现新人，热情培养新人。有一次他们读到一篇小说，内容虽嫌单薄，但有个别细节很生动，编辑就热情帮助作者修改。修改后，编辑发现作者的生活积累不足，于是又写信劝他暂时放一放，待有了新的生活积累再改。几个月后作者又寄来了改稿，但水平仍然不高，编辑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信心，退稿了事，而是继续写信鼓励，晓以道理。又过了几个月，作者果然写出了一篇较好的小说。这种抓住苗头一竿到底的精神是很感人的。编辑部还经常用各种方法具体辅导。或召集作者一起交任务、谈题材，同构思，齐修改，进行“战地练兵”；或有计划地让业余作者定期到编辑部学习，通过看稿、读书、采访、写作，提高水平。
第三，突出政治。他们不仅帮助作者提高写作技巧，更主要是帮助作者提高政治思想。有的作者粗制滥造，就指出要严肃对待写作；有的作者流露出不健康的感情，就指出要注意思想改造；新作者刚发表作品，就提醒不要骄傲自满；对有错误缺点的作者，就协同所在单位一起帮助。真是做到了管文章，又管人；管写作，又管思想。因此《萌芽》不仅是业余作者发表作品的园地，并且是培养新人的学校。
《萌芽》编辑部在培养工农兵业余作者方面的革命精神和工作经验，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借鉴。加强培养工农业余作者的工作，是目前报刊杂志和有关文化部门正在加强的中心工作，祝愿我们的无产阶级文艺队伍更迅速地成长壮大。
第6版()
专栏：文艺短评
赛台戏 赛得好
范坑演出队在棠溪村和旧戏赛台这件事，堪称别开生面。既饶有风趣，又富有意义。这场赛台戏，赛得好！
说它赛得好，不在于演出规模如何盛大，场景如何壮观，而是因为它“戏中有戏，戏外也有戏”。通过新旧戏赛台，反映出广大农民多么渴望看到革命现代戏，也反映出在农村思想文化战线上是多么需要展开兴无灭资的斗争。从这件事中，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一切新事物、新思想，必须在和旧事物、旧思想的斗争中成长。在一定的条件下，前者必然会战胜后者，而后者终将为前者所代替。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看看范坑演出队赛台的事实吧！尽管对方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剧团，对于小小范坑演出队的成就感到不舒服、不服气，蓄意要与之较量，一方面以势压人，特地请了八名戏师傅来助阵；一方面先发制人，抢演开台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是，由于他们崇古非今，专演象“大八仙”之类的宣扬封建迷信思想的旧戏，除了迎合少数旧戏迷的癖好之外，对于广大群众来说，确实无益乃至有害。他们在赛台中败阵，可说是必然的。
相反，范坑演出队阵容虽小，但是心红志高。他们坚持演现代戏、唱新山歌，坚持小型多样化；“说革命，唱革命”，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仅和旧戏赛台，而且向旧山歌开战；在歌颂新人新事、发扬革命正气的同时，斗倒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邪气。他们方向明，决心大，因此在和旧戏进行针锋相对的赛台的时候，对旧山歌展开群众性的批判运动的时候，能够发挥革命文艺的战斗作用，破旧立新，移风易俗，逐步占领了农村文化阵地，赢得了党和群众的好评。
范坑演出队在赛台中战胜了旧戏，在歌唱中批判了旧山歌，大灭资产阶级思想，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传革命新风，大长革命志气。这些事实，再次说明了一个道理：农村文化阵地上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象范坑演出队那样，坚定地遵循毛主席文艺方向，坚决听党的话，密切依靠广大贫下中农，在这场斗争中，是一定可以取得胜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