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不夜城》挖的是什么“宝贝”
黎晨
影片《不夜城》里出现的正面人物之一林琰讲过这样一段话：
“文琤，你不了解，我们这个社会是个怎样的社会呢！就象勘探队能找出地下的宝贝，我们党能把所有人心里的宝贝都挖出来。资本家有什么？我们党能把他们带进社会主义社会！”
这位正面人物的话实际上集中表达了编导者的思想。我们姑名之为“挖宝”论，其内容是：“所有人心里”都有“宝贝”，资本家的心里也有“宝贝”，资本家虽然剥削、残害过工人，但这没有什么，只要党和工人阶级挖出他们心里的“宝贝”，就能“把他们带进社会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要在“所有人心里”“挖宝”的社会。
那么，这“所有人心里”都有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呢？且看影片怎样通过“挖宝”把资本家“带进社会主义”的吧！
影片描写资本家张伯韩在五反运动中“彻底坦白”了，接着又接受了公私合营。按照编导者的说法，他是被党和工人阶级“带进社会主义”了。本来，五反运动和公私合营都是严重、激烈的阶级斗争，但在影片里，我们丝毫也闻不到阶级斗争的气息。张伯韩的“彻底坦白”和接受公私合营，一没有工人阶级同他进行阶级斗争，二不是经历了尖锐的阶级斗争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相反地，这一切都被写成工人乃至资本家的妻子向资本家进行人性感化的过程，什么“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爱惜工人是天大的罪过”，“工人阶级是不记私仇的”（实为阶级仇恨），“你何苦在钱上闹出这些事情来”等，影片中充塞这类“以情感人”的呓语，这么一来，仿佛唯利是图、残酷掠夺，并不是资本家的本性，他原有一颗“人心”，能够“爱惜”工人，并不唯利是图，而追求金钱反给他带来了不少坏处，如此等等。正是在这些说教和感化下，资本家“彻底坦白”了，在被他残害过的工人面前“痛苦”而“深沉”地忏悔了，他的“良心”发现了，无须乎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就能认识到“资本主义是叫人犯罪的制度”，决心改邪归正，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于是便自觉自愿、高高兴兴地“坐上了社会主义的大船”。
人们不难了解，既然编导者把这看作“挖宝”的过程，那么，所谓“挖宝”就是要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人道说教、人性感化，而所谓“所有人心里”都有的“宝贝”，无非就是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良心”、“明智”和“博爱”。编导者之所以要工人向资本家进行这种说教，并赋予这种说教以神奇的力量，岂不恰好证明，他们的确认为资本家富有“人性”、“良心”、“明智”和“博爱”，而这也正是资本家心里的“宝贝”吗？难怪影片极力用这些抽象的“美德”来美化资本家了。在编导者的笔下，改造资产阶级这样严重、激烈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变成了工人向资本家进行人道说教、人性感化，使得资本家天良发现、人性复归的过程。整部影片无非宣扬了这样一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那就是：资本家本质上是好的，并不唯利是图，并不丑恶，只不过由于钱迷心窍，使得他做出了剥削、残害工人的“荒唐事”，给他心里的“宝贝”蒙上了一层灰尘；工人阶级不必记住阶级仇恨，不必向资产阶级斗争，只要用“人道”的圣水把资本家心上的灰尘洗涤干净，就可以使资本家心里的“宝贝”重新发出光亮，使他良心发现，人性复归，摇身一变，就进了社会主义社会，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
《不夜城》的“挖宝”论，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人性论。这使我们记起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笔下的农奴主奥勃洛莫夫。他在与彭金辩论的时候，认为应当“爱高利贷者，爱伪善者，爱小偷，爱低能的官吏”，因为在这些人的“无价值的血管里有一种高贵的元素”，“他虽然堕落，终究还是一个人——同您一样的一个人”。奥勃洛莫夫自己也时常觉得“有一种好的、辉煌的元素，象埋在坟墓里似地埋在他的心里，……或者呢，它象深山里的黄金似的躺着……”，“挖宝”论肯定“所有人心里”都有“宝贝”，同这种资产阶级人性论不是完全一致吗？它只能麻痹工人阶级，妄图使工人阶级放弃阶级斗争，向资产阶级乞求和投降。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所谓“人性”、“良心”、“明智”和“爱”，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在阶级社会里，它们都具有特定的阶级内容。毛主席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关于“良心”马克思讲得好：“良心是由人的……全部生活方式决定的。共和党人的良心不同于保皇党人的良心，有产者的良心不同于无产者的良心……特权者的‘良心’也就是特权化了的良心。”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总是教导说，阶级斗争，人民中的被剥削部分反对剥削部分的斗争，是政治变革的基础，并且最终决定一切政治变革的命运”（列宁）。只有资产阶级的文人学士们才用抽象的爱的呓语和人道主义去欺骗工人阶级，要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去乞求“人性”、“良心”和“仁爱”，对资产阶级只讲人道、不讲斗争。《不夜城》的编导大力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千方百计地到资本家身上去“挖宝”，挖掘资本家对工人的“爱”，这恰恰暴露了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世界观，说明了他们的头脑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王国。
