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学术研究
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
柴德赓
一、《新五代史》的内容和体例
欧阳修作五代史记七十四卷，后世为别于薛居正等所修旧五代史，称它为《新五代史》。这是二十四史中唐以后唯一的私人修史。
欧阳修于宋仁宗时主持官修《新唐书》的工作。他在修唐书的同时，搜集了五代的史料。欧阳修比薛居正等修史差不多晚一百年，凡薛居正等所见不到的材料，他都可以见到。象南唐、吴越、北汉入北宋版图均在薛史成书以后，欧史更可以详尽记载。所以从史料讲，欧史应该比薛史更丰富些。而事实却不是如此，新增的固然不少，削减的却多得多。
薛史材料，多根据五代实录。其编纂方法是将本纪列传按五代次序，连接起来，实在等于五代分修。其长处是材料较多，叙事较详。短处是文辞繁冗，议论平庸。欧阳修不满意这些，因而对薛史彻底地加以改编。
欧史的做法，既仿《春秋》，又学《史记》。仿《春秋》是指褒贬议论，学《史记》是指编纂方法。欧阳修把薛史完全打散，重新组织。他把五代十三个皇帝前后连接起来。在每个皇帝的本纪中，除了开端一段叙述较详外，逐年大事写得很简单。薛史多载诏令，欧史全删。薛史本纪六十一卷，欧史只存十二卷。欧阳修把重点放在书法褒贬上面，本纪材料太少，不能说明问题。同时，他却特别注重中国边境各少数民族和五代的关系，不断记载他们来贡、来使，有些是薛史所未载的。这种记录，多数为五代涂脂抹粉，其实五代既无此重大影响，各族也不是为“慕化”而来，这是学《春秋》的毛病。
其次，欧史列传，名目繁多，可以说是把人物分类，每人归口。欧阳修把专在某一代做官的人列入这一代的大臣传，其他历仕数代的人列入杂传。此外，欧阳修创造一些类传的名目，和前史亦有所不同。如把死节死事分为两传，又立《义儿传》、《伶官传》、《一行传》等。他还特撰《唐六臣传》，以讽刺唐朝宰相张文蔚等帮同朱温篡位。这种编纂方法，完全为了体现所谓褒贬精神。
至于十国，和五代同时并存，还占了大半个中国的地方。时间最长的是吴越，有八十四年。最短的是北汉，也有二十八年，比五代哪一个朝代都长。它们有的自制年号，有的表面服从中原王朝，实际完全独立。薛史修成时有三国尚未归附，记十国材料不多，可以理解。欧史《十国世家》只十二卷，这是很不相称的。
从以上情况看，欧史以简为主，以文章见长，又寓褒贬于体例之中。这是一个特点。这样他还嫌不够，每卷后面（有时在卷中、卷首），绝大部分有正面评论，常以“呜呼”二字发端，发表长篇议论。欧阳修恐怕读者不能领会他的《春秋》笔法，还由他的学生徐无党作注说明。可见他是很重视他自己这一套写法的。
二、《新五代史》为什么独享盛名
欧阳修作五代史，以模仿《春秋》相标榜。可是刘敞说：“好个欧九不读书”。刘攽因欧史无韩通传，以为只能算“第二等文字”。可见同时学者对欧史估价不算太高。吴缜作《五代史纂误》，挑剔史料方面的错误。司马光修《通鉴》，于《新、旧五代史》虽然兼收并蓄，但事实多取之《旧五代史》。欧阳修作了许多论，司马光仅取冯道、王守恩传论。由此也可看出当时欧史地位未能压倒薛史。
但是，到了南宋以后，薛史读者日少。金章宗泰和七年
（一二○七年），明令“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这是北方金朝的法令。南方又怎样呢？南宋此时正是理学盛行，要维护封建礼教，当然也是独尊欧史。到了明朝以后，薛史几乎绝迹，若不是四库馆臣搜辑《永乐大典》和其他书籍拼凑成书，根本就见不着《旧五代史》了。欧史何以有这么大的力量？这一方面是由于欧史文章好，一方面是由于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趋向。肯定说，欧史比薛史更能为封建统治服务，更符合封建地主政权的需要。
欧史效法《春秋》，最突出的一点，是尊王思想。尊王本来包括统一在内，五代不是统一时代，欧阳修对五代的八姓十三君，除了对唐明宗、周世宗有不同程度的褒语外，其余都无好话。对后梁则《家人传·论》云：“梁之恶极矣！自其起盗贼至于亡唐，其遗毒流于天下，天下豪杰，四面并起，孰不欲戡刃于其胸。”对后晋则《杜重威传·论》云：“晋之事丑矣，而恶亦极也！其祸乱覆亡之不暇，盖必然之理尔！”宋初有一种议论，即是以梁为伪，不承认梁为正统。《欧阳文忠公集》有《正统论》三篇，根据《春秋》之义，以为梁固不得为正统，“五代之得国者皆贼乱之君也，而独伪梁而黜之者，因恶梁者之私论也”。他又在《或问》一篇中重申其义云：“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庙社稷，而能杀生赏罚，以制命于梁人，则是梁之君矣，安得曰伪哉！”这是强有力地为梁辩护。
