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在“不记私仇”的骨子里
——电影《不夜城》中瞿海生形象剖析
张梅之
电影《不夜城》把瞿海生写成是一个共产党员，可是这个人物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思想品质，而是某种谬误观念的化身。当他的手被轧伤，资本家借机开除了他的时候，他本应该利用时机，组织工人斗争，可是，我们只看到他抽烟解闷、莫可奈何。后来，甚至销声匿迹，跑到苏北，脱离了群众，逃避了斗争。在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没有革命的战斗精神。这是瞿海生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
如果说，这时他还比较幼稚、缺乏丰富的斗争经验，那么，解放之后，他已成为党的负责干部、区委工业部长，就该有一番作为了。但又不然。解放后，影片写他干了两件事：一是批评妻子沈银弟。“五反”刚开始的时候，沈银弟要算海生断指的账，他责备沈银弟“胸襟不能这么窄”。二是教训老板张伯韩。银弟受了重伤，生命危殆时，他“语重心长”地教训张伯韩：“不爱惜工人是天大的罪过……工人阶级是不记私仇的……可你们也应该记住这个教训呢？”编导者似乎意图通过这两件事，说明党的领导力量和教育作用。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
当然，我们并不提倡记私仇、泄私愤。记私仇，实际上是从个人恩怨出发的，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但是，在旧社会，居于被压迫者地位的工农群众，他们与压迫者剥削者之间的仇恨，其性质乃是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阶级仇，绝不是什么“私仇”。有些尚未觉悟的工农群众，在他们还意识不到这一点的时候，往往会把整个阶级的仇和恨，看作“私仇”。无产阶级作家的责任就是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教育他们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带领他们、激励他们进行阶级斗争。这才是正确的。《红色娘子军》中的琼花，身上凝聚着整个阶级的苦与仇。她起初认识不到这一点，而把南霸天对她的迫害看作个人私仇，在她和南霸天狭路相逢时，为个人复仇，便不听劝阻，打了南霸天一枪，结果违犯了纪律，破坏了整个战斗计划，因此受到连长和指导员的严厉批评。当她认识到革命不是报私仇之后，她就带着整个阶级的苦与仇，勇敢地参加了革命斗争，健康地成长起来了。
瞿海生所说的“私仇”是什么呢？这就是：资本家为了追逐超额利润，不改善安全设备和劳动条件，不顾工人死活，破旧的机器轧断了他的手指；但厂方不只不给治疗，反而把他开除出厂。瞿海生的这种不幸遭遇，是旧社会工人的共同遭遇。这不是个人的“私仇”，是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血债。瞿海生把这样的阶级仇恨缩小为“私仇”是十分错误的。谁都知道，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仇恨，从来不是什么个人的“恩怨”，而是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的深仇大恨。假若牢牢记住这种仇恨，就是“胸襟窄”，工人阶级还要再搞什么阶级斗争，进行什么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呢？其实，尽管资产阶级从来就是剥削、压迫工人，解放后，工人阶级并没有剥夺、没收他们的财产，而对他们实行赎买政策、和平改造，并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作了种种适当的安排，真是仁至义尽。这能说工人阶级的胸襟“窄”吗？工人阶级的胸怀是最宽阔的，工人阶级的理想是最远大的，他们斗争的目标，不但是为了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全世界。也只有全世界都解放了，无产阶级才算真正解放了自己。影片把整个无产阶级的仇恨，化为个人的“恩怨”，把资本家对工人的阶级压迫，歪曲成是“不爱惜工人”，同时，把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又当作“胸襟窄”，对资产阶级分子脱胎换骨的改造，仅仅是要他们“记住教训”，这分明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骗人的呓语，它只能混淆是非，模糊阶级界限。