更严重的是，在编导者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要在所有人心里“挖宝”的社会。这无非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使所有人的“人性”得到“复归”的社会，这与现代修正主义所谓“社会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最高体现”不是同样口吻吗？整部影片完全歪曲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影片所展现的是一条不要阶级斗争就可以“把资本家带进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所谓“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和平长入的社会主义”，不要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影片结尾的那场假面舞会，可说是编导对所谓“社会主义”的象征性的图解，那些戴上假面具的脑满肠肥的资本家，经过公私合营，似乎都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都“人性复归”了，欢天喜地地进入“社会主义”了，这里再也没有阶级的分别，彼此都是“人”，同志、兄弟和朋友，跳吧！爱吧！彼此亲嘴吧！编导就用这幅阶级融合、阶级斗争熄灭的图画歌颂了人道主义的胜利。按照这种描写，今天自然就不必改造资产阶级，不必进行阶级斗争了。看来，把资本家写成这样，那倒真的给资本家带上假面具了。然而，假面具毕竟掩盖不住真面目，资本家毕竟还是资本家。这个假面舞会倒真是对编导者的一个出乎意外的辛辣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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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夜城》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艺军
在《不夜城》这样一部以资本家为主角的特定题材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要描写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甚至要以较多的篇幅来描写这种生活方式。描写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不是一回事。如果编导者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揭露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寄生性、腐朽性和丑恶性，而不是去美化它、欣赏它，那么这种描写不仅不会起到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作用，而会有助于清除这种生活方式的恶劣影响。
《不夜城》是怎样描写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呢？让我们先从物质生活方面来考察。
《不夜城》中资本家张伯韩一家的物质生活是十分奢侈的：豪华舒适的花园住宅，华贵的流线型的小轿车，一套又一套漂亮入时的衣著，盛大的家庭舞会，频繁的宴会游乐……。当然，问题主要的不在于描写了这种奢侈享乐的生活，而在于以什么样的态度来描写。是值得羡慕还是应该予以鄙视和唾弃？《不夜城》通过它的艺术形象，是回答了这样的问题的。
影片中出现了工人和工人家庭，交代过瞿海生因工受伤及带头为改善工人生活而被开除的事件；但是，由于影片中没有具体地描写工人因资本家的残酷剥削所处的非人的物质生活状况，更没有把这种生活状况和资本家的生活状况予以尖锐的对比，同时又回避了对这场阶级斗争作具体的描写，所以观众通过艺术形象感染不到尖锐的阶级对立，也不能激起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产生的厌恶。
影片对资产阶级的穷奢极欲的物质生活没有丝毫的批判，相反的，在影片情节和场面的描绘中，却流露出编导者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欣赏和向往。张伯韩家的起居饮食、房屋建筑、室内摆设，不只是排场、阔气，而且显得幽静、雅致；富丽而不庸俗，华贵而不堆砌。这里，既闻不到铜臭气，也见不到鄙俗糜乱的景象。资产阶级是一个只能欣赏黄金白银的色彩的阶级，影片却把他们的生活装饰得那么高雅，那么引人入胜，那么富有“诗意”，这不是美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又是什么呢？社会主义文艺描写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应该有鲜明的爱憎倾向，应该为揭露资产阶级这一总的目的服务，应该引导观众去憎恶和厌弃这种生活方式。影片《不夜城》却恰恰相反，在许多貌似客观的展览性的场面中，竭力粉饰，以欣赏的感情去炫耀这种生活方式。比如张文琤为了动员张伯韩交代“五反”中的问题，有什么必要非得借此机会展现一下绿草如茵的网球场，在一个仆人伺候下父女打网球的场面呢？这个场面的出现，只能表明是在有意地宣扬资产阶级的生活排场和资产阶级有着高尚的文化生活而已。
