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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按：目前广大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取得很大的成绩。我们从来稿中选编一部分学习心得，陆续加以发表。
高标准与低标准 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筑炉工程公司 景德镇工程处工人 王义德
高和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你站在地面上看五层楼，高得很，但站在十层楼上来看五层楼，又很低了。看待国家的质量标准也是这样。用低的思想标准去看，就觉得国家的标准很高，是我们能达到的最高限度；用高的思想标准去看，就会觉得这个标准并不高，是我们干活的起码要求。
我们在景德镇瓷厂建造锦窑时，木拱胎的质量误差要求在两毫米以内。开始时，大家干了几次都不合格。有的人就觉得这活太难干，国家的标准太高，难以达到。国家的标准到底高不高呢？能不能达到呢？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
原来，开始我们干的时候，思想标准就不高，脑袋里光想省点儿事，就低不就高。大伙做胎片，做完也不检查，往旁边一丢就完事了。这样，各人做的质量不一样，安装起来也就高低不平，达不到国家的质量标准。所以，不是国家的标准高了，而是我们的思想标准低了。质量标准的高和低，是相对的，也是可以转化的，关键在于人的思想。如果我们树立了高标准的思想，国家规定的标准就能够达到，而且可以超过，高标准就变成了低标准。如果在低标准的思想指导下来干活，再低的标准也难达到，低标准就变成了高标准。
弄明白了高和低的辩证关系，我们就决心超过国家标准。国家要求木拱胎的质量误差在两毫米以内，我们用高标准的思想做指导，创造了锦窑拱胎误差在一毫米以内的高质量。可见，要实现生产建设的高标准，首先要树立思想上的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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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思想工作的有限与无限
佳木斯第一中学政治教员 侯显庭
过去，我在教学中常常遇到这种情况：调查研究学生的活思想，一批问题抓上来了，解决了；第二次调查时，又发现了这个问题，又解决了；过一个时期，又发现了这个问题。开始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怀疑以前的教育是否白干了。有的时候，又想这些问题已经教育过了，没有必要再教育了，放松了进一步的思想工作。教育个别学生，也常常遇到这种情况：例如我班有个姓王的学生，过去一心想升学，学习了党的教育方针，听了我校前届优秀毕业生、下乡知识青年边占林的报告，表示一定以人民利益为重，服从国家需要，思想问题象解决了。不久，又动摇了。在阶级教育中，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划清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服从国家需要的决心下定了。以后当学习与工作发生矛盾时，又动摇了……经过几次反复，我曾怀疑这个学生的进步是不是真实的。后来，学习《实践论》，才认识到原来学生的思想改造过程，也是一个有限与无限对立统一的过程。这就是说，在一定的时期内，学生一定的思想矛盾，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其它各种教育活动，是能够解决的，能够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客观世界发展是无限的，学生思想的矛盾运动也是无限的，因而学生的思想改造又是长期的，无限的。学生思想改造的这种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对立统一，决定了我们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也必须是长期的、反复的。
我自从有了这样的认识，解决了三个问题：第一，抓活思想，要深入实际坚持经常，不寄托在一二次思想调查上。第二，一般的思想问题及时解决，重大的思想问题反复解决。一个思想问题解决了，还要准备好在新的条件下，如何进一步解决。第三，在教育的形式上应当多种多样，以学习主席著作为主，还要把课内外、校内外各种教育活动结合起来。特别要引导学生参加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让学生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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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合理与合法