以五代为统系，关系到宋得国的问题，尽管五代的皇帝不象样，但从唐至宋，一脉相承，不能不承认，这只是一个方面。欧阳修所关心的更有重要问题在。《一行传·序》云：“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晋家人传》亦慨叹：“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欧阳修要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秩序，即使象五代那种君不君、父不父的情况下，也不允许臣不臣、子不子。这是欧阳修苦心孤诣、不可动摇的论点。
从这个维护封建秩序的观点出发，欧阳修对五代那样乱世的人物也提出严格的要求。《王彦章传·论》：“天下恶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时者，不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禄者，必死人之事，如彦章者，可谓得其死哉！”他恶梁是恨他篡唐，教人忠于梁又是一回事。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这是欧阳修的中心思想。他批判冯道时引五代小说中王凝妻李氏因旅店主人拉了一下她的手愤而断臂这件事反复论说，无非教人忠于一主，不可失节。他有时说得娓娓动听，有时说得慷慨激昂。他何尝爱五代那些皇帝，可是他为了维护封建秩序，不能不叫人去爱他们。这样，欧史对封建统治起了积极的拥护和捍卫作用。理学家空喊三纲五常，不如欧阳修通过历史事实教育人来得有效。无怪朱熹很欣赏欧史，认为“文字好、议论好”。清乾隆年间赵翼也说：“欧史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
欧阳修的尊王思想为什么这样强烈？欧阳修是地主阶级的学者，又是宋朝高级官吏，他很了解宋朝统治者的需要。宋初对于五代节度使专横的局面非常害怕，防止武将很严，就是怕他们反叛或者发动宫廷政变。欧阳修对五代人物进行严格的褒贬，就是直接为宋朝统治服务，也是为封建制度的长期存在进行维护。这是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典型。
《春秋》之义，有所谓攘夷一说，欧阳修又如何呢？
五代之中，唐晋汉三代都是沙陀人所建。欧史于后唐赛天神、祭突厥神、传箭、扑马等，皆以为“夷狄之事”；于后晋则以为“起于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这也算是贬词了。可是《桑维翰传·论》云：晋氏“以契丹而兴，终为契丹所灭。……夫本末不顺，而与夷狄共事者，常见其祸，未见其福也。”这就叫人有些糊涂了，石敬瑭父子是“夷狄”，契丹也是“夷狄”，究竟是谁和谁共事呢？原来欧阳修于石晋虽然亦有贬斥，但因石晋已进于中国而为君，故认为石晋与契丹有所区别。
欧阳修所处的时代，正是宋与辽对峙的局面，北宋人对于夷夏之辨，还不十分严格。当时宋朝统治集团不敢谈攘夷，一味向契丹求和。欧史对仕于契丹的人也没有特别贬斥。象契丹入中国打草谷是中国历史上落后民族入侵的大事情，而《四夷附录第二》则仅轻描淡写地说：“自古夷狄服叛，虽不系中国之盛衰，而中国之制夷狄，则必因其强弱。”冯道曾降契丹做了官，欧阳修批评他也只是就食人之禄、死人之事立论，并不特别提及他投降契丹之事。可见欧阳修于攘夷一层不如尊王有力。
我们当初不明白，为什么女真人也尊信欧史，以为女真与契丹相类，提倡欧史，于女真没有什么好处。原来照欧阳修的主张，即使“夷狄”入于中国，称皇称帝，仕于其朝者仍应为其效死尽忠，这叫做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因此，金章宗提倡欧史，有益无损。当然，欧阳修这种历史观点是非常有害的。
三、怎样认识五代这个时代
欧阳修把五代看成一个极乱的时代，《一行传·序》：“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唐废帝家人传·论》：“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欤！自古未之有也。”这是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封建秩序的破坏来立论的。当然，以五十三年的时间，换了五代十三君。五个朝代中，又有三个是沙陀人建立的。这些皇位，都是大军阀经过剧烈的战争或者巧取豪夺而来的，每一次政权的改移，都有成千成万的人付出生命。即使政权暂时安定下来了，可是赋税繁重，刑罚残暴，生产遭到破坏，人民的生活困苦不堪。这是一个军阀专政的时代。史弘肇说：“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毛锥子安足用哉！”倒是赤裸裸的真心话。
