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科学研究工作
朱洪元 汪容
有人问，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要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特别是理论物理学的研究工作要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最近重温了一遍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近代理论物理学的发展，以及其中特别值得记取的经验教训。通过重温这些历史，我们不但得到了肯定的结论，而且还进一步地体会到物理学研究中运用毛泽东思想是多么必要！反对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是多么必要！
要敢于革命、敢于打破框框
毛泽东同志常常教导我们，要敢于革命，敢于胜利。科学工作中真正要做到这两条，是并不容易的。特别是科学的发展有它的继承性，它一方面留下了不少宝贵的遗产，但另一方面，如果形而上学地去对待这些遗产，不敢革命，它们就又会变成框框，束缚人的思想，阻碍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当初，普朗克提出辐射振子的能量不是连续的而是间断的，这在突破经典物理学的连续性的概念方面，不能不说是一次具有革命性的创举。但是，普朗克却长时间不敢彻底打破旧的框框。他只说辐射振子的能量是一份一份放出的，却一直不敢说辐射本身就具有不连续性（颗粒性），不敢说光量子是实际存在的东西。甚至直到一九一五年，他还想法躲开自己的划时代的发现而倒退回经典物理学的旧框框之中去。就是这样，尽管普朗克曾经提出过一些革命性的思想，但是由于他不敢彻底革命，终于没有发现微观世界中粒子性的普遍意义。
爱因斯坦突破了普朗克所没有敢突破的框框，在光电效应的研究中提出了光子的假说，第一次揭示了微观世界的粒子—波动二重性。德·布罗意进一步提出电子具有波动性的假说，从而又揭示了微观世界中粒子—波动二重性的普遍性。虽然在今天看来，光具有颗粒性和电子具有波动性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在二十世纪初期，经典物理学的框框还没有被打破的时候，要承认这些事实是需要一些敢于打破框框的勇气的。再进一步来看，量子论的提出，是打破经典理论的框框，把它一分为二，提取其中适合于描述微观现象的部分的结果；矩阵力学的发现，是抛弃微观世界经典模型的框框，承认微观世界的不连续性，将对应原理和利兹组合定律结合起来的结果；波动力学的发现，是从经典的哈密顿——雅可比方程出发，推陈出新，将电子具有波动性的思想贯彻到底的结果。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和打破旧框框分不开的，都是和不自觉地遵循辩证法分不开的。正是由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一些人们有勇气打破旧的框框，才能从普朗克的量子假设出发，不断前进，终于建立了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量子力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起，给物理学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但是，所有这些资产阶级学者们都是不自觉地、被迫地抛弃形而上学的框框而接受辩证法的。他们不但不能和形而上学真正地决裂，而且迟早都要回到形而上学的死胡同里去，从敢于打破框框转化到不敢打破框框。例如，打破过基本粒子经典模型的框框的玻尔，后来就变成了一个顽固地不敢走出经典概念框框的人，他曾经很强调地说过：“所有的经验归根到底必须用经典的概念来表达。”由于这种形而上学观点行不通，他所领导的哥本哈根学派就编造了一套“客观的不是实在的；实在的不是客观的”这一类梦呓似的话。玻尔还进而乞灵于洛克和马赫的哲学，他说：“描述自然的目的不在于揭示现象的真实本质，只在于尽可能找出我们的经验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于是，玻尔和他的哥本哈根学派就把不依赖于主观的客观存在从科学中排挤了出去，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正如列宁所说：“现代物理学是在临产中。它正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分娩是痛苦的。除了生下一个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生物，它必然会产出一些死东西，一些应当扔到垃圾堆里去的废物。”①
哥本哈根学派是现代西方理论物理学的主要流派，它的学术思想在西方科学家和大部分苏联科学家中间已经影响很深，俨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但是坂田昌一和武谷三男敢于突破这个主要流派的框框，敢于坚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尖锐地批判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观点，能够自觉地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去，这实在是一种难能可贵的革新精神。坂田昌一和他的学派能够对基本粒子物理学的发展作出贡献，是和这种革新精神分不开的。
