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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塘供销社坚持“修制并举，以修为主”的方针
认真维修小农具正合群众的心意
减轻了社员的负担，为国家节省了物资，许多社员认为这是一条正道
本报讯 在今年农业生产中，广东省有些基层供销社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小农具供应充裕了，供销社在经营小农具时，还要不要继续贯彻“修制并举，以修为主”的方针？为此，记者曾访问了增城县新塘供销社。这个供销社在去年讨论全年农具供应规划时，有过两种不同的意见。一部分人认为现在小农具货源充足，农民也买得起，何必再去组织既麻烦，又琐碎的维修工作呢。另一部分人说，不能这样看。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一草一木来之不易，就拿一株杉木来说，要二十年才能成材。新制一个禾桶的木料可以修理八、九个禾桶；新制一部水车的木料可以修理四、五十部水车，抓修理可以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对公对私都有利。
发生争论以后，新塘供销社组织了几十名职工到生产队，对生产队和农民手里的农具数量作了一次全面的调查。发现平均每个劳动力已占有小农具十二点六件，基本满足了需要。但是，有部分农具坏了，没有修理。谷箩、秧盆、风柜、木犁、粪桶、农艇等八种主要农具中，损坏待修的占百分之二十多。农具坏了得不到及时修理，社员很有意见。有的社员说：“这几年老是添置新农具，花钱太多了。”
这次调查，使那些认为组织农具维修麻烦、琐碎的人受到了教育。他们认识到单纯抓制造、抓供应是不够的，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必须认真贯彻“修制并举，以修为主”的方针，才能充分利用现有物资，为国家节约材料，为生产队降低生产成本，有效地支援农业生产。
职工思想认识提高以后，积极供应了一部分原材料和配件，开展收旧翻新业务，帮助生产队加强农具维修工作。全公社建立了十二所小型农具修理厂；有二百多个生产队建立了亦工亦农的修理小组。加上城镇的原有小农具手工业社，在全公社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农具修配网。
由于抓了维修工作，去年新塘公社社员购买新农具的数量，比往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左右，既减轻了社员的负担，又为国家节省了木材、竹子和钢铁。萎元生产大队，去年一共修理了五百一十一件主要农具，其中有二十二个原来准备当柴烧的破风柜，只用了零点五立方米木材和一百七十多元修理费就全部修好了，使用效果象新的一样。社员们算了一笔账：要是制造同样数量的新风柜，最少要用七立方米木材和九百多元加工费。又如沙头生产大队，原来计划以一百六十多元添置四部新水车，后来把四部破水车修理起来，总共才用了三十元，比买新的节约了一百三十元。许多社员都认为这是一条正道。
前些时候，新塘供销社又着手制定今年的农具供应规划。他们深入到生产队，了解社员对各种小农具的需要量以及维修情况。这个公社本来计划今年要制造一百部水车，供应一些生产队用。供销社经过深入调查，发现新河生产大队去年实现了电动排灌后，有一百四十部水车搁置起来没有用。供销社就把这批水车收购过来，准备修理翻新后廉价供应给需要水车的那些生产队。于是，制造新水车的计划就削减了。仅此一项，就节约了资金四百多元，木材六立方米。
新塘供销社的职工从实践过程中得出了一个结论：维修小农具，不但在农具供应不够充裕的时候十分必要，就是在农具供应比较充裕的时候，也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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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重制还要重修
在小农具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供销社还要不要贯彻“修制并举，以修为主”的方针？今天发表的广东省的新闻和来信提出并且回答了这个问题。生产队和社员保有的农具，通常总是旧的多，新的少。维修之所以重要，就是要使大批旧的不好用和不能用的农具，尽可能地恢复其使用能力。全部购置新的农具，不仅生产队和社员没有这种经济力量，即使有这种经济力量，把旧有的破损的农具弃置不用，也是一种很大的浪费。