瞿海生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说这些话的呢？是在“五反”运动和公私合营的时候。“五反”运动，是为打退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和平改造，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种形势下，正需要激发群众斗志，而瞿海生口口声声说什么工人“不要记私仇”、“胸襟不能窄”；自己好了疮疤忘了痛，不进行原则斗争，却责怪要求斗争的人“不懂党的政策”。说穿了，在“不记私仇”的骨子里，就是要工人阶级忘记阶级仇恨，放弃阶级斗争，同资产阶级和平共处。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对抗性的矛盾，可以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因此，党对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主要是教育他们。但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斗争方式，决不是意味着取消阶级斗争。影片以“不记私仇”、“胸襟不能窄”为幌子，来否定阶级斗争，结果势必把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和斗争一笔勾销，走上阶级投降主义的道路。
瞿海生“不记私仇”的说教，起了什么作用呢？请看，沈银弟在“五反”运动中不知道对资本家进行有力的斗争，却是去安慰、乞求。而资本家张伯韩也居然在他们这种“感化”下自觉地抛弃了“剥削阶级的臭名声”，主动要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这样，影片又以形象化的人性论替资产阶级涂脂抹粉，抹煞了阶级斗争，歪曲了党的政策。
瞿海生这样的人物根本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他是被歪曲了的党员形象，影片实际上通过他鼓吹忘记阶级仇恨，放弃阶级斗争。这是问题的症结。列宁曾尖锐地指出，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天，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阶级敌人不断用潜移默化、和平演变的斗争方式，妄图复辟。影片宣传调和阶级斗争，只能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这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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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道德油厂老板的“道德”
上海黄浦区粮食局警卫员 周荣隆
资本家常常吹嘘他们是最讲“道德”的，这是骗人的鬼话。解放前，我在中国道德油厂做工，看到和听到道德油厂老板行的是什么“道”，讲的是什么“德”。
黑 手 起 家
中国道德油厂（以下简称道德油厂）老板原来是专收赃物的。当时，他勾结了码头上的恶霸、仓库看守人员以及地痞流氓、伪警等，专门偷窃、贩卖人家的物资，捞了一笔钱后，在一九三二年开设第一爿［pán盘］道德油厂。这个走江湖与流氓为伍的人，一变成为油厂老板，他榨取工人和欺骗劳动人民的手段十分毒辣。
道德油厂老板经常对职工说：“我开‘厂’都是为了你们，你们吃我的‘油’，而我只是吃点‘油脚’，你们要好好地给我干啊！”他用这种模糊职工的阶级界限的手法，要职工为他做坏事。他差遣职工到处搜集积垢较厚的旧油箱，规定每只重量要在两斤半以上，而一般油箱都是两斤四两。他搜集来这种积垢较厚的重油箱，充两斤四两的油箱，从中“吃皮捞油”，一转手一箱油就被他吞掉了四两。
在抗日战争时期，一般居民的食油非常困难，道德油厂老板认为这是他赚钞票的好机会。这个厂是经售“户口油”的，老板连少得可怜的“户口油”也要捞一票。他特地做了一批“吊提”
（代替量具），照规定“吊提”容油量一般都是十六两重，道德油厂的“吊提”只有十五两二钱，这样，无形中一斤油就少给八钱。更恶劣的是，当职工在为居民拎提灌油时，他站在身边，睁着两只眼睛对职工说：“把吊提侧一侧、侧一侧。”这一侧不打紧，而居民买回去的一斤油只有十四两左右了。谁要是不遵照他的话办事，事后就要找你岔子，说你对店不忠，轻则痛骂一顿，重则叫你卷铺盖。道德油厂老板为了私吞居民的“户口油”，转手卖黑市赚大钱，常常故意不开店门，推迟卖油时间。有时，只卖了几桶油，就推说卖光了，把压下的油转手卖黑市。