这些生动的事例有力地说明了一条真理，就是只有那些敢于革命、敢于胜利的人，才能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地作出贡献。反之，一个人不论他在科学上有过多大的作为，只要一旦被旧框框所框住（迷信正统，迷信权威，或者在困难面前踌躇不前），他就会被科学的发展掷在一边。
科学工作者必须经常自觉地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发掘、揭露和分析矛盾
科学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要不要有目的性？有人说，不必要有，有人说，不可能有。他们常常引用的一个论据是，在科学研究中有些重要的发现不是有目的地探索出来的，而是无意中偶然获得的。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放射性的发现，就是由于柏克莱偶然地把铀和感光板搁在一起而发现感光板感了光。但是，只看到这一点而不看到另一方面，就会产生很大的片面性。在整个认识过程的长河中，这一类偶然事件事实上只能贡献出最初的感性认识阶段中的最初的几颗沙粒。紧接在柏克莱的发现之后，居里夫妇对放射性物质进行了极其辛勤的探索，正是由于他们的有目的的研究工作，原子的蜕变才能在人们的面前真相大白。这以后在原子领域以及基本粒子领域中的一系列重要发现更无一不是人类有目的地活动的结果。象卢瑟福用α粒子打击金箔来探索原子的构造，象研究宇宙线来寻找作为核子力的媒介的介子，象用钴60的β衰变来验证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都是突出的例子。当然，偶然的发现还是有的，例如一系列奇异粒子的发现，τ—θ矛盾的发现（它导致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发现），以及最近的时间反演不守恒的发现②。但是看来有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就是随着人类认识领域的扩展，一切科学实验活动的目的性都会越来越强。即使奇异粒子、τ—θ矛盾、时间反演不守恒等的发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可是它们毕竟也都是人类在探索高能物理新现象的前提下有目的地活动的结果。在这里，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这个趋势的出现很容易理解，因为人类的认识已经深入到微观世界和宇宙空间，每次要想再前进一步，就不能不借助于越来越精密、越复杂的仪器设备，而要想使这些仪器设备真正发挥作用，就不能不事先提出明确的研究的目的。譬如说，在建造一座高能加速器之前，必须很慎重地考虑好要用它做哪些物理实验，探索哪些方面的问题，纯净粒子束和探测设备的设计制造也都要及时跟上，否则即使加速器造好了也是用处不大的。今天至少可以说，在基本粒子领域里要想无目的地偶然幸运地碰上一个重要的发现，已经没有可能。
在科学实验中和在其他方面一样，有目的、有设想就能主动，无目的、盲目就要被动。正确的目的和设想也决不是灵机一动和主观臆测就能得到的。解放前有些不负责任的通俗小册子曾经广泛地传布过这样一个故事，其中说牛顿有一天在果园里看到苹果落地而灵机一动想出来了万有引力。这种严重地歪曲事实的叙述很容易把人们的思想引入歧途。其实，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是因为他细致深入地揭露和分析了开普勒三定律中所反映出来的行星本身的惰性同太阳施加于行星的引力之间的矛盾（最初他分析的是月球的惰性同地球施加于月球的引力之间的矛盾）。他的研究工作的目的性显然非常明确，而且他正是不自觉地运用了辩证的观点，从客观事实中发掘和剖析了矛盾，才得到了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万有引力定律。
其实放眼看一看整个的自然科学，有哪一个理论不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绝大部分是不自觉地）剖析了生产实践或科学实验中的矛盾而得到的？象牛顿万有引力这样的例子，在理论物理学的领域里举不胜举：麦克斯韦方程组的提出，是麦克斯韦深入剖析了电场与磁场之间的矛盾的结果。量子力学的提出，是由于揭露和分析了微观世界的波动性与颗粒性的矛盾。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是剖析了运动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协变性）的矛盾而得到的。他提出广义相对论，则是为了进一步探索物质和空间时间（物质的存在形式）的矛盾。更现代的新的理论进展也同样没有例外：核力的研究揭露了核子场与介子场之间的矛盾，宇称不守恒的发现揭露了基本粒子的两种相反的宇称状态（宇称为＋1和宇称为－1的状态）之间的矛盾，现代基本粒子的复合模型则正在通过各种基本粒子的质（各种性质）和量（各种量子数）这两个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制约的方面来揭露基本粒子的内部矛盾。
