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学术研究
亚洲历史怎样评价？
刘大年
一、亚洲历史在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笔下被根本歪曲了
亚洲是世界文明的最古老的发祥地之一。亚洲人民称得起世界上优秀的人民。无论古代和近代的世界先进文化里都有亚洲人民贡献的一份。近代的世界风暴许多次是从亚洲卷起的。亚洲历史在世界文明史上显然占有光辉的重要的篇章。丰富的记载和文物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很长时间以来，亚洲历史并没有受到客观对待。数不清的西方资产阶级文人和他们的追随者任意贬低亚洲历史，千方百计歪曲亚洲历史。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形并没有多大改变。
西方出版的有关亚洲历史的读物不止汗牛充栋，要分别加以评论，那是很困难的。那些作品中自然也有内容比较充实，态度比较严谨的。但这种情形少而又少。整部亚洲历史，对于西方大多数历史编纂家与其说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如说是“改造”、消灭的对象。他们并不抱有什么科学兴趣。他们生产历史著作和生产其他商品一样都是为了获取最多的利润。从那类作品上很难看出亚洲许多重要事变的真实面貌，更无法了解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向。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亚洲史、东方史、亚洲各国史等等，大部分是由两类叙述填塞起来的。第一类，亚洲自古迄今到处只有“野蛮”、“落后”、“不道德”和“不文明”。美国资产阶级评论家李普曼准确地说明过这一点：西方资产阶级对亚洲的概念，是“苏彝士以东是没有法律的野蛮人地区”①。第二类，亚洲的近代有了进步，有了文明，是由于西方的慷慨恩赐。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白皮书”上胡诌中国历史的时候说得很扼要：“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突破了中国孤立的墙壁，……这些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②对中国历史这么看，对亚洲历史一样这么看。西方侵略亚洲？没有这回事，只有西方赐予亚洲以“文明”。后面一类叙述限于亚洲的近代。前面一类叙述有古代，也有近代。要说西方有关亚洲的历史著作没有显著特色，那是不公正的。凡属讲到亚洲的文化和人民生活无不极力加以诋毁；反之，对殖民主义统治亚洲造下的擢〔zhuó 酌〕发难数的种种罪孽，无不极力加以洗刷、粉饰，把它们描写成仿佛田园诗式的或牧歌式的，这就是最大的特色。
某个英国人讲到印度历史的时候说过：“我们对于印度历史的写法，也许比我们所曾做过的任何其他事情更令人愤恨了。”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亚洲、统治亚洲的记录中没有哪件事是不令人愤恨的。对于那种明目张胆消灭、篡改亚洲各国历史的行径自然也是一样。
亚洲的古代史离今天很远，也漫无边际。在这里我想只讨论近代亚洲的历史。对它到底如何评价，我们必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这个领域的一切问题。
二、亚洲近代的历史有两个方面，有极其落后、黑暗的一面，有充满斗争、伟大光明的一面
亚洲近代历史上有各种场面、各种斗争。而历史的主流却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入亚洲、把亚洲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罪恶活动，和亚洲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的历史，就是亚洲的一部近代史。其他斗争无不受这两个对立面的斗争所支配，无不跟着它的发展形势而起伏转移。
亚洲的历史在西方殖民主义侵入、统治之下，当然是极其黑暗、极其悲惨的。并且这种黑暗时代继续了不止一个世纪。
亚洲的广大地区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改变了地图的颜色。从顶西面的波斯、奥斯曼帝国起，经过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南抵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东到印度支那各国、中国与朝鲜——这一系列文化悠久的国家和民族，被迫先后变成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俄国、德国以及现在猖狂横行的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只有紧东面的日本例外。每个国家的内部四分五裂。领土被蚕食鲸吞，主权由外人掌握。主权的剥夺最后集中表现为物质财富的剥夺。下面举几个例子。
印度 美国作家布鲁克·亚当斯在《文明与衰退的规律》一书上说：印度的财富大量流入英国。“普拉西战役不久之后，孟加拉掠夺物开始抵达伦敦，并且好象即刻就发生了影响。……普拉西之战是在一七五七年，其后接踵而至的变化之迅速可能从来不曾有过可与比拟的。在一七六○年，飞梭出现了；在炼铁上，煤开始代替木料了；在一七六四年，哈格理佛士发明了纺织机，在一七七六年，克罗顿设计了纺棉机；在一七八五年，卡特赖特取得了机械织机的专利权；而在一七六八年，瓦特完成了蒸汽机。……虽然这些机器对时代的加速运动有所贡献，但它们并不是这运动加速的原因。发明本身是被动的。……它们等待着已经积累的力量有了充分的储备后才发生作用。”布鲁克的结论是：“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来不曾有过投资能象从印度掠夺物中所获得的那样大的利润。”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遭受东印度公司搜括，十七世纪前期至十九世纪前期共流入荷兰约八亿荷盾的财富。一八三○——一八七○年印度尼西亚实行“强迫种植制度”，四十年内往荷兰流入约八亿荷盾的财富。二十世纪初，宗主国的掠夺激增，这时印度尼西亚一年之内就要往荷兰流去八亿荷盾的财富。
