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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半农半教改变了我的精神面貌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农机系教师 龚燮英
要作好半农半读学校的教师，真正担负起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光荣任务，教师自己首先要劳动化、革命化。这是我在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教学四年多的一点体会。
我是生长在上海、一直在大城市读书的一个女青年，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思想曾给了我较大的影响。直到我在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毕业时，思想上还抱着个人的“小打算”：将来当不上专家、教授，也应该成为一个工程师。
大学毕业后，一九六○年春，我被分配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任教。在半农半读大学里，要一面劳动，一面教学，很自然地就冲击了我的“小打算”，引起了思想上的激烈斗争。我认为这会妨碍“啃书本”积攒本钱，实现自己的“小打算”。但自己是个共青团员，服从祖国分配是起码的要求，便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硬着头皮干下去。不久，学校领导分配我带领农机系的同学，到鄱阳湖中的瓜洲上，参加开辟学校的新农场的劳动。在湖草茫茫的荒洲上，我们住的是草棚，露天当课堂。我又要劳动又要教学，教书不说，劳动却对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挑土围堤，肩压肿了，腿跑拐了；下田干活，手脚常常被野菱角刺得冒血。艰苦的生活和劳动，使我思想上矛盾更多了，我想：要是整日这样在泥水里泡，不要说将来工程师、教授挨不到边儿，就是我这种比较弱的身体也会垮掉。由于有这种个人得失情绪，开始时，劳动热情也就不够饱满。
正在这时，党及时教育和鼓励我，使我认识到：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半农半读学校教师，必须实现劳动化，首先过好劳动这一关。同时，通过劳动化，进一步促进自己革命化。于是，我坚持参加劳动。那时，正是数九寒冬，地冻三尺，我去挖土铲草，震得双手发麻，拉泥挑土，压肿了肩膀，有时身子又累又痛，几乎难以支持。但是，我一想起党的教导，又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在生产劳动中，碰到不懂的技术问题，就放下架子，向群众学习，向学生学习。由于党不断对我教育，使我在瓜洲的两年中，真正做到了一面劳动，一面教学，初步树立了劳动观点。
通过劳动，改造了我的思想，使我下决心抛掉个人主义的“小打算”。在瓜洲农场里，我看到许多驾驶和修理拖拉机的老师傅，风里来雨里去，他们把全副精力都放到生产上。他们毫无利己打算，只要对社会主义有利的，他们就干。譬如有些老师傅并不具体担负教学任务，但是只要我们师生去求教，再忙再累，总是有求必应。一次，我预先约了一位师傅上现场课，后来这位师傅因赶修机车，夜里没有睡觉，眼都熬红了，当我劝他休息改日再上课时，他却爽快地说：“我累点，没关系，早把这些青年教好，就早给社会主义增添新的力量。”对比工农群众，看看自己，两种思想在我脑子里斗争着，翻腾着。资产阶级思想是拖我去考虑自己的名誉、地位、享受；无产阶级思想是引导我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我越想越感到自己原来那种“小打算”不对头了，我决心抛掉这个“小打算”，走知识分子劳动化的道路，为办好半农半读大学而作出贡献。
通过劳动，还进一步改善了师生关系，在共大，我们在课堂上是师生，下了课与学生如同姐妹兄弟；劳动时你教我，我教你，简直分不出谁是学生，谁是老师。学生在思想、学习、劳动上有什么问题，都喜欢和老师谈；老师有什么问题，学生也敢于坦率地提出来，帮助改正。学生对教师十分尊重，十分爱护。许多工农子弟把共大当成自己的学校，热爱劳动，刻苦学习。所有这些，都教育着我，促使我热爱共大，热爱共大的学生。我前思后想，自己不应该再追求自己的“小打算”，而应该为半农半读教育事业贡献青春。
自己丢掉了包袱，轻装上阵，对教育学生起了良好的作用。农机班原来有个别学生劳动态度不好，我一方面以参加劳动的实际行动影响他，一方面耐心教育他，后来这个学生逐渐改变了轻视劳动的错误态度。很显然，如果我象过去那样不愿参加劳动，我就无法教育好这个学生。
由于经常参加劳动，对改进教学起了促进作用。我教农业机械修理学时，感到按照书本讲，内容很广，不适合半农半读学校的特点，我就通过参加生产劳动，向工人、技术员征求意见，调查研究本地实际情况，然后对教学内容作了改革。经过不断实践和不断改进，这门课虽然比全日制学校削减了三分之一的课时，但讲得比较深透，既突出重点，做到了少而精，又保证了知识的系统性。
