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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丰补歉 节约备荒
达县专区生产队粮食储备增多
林县百分之九十的生产队都有粮食积蓄 临猗全县集体储备粮食增加到五千万斤
据新华社成都电 四川达县专区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根据以丰补歉储粮备荒的精神，重视提留集体储备粮。
近几年来这个专区人民公社生产队的集体储备粮有了增长。现在，全区各公社的四万五千多个生产队中，绝大部分都有了集体储备粮。
努力发展生产，粮食产量有了提高，是各公社生产队提留储备粮的基础。棉花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百分之三十的平昌县驼马公社，经过全社社员努力治山治水，精耕细作，到一九六三年不但棉花总产量成倍增长，粮食总产量也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以上。随着粮食不断增产，在社员分配的粮食适当提高的同时，还提留了集体储备粮。目前这个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公社，各生产队的储备粮已达六十五万多斤。
为了加强集体储备粮的保管储藏工作，这个专区的粮食部门先后帮助社队新建了仓库四万多个，修建晒场十四万多个，培养了粮食保管员三万二千多人。
据新华社郑州电 河南省林县各人民公社生产队今年夏季丰收以后，本着“以丰补歉，储粮备荒”的精神，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和安排好社员生活的前提下，适当地扩大了集体的粮食储备。
目前，全县百分之九十的生产队，都有粮食积蓄。到一九六四年底，全县集体储备粮有六千多万斤。
今年，林县小麦获得丰收后，各公社生产队又展开了“丰收要不要节约”和“还搞不搞集体储备”的讨论。在讨论中，大家根据以往的经历，进一步明确了“以丰补歉，储粮备荒”的好处。通过对往事的回忆，许多干部和社员说：如果不把家底搞厚实点，遇到歉收年不是又要发生困难，又得要国家供应吗？广大干部和社员认识提高后，节约粮食的风气，得到进一步发扬，许多公社生产队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和安排好社员生活后，进一步扩大了集体的粮食储备。全县各生产队集体储备的粮食，共达五百万斤左右，比去年同季又有增加。
据新华社太原电 山西省临猗县各公社的所有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有了集体储备粮。今年夏粮丰收后，全县的集体储备粮由两千五百万斤增加到五千万斤。全县的社员家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也有了储备粮。
临猗县的农民历来就有勤俭持家节约用粮的好习惯。最近几年，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各级领导机关都很注意教育社员要“以丰补歉，节约备荒”。
这个县的广大社员和干部反映，集体储备粮使他们获得了许多好处。去年秋季，城关公社有五个生产大队因受洪水影响，冬小麦播种期推迟，播籽量加大，缺少四万多斤种子。这些生产大队便从本单位集体储备粮中拿出一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社员高兴地说：“有了储备粮，不但能防荒备灾，而且遇到缺少种子的困难，也能自力更生地解决。”
集体储备粮增多后，这个县的党政领导机关组织各有关部门从多方面积极帮助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把储备粮管好。三年来，全县共建筑仓库三千三百多间。今年粮食增多后，由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建成和正在建造的仓库就有四千二百五十多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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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做亦农亦医的革命医生
山西沁源县李元公社贤友大队医生 刘道荣
我们沁源县李元公社贤友大队有五百五十七口人，其中贫下中农就有三百五十七人，分住在五个小山庄，是个缺医少药的山区。过去，社员有病要请医生，就得拉上骡子翻山过河，来回跑几十里地。有一年，宋栓云婆姨生病，老宋光请医生就误了三十多天工。一九五六年，我们大队和邻近的十一个村庄一起凑钱在马森村办了一个联合保健站。但是山区居住分散，医生又少，跑不过来，远远不能满足社员的需要。大伙儿都迫切要求自己队上办个保健站。一九六○年，党支部根据群众的要求，想法从屯留县请来一位医生，又派一个卫生员当司药，成立了保健站。党支部想到要使医药卫生工作在本队扎下根来，还得培养自己的医生。因为我爷爷懂医道，父亲也会扎两针，我高小毕业回村又担任了卫生员，就决定派我去学医。
