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
罗荣桓（遗作）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人民，向反革命进行了武装斗争。南昌起义就是党在这危急关头，以武装起义来挽救革命失败的尝试。这个起义向全国人民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接着“八七”党中央紧急会议，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决定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号召各地农民进行秋收起义。
当时，南方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民们普遍要求进行土地革命，有些地区甚至发生了农民自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这种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不仅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也使陈独秀机会主义分子们感到害怕。继蒋介石在上海一手制造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长沙的“马日事变”，是反动派向湖南工农群众杀来的第一刀。接着，七月十五日，武汉的国民党也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党为了挽救革命，粉碎反革命的进攻，决定首先在这些有着雄厚、广大的农民运动基础的省分，发动秋收起义，并且派毛泽东同志到湖南去领导当地的起义。
党一开始就是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它不但向人民指出了继续革命斗争的必要，而且积极地领导人民行动起来。这是秋收起义能够迅速发动的根本原因。同时，未赶上南昌起义行动的一部分部队，退入了农村，与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结合起来，成为起义中的军事骨干，并使秋收起义的武装迅速地形成了具有一定战斗能力的军队。应该特别提到秋收起义中主要的一支部队，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湘、鄂、赣三省边境收集起来的部队。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是这支部队的骨干，其余的就是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萍乡的工人自卫队，通城、崇阳的农民自卫军，以及醴陵的起义农民。警卫团开始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名义，驻扎在修水县城。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党员，但并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领导，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更多实际战争的锻炼，指挥能力较弱，旧的一套带兵方法，妨碍着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由于上述原因，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强。
秋收起义开始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在“第三次攻打长沙”的口号下，一团从修水出发，取道长寿街，进攻平江；三团由铜鼓取道东门市，企图在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围攻长沙。起义发动后，收编的第四团丘国轩突然叛变。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在长寿街受到该部的袭击，全被打垮。三团在东门市受到优势敌人的伏击，伤亡较大。二团占领浏阳城后，也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战斗中损失殆尽。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攻长沙，显然是一种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加之没有广泛地争取群众的配合，和战术上的分兵，致使起义的部队遭受严重挫折。
毛泽东同志在从省委去铜鼓的路上，被敌人扣留，后来虽然机智地脱了险，但起义部队战斗已经失利。他在文家市收集了残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进军，部队从此踏上了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正确的道路。南进途中，在泸溪又受到敌人的伏击，部队一共剩下不到一千人，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便立刻进行整顿。
首先是整顿组织，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七个连。整编后，干部多余了。这些干部，大多是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这一连串的挫折面前，在这危险、艰苦的斗争面前，惊慌失措、灰心动摇起来，少数人已经不告而别了。如果不迅速地处理他们，势必会动摇军心。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根据自愿，要留则留，要走的就发给五块钱路费，疏散到农村去。整顿后留下来的都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坚定的革命者，人虽少，却精悍得多。