哈尔滨市伟建机器厂计划员 毕德厚
有这样两件事。一件是，工人在大修一台设备时，发现设备的电气部分很好，不需要大修，建议主管部门不大修电气部分。但是根据制度规定，一台设备机械部分大修，其电气部分也必须随着大修。因此，工人的合理建议因不符合规定而被否定了。这是所谓合理但不“合法”。另一件是，《计划预修制》规定，车床每隔三年要大修一次。按照这个规定，一台虽然油封良好但已满三年的车床也被安排了大修。此所谓“合法”但不合理。诸如此类的“合法”与“合理”之间的矛盾，是工作中经常会碰到的。那么，应当怎样正确看待和处理这种“合法”与“合理”的问题呢？
所谓“理”，就是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我们常说的合理或不合理，就是指人们的思想合乎不合乎客观事物的规律。所谓“法”，在生产上就是指一定的规章、制度、程序等。我们常说的合法不合法，就是指人们的行动合乎或不合乎那些用一定形式固定下来的条文。
规章制度（法），是人们从一定阶段的生产实践中，基于对生产规律（理）的认识而制定的。因此，各种各样的“法”，反映着各种各样的“理”，并规定人们按“法”的要求去进行符合“理”的生产活动。在这里，“理”与“法”有它的一致性。但是，人们对“理”的认识是在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而“法”在一定时期却是相对稳定的。这样，“法”就给人们对“理”的认识以约束。然而，客观事物在发展，生产情况在变化，人们随着生产实践的进展，又会提高和加深对“理”的认识。因此，它又促使人们去破旧立新，建立更切合实际的“法”。在这里，“理”与“法”又有它的斗争性。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正是“理”与“法”的辩证法。
在生产活动中，一般说来，“合理”与“合法”是一致的。但是，客观事物与生产形势的每一发展，人们认识的每一提高，都会使“理”与“法”之间产生某些矛盾。况且，有的规章制度在一制定时就脱离生产实际，不符合生产规律，这就常常使得“理”与“法”的矛盾更加突出。这就要求我们经常地去注意解决这个矛盾。对于确实合乎“理”的“法”，当然应该认真遵守和执行。对于不合理的“法”，就要认真地加以研究，总结过去的经验，从有利于生产出发，坚决破除那些不合理的旧“法”，代之以适应生产需要的新“法”，使生产既合法又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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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生意和小生意
信阳食品公司政治办公室
大和小是对立的统一体，有时能互相转化。从一个人、一分生意孤立起来看是小生意，但从全国五亿多农民着眼，就是大生意。过去我们经营处收购鸡蛋，只成斤收，不零个收。理由是：零个收鸡蛋，生意太小，不好开票，不好付钱，开一张传票不值得，不开票不合乎手续。今年三月份固始县分水经营处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时，一位老大娘拿一个鸡蛋来卖，收购员想到收下这一个鸡蛋，这也是为人民服务，就收下了，老大娘拿着卖蛋的七分钱到对门供销社买一盒火柴，两根针，一支线，还买了二分钱的盐。老大娘卖一个鸡蛋买四种东西。这个具体事实，使经营处同志受到很大教育。遂平县和兴食品经营处主任李秀贞调查了四户卖一个蛋的社员，都是灾区最困难的贫下中农，访问中群众反映说：“不困难，不急需用钱，一个鸡蛋也不拿去麻烦你们。”这说明了我们认为不值得做的小生意，正是贫下中农困难户的需要，而且往往是急需的大生意。正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小生意，特别需要我们商业工作者具有为农业、为农民服务的满腔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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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留有余地
孙宁
订计划，定指标，提任务，讲成绩，都要注意留有余地。这是实事求是的方法，也是能够防止头脑发热，做好冷静的促进派的方法。
讲成绩，要留有余地。这是比较易于理解的。
任何工作，取得了成绩，这是客观存在。它不会因为你多讲一分而增加，也不会因为你少讲一分而缩小。重要的是对自己的成绩，要有正确的态度，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对待已得的成绩。在任何情况下，有了成绩，还应该看到不足之处。在讲成绩的时候，不要说满了，更不要讲过了头。这样做，有利无弊，可以避免浮夸和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可以鼓舞人们继续前进，可以使往后的工作更加主动。成绩越大，就越需要我们留有余地。