任何事情都不能从表面上看，从单方面看。如果只从表面上看，供销社里摆满了各种农业机械和农具，货源充足，供应及时，谁要买多少就有多少，这还能说没有满足农业生产需要吗？这还能说对农业生产支援不力吗？然而，一深入了解，情况并不这么简单。市场上充足了，生产队和社员手里的农具并不充足。市场上供应及时了，生产队和社员并不能及时地用于生产。这样，即使市场上供应多么充足，能说满足了农业生产的需要吗？能说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吗？
有些同志不重视农业机具的修理工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犯了表面性和片面性的毛病。这些同志就应该深入下去，到生产队、到社员那里，看看实际中的问题，听听群众的意见，就会发现自己那种只要供应充足，便会万事大吉的想法是如何不对。客观实际和群众是纠正片面性和表面性的最好的老师。新塘供销社一些同志经过深入调查之后，立刻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抓紧了修理工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上面一些话，还是就农业机具能够充分供应的情况说的。实际上，不可能每个地方每种农业机械或农具都是足够的。在这些地方，抓修理工作，就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而不管那种情况，在充分供应的同时，决不放松修理，就可以让大批的旧有农具，从不能用变成能用，从不好用变成好用，从不够用变成够用，真正作到“物尽其用”，让有限的竹子、木材、钢铁，多发挥四五倍的作用，既节约了大批可贵的原材料，又坚持了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这样做对社员个人、集体经济以至整个国家，都是非常有利的。
总之，农村供销社既要做好供应新农具的工作，又要加强维修旧农具的工作，让生产队和社员想买新农具就能买到新农具，想修旧农具就能修好旧农具，这才在农具方面尽到了全面支援农业生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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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重视维修农具国家集体都有利
目前，农村许多生产队有不少农具损坏之后，得不到修理，不得不搁置起来，另行添置新的。据我们在高要、东莞等县的一些生产队调查，损坏的农具一般占现有农具的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个别品种（如农艇）损坏更多。例如，高要县永安公社江溪大队第一、第六、第九生产队，共有谷围四十五条，损坏的九条；谷箩三百四十对，损坏的五十对；谷篸八十八个，损坏的十四个，畚箕〔běn jī本基〕六十八对，损坏的十四对。东莞县麻涌公社新基大队共有泥船、摇艇、艇仔一百七十五只，需要修理的就有一百只左右。
为什么这样多的破损农具得不到修理呢？据了解，主要是农具生产部门和供销部门存在着“重制轻修”的思想。他们认为现在形势大好，农具供应比较充足，生产队可以买到新的，因而对维修工作不够重视，对维修农具的技术力量和原材料没有及时安排，而且维修价格偏高，使得有些生产队不大愿意维修。比如，东莞县麻涌公社新基大队的干部和社员很想修理农艇，却买不到维修用的原材料。有的地方买一个新禾桶才十二三元，但修理一个旧的就要七八元，这样，群众就不大愿意修理了。
把现有破损的农具维修好，可以相对减少新制农具的数量，节省竹料木料。据了解，新造一只入泥艇的木材，可修旧入泥艇四至五只；新造一只小艇的木材，可修旧小艇六至七只；新制一对谷箩所需的竹子，可修旧谷箩四至五对。可见，如果大家都注意修理农具，就可以节省大批材料，对国家建设事业十分有利。对生产队来说，则可以大大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据一些生产队反映，如果把现有损坏的农具都修理好，可以减少购买农具的开支三分之一左右。
我们认为，农具维修问题，不是单纯的业务问题。对供销部门、手工业部门来说，抓不抓维修，是有没有很好地树立生产观点、群众观点的问题，是要不要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方针的问题。希望各地供销社、手工业社和其他有关部门把农具维修问题重视起来，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
广东省供销社生产资料处