但是，历史总是在前进的。要认识五代这个时代，不能只看军阀混战那种黑漆一团的情况，而要从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考虑。
五代本身虽然只有五十三年，可是，朱温即位以前的一段酝酿时期很长。如果从中和三年（八八三年）黄巢退出长安、朱温做宣武军节度使那一年算起，到宋太平兴国四年（九七九年）十国中最后一国北汉灭亡止，实际有九十七年。
五代战争频繁，也要分别而论。自中和三年诸镇兵合力攻黄巢起，至龙纪元年（八八九年）秦宗权兵败被杀止，这七年主要是以农民军叛徒朱温为主联合各地主武装和农民军交战的时期，战争的中心在河南。五代初期的军阀，有的是农民军的叛徒反攻农民军以取富贵的，有的是先跟着农民军走，到农民军失败又投向朱温、李克用、李茂贞等以保存实力地位的，也有的是一直和农民军作对的地主武装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些都是野心家，一心只想扩大自己的地盘。农民军彻底失败了，这些野心家不是先后进入长江以南另谋割据，就在中原火并。从龙纪元年到梁乾化三年（九一二年）朱温死为止，这二十四年是朱温与山西的李克用父子、陕西的李茂贞的争夺战。尽管朱温篡了位，李克用、李茂贞还都称唐天祐年号，不承认朱温。从乾化三年李勗存取幽州以后，晋兵逐步取河北，到梁末帝龙德三年（九二三年）止，这十年是晋和梁形成南北对峙即所谓“相持河上”时期，最后李存勗从东平奇袭汴州，梁遂亡国。以上三个阶段前后四十年，不断有大规模战争。这是唐末农民大起义失败以后出现的大分裂局面。
从唐庄宗即位后（九二三年）大规模战争少了，直到石敬瑭引契丹兵入中国，燕云十六州入于契丹。从开运元年（九四四年）到四年，契丹大举入寇，黄河南北遭到空前未有的掠夺和杀戮。从刘知远建立后汉起，情况又缓和了。
由此可见，战争最多最残酷的时期，多半在唐末和梁的一代，后来在石晋之世。地点则在黄河南北。当然，由于战争的破坏，官吏的剥削，人民生活是痛苦的。
五代的政治，大权操在军阀手里，节度使有无限权力。因此，政府和节度使之间的矛盾是很大的。但是，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因此，政府不能不从政治上进行一些改革。象唐明宗在位的八年，周世宗在位的六年，力求安定社会秩序，在政治上进行一些改革。不能一笔抹煞。
欧阳修看不起五代的典章制度和文化，他在《司天考·序》说：“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他所以看不起五代的典章制度，是以宋代来比较的。他压低五代，也是为了突出宋代。其实，五代文化也并不低。后唐长兴年间，国子监雕刻九经，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不久，和凝自刻文集百卷，可见雕板印刷的发展。开运年间，当兵荒马乱之时，却修成旧唐书二百卷。南唐的写本书和藏书很有名，是后来宋朝三馆藏书的基础。古典文学中词的一体到五代开花结果。画家中出现了很多人材，所流传至今的名画，为我国艺术宝库中增加了光彩。
欧阳修对十国也看不起。《十国世家·序》中所述，无一句好话，最后说：“清风兴，群阴伏；日月出，爝火息，故真人作而天下同。”真人当然指赵匡胤兄弟。这种说法，是更露骨地为宋代统治服务。
十国对中国历史发展是有贡献的，主要在于开发长江以南地区。江南经济，经过三国至南朝发展较快，但比北方还差得多。至中唐以后，浙西的几个州生产水平已超过北方。但象湖南、广东、福建等地，生产水平还是较低，户口也比较少。经过农民起义，到五代十国时期，因为建立政权，经济上要求自给，不能不鼓励生产。又因为比较长时期没有大规模战争，社会秩序相对安定，不论已开发或未开发地区，生产水平都有所提高。吴越和南唐地理条件最好，又注意水利，设立营田治水专官，经济力量最为充裕。蜀是天府之国，湖南马氏种茶谋利，荆南高氏靠经营商业。岭南刘氏靠海上交通。福建最闭塞，从黄巢的农民军开山路入闽，又至广东以后，和外界接触多起来，生产水平迅速提高。举漳泉二州为例，《新唐书·地理志》：漳州三县，“户五千八百四十六，口万七千九百四十”。泉州四县，“户二万三千八百六，口十六万二百九十五”。《宋史》记太平兴国三年陈洪进献漳泉二州，县十四，户十五万一千九百七十八。从户口看，漳泉两州比全国其他地区发展都快。当时北方户口逃亡，生产破坏，和闽中相比，相去不知几何。闽如此，其他如吴越、南唐、蜀中自然更要好些。
正因为经过十国一段长的时间，南方经济基础很好，宋统一中国后，南北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发展，南北的生产水平差不多一样，而南方后来居上之势也逐渐形成，中国的封建经济就出现了新的面貌。这是唐末农民大起义长期斗争的结果，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欧阳修对五代十国的看法，没有从生产发展、阶级斗争着眼，是不正确的。向来对于五代十国有些错误看法，多数来源于《新五代史》，必须加以纠正。