接着，毛泽东同志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各级设置了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担任书记。于是，这支部队便开始完全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为了扫清旧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毛泽东同志果断地采取了许多革命的措施。例如，士兵委员会就是这时候产生的。为了反对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实现政治上的官兵平等，建立新式的带兵方法，这就需要进行民主改革。士兵委员会就是实现民主的一个组织形式。那时，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军官要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制裁。表面看来，这样做似乎是会鼓励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思想，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必须坚决反掉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奠定新型的官兵关系——阶级的团结。部队的实际情况是民主不够，而不是什么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问题。因此，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彻底更有效地肃清军阀残余。有了民主，才能提高群众觉悟，才能建立巩固的集中。农民的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思想是容易克服的。记得，起初甚至没收地主来的一个鸡蛋，也要由士兵委员会来平分。后来由于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作风民主，士兵受到感动，他们从实践中也知道了无法绝对平均，觉得那样做没有什么好处，便逐渐改变过来，在自觉的基础上爱护干部、听从指挥了。
改善官兵关系的措施，贯彻到各个方面，也表现在物质待遇的变化上。秋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和士兵的待遇悬殊很大。三湾改编以后，因为斗争的艰苦性，那时最需要的是官兵艰苦与共，因而待遇改成完全一致，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它更加密切了官兵关系，对干部的考验和改造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今天的条件已经不同，因而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生活待遇上，有某些差别，在目前还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南进到达宁冈古城后，毛泽东同志召集了“古城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派人与中央及省委联系，并继续整顿部队内部。这时，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帮助，还建立了一个后方。
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当然，三湾改编也只是开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
当年十月初，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向遂川方向展开游击活动。那时，天气已经逐渐寒冷，战士们还是穿着破烂的单衣，给养十分困难，并且也没有休整的机会。可是由于党在部队中进行了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战士们情绪始终高涨，在极度疲劳的行军以后，还去四处张贴布告，向老百姓宣传。
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和给养，我们进驻到遂川城西的大汾镇。刚住下不久，就遭到挨户团的突然袭击。部队因毫无准备，仓卒应战，只好分散撤退。当时四连有两个排，随着毛泽东同志跑到黄坳，便停下来收集失散人员，并担负掩护一营集结的任务。这时，三营向湖南桂东方向撤走了。
四连一共剩下三十多个人，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煮饭吃，炊事担子也跑丢了，肚子饿了，只好向老百姓家里找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同志和大家一起，伸手就从饭箩里抓着吃。
等大家吃饱了，毛泽东同志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了几步，双足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他的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有力地感染了战士们。他们一个个都抬起头来，鼓起战斗的勇气，充满信心，提着枪就站起队来，向着他那高大的身躯看齐。接着一营就赶上了，队伍向井冈山进发。三营撤退到桂东一带活动，一个月后，在我们从茶陵退出时，也终于会合了。
部队开到井冈山，立即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争取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由于革命发展不平衡，在革命的低潮时期，革命力量总退却的时期，我们却在反革命统治力量较薄弱的赣、湘两省边境的井冈山农村，展开了游击战，打倒土豪，分配土地，建立小块根据地。这样，在农村的进攻，也掩护了城市的退却，后来有许多党的干部，被送到游击根据地来，送到武装部队中来。向井冈山进军，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是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从而夺取城市的战略任务的伟大开端。当然，要彻底完成这个战略任务，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艰巨的斗争。因为当时我们控制的还只是些零星的农村阵地，还不巩固，也不联贯，远不能形成对城市的包围。