谢玉林 谢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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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调查报告
数量背后的问题
——串村售货纪实
新华社记者 陈谈强
当孤立地看待数量的时候
在北京郊区昌平县沙河供销社的后院里，供销社的同志们清点好锄、镐、锨、镰之类的小农具，接着便装上大车去串村售货。记者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货摊在西沙屯村摆开的时候，社员们已收工陆续回村歇晌，货摊前很快便热闹起来。一个晌午，我们就卖了各种小农具一百五十多件。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这是供销社第三次到西沙屯摆摊售货了。这个仅有六百多个劳动力的西沙屯，前后三次就买了七百多件小农具。“胃口”这样大，完全出乎供销社同志们意料之外。
供销社的同志们说，年初还以为沙河人民公社地区的小农具供应已经满足哩。那时，说胸中无数吧，我们又有这样一些数：
一九六三年供应小农具一万四千三百多件；
一九六四年供应小农具一万七千二百多件；
以上两项合计供应小农具三万一千五百多件；
本地每个劳动力平均增添小农具三至四件。
从这个增添的数量出发，设想加上社员们手上原有的，就以为小农具供应数量已经满足了。
数量与质量的辩证法
供销社的同志从今年二月起，就不断串村摆摊售货。通过这种实践，对隐藏在“数量”背后的问题，对“供应已经满足”的假象，逐渐认识清楚了。社员们对小农具的需求情况，是各有不同的，而且是不断变化的。过去数量“够不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现在，质量“好不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了。摆摊售货中得到的大量情况说明：社员们迫切需要大量合用的质量好的小农具。
第一次到西沙屯摆摊时，稻田用的钉四齿是过去那种老产品，名为“小号”，实际有一斤九两重，这里的社员们都不买。他们需要的是不到一斤重的钉四齿。这次我们到西沙屯摆摊售货，带去的是新生产的“小小号”钉四齿，十分畅销。我问一位社员：“为什么要这样小的呢？”他用一个手指扣着钉四齿的库口，轻轻把它提起来，说：“这家具使唤起来多轻巧呀！”
开始到南园子去摆摊售货时，带去二十多把薅锄，社员们一把也不买。一问，都说锄板小了，费了劲，不出活。后来，把锄板加长两厘米，加宽一厘米，再去摆摊时，社员们一下就买去了三十多把。
移苗用的花铲，供销社过去购进三十多把，在门市上摆了一年多还有十多把销不了。开始串村摆摊售货时，社员们反映手头缺花铲，可是不要这种大的。后来，改小了，再串村摆摊，六十多把很快就销光了。
供销社的同志们说，过去不止一次发生过这种情况：社员们需要的，我们没有；我们有的，社员们不需要。我们呆在门市部，手头有货，看来数量不少；实际上，我们算作“数”的，在社员们眼里不少是不能算“数”的。
社员们懂得小农具数量与质量的辩证关系。他们根据自己的生产实践检验小农具的质量，从而认可小农具的数量。
串村摆摊售货，一边做买卖，一边做调查，社员们对小农具质量的多样化要求，在供销社同志们的面前提出来了。
不同的土壤情况，不同的劳动对象，即使是同一种小农具，也有不同的要求。于辛庄、鸭子坑等村，地洼、土粘，社员爱用铁梁的平耙，便于砸土坷垃；而邻近的一些村子是砂土地，社员们便喜欢使木梁的平耙，轻巧顺手，搂土多，好找平。
不同的活路，不同的用途，即使是同一种小农具，也有不同的要求。同样是铁四杈，装粪车时，使齿细一些的省劲，也多出活；但是，起猪圈时就要粗齿的了。
不同的经验，不同的“把式”，即使是用于同一种活路的小农具，也有不同的要求。老牛湾、西沙屯等村，社员们薅苗一律用方板或圆板的薅锄，而松兰堡、辛力屯等村的社员们薅苗，大都喜欢用三角形的或鹰膀形的挠子。他们根据自己的技术经验，认为挠子薅苗，能清沟晾垵，下茬活好干。但是，即使在松兰堡、辛力屯这些地方，从外村娶来的媳妇就不爱用挠子了，她们又要求供销社供应薅锄。
不同的体力，对小农具也有不同的要求。男劳动力中间，体力有强有弱；妇女劳动力一般又弱于男劳动力；男女劳动力中间，青壮年劳动力又强于年老年少的。这样，对于同一种小农具的要求，又有重一点、轻一点、大一点、小一点等差异。
另外，随着水、肥条件改善引起的合理密植、合理间作等耕作制度方面的改变，社员们对小农具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贫农邢起儒蹲在货摊边拿出一张大锄，看样子对货色很满意，我问：“您打算买一张吗？”他犹豫着说：“我想生产队以后要搞合理密植，这大锄恐怕进不了垄！”