在党的教育下，我不断前进着，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被评为共大总校的先进工作者。我知道这只是前进的第一步，旧思想在我身上还没有彻底根除。但是我相信，只要听毛主席的话，不离开劳动，不离开劳动人民，不离开半农半教，我就能继续得到改造和提高，做一个既能体力劳动又能脑力劳动的红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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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师参加劳动好处多
我是一九五八年十月到开安农业中学当教师的。我刚到学校的时候，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认为当了教师，就可以不劳动了。加上我是个独生子，从小就没养成劳动习惯，从心眼里不愿意劳动。每当领着学生去劳动的时候，学生在那里劳动，自己站在一边，心里矛盾得很。有一次刨草炭，我看到学生干得热火朝天的，自己在一旁站着，不象话，于是硬着头皮拿起大镐刨了一会，手上磨起了泡，晚上躺在床上胳膊疼腿酸。心想，过劳动关，不是那么容易的。
正在这个时候，学校里开展了关于农业中学的性质、任务的讨论。通过讨论使我清楚地认识到创办农业中学的重大政治意义和农业中学的光明前途，进一步明确了农业中学是为农村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新型劳动者。要培养这样的新人，如果教师只能从事脑力劳动，不能从事体力劳动，是不行的。教师必须实行半农半教，在课堂上是教师，下田是农民。因此，我决心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参加劳动，虚心学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自己不会的就向自己的学生学习，学生不会的就向老贫农学习。老贫农杨殿友点种技术非常好，我就拜他为师。一九六一年种小麦时，我向他学习点种小麦。我学得用心，他教得有耐性。一遍、两遍……终于学会了这个技术。七年来，我先后学会了扶犁、点种、割地、打场、托坯、抹墙等四季农活。有些农活，我还能给学生讲出一些道理。
我们学校几年来坚持实行了“分田到班”的办法（把学校的生产基地分给各班使用）、教师跟班劳动的制度。我每年都能劳动八九十天。去年九月十三日我领着学生抢割泡在水里的高粱，地里的水没膝盖深，我挽起裤腿就下去了，学生看到老师带头下水，一个一个也都跳下水。个个干劲十足，没有一个叫苦的。这次我们受到了学校的表扬。从几年来的劳动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教师身教胜于言教；教师如果不劳动化，是培养不出又红又专的新型劳动者的，党的教育方针是无法彻底贯彻的。
通过劳动，我增强了劳动人民的感情，这对搞好教学起了很大作用。一九六一年讲“斗争韩老六”（《暴风骤雨》中的一节）一文时，当时我的阶级感情淡薄，只是轻描淡写地讲了点写法。一九六四年下学期，我再讲这一课时，对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感情就不一样了。在课堂讲起来非常激动，除了教给学生语文知识以外，还注意启发学生的觉悟，许多学生进行了回忆对比，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我过去对于指导学生作文很苦恼。不说别的，光是出作文题就感到很困难，费了很大的劲出了个题目，学生却觉得无啥可写。我批改起来就更作难了。自从我经常参加劳动以后，比较了解了学生的生活实际，同学生的思想感情也融洽了。作文题目就好出了。去年九月十三日，我带领学生抢割高粱，学生干劲十足，回校的路上，他们有说有笑地谈论着这次劳动对自己的教育意义。我觉得这次劳动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在上课时我就出了《割高粱》一题。学生觉得比较好写，写出来的作文内容比较丰富，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他们的思想感情。我在批改作文时，也能比较恰当地指出学生作文的优缺点，学生反映也比较好。
吉林省农安县开安农业中学教师 王本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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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人革命，自己先要革命
本报评论员
龚燮英、王本臣、张义凡、王式正等教师，在半工半教半农半教的过程中，自觉地进行思想革命，逐步攻克了劳动关，改造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也改进了教学工作。这种自觉革命的精神，值得所有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的教师学习。
教师，是教育人的人，是学生的先生。他们的一言一行，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正人必先正己。”教育者必须学习，要当好先生，首先要当好学生。