中国 帝国主义从中国抢劫、勒索去的物质财富难以数计。一八四二年、一八六○年、一八九五年、一九○一年四次战争赔款即达七亿一千余万两。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一次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当时中国的国库收入不过每年七千多万两。一九○一年辛丑条约一次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中国当时的人口是四亿五千万人，每人需要分担一两。外国在华企业利润，最高一年近两亿元，最低一年几千万元。帝国主义对华贷款自一八六五年——一九四八年总额达三十亿一千九百五十万美元。利息高得难以想象。一八九五年——一九一三年，英、法、德、俄、
日分别和联合贷给中国五笔款项，共七千七百八十二万英磅。每借给中国一百元，获纯利一百六十一元。
亚当吃了苹果，罪就落到了人类身上。与亚洲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紧相结合的，是历史上空前黑暗的统治。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的统治，其残酷、恐怖比古代罗马远有过之而无不及。亚洲成亿的人口被屠杀。许多土著居民被整部剿灭。世界上最富丽精工的宫殿陵庙等建筑夷为一片废墟。历史记录、艺
术珍品都付之一炬。生产凋敝，工业农业十分落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英国的印度总督本丁克在一八三四年的一个报告中叙述英国机器工业破坏印度社会生活的情形说：“悲惨景况在商业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棉织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其实这不过是殖民主义者承认的他们多如恒河沙数的罪行中小小的一端。莽莽亚洲大地，在近代，哪里不是布满了殖民主义者绞杀的亚洲人民的白骨！
亚洲历史的这一面，非常刺眼地摆在每个人的面前。不充分揭露、如实叙述，是不对的。想要掩饰、回避，更是不能允许的。
然而，那种极端黑暗与衰败，并不就等于近代、现代的整个亚洲。近几个世纪的亚洲历史，同时存在着充满战斗、充满活力的伟大光明的一面。亚洲人民这时绝不是以一个无关轻重的配角身份站立在历史舞台的侧面，他们是以全剧主角之一的身份活跃在舞台的正面和中间。轻视这一面是不对的，采取否定态度更是错误的。
近代的亚洲首先是世界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最广大的战场。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最初侵入亚洲的时候，也就是亚洲人民开始进行反殖民主义战斗的时候。往后殖民主义的进攻愈猖獗，人民的反抗斗争就愈高涨。亚洲各国的历史都是一部长长的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大事记或大事年表。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压迫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暴动起义，几个世纪里实际上很少间断过。
以前亚洲各国人民的斗争是孤立进行的。十九世纪以后彼此开始有一些关联，亚洲从此连续出现了几次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时期。第一次这种高涨形成于十九世纪中叶。这时大规模的斗争有波斯的巴勃教派起义（一八四四——一八五二年），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一八五一——一八六四年），印度人民的革命起义（一八五七——一八五九年）。亚洲其他地区一些反抗运动也先后爆发。马克思当时就指出过：印度军队的起义是和伟大的亚洲各民族所表现的对英国权威的普遍仇恨分不开的，孟加拉军队的造反无疑是与波斯和中国的战争密切相联系的。十九世纪末年，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斗争的第二次高涨。波斯马尔康汗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一八九○——一八九一年），波斯人民反对烟草专卖的暴动（一八九一年），印度阿萨密、曼尼波尔地区的人民起义（一八九一年），提拉克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
（一八九五——一八九七年），越南黄花探领导的反法起义（一八九一——一八九八年），朝鲜的东学党起义（一八九三——一八九五年），奥斯曼帝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早期的“少年土耳其”运动（一八九四年以后），菲律宾推翻西班牙统治的革命（一八九六——一八九八年），中国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一八九五年以后），义和团运动（一八九九——一九○一年）等等，构成了这次高涨的主要内容。参加这些斗争的有广大劳动人民，有资产阶级政治势力，把斗争锋芒指向帝国主义是它们的共同之点。一九○五年以后，接着又出现第三次民族解放斗争高涨的时期。波斯革命（一九○五——一九一一年），印度国民大会“极端派”的反英斗争（一九○五——一九○八年），土耳其革命（一九○八——一九○九年）和中国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都发生在这个时候。列宁评论这次高涨的意义说，这是几万万被压迫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中的人民醒悟过来，要求新的生活，为争取人的初步权利，为争取民主而进行的斗争，是“亚洲的觉醒”。
