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问题不在大小
舒楠
乌兰牧骑和战士业余演出队，为我们的艺术团体提供了革命化的好榜样。
有人说：“学习乌兰牧骑，学习战士业余演出队，我们是赞成的，可是我们这儿是个大演出单位，还有提高任务，改成十二个人或是五六个人的演出队，怎么能完成国家任务呢？”
这个说法大有探讨之必要，它表明在艺术团体革命化的问题上，有两种学习法，一种是单纯从人数上追求剧团是大还是小；一种是联系自己单位的实际情况，想一想究竟怎样学习乌兰牧骑和战士业余演出队的革命精神。
十二个人组成的乌兰牧骑，五六个人组成的连队演唱组，的确是轻便灵活，便于深入工农兵，为住处分散的群众演出；这同我们有些编制庞大、机构臃肿、因而行动不便的艺术团体相比，当然要好得多。但是根本问题并不在这里。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乌兰牧骑和战士业余演出队的同志们，没有坚持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没有树立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哪怕减到三四个人，或者加到二十多人，能够做得现在这样好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不首先明确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不首先树立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不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即使单位小、人员少，也还是可以长期呆在城市，不深入工矿、公社、连队，不把节目送到工农兵中去的。反过来，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的问题解决了，即使团体大些，困难多些，也总能解决送上门去的问题。单位的大和小，人数的多和少，是革命化的一个因素，对有些单位来说，可能还是重要的因素；但是，如果仅仅从大小上去考虑，而把根本问题放在一边，那就是一种形而上学了。
广大工农群众如饥如渴地需要文化生活，他们不仅要求普及，也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关门提高，拒绝做“雪中送炭”的工作，当然是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背道而驰的；只是做了普及工作，而忽略提高的任务，同样也不对。因此，不论是大剧院还是小演出队，不仅首先要创作一些短小精悍的节目送上门去，还要创作一批具有社会主义内容和完美艺术形式相结合的优秀作品，以及帮助基层演出团体和群众业余文艺组织提高演出和创作。而这种提高，自然不能是向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大、洋、古”看齐的所谓提高，而只能是沿着工农兵的方向，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明确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同时又在实践中不断创造一些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法，不断总结新的经验，加以推广，那么，大和小，多和少，自然就不成为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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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学生当兵回来以后
朱元胜
去年年底，中央戏剧学院的一批同学，曾到部队上当了一个时期的兵。从部队回来以后，学校里出现了这样一些故事……
从解放军那里学来的
春节，同学们组织了三个演出队，准备送戏上门。消息传来，同学们都很高兴，除了紧张的排练，还有一个问题在他们的脑子里打转转：怎么为观众做更多的工作，也让自己得到更多的锻炼？答案是一切自己动手。于是，每到一个单位，他们总先打听扫把、拖布放在什么地方，然后，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拿到后台来。演出过后，把舞台打扫干净。又自己动手，把道具、服装、布景，一件件搬上汽车。你要拦，拦不住，你要帮，他不让。
在北京第一棉纺织厂演出时，一切照样进行着，最后，厂里的同志给他们送行。工会的一位负责同志对他们说：“你们可真革命化了。戏演得好、东西自己搬不算，还给我们打扫礼堂。我们自己演戏，演完了还不一定打扫呢！”
同学们回答说：“我们做得很不够，就这一点，也是从解放军那里学来的。”
的确，短时的部队生活，给他们留下的记忆是很深的。
导演系一年级和表演系二年级的同学组成的演出队，到郊区去为农民演出了两场露天戏。在他们的演出节目中，有个小话剧《一百个放心》，剧中的战士穿的是单衣。要在寒冷的露天里演好这个戏，是有困难的，特别是演完第一场后，部分同学已经有点感冒了。
第二天，天转阴，光树丫被寒风吹得呼呼直叫。穿着棉衣往空地上一站，也冻得直打哆嗦。台下观众挤了一大片，树上、房顶上也坐着人。面对这种情景，同学们自然地想起了部队里的战士。