订计划，定指标，提任务，需要留有余地，就比讲成绩更加重要了。这是因为，成绩毕竟是已经到手的东西，而计划、指标和任务，都还是有待努力去争取的东西，成败还在两可之间。
每一个革命者要有雄心壮志，都希望尽可能多做些工作，为革命事业、为人民多做出一些贡献。可是，为了革命事业，我们要做的事情，却是无限度的。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把好事在一个早上办完。在一定的条件下，做事情总有它的限度。所以订计划、定指标、提任务，都只能是在一个时期内要达到有限度的目标。这个限度何在呢？一、需要，二、可能。需要和可能，两者兼顾，并且把两者结合起来考虑，才能称得上从实际出发。
我们希望粮食早点过关，这是需要。能不能提出在一年内全国各地一律达到亩产五百斤的指标，并且根据这样的指标来制订计划呢？谁要是那样去想去做，那就成了主观主义者。这种不问地点、条件，不切实际的指标，是根本办不到的。提出过大、过高、过多的计划、指标和任务，只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和热情，最后，落得个事与愿违。
抗日战争初期，我们恨不得一天就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但是，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规定了抗日战争不可能速战速决。谁如果不顾客观情况，单凭主观热情去做，没有不碰壁的。因之，我们必须打持久战，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里，发挥主观能动性，逐步壮大自己的力量，逐步削弱敌人的力量，改变力量对比，把战争逐步从防御阶段推向相持阶段、反攻阶段，直到取得最后胜利。解放战争初起，得到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有几百万军队，其势汹汹。党中央、毛主席确定了不断歼敌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并且根据可能，提出每个月歼敌八个旅的指标，预计在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取得全胜。这个歼敌指标是符合当时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加上我们的主观努力，完全可能实现，事实上也实现了。随着敌人有生力量的被歼，我们越打越强，月月超额完成歼敌指标，结果不是五年，而是三年就打倒了蒋介石反动王朝。
举这些事例，为的说明，我们办事必须从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出发，这是把事情办成的物质基础，再加上我们的主观努力，就能在斗争过程中，充分发挥人的因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改变条件，创造条件，促进事物的转化，逐步达到预定的目标。
只讲主观能动性，不顾客观可能性，仅仅按照需要办事，就会犯主观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
只讲客观条件，不讲主观能动性，仅仅从静止的现状出发去订计划，定指标，提任务，又必然犯保守主义的错误。
但是，无论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都不可能在事前就为我们所完全认识和掌握，在工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事前估计不到的情况。因此，在我们订计划、定指标、提任务的时候，不能满打满算，一定要留有余地，才能使我们的计划、指标和任务，是可靠的、有把握的。
一切事情都是要依靠群众办的。一切的计划、指标、任务，能否实现，都必须考虑怎样才能更有利于发挥和保持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如果计划、指标、任务订得留有余地，那么群众在尽力而为之后，不但能完成并且能超过预定目标，这就会越干劲越足，越干情绪越高。
如果不是留有余地，而是把计划订得过大，指标定得过高，任务提得过多，超过了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那么，到头来根本完不成任务，这就会使群众大为泄气。任何人硬要做那办不到的事，必将脱离群众，并且造成最大的浪费，没有不把好事办坏的。
留有余地，是一个冷静的促进派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做任何工作时必须掌握的一种领导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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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临沂地区治山治水经验中学习辩证法