第5版()
专栏：
美国新殖民主义对拉丁美洲的侵略
李春辉
早在十九世纪的二十年代，美国就开始把拉丁美洲视为自己的禁脔。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美国总统门罗在咨文中宣布“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就是所谓的门罗主义。它以维护拉丁美洲各国的独立为名，为美国争夺西半球霸权的斗争提供了最初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十九世纪后期，由于门罗主义实施的结果，美国已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取得了优势。为了进一步控制拉丁美洲国家，一八八九年十月二日在华盛顿召开了美洲十八个国家的泛美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组织”。在巩固南北美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的漂亮外衣下，它成为美国对拉丁美洲扩张的工具。这个被美国资产阶级史学家所称道的泛美主义，实质上是门罗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展和美国对拉丁美洲侵略的加剧，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有了新的高涨。到了本世纪的三十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觉察到传统的炮舰政策已经行不通，乃不得不改弦易辙，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提出了“睦邻政策”。它企图采用“开明的政治经济政策”，即更多地采用经济封锁、财政压力和政治欺骗等方法，来“消除以前的政策所造成的创伤”，维护美国的殖民统治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成为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帝国主义推行了新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帝国主义被迫改变直接的殖民统治的旧方式，采取通过它选择和培养的代理人进行殖民统治的新方式。因此，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新殖民主义是比较隐蔽的，因而也是更为阴险、更为毒辣的殖民主义。
垄断资本的全面渗透
美帝国主义极为重视拉丁美洲在经济上对美国的重要意义。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经直认不讳地说：“作为美国的出口市场，拉丁美洲对美国的重要性相当于整个欧洲；比亚、非和大洋洲三洲加起来还要重要。作为美国进口资源的来源地，拉丁美洲各国对美国的重要性，甚至还更大，远远超过了欧洲或其他任何大陆。”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美国加速对拉丁美洲经济上的渗透。一九四五年三月，在墨西哥召开的美洲国家外长会议上通过了美国制定的一项所谓“克莱顿计划”。这一计划规定拉丁美洲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来往，要遵守所谓“自由贸易”、“自由投资”和“自由企业”的原则，给华尔街垄断资本进一步打入拉丁美洲铺平道路。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又在“援助落后地区开发经济”的幌子下提出所谓
“第四点计划”，使“受援”国家的经济更进一步从属于美国。
战后美国对拉丁美洲经济渗透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从扩大投资、贷款、进出口贸易和技术援助、签订贸易协定、攫取经济特权、开设子公司，以至“买少卖多”、“贱买贵卖”，无所不用其极。通过这些方式，美国垄断资本在拉丁美洲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据美国全国计划协会研究报告透露，美国进口有三分之一来自拉丁美洲，美国出口四分之一运往拉丁美洲。美国私人资本投资在拉丁美洲比在任何地区多，约占美国私人在国外的投资总数三分之一③。据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伊温的统计，截至一九六○年，美国对拉丁美洲的私人投资已达九十亿美元。在过去九年中，私人资本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平均每年增加六亿美元④。