在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里当教师，尤其要先注意学习，要受教育。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的许多教师，是从全日制学校毕业的。劳动，对于他们来说，还是一个新的课题。如果自己不先学习，就不能教好学生劳动生产，就不能实行半工半教、半农半教。
有人说，教师的任务是教书，向学生传授书本知识；教学生劳动，那是工人、农民的事，因此，教师不必学习和参加劳动。这种说法对不对呢？龚燮英等几位教师的经验说明：教师不学会劳动，书本知识也教不好。教师学到了生产实践经验，在向学生传授书本知识的时候，就能使理论联系实际，把书本知识教活。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应该放下架子，到生产实践中去，坚持工农劳动，虚心向别人学习，包括向自己的学生学习。这样做了，那些只有理论知识，缺少实践经验的不完全的知识分子，就会逐步变成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完全的知识分子，使教学内容进一步理论联系实际，真正做到教师教得活，学生学得活。
教师参加劳动的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更好地培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新人，为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创造条件。
在任何学校里，党的教育方针、教育思想都要通过教师具体贯彻执行。教师的思想红、觉悟高，党的教育方针、教育思想贯彻执行得就好。在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里，教师具有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坚持一面教书，一面劳动，就能更好地影响和教育学生坚持一面读书，一面劳动。教师既能体力劳动又能脑力劳动，教出来的学生，也就会既能体力劳动又能脑力劳动。反之，教师如果存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就很难培养出热爱劳动的学生。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个别劳动态度不够好的学生，所以能够转变过来，教师龚燮英丢掉了个人的“小打算”，认真进行劳动锻炼，对他起了一定的影响。由此可见，半工半读半农半读这一革命教育事业，必须由革命的教师才能办好。己红，才能红人；教师首先革命，才能教育学生革命。
当然，体力劳动，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参加或很少参加劳动的知识分子说来，确实是比较艰苦的。从害怕劳动到热爱劳动，要有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但是，根据龚燮英等四位教师的经验，只要真正胸怀革命，胸怀六亿五千万人民，认识到一个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的教师所肩负的重大使命，认识到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经途径，就会不怕一切困难，在劳动实践中，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而每攻克一个难关，思想上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少一些，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一些；难关攻克得越多，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越少，无产阶级的东西就越多。经过反复斗争，反复实践，就会使自己在较长时间的劳动实践中，逐步改造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逐步实现思想感情的革命化。
要求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的教师一面教书，一面劳动，这是坚定不移的方针。一般地说，一切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的教师都应该认真参加劳动，但对于年老体弱有病的教师，应该因人制宜，要他们量力而为，不要强求一律。