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口号，就是在这时候提出来的。这句口号具体地体现了革命军队是进行政治斗争的武装集团；军事活动与政治工作的密切结合、互相作用的关系；也说明了只有在实际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才能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
那时候，部队一方面实行武装割据，进则主动打击敌人，退则周旋隐蔽，避免打无把握的仗，等待时机，准备下一次打击反革命。每到达一地，每打完一仗，都要以班、组为单位，分散到各村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会。宁冈、永新、遂川、茶陵、泰和一带，都是这样地逐步建立了红色政权，成了革命根据地。这样，不但把革命的红旗牢固地插在湘赣边界，成了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最大威胁，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希望；同时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教育、锻炼了部队。打茶陵回井冈山后，毛泽东同志更手订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改为八项注意），将革命军人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用最具体、最简要的语言固定下来。多少年来，它一直指导着每一个指战员的行动。
部队内部继续进行着民主改革。各级党的组织、党代表制肯定下来了，各级政治部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更普遍建立，并起着积极的作用。官兵真正做到同甘共苦。当时连的主要干部都有马，但谁都不骑，打仗时用来驮伤兵，平时用来驮病号。部队的改造需要经过长期的斗争。这是因为旧军队的一切坏习气、坏作风，还不断通过补充的俘虏反映出来。同时源源而来的参军农民，也带来了自由散漫、保守落后的东西。因此，经常要和这种侵袭作斗争。
经过这种经常的、深刻的内部和外部的斗争，部队真正达到了“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政治情绪高涨，极少有开小差的事例。还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毛泽东同志曾带领三十一团的三营，下山去接应二十八团由湘南返回井冈山。夜间通过桂东地区，遭到敌人袭击，部队当时被打散了，大家很着急。但第二天清晨一集合，只少了一个担架兵。谁知当部队回到井冈山上时，这个担架兵早已回来了。
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它开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这就是向农村进军，依靠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借此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逐渐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最先从行动中正确地解决了依靠农村、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革命战略问题。毛泽东同志主张：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在武装的支持下，进行土地革命，这就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容易发动；没有武装，便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但是，假如武装不和土地革命结合，不是以土地革命为武装斗争的内容，那么有了武装也会陷于失败。同时，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如果不和建设根据地结合起来，土地革命的成果便不能巩固，武装便不能在群众中生根立足，容易受到敌人的打击而失败。革命武装、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这三者的结合，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革命战略思想的中心。
在革命军队的建设方面，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培育下，也创立了无数宝贵的经验。例如，武装起义，一方面必须依靠广大的农民群众，另一方面又必须有一部分有革命觉悟的正规军队作为骨干，这样才易于形成战斗力。但是，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即使有了大量的起义农民，有了军事骨干，部队还是没有灵魂。不经过政治改造，起义的农民缺乏组织性纪律性，一触即溃；不经过政治改造，军事骨干不能同时是政治上的骨干，其军事骨干的作用就不能发挥。