作为一个阶级的生活方式，不只是指物质生活的一面，同时也应包含精神生活一面，这两者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我们考察了《不夜城》中的资产阶级物质生活之后，再来看看它是怎样描写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情操趣味和家庭关系的。
对于资产阶级精神状态的空虚和低下，恩格斯作过一针见血的概括：“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然而，张伯韩这个资本家却完全不同，影片不仅赋予他以翩翩的绅士风度，文雅的举止谈吐，而且他的精神状态也显得很充实、很高尚、很有理想。他不迷恋资本家的那种灯红酒绿的靡烂生活，倒是经常陪着女儿弹弹钢琴，打打网球，自己修剪修剪花草；他没有资产阶级那一套尔虞我诈、翻云覆雨的市侩作风，倒是显得光明磊落、落拓不群。张伯韩的道德情操，最突出地表现在美满的家庭生活之中。张伯韩夫妻之间是忠实的、温存备至的；为了妻子的缘故，他在岳父危难之际买下了他的工厂（显然这是资本家趁人之危挤垮另一个资本家，扩充自己的资本，影片却为他披上侠义的外衣）。他们夫妇对自己的独生女儿更是舐犊情深，试看在把女儿送往香港时，那种生离死别之情，描写得多么强烈而真挚！“资产阶级撕破了家庭关系上面所笼罩着的温情脉脉的纱幕，并把这种关系化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在张伯韩的家庭关系中却找不到一点这种冷冰冰的金钱计较，而是那么温情脉脉、纯洁而温暖。这个家庭也并非始终风平浪静，融洽无间，在这里也发生过一场轩然大波，那就是当女儿责骂父亲“行为不名誉”、表示“不要你们剥削来的钱”时，张伯韩怒打她一耳光后，女儿愤然出走。但是，这场风波并没有破坏这个“可爱的小家庭”，相反地，影片编导者描绘这场风波，实际上是为了表现张伯韩夫妇和文琤别后互相思念、“亲子之爱”。后来，女儿的一封来信促使张伯韩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于是，这个家庭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了。这个资产阶级家庭既未撕破传统的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纱幕，又注入了新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张伯韩是个“红色的资本家”，他的家庭则是个完美无缺的“红色资产阶级家庭”！
对于资产者的那种冷酷的拜金主义的面目，对于资产阶级家庭父母子女之间环绕着金钱的杠杆而进行的勾心斗角的纷争等等，在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中就曾经作过较深刻的暴露！只要提一下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黛》这样一些作品，就会浮现出那群贪婪、鄙下的资产者及其家庭的令人作呕的情景来。固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无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同西方资产阶级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是有很大区别的；这种区别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精神面貌带来了某些新的因素。但是这些新的因素并没有抹掉或冲淡在他们的精神面貌上的深刻的阶级的烙印。在唯利是图、顽强地发展资本主义、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概淹没在利己主义计较的冰水之中”这样一些阶级本性上，中国资产阶级与西方资产阶级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作为社会主义时代的文艺家，回避如实地揭露资产阶级的肮脏面目，而把资产阶级的精神状态、家庭关系描写得那么美妙，那么先进，给他们涂上圣洁的光圈，岂非咄咄怪事？
总之，《不夜城》着力地美化了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露骨地宣扬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是必须给以彻底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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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何看待张文琤的“进步”
严子其
影片《不夜城》所描写的张文琤，解放前，是一个经常出入舞厅餐馆、过着灯红酒绿、穷奢极侈生活的资产阶级娇小姐；解放后，她成了共青团员，毅然离开剥削阶级家庭，参加了地质勘探队。作者以艺术的语言向观众表明：张文琤已经成为一个“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献出自己的力量”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她以一个身穿工装，手拿锤头，攀登在悬岩上的高大形象出现在银幕上。但是，只要揭开编导者蒙在张文琤身上的美丽外衣，就会清楚地看到，张文琤远非影片所宣扬的那么美妙。