在县卫生学校半农半读学了三年，一九六三年秋天，我就毕业回队里工作了。那时，保健站差不多要垮了。为啥呢？请来的医生技术不高，思想问题不少，常年在家不串乡，坐着等领工资，贱药贵卖，还亏损了不少资金。社员对他意见可大哩。我一回来，队上就把他打发走了。党支部又把支委王留金调去当站长、兼管记账、司药，加强了保健站。王留金同志五十多岁了，成天不是练记账，就是学抓药，搞预防，啥事都干。他还帮助我坚定工作信心。我没经验，看病还认真，经常主动去访问病人，有治不了的，骑上自行车去县里向老师请教，总要想法子把病人治好。因此，群众对保健站都很满意，管王留金叫“闲不住”，说我是“咱自己的医生”。
这样总该算好了吧？不，到年底，党支部发现仍旧有百分之三十的社员常常因为生病或者是照顾病人不能出勤，有了病到保健站瞧的却不多。是我们医生服务态度不好吗？群众对我反映还不错哩。是保健站药价高吗？我们卖药都是按的国家规定的价钱。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细细一了解，原来是一部分社员手头缺少现钱。
治病得吃药，吃药就得花钱，这咋办？党支部要我们尽量想办法减少社员的医药费，可开始我们就是没有想出好办法来。
“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吧！”王留金同志提出带着这个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于是，我们学习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越学，心里越惭愧。我检查自己，社员经济有困难早就知道，怎么就睁着眼不看，长着耳朵不听，不当作是回事呢？党培养自己做医生，是要我好好为社员服务，可是我从技术上考虑治病多，怎样为社员解除疾苦想得太不够，早先还觉着自己不错，这实际上是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不强哩。思想上动起来，脑子也就灵了。我想起春天县里开卫生会议，那时我还在卫生学校学习，听到县委张书记报告，要求医务人员用“三土”办法满足群众对医药卫生的需要。我和王留金一商量，决定学习大寨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采用县委指出的办法：用土办法治病，给生产队培养土医生（卫生员），采种土药材。以后每次到公社开会，歇息时我就向到会的医生学习治病的土办法，整理了一百几十个土方、单方。只要能治好病，什么方法省钱或者不花钱，我就用什么方法，尽量减轻社员的经济负担。去年一年，我用针灸、土方单方治疗了二百多个病人，效果都不错。贫农社员王春喜有个两岁的小孩，外感内热合并肺炎，恰好我不在家，他们在别的保健站治了几天，打针吃药花了二十多元，也没治好，反而更加厉害。我一回去，王春喜就来找我，说：“娃反正要死了，碰一碰吧，也算尽了大人一场心意。”我看看病人，高烧无汗，咳嗽喘得不行。我寻思打针无效，一定是郁热内积，发散不出来，查了查书，开了中药。孩子牙关紧闭，灌不进去，又没有鼻饲设备，我就用少量药汁灌肠的办法，给孩子灌了几次药，很快孩子就出汗了，体温下降，第二天中午也不喘了。以后我又给他按摩推拿，到底把孩子治好了。王春喜高兴得见人就说：“二十多块钱没瞧好病，一角八分钱倒救了命。”这下子，群众更加欢迎土方法了，都说：对症了葱姜也能治病，不对症参茸也会杀人！
我每六天到一个村子巡回医疗一次，为的是方便社员看病。每个村子都转了，可是社员有点小伤小病还是得不到及时治疗。再说，大队方圆有十里地，来一次保健站看病也耽误工夫。因此，从前年年底开始，我给每个生产小队培训了两名不脱产卫生员。他们能用针灸、土方单方治疗小伤小病，会种牛痘、会注射，带领群众搞卫生也行。民兵训练时，他们还是民兵连的卫生兵。去年八个卫生员治疗很多小伤小病，做到了小伤不出地头，小病不出村庄。他们还发动社员把厕所、水井、猪圈都管起来，搞了卫生，积了肥料一万四千二百多担，每亩地增加了十二担肥料，大队被评为一类卫生模范大队。搞了卫生，对生产也有好处，干部、社员对他们都很满意。
我们大队在太岳山脚下。山上野生药材很多，附近就有五十多种。过去我们是“守着药山没药吃，抱着银碗去讨饭”，本地有的药，也要到药材公司进货。这回我们想：如果能采种一些中药材，不就可以减轻社员的经济负担吗？两个人都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于是，王留金同志一有空就上山去刨药，我到外村巡回医疗时，也捎带采点儿。采回来的药，一部分加工炮制，供应社员只收加工费，用不了的卖给药材公司。我们还发动群众利用工余时间采药，卖了钱买药吃；同时又向党支部建议队里开荒种中药。当时有一部分队干部不同意，怕误工多，怕没收成，怕当年不能受益，不合算。意见不统一，没有办成。党支部要保健站自己先种，做出样板来。我们就利用业余时间开了四亩山坡地，种上了党参、生地。药苗子长出来了，越长越壮实。六七月间，支书崔有世、队长王根喜带着队干部到地头去算账，种药合算不合算？一亩党参，长得再不好也能收一百斤，合四百来元；生地当年秋天就能收，一担能卖三十多元，不占耕地，费些劳力就能解决社员的吃药问题。再说，保护社员健康是个政治任务，没利也得干。这么一算，干部思想通了。秋天收了一百四十多斤生地，卖了四十六元，加上我们采刨药材卖得的一百多元，用这些钱给十六户经济困难的贫下中农减免了全年的医药费。同时，也不要社员出一分保健费。年终一结算，社员们都乐意种药了。干部社员都同意一年每人拿出三分工，成立采种药材专业队，开荒二十亩，全部种上药材。
