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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革命回忆录
民兵大摆地雷阵
杨福隆
草枯叶黄谷上场，阵阵秋风催人忙。正是根据地军民紧张秋收的时候，日寇要对我晋察冀北岳区进行“大扫荡”的消息传来了。
这是一九四三年的八月末，我原在边区党校学习。有一天，区党委组织部长林铁同志找我去，一见面就说：“现在情况你清楚，决定调你去阜平担任武装部长，领导那里的民兵坚持斗争，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粉碎敌人的‘大扫荡’。”这是紧急的战斗任务，我当然马上就答应了。林铁同志又亲切地嘱咐说：“敌人这次‘扫荡’可能更残酷，时间也可能更长，你精神上要作足够的估计。阜平是你的家乡，你在那里群众关系很熟悉，遇事只要和群众多商量，相信你一定会胜利完成任务的。”
遵照上级指示，我决心深入到基层民兵中去，和群众在一起参加这次残酷的反“扫荡”斗争。
九月中的一天下午，我到了城厢民兵中队部。中队长李尚忠见了面就拉住我说：“杨部长，去参加我们的演习吧，看看我们埋地雷的技术练得怎样啦，给我们提提意见。”我点头说：“好！”
“杨生采！擂鼓集合！”
嗖！从屋里蹦出来一个头戴圆毡帽的小鬼，向我眨了眨那双机灵的大眼，抡起缠着红绸子的鼓槌，一边敲一边唱：
地雷是个大铁瓜——咚咚咚
满山遍野埋上它——咚咚咚
大吼一声震天地——咚咚咚
鬼子脑袋开了花——咚咚咚
民兵们在鼓声中从四面八方跑来。有的扛着步枪，有的则在身上斜挎着手提式或“马来匣”；有的抱着地雷，有的还拿着铁锨、铁丝和褡裢等东西。看着这个既威武、又势派的场面，看着每个人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我在心里不禁钦佩地说：“打了六年日本鬼子，这些乡亲们锻炼得劲头越来越大了。”
跟着这百多人的队伍，我们到了东门外的河滩。每次鬼子进城前，总是先在这里汇合，然后象把钳子包抄阜平。李尚忠出了演习的
“课题”，分配了任务，划分了布雷区域。他先假设让妇女自卫队长带老人小孩进山隐蔽；又让游击队小队长侯起清带人占了玉皇庙制高点和把守城北要道，压制敌人，掩护埋雷组和撤退的群众；然后命令爆炸队长张俊鲁带人奔向河滩，进行埋雷。这些同志我很熟识，他们原来都是正经八辈庄稼汉，但现在一个个都俨然成为足智多谋的指挥员了。
一切布置停当，只听张俊鲁向队员们喊道：“用连环雷，摆成梅花阵！”几个队员挖的挖，埋的埋，动作非常熟练。张俊鲁这个人，看去浓眉大眼，黑脸膛、络腮胡，一上战场猛打猛冲，所以外号叫“猛张飞”。可是他埋起雷来却非常细心精致。队员们埋好之后，他从褡裢里掏出牛蹄子、羊蹄子，印上蹄印；又掏出小孩鞋底、妇女鞋底，印上鞋印；另外还撒上牲口粪，做得真是毫无痕迹。我看了不禁十分赞赏地说：“小伙子们真有两下子，保险鬼子发觉不了！”我的话刚说完，谁知这个“猛张飞”还有绝技，只见他用黑带子把眼睛蒙住跑到城北一条小道上。我想在这样的小道上埋雷，要作好伪装已很不简单，再把眼睛蒙住，更不容易！真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张俊鲁三下两下很快地就摸着把雷埋好，而且伪装得也很严密。他作完站起身来，喊了一声：“请杨部长、李队长检查吧！”没等我们说话，那些来参观的妇女们早已鼓起掌来，叽叽喳喳的说开了：“咱们张飞，真是打仗象猛虎，埋雷象绣花！”李尚忠这时也向我介绍说：
“张俊鲁去年春天到边区爆炸训练班学习过，还听过聂司令员亲自讲的地雷战术课哩。”我接着说：“他学得很不坏，在反‘扫荡’中一定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埋雷进入城厢街道，由侯起清领着爆炸第二组表演。他们埋到大路两旁不埋在路中间；埋在水井周围，不埋在打水的道上；埋在门槛里边，炕沿下面……我问侯起清：
“这是为什么？”他说：“这叫敌变我也变。鬼子挨一回炸，多一个心眼，咱给他们来个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出其不意，炸其不备。”
听了侯起清的话，给了我很大启发，从今天的演习中，看出他们在技术上是有很大提高，但雷在什么地方埋，确实应该多加研究。