亚洲人民这时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不止蔓延的地区非常辽阔，并且卷入战斗的人口最多，斗争最激烈，高潮一个挨着一个。因此我们说近代的亚洲成了世界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最广大的战场。人民的斗争前赴后继，轰轰烈烈。它可以比做突破死沉沉气压的雷霆闪电，也可以比做红日跃上东方以前放射出的耀眼光芒。亚洲历史的这一个方面，我们是必须大书而特书的。非洲、拉丁美洲这时也是世界范围内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重要战场。埃及、苏丹等地的人民斗争惊动世界，它们与亚洲的人民斗争处处遥相呼应。
当然那些暴动、起义和革命大多数是很快就失败了的。但是这丝毫也不减少它们的意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要求亚洲人民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敢不敢斗争，敢不敢与侵略者较量，把它打倒？亚洲人民的回答是：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相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相信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一定能够战胜侵略者。殖民主义的“权威”受到藐视，革命意志得到发扬。人民的每一次斗争都为下一次斗争开辟出道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把亚洲变成一座殖民秩序的城堡，人民的每次斗争都使这个城堡大大增加了裂口，直到最后彻底垮掉。人民群众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中不断觉醒、壮大起来的，一切反动统治者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下被最后赶出历史舞台的。因此，即使每一次人民斗争都遭到失败，他们也还是胜利了。这就是那些起义、革命的不可磨灭的地方。
现代的亚洲又是世界两大历史潮流汇集的地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大发展、大前进。亚非拉美这时成了世界各种矛盾的集中地区。帝国主义在这些地区的统治更加削弱，人民的革命风暴在这些地区层出不穷，如火如荼地兴起。亚非拉美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一起，形成了现代世界的两大历史潮流。
世界历史的这两大潮流在亚洲更是汇集在一起，激荡冲决，使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亚洲昂首阔步地向前走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和非洲五十多个国家宣布独立。亚洲宣布独立的近十个国家里，有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这样一些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并且受殖民主义统治了几个世纪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有中国、越南、朝鲜三个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对亚洲历史，对世界历史，这都是划时代的变化。亚洲的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国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也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而为举世所瞩目。它们或者有了飞跃发展，或者在奋斗前进。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两个历史潮流汇集在一起，使亚洲的历史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殖民主义长期奴役的亚洲，正在变成独立的亚洲、人民的亚洲。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历史性变化。
亚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里，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无疑地又是具有头等重要性的历史事件。它不止影响亚洲，也深深地影响全世界。第一，中国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革命人民与世界反革命之间，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之间力量的对比。中国在近一个世纪里一直是帝国主义倾销商品、输出资本、掠夺众多的人力物力的重要场所。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的存在，对于帝国主义维持世界殖民体系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它是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巨大的后备力量和取之不尽的实力来源。