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传统红花海上开
——记广州部队海上文化工作队
王基宁
珠江口外，海浪滚滚，一支洋溢着革命精神和为兵服务的文化轻骑兵，迎风破浪，辗转各岛。他们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发扬了我军宣传队的光荣传统，深入海岛部队开展文化活动，人们称赞他们是海上的“乌兰牧骑”。
这支文化轻骑兵，是由广州部队歌剧团、话剧团、杂技团、歌舞团、军乐队、影片发行站、文化用品供应站、修理站和军人摄影社等单位二十一人组成的海上文化工作队。他们踏遍了几十个岛屿的阵地、哨所，为守岛战士演戏、放电影、照相，为连队培养文娱骨干、修乐器，还特地送去战士们盼望的毛主席著作。三个月来，他们在岛上演出了八十一场，放电影一百五十二场，培养文娱骨干六百三十五人，修理乐器二百零三件，修理放映机、扩音器和收音机七十四部，为战士照洗相片三万五千多张，还给战士们洗补军衣五百七十三件。这一切活动，受到守岛战士热烈的欢迎。
轻装上阵
“我们是海上文化轻骑兵，踏平南海浪千层，万山群岛全走遍，带给战友一片心……”这歌声是文化工作队员们的心愿，也是他们用行动写下的诗篇。男女队员们一个个背着行李、扛着道具，上船、登岸，爬山越岭；离岸、登船，跨海出征，俨如当年活跃在枪林弹雨前线的老宣传队员。他们很多人，对海上生活开始并不习惯，上了船就头晕、呕吐。有一天，遇上了七级风，天下着大雨，船被浪峰冲击得东摇西晃，浪花和雨水打湿了每个人的全身衣衫，同志们却不断地互相鼓励，胜利地按时上岛演出。每当船一靠岸，同志们忘却了疲劳呕吐，一跃而起，背着背包和乐器，直向营地、哨所奔去。他们在“让每一个守岛战士都看到演出”的口号下，走到哪里，哪里就是舞台，说走就走，说演就演，真是以山作景，以云作幕，为几百人能演，为几十人能演，甚至为几个人也演。他们所到的岛屿，每个战士都看到了演出。在某岛，他们为了到一个只有五名战士执勤的高山哨所去演出，冒着酷热，翻越陡崖，爬上高山，一个个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登上山顶接着就在一小块地方演起来。几名战士坐在离演员五、六尺远的地方，演员们象对几千人演出一样，认真地又演又唱，这高山上的杂草地，就象大舞台上光滑的地板。战士们看着、听着，露出了深情的欢笑。
文化工作队在海岛活动的日子里，处处和战士打成一片，吃一样的饭，睡一样的铺。他们看到有的岛上战士从山下往山上挑水，用水比较困难，演出后卸装都不用水洗脸，每天洗脸刷牙也只用一茶缸水。他们在紧张的工作间隙里，还争相和战士一起劳动，为连队做好事。有天来到某岛，正遇到战士们从山上往山下搬运石头，大家立刻投入劳动的行列，和战士们一样，扛着几十斤重的石块，在立陡的山坡上爬上爬下。同志们感到，自己的汗水能和战士们的汗水流在一起，为海岛建设添上一砖片瓦，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夜晚演出之后，或是在白天有限的休息时刻，总是有人在为战士洗补军衣。战士们在井边泡的衣服突然不见了，树上却晒着干净的衣服。战士们不让她们缝补，她们就悄悄地把军衣拿到后台，在演出的间隙里见缝插针。台前演出，台后缝衣。文化工作队的女队员们，每个人都为守岛部队洗补了几十件军衣，她们的行动深深地感动了守岛战士。
“雪中送炭”
载着海上文化轻骑队的船只要靠上哪个岛，立刻给岛上的战士增添了歌声和喜悦。一本本毛主席著作送到战士们面前，一首首鼓舞人心的歌声在海边和山谷回荡，摄影师随着战士的喜爱，在大海边、在岩石旁、在小树前，为战士们选景拍照；修理放映机、收音机和乐器的同志们，带上工具和配件，登门拜访，逐个检修；演员们分头深入班排，搜集先进事迹、辅导连队的文娱骨干……