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不能选择家庭出身，但是可以而且应该选择正确的生活道路，使自己来一个彻底转变。由剥削者到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根本的转变。能否完成这个转变，关键在于能否以无产阶级思想作指导，从阶级立场、世界观乃至思想感情都与剥削阶级决裂，彻底清除旧意识的影响，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这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作品写这类青年的改造与进步，理应正确表现这些根本的方面。而影片编导者却没有这样做。
张文琤在出走前，她的思想表现得似乎已经十分成熟了。影片没有写她从解放起到一九五二年经历过怎样的思想斗争，可是，五反一开始，她就能向动员她的工人代表银弟说，“你放心，我是个团员，我一定叫我爸爸好好坦白”，尔后，她忍不住内心的活动，果真对顽固的父亲进行了说理斗争，说出了“我不要你们剥削来的钱”，“你连一个守法的公民都不够格”这样坚决的话，而且在父亲打了她一记耳光后，她毫不犹豫，就“毅然”出走了。要知道这种行动是要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张文琤虽然历世未深，解放时才十七、八岁，但这十多年她玩的是美国洋娃娃，唱的是“快乐的家庭”，交的是花花公子，过的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资产阶级寄生生活，不知人间疾苦为何事。剥削阶级意识在心灵扎下了根，不经过深刻的思想斗争，就凭打几次腰鼓，过两次团日，跳跳集体舞，怎么动摇得了呢？存在决定意识。作者赋予张文琤以这种言行，是违反生活逻辑的。
那么，出走后表现又怎样？
在影片中张文琤的出走，并非因为接受了团的教育，认清了剥削阶级的罪恶，只有投身到用血汗把她养大的劳动群众斗争中去，才有光明前途。不是的。她的出走，固然与她挨了父亲一记耳光有关，但这只是导火线。文琤出走的真正原因，却在于害怕父亲的不法资本家罪恶给她带来坏名声，因此，感到必须离开这个不光彩的家，甩掉这个臭名声。这是她出走的原因，也可看作她参加工作的目的。如果说，作家写一个出身剥削阶级而又未受过多少革命教育的青年，凭一时冲动参加工作，开初革命动机不纯，这并不足为怪。问题是，作为正面形象，就必须写她参加革命后，在党的教育下，积极进行思想改造，端正革命动机，树立革命的世界观，这才是正确的描写。可是张文琤呢？参加工作前没有扎实的思想基础，参加工作后又没通过实践去获得这种基础，工作三年，到头来还认为“剥削阶级这个字眼压在人心里有多沉”，不以离开家庭为愉快，却沉浸在个人感情的泥潭中。她不但没因父亲行为的可耻而厌恶、忘怀这个家，反而时刻想家，她一迭迭给父母写信，特别是最后一封信中还向父母说：“请你们相信，我是永远爱着你们的。”她永远爱着没有改造的资本家父母，还口口声声要他们相信这是真的。这能说是从立场、世界观到思想感情都与家庭决裂了吗？从“毅然”出走到“永远爱着”资产阶级家庭，这就是作者歌颂的张文琤的改造和进步的实质！
能否真正同剥削阶级家庭决裂，关键不在离家不离家。主要在于能否从立场、思想感情上同剥削阶级决裂。因为离开一个剥削阶级家庭是简单的，摆脱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却很不容易。如果不从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出发，只是为了求得个人的“光彩”和前途而离家，即便可以暂时离开家庭，也逃不脱社会上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腐蚀。张文琤害怕“不法资本家”这个臭名声象怕火一样，不敢面对现实。虽然一时冲动也能跟父亲顶嘴，但并没有真正的革命要求。离家后不能在立场上思想上与家庭一刀两断，而又无限依恋这个可耻的家庭。如果这也值得赞颂，那么作者的出发点又是什么呢？
党号召青年投身三大革命运动，锻炼与改造自己，张文琤参加地质勘探工作，这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作为一个正面形象，她并没有真正改造自己。革命运动，群众斗争，只是思想改造的外因，要真正获得改造，还得通过内因，即通过自我思想斗争起作用，没有它，条件再好也无济于事。张文琤在敲石攀岩的时候，想的不是如何改造思想，同旧意识作斗争，而是苦恼，是念念不忘她那剥削阶级的父母之爱，这种“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式的改造，是一辈子也起不了作用的，更不用说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
对张文琤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改造，本应严肃地加以批判，作者却把她当作推动资本家自觉改造、勇于背叛家庭的学习榜样来歌颂。这对那些愿意听党的话，努力改造自己的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去正确认清思想改造的艰巨性，正确估计自己，背叛家庭，彻底革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张文琤形象，是不符合生活发展逻辑的虚假的形象，但由于作者在艺术上的着意渲染，所以她很能迷惑人。这是我们不能不认真加以揭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