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帝国主义的统治一下子垮掉了半边天。昨天的帝国主义大后方，今天变成了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根据地和最前线。一切都翻转过来了。中国面积接近一个欧洲。中国人口超过一个欧洲。世界革命营垒的力量显然因此超过了世界反革命营垒的力量。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冲破国际资本主义锁链，使人类历史实现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中国革命的胜利则大大扩展了十月革命的阵地，使帝国主义在世界的全线崩溃提前到来了。第二，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为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度里的革命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型。中国民主革命前后进行了一百一十年。前八十年里是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它们都是失败的。那些斗争都没有能够阻止中国沦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黑暗世界。后面的三十年局势截然不同了。这时领导革命的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经过三十年的斗争，中国人民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中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大地鼓舞了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的斗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压迫民族、即帝国主义国家里的革命的典型。中国革命则是被压迫民族、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革命的典型。在我们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历史变化的时候，对于中国革命经历的道路和它的影响，是需要充分估计的。因为它远不止具有东方或亚洲的意义，而是具有全世界的意义。
亚洲人民打击殖民主义，推动历史前进，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并非坐在那里袖手旁观。反动统治阶级从来也不是一个旁观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在亚洲——还有在非洲、拉丁美洲并没有放弃殖民主义，而是在继续顽固地推行殖民主义。美国帝国主义表现得最突出最狡猾最疯狂。美国帝国主义和一切殖民主义者在世界人民强大的斗争面前被迫要改变一些直接的殖民统治的旧方式，采取了一些新的方式，推行新的殖
民主义。那些方式，包括扶植傀儡政权，实行殖民控制；组织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基地；利用经济“援助”、经济“开发”榨取财富；精神渗透，文化侵略；制造颠覆活动，策划军事政变；直接的武装干涉，大规模武装侵略——如以前美国武装侵略朝鲜、目前美国武装侵略越南、老挝那样，等等。其中有老殖民主义统治方式的继续，有新形势下面变的新花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帝国主义成了世界反革命的宪兵，当然也成了亚洲反革命的宪兵。总之，帝国主义还没有最后死亡，亚洲人民的反帝斗争还没有过去。亚洲这个地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烽火连天的前线。
亚洲现代的历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又复杂又简单。一面，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两大历史潮流汇集的冲击；一面，美国帝国主义、一切新老殖民主义的垂死挣扎，绝望的反扑。亚洲成了现代世界搏斗的一个焦点。两个对立面的斗争，它的发展和解决，不仅关系着亚洲地区人民的命运，而且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命运。亚洲现代的历史绝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历史全局性的问题。人们谈论世界现代史，要想回避两大历史潮流，那不会讲出什么实在的东西。谈论亚洲现代史，要想不涉及两大潮流在这个地区的激荡、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世界历史全局的无情搏斗，干脆就讲不出任何东西。
从上面的叙述中应当作出什么判断呢？我们的判断是这样：
西方殖民主义侵入以后，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亚洲。其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黑暗、落后的亚洲；又其一，伟大的、战斗的、充满光明的亚洲。它们同时存在，而又尖锐对立。西方资产阶级和在他们那种思想支配下写出的作品，关于这两个方面都很少真实之处。他们用极力夸张亚洲落后的办法，去掩盖、粉饰殖民主义对亚洲实行空前黑暗统治的一面；他们用同样的办法，极力抹煞人民群众的斗争、贬低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一面。亚洲历史中黑暗的东西被他们根本篡改了；亚洲历史上光明的东西则被他们根本抛弃了。现在，揭开那些伪造和歪曲，摆在我们面前的亚洲历史，是既有奴役、黑暗和耻辱，又有战斗、光明、伟大的前进。历史撕下面纱，透露出了一些真相。时间越前进，两个亚洲的对立和它们的发展趋势就表现得越明显。现在历史是处在这样的过程中：殖民主义者已经快要进入最后死亡的黑地狱，亚洲人民则正在大踏步穿过胜利的凯旋门。虽然贯穿着这个过程的斗争仍是严重的、激烈的，其结局却是一目了然的。