在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里，教师能不能坚持一面教书，一面劳动，是党的教育方针能不能贯彻执行的重要标志，是能不能更好地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的重要标志。这是一项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任务。愿所有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的教师，都能认识自己的重大责任，认真坚持参加体力劳动，通过劳动化，达到革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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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到生产实际中去进修
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数学教师 王式正
我于一九六三年在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教学。刚到的时候，很不安心，认为半工半读学校教学任务重，不如在全日制大学可以做些研究工作。我把进修和业务提高，只看成是多读几篇数学论文，对于生产实际问题是忽视的。
到业余大学的第二学期，我担任了纺织二年级的高等数学课。上第一课的时候，我对学员们说，高等数学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严谨的逻辑性，它的应用范围很广泛。但是，它广泛的应用性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我是说不出来的。只是一般地讲些抽象的数学概念、公式和定理，就是举的例子，也是比较脱离实际的。例如：讲椭圆一章时，我讲了一些道理，同学们听了只是望望我，没有多大兴趣。有的同学甚至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极限、导数、微分和积分等概念，到底有啥用处？又说，我们在课堂上算了一百道积分题，但回到厂里连一个也用不上。教学与生产如何结合？迫切需要解决。
在同学们强烈的学以致用的要求下，我到工厂去看看同学们在生产中究竟碰到哪些数学问题。有一次，我在厂里看到了一对椭圆齿轮。以后，讲椭圆的时候，我就试着讲椭圆齿轮的啮合原理和如何运用立铣来加工椭圆柱体，我还运用极坐标、参数方程和积分等概念求出了椭圆齿轮的传动速比，同学们听了这些，兴趣可就大了。
通过这次下厂，我初步看到有些生产上的问题，确实是需要用数学来解决的，也有不少抽象的数学概念是可以用生产实例来说明的。我把这些生产实例用到课堂中去，教学效果很好。如我过去讲曲线和方程的概念时，只是就概念讲概念，并且要求同学死背这些定义。后来，一个学生对我说，自动织布机织出的布都是绕在滚筒上的，是否可以在滚筒上直接量出布的长度来？我一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数学题目，因为绕在滚筒上的布的截面就是一条阿基米得螺线，而且可由布的厚度来列出它的方程，再通过积分等就可以把它的长度量出来。这样，我就把这道题跟同学们讲了，他们认为很有用处，希望能多讲这种例子。
去年八月，我校一部分教师试行半工半教，我也报名参加了。我拜班上一个同学为师傅，跟他一块劳动，向他学习生产技术知识。这样做，对改进教学起了很大作用。就以布机上的凸轮问题来说，在学习中，许多学生提出了不少关于凸轮的问题，我想，如果把凸轮的问题拿到课堂去讲，那该有多好啊！但是，当时我连凸轮也没有看见过，怎么去讲它呢？于是我就下决心参加生产实践，向实际学习，有的同学借给我凸轮书籍看，我的师傅还给我看了实物，并给我讲凸轮工作的过程及在装配时注意的问题等。我一边把这些感性知识提高到数学理论上来分析研究，一边具体地进行一些凸轮的计算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我向学生讲了凸轮的数学原理，并组织学生结合厂里的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学员们对我讲的课一方面说好，一方面又指出了一些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地方。于是我再向他们请教，自己又做了研究，终于找出了原因，解答了他们提出的不少问题。
通过下厂劳动，半工半教，我才真正找到了提高思想觉悟和提高业务水平的道路。过去那种认为提高业务只有读书的看法是片面的。读书是学习，但对我们脱离生产实际的知识分子来说，更重要的却是到劳动中、到生产实际中去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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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生产劳动中从头学起
我是个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从八岁起，家庭就供我上学。中学毕业后，在家乡担任农业中学教师。起初，我想的很简单，认为：我上过几年中学，数、理、化都学过，脑子里装了不少东西，教农业中学学生，还不容易。可是，经过这一段实际生活的考验，才知道我的想法是不对的。