地雷埋在什么地方，这是个战术思想问题，要把它变成群众的思想，只有发动大家来讨论。等演习完了之后，我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当众宣布：“咱们再来开个诸葛亮会，俗话说：一人不如二人计，三人出个好主意。同志们今天埋雷埋的很好，但埋一颗就要有一颗的根据，要讲出个道理来。大家现在都来献献计，看地雷都该在哪里埋？谁的办法高，主意强，咱们打起仗来就依谁的办。”第一个发言的是侯起清，他叭嗒着小烟袋锅，慢条斯理地说：“报告！我说一条，大家评评行不行？叫我说咱们在东门里第一家门板底下埋一个！”
“为什么？讲讲你的理由。”
“为什么？你们想，咱先在街上挖条沟泼上水，鬼子大队人马进了城，路不好走，就得找个门板搭一下，他如果去摘门板，还不干净利索的炸他俩仨的？”
“好，侯起清同志讲的有理，就照你说的办！”李尚忠同志一表扬，人群里更加活跃起来！紧接着就有人喊：“我提议——”随着喊声，又看见那缠着红绸子的鼓槌，在我面前晃了一下，这是杨生采小鬼站起来了。他说：“我提议在咱们中队部的鼓底下埋一个。鬼子看见鼓，一生气，趟一脚……”
没等小杨说完，旁边有人问道：
“你咋保证让鬼子见了鼓，就准生气？”
“这，这好办！”小杨把红绸子鼓槌在脑袋上轻轻敲着说：“他不恼，咱给加把火嘛！我已经编好了，要在鼓上写：‘英雄鼓，英雄用，鬼子动，要狗命！’旁边再写上，‘民兵中队部用’，看他们生气不生气。”
这时又有人给小杨开玩笑说：
“计谋好是好，往后要是敲不上鼓，可不要再象过去哭鼻子？”
“只要炸死鬼子，不敲就不敲！”小杨红着脸，口气坚决地作了声明。他这话，赢得全场一阵掌声。
张俊鲁还是抱着他那把银光闪闪的铁锨，看别人已提了不少，他才瓮声瓮气地说：“让咱提上一条，把街上搭棚子的木杆，折了绑成捆放在墙根下，给底下埋它几颗。鬼子挨了炸，要抬伤兵没担架，他去拿杆子要抬人的时候，保险鬼子和杆子一齐飞起来。”
人们的发言，你一条，他一条，越来越多，象决了堤的河。这千百条河流，汇成了一个智慧浩瀚的海洋。我最后向大家说：“咱们阜平在对敌斗争中曾得过‘钢铁模范县’的红旗。这次反‘扫荡’中一定还要保持光荣，把咱们的地雷阵布好。鬼子他要来，头先进，先炸掉他的头，脚先进，先炸掉他的脚，来多少，炸多少，把咱们的血海深仇炸平，把咱们的心头恨炸消。”
日寇这次“大扫荡”，出动了日伪军四万余人，企图彻底摧毁我晋察冀北岳区根据地。阜平是北岳区的中心，是边区的首府。边区领导机关一直在这一带居住和活动，所以就成为敌人最主要的合击目标。
“扫荡”一开始，日寇各路大军的进攻矛头，就都指向阜平而来。虽然边区的山川平原十分广阔，“皇军”的行动却无自由。他们走大道，大道炸；走小道，小道也炸；庄稼地、渠道、沙滩等等，无处不炸。炸得鬼子不敢贸然前进，只好绕绕转转，走走停停，队伍零零散散的没个队形，一个个耷拉着脑袋象送葬，慢得简直就象乌龟爬。足足费了半个月，才爬到阜平城关附近。
这时，军区主力部队已插到外线打击敌人去了。我们县委和县政府的干部，也都分头深入基层，带领民兵武装坚持内线对敌斗争。我从那天参加城厢民兵演习之后，已清楚看到全县各区村都有一支组织坚强的武装力量，这些力量也都有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特别是他们都掌握了一套用地雷战杀伤敌人的有力武器。我坚信依靠着这个人民的铜墙铁壁，一定可以战胜敌人的。
日寇进阜平城的那天，我还是和城厢民兵在一起。那是十月二号的上午，城东玉皇庙顶上的“消息树”向西倒下，这是报告敌人从东边来了。城里的老乡们，在自卫队的掩护下，安全地转移到大白山里去了。爆炸组按照演习过的方案布好了雷阵，我和李尚忠作了检查，最后撤到离城一里多地的山头上。我们要亲眼看看日本侵略军如何走进民兵们为他布置好的天罗地网。
真是“种瓜得瓜，种豆收豆”，日寇在我们根据地里种满了仇恨，他现在就要用头颅和鲜血来加倍偿还。民兵们在边区的土地上种满了地雷，我们马上就看到它开的花结的果。
日寇一到城门口，当然迎面会先看到张俊鲁他们扎的那个草人，草人手里举着一幅大标语牌，牌上写着：“城里地雷五百三，看你小鬼哪里钻！”两行红字。这两行字是给敌人警告，也是给敌人精神上最强烈的打击。据说敌人到草人跟前生气地瞪了半天，也没敢动它，怕它下面埋着地雷。因为他们在别处已吃过不少这样的苦头了。
前几年反“扫荡”中，敌人进村后我们在山上所听到的，首先是杀猪宰羊、烧火做饭的声音；而现在却绝然不同。敌人硬着头皮进了阜平城，不断传来的却是雷声隆隆的巨响。远远望去，城里真是火光闪闪，烟尘滚滚。这每一个光闪，都会有日本侵略军的血肉横飞，这每一个声响，都会有日本侵略军的尸体倒地。高兴得民兵们在山上止不住的连声叫好。