至于亚洲人民在文化、精神领域的卓越创造；亚洲国家的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没有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等等，这里我们还没有论及。
与亚洲历史命运相同的还有非洲、拉丁美洲的历史。非洲、拉丁美洲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与亚洲并肩前进的。那里的历史，同样应当重新予以评价。
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历史的这种认识当然并不是什么人都会接受的。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点。一种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一种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普鲁士的历史编纂学家”、西方史学界赫赫有名的“大师”利奥波尔德·封·兰克明确说过：“历史就是国王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恰好与之针锋相对，认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前进的方向，归根到底不是由统治阶级决定的，乃是由人民群众来决定的。古往今来的事实，证明合乎历史客观实际的，不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三，亚洲的历史地位被贬低，其根源来自殖民主义者的存在，来自他们对亚洲的剥削和压迫
一切旧的历史书都是反映统治者、征服者观点的历史书。统治者为了对付人民必须采取各种办法。改写历史、消灭历史是普遍采取的一种办法。和过去的征服者相比，殖民主义者消灭殖民地的历史要更加彻底一些。非洲、拉丁美洲的历史几乎全部消灭了。亚洲的历史消灭了一半，歪曲了一半。
消灭、歪曲亚非拉美的历史，反过来就是拿欧洲历史压倒一切历史，代替一切历史。说欧洲一向是天堂，也就是为了说亚洲和其他地区一向是地狱。
西方资产阶级总是拒绝承认欧洲——现在再加上一个北美——以外的历史可以列入世界文明的历史。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奉行一条金科玉律：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欧中心主义。虽然那种“理论”早已陈腐发臭，现在却还在到处传播，并多少有些市场。随手举美国海斯等人写的《近代世界史》做个例子。照那上面说：“自古希腊罗马时起，迄于今日，任人类史剧之主角者，为欧洲之白人。吾人所称之近代文明，皆起于五大洲中最小的欧洲。平民首先胆敢夺取专制君主之政权，民族习知爱国主义；发明家利用自然力以推进钢铁之机器，转移人类之舟车；弹药开始为战争致命之武器；科学家以望远镜考察天体，又发现化学、物理、生物、医药等学之秘密；公立学校及自动印刷机；学术玄奥，公之于世。凡此种种，皆起源于欧洲。”下面接着就是攻击“远东不进步之黄种人”，“以及愚昧之非洲黑人”等等③。西方历史学那种荒唐理论表现在教学实践上，就是干脆把亚洲历史排斥在世界史之外。根据查斯特·包特斯《大使的报告》一书记载：美国学校讲所谓“世界史”是从埃及和美索不达美亚开始，经过克里地岛转到希腊，穿过罗马，然后在法国和英国结束。学生被要求记住“世界史”上一百个最重要的日期。其中关于亚洲的日期只有一个，而这一个还是美国人皮雷
“开放”日本的一八五七年。西方资产阶级对世界历史的这种看法，仿佛是某种寓言故事里蚂蚁对世界的看法。蚂蚁认为自己是统治世界的，只有它是世界之主。任何人在蚂蚁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历史唯心主义在这里走到了它的顶点。
欧洲或西欧的历史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一直被说成是世界历史的中心，这不是别的产物，而是地道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产物。那种观点只是强烈地反映了西方殖民主义一贯侵略东方、一贯追求奴役亚非拉美人民的观点。古代罗马帝国把德国人、法国人指为“劣等民族”、“野蛮人”，并由此得出结论：德国人、法国人应该永远服从“优等民族”，即罗马帝国的统治。西方殖民主义就是这样看待亚洲和看待非洲、拉丁美洲的。西方殖民主义把亚洲看成为一片没有“真正的文明”、没有历史的荒漠，看做不过是他们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殖民地。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点，就是赤裸裸地反映了殖民主义者的这种观点。根据这种论点，由西方殖民主义者统治亚洲，统治一切“落后”地区就是天然合理的了。资产阶级历史学就是这样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那些历史家即使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问题的实质终归就是如此。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切陈腐的观念最后总是要为雄辩的事实所推翻的。无非时间有迟早之别。亚非拉美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不断地震撼得地球发抖。人们把自己封闭在密室里也无法逃脱它的震荡。西方资产阶级面对这个事实，什么欧洲中心主义、西欧中心主义，都只有加速完蛋。现在一些西方学者纷纷议论要用“开明”态度对待亚洲历史。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非洲学系一九六五年召开的一次名为“亚洲人民的历史写法”的会议，曾经热心讨论是否应当用“开明”态度写亚洲历史的问题。意大利出版的《东方与西方》杂志一九六一年第二期上刊载日本作者写的题为《何物横陈于东西方之间？》的一篇文章，强调“重写世界史的必要性”。不论他们抱着何种观点，看来事情很明显：西方这个上帝在克里奥女神面前已经大大丧失其权威了。