我一到农业中学，就教农技课。上级要求结合实际教学，农技课结合实际就是结合农业劳动。一次，我教耕锄方面的农业技术，带着学生到地里犁地，犁到我手里，象一条巨龙似的摇头摆尾，犁了一趟，歪七扭八，一点不象样，可是经常参加劳动的学生张培良一放犁，犁就服服贴贴的，耕得满象个样子。老农张立柱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论笔杆子你比人强，论庄稼活还得好好学学呀！”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在学生面前露了馅。平时，一提劳动，就慌了手脚。上农技课，也不象先前那样活跃了，除了照着书本念念教材，什么话也不敢讲，一堂课，冷冷清清，死气沉沉。
农业中学肩负着给农村培养坚强的革命后代的任务。象我这样一个农业中学教师，怎能培养出坚强的革命后代来呢？我决心放下老师的臭架子，深入群众象小孩学走路一样，从头学起。
从这以后，在教学的日子里，我给自己安排了劳动时间坚持半农半教，边学边用。向学生讲田间管理，我要先亲自到地里干一下。讲病虫害，我要亲手逮上几个虫子，用瓶子装起来，看看它的生活习性等。讲家禽构造，要亲手解剖家禽，看个清楚。在假期里，我和学生一样，在生产队出勤干活；技术性活要学，笨活脏活也要干。社员积尿造肥，我也要拿起铁锨除几锨。
有一次，我向学生讲种麻知识，两星期前我就开始备课，晚上看书，白天按规定时间到田间跟社员学习，社员前边搂，我就后边搂。社员盖畦子，我也学着盖畦子。撒麻种是个技术活，休息时间，我就凑到老农跟前问要领。晚上回到家，等人睡下，我在院子里画上麻畦的样子，用沙当麻种，做撒种练习。就这样，一点一点地终于学会了全套的种麻本领。课备好了，讲起来再也不害怕了，学生问一答一，问二说二，语气也硬了，话头也多了。上课时，还能表演各种劳动动作，有时带学生到田间上课，先给学生做个样子。学生反映说：“张老师讲农技课前后变成两个人了。”
我深深感到在半农半读学校教书，一定要经常到田间劳动，虚心向老农请教，才能学到本领，丰富教学内容。平时也能够以身作则地领导学生进行生产劳动和农业科学实验。同时，坚持半农半教的过程中，劳动人民勤劳、朴实的高尚美德，陶冶了我的性格，使我这个从长期脱离劳动的青年，重新回到了劳动人民的怀抱里。
山东肥城县东浊农业中学教师
张义凡（附图片）
半农半读的北京农业劳动大学果树林业系林业专业一年级班主任冯文彬（前右一）结合教学，和学生一起参加劳动。
本报记者 顾德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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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育者必先受教育
——访天津感光胶片厂的几位半工半教的教师
本报记者 余焕椿
编者按 天津感光胶片厂半工半读学校缺少教师，他们从本校第一届毕业生中，选出十四名品学兼优、有一定操作技能的学生，担任各门专业课的教师。这是一个好办法。这些在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的新型教师，既能体力劳动，又能脑力劳动，由他们来担任半工半读学校教师，就有可能教得好一些。这个办法，可供各地半工半读学校参考。
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生产劳动，那么，这种学校的教师完全脱离生产劳动行吗？天津感光胶片厂几年的教学实践说明，教师也必须相应地实行半工半教，才能把教学与生产密切结合起来。因此，他们从一九五八年办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以来，不仅已经培养出四届毕业生，而且也培养出了十四名半工半教的教师。
一项革命措施
天津感光胶片厂半工半读学校教师实行半工半教，是在不断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九五八年，这个厂初办半工半读学校的时候，没有教师，文化课是请全日制中学的教师和天津师范学校高年级的学生担任的，专业课是本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兼任的。后来，厂领导上采取了一项革命措施，决定从第一届半工半读的毕业生中，选择十四名品学兼优，又有一定的操作技能的毕业生担任各门专业课的教师。这些教师跟学生一样，实行一周劳动，一周教学。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教师问题，而且有了半工半教的教师。
教师实行半工半教，是一件新的事情。当时有的人对这件事情看不惯。有的专职教师说：“教师又教书又劳动，怎么能教好书呢？”有的说：“大专毕业生教高中还有不少困难，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去教同等学校的学生，能行吗？”但是，厂里主管学校教育工作的领导干部认为：让这些半工半读的毕业生去教同等学校的学生，虽然在某些知识方面有所不足，但是他们却有脱离生产劳动的专职教师所没有的优点，即经过三年的劳动锻炼，他们已经有了比较正确的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也初步具有了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有实际操作技能和某些生产经验，因而教学能够密切结合生产实际。因此，他们一方面满腔热情地鼓励这些教师，另一方面，还请原来兼课的工程技术人员对他们进行具体指导。这些半工半教的教师，在厂领导同志的鼓舞下，一边参加生产劳动，一边勤奋学习，有的还到教师进修学院去进修。半工半教的教师周家驹为了教好课，连续两个多月，到市里三所中学去听课，回来后，结合厂里的生产情况进行教学。有的教师为了使教学与生产实际密切结合，还特地到别的车间去学习他讲课中涉及的有关生产技术问题。