美国资本对拉丁美洲的渗入，其中一部分是通过联合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银行”以贷款和补助金的形式发放的。这些联合国机构事实上已成为美国输出资本的代理机关。美国官方文件和统计把这笔费用叫做“援外”。肯尼迪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广泛地和明智地利用给予那些我们希望它们同我们结盟的国家的经济援助”，“这样，在稍后的一个阶段，我们就能够加紧提出政治上的代价和军事上的要求了”⑤。还有什么比这更赤裸裸地暴露出所谓“美援”的肮脏目的呢？
政治干涉和武装颠覆
随着经济渗透的加剧，美国战后对拉丁美洲的政治控制也加强起来。为了对付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新形势，美国新殖民主义者对拉丁美洲的政治控制采取了新的形式。主要的方式有二，一是利用在拉丁美洲国家扶植的代理人，一是运用“美洲国家组织”。
美国新殖民主义者首先是通过其代理人控制拉丁美洲国家。这些代理人属于当地剥削阶级中最反动的集团。他们由于自己的统治地位日益动摇，企图同美帝国主义者相勾结，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寿命。美帝国主义者也利用这一小撮反动分子，作为奴役和榨取这些国家的支柱。如果代理人一旦不听话或不够听话，美帝国主义者就千方百计地策动政变，扶植一个新的更能听命的傀儡取而代之。以巴西为例，美国从一九五四年八月至一九六一年八月，曾多次策动巴西反动分子政变。一九六四年四月，美国又策动军事政变，建立了亲美军人政权。
其次是运用泛美机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为了镇压拉丁美洲日益增长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以反对来自西半球以外的“共产主义威胁”为借口，于一九四八年三月至五月，在波哥大召开了第九次泛美会议，把组织较为散漫的“泛美体系”改组为“美洲国家组织”，使原有的泛美联盟成为这一新组织的秘书处。美洲国家组织标榜“加强美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并且明确规定“一个国家对一个美洲国家的领土完整或领土的不可侵犯性或对其主权或政治独立的每一侵略行为，应认为是对其他美洲各国的一种侵略行为”（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第二十四条）。
但是，事实证明，美洲国家组织正是为了使拉丁美洲各国丧失政治上的独立这一目的而建立起来的。这个组织成立以后，美国在反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共同行动”的招牌下，不断地干涉拉丁美洲国家的内政。
一九五四年三月，在加拉加斯召开的第十届美洲国家国际会议上，美国代表迫使大会通过一个专门化的反共决议。三个月以后，美国就以执行决议为借口，推翻了得到危地马拉人民支持的阿本斯政府。现在，美国在对多米尼加的武装侵略中，又利用美洲国家组织，打起“泛美部队”的旗帜。由此可见，美洲国家组织比过去的泛美组织更进一步地从属于美国，它事实上已成为美国的拉丁美洲殖民部了。
此外，美国还利用联合国的旗帜来给它干涉拉丁美洲和其他国家内政的活动披上“合法”的外衣。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就公开说，“只有通过联合国才能最好地推行美国的目标”⑥。美国资产阶级的一个研究机构提出的报告也认为，“联合国应该成为我们（美国）表达外交政策的主要途径之一”⑦。美国近年来积极通过联合国在拉丁美洲进行罪恶活动。为了包围和孤立古巴，联合国世界银行和美国曾向秘鲁一再施加压力，就是一例。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的国际法学者还宣扬什么主权“在国际领域里已变成了陈腐的观念”⑧，来为美国干涉拉丁美洲国家内政提供“理论”上的根据。
反革命的两手政策