欧洲中心主义需要反对，这当然毫不意味着主张对欧洲历史的轻视。那样做，是让人们从这一个反科学的极端走到另一个反科学的极端。
欧洲历史享有它固定的地位。十六世纪尼德兰的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十八世纪末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替欧洲历史增添了极大的光辉。尤其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整个十九世纪可以说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欧洲资本主义上升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飞跃前进的时代。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欧洲资产阶级一经取得政权，很快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支持一切落后东西的阶级。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东方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以后，欧洲资产阶级就愈来愈变成了一个坚持落后、野蛮、特权、奴隶制度的反动透顶的阶级。欧洲历史后来所以还是先进的，是由于先进的欧洲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根本违反资产阶级的愿望，高举起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继续引导历史前进。亚洲无产阶级对先进的欧洲无产阶级应当是永远感谢的。欧洲中心主义者极力鼓吹欧洲的先进，但是从许多人大谈其“基督教文明”之类来看，他们实际上一点也不真正懂得欧洲的先进到底在哪里。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为资产阶级。
历史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有它的客观发展过程，也有它的客观规律性。不是历史家愿意把事情说成什么样子，它就会成为什么样子。无法想象谁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改造”历史。客观评价亚洲历史，目的在于恢复它被丑化、被歪曲了的本来面目，而不是要对它的本来面目进行美化和粉饰。研究任何地区、任何时代的历史，我们都主张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历史唯心主义。评价亚洲历史当然也是一样。要额外增加点什么，减少点什么都是徒劳的，都要违反科学的历史观点。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者才会认为历史是可以任人改造，可以不放在科学基础上的。中国有个叫做胡适的买办资产阶级代言人说过：历史好比一个年轻的姑娘，可以任意涂脂抹粉。德国的写过《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斯宾格勒说过：“一个历史研究者同真正的科学的关系越是疏远，他的历史学反而就更为出色。”胡适、斯宾格勒之流的荒谬议论，无非是表明他们抱着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根本无力理解历史发展的客观性质，而要随心所欲去歪曲历史。
历史包罗万象。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阶级斗争，统治者的压迫与人民群众的反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落后的、黑暗的东西与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先进的、光明的东西，这一切，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又黑白分明，又迷蒙混沌。历史家的重要职责就是要对这些问题作出准确判断，把它们的地位摆正当和把它们的相互关系摆对头。根据这个要求论述亚洲的历史，我们认为必须：一，阐明这个地区长期而激烈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世界意义；二，把人民群众摆在历史上正面的地位；三，肯定这个地区一切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新生的、光明的东西；四，不懈地批判和清除西方殖民主义和他们的追随者对亚洲历史的一切歪曲和伪造。亚洲历史长期被描写得又黑暗又狭窄。人们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死胡同里走出来，猛抬头，展现在眼前的是多么广阔的新天地啊！
亚洲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科学地评价亚洲历史应当是为了让世界人民正确了解世界历史、了解现状。世界各地被压迫人民正在赴汤蹈火，从事改造现实、改造世界的斗争。他们需要了解各地人民斗争的现状，也需要有世界历史的科学观点。恢复亚洲历史的本来面目，将帮助人们进一步摆脱殖民主义的精神奴役，进一步解放思想。因此，我想可以这样说：如何看待亚洲近代、现代的历史，当然也还有如何看待非洲、拉丁美洲的历史，实际上不只是一个对历史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对现实斗争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