宇宙是充满着矛盾的，没有一件事物不可以一分为二。即使是最简单的一个力学上的自由度也是一分为二的。它分解成为正则共轭的两个力学量p（动量）和q（坐标），它们按照哈密顿方程和一定的对易关系而相互斗争、相互转化。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了一点，就是理论上的任何一次重要的进展都揭开了从来没有被认识过的新的重要的矛盾，并且正确地找到了它的规律性。看来，理论物理工作者如果能够经常自觉地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有目的地去发掘、揭露和分析矛盾，他就肯定能够在认识客观真理的道路上获得更大的自由。
追求所谓最终的理论是钻形而上学的死胡同
世界是无穷无尽的，世界的结构的层次也是无穷无尽的，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同样是无穷无尽的。科学工作者如果真正能够以这样的辩证唯物的观点来指导自己的工作，他就能够永不满足，永远感到有一种动力促使他进一步去探索客观世界的未知的真理。反之，在科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也有不少受形而上学思想束缚的人，他们看到人类的认识取得了某些成就和进展，就再也不能想象客观世界中有什么更内在的或更深远的矛盾了。他们认为科学已经差不多走到了顶峰，最后的真理已经在望，只要再经过一番主观的思考，就可以得到最终的理论。如果一个研究科学的人不幸接受了这样的形而上学的观点，那么，不论他有多大的天才，也是不可能再有所作为的。几十年来，已经出现了好几个值得我们深思的这方面的例子：首先可以举爱因斯坦。诚然，他基本上是一个素朴的唯物主义者，始终反对哥本哈根学派对于量子力学的唯心主义的基本思想，始终主张客观的存在不依赖于主观，还为此和玻尔进行了公开的论战。可惜的是，由于他不懂得辩证法，他在后期的科学工作中，在提出了广义相对论以后，就去追求所谓的统一场的最后的理论，脱离实际关起门来搞了几十年，一直到最后也没有走出这个死胡同。还有英国的爱丁顿，他也是花费了整个的后半生去追求所谓的最终的理论。他把二十年代关于基本粒子的知识看做是最后的知识，宣称推导出来了精细结构常数，还宣称宇宙中一共有多少多少个电子和质子。后来，人们在宇宙线中发现了介子和很多种新的基本粒子，他的最终的理论就彻底垮了台，成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所无情嘲弄的对象。还有海森堡，他搞所谓“宇宙方程”也有十多年了，结果也是得不到什么值得一提的成就。这些历史的教训一再地提醒我们不能无视客观世界的无穷无尽和物质的无限可分性；同时，也一再地提醒我们要牢牢记住毛主席说过的认识过程中第二个飞跃的重要性。不到实践中去检验理论和进一步发展理论，不能“自以为非”，一味固执地认为自己已经走到最终理论的门口，那是行不通的。爱因斯坦、海森堡等，在他们的早期工作中，由于不自觉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都曾经对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他们的后半生，由于他们自觉地用形而上学来指导自己的工作，结果就耗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和精力而收获极少。这些历史的教训又一次说明，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哪怕是不自觉地接受正确的哲学指导思想），即使是大科学家也会迷失方向，走入歧途。
必须反对物理学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
早在二十世纪初叶，列宁就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过物理学中的唯心主义。不过他也指出，当时在最新的物理学家中间，继续唯物论传统的还是大有人在。我们知道，那时候有不少的理论物理学家，虽然世界观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们在研究工作中仍旧不自觉地接受素朴的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可是，到了三十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日益加深，随着资本主义文化的日益堕落，列宁当年批判过的物理学中的唯心主义思想的逆流，就逐渐在理论物理学界泛滥了起来。一些原来在研究工作中还能不自觉地接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人，开始自觉地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指导自己的工作。后期的哥本哈根学派就是又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否认因果性，大声宣扬不要再去谈论独立于主观世界之外的客观存在，造成了坂田所说的“哥本哈根之雾”。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学术界“名人”的带动之下，不尊重客观事物，只强调脱离实际的数学形式和“逻辑推理”成了风。象“宇宙是几十亿年前由一个超原子爆炸而产生的”这种不科学的论断就是经过所谓的“逻辑推理”推出来的。