天快中午时，侯起清带领的游击队小队从谷子地里钻出去，在隔城不远的地方抓来一名伪军俘虏。听俘虏讲：日本侵略军进了阜平城，走路，脚底下的地雷炸了；挖窖，窖口里的地雷炸了；推门，门框上吊的地雷炸了；抓鸡，鸡窠里拴的地雷炸了；还有的鬼子到菜地里伸手去拔萝卜，萝卜下面的地雷也爆炸了。那俘虏还讲日本侵略军在摘门板时和绑担架时挨的地雷炸特别厉害。直炸得敌人吓破了胆，他们行不敢走路，住不敢进屋，好象他们的性命是个用细线吊起来的鸡蛋，说不定哪会线断蛋打，一命归阴。
当人们正聚精会神地听俘虏讲日寇挨炸的时候，忽然杨生采小鬼机警地喊道：
“别吵——别吵，你们听，城里有人敲鼓啦！”
大概小杨一直注意着他在大鼓下面埋的地雷，这时他一听到鼓声就特别留神。等大家急忙转过身来，还没有听清楚鼓声的方向，紧接着从城里传来一阵“轰隆，轰隆”的地雷爆炸响声。这一下可把小杨乐坏了，他乐得在那里一蹦几尺高。嘴里还不停地喊：
“这一炸是我的，这一炸是我的！”最后他还兴致勃勃地向大家说：“同志们，我又编了一段，你们听听。
我的大鼓是英雄，开花爆炸显威风，
鬼子敲响我的鼓，仰面朝天回东京。”
就这样，敌人在阜平城里一夜也没有敢住，当天下午，就神色败坏地夹着尾巴溜走了。
日寇逃出阜平城，但却占了城西城东的法华、王快等地方，还是要进行“清剿”。李尚忠一见我就说：“杨部长，鬼子蹲在咱阜平不走，往后这仗怎么打呢？”我回答说：“上级早指示过，敌人这次‘扫荡’的时候会很长，你们千万不能急躁轻敌。还要告诉大家，今后不是呼呼啦啦地埋一顿、炸一阵就算了；要想办法对付鬼子的长期‘清剿’。”
“敌人到哪里，地雷响到哪里！”民兵们提出了新的战斗口号。各民兵中队都加强了飞行爆炸组的活动。一旦发现敌情，就抓住敌人不放，要把地雷埋到敌人前面去。同时，还大力开展了“枪雷结合”的杀敌运动，就是游击组和爆炸组密切结合起来，用步枪和地雷协同杀伤敌人，互相牵制，互相配合，逼得敌人防不胜防。
这时，城厢民兵中队就经常出发远征。侯起清带着游击组，跟着敌人绕转转；张俊鲁带着爆炸组，瞅空子就给敌人摆地雷阵，他们配合得非常灵活自如。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他们在枪雷结合的战术中不断出现新的创造，什么“引诱爆炸”、“驻地封锁”、“迎头爆炸”、“尾追爆炸”等层出无穷。在埋雷技术上也是花样日益翻新，什么“连环套”、“迷魂阵”、“梅花群”、“空中跳”，还有那“仙人脱衣”、“金蝉脱壳”等等，真是越来越加神妙。有一次，李尚忠他们中队打一小股敌人就是非常巧妙的：他们让杨生采在山头上指挥几个人唱歌子，激怒得鬼子飞步来追；正好，侯起清埋伏在对面用步枪“点名”，山半腰张俊鲁埋的“追命雷”也炸了，追上来的敌人就没有跑回去几个。
敌人也在煞费苦心地想办法：抓几只羊在前边替他们趟雷，但羊总得有人赶着，地雷炸了羊，人也跑不脱；敌人弄来探雷器，让工兵在前面扫雷，但民兵到处埋些废铜乱铁片子，真假难分，倒连人和探雷器一块给炸飞了。敌人没办法，还是只好用刺刀逼着伪军在前面领路。一天，侯起清忽然拿了个字条来递给我说：“这是从路边拣来的，你看可笑不可笑？”我接过一看，字条上写着：“民兵大叔，请高抬贵手给小侄们指条生路，炸鬼子尽管炸，千万别炸我们，我们是被逼得无法才吃这碗饭的。”
很明显，这是伪军向民兵写的哀告求饶书。说明我们的地雷，把日寇和伪军间的裂缝炸得更深了。县委很重视这个问题，当即专门作了研究，向各村民兵布置展开“攻心战”，要把这个裂缝给他们炸得更宽更大。让地雷和政治宣传一齐爆炸，一齐开花。
民兵们马上行动起来，埋上真雷再埋上假雷，然后写上标语传单警告伪军，并规定暗号给伪军指出路线。所以在各地的墙壁上，就出现了很多这样的诗传单：
要想过河先搭桥，要想成佛扔屠刀，
进了边区别作孽，地雷饶你命一条！
只饶你们小命，不让鬼子逃生。
倘不遵守规定，地雷决不留情！
此后，有些伪军果然搜山领着鬼子绕圈；发现粮窖向鬼子作假报告；走路按照我们的暗号，指东不敢西。
十月底，我们接到个消息，说王快敌人枪毙了三名伪军，罪名是怀疑他们勾通八路军。证据是地雷为什么不炸伪军，单炸“皇军”？不过，日本侵略军枪毙伪军也是无济于事的，就在他枪毙人的当天夜里，有两名伪军带了两支三八枪，跑到四区，向民兵投诚。鼻涕一把泪一把，还拿出民兵写的标语，……
敌人为了维持运输和准备逃走，在阜平城西八里的法华村修了个临时飞机场。日寇的矛律师团长还驻过这里。民兵们当然不能让这群强盗们安安生生地住着，经常乘机袭扰敌人，有一次，他们在夜间钻进飞机场里埋设了大量地雷，将第二天早上集合出操的鬼子炸倒一大片。在执行这次任务中还有一段插曲，也是特别有意思的：这天去埋雷是由中队长李尚忠带着，法华村民兵也参加了。当他们摸到飞机场边上时，心灵眼快的杨生采小鬼，忽然发现旁边站着一个鬼子哨兵。李尚忠机警地摸到跟前一看，却原来是个头戴钢盔的橡皮人。杨生采把这橡皮人扛回来，逢人便说：“鬼子弄坏了我的牛皮鼓，我缴来了鬼子的橡皮人。这玩意也是个很好的宣传工具哩！”他还就这事编了一段歌：