（本文是为参加一九六五年五月在卡拉奇举行的巴基斯坦第十五届历史年会写的，摘要在那次会议上宣读过。——作者）
①李普曼：《正在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纽约先驱论坛报》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②美国国务院一九四九年八月公布，《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第四页。
③海斯等：《近代世界史》第五九一至五九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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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史的研究
张子高编著的《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新近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解放后第一部中国化学史的专著。它具有一定的特色。
一、关于中国化学史的分期，学术界的意见颇不一致。编著者认为，必须把化学史分期和我国社会发展统一起来，这样，才能看出不同的社会制度对化学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想和世界观对化学发展的影响。同时，也应该看到化学的发展本身具有的内在规律，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化学的发展还有继承性和一些独自的特点。
中国的封建社会有相当长的历史，以后中国又逐渐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特点。因此，编著者以鸦片战争为标志，分我国化学史为两大部分，即古代和近代部分。古代部分的任务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系统地总结我国鸦片战争以前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劳动人民在化学工艺和化学理论方面所创造出的卓越成就。
根据上述原则，编著者又将中国化学史古代部分，分为原始社会时期、奴隶社会时期和封建社会时期三大阶段。原始社会以陶器的使用作为其生产力水平的标志，奴隶社会以冶铸青铜技术的成熟为标志，封建社会以炼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为标志。由制陶经冶铸青铜到炼铁，它们所要求的技术条件也由简单到复杂，这反映了化学工艺本身发展的规律性。
二、编著者力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阐明我国化学史中一系列的具体问题。例如：我国从什么时候开始用谷物酿酒？有人认为仰韶文化初期是谷物酿酒起源的最大可能的时期，理由是从那时起开始有了农业和畜牧业。编著者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论述了考古学界的新发现：在龙山文化中某些生产工具的出现和储藏谷物的窖穴普遍扩大，标志着当时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进步，从而较经常地有多余粮食；我国目前所确知的最早酒器，仅在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才出现；山东大汶口的龙山文化一百二十多座墓葬，形制大小不同，随葬品的多寡也很悬殊，这表明当时已出现了私有财产和贫富差别，也说明生产力提高，剩余粮食可能集中到少数富有者手中，并用于酿酒。所以，编著者断定谷物酿酒只能发生于龙山文化晚期。
我国炼丹术在世界上是最早的，并且自成其体系。那么，它是怎样发生和发展起来的？编著者认为，炼丹术跟其他自然科学部门一样，归根到底是和当时社会生产实践联系着的。我国炼丹术在其本身体系中和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既有唯物因素又有唯心因素的庞杂物。有些炼丹家脱离实际地去搞长生不老之药，最后一事无成。相反，炼丹术一和实际的制药工作结合，就成为和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本草学中的一部分。炼丹家在长时期摸索炼制丹药的过程中，见到了一些物质间相互起化学作用的现象，从而对那些物质的性能有了进一步认识。这方面的成就是很丰富的，成为古代炼丹家对化学的重要贡献。
如何正确地评价蔡伦对造纸术的贡献，也是一个存在着争论的问题。有人认为蔡伦只不过是造纸术的改良者。但是编著者认为，蔡伦以前出现的纸，是用丝絮和麻头造的，而丝絮和麻头主要用于纺织业，能供给造纸用的只是在纺织过程中所损耗的一小部分，这就使得当时出产的纸满足不了需要。而蔡伦在广大的造纸工匠的劳动基础上，采用树皮、破布和破鱼网来造纸。新原料的引进和废物的利用，为造纸事业开辟了崭新的广阔的发展途径，同时促进了造纸技术的提高，为以后的桑皮纸等新品种的出现打下了基础。由此看来，蔡伦的贡献使造纸术产生了质变，是一次飞跃。
三、除必要的文献考证以外，编著者更强调科学分析和现场调查的研究方法。例如：通过对司母戊大鼎的化学成分分析和铸造技术的考察，进一步研究了奴隶社会的冶铸青铜技术水平。通过对战国、两汉四十四件铁器的金相考察，证明我国战国时期不但能冶铸生铁，而且能使它较彻底地可锻化，而汉代已经能够获得质量比较好的钢。通过对我国盐都自贡市的一次深入调查，对我国古代的凿井技术和吸卤煎盐技术等方面的成就，得到了相当丰富的资料，等等。
（如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