海岛远离大陆，环境艰苦，战士们多么需要文化生活啊！文化工作队送来了精彩的节目。这些节目，紧密地配合着部队的现实斗争生活。他们演出快板书《戳穿纸老虎》、诗朗诵《战斗吧，英雄的越南兄弟》、《南方来信》以及女声独唱《坚决和越南兄弟战斗在一起》等节目时，都激起战士们对美帝国主义的无比仇恨，他们抑制不住胸中的怒火，常常打断演员的表演，振臂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愤怒的吼声，震撼着大海高山。他们演出的表演唱《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相声剧《五十米》和独幕话剧《烧煤问题》等短小精悍的节目，也很受战士欢迎，成为战士们喜爱的节目。在某岛十连演出话剧《烧煤问题》后，十连的炊事班第二天就动手改灶，经过几次试验，使平均每天每人烧煤十四两降到十一两。他们还在连队搜集先进事迹，编成节目，当天演出。在演出时把先进战士请到前面，给他戴红花。这种生动活泼的演出形式，给了部队很大的教育和鼓舞，被表扬的战士，他们叮嘱自己，一定保持荣誉，好上加好；没有“上戏”的战士，暗自下决心要向先进人物看齐。
连队里的演唱组，是连队群众性业余文化活动的骨干。他们多么希望得到专业文艺工作者的指导啊！文化工作队每到一岛，就把辅导连队演唱组作为一项重要的活动。他们一边帮助连队演唱组修改创作，结合修改作品告诉战士们创作的知识，一边帮助演唱组排练节目，结合排练节目，教给战士们表演方法。他们有时采取联欢的形式，和连队演唱组一起演出。经过他们精心辅导的节目，再拿到晚会上演出，推动了连队的演唱活动。他们还开展了“一件事活动”，演员们把自己的所长，随时随地的教给连队的业余文艺骨干，教给战士掌握演唱本领。这个辅导拉二胡，那个辅导讲故事，你边讲边示范，他把着手来教。因为在一个岛上停留的时间较短，演员们都争分夺秒地把自己的专长传授给战士们。话剧团马启祥、关建宇和歌剧团连明安等同志，为了减去战士们往返走路的时间，他们爬山涉水到偏僻的执勤点，登门辅导。杂技团副团长王俊武毫不保留地把魔术教给连队的文娱骨干，还亲自给他们做道具。歌剧团徐宜，在离岛前夕，连夜给演唱组修改作品，灯灭了，打着手电继续工作到深夜。在他们的热心辅导下，许多演唱组演出了新节目，连队的文化生活更加活跃了。
战士们来到海岛，自豪地守卫在南海前哨，多么希望照张相片寄给亲人和战友啊！文化工作队也满足了他们这个愿望。一群群欢笑的战士，尾随着摄影师，这个雄赳赳地站在岩峰上照一张，那个笑迷迷的蹲在海边拍个镜头。摄影师为了使战士们都能及时取到照片，也打破了老规矩，就地冲洗相片。没有暗房，用雨衣挡住门窗。他们经常通宵达旦地“战斗”，保证头一天拍的照，第二天就把相片送到战士手上。战士们说，文化工作队不仅给我们送来了精神食粮，还到这天涯海角给我们照相，这一张张又快又好的相片，也是鼓舞我们以岛为家、坚守海防的力量。
“一兵多用”
人们在海上文化工作队演出的丰富多彩的晚会上，谁能一眼看出他们是来自九个不同单位的“几大员”呢？战士们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图片展览前听着那流利的解说，在书摊上看到那热情的营业员，谁能立刻猜出他们就是舞台上能歌会舞、能吹善奏的演员呢？然而，在这支精悍的轻骑兵里，确实人人都是多面手。有些演员既会演戏跳舞，又会吹拉弹唱，一个人能参加好几个节目。歌剧团的连明安，他一人就参加了十几个节目的演出，刚唱完歌，又出场演唱曲艺；曲艺完了，又拉起二胡为别人伴奏。歌舞团女演员王珊，刚跳完舞蹈，又出场唱歌。在这些演出里，也有着文化工作队里业余演员的精彩表演。放映员李汝瑰，是《女民兵》表演唱中少不了的人物，担任开照相发票工作的俱乐部工作员钟岱丝，拉起她刚刚学会的手风琴，成了歌剧演员李少华的伴奏者，军人摄影社摄影师周文标，也出场参加了合唱……这样的演出，真象是一支一专多能、“一兵多用”进行曲的大合奏。
但是，在他们演奏这支“一兵多用进行曲”之前，也曾有过一段“插曲”。那就是，在一些专业文艺工作者中，有人认为“专业化就要专”，“一专多能就专不出名堂来。”有的搞乐器的不愿学演戏，演话剧的不愿练唱歌。这种思想，有人也随着海风波浪带到岛上。可是，当他们一接触到守岛战士的生活，思想感情就逐渐地起着变化。战士们的革命精神，高昂的斗志，以岛为家、以苦为荣的动人事迹，一桩桩、一件件，使他们看在眼里，印在心里。守岛战士那一双双渴望文化生活的眼睛，激动着他们每一个人。他们带着思想上的问题，对照守岛战士的英雄事迹，重新学习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大家结合毛主席著作检查了思想，眼明心亮了。他们认准了一条真理：自己首先是一个革命者，然后才是文艺工作者，不论演什么，都应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是战士的勤务员，一专多能正是为兵服务的重要手段。