这种逆流把脱离实际的数学形式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英国的著名物理学家秦斯就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过一句有代表性的话：“上帝是个数学家！”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场论中又出现了一种通过解析性质来研究散射矩阵的色散关系方法。这个方法一方面使得强相互作用领域中的定量的理论开始有了可能和实验联系起来并进行比较（过去的微扰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另一方面，这个方法只不过是一种数学工具，它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基本的物理内容。但是，那些形而上学者们是不愿意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的。他们好象抓住了什么万应灵丹，极力地片面地夸大色散关系的作用。甚至还有人声称：“解析性就是一切！”在这些人的喧嚣声中，唯心主义的逆流有了新的发展，以美国的G．丘为代表的一批理论物理学家在六十年代初开始主张彻底抛弃时空和场的概念，用对于散射矩阵的数学形式的研究来代替对于客观存在的物质的研究。在这种思想指导下，G．丘和其他一些人还把意大利学者累惹在量子力学的关于汤川势的研究中所找到的“累惹极点”的数学形式硬搬到场论里面来。其实，如果能够细致地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这种数学形式上的生搬硬套是不合理的（见戴元本的《高度奇异位势和一类非定域位势的Regge行为》一文，《科学通报》一九六五年二月号）。但是，G．丘这些人却大声地预言最后的理论快要找到了。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国际性的物理学杂志上几乎每一期都有好几篇关于“累惹极点”的文章。可惜好景不常，一九六三年的一些物理实验证明了“累惹极点”的数学形式在场论中并不适用，G．丘的预言垮台了。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处处是唯心主义的温床。在那里，学术界的唯心主义思想不会越来越少，而将是越来越泛滥。因此，我们在接受西方的具体科学成就时，一定要警惕随之而来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影响，否则就会吃大亏。例如，国内也有人盲目地追随西方物理学家，在累惹极点这一假设在实验上被否定以后，还大力去研究累惹极点。要想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就必须有批判地接受各种科学遗产，自力更生。一味地追随没落的西方是不可能赶上和超过人家的。
以上是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一些极其肤浅的初步的体会。一系列的历史的经验教训都证明，在现代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只有认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才能避免或者少走弯路；也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科学研究工作，才能保证多快好省地赶上和超过世界科学先进的水平。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迈着巨大的步伐前进。目前工业和农业方面已经有了大庆、大寨式的大搞革命化的榜样。我们科学工作者也应该有信心和决心，在自然科学工作方面做出应有的努力，使得大批的大庆、大寨式的革命化的实验室和研究所尽快地涌现出来。
①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三三○页。
②根据现有的理论，假使时间反演守恒，那么一种呀K02介子的粒子是不可能衰变为一个Л＋介子和一个Л－介子的。但是去年在实验上发现了K02介子衰变为一个Л＋介子和一个Л－介子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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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改造汀煞白土看辩证法的威力
中共浙江省长兴县委副书记 翟黎亭
“汀煞白土田不能长草子”，这是被人们看作祖祖辈辈不可改变的“结论”。可是，我们经过实践，却推翻了这个“结论”。今年全县在十多万亩汀煞白土田里长起了草子，并且普遍长得较好，亩产鲜花草一般都在三千斤以上，有些田达到四千至五千斤。这是革命的辩证法在生产斗争中取得的又一次胜利！
敢于斗争才能有所作为
长兴县有二十多万亩汀煞白土低产田。这些田土层板结，土质瘠薄，缺乏有机质，历来长不起草子。前几年，有的地方曾经在这种田里试播过草子，但是长出的苗稀稀拉拉，又黄又瘦。在失败面前，有些人就认为：要想在汀煞白土田里长草子，除非白土换黑土。这些人不是用革命的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待失败和成功的关系，而是在遇到挫折以后就否定一切，抱着“你不长我就不播”的消极态度，不愿继续搞试验。