党始终是军队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鼓舞者，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的军队。离开了党，一切都要失败。我军的整个历史，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个真理。历史上对于党的集体领导制，曾经发生过多次动摇，每一次动摇，都曾使部队在政治上受到重大的损失。这些教训都是极为深刻的。三湾改编的重要历史意义，就在于正是从这时开始，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后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从政治、思想方面肃清旧式军队的残余习气，更加完整地建立了和形成了革命军队的组织、制度和作风。毛泽东同志的系统的建军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通过实践逐步完成的。到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毛泽东同志建军的一套经验，便基本总结起来，这就成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三十年来，它一直对革命战争和军队的建设起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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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文家市（油画） 高虹、彭彬等集体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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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委员教导我们用兵作战
韩伟
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方针，号召各地党和人民群众举行秋收起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同志来到湖南，领导了当地的起义。参加起义的有前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安源矿工和平江、浏阳、醴陵等县的农民自卫军。这些队伍在修水、平江、浏阳、铜鼓一带会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四个团。因为部队成分复杂，又缺乏经验，在连续打了几次败仗之后，有些同志看不清前途，思想动摇，逃亡情况严重。幸亏毛委员赶到军中，指出了革命的前途，稳定了大家的情绪。在三湾，把剩下的七百余人改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建立了党代表制度，这才把这支濒于瓦解的革命武装挽救过来。从此，这支队伍就在毛委员的直接领导下，依托井冈山根据地，展开了积极的革命斗争。
井冈山峭壁耸立，地势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它位于湘、赣两省边界，敌人统治较弱，而且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便于我们积草囤粮，聚集力量。这是一个理想的革命根据地。我们在那里得到了休整，士气为之一振。
但是，那时我们许多人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意义还缺乏认识，因而对这支幼年的革命军队，怎么去和在全国范围建立了反动政权的强大敌人作战，怎么使革命根据地不断地巩固和扩大，怎么以根据地为依托，战胜敌人，壮大自己，最后取得全国胜利……这一系列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意义的建军和作战方针的问题，认识非常模糊。大家一时还摆脱不了旧军队的老一套，以为打仗嘛，过去没少打，有些人还进过军事学校，既有军事理论又有作战经验；再说，我们有党的领导，政治质量高，战斗作风英勇顽强，要攻就攻，要守就守，还有什么问题呢？实际上并不这样简单。
十月间，宁汉战争爆发，各派军阀大动干戈，混战一团。边界各县敌人守备空虚。毛委员决定趁机发展根据地。十一月中旬命令我们下山攻打茶陵。他因病，这次没有亲身率领我们行动。
茶陵县城的守敌是“湘东清乡司令”罗定的一部分挨户团，战斗力很弱。我们几乎没费吹灰之力，就赶跑了敌人，占领了县城，建立了工农兵政府。可是过了四十九天之后，问题来了。湖南军阀暂时向南京方面妥协，敌八军军长吴尚腾出手来，派他的独立团团长俞业裕率部配合罗定，向茶陵进攻。独立团是八军的主力团，人员充实，装备又好，仅重机枪就有十二挺。再加上罗定的七、八个连，足有二十个连约两千多人。而我们算上后来赶到的第三营，一共也只有七个连，人数不多，装备也差，别说重机枪，连轻机枪也只有一挺，步枪的子弹也不多。和敌人硬碰显然是要吃亏的。但是那时的团营连指挥员，甚至连我们这些排长在内，大部分是军校或旧军队出身，习惯于过去的作战方法：一提打仗，就是拉开架子打硬的，守就是守，攻就是攻。当时也有人主张撤退，可是有人立即批评说：“撤退？我们是革命军，要有大无畏精神，看见这些敌人就怕了，全国那么多反动派怎能打倒呢？革命者永远要勇往直前！”这话听起来也对，于是就和敌人打起来了。
战斗是从拂晓打起的。敌人一下子扑到城郊，十几挺重机枪，打得我们阵地上烟雾腾腾。我们的步枪压不住敌人的火力，敌人就成排成连地冲过来。我们打得很顽强，许多同志几次负伤，仍坚持战斗；山头丢了，又奋勇地夺回来。但是终于寡不敌众，只好趁着夜幕降临，在交替掩护下撤出战斗。
撤离了茶陵，到湖口整点一下部队，人员损失不少，仅我们排就伤亡了七八个人；弹药也消耗很多。休息了一会，部队忽然改变了前进方向，向南走下去了，行军速度也猛然加快。我们心里不由一阵嘀咕：“南面是广东，有敌人的重兵，为什么要连夜向南走呢？”正在疑惑，忽然传来了命令：“毛委员来了，部队返回湖口宿营！”翌日清晨，我们集合在湖口南的一个大草坪上，心里估计：可能有重要指示，昨晚的闷葫芦也可以揭开了。大家都怀着紧张的心情，静静地等待着。
毛委员站在队伍前边，炯炯的目光向四周环视一下，首先说明我们队伍里有许多动摇分子被白色恐怖吓倒了。接着，严肃地指出：我们团的团长、副团长、参谋长欺上瞒下，想带起队伍投降军阀方鼎英去。这一情况使我们万分震惊，队伍里立刻骚动起来。这时我们才明白：为什么部队向南走，为什么毛委员连夜赶来。大家都愤恨地唾骂那些叛徒。毛委员当即宣布撤销他们的职务，并逮捕交革命法庭审判；然后，把部队带回井冈山的砻市。