孔阶平
临沂地区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以社会主义新愚公的精神，改变着这个地区的生产条件和自然面貌。千百年来危害人民的汹涌的沂、沭河，现在变成了为人民造福的天然大渠道，几十万、上百万亩绝产和低产的涝洼地，现在变成了鱼米之乡。沿沂、沭河两岸，水库星罗棋布，渠道纵横。走入稻区，则是绿水荡漾，“碧波”万顷，真有小江南之感。临沂地区的同志在治山治水中所取得的这样重大成就，这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胜利，是唯物辩证法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正如中共山东省委所指出的：临沂地区的经验不仅是怎样治理山、水、田的经验，也是在生产斗争中如何运用辩证法的经验。这也就是说，我们从临沂地区的治山治水经验中，不仅可以学到如何治山治水，而且可以学到唯物论辩证法。
正确处理除害和兴利的关系
在治水中，临沂地区的同志正确地处理了除害和兴利的关系。水同其他事物一样，也是有两面性的。它既能泛滥成灾，冲走房屋，淹没庄稼，夺去人们的生命财产，危害人民；又可以供人饮用，灌溉农田，开展航运，搞发电等，造福人民，是人们的生产、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东西。特别是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则更加密切。毛主席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我们治理好它，就是利，治理不好，就是害。
临沂地区的同志，通过长期与水涝灾害的斗争，对水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他们认识到全区有一千九百多道河流，涝了一部分土地，这是坏事。但是，他们也认识到，河流多，水源也多，是兴修水利的极为有利的自然条件，这又是好事。他们由过去的消极地怕水，恨水，而变为积极地治水。在治水中，他们的措施和步骤也是正确的。他们首先注意了排洪排涝。这就是说，兴利是从除害入手。因为除害是兴利的基础，不除害则兴利无从谈起。排是蓄的前提，能排才能蓄，能大排才能大蓄。这样，害才可以除，利才可以兴。因此，他们修建的一些大的水利工程，都是把排洪、蓄洪和灌溉结合起来的。如在沂、沭河上游修建的田庄、跋山、岸堤、沙沟、青峰岭等大水库，以及这两条河流中、下游修建的十几处拦河、引河工程，都是既起拦洪、蓄洪、排洪的作用，又成了灌溉农田的天然大渠道。灌溉时可以把库水放到河里，使河水通过各渠道，直接灌溉农田，并且可以在河与河之间相互调剂用水。
为了充分发挥水的作用，他们还学习了南方种水稻的经验，把全区一百多万亩涝洼地改为水田。凡是水源有保证的地方，过去那些绝产低产的涝洼地，都变成了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去年该区种植水稻九十一万亩，平均亩产四百斤以上。这个产量，等于这些地方未种水稻前产量的三、四倍。有一千九百二十多个困难队，由于改种水稻，生产都是一年大翻身。在临沂地区来说，现在水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再不是恨水、怕水，而是想水、盼水，视水如粮。人们对水的看法与过去完全不同了。
临沂地区蓄了这么多的水，灌了这么多的田地，获得这样大的收益，而又办得这样扎实和稳妥，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能首先解决了排水的问题，而且又能在除害的基础上兴利，创造条件，使害向利的方面转化。他们除害不是单纯地使水从河道里白白放走，而是同兴利结合起来，排与灌结合起来。他们是两手，而不是一手。如果他们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认识水和对待水，不除害而先兴利，或者除害仅仅是消极地使水从河道里
白白放走。那样，利也兴不起，害也除不掉，虽然主观上也是在兴利，而所得的结果则是不利，是害（如随之带来的水涝和次生盐碱化等）。或者是除掉了水灾，接踵而来的则是旱灾。
临沂地区的同志对除害和兴利的关系，不是一开始就认识这样清楚的，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些认识，是他们从现实斗争中学来的，是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中学来的，是从其他地区的经验中学来的。因为这个地区的沂、沭河下游的几个县，“十年九涝，大雨大灾，小雨小灾”，他们吃透了水灾的苦，因此，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排洪排涝的问题。当他们搞了一些排洪排涝工程之后，就发现在这些受涝的地区，不仅有涝灾问题，而且还有旱灾问题。群众说，“五日不雨一小旱，十日不雨一大旱”，同时，他们也看到，排洪排涝虽然可以减少一些受涝面积，但是，单纯地排洪排涝并不能彻底根除这个地区的涝灾。因为这个地区降雨极不均衡，七、八月间降雨过分集中，有时在三四小时内，就降四五百毫米雨。遇到这样的暴雨，有些涝洼地，就是有排洪排涝工程，也无济于事。一九五七年毛主席亲自批转了大山社的经验，指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接着一九五八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大兴水利，以后他们又试验成功了把旱田改水田，这才真正找到了根治水涝的正确方向。
