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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寨精神 大寨妇女
向红
大战“狼窝掌” 迎接新高潮
一九六五年的春季刚刚来临，但在闻名全国的大寨大队早已是一片农忙景象，大寨妇女为迎接今年农业生产新高潮，和男社员一起，大战“狼窝掌”。在战斗中，她们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争先恐后地用镢头刨土，用小车推土，用笸箩担土。雪下大了，她们不收工；手擦破了，她们不下火线。她们在刺骨的寒风中，天不怕，地不怕，用自己的一双手、一把镢头、两个肩、一根扁担，刨平了一座座的小土山，填平了一个个的大土坑。在整个冬季生产中，男社员一共垒起十九道大石堾，她们就跟着填好十九个大土坑，任务完成得又好又快。
领着大寨妇女和大寨男社员一起征服大自然的是谁？是大队党支部委员、妇女大队长、妇代会主任宋立英。
宋立英三十五岁，中等身材，很有一股刚韧劲。她十三岁就给地主当丫头，苦大仇深，干革命特别坚决，事事走在头里，是大寨有名的“常不闲”。她的这种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精神，鼓舞着全体社员，特别是男女青年们。
在这次四战“狼窝掌”当中，不但有象宋立英这样的中年妇女，而且还增加了二十多个“铁姑娘”。提起“铁姑娘”，也许人们以为她们都是些高高大大的大姑娘，其实，她们中最大的不过二十岁，最小的才十四岁，多数是十六七岁。她们人小志大，办起事来人人夸。她们在战斗中，不但能够和男青年一样猛打猛冲，经受各种考验，完成各种任务，而且为了夺取一九六五年的更大丰收，她们曾经单独超额完成了割蒿十万斤的光荣任务。
割蒿这个活，既脏又累，但姑娘们没有一个撅嘴的。蒿叶把衣服染绿了，姑娘们把衣服翻过来穿；捆蒿的绳子不够了，姑娘们解下裤带来捆，再找些树皮扎住裤子。十五岁的小姑娘李圆眼的右手大拇指割破了，还不肯回去，她说：“解放军同志轻伤不下火线，我割破一点指头怕啥！”她就用四个指头拿着镰刀再割。
“铁姑娘”们不管刮风下雨，不怕艰难困苦，翻遍了虎头山、金银瑙，把本村山上的蒿割光了，又跑到离村十多里的邻村山上去割。经过一个月的紧张战斗，终于割了十万零一百斤青蒿，超额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十万多斤蒿，这是大寨有史以来第一次压这么多绿肥，也是夺取一九六五年丰收必不可少的肥料。
心雄志又壮 改天又换地
大寨妇女的革命干劲从哪里来？是在党的长期教育下，提高了阶级觉悟，树立了改天换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革命雄心的结果，也是她们在不断地与天斗争、与人斗争中，逐步培养和锻炼出来的。
在合作化初期，大寨妇女参加集体劳动是新事，下地时，不敢把镢头扛在肩上走；学习深刨技术的时候，她们还不好意思脱掉鞋光着脚刨。那时，男社员看不起妇女，有的说：“要妇女下地干什么，不过在地里多踩几个坑。”有的说：“妇女担不能担，刨不能刨，下地只是白混分。”妇女们自己也有自卑心理，怕男社员瞧不起，认为妇女只能在家里做做针线活，做做饭，哪能参加农业生产。别的妇女怕羞，宋立英就扛着镢头走在头里。大队党支部、特别是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曾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事实，向社员们进行教育，宣传阶级解放和妇女解放的关系，宣传妇女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还向妇女进行补课，说明劳动光荣，妇女只有进行劳动生产才能彻底解放。同时，耐心帮助妇女学技术，特别经过几场竞赛，如间谷苗，妇女完成任务又快又好，赛过了男社员。事实证明，妇女是可以干得好的，男社员也就相信妇女们是能干的；妇女们对自己做务农活也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在大寨，不但听不到轻视妇女的话，而且男女老少都夸妇女劳动好，干劲大，说：“离了妇女啥也干不好。”
一九六三年八月，大寨妇女又经历了一场和“老天爷”作斗争的严重考验。七天七夜的暴雨之后，地流了，路壅了，房倒了，屋塌了，严重的困难摆在大寨男女社员的面前。怎么办？是向国家伸手要救济呢？还是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大寨男女社员坚决响应党支部的号召，不要国家的救济款、救济粮、救济物资，要求政府把这些东西支援其他受灾的阶级兄弟，决心用自己的双手，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党支部把全队人分成三路大军：一路恢复土地；一路补修、重建房屋和窑洞；一路下地抢救庄稼。