在砻市，毛委员先安定部队情绪，说我们作战勇敢顽强，这很好。接着问我们这仗该打不该打？我们想，弄出这样的结局，看来是打错了，可是不打又怎么办呢？心里没有底。毛委员接着说，战无常法，要善于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抛掉旧的一套，来个战术思想转变。打仗也象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现在敌强我弱，不能用过去那套战法，想一口吃成个胖子。他还讲到走路的问题，说：走路，连两三岁小孩也会；可是说到打仗，走路是一门好大的学问哩！他举了个例子：从前井冈山上有个老土匪，和“官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了一条经验：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委员说打圈是个好经验，当然土匪打圈是消极的。我们要改它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强敌来了，先领它兜几个圈子，等它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打得狠，要打得干净利落，要有缴获。最后他笑着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当然我那时还不能深刻领会毛委员的战术思想，可是已经开始知道老打法行不通了，应该改变。
究竟怎样转变呢？还是毛委员亲自带着我们打仗，才使我们逐渐明白的。记得几天之后，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部队集合在砻市向阳的山坡上，晒着暖洋洋的太阳，听毛委员交代任务。他说：井冈山这边是湖南，那边是江西，俗话说：“没江西人不成买卖，没湖南人不成军队。”可见湖南兵多，土生土长，力量较强。而江西多是客军。与当地反动武装有矛盾，战斗力也弱些。我们来他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到江西遂川去活动。
遂川和遂川以西的大汾镇，都是驻的反动民团。我们在大汾镇打垮了民团三四百人，消灭了一部分，接着就顺利地占领了县城。根据毛委员的指示，部队分散开来，以连排为单位，到四乡去开展群众工作。我带一个排在城郊和藻林一带活动。每天以班排为单位，打着红旗，挨村逐镇地展开宣传，打土豪、筹款、组织革命政权。并按毛委员教导的办法，抽出枪支和好战士，去帮助地方党组织赤卫队。这是我们第一次作群众工作。看到了广大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情，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
过了阴历年没多久，大约是一九二八年二月间，又象上次在茶陵一样，敌人调集优势兵力向遂川压来，企图把我们歼灭。毛委员迅速把分散的兵力集中起来，带回井冈山中心区域。这时朱培德部的一个营，趁我们在遂川之际，进占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北面大门宁冈。这股敌人孤军深入红色根据地，开始还谨慎小心，不敢乱动。宁冈县委根据毛委员的指示，组织赤卫队不分昼夜地袭扰，使他们一日数惊，坐卧不宁。后来敌人发现我方尽是赤卫队，没有主力，便骄傲松懈了。毛委员根据以上情况，决定使用优势兵力（一团全部，二团一个营）吃掉这股敌人。
深夜，毛委员亲自带着部队，赶到宁冈，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天才大亮。敌人和往日一样，正在城东的操场上练操。毛委员带我们隐藏在距操场不远的地方，等敌人架好枪支、做徒手体操时，命令我们一排子枪打过去。敌人大乱，有的连枪都没顾得拿就逃向城里。第一连员一民连长带着战士们，扛着梯子、背着稻草，跟踪追到东门。转眼间，梯子搭上城墙，突击班沿梯而上；接着城门洞里冒出一股浓烟，烧城门的也得手了。我们高喊着“冲啊！”“杀啊！”穿过浓烟烈火，冲进城去。攻南门的三营也冲了进来。敌人在城里四处乱碰，企图突围，都被我们顶回去了，最后只好逃出西门。出城不远，是片稻田，又遭着我们二团一个营的伏击。我们前后夹击，一场歼灭战就在这片洼地上展开了。
战斗打得干净利落。没到晌午，敌人一个正规营和一部分民团，外加一个县公署，都被我们收拾了。
傍晚，我们开了个祝捷大会，然后浩浩荡荡胜利回山。这真是胜利凯旋，很多人扛着双枪，身后是一长列俘虏。行列里，时时发出愉快的笑声和歌声。这时我们不由得想起在茶陵吃败仗的情况，大家纷纷议论起来：
“这才叫打仗，不打便罢，一打就来个干净彻底，又抓俘虏又缴枪。”
“这就是蚀本不干，赚钱就来！”
“……”
宁冈战斗，是秋收起义以来我们第一次在毛委员亲自率领下进行的战斗，也是秋收起义以来军事上的第一次大胜利。这次战斗不仅歼灭了敌人，弹药装备得到了补充，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而且它的全部进程也是一堂生动实际的军事课：湖南敌人来进攻了，我们便巧妙地转到江西遂川，分散兵力，积极发动群众。等敌人重兵赶来，又迅速集中兵力休整，命赤卫队袭扰宁冈敌人。我们休整好了，敌人的弱点也暴露出来了，于是便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把敌人彻底歼灭。毛委员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作战原则，通过这次战斗，生动活泼地体现出来了。同时，也使我们较深刻地体会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该如何用兵作战。
一九二八年春，正是敌人内部暂时稳定时期，湘赣两省反动派不断派兵“会剿”我们，战斗十分频繁。在这个情况下，毛委员的指导思想是：在敌人内部尚未发生破裂时，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步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包括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布四处，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正因为我们照这样做了，所以在敌人不断“会剿”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受到损失，反而连续取得胜利。根据地日益扩大，土地革命日趋深入，红军和赤卫队也发展了，战术水平也有了提高。