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的精神状态不振作。针对这个思想，一九六三年秋天，县委组织县、社领导骨干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并到衢县参观学习了“以磷增氮，改造低产田”的经验。毛主席的教导和外地先进经验的启示，使人们消除了思想上的形而上学的影响，懂得了“失败是成功之母”，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因此，只要坚持试验，反复实践，掌握了汀煞白土的脾性，采取适当的措施，是一定能够变失败为成功，在汀煞白土田里种起草子，把低产田改造成为高产田的。人们的认识提高了，在失败面前不再裹足不前，而是去总结经验，更加积极主动地带领群众开展科学实验活动，在两千多亩汀煞白土田里又试种了草子、蚕豆青。
试种草子有可能成功，但是究竟怎么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呢？有的干部看到汀煞白土土质瘠薄，对于这一点还是信心不足的。我们认为，汀煞白土田确实条件很差，要长起草子的确有很多困难。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同时也要看到，土质差、困难多，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向它的反面转化。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但是事物转化的条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需要通过人们的努力去创造。因此，我们首先分析了过去长不起草子的原因，针对土壤中严重缺磷的特点，推广了“以磷增氮”的先进经验，普遍采用磷肥拌种、带肥下种的方法，并且改变了过去草子田“只播不管”的老习惯，加强了培育管理。正因为创造了这些条件，结果第一年在五百六十多亩汀煞白土田里播下的草子，长势普遍很好，一片嫩绿，每亩收获鲜花草三、四千斤。这个大队的实践证明：要在汀煞白土田里种起草子来，既要承认客观条件，又不能被客观条件所束缚，而要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努力创造条件。
当我们把这个大队的经验进行全面推广时，有的干部和群众还是认为：这里田穷人也穷，要在汀煞白土田里种草子，只有靠国家供应种子；要推广“以磷增氮”的经验，只有靠国家贷款购磷肥。这情况说明了：要使汀煞白土田长起草子，单有成功的经验还不行，还需要有干部、群众自力更生改变低产面貌的自觉要求，否则也不可能敢于与汀煞白土开展斗争。因此我们从上而下，从下而上开展了学习“大寨”的群众运动，并且总结了本县“大寨”式的先进典型，组织干部、群众参观学习。这样，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大大发扬，改变落后面貌的雄心壮志进一步树立。在去年讨论冬种规划时，广大群众一边积极要求扩大草子播种面积，一边主动投资种子、资金，提前作好播种准备。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国家的一定支援是需要的，但是不能忽视启发广大群众革命自觉性的内在因素，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最后起决定作用的还在于内因。
正是因为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了成功与失败、客观条件与主观能动性、外因与内因的关系，使我们从不敢于与自然作斗争到敢于与自然作斗争。这说明只要各级领导处处突出政治，随时用先进思想教育群众，就能把群众充分动员起来，敢于同自然界作斗争。
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相结合
要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不但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是分不开的。只有善于斗争，才能使敢于斗争的精神力量真正变成物质力量，才能把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斗争长期地坚持下去。在汀煞白土田里种草子的规律已被领导摸到，群众也有扩种的迫切要求，是不是就可以一下子把全县二十多万亩汀煞白土田都种上草子呢？我们没有这样轻率从事。因为经过试验，还只是掌握了改造汀煞白土的一般的、主要的规律，并不等于掌握了每个地方的、全部的规律，同时，大面积扩种草子，既需要从种子、水利、肥料、技术上作好充分准备；还要估计到草子面积扩大以后，会引起作物布局、灌水管理、生活安排等方面的新问题。如果我们考虑不周，处理不当，好事就会变成坏事。因此我们各级领导深入下去，进行调查研究，发动群众，逐丘排队，在充分了解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落实了草子播种规划。全县规划草子面积比上年增加了十六万亩，达到二十二万亩，其中汀煞白土田占十多万亩。这样的规划，既积极，又可靠，经过努力能够办到。