小农具供应数量果真已经满足了吗？如果从小农具的数量与质量的辩证关系上，来看小农具的需求数量，那末就不能说已经满足了。沙河供销社的同志们，用辩证观点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后，对于小农具供应数量有了新的认识。
用“显微镜”观察数量之后
沙河供销社的同志们说，年初我们眼光近视，看不透小农具供应数量背后还有这么多问题。眼力不够就学着用“显微镜”。“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的方法，就是沙河供销社的同志们开始运用的“显微镜”。现在，他们对于小农具市场形势比较胸中有数了，经营上便跟着起了变化。
他们同当地铁木工厂密切协作，根据社员们对小农具质量的多样化要求，安排生产和供应。过去，当地生产的各种铁制小农具，在门市部仅有十多种；现在，我和供销社同志们串村摆摊售货时，已经增加到了三十多种。小农具质量改善了，买的人也就多起来了。贫农社员李万富早就准备添置挑筐、大锄，到货摊前见了薅锄质量好，又临时决定买了两把薅锄。贫农社员李万齐原来只准备添置薅锄、小镐、粪箕，到货摊一看镰刀质量好，又临时决定买了镰刀。
为了解决有些贫农、下中农社员购买小农具缺钱的困难，供销社在串村摆摊售货的同时，还开展收购工作。我跟随供销社同志在王庄摆摊那天，收购了鸡蛋、鸡、兔、杂皮、猪鬃、骨头和其他废旧物资。一些贫农、下中农社员有了钱，当场就买了小农具。
在王庄摆摊售货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信用社的业务员挎了个提包随摊办理贷款业务。王庄、西大兴、大洼、松兰堡、鸭子坑等村，许多贫农、下中农社员购买小农具的钱，都是由信用社贷款解决的。
当前，把小农具供应工作的重点放在贫农、下中农社员的身上，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他们是群众中的大多数，想方设法解决他们的困难，就解决了大多数人的困难。
在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以后，沙河供销社小农具供应数量，今年以来比去年同期大约增加八成。那天串村摆摊售货回来，供销社的同志们在灯下对我算计这笔账的时候，深有感触地说，过去那种以为小农具供应已经满足了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无所作为的论调，现在看看事实呢，小农具买卖是大有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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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越人民兄弟情谊深如海
我十名渔民在北部湾海面遇险，飘流到越南，受到越南军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现已安全回到家乡
据新华社广州二十四日电 不久前在北部湾海面遇险的我国十名渔民，在飘流到越南夸栏尾和白沙环两地后，受到越南军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现在，这十名渔民已回到自己的家乡。
四月二十八日，广东廉江县车板公社龙头沙渔业大队多浪生产队队长钟如林，带领钟仕仁、苏树嵩等九名社员，驾驶一○三七号渔船在北部湾海面捕鱼。当天下午六点钟，因渔船船底接合处油灰脱落，海水渗进船内。渔民们一面排水，一面堵塞裂缝。到了七点钟左右，海上刮起七级大风，汹涌的波涛冲击着渔船，船底油灰脱落愈来愈多，流进船内的海水愈来愈深。到夜里十二点钟时，船头已渐渐沉入海中，情况十分危急。这时，钟如林就叫钟仕仁等六人登上小艇脱险，他自己带领三人爬上船的尾楼上，让破船半浮半沉地随风飘荡。
第二天早晨，钟仕仁等人乘坐的小艇随风飘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广宁省的白沙环。当地越南民兵在海边巡逻时发现了这条小艇，当他们知道是遇险的中国渔民后，纷纷前来慰问，并热情地把中国渔民领到两公里外的夸栏尾，找到当地驻军。当地驻军听说还有四名遇险的中国渔民不知下落，便派人寻找，结果在夸栏尾海边找到了他们。原来，钟如林等四人随着破船在海上飘流了约三个小时，最后飘流到夸栏尾，破船触到礁石，已被撞得粉碎，幸而他们都已经爬上海岸。