应该指出，临沂地区治山治水的经验，还不单是对治山治水的规律性的正确认识，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根据对必然的认识，对于客观环境的改造。八年多来，他们象愚公一样，一镢一镢的，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一条河流一条河流的，改造了三千多个山头，治理了一千多道大小河流，把水害变成为水利。才由必然达到了自由。
全面规划、综合治理
临沂地区的同志，在治山治水中，不是零打碎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有一条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的正确方针。全面规划，综合治理，不是把治山治水中各种现象和各项工作看作孤立的东西，而是把它们当作一个整体，揭示出它们之间内在的有机联系。
治水这个工作，是一项非常具体而复杂的工作，它充满着内部矛盾和它同其他事物的矛盾，如果没有统一规划，是不可能做好的。就其本身来说，它有上游、中游和下游，有干流和支流，有蓄、有灌、有排，等等。就它同其他事物的关系来说，则有治水与治山和造林的关系问题，治水与田间工程和整平土地的关系问题等。所有这些，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治干流不治支流，则干流的工程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治支流不治干流，只能收到局部效果，而不能根治；治上游不治下游，水到下边仍然泛滥成灾；治下游不治上游，则下游的工程失去作用。群众说得好：“水是一条龙，先从山上行，治下不治上，还是一场空。”治水同治山、造林、田间工程和整平土地的关系也是如此。治水不治山，不造林，严重的水土流失，很快就会把水利工程和河道淤塞。兴建水库而不搞田间工程，不整平土地，则有水而不能用。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则相互抵消，处理好则相互促进。
临沂地区的同志，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这就是，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治理。在具体规划和工程的布局中，他们本着全区“一盘棋”，上下一条鞭的精神，实行六结合，即：上、中、下游结合；大、中、小工程结合；防洪与灌溉结合；排涝与灌溉结合；水利工程与道路结合；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结合。他们按流域，从干流到支流，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全专区一千九百多道河流进行了治理。
通过全面规划，综合治理，不仅在治水工作中可以分清主次，分清轻、重、缓、急，而且可以使各方面的关系得到妥善的处理，并使它们相互促进。如实行上、中、下游统一规划，山、水、林、田综合治理，好处就更多了。河流的上游，在山上挖鱼鳞坑、水平线，修谷坊、塘坝和水库，搞“三合一”梯田；植树造林，育草封山。中、下游节节修拦河闸、拦河坝，开挖渠道，整修稻田、园田，引水灌溉。这样，上游的保持水土和滞水工程，就可以起缓水、拦洪、蓄水、拦土、保田、养库的作用，使中、下游的拦河、引河工程更加巩固；就可以使中、下游免除洪害、减轻涝灾，并可以充分发挥灌溉效益。过去中、下游地区，十年就有九年涝，年年吃统销粮，靠救济，向国家交售粮食的任务，实际上都落在上游地区的县、社身上，影响了这些县、社的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现在中、下游地区的县、社，把旱田改成水田，把低产变成稳产高产，社社、队队都超额完成了向国家交售粮食的任务，这实际上，又是中、下游地区的县、社，对上游地区县、社的巨大支援。