有了正确的规划，是不是就可以不再费力气了呢？不行。我们把已经落实的规划，看作只是给正确的行动提供了方向和步骤。在制订规划之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扎扎实实的工作。没有扎扎实实的工作，规划再正确，也有落空的危险。因此，在播种以前，我们集中精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做到思想、组织、物资、技术、领导五落实；在播种时，县、社领导都亲自下去蹲点搞试验田，以点带面，以试验田带大田。根据今年草子面积大、技术要求高、劳力和季节紧张等特点，我们采取集中力量（包括领导和劳力）打歼灭战的方法，终于抓住季节，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播种规划。事实证明：在领导方法上善于采取集中主要力量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是取得生产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如果我们样样工作齐头并进，必然事与愿违，结果一样也抓不好。
在草子播种和培育管理过程中，各地根据汀煞白土田严重缺磷的特点，普遍推广了“以磷增氮”的先进经验，为长好草子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任何事物都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我们也没有放弃其他一系列的技术措施。我们采取“请进来，派出去”的方法，向平湖等县学习草子播种和培育管理的经验，因地制宜加以推广，做到“三改”：无肥下籽改为带肥下籽，先播籽后开沟改为先开沟后播籽，牛犁浅沟改为人掘深方沟；我们还破除了“草子不追肥、不抗旱”的老习惯，冬春普遍追施了肥料，在长期干旱期间，普遍灌水抗旱。在推广这些措施的时候，我们坚持一切经过试验，从而既积极推广了先进技术，又避免了盲目性，使草子出苗整齐，长势旺盛。事实就是这样，各种增产措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磷增氮”固然是汀煞白土长起草子的一个重要措施，但它决不是唯一的措施，如果其他各项相应的措施跟不上去，“以磷增氮”也会得不到应有的效果。
十多万亩汀煞白土田不仅按计划播上了草子，而且长势比预想的还要好。这说明：在同自然作斗争中，领导者只有善于把革命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不断发现矛盾、解决矛盾
开春以后，草子普遍长势很好。干部和群众都反映说：“汀煞白土田长草子的胜利在望了。”但是，我们觉得胜利在望不等于胜利在握，如果在这时候产生自满松劲情绪，放松培育管理，到后来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很可能会“一着不慎，全盘皆输”，主动又会转化为被动。这时候，我们教育干部和群众用发展的观点和全局的观点去看待当前草子的长势。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发展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又有待我们去解决。草子大面积长势旺盛，这是好的一方面，但还有一部分长势较差的，当时据各地统计，有百分之二三十是三类苗。长势不平衡，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矛盾，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培育管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任何事物的全局又总是由各个局部组成的，要使草子长好，获得高产，要抓牢每个增产环节，眼前我们如果不加强培育管理，不抓牢这个增产环节，很可能由于后期脱肥或旱涝灾害的影响而造成减产，甚至无收，这就影响全局的成功。由于干部和群众提高了思想认识，曾经一度产生的自满松劲情绪很快地克服了，在较短时间内各地又普遍追施了春肥。并进一步做好清沟排水工作，为夺取汀煞白土田种草子的最后胜利争得了主动。
从汀煞白土田播种草子成功的事例中，使我们懂得了革命的辩证法是革命者锐利的思想武器，是做好各项工作的一把钥匙。在我们的头脑中，能不能不断清除形而上学的影响，让革命的辩证法牢固地扎下根子，这是我们在生产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的关键。
（原载六月二十六日《浙江日报》，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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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是怎样逐步掌握射击技术的
内蒙古军区某部特等射手 王继传
要想练就一手好枪法，上了战场真正能够过得硬，除了下苦功夫钻研射击学理，熟练技术要领外，最根本的，还是要思想过得硬，脑子里要时时刻刻有“杀敌”观念。用这个思想去统帅行动。要做到这点很不容易。我有这样的体会。一九六○年，上级让我去军区射击队参加选拔集训，这本来是我提高射击技术的好机会。可是，我在那里练了一段时间，成绩不见上升。为什么？原因是：自己老想，这么大的军区这么多的老射手，哪能选拔上我这个新手？一看自己最近技术进步又不快，更觉得不行了。这些问题考虑得多，技术上的问题就考虑得少，就练不出成绩。这时，首长给我们讲了“比赛是为了提高我军的战斗力”，这句话，使我认识到：练武不是为了当选手，是为了杀敌，不管是否选上，我都要利用这个好条件，认真向老射手们学习。认识提高了，练射击的精力就集中了，技术上提高也快了。最后选入了射击队。