越南驻军热情接待遇险的中国渔民，在生活上很好地照顾他们，并送给他们胶鞋等生活用品。在这同时，当地驻军和民兵还出动四十多人，帮助中国渔民打捞起一批沉在海中的物资。四天以后，当地驻军领导同志又派船送他们到广宁省的领导机关。十名中国渔民到了广宁省外事处以后，外事处处长亲自向他们慰问，并亲切地对他们说：“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最亲密的兄弟，你们受难，就同我们受难一样，有什么困难，一定帮助你们解决。”在这期间，外事处工作人员对中国渔民关怀备至。中国渔民由广宁省回祖国的那天，广宁省外事处工作人员热情欢送他们，给他们买好船票，还给他们准备好路上吃的东西。
在这次回来的十人中，钟仕仁、钟国仁、陈基畴、苏树嵩等四人曾在一九六三年在尖山海面遇险，被越南人民营救出来。苏树嵩的母亲看见自己的儿子安全地回来了，高兴得流泪。她感激地说：“我儿两次在海上遇险，都得到越南人民营救，我们一定永远记着胡主席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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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甲兵某学院政委王再兴同志逝世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某学院政治委员王再兴同志，五月二十日在北京病逝。昨天上午在北京举行公祭仪式。
公祭由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主祭。参加公祭的有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装甲兵政治委员向仲华以及各军事单位的代表和王再兴同志生前友好等共一千多人。
装甲兵政治委员向仲华在公祭时致悼词。他在追述了王再兴同志参加革命以来，三十七年如一日的光荣斗争历史以后指出，王再兴同志的一生，是光荣战斗的一生。他不愧为人民的好儿子，党的好干部。他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的高贵品质和模范事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公祭后，在哀乐声中起灵。许光达、徐立清、向仲华等同志，护送王再兴同志的骨灰到八宝山烈士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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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九颗红心向祖国
——九同志在巴西反政治迫害斗争纪实
新华社记者 郑志
十一、正义声音遍全球
“巴西当局对中国人员的指控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是美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反华丑剧。”
“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制造的这个拙劣的政治迫害阴谋，是希特勒制造的国会大厦纵火案的再版。”
“美帝国主义的卑劣行径丝毫无损于伟大的中国。巴西当局完全屈从于美帝国主义的意志，只能沾污巴西的民族尊严及其国际声誉。”
“……”
我九位同志被巴西当局非法逮捕以后，在拉丁美洲各国，在世界各地，到处发出了这样的正义声音。这种情况告诉人们，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仅砍不断巴西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更挡不住全世界人民对他们的法西斯暴行的愤怒谴责，挡不住全世界人民对无辜受害的中国人员的强有力的声援。
在过去的一年多中，有八十七个国家的立法机构、党派、团体、企业和各界人士，通过各种方式，反复表示了对中国人员的声援和对美帝国主义与巴西当局的抗议。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国人民的朋友遍天下的这幅动人景象吧！
在阿根廷，在这个除了巴西以外的拉丁美洲第二大国，有十六个主要城市的各界人士先后举行集会，声援在巴西受难的九个中国人。这个国家的新闻工作者同一些工会和文化组织，共同组成了“阿根廷争取释放在巴西被捕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工会委员会”，还在各地成立了七个协同工作的委员会。阿根廷各省报业协会和五个记者工会，曾经两次派出记者代表团前往里约热内卢，当面向巴西当局提出抗议，要求他们立即释放中国的新闻和贸易工作人员。