这样，解决了一部分社员的困难，可是还不能满足全体社员的需要。怎么办呢？我们商量的结果，一个办法是增加收入，已经种上了二十亩药材；再一个是减少支出。去年大队给我和王留金工资五百七十六元，月月支现金。要是把工资改为工分补贴，不就节省了开支？可又一想，挣工分总不如拿现钱手头灵活，而且一年还要减少三四十元收入，心里不免有点嘀咕。转念再想想，这念头不对呀！人家支书、队长工作有多忙，担子有多重，不也是挣工分吗？人家能挣工分，咱就不能？再说，咱原先也是社员，也劳动来着，怎么一当医生就不能劳动了！凭什么就该比社员特殊呢？王留金是一九四二年入党的老革命，他看的比我更深，比我更有体会：以前干革命，随时准备流血牺牲。咱沁源是老革命根据地，有多少先烈为了让大家过上今天的好日子献出了生命！人家干革命，连生命都可以牺牲，咱们少拿一些钱就不行？干革命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可以牺牲的呢？不拿工资拿工分的好处多着呢：不光减轻了社员的经济负担，还改变了医生靠卖药为生、靠病人吃饭的老习惯。医生不用再考虑没有现金收入发不了工资，和社员的利益真正统一起来了，会更加关心队里的集体生产。这样想想，我们愈来愈觉着好处多，决定实行半农半医。支部同意我们这样做，大队一年补贴我们每人两百个工，我自己劳动一百个工，王留金同志年岁大了，自己做七十个工。从今年一月份起，我们有病人时看病，没有病人就劳动，从三月到六月，我已经做了四十三个工了。
由于实行上面说的这些办法，从今年一月份起，经济困难的贫下中农、烈军属和五保户全都免费医疗，一般社员医疗用费也都大大降低。乡亲们都说：咱保健站真正是贫下中农贴心的保健站。
（原载八月七日《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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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添置新农具改革旧农具发展农业生产
西藏农村农具数量增加质量改善
仅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全区十八万多农户就买回各种农具二十七万多部（件），为争取农业增产提供了重要条件
据新华社拉萨电 西藏翻身农奴现有的农具比民主改革前有了很大增加。据来自西藏南部雅鲁藏布江流域、东部横断山脉山区和拉萨河谷平原上的典型调查表明，目前西藏农村中大、中型农具已能配套，备件够用，小农具数量充足。
民主改革前，西藏广大农奴根本没有或者只有极少量粗陋的农具。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民主改革后，许多组织起来的翻身农奴和奴隶用集体力量添置大型农具。仅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全区十八万多户农民就买回藏犁十二万部、铁锨、十字镐等十五万多件。全区平均每一户农民至少增加了八件农具。
西藏从一九五九年实行民主改革以来，农具生产长期停滞和落后的状态有了根本的改变。目前全区已经拥有八个初具规模的农具厂，以及一批生产和修配农具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组织。据不完全统计，民主改革后近六年来，全区已制造和修理农具三十多万件，同时国家还从内地调进一百四十万件农具，供应了西藏农民。
农具制造业的发展和从内地调进大量农具后，西藏农业生产的面貌有了很大变化。过去粗笨简陋的铁木农具，已被改良的质量较高的铁质农具所代替；从内地引进的新式农具正被广泛使用；昔日用木犁、木棍甚至刀耕火种的地方，已普遍用上铁质农具。
农具的数量增加和质量的改善，为西藏各地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夺得农业丰收提供了重要条件。民主改革后近六年来，全区的耕地面积增加了六十万克（一克相当一亩），灌溉面积扩大了百分之二十八左右，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国家对西藏农具制造业的发展，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了大力的支持。近三年来，国家从上海、重庆等地调进钢材三千多吨，供给各地农民打制农具。许多农具生产单位都有汉族工人。国家还通过由银行发放贷款、商业部门加工订货、组织产销，来促进各地的农具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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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宗仁先生和夫人