同时，通过全面规划和对水的统一管理，这不仅可以把全区的人力物力更好地组织起来，而且可以使水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使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水库修在上游，调中、下游地区的县、社的人力去参加工程建设，开始有些人就认为这是帮助别人。当向他们讲明了全区的治水全面规划时，他们明白了，支援别人，实际上是支援自己。因为发展灌溉主要是在中、下游。在水库建成之后，对于水的使用问题，上游地区的县、社，要求一个水库一个灌区。理由是：修库时上游淹地多，出工多，应该先受益。上游用不了，余下的水再向下送。如果从一县一社的利益着眼，这样做看来似乎是合理的，但是，若从全专区的利益来看，这样做就不合理了。位居沂、沭河下游的临、郯、苍三县，是临沂地区的主要粮产区，特别是实行稻改以后，又成了稳产高产区，在农业上居于重要地位，收成好坏对全区影响很大。从全局来说，应该首先保证中、下游地区稻田的用水。因此，对水必须实行统一管理。通过权衡利害得失，上游地区的县、社发挥了高度的共产主义精神，把自己的局部利益服从全专区的整体利益。专区根据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对水的使用实行全面规划，统一管理。上游地区的县、社虽然占了土地，淹了村庄，出了人力，自己守着水库，自己却不用水或少用水，首先把大水库的水集中送到中、下游稻区进行灌溉。这也就是临沂地区的同志所说的全区“一盘棋”，是全局观念。
自力更生和依靠外援
临沂地区的同志，在治山治水中还正确地处理了依靠外援和自力更生的关系。临沂地区的同志，始终不做伸手派，而做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愚公。他们认为，国家的扶持是必要的，但这只能起辅助作用，而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依靠集体，依靠群众的自力更生。正如毛主席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文中所说：“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临沂地区的同志，从自己的实践经验中深深地体会到，如果把群众发动起来，使他们认识到这工作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是他们自己的事情，遇到困难，他们就会主动地来想办法去解决，因而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工作都能做好。如果不发动群众，单纯的依赖国家投资，那就会出现这也不能办，那也不能办的现象。因为国家的投资是有限的。或者，即使能办一点事情，群众也会把它看作是“官办的”，而不关心。因此，他们处处依靠群众，凡是群众自己能办的，就让群众自己来办。国家的投资，只是集中用于大型工程。对平原水利工程，国家的投资只用于大干渠。关于支渠、斗渠，主要是依靠集体搞。在搞干渠中，他们也是降低成本，国家给一个钱，就办两个钱的事情。如国家规定一个工日一元，他们降为三角，对受益单位去的劳力，只管铺草和茶水费。再如打石头，国家只支援雷管、炸药、钎子，谁用石头就由谁出劳力。由于他们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始终贯彻了以群众自办为主，辅之以国家扶持的方针，所以，该区几年来搞的工程，国家投资只占总造价的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八十的资金，都是依靠集体来解决的。实践证明：凡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办的事，就多快好省；凡是单纯等待和依赖国家支援办的事，就少慢差费。群众自己搞的建筑物，省工省料，既快且好。
临沂地区的同志们的自力更生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依靠群众解决治山治水的技术力量上。要兴建这么多的水利工程，要全靠工程师、技术员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就放手依靠群众来解决技术力量问题。没有技术就自己学，边学边用，学了就用。很快就培养出大量的技术工人和土专家。这些土专家，虽然缺乏书本知识，但是，他们是生产斗争的实践者，有着丰富的同自然作斗争的经验。因此，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所出的主张，往往比单从书本出发的同志要高明得多。如果单从“本本”出发，就治水来说，那就是：天旱了，就打井，把地下水挖出来，或修水库，把天上水蓄起来；来了洪水就筑堤，有了涝灾就挖河（排水）。在一般年份，这套做法还能起一定的作用，但遇到中水年、大水年，这套做法就不管用了。临沂地区的同志，则打破了一般水利书上的框框，从现实的生产斗争出发，依靠群众，总结出一套根治洪涝灾害的经验。那就是：实行有灌有排、排灌结合，兴修水利与改革耕作制度结合，旱作改水作。关于向下游地区送水，如果单从“本本”出发，那就是“开山劈岭，大搞环山渠道”。实践证明，这种做法，不仅工程大，投资巨，而且不能很快奏效。临沂地区的同志，集中了群众的智慧，找出了“利用山洪河道做输水干渠代替环山开渠，并节节筑坝提高水位，使库水入河，河水入渠，渠水入田，把库、河渠、田连结起来，结成一个自流灌溉网”一套科学的输水办法，收到了多快好省的效果。
由点到面、点面结合