在一九二八年井冈山斗争期间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委员为了教育部队，把过去的作战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概括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以及“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这是当时作战原则的概括；是以弱小的红军战胜强大敌人的唯一正确的作战原则；是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结合当时的敌我情况，在军事上的伟大创造。这不仅武装了我们的思想，指导了当时的斗争，取得一系列的胜利，而且奠定了我军作战原则的基础。这些原则在以后的长期战争中又有了新的发展。
随着革命根据地进一步的巩固扩大，红军也由游击队壮大成为游击兵团。到了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时，红军已经进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了。这时，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等作战原则，保证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中国革命运动达到空前的鼎盛时期。
毛泽东同志在军事上的伟大创造，和他在其他方面的伟大创造一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重要课题。他的天才的军事思想，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永远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奋勇前进！
（本版文章均系《星火燎原》编辑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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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山，它革命！”
朱良才
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井冈山上的红军一天天扩大了。
一九二八年四月以后，蒋介石调动湖南、江西两省的主力部队，拼命围攻我们，并且大肆吹嘘：要把红军消灭在井冈山上。
年轻的工农红军，武器非常低劣，当时只有二十八、三十一两个团枪支齐全，是主力军；其他的，如二十九、三十二等几个团的武器，大部是梭标、长矛，枪支较少。对付那些数量和装备均占优势的敌人，用的是毛泽东同志首创的游击战术：在这山打了胜仗，便翻到那山休整；等敌人跌跌撞撞追到那山，我们则以逸待劳，趁他们喘息未定“哐啷”一拳，打他个措手不及，又迅速地转移到山的另一面，练兵和发动群众去了。这样三翻两翻，敌人前后挨打，拖来拖去，晕头转向，只好溃退或被消灭。
井冈山，方圆五百多里，山高崖陡，树密林深，从山下到五井，得走整整一天时间。在这些拖着敌人打的日子里，同志们虽然心里都充满了胜利的快乐，但由于行军作战极其频繁，于是“翻山怕苦”、“打向城市”的思想，也就在少部分同志中产生了；有时流露出来，便不期然而然地埋怨起井冈山来。毛泽东同志对群众思想情绪变化的察觉力是那样锐敏和深刻，他认为这种思想情绪是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与反革命作长期、艰苦、残酷而又曲折的武装斗争原则是不相容的。防患于未然，要及早解决它。一个初秋的早晨，毛泽东同志就将全军集合在一个北山脚下，讲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那样通俗有力，用极平常的小事例，精辟地解释了革命的大道理。原话我已经忘记了，只能忆述其大意。他说：有人嫌井冈山高，嫌井冈山大，今天东山，明天西山，爬山爬厌了，不愿意再爬它，想打到城市里去。这种思想错了。要知道：井冈山，虽然它磨破了我们的脚，爬酸了我们的腿，但是，它给我们存粮食，给我们作根据地，便于我们机动，便于我们打击敌人。同志们不是都有了一条经验吗？我们每逢爬它一次，就打一次胜仗，消灭一些敌人；如果我们多爬它几次，就会多打几次胜仗，多消灭一些敌人。所以说：这座山，它革命，这座山是革命的山。我们要保护它、爱护它，不要害怕多爬，更不要讨厌它。既然我们有了这样一座革命的山，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又有我们全体同志的坚决的革命意志和英勇的斗争精神，敌人的吹嘘就会变成一句反话——不是敌人把我们消灭在井冈山上，而是我们把敌人消灭在这里。
讲到革命根据地和武装斗争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打了一个通俗有趣的比喻：革命要有根据地，好象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澄清了同志们的错误思想，认识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这个讲话，对于后来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及十年土地革命运动的展开、抗日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稳固的思想基础。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讲话。毛泽东同志的英明远见及其伟大的革命思想，将永远昭示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