刚到连队，他们去观看战士们的战斗演习。那一天，天气比现在还冷得多。战士们还在做演习准备，有的同学已经支持不住了。正在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了几个动人的场面。一个架铁丝网的战士，手被刺破了好几处，流着血，但是他象没事似的，继续架着；一位战士在挖战壕，手碰破了，首长叫他休息，他说：“首长，碰破点皮，没事。”卫生员刚给他包扎好，他捞起铁锹，又干了起来。
这些事，同学们都议论过，他们表示，要把战士这种精神带回学校，加强实际锻炼。平时老盼着锻炼的机会，这不正是好时候吗！
事前，同学们也曾想改穿棉衣演《一百个放心》。但大家商量过后，觉得还是不改的好。同学说：“战士的动作个个都是干净利落的，我们穿单衣都演不出那股劲来，穿上棉袄更不行了。再说，穿上棉袄，有的地方恐怕得改动改动，来得及吗？”
“就穿单的演吧！只要效果好，冷点能克服。”
节目一个接着一个，观众的情绪一直很高。《一百个放心》开演了，台下的笑声不断传来，后台的同学却很紧张。演员要下场了，这里早有人拿着大衣，倒了热开水等着。一位演员准备上场，早早把棉衣脱了，一位同学马上将自己的大衣脱下，披到他身上。
直到顺利演完，大家才放了心。演员穿上棉衣，也蹦呀跳地在取暖：“好家伙，我冷得直打颤。”
“我看我们还不过硬，能多到农村来演几场就好了。”
这次演出，连续了八天，第九天，同学们开始休息了。上午，学校教具组的同志在等着同学们把服装交回，好及时洗刷整理。可是白白等了好久，却不见一个队把服装送回来。谁知在学生宿舍晒衣场上却看到了一件件洗得干干净净的服装。原来，同学们利用休息时间，拿出自己的肥皂，把服装都洗了。
下午，当导演系一年级的一位女同学把叠得平整的服装送回教具组时，教具组的同志表扬她，她却说：“这算什么，解放军战士能自己缝，自己补，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洗服装，修道具！”
一个星期天
从连队回来后，表演系一年级同学念念不忘这段时间的军队生活，很早就想利用星期天，来一次急行军了。开始，有人建议到颐和园，大家不同意。他们说：“学解放军，要学习他们的心怀世界的精神，时刻想到我们的任务。”所以，他们决定步行到永定门火车站参加义务劳动。
队伍穿过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停下，打开毛主席语录本，念了几段。
毛主席的话，使他们想起革命先烈的斗争：要没有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哪儿有我们现在的学习环境？几年以后，说不定就要到哪个山区，把戏送给农民。那时候，我们不但要能在大街上行走，而且要能在崎岖的山路上跋涉，不刻苦锻炼自己怎么行呢？
上午九点，同学们到达永定门火车站。在这以前，先头部队已经找站长安排了工作。站长问同学们：“你们想干什么活呢？大家回答说：“站上要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
站长笑了，说：“你们学生就是这样，来了好几批了，回答的都是一个样。这样吧，做服务工作，你们恐怕没经验，就帮我们做做清洁工作吧！”
同学们就拿起扫帚、擦布，干得那样认真，要是穿上工作服，一下子很难看出他们是学生。
有两位老太太望了望在周围打扫的同学，象在交换意见，也象是对同学说：“现在的学生就是不一样，演戏的大学生还到车站上倒痰盂，过去哪儿见过！”每个同学从这里经过，两位老太太总是望着他们，微笑着，点点头。
在解放军候车室里，一个战士跟同学搭上了话：“同志，你们是戏剧学院的，能不能给我们表演几个节目。”
“要我们演节目？好，我去跟大伙儿商量商量。”这位同学马上走出解放军候车室，把这个请求告诉大家。这次来劳动，事先没有作演出的准备，连一个成熟的节目也没有。但是，大家都赞成演。他们说，演戏又不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表演才能，能多做点宣传工作，多给工农兵演几场戏，就是我们的光荣。
中午，解放军候车室传出了嘹亮的歌声，接着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其他各个候车室里的乘客，也被吸引到这里来。解放军候车室的对面，是母婴候车室，母亲们也抱的抱，牵的牵，带着孩子过来了。每个节目演完，乘客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特别是下连后自编自演和向解放军业余演出队学习的几个小节目，更受欢迎。这给了他们很大鼓舞，越演越来劲。
下午三点钟，他们结束了这一次劳动。走出永定门车站，他们才感到一天里行军、劳动的疲劳。班主任和大家商量过后，决定让几位体力差的女同学坐车回校。把她们送上了公共汽车，同学们却发现，就离车站不远，有一段马路结了冰，妨碍着交通。两位汽车工人正挥动铁镐清除着。这冰是因为下水道堵塞了，水涌上来冻结的。差不多有一尺厚，延续了四五十米，两个工人一下子是清除不了的。同学们一嘀咕便涌上前去夺工人手里的镐：“同志，我们来帮个忙。”
两个工人都有点愕然，连连说：“不，不用啦！”
“人多力量大，早清除了，少妨碍点交通。让我们来吧！”
这里相持不下，那里又跑来了几位姑娘：“好呀！你们把我们哄上车，又在这里干起来了。”
两位工人同志为他们的热情所感动，放下了争夺着的铁镐，又领着同学去找来一些工具，一齐动手干了起来。不到一个小时，他们便把冰清除得一干二净。
听说同学们要走路回戏剧学院，工人忙说：“那怎能行！坐我们的车吧！我们送你们回去。”
“不，同志，要坐车的话，是很方便的”，同学们指着待发的公共汽车，说：“上去就走了。我们是锻炼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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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纪录片之窗