老板常说：“一百个人中，只要有一个人上一次当，我就可以发财了。”因此，他经常弄虚作假，以次充好。如那时店里经售一种红香麻油，价格要三十六元一担，而一般生油只卖十五元一担，为了赚钱，老板就在一百斤麻油中掺入五十斤生油。这样红香麻油被冲得和生油几乎一样，不能充红香麻油卖出去。这时，老板又想出了一条坏主意：用一种红颜料拌和在麻油内，看起来同红香麻油一样。当时，我们对资本家这种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行为非常气愤。
道德油厂老板为了扩大营业，别出心裁地“出产”了一种“道德美酒”。其实，当时老板既没有开设酒厂，又没有加工场，哪能出产什么“美酒”呢！原来老板看到搞瓶装酒卖得出价，赚头好，因此，他把买来的烧酒掺上水，贴上“道德美酒”的招牌，就算是他的产品了。
放“庄”搜刮
在旧社会里，农民身受地主的重重盘剥，他们一年劳动所得的果实，绝大部分都被地主所掠夺，即使剩下一点油料等物，也是为数不多。他们很想拿这些花生、黄豆等油料换取粮食或急需要用的钱钞。就在这时，道德油厂的老板派出他的亲信，到苏北、山东、安徽等油料产区去放“庄”（即设立临时采购站），杀价收购。有不少农民因为手里的豆油和花生油为数不多，如果直接拿到城市出卖，往返车费较多，不很值得，加上又急等钱用，只好忍痛低价卖给他。老板把豆油、花生油拿到上海，囤积起来，当花生、黄豆落市以后，就高价出售。他这样一翻一复，就赚了很多钱。
老板还开了“钱庄”，专门搜刮附近的女佣人，他以一分、一分二的所谓高息，来引诱她们把每月所得的几个工钿，存到这个老板的“钱庄”里。老板拿了这些存款去做投机，赚大钱。记得有个常熟妈妈把多年辛劳积蓄的一百块银洋，存在道德油厂老板那里。那时，物价一日数涨，纸币贬值，最后把常熟妈妈的一百块银洋变得只能买一包香烟。常熟妈妈拿着这一包香烟钱的“存折”，一气，把存折撕得粉碎。而老板拿着人家的血汗钱，买空卖空，投机牟利，赚了许多钱。
残 酷 剥 削
记得我们刚进店门，老板就向我们宣布了五条店规：
不准留长发；
不准穿白衬衫；
不准回家住宿；
不准穿有口袋的衣服；
不准双手插入袖子或裤袋内。
另外还加上一条抄身制度。
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把我们职工管得死死的。他连我们站柜台做生意一双手怎么放都作了规定。老板规定职工的双手要八字撑开放在柜台上，不准交叉在身前，也不准放在背后。
道德油厂是一座五层楼的楼房，老板把他自己的住房安在店堂的楼上。他为了监视职工，要职工无限度地为他卖命，还在地板上开了一个大洞。这个洞直对着店堂间，老板和老板娘经常坐在大洞的旁边，监视着职工的一言一动，稍有不称他们的心，不是打骂就是停生意。
学徒进店后，都要由老板重新取名。那时，我们从早到夜劳累一天，做得筋疲力尽，到深夜，倒下就呼呼地睡着了。但是到三四点钟，正当我们好睡的时候，老板从外面吃喝玩乐回来，到职工睡觉的地方“值差”来了。老板先跑到学徒的铺前，气势汹汹地叫学徒起身，接着又把职工们一个一个叫醒。当他看到职工都起身到店堂里去了，才走进自己的房间，倒在床上呼呼大睡。由于繁重的劳动和长期得不到好好的休息，许多职工被折磨得面黄肌瘦，身体很虚弱。谁要是生了病，老板就把你一脚踢开。
苦 难 生 涯
道德油厂新进一个职工，必须经过“三堂会审”才录取。所谓“三堂会审”，就是老板的母亲、父亲以及老板夫妻两人都要给新进人员谈话、“看相”，要他们三方面都同意了，才可进店工作。
对于所谓违反了“店规”的职工，也要经过“三堂会审”才放你过门，有时还要遭到一顿毒打。
有一天清晨，刚开店门，老板接到他亲信的密告，说一个姓金的学徒拿了一块乳腐钱。老板瞪着眼睛一把揪住这个学徒的头发，不问情由，先是“啪啪啪”几个耳光，然后把这个学徒拖到一个小房间里，关上门痛打了半天，打得这个学徒眼青鼻肿、血流满面。打了不算，还一脚把他踢出店门，连被头铺盖也不准拿走。有个姓顾的学徒，老板说他卖东西不收钱，将他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还把这个学徒双手反吊在店堂里的账台铜栏杆上，一面打，一面骂，以此示众。据了解，被他毒打后赶出店门、连铺盖不准拿走的职工就有十多个人。
我们职工成天象牛马般地劳动，但一个月只能拿到两三斗麦子的工钿，后来只能买上几斤油，根本养不活老婆和孩子，经常过着穷苦的生活。但老板袋里的钱越来越多，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在上海开了四爿店、两爿酿造厂、三家旅馆，拥有豆油三千桶（每桶三百六十斤）。这些财富都是从工人身上刮下来的。
资本家口口声声讲什么“道德”，拆穿了，他们宣扬“道德”，只是为了更有利于他们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血汗罢了！
〔杜列民整理，原载《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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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化老瞿的奴性抽掉工人的骨气
郑楚华 程满麟