阿根廷著名律师托姆，到巴西观察了巴西当局对我九位同志的最后一庭“审判”。去年十二月，托姆来到北京访问时，他不辞辛劳，夜以继日地为我国报纸撰写了以《一出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丑剧》为题的长达数万言的文章。他写道：
“我们可以确凿无误地断言，决定对中国和巴西公民判刑的法官，不是法官，而是刽子手，是巴西剥削者及其同伙帝国主义者的走狗。”
在古巴，在新闻、贸易、法律等各界人士和工会领导人的一片抗议声中，哈瓦那“进步电台”曾经专门广播了一出短剧，谴责巴西当局对九个中国人的非法逮捕和严刑拷打。剧中写道：
“作为古巴和拉丁美洲的新闻工作者，我们反对巴西反动的军事政变和它对各国人民的法西斯镇压。”
在智利，包括工人、学生、妇女活动家、政界人士、法律学家、诗人、议员等在内的各界公众，有的向巴西驻智利大使馆写信，有的向巴西当局发出抗议电报，有的在报纸上发表声明，纷纷对九个中国受害者伸出援救之手。富有正义感的智利记者罗宾森·罗哈斯，千里迢迢地从圣地亚哥赶到里约热内卢，在目击了巴西当局对我九位同志的“审判”丑剧之后，为报纸写了许多公正的评论和报道。他写道：
“九名无辜的中国人被巴西军事法庭判了刑，这次审判将作为猖狂一时的纳粹法庭以后最丑恶的一次审判，而载入世界史册。”
“这次判刑是美国的政治需要，是巴西军政府宣传上的需要……。巴西已不存在正义，正义已被军人的靴子所践踏。”
在墨西哥、玻利维亚、多米尼加、乌拉圭、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等各个拉丁美洲国家，数不清的公正人士和公正舆论，纷纷谴责巴西当局屈从美帝国主义意志，野蛮迫害中国人员。他们一致要求：立即停止法西斯暴行！立即恢复中国人员的自由！
在亚洲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柬埔寨王国政府，一再为营救我九位同志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西哈努克亲王打电报给巴西临时总统，要他迅速释放九位无辜被捕的中国人员，柬埔寨人民社会同盟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过专门的决议。西哈努克亲王说：“这项决议代表了柬埔寨国民议会、王国议会、王国政府和全体柬埔寨人民的意愿。这就是说，全体柬埔寨国民都抗议美帝国主义的仆从巴西当局对九个中国朋友的迫害。”
在千岛之国的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中央委员会以其八百五十万成员和他们的家属的名义发表了声明，印度尼西亚人民青年团以其一百五十万团员的名义打电报给巴西临时总统，对美帝国主义和巴西当局的法西斯罪行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在南苏门答腊一次有二万五千人参加的集会上，与会者以大会的名义打电报给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向受害的中国人员表达了最热情的声援。在印度尼西亚的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和印度尼西亚的六个团体，组成了“声援在巴西反革命统治下受害者委员会”，通过决议号召印度尼西亚和全世界人民声讨巴西政变当局的残暴罪行。
在我们的近邻巴基斯坦，这个友好国家的政府，为营救中国人员作了有力的协助。各界公正人士也纷纷以各种方式，声援九个中国受害者。著名律师法赫鲁丁·易卜拉欣曾经向报界发表声明指出，为被非法拘禁在巴西的九名中国人伸张正义的斗争，必须更加大力地继续进行下去。
在日本，当我九位同志被巴西当局非法逮捕这一事件发生以后的半个月，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委员会等三十个群众团体，联合打电报给巴西临时总统，并且派代表到巴西驻日本大使馆，抗议非法逮捕和虐待中国人员的野蛮行为。此后不久，日本自由人权协会、日本国际法律家联络协会、日中贸易促进会和日本记者会议四个全国性团体，就成立了“营救中国在巴西的贸易代表及其他人员委员会”，并且决定派遣调查团到巴西去调查并营救我九位同志。到了今年二月，这个委员会的发起和参加团体，便增加到四十五个之多。
“不准迫害我们的中国兄弟！”
“我们完全站在中国弟兄一边！”