战士们需要什么，就练什么，演什么，这时候，一个一专多能的活动，进一步在全队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歌剧团乐手连明安练起了快板书和相声剧；军乐队拉提琴的梁雄，学会了弹三弦、拉二胡，还登台演出小话剧；话剧团的关建宇也学会了舞蹈和表演唱。这样，他们演出的节目，由原来的十几个，很快增加到几十个。在晚会上，参加演出的十几个人，就能一次演出二十多个节目。事实使同志们体会到：演出的机会多，实践多，不仅没有影响专业，相反专业水平都有所提高，而且通过这种形式的演出，和战士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更有利于专业的发展。
全队同志们，也都在全心全意为兵服务的思想指导下，在开展各种文化活动中，互相协作，主动配合。军乐队员和文化用品供应站的同志一起扛着书籍和文化用品翻山越岭、送货上门，演员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图片展览和幻灯的解说员，老杂技演员王俊武，也牺牲休息时间帮助摄影师对底片、烤干相片……这支来自“各行各业”的文化队伍，凝练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成为文艺战线上的一支突击队，他们越炼越红，越战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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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短评
海上乌兰牧骑的启示
广州部队海上文化工作队，被人们誉为海上的乌兰牧骑。读了他们在海上为战士们服务的事迹以后，可以说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也是一种很高的评价。这支海上文化工作队发扬了解放军文艺工作的传统，他们把守卫祖国岛屿的海防战士，当成自己的知音和最亲近的阶级弟兄，忘我地、千方百计地把社会主义文艺送到他们跟前。为谁服务的问题，这是文艺工作者要解决的最根本的一条。广州部队海上文化工作队的实践，证明了他们是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
广州部队海上文化工作队的活动，还证明了乌兰牧骑式的经验，对于非牧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来说很有启示，因为乌兰牧骑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他们坚持毛泽东文艺路线，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广州部队海上文化工作队发扬了部队文艺工作的传统，找出了适应部队特点，为海防战士服务的新方法。这是一种创造，也是对
“乌兰牧骑”经验的丰富。例如，为了满足远离陆地的海岛战士们的要求，工作队还设有摄影人员，专为战士们拍照，而且当天拍，第二天便可拿照片，受到了战士们的欢迎。我们说，如果不是工作队体验到战士们长年在岛上为家，坚守南海前哨的那种光荣和自豪感，是万不会想到尽可能满足战士们的种种要求和心愿的。
学习毛泽东思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这是目前广大文艺工作者正在积极行动的口号。为了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了把社会主义文艺送上门去，文艺工作者也正在创造性地开展新的活动方式。我们认为，在解决了为谁服务的问题，有了强烈地为工农兵服务的阶级感情以后，总会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一套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广州部队海上文化工作队的经验便是一个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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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揭穿资本家“勤俭起家”的谎话