我们看了电影《不夜城》以后，非常气愤。影片对资产阶级极尽美化之能事，却把我们工人——从青年工人到老工人糟蹋得不象样子。
就拿老瞿来说吧。这个老工人，在整部电影里，被描写成一个目光短浅、麻木不仁的人物。我们看不出他对那种被剥削的生活有过多少不满和反抗；也看不出他对周围的阶级兄弟表示过什么同情和关怀。只看到他对资本家唯命是从，奴颜婢膝。实质上这是一种奴性。
张伯韩从国外回来，大年指手划脚的吩咐老瞿给张伯韩搬送行李，他服服贴贴的干着活，笑容满面的“大少爷”长，“大少爷”短，叫个不停。并且厚颜无耻地说：“您出洋那年，不也是我送您上的船！”似乎感到能为资本家效劳是很荣耀的。如果说当时的老瞿对资本家的本质还看不清楚的话，那么，在十三年后，他儿子海生为闹“工运”而被张伯韩开除时，老瞿应该觉醒。然而在电影里，老瞿不是痛恨资本家，更没有挺身起来斗争，而是瞒着儿子偷偷去向张伯韩哀恳求情，幻想资本家能发发慈悲，看在他这个“老奴”的“份上”让他儿子复工。老瞿当时那副“神情麻木”，低声下气的可怜相，真使人恶心。当张伯韩说出“你儿子很不讲交情，他不象你”这句带有侮辱性的话时，他没有一点气愤，而是“伤心地”掉下泪来，喃喃地说：“您说得对，他是不象我。”这哪里还有一点工人阶级的骨气？在阶级社会里，看不到阶级压迫的本质，不跟广大的阶级弟兄共命运、同呼吸，而妄想以自己对老板的忠实来换得资本家的恩赐，这是永远不能实现的梦想，是与虎谋皮。
我们并不否认，在解放前以至解放后，工人群众中有少数人，由于受了反动统治者和资本家的蒙蔽、愚弄，暂时还处于不觉悟状态，对于这样的人物，文艺作品也是可以写的。问题在于：作家采取什么态度。《不夜城》编导者，对老瞿的那种奴才相是肯定的，而不是批判的。毛主席曾明确地指出过：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我们应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使他们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不夜城》却走着相反的方向，它要使工人保存落后的东西，去掉革命的东西。
难道不是这样吗？请看，编导者不仅没有批判解放前老瞿的奴性，而且对他解放后那些不争气的表现，仍然是肯定的。革命胜利了，工人阶级当了家做了主，但是老瞿只知道抱孙子，满足于一家人的天伦之乐，缺乏昂扬的革命斗志，缺乏远大的革命理想。他的儿媳妇银弟，为了试验张伯韩提出的“加速轮转计划”，梭子飞出来受了重伤。这个流血事故，本来是因为资本家唯利是图，为了追逐利润，不顾工人死活而造成的。但是，这仍然没有激起老瞿的阶级仇恨，相反，他在一件件血淋淋的事实面前，只是哭丧着脸，只是考虑一家的天伦之乐。且看老瞿在医院里遇到张伯韩的情景：
老瞿：张经理！（几乎要哭
出来）你得给我一句话！我给你
们家干了一辈子活……还有我的
全家，我的儿媳妇要有个三长两
短，你得赔我！……
老瞿：（情绪激动，几不成声）
你看看我这一头白发，是为谁白
的？我的儿媳妇是为谁流的血？人
心都是肉长的，你得赔银弟的命！
不！不！还得赔我儿子的手。
请看，这哪里象一个老工人说的话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老瞿不是从整个工厂的阶级弟兄的安全着想，不是通过说理斗争，来迫使资本家改善生产设备和劳动条件，根除事故，而是以“人心都是肉长的”这种人性论观点来打动资本家，以“一头白发”来感化资本家，妄图使资本家天良发现，赔他的儿子和媳妇。老瞿的政治觉悟竟低得这样可怜。请问：如果受伤的不是他儿媳妇，而是别人，老瞿会不会也让资本家“赔人”呢？在大光明纺织印染厂，难道以前没有发生过象海生和银弟这样的流血事故吗？老瞿为什么一字不提？再请问：工人阶级的“心”和资产阶级的“心”，难道完全一样吗？大家都知道，工人阶级大公无私，光明磊落；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这两个阶级哪里会有一样的“心”呢？影片说什么“人心都是肉长的”，实际上是用人性论观点抹掉了阶级界限。
总之，在电影里，老瞿是一个软骨头。奴性使他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使他对被压迫的生活麻木不仁，使他目光短浅，丧失了斗争的勇气。奴性是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影片中对这点没有一个字一句话的批判，相反的却是一个镜头又一个镜头地把落后的东西当作革命的东西来颂扬。而且，老瞿的奴性，在影片中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对瞿海生、沈银弟和其他一些工人的描写，都有这个基本的共同点。这说明编导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描写工人的。《不夜城》是一部很坏的影片，我们必须加以彻底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