文化腐蚀也是美国新殖民主义对拉丁美洲进行侵略的重要手段。列宁说过：“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⑨刽子手用武力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斗争，而牧师则从精神上毒害被压迫者。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文化腐蚀，最好地体现了这一“牧师的职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成立了“美洲事务协作处”，由纳尔逊·洛克菲勒负责，对拉丁美洲各国推销腐朽透顶的所谓“美国生活方式”。这个协作处设有交通、出版、电影、无线电、新闻、艺术、音乐、教育、医药卫生和旅行等部门。美国政府的农业部、商业部和劳工部等，都设置奖学金，吸引拉丁美洲青年到美国去学习，以通过他们传播美国的影响。
美国政府还强迫拉丁美洲各国签订了各种文化、教育协定，又在各国设立学校、特别是英语学校，收买和控制许多国家的新闻出版、广播和电视企业，大量宣扬美国生活方式和传播反共谰言。美国的黄色报刊和好莱坞影片，更泛滥于拉丁美洲各国。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和拉丁美洲各国的天主教会等，几乎都成了美国的宣传机构。
近年以来，美国特别重视运用文化武器来实现其新殖民主义的目的。美国参议院民主党副领袖汉弗莱就主张“更多地注意并多用一些资源于涉及教育、文化、意识形态和宣传领域的计划”⑩。采用的方式也更为隐蔽。比如向外派出“和平队”，以帮助所谓“不发达国家”的建设为名，诱骗美国青年到这些国家进行反动的宣传、教育和间谍等活动。当有关地区发生人民革命运动时，“和平队”也就成为镇压革命的一支别动队。
美国对拉丁美洲文化腐蚀的花招和手法，在政治上起着配合美国侵略活动的重要作用。
美国还对拉丁美洲各国进行军事控制和干涉。主要的方式是：迫使各国加入侵略性的军事集团，迫使它们与美国订立侵略性的双边军事同盟条约；设立军事基地，通过各种军事代表团及顾问团直接掌握和指挥这些国家的军队，直到进行公开的武装干涉等等。
一九四七年九月，美国同拉丁美洲二十个国家在里约热内卢签订西半球“联防”公约。这个条约规定，“任何一国对美洲一国的武装攻击应视为对全体美洲国家的武装攻击，因而，每一上述缔约国有权予以援助应付攻击”。这事实上给美国武装干涉拉丁美洲国家内政大开方便之门。
接着，美国又胁迫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智利、巴西、古巴、多米尼加、乌拉圭、尼加拉瓜、洪都拉斯、海地、危地马拉等十二个国家同它签订军事双边协定，把这些国家更紧密地缚在美国的链条上。
美国仅在加勒比海地区就有一百多处军事基地和设施，构成了对拉丁美洲人民的直接威胁。
美国对拉丁美洲人民革命斗争的武装镇压行为，更是不胜枚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殖民主义死亡了”（艾森豪威尔），所谓帝国主义与拉丁美洲人民在“比较完美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伙伴关系”（腊斯克），是如何地同事实背道而驰。尽管美国新殖民主义在拉丁美洲采取了更为隐蔽、更为狡猾、更为“灵活”的方式和方法，但是觉醒了的拉丁美洲的人民是不会受其欺骗的。在今天，拉丁美洲人民已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他们必将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解放。
①参看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拉丁美洲事务学院研究报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的政治发展》，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九日。
②参看威廉·皮尔逊和弗德里科·基尔合著：《拉丁美洲政府》，一九五七年纽约版，第十九章。
③参看美国全国计划协会研究报告（第五号）：《影响彼此经济关系的美国和拉丁美洲政策》，一九六○年一月。
④伊温编：《拉丁美洲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一九六○年版，第十五页。
⑤见“洛克菲勒给艾森豪威尔的秘密信”，载《新德意志报》，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
⑥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一日的电视演说。