参谒碧云寺孙中山纪念堂
新华社九日讯 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今天上午前往北京西郊香山碧云寺参谒孙中山纪念堂，举行了参谒仪式。
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洁女士向孙中山先生遗象献花篮致敬。
程思远先生今天一同前往参谒，并献了花篮。
李宗仁先生、郭德洁女士和程思远先生，在这里还参观了陈列孙中山先生文物的展览室。
陪同李宗仁先生等前往参谒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负责人：朱蕴山、王昆仑、梅龚彬、陈此生、屈武、刘仲容、吴茂荪及夫人王枫。
陪同前往的还有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负责人平杰三、李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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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变了占用业余时间过多的状况
中共济南第二机床厂委员会副书记 阎振峰
今年上半年，我们对劳逸结合的问题虽然已经开始注意了，但还是抓得不紧，措施不够有力。因此，今年上半年平均每个月加班加点的工时仍达两千四百个。比这更为严重的是会议多，占用工人的业余时间多。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不是学文化技术，就是开会。有的车间星期六和星期天也开会。而且一天还不只一个会。常常是：第一个业余时间（下午下班后到晚饭前）开大会，第二个业余时间（晚饭后）开小会。有些会议，形式主义的毛病很严重。有时候，没有什么事，只因为早就规定了开会的时间，也非把大家召集起来“熬”一会不可。有些车间开会，支部书记讲了话，车间主任、工会主席本来没有什么新意见，也要重复地讲一通。
《人民日报》发表《劳逸结合》的社论以后，我们就组织干部和工人进行了学习。通过学习，大家认识到如果再不及时地注意把“劳”和“逸”很好地结合起来，生产新高潮就不能巩固和持久。正确处理“劳”和“逸”的关系，对当前的工业生产，对长远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工人的干劲越高，我们领导上就越要爱护工人的干劲，强调休息好。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职工经常保持旺盛的革命热情。
为了改变业余集体活动过多的状况，我们专门召集车间支部书记开了两次会议，把一星期内业余时间的集体活动都摆出来，具体分析，首先找到会议多，会议时间长的原因，然后相应地采取了有效措施。针对过去存在的问题，我们做了这样一些规定：早晨上班前和中午不开会；周末和星期天不开会；提高会议质量。在精简一些不必要的会议和合并一些会议后，一星期内一般只集体活动两三次。并且只准在“第一个业余时间”内开会，每次会议时间一般不能超过一个半小时，否则工人有权提出批评。我们还召开家属会议，叫她们管好小孩，不要影响夜班和中午休息的工人睡眠。我们采取办法精简会议以后，工人很满意。会开得少，生产不是不如以前，而是比以前搞得更好了。譬如四车间，今年上半年平均每月完成二万九千二百五十七个工时，而七月份天气虽然热，却提高到了三万二千一百八十三个工时。
对于加班加点的问题，我们也通过总结上半年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的有两条：一是开展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二是改进科室管理工作。以前工人上班之后，一会儿去领专用工具，一会儿又要去领棉纱、油料，一个班的有效生产时间往往只有六七个小时。结果在正常的班次上完不成任务，只好用加班加点来弥补。现在，科室把半成品、工具、油料等生产上需要的东西，都按时送到车床上，保证工人一个班能真正干八个小时的活。这样，七月一日至二十八日统计，加班加点只有七百五十个小时，其中绝大部分是维修。专职维修工人一般是趁生产空隙维护和修理机器设备的，要使他们也完全不加班加点，目前还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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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当局必须立即停止挑衅行为 必须送回劫走的两名中国妇女
被劫妇女的家长和目睹印军罪行的牧民驳斥印政府造谣诬蔑