日本鬼子真稀松，
摆了个橡皮人当哨兵，
假哨兵挡不住真地雷，
“毛驴”（矛律）师团快送终。
由于边区各地民兵爆炸运动的开展，对我外线出击的部队起了很大的配合作用；日寇所谓的“毁灭大扫荡”，终于在我边区军民协力打击之下被彻底粉碎了。
在追击逃出边区的敌人时，途中缴获敌独立第三旅团第六大队代理大队长菊池重雄的日记，他在日记里写道：“地雷战使我将官精神上受威胁，使士兵成为残废。尤其是要搬运伤员，如果有五人受伤，那么就有六十个士兵失去战斗力。”他还写道：“地雷效力很大，当遇到爆炸时，多数要折骨大量流血，大半要炸死。”
从敌人口中，也足以看出我边区地雷爆炸运动的成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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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自觉地进行思想革命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医大学副教授 程天民
编者按 这里发表的是程天民同志思想革命化总结的一部分。程天民同志的切身体会说明，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是，自己走的政治道路是完全可以选择的。党对不同出身和不同经历的人，重在看他的表现，特别看重他现在的表现。一个人，只要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根据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来选择自己的政治方向，把根扎到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中去，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就不会迷失方向，就有光明的前途。
坚决背叛剥削阶级家庭
我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一九四九年南昌解放的时候，我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大学生。解放以前，我对于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并没有什么认识，更不懂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解放以后，感到什么都很新鲜，很兴奋，看到解放军那种纪律严明、艰苦朴素、上下一致和大公无私的精神也确受感动。但当家乡实行“减租减息”，父亲来信叫“苦”，自己也就苦恼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我参了军。在入伍学习中，对地主养活农民还是农民养活地主问题展开了大辩论，引起了复杂的思想斗争。究竟是谁养活了自己？又是谁培养了自己？我想，既然世界是劳动创造的，那是谁劳动的呢？是农民而不是地主。我家有大约六七十亩地，全家没有一个人劳动，到时候凭一本账本向农民收租。这就使我初步懂得了养活自己的正是那些终年吃不饱、穿不暖的劳动人民。在控诉会上听到对旧社会民族苦、阶级苦的血泪控诉，在土改展览会上看到地主残酷剥削农民的种种罪行，使我从思想上逐步认识到自己的地主家庭是可恨的，而自己家庭的罪恶又是同整个旧社会的罪恶联系在一起的。
一九五○年我们结业分配时，关于自己的生活待遇是供给制还是薪金制问题，在我思想上也有斗争。那时候，我的地主父亲来信骂我：“过去辛辛苦苦培养你，现在你不管家里了，忘恩负义……。”这算是对我的初次考验。在党的反复教育下，我严辞驳斥了我的父亲。