这声音来自战斗的非洲。在地中海边的阿尔及利亚，在被称为“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在正在燃烧着反对新老殖民主义斗争火焰的安哥拉、莫三鼻给……，到处都响起了声援中国受难弟兄的正义声音。这里许多国家的进步政党和解放运动组织发表声明，许多非洲自由战士发表谈话，许多报纸发表社论和文章，指出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对九名中国人员的无耻迫害，是对中国人民和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侮辱。
斯威士兰进步党驻开罗代表恩修马洛在谈话中愤慨地质问：“巴西当局为什么要给中国人抹黑？为什么要给中国人捏造罪名？为什么要提出莫须有的犯法罪状？这完全是由于美国利用巴西当局做猎狗。”曾经两度访问中国的已故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的夫人歇莉·格雷姆在她的声明中指出，巴西当局判处中国人员，“这是因为美国害怕和憎恨中国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与日俱增的友好关系”。
巴西当局宣布对中国人员的非法判决后，桑给巴尔通讯社为此发表了社论。社论说，美帝国主义和巴西当局对中国人员捏造的罪名，“丝毫也转移不了巴西人民同他们的敌人进行的斗争，也模糊不了各国人民认清美帝国主义是他们应该对付的最严重的敌人”。喀麦隆人民联盟指导委员会执行局在他们的一项新闻公报中指出：“美帝国主义者及其仆从的反华阴谋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必将自食其果。”
在我们兄弟之邦的越南，对中国兄弟表达了最热情的声援。以越南民主共和国商会为首的十五个越南贸易公司的代表，曾经在河内举行集会，通过了谴责巴西当局迫害我九位同志的决议。决议说：“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蹂躏国际法起码准则的极其野蛮的行为，这是为破坏中国和巴西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镇压巴西进步力量而服务的恶劣的政治阴谋。它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为了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而进行的恶毒的勾当。”
在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响彻了抗议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迫害中国人员的声浪。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曾经在他的一次声明中严正地指出：“对中国人员的非法判决，是美帝国主义者为了掩盖他们在巴西和拉丁美洲的侵略行动以及镇压拉丁美洲各国日益壮大的进步力量而策划的阴谋活动的一部分……。美帝国主义和巴西当局的卑鄙阴谋必将遭到可耻的失败。”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美帝国主义热中于无所不用其极地破坏中国的国际威信，破坏中国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但是，不管美帝国主义挑衅者及其仆从使用的手段是多么狡猾、野蛮和无耻，这些卑鄙的目的是不可能实现的。
正当巴西当局对我九位同志进行非法“审判”的时候，以七十八岁的日本著名律师长野国助为首的，由日本、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英国、法国和比利时七个国家的著名律师组成的国际律师团，接受九名中国人员家属的委托，在全世界人民的瞩望中成立了。国际律师团在巴西当局对我九位同志作出无理判决以后，今年一月三十日曾经在北京向中外记者发表声明说：“我们毫不犹豫地指出，这种审判是一次政治审判。我们断言，进行这种审判的军事当局，必将遭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国际律师团还同时向我九位同志发了致敬电。电报说：“我们在你们这一英勇斗争的鼓舞下，誓同全世界热爱正义的人们手挽手、肩并肩，为恢复你们的自由，为恢复正义，并在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信念下，进行坚决的斗争。”
我们写到的一切，远不能表达全世界亿万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之万一。但是，这已足够说明，放眼五洲四海，普天下到处有我们的朋友。 （本篇完，全文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