⑦见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研究报告：《本世纪中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挑战》，一九五九年。
⑧耶赛普著：《现代国际法》，一九五○年纽约版，第十三页。
⑨《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八页。
⑩参看《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载美国《外交季刊》，一九六四年三月号。
第5版()
专栏：
我国古籍记载的非洲动植物
陈祖甲
中国同非洲的友好交往，已有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我国历代古籍中有许多关于非洲各方面情况的记载。目前所见的我国古籍关于非洲动植物的记载，以唐代杜环的《经行记》和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两书为最早。这两部书对摩邻（今肯尼亚的马林迪）和拨拔力（今索马里的柏培拉）两地的风俗习惯和物产作了一些介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那里有牛、羊、马等常见的牲畜，以及象、鲸、鹘等动物。至于植物，则提到一种莽。
到了宋代，由于海上贸易不断扩大，关于非洲动植物的记载也就随之增多。比如，北宋李石在《续博物志》中写道：拨拔力“有异兽名驼牛，皮似豹，蹄类牛，无峰，项长九尺，身高一丈余”。这是我国对非洲长颈鹿的最早记载。
在宋代记载非洲动植物的古籍中，要算《诸蕃志》最为详尽。该书作者赵汝适是南宋时在福建泉州管理对外贸易的官吏。他根据外商和水手所谈的材料，并参考了其他有关资料（其书三分之一取材于同代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写成这本专讲外国情况的书籍。《诸蕃志》弼琶罗（即柏培拉）条中记载：有一“兽名俎蜡，状如骆驼，而大如牛，色黄，前脚高五尺，后低三尺，头高向上，皮厚一寸”。据考证，这也是长颈鹿（阿拉伯语称Zarafa，译音俎蜡发）。赵汝适还写到弼琶罗的另外两种动物。一种是“骆驼鹤，身项长六七尺，有翼能飞，但不甚高”；另一种是“红白黑三色相间，纹如经带”的骡子。从形态特征上看，这是鸵鸟和斑马。至于今索马里的东北海岸，包括索科特拉岛在内，书中称为中理国。赵汝适写道：那里“水出瑇瑁、龙涎”。瑇瑁即属于爬行类脊椎动物的玳瑁。龙涎又称阿末香，为抹香鲸肠内的分泌物，是一种香料。赵汝适更详细地记载了中理国出产的鲸鱼及其用途。
《诸蕃志》中还比较着重于热带特有动物的记载。诸如：勿斯里（即埃及）的江（即尼罗河）中有河马和白犀，它们“时登岸啮［niè聂］草，见人则没入水”；木兰皮（即马格里布）“产胡羊”；默伽腊（当时以摩洛哥为中心的阿尔莫拉维王朝）“海水深十二丈，产珊瑚树”；昆仑层期（即马达加斯加岛和附近的东非海岸）“有大鹏”，等等。
《诸蕃志》中记载的非洲植物则有：木兰皮的麦、瓜、桃、榴、莴苣；弼琶罗的木香、没药；中理国的血竭、芦荟、乳香；层檀（即桑给巴尔）的黄檀香等等。
在宋代，层檀曾有使者来中国，元代的旅行家汪大渊也曾到过层摇罗（即桑给巴尔），因而《宋史·层檀传》及汪大渊《岛夷志略》中关于桑给巴尔的记载，比《诸蕃志》更详尽些。《层檀传》中说，那里“食有鱼，畜有绵羊、山羊、沙牛、水牛、橐驼（即骆驼）、马、犀、象”等。此外，还有稻、麦、粟、木香、血竭、阿魏、没药等植物。《岛夷志略》中说，那里出产“龙涎、象齿”，人民结绳作网，“取禽兽为食”。
明代郑和下西洋，是中非友谊史中辉煌的一页。随从郑和出洋的费信，在《星槎胜览》中记载了一些非洲国家的情况，包括木骨都束（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卜剌哇（今索马里的布腊伐）、竹步（今索马里的朱巴河口附近）和剌撒（有人认为它为索马里泽拉的误译，有人则认为它是在埃塞俄比亚马萨瓦的东南地方）等地。书中所记载的动物除了前面所说的牛、马、羊、骆驼、犀牛、抹香鲸之外，还有狮子、金钱豹、麂、马哈兽、花福禄、驼鸡等等。据考证，其中马哈兽即大羚羊，花福禄即斑马（为索马里语Faro的译音），驼鸡即鸵鸟。费信所记录的这些国家的植物，除了上面已见到的乳香、没药、檀香之外，尚有卜喇哇的葱、蒜等等。
从以上简要介绍中可以看到，随着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发展，中国古籍对非洲的记载也就日见丰富。这些记载增进了当时中国人民对非洲的了解，说明中国同非洲人民之间自古就有情谊和友好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