一九五三年九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吸收我入党的支部大会决议中，特别指出我出身于剥削家庭，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从此我在党的教育下，以一个党员来严格要求自己。我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前后学习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实践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刘少奇同志《人的阶级性》等文章，对地主阶级的本质有了进一步认识，对“阶级烙印”的问题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我常常想，我这个人出身不好，思想上打的是剥削阶级烙印，应该比其他同志更要加倍努力自觉改造自己。
同时，自己又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地主父母亲，论家庭关系是我的亲人，论阶级关系则是我的敌人。阶级立场的改造不能简单地满足于拥护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大的方面，并且要在许多日常的具体问题上，考验自己的阶级立场、思想感情是不是真正有了变化。我一面注意同地主家庭划清界线，另一方面也注意对他们的教育改造。每次政治运动和平时写信回去都要他们积极参加劳动，遵守政府法令，好好改造自己，特别教育弟妹要同家庭划清政治思想界线，帮助他们进一步改造思想。
象我这样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一定不能忘记自己身上的阶级烙印，一定要充分认识自己“先天不足”，要比别人更加倍努力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家庭不仅在社会制度大变动时期来影响自己，而且在平时那种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时时刻刻，点点滴滴来影响自己，这就是当前阶级斗争的一种特点。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自己走的政治道路是完全可以选择的。只有坚决背叛自己的地主家庭，在思想上摆脱这种千丝万缕联系的影响，才能真心诚意地参加革命；只有首先解决立场问题，才可能出自内心地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著作。
在教学实践中改造思想
前几年，我们教的学员主要是部队的在职干部，其中有不少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党一再教育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教好。我在教学实践中接触他们，了解他们，并且又同我自己的情况联系起来。我想，这些同志正是从小就被我的家庭那样的地主阶级剥夺了读书的权利，在革命战争年代，又缺乏学习文化的条件，他们在流血流汗的时候，正是自己读书的时候，他们之所以不能读书，正是我自己能够读书的条件。想到这些，我越发感到自己地主家庭的可恨，这些老同志的可爱。所以我觉得，象我这样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同这些工农学员的关系，就不是一般的师生关系，而是知识分子同工农的关系。向他们学习，把他们教好，就是同工农结合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对自己阶级立场改造的一个实际考验。在教学中，我很注意学习他们的优良品质。他们对党忠诚，有克服困难学好本领的强烈愿望，爱憎分明，敢于斗争。他们的不少好作风，正是自己身上所缺少的。我在业务上也向他们学习。如战伤病理方面，我自己连枪弹伤、弹片伤和普通的创伤感染都没见过，就请这些参加过战争的同志开座谈会，向他们请教。在向他们学习的同时，也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把他们教好。