新华社拉萨九日电 印度军队不久前侵入我国西藏康巴（岗巴）县境强行劫走我国两名藏族妇女的事件，激起了当地居民的强烈愤慨，人们警告印度当局必须立即停止它的挑衅行为。两名藏族妇女的家长，坚决要求印度政府立即送回他们的女儿。
前已报道，今年五月二十九日上午，我国西藏康巴县两名名叫塔决和金宗的青年妇女，在中国—锡金边界线我国一侧的特地区挖掘染料时，被非法越过边界的三名印军强行劫走，至今没有被送回。当地居民谴责印度当局说：我们决不允许印度军队破坏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印度当局必须停止它在边境上的匪盗行为，立即把两个妇女安全送回。
被劫走的塔决和金宗，住在康巴县岗巴区工巴楼乡的吉汝村。塔决家里有母亲和姐姐，金宗家有父亲、母亲和四个弟妹。这两家人在民主改革前都是依靠乞讨和打短工为生；民主改革后，他们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全家都很幸福。
塔决的母亲朗加和金宗的父亲多吉甲波说，他们的女儿都是吉汝村妇女纺织互助组的组员。她们结伴前往特地区一带挖取染料，就是朗加和多吉甲波叫去的。临走时，她们带走了七天的口粮、酥油和牛毛口袋、藏被等用品，并且同家人商定了返回的日期、走的路线和住宿地点。五月二十八日，她们同吉汝村的牧民甲佐一起到达预定的食宿点——离特地区约十里的节约牧场，当夜三个人都住在那里。她们被劫后，在节约牧场里还留下了她们带去的牛毛口袋、?粑和披肩、藏被等物品。
塔决的母亲和金宗的父亲对印度政府七月十三日对我国政府的抗议的复照中说什么他们的女儿是“逃出西藏”要求留在锡金“避难”的谎言极为愤怒。六十二岁的朗加哭诉说：“我女儿根本不会自愿离家到外国去。她是家里最孝敬我的一个，是我最心爱的女儿，她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她，平常她出门几天都惦记着我。”
她又说：“我和我的女儿都感激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使我们贫苦牧民翻了身。民主改革前我家什么也没有，民主改革后政府分给我家三克地、七十多只羊、一间房屋，还经常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我们的日子正一天天好起来。”
朗加谈到她女儿对政府有着深厚的感情，她女儿因为经常热心为群众办事，深受群众爱戴。她说：“印度政府说我女儿是自愿离家到锡金去‘避难’的，这完全是胡说，我女儿是宁可在我们祖国土地上死，也不愿到印军那里去活的！”
朗加从女儿被印军劫走后，急得哭了三四天，晚上也睡不着觉，几次要去找印度军队拼命，都被劝阻。她说，她坚决要求印度政府立即放回她的女儿和金宗，使她们能够同家人团聚。
金宗的父亲、六十岁的多吉甲波，对印度政府的造谣诬蔑极为愤怒。他说：“我的女儿是一个很老实的人，我家在锡金也没有亲戚，她是根本不会自愿到锡金去的。”多吉甲波反问道：“假如说她是自愿去的，为什么她把吃的?粑丢下，为什么她穿双破鞋而把新鞋留下，为什么不带走披肩和藏被，而把这些东西都留在节约牧场里？很明显，她和塔决都是被印度军队抢走的。印度照会上的那些鬼话，完全是造谣。”多吉甲波说，正当他一家在民主改革后开始过好日子的时候，印度军队劫走了他的女儿。现在他全家都焦虑不安，从早到晚盼望金宗回来。
同塔决、金宗一道从吉汝村前往特一带并且目睹印军越境侵入特地区的牧民甲佐，列举事实驳斥印度政府所谓印军没有越境和塔决、金宗是要求“避难”的无耻谎言。他说，他五月二十九日同塔决、金宗一起离开食宿点节约牧场，塔决和金宗前往特地区，他驱羊往特附近的山脊上放牧。当天上午十一时左右，他亲眼看到三名印军，其中一名背着长枪，从中锡边界上的开鲁山口附近侵入中国境内，向特地区逼进。
甲佐说，当他赶到特地区寻找塔决和金宗时，入侵的印军已把她们劫走。同时，在当地发现了她们被强行劫走时所留下的明显证据。她们在特地方还遗留下两条牛毛口袋，口袋里装有她们挖的一部分染料，旁边还有作午餐用的?粑和酥油。在离这两个口袋不远的低洼沙地和通往中锡边境的道路上，留下了五个人的明显脚印，这些脚印并行排列，次序是：钉有钉子的皮鞋印、破底藏鞋印、钉有钉子的皮鞋印、藏鞋印、胶鞋印。这些情况说明，塔决和金宗完全是被印军挟持着强行劫走的，印度政府绝对抵赖不了自己的罪责。
工巴楼乡副乡长白玛贵桑和当地许多牧民控诉说，印度军队非法侵入我国境内骚扰已不是一次了。早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印军就越过达吉山口抓走了吉汝村的牧民达旺工布和次旺，还抢去了八百多只羊。我国政府多次向印方交涉，印方一直拒不送还。在印军劫走塔决和金宗以后，今年七月十日，牧民扎西次旺在我国境内放牧，又看到一个印军在达吉山口附近越境，还向扎西次旺开了两枪，有一枪的子弹射在他的右手边。至于印军越境进行侦察活动的事件更是经常发生。对于印度军队的这些罪行，人们无不表示痛恨，他们警告印度当局必须立即停止它的挑衅行为，送回被劫走的中国妇女，并且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类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