——各地报刊评论综述
影片《不夜城》不仅把张耀堂打扮成一个含辛茹苦、克勤克俭的资本家，而且通过他的嘴，对他的发家史作了一个“鉴定”：“我到上海当学徒的时候，是光身带个铺盖卷来的，吃辛吃苦几十年，才撑起这点家业……。”这就是说，他的发家不是肮脏龌龊的，而是清白干净的；不是建立在千方百计剥削劳动人民之上，而是依靠自己勤俭积累起家的。
宣言抹煞不了事实，谎话掩盖不住真相。在影片《不夜城》的讨论中，各地观众纷纷起来发言，特别是许多工人，根据他们的切身经历和体会，严正驳斥“勤俭起家”的荒谬论调。现将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工人严银凤在《资本家是勤俭起家的吗？》①一文中说：学徒出身的资本家确是有的，但他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或者有一套狠毒的诈骗手段，或者卖身投靠资本家，充当了他们的帮凶，渐渐爬上去的。她说：“资本家的发家史告诉我们，残酷地剥削和狠毒地诈骗劳动人民是他们发家的途径，所谓资本家是靠‘勤俭起家’，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工人潘其宝在《有这样的资本家吗？》②一文中说：上海有爿丝光染厂的老板张金雄，就是从学徒爬上去的。他是怎么发家的呢？张金雄起先在公泰染坊当学徒，满师以后当了工人。那时染工每月的工钱是六块钱，要是靠这点工钱就是不吃不喝，攒它十几年，也不够买一台机器，哪里谈得上开厂当资本家呢？张金雄那时会奉承，得到老板的赏识，当上了送货的跑街。跑街送货，除了照领工钱以外，还可以拿到九五扣的“除头”（老板分给他的一点油水）。张金雄把“除头”积下来的钱，在某些店家入了股。他当上股东以后，剥削来的钱越滚越多，后来就自己开了一爿公昌丝光染厂，当起资本家来了。这就是张金雄从学徒变为资本家的经过，也是他剥削起家的历史，这能说他是勤俭起家吗？
永大染织一厂影剧评论小组在《请看“大光明染织厂”的真实情况！》③一文中说：“我厂的资本家也是一个铺盖卷、一件青布衫到上海的，后来和几个老板合伙买了三十七台陈旧不堪的老爷布机，开了一家弄堂小厂。通过他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在短短的十几年里，‘撑’起了具有相当规模的、有数百台机器的三个厂……我厂不少老工人说得好：‘没有我们工人日工、夜工，六进六出（从早上六点钟进厂做到晚上六点钟出厂）地为他卖命，他哪里能有三爿厂？他虽然开厂十几年，自己连一个头都不会接。他既不会浆纱、穿综，又不会上轴、织布。但是，老板有一条我们工人没有的技能，那就是压迫、剥削；在我们工人身上榨取血汗，敲骨吸髓。’”
史改之在《张耀堂绝非“勤俭起家”》④一文中，以华丰染织厂的发家史为例，驳斥了“勤俭起家”的荒唐论调。他说：华丰染织厂资本家的出身和起家经历，和张耀堂极为相似：张耀堂是学徒出身，他起先也在无锡丽新纺织厂当学徒、跑街；张耀堂有一张赚大钱的名牌商标“爱国牌”，他也有一张“看家”商标“学生蓝”；张耀堂开了“大光明染织厂”，他也有一个厂叫“光明染织厂”，因而他的发家史，是张耀堂发家史的最好的注解。那么他是怎么起家的呢？“最初，他是靠压价收买家庭手工业户和手工业织布作坊的布，再抬价出售，积累起资本来的”；“不久，他的市场关系多了，商标也出了名，就包了十几个小作坊，要他们按照指定规格进行生产”；“又不久，索性把小生产者变成他的工资劳动者”。到一九三○年前后，他利用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从日本厂买进大批坯布，交染厂加工，然后贴上“学生蓝”“完全国货”的商标，高价出售。经过这样的投机钻营，到解放前夕，属于他名下的股本已有三百多万元，如果不剥削，每月仅靠二十元工资收入，即使不吃不穿，一钱不花，也要一万二千五百六十七年，才积累得起来，而他只花了二十年。作者最后说：“事实证明，他的资本来自对小生产者的掠夺，来自对工人的压榨，来自对广大消费者的欺骗，没有一文钱不是剥削来的。而和他基本上一模一样的张耀堂，又怎么会是勤俭起家的呢？”