去年下半年，领导上要我同大家一起结合病理解剖学的特点，学习运用郭兴福教学法。我集中读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践论》、《矛盾论》、《反对本本主义》等十多篇文章的有关部分，和近年来毛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通过学习，使我认识到我们的教学工作，不是一般地传授业务知识，而是同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关系到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问题，所以，一定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制订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毛主席对我们教师提出了“更应该管”的要求。而我原来是怎样想的呢？我认为那是政治教研室的事，是学生队队长、指导员和党、团支部的事，我们业务教师不大需要、也不大可能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甚至自己还想过，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是不是有些“不务正业”？我把这些思想同毛主席讲的话一对照，认识到自己的想法是十分错误的。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为了端正教学态度和教学思想，有的放矢地进行教书又教人，我们教学组同志在上级的领导下，都深入到学生队去，参加他们的政治学习、生活检讨会、野营、劳动、党、团生活。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教育战线上也深刻地暴露出来了。无论在教学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存在着这种斗争，都存在着是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的问题。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说，教学改革的关键是教员吗？的确，关键在于我们教员的思想是否革命化。形势十分逼人，深深感到当个人民教师很不容易，专的方面不够，红的方面更不够，这就进一步促进了自我改造的决心。
不断克服患得患失情绪
近两年，我除了业务工作以外，还兼任全军医学科学委员会病理学专业组组长（我们教研室主任）的秘书，其他社会活动也比较多。这些兼职工作费时较多。这就常使我思想上产生矛盾和斗争。有时我抱怨事情太多太杂，没有学习和提高业务的时间，看到别人在看书，自己心里发慌，心想如果有时间坐下来多看看书该多好啊！自己心情烦恼，怎样正确处理呢？我便带着这些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主席强调指出，共产党员所表现的积极性，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不是一方面，而是各方面。我联想我所担任的工作也是各方面啊，不应只抓住一个方面，而不及其余啊！自己是共产党员，要作党的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上级教授的时间比我更宝贵，如果我做好了秘书工作，使他们腾出更多的时间来抓整个教研室的领导工作，从事学术研究，培养干部，就比他们也忙于许多行政事务性工作对党更有利。当然我又是个业务干部，也不能因为有这些兼职工作便放松本身的业务工作。如果放松，同样是对党不利的。这就使我认识到要解决自己的矛盾，必须从提高思想入手，而最根本的又在于自己一切要从党的利益出发。此后，遇到兼职工作和提高业务、业务工作有矛盾时，我就问自己，是为个人打算呢，还是从党的利益出发？经过斗争，自觉地克服了个人打算，服从党的利益。
我还体会到，克服个人主义患得患失情绪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正确对待来自群众的批评。