后来，我第一次参加了军区的射击比赛，心里十分紧张，还没上靶台，两只视力很好的眼睛迷糊起来了。用水洗也没管用，结果打得不理想。为什么紧张呢？经过学习毛主席著作，认识到紧张的原因，归根结柢就是“我”字作怪。无非是怕打不好，丢了本单位的脸，自己面子上不好看，怕影响四好、五好等等。不扫清这些杂念，决不能练出过硬的本领；即便练出点“本领”，到战场上和敌人刀枪相对时也不能过硬。从此，每当遇到困难的射击技术时，我就想到练射击是为了保卫祖国，只能练好，不能练坏，因此，射击技术才有了提高。
从实践中，我还体会到，要想不断提高射击本领，必须对自己的射击技术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既要肯定，又要否定。
开始，我眉毛胡子一把抓，哪个要领掌握了，哪个还不行，心里没有底。打好了，不知道有什么经验；打不好，找不到原因。因此，技术提高得很慢。以后，在老同志的帮助下，我把射击基本要领排成队，一项一项的，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考查。这样，对自己的技术情况心中有了底，打好或者打坏能找到原因，吸取经验，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加强对薄弱环节的训练。技术上的进步比以前快得多了。所以，能不能对自己的技术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是能不能掌握过硬技术的根本方法。
一九六二年的两次射击，我的印象非常深，一次是连里进行特等射手考核。这一天有四级左右的偏南风，我们向北射击，靶子设置在山脚下。从射击位置来说，风向是顺风，有一点斜度也不大。我知道顺风射击一般是弹着点偏高，就稍微降低了瞄准点，左右没修正。但是打了两发子弹都没有中。我怀疑瞄准点可能太低了，又升高了一些。但是，打了两发，靶子还是不倒。什么原因呢？如果在以前，我很可能对已经掌握了的基本要领怀疑起来，乱打一气。那样就算碰上了，也不会找到打中的原因，不能得到提高。这次不同了，我觉得自己是完全按着要领打的，纵有失误，也不至于接连脱靶。一定是我没有掌握风的流动规律和它对射击的影响，从这次射击中，我发现，风向是受山势地形变化的影响的。不同的山势，会引起风向的不同变化，会把顺风变成逆风，或者把逆风变成顺风、斜风。我没有认识它，所以吃了亏。
过了一个时期，又作过一次射击表演。射击的项目和上次的相同。六发子弹分别打四百五十米和三百米处两个目标。说来也巧，虽然不是一个场地，这一天的情况却同上次几乎一样，也是在山脚下打，也是斜顺风，只是风比上次大的多，因为有了上次的经验，我一开始就按逆风修正瞄准点。第一发我向左修了两个半人体，打出去看到弹着点仍然偏右，第二发我修正了三个人体，命中了。接着，打三百米处的头靶，我按比例修正瞄准点后，第一发就打中了。这次射击，六发子弹只用了三发，就完成任务了。
这两次射击给我的启发很大，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分析自己的技术，思想上必须实事求是。射击不是孤立的，它同许多事物有联系。如地形、风向、气温等，都会有影响。这些东西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我们研究掌握它也是永无止境的。因此，不能因为射击没打好，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什么也不敢相信了。有所肯定才能有所否定。对已经掌握了的东西不敢肯定，就不能发现还没有认识的东西，就不能真正找出和克服自己的不足。
毛主席说过，一个人能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领就大了。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的射击技术也都是学习别人的。例如，我比较有把握的卧射，其中低姿势据枪是个关键，这一手是从军区优秀射手韩贵和同志那里学来的；夜间射击“三固定”（固定握把，固定着肩，固定贴腮），是个好经验，这是军区参谋康运和同志教给我的。我们部队中有许多优秀射击手，他们都有比较成熟的先进经验，只要我们虚心学，认真学，就能很快提高自己的本领。
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关键在个“变”字。怎样变？我的体会有两个方面：既要变自己的条件，又要变别人的经验。所谓变自己的条件，就是要通过练，使自己各方面适应先进经验的要求。例如，学习卧射低姿据枪开始时左臂往里合很不习惯，练来练去，臂适应了，也就掌握了。所谓变别人的经验，就是不生搬硬套，要使别人的经验适合自己的具体情况。还以卧射低姿据枪为例，根据地形情况，左臂往里合到什么程度，右手据枪时哪一部分用力，右臂向外张到什么程度等等，都因人的大小、臂的长短而有不同。这就要靠个人去体会，找出适合自己的具体标准。总之，我觉得学习别人的经验一定要变，要消化，并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总结，才能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才能在学习别人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