临沂地区的同志，在治山治水中还非常重视由点到面、点面结合。在每一项重要的工作中，他们都有自己的样板。点与面是对立的统一。人们的认识是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中进一步找到个别，然后再到一般。革命工作，也是从先进的点到先进的面，再从先进的面中找出更先进的点，然后再到更先进的面。临沂地区的同志，在治山治水中成功地运用了党的这一马克思主义领导方法，因此，他们能够比较快地找到了治山治水的规律性，工作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做得细致踏实，多快好省。该区治山治水最早的样板是开山劈岭，削高填洼，改造自然的厉家寨，和绿荒山，修建小型水库的石泉湖。在搞田间工程和实行稻改中的先进典型，是临沂县的册山区东张屯和郯城县的码头公社。在搞台田、条田改造涝洼中，则有临沂县的诸葛城公社，等等。这些典型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不是由国家拿出大量的资金、物质扶持起来的，而是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出来的。这些先进的典型的事迹都很动人，效果显著，产量高，面积大，经验成套。人们看了这些先进典型，就眼红，心动。看了就想学，学了就能用，一用则立竿见影，富有成效。地、县、社各级领导，对这些典型也非常重视，帮助他们总结经验，组织本社、本县、本专区的干部和群众参观和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每一个先进的典型，实际上都成了一个学校，是负责同志学习领导的学校，是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先进经验的学校。所以，这个地区的先进经验，推得广，推得快，推得好。治山治水，由一个厉家寨，变成千万个厉家寨，变成全专区的一个规模宏大，波澜壮阔的治山治水运动。稻改，由临沂、郯城两个县的个别社、队的几十亩、几百亩，在三年间，发展到现在的一百多万亩。
古语说：“吃一堑长一智”，临沂地区的同志在治山治水中所以重视典型示范，也是由于他们在工作中吃过苦头得来的。例如在他们开始实行稻改时，没经过重点试验就一下子种上了十四万亩水稻。由于缺乏经验，在许多没有水源的地方也种上了水稻，违背了水稻生长的规律。结果，除了少数有水浇条件的地方成功以外，多数地方失败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失败面前停止下来，而是认真地总结失败的教训。他们认为在涝洼地区实行稻改的方向是正确的，问题是违背了毛主席所教导的“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于是他们又重新在少数几个生产队进行重点试验，重点试验取得成功后，再进行多点试验，重点推广到全面推广。稻改工作很快在全区推广开来。从此，他们对于典型试验，由点到面的工作方法的认识也就更深刻了。现在，临沂地区的同志，正在把插标布点，由点到面的工作方法，运用到其他各项工作中去，在各项工作中又都涌现出大批的先进典型。随着各种先进经验的总结和推广，普及提高，再普及再提高，他们的工作将由一个新的高峰到另一个新的高峰，由一个胜利到另一个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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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自然的斗争是无穷无尽的。人们向自然斗争，自然也同人斗争，人们征服了自然，自然也会向人们实行报复。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说：“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就对他施行报复，在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内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治水也是如此。我们把水害变为水利，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征服了水，但是，在稻区的一切工作都受水的限制，没有水则寸步难行。用水灌田之后，可以使农作物增产，但是，它又带来土地板结，又会造成减产。兴建水库可以蓄水，而水中又携带泥沙，又可以把水库淤为平地，等等。保证稻区的充足水源问题，解决灌水后的土地板结问题，和解决水库的淤塞问题，以及其他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新课题。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一劳永逸的解决是没有的。临沂地区的同志，在过去所取得的胜利的基础上，现在正在向自然开展着一场新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