有一个时期，由于工作多，在处理问题时有些简单、粗糙，引起了群众的一些意见。这时个人主义患得患失思想又抬头了。如一九六二年科学研究小组总结，要大家向行政领导和支部提意见，同志们向我提了十一条意见。我心里就想不通，认为大家对我太苛求了。毛主席说：“一部分军队工作同志养成了一种骄气，……只看见成绩，不看见缺点，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毛主席好象就是在说我。经过思想斗争，自己就冷静下来了，检查出自己确实存在着不少缺点。如自己虽然事情多，但没有很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影响了自己的工作，也影响了集体的工作。又如对于一些同志的缺点侧重于简单的批评，缺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等等。想通以后，便主动找一些同志交心，检讨自己的缺点，促进了同志间的相互了解，增强了团结。通过学习和实践，也使我进一步体会到对待批评首先要欢迎，要冷静，这样才能客观地分析问题。分析时一定要严于责己，反复想想自己思想作风上有没有问题，想想自己在工作方法上有没有毛病。最重要的是不要将别人意见中与事实有出入的部分来抹煞有益的部分，不要将自认为有理或者有成绩的部分来掩盖缺点和错误的部分。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从群众的各种意见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促进自己不断改造，不断进步。
时时同骄傲自满作斗争
由于改造不彻底，遇到具体问题，有时就滋长和流露了骄傲自满情绪。如我初次参加科学研究，同几个同志在一起写出两篇论文，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受到好评，内心也就沾沾自喜。这种骄傲自满情绪，阻碍了我的自我改造和不断进步。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去年上半年我按照廖初江同志集中语录学观点的方法，从毛主席的十七篇著作中，我体会到要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必须凡事多想一想，分析分析，多比一比，愈想、愈分析、愈比，就会愈感到自己的不足。我是怎样比的呢？
第一，把党对我的培养和要求同自己的实际进步比一比。
生我的是罪恶的地主家庭，解放我的、培养教育我的是亲爱的党。今天自己之所以能具有为人民服务的一点点思想基础和工作能力，完全是党教育培养的结果。党希望我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而我自己呢？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盲目自满。愈想愈有负于党的培养和希望，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第二，把集体的力量同个人的作用比一比。
上学期我们的教学工作获得了学生好评，训练部还组织了教学观摩。这时，我再三告诫自己，可千万不能骄傲啊！我冷静地想一想，取得的这一点成绩主要是上级领导抓得紧，教研组全体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大家动手，好多问题都解决了。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我一个人，连一条狗都拴不住。如果离开了上级的领导、各组的协作和本组同志的共同努力，自己将一事无成。个人只有融合在集体之中才能发挥作用。我一个人的作用同群众力量比起来是渺小的，有哪点值得骄傲呢？
第三，把取得的一点点成绩同党的事业比一比。
我们常讲要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厦增添一砖一瓦，而实际上我们所加的连一砖一瓦都谈不上。如我们搞的科学研究项目，应该过实验关、临床关、演习关和实战关，而目前离过第一关还有不少距离。客观需要要求这么迫切，我们能为党的事业解决些什么问题呢？只有兢兢业业，迎头赶上。有哪点值得骄傲呢？
第四，把自己的知识同客观所需要掌握的知识比一比。
知识分子往往把知识也当作骄傲的资本。其实当接触和深入实际后，就发现我们所知道的真是很可怜的一点点。如我初搞科学研究时，看了几篇文献，感到知道的东西似乎不少了，但深入实际后，感到实际存在的问题太多了，自己不懂的东西太多了，为了完成党的任务而需要我们去掌握的知识太多了。所以感到再有几倍时间也学不完，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