工人袁雪芬在《从铺盖卷看老板的“起家”》⑤一文中说：我是十三岁那年到上海做工的。来的时候，也是一个铺盖卷。每天黑进黑出，做了日班连夜班，总算是勤勤俭俭、吃辛吃苦了。可是我家吃辛吃苦了十几年，不仅没有“撑”起什么“家业”，而且还弄得骨肉离散。《不夜城》中的张家从一个铺盖卷发展到坐汽车、住洋房，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难道他们比我们工人更“勤俭”，更“刻苦”么？完全不是这样，他们是让我们工人吃辛吃苦，他们发家致富的，是千方百计压迫工人、剥削工人“熬”上去的！
工人郑楚华在《一棵歌颂资本家的毒草》⑥中说：我十四岁就当学徒，在漫长的挨打受骂受剥削的苦难岁月里，看到一批又一批的伙计和师兄弟进来出去，可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光身带一个铺盖”的伙计，能从“条条店规、层层压迫”下，节约出钱来开店办厂的。所谓辛劳发家，完全是颠倒黑白的谎话。
于清河在《靠勤俭能当资本家吗？》⑦一文中说：“马克思说过，资本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沾满着汗和血污。这就是说，资本家是靠剥削工人的血汗起家的。……可是电影《不夜城》的作者，却把资本家的发家解释成‘吃辛吃苦几十年’的结果。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劳动人民祖祖辈辈吃辛吃苦、省吃俭用，日子却是越过越难过呢？难道说劳动人民还不如资本家能吃苦吗？”
潘翠青在《资本家是“白手起家”吗？》⑧一文中说：“资本家的‘发家史’，从来都是工人被残酷榨取和掠夺的血泪史。早在一八四四年，马克思就一针见血指出过：‘劳动替富者生产了惊人作品（奇迹），然而，劳动替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替劳动者生产了洞窟。’在资本家发家的过程中，他们千方百计、挖空心思去从事最大限度地占有工人剩余劳动的活动，看起来确象‘吃辛吃苦’，花尽‘心血’的。比如，资本家花了不少精力，对工人实行‘劳动管理’，但是，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把工人更严密的组织起来，强迫他们为发展资本家的‘家业’而拚命劳动，倘若工人稍加反抗，就给予残酷的制裁或镇压……《不夜城》的编导者在资本家‘白手起家’的错误论调下，为资产阶级否认阶级斗争、宣扬‘资本家可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建立了论据。”
史改之、袁雪芬、潘翠青等还在文章中指出：资产阶级为了美化自己，掩盖其剥削本质，总是叫嚷自己是靠“吃辛吃苦”、“白手起家”的。电影《不夜城》的编导者，应和着资产阶级的这个调子，抽掉了资本家的剥削本质，抹煞了资本家残酷地掠夺工人剩余劳动的血迹斑斑的罪恶现实。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观众相信，资本家是靠他们克勤克俭才发了家，因而值得同情，不该反对，更不应该消灭。这是彻头彻尾的反社会主义的呓语！
注①《文汇报》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七日
②《光明日报》一九六五年六月七日
③《工人日报》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
④《北京日报》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一日
⑤《解放日报》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六日
⑥《工人日报》一九六五年六月六日
⑦《北京日报》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一日
⑧《羊城晚报》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