令人牢记的《牢记阶级仇》
辛雪
短纪录片《牢记阶级仇》，是在济南举办的山东阶级教育展览会拍摄的。它用丰富而典型的材料，集中地揭露了地主阶级这条毒蛇曾经怎样凶恶地盘踞在劳动人民头上，过着吃人不吐骨的生活。它告诉我们，地主阶级田连阡陌、屋舍栉比、锦绣满床，一根大烟枪价值三百两白银，买粮食够农民吃几年……为了维持这种骄奢淫佚的罪恶生活，他们把广大农民剥得精光，只给留下流离失所、卖儿卖女的权利。展览会上有那么多的卖身契，卖身契上写着的一个人的身价，只能换十几斤粮食。这样尖锐的对比，难怪不使展览会的解说员含着眼泪讲解，观众含着眼泪参观。这样的题材，就给影片奠定了一个极好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在展览会的许多卖身契中，有一张是山东泰安县贫农汪大娘的。二十三年前，汪大娘被旧社会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卖掉还在吃奶的婴儿，去换了十五斤谷子。为了牢记这笔血泪账，她把卖身契缝在袄袖里。二十三年后的今天，政府根据这张卖身契上提供的线索，帮她找到了儿子——原来他已应征入伍，现在正在济南部队当兵。展览会组织者让这娘儿俩在展览会上见了面。汪大娘怀着悲喜交织的心情，含着眼泪，领着儿子又去看了当年的卖身契。事后，部队请汪大娘去做报告，她声泪俱下地倾诉了旧社会给她的种种苦难。强烈的阶级感情深深地激动了战士的心，使他们更勇猛地苦练杀敌本领。影片抓住了这个典型事件，以展览会为背景，作了突出的描写。这就使它突破了过去曾经有过的关于展览会的报道形式：既不是限在展览会四壁之内介绍展览会，也不是把展览会分成几个部分，分别同会外的生活相联系。影片对展览会的内容介绍得并不多，但由于有了汪大娘母子重逢这一典型事件，展览会的中心思想就得到了生动的表现。同时，有了展览会作背景，汪大娘母子的悲欢离合又获得了深刻广阔的涵义。经过这样的处理，影片把一般和个别、历史和现实、苦难和幸福互相联系、互相衬托起来，使彼此都显得更鲜明。
影片解说员工作得很出色。她的声音仿佛不是讲出来的，而是直接从心坎里迸发出来的，有时和着辛酸的血泪，有时和着复仇的怒火，一声声、一句句，有力地触动着观众的心弦。
当然，影片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例如：影片没有把汪大娘母子见面时的对话纪录下来。据说，有过这样两句话：
“孩子，你别生娘的气，不是娘狠心，实在是逼得没法子……”
“妈，我不怪你，这都是万恶的旧社会造成的！”
如果也能让观众听见这两句话，该有多好啊！新闻纪录电影最可贵的地方在于真实。除了题材的真实、画面形象及其处理的真实、解说内容的真实之外，也应该有声音的真实。充分利用同时录音，在关键地方让片中人直接讲话，无疑是增强声音真实感的重要办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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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文艺阵地上
在文艺阵地上
广东粤剧院实验剧团下连当兵
最近，广东省粤剧院实验剧团到部队当兵，一边锻炼，一边体验战士的生活和思想感情。
他们到部队后，处处向解放军学习，和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作、同娱乐。在训练中他们生活刻苦，虚心学习，以高标准要求自己；不管泥和水，不怕脏和累，始终和战士一起摸爬滚打，坚持训练；或者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晚上还和大家一起读报学时事，教战士唱歌，做游戏。在训练场上，趁休息时间和每天吃饭时间，他们又用快板、相声、小演唱等活泼多样的形式表扬好人好事，鼓舞大家的练兵热情。红线女、郎筠玉等同志还在训练休息时，给战士演出粤剧《刘胡兰》等节目。中午，战士们已经休息了，剧团的许多女同志却忘了自己的疲劳，掏出随身携带的针线包给战士们缝补衣衫，洗刷衣袜。
他们通过学习和锻炼，提高了阶级觉悟，决心要把解放军的好作风、好经验带回去，使思想不断革命化，演好革命戏，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群众业余文艺活动为生产服务
上海电缆厂各车间的小型文艺宣传队，普遍开展了小型多样的文艺宣传活动。一车间职工业余文艺积极分子学习了解放军战士业余演出队的经验，针对本车间的生产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自编、自导、自演了《线》、《六大员》、《后方的勤务员》等歌唱先进人物的小型说唱节目，鼓舞了工人们的生产热情。有的工人在技术革新方面做出了成绩，文艺宣传队编了节目表扬他们，他们看了之后说：我们刚刚做了一点工作，车间文艺宣传队就表扬我们了，今后我们一定要不断创造新成绩，才对得起党的教导和期望。
前些时候，厂党委和车间党组织，向职工业余文艺队伍提出要求：学习解放军，实现业余文艺革命化。车间党组织和行政领导也为宣传队提供线索和资料，并亲自指导排练。这些都鼓舞了群众文艺积极分子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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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公社社员〔雕塑〕
冯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