第五，要以人之长比己之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周围的同志都有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在我们单位，如果向每一个同志学一条优点，就能在自己身上增多二三十条优点。我同有些同志相处一二十年了，但对他们的优点还没有学到手，而自己之所以在某些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也正是学习别人长处的结果。如在科学研究方面，我的一些钻劲和行之有效的方法，有不少是学习我们教研室主任的。在教学上，我在讲课前先听上级教授的课，几乎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再将三位讲师的讲稿取来，将他们的一切长处融合到自己的讲稿中去。
经常这样想一想，分析分析，比一比，就愈感到自己不是差不多了，而是差得很远呢！每当自己有骄傲自满情绪时便反复这样比一比，及时警惕起来，加以克服。我一定要更自觉地更经常地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辈子改造思想和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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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韦清灵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谭习朴 王贵增
驻西安空军某部队的共产党员、僮族战士韦清灵同志，是某部的大队“艰苦朴素标兵”。
克己奉公 助人为乐
韦清灵同志生长在一个下中农家庭里，一九六○年参军以后，由偏僻的山区进驻大城市。这时，党支部和连队首长教导大家要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他牢记这些话，参军四年多以来，从未乱花过钱。可是他对别人、对集体却很大方。去年，他看到连队新成立的阅览室图书少，就用自己的钱买了《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列宁主义万岁》等二十七本书送给图书室。战士周学俭家庭有困难，他便把自己平时节约下来的十五元寄给他家。象这样无私地帮助同志的事，先后有过七次，共达九十多元。
勤俭节约 艰苦朴素
韦清灵有句老话说得好：“我们是国家的，国家是我们的，我们不爱护国家财产谁爱护？”平时，他看到垃圾堆里有破铜烂铁，就要把它拣回去。他还串联了十多个党、团员，组成拣破烂小组，只要一有空，他们就集体出动，到营房周围四处找寻，仅去年一年，在他和小组的带动下，全连拣的破烂就卖了一百多元，用这些钱给连队买了开水桶、热水瓶和其他公用品。
韦清灵同志在生活上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的衣服、袜子破了，就自己缝补；他有一件衬衣穿了近七年，有些同志劝他换上新的，他说：“旧社会劳动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苦日子，我们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生活更苦。现在，我们虽然翻了身，随便丢掉破衣服，就是忘记过去的苦日子。”就这样，他仍穿着这件补钉叠补钉的旧衬衣。
热爱劳动 参加劳动
韦清灵保持艰苦朴素作风另一表现是，热爱劳动，积极参加劳动。他所领导的“四好”班，是连队生产搞得比较出色的一个班。几年来，他们全班同志，利用业余时间，每年平均为国家生产一万一千多斤蔬菜。而韦清灵自己，又是全班劳动最好的一个。在很多时候，他都是一个人提前起床或夜晚推迟休息时间去菜地劳动。大家都问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吃苦，他说：没有艰苦斗争，就不会有幸福，我们现在多吃一点苦，让大家多享受一点幸福，这不是很好吗？
韦清灵同志由于一贯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他入伍以来，连续三年被评为“五好”战士，他所领导的班，连续两年被评为“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