半工半教丰富了教学内容
教师不脱离生产劳动，这对教师来说，不仅是一个继续思想改造的过程，而且通过生产劳动，不断丰富着教学内容，使教学与生产密切结合起来。半工半教的教师马学良讲过这样一件事：质量合格的乳剂，检验结果，有时是不合格的。这是什么原因呢？鉴定乳剂是否合格，需要把乳剂涂在一块小玻璃上，经过处理之后，进行爆光测定，才能确定乳剂是否合格。可是，在涂乳剂的时候，照明的亮度、时间，以及小玻璃与照明物的距离，涂在玻璃上的乳剂是否均匀等等，都对乳剂的质量发生不同的影响。在涂小样的时候，不懂得这些，就会对乳剂作出错误的判断，给生产带来损失。马学良因为参加过生产劳动，有这方面的操作经验，因此，他讲涂布这一课的时候，就把涂小样时影响乳剂质量的各种因素，作了分析、归纳，把这些内容加进这一章去，这样，既充实了教学内容，也便于学生掌握操作。
教师边教学，边劳动，在生产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的感性知识，这就避免了理论脱离实际的毛病。就拿乳剂制造过程中的水洗问题来说吧，乳剂从第一成熟到第二成熟为什么要水洗，怎样水洗，理论上阐述得很清楚。但是，不同地区、不同季节，水质是不一样的，而不同的水质，对乳剂的感光度、反差、灰雾和最大密度等质量指标，都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不分析本厂水质的具体情况，照书本上的生搬硬套，乳剂的质量就达不到指标。马学良还在半工半读期间，就从生产劳动中摸到了厂里水质变化的特点。因此，他讲乳剂水洗时，就不是生吞活剥地光讲理论，而是根据厂里水质变化的特点，增加了“根据不同水质控制水洗时间”的内容。既讲了理论，又联系了实际，学生获得的知识就比较全面。
这些教师，有时还通过实际操作，帮助学生理解一些较难掌握的问题。如果教师不参加生产劳动，不会操作，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例如讲某些硝基化合物，还原氨基化合物的时候，必须在“高压釜”内经过高温、高压才能还原。进行这种操作，就要懂得“高压釜”的结构和操作步骤。半工半教的教师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仅把这些道理教给学生，而且还给学生作了示范操作。学生们说：“这样讲理解快，印象深，记得牢。”
新型的师生关系
半工半教的教师，突出的一个优点是没有架子。师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友爱的平等的关系。在课堂上，他们是师生关系，到车间里参加生产劳动，他们都是工人。这些教师从来没有在学生面前以老师自居。他们经常征求学生对教学的意见，细致、耐心、热情地为学生答疑、解惑。半工半教教师马绍坤在一次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学生问他有关感光材料测定的问题。他向这个学生解答之后，这个学生仍然感到不满足。后来，马绍坤又专门去问了工程师，并把工程师讲的一切，告诉了这个学生。
在生活上，师生之间更是亲密无间。他们在一起吃饭、打球，有的还同住一个工人集体宿舍。有个教师和学生齐新学在一个组里生产劳动，朝夕相处，彼此非常了解。有一次，齐新学一门课考试成绩不好，立刻引起了这个教师的注意。这个教师心想，她的学习成绩一向不错，为什么这次没考好？于是就问她。原来那阵子齐新学家里闹纠纷，她情绪不好。这位教师知道后，特别关心她，帮助她不要因家庭问题而影响学习和生产。
不仅教师关怀、帮助学生，而且学生也帮助、支持教师。有位教师刚担任教“染料化学及中间体”这门课的时候，心里老打鼓，怕教不好，影响教学质量，不敢任教。学生知道这件事后，就来鼓励和支持他。在学生们的热情鼓励和合作之下，这位教师才有了勇气去教这门课，并且一直教得很好。
半工半教的教师能文能武，不仅有一定的理论知识，会操作，而且在其他方面也能为学生作出表率。周家驹原先是有机车间的助理技术员，又是生产小组长，他对有机物制造有浓厚的兴趣。可是厂里团的工作需要人，组织上调他做团的工作。后来又调他到教育科工作，并教政治课。几次工作调动，他都愉快地服从组织上的分配，并且踏踏实实地去干。马学良在生产劳动中，也给学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有的学生说：“这样的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通过两年多的教学实践，半工半教的教师，不论理论知识，还是教学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这些教师都感到自己理论水平低，还不能更好地胜任教学工作。因此，他们除了继续参加生产劳动之外，现在，有的人进了天津教师进修学院，有的人进了本厂的半工半读大专班，继续学习深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