大寨妇女接受了扶苗、抢救庄稼的任务。她们卷起裤腿，拿着镢头，在泥泞不堪的陡坡上，重开道路。摔倒了爬起来再往上爬。爬上陡坡，踩着泥水干。大寨的“刘三姐”郭凤莲，领着姑娘们大声唱起歌来：“高山挡不住太阳，困难吓不倒英雄汉；脚踏岩石头顶天，大寨人民意志坚。……”她们象侍弄自己的孩子似地，聚精会神地细心地把一株株倒下去的庄稼，轻轻地扶起来。腰弯得痠痛了，顾不得直一直；汗流到脸上了，顾不得擦一擦。不到五天，扶起了三百亩玉茭、二百亩谷子。哪知道，过了五天，一场大风，又把几百亩庄稼刮得东倒西歪。看到这种情景，妇女们不气馁，不怕难，她们说：“刮倒了，再扶起来，看‘老天爷’厉害，还是妇女们的干劲大。”开始，大家费了很大劲，一根谷苗总是站不起来，不知是谁想出个好主意：把几根谷苗捆在一起。一试验，成功了。看到谷苗又站起来，别提妇女们那股子高兴劲了，她们说：“那比怀胎十月，孩子哇哇落地都高兴。”经过几天的战斗，“老天爷”比输了，几百亩谷苗又全部站起来了。秋收时，大寨大队在遭到特大的自然灾害以后，又获得了大丰收，除留够种子和饲料外，还斤两不少地完成了国家二十四万斤征购任务。
“老天爷”被人战胜了，大寨妇女改天换地的革命雄心就更大了。她们说：“只要咱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天大的困难也能战胜，再穷的村庄也能改样。”
虚心学技术 苦练硬本领
一九六四年，大寨的庄稼长得很好，特别是玉茭地更是象一幅动人的图画：秆儿长得几乎一般高，棒儿结得一样大，行距株距摆得整整齐齐。秋天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大寨大队大队长贾承让夸奖地说：“大寨共有八百来亩土地，分成二千九百多块，亩亩地里都有妇女的脚印，块块田里都有妇女的汗水。这八百来亩土地，从下种到秋收，哪一道工序也离不开妇女，哪一株庄稼也和妇女有密切关系。”陈永贵说：“庄稼长得好，有妇女们的大功劳。她们，特别是贫下中农妇女们，个个能够严守阵地，把好关口，有一套过硬的生产本领。”
大寨妇女这一套过硬的生产本领，是经过十几年勤学苦练练出来的。
合作化初期妇女们刚参加生产的时候，别说掌握农业技术，就是担三四十斤的粪担也不成。但她们没有被困难吓倒，她们说：“没有生产本领，怎么能和男社员一起使穷大寨变成富大寨？”她们先练基本功，练粗活。在学挑担上山时，一个个肩膀压得又红又肿，她们还是有说有笑：“这不能担担的肩膀，真是个‘财主’肩膀，必须加紧‘改造’它。”她们担着粪担跑得更快。干部们怕她们累坏，要调她们干别的活，她们说：“不受点累，怎么能学会。”仍然坚持干。“财主”肩膀终于被“改造”好了。接着学细活，技术活：下种、间苗、追肥、深刨等等。
大寨对下种的要求十分严格：种子大小一致、肥料多少一致、深浅一致、株距行距一致。功夫差一点也不行。妇女们开始学时，不是肥料撒得不均匀，就是点种深浅不合标准。贫农妇女贾田环因为过分紧张，不是捏籽时捏多了，就是该放玉茭时放了豆子。陈永贵便耐心地帮助她，在地头用木棍划道道，说明玉茭和豆子间作的规格和要求，还给她编成顺口溜：“玉茭、玉茭、豆”。田环听了永贵的话，决心学会这门新技术。于是她走在路上学，用大石子当玉茭，小石子当豆，一边走，一边点；回到家里还练习捏籽。她们经过勤学苦练，终于学会了。
在学锄地时，妇女们开始不会换手，不会走脚步，锄的深浅不匀，锄过的地又踩得平光光的。原来大寨在“三浅变三深”时，玉茭由浅锄变深刨，要求刨八寸，而且要刨成鱼鳞坑，还不能有脚印，好让雨水蓄得住。地踩平了就不能蓄水了。陈永贵就一边做给她们看，一边讲如何换脚，如何使劲，如何刨土。还叫每一个老农带一个妇女学着干。妇女们怕把地踩平了，在宋立英、李虎妮的带动下，干脆脱了鞋，光着脚丫子，一脚一脚地一镢一镢地练着干。
大寨妇女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苦练生产本领的。现在，就连早先瞧不起妇女劳动的贾来恒也说：“妇女们有志气，学会了担担，推平车，深刨，再苦也不叫苦，队里任务紧张，不用妇女可解决不了问题。”
培养新一代 接好革命班
“好大嫂引出个好二嫂”，大寨不但宋立英、李虎妮这些中、老年妇女阶级觉悟高，有革命的雄心和过硬的生产本领，而且，她们也很注意培养教育下一代，让革命红旗代代传下去。
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受灾的大风浪里，涌现了“铁姑娘队”。她们常常在地头、在大柳树下、在展览室里听陈永贵、宋立英讲村史，听自己父母讲家史；在团支部组织下，学习毛主席著作。她们时刻以刘胡兰、董存瑞、雷锋这些英雄听党的话，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鞭策自己，以陈永贵、贾进才、宋立英这些长辈为自己的榜样，处处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哪里活累就到哪里去，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去。在大寨遭到大洪灾的七天七夜里，她们不顾生命危险，参加了党支部组织的抢险队，帮助快要塌房子的社员搬家，到大队仓库里抢救粮食。她们还在团支部领导下，自编自演歌剧和舞蹈，鼓舞社员们的抗灾斗志。在灾后恢复生产、重建房屋和窑洞的时候，她们扶苗、担砖、运石头，干得又快又好；一九六四年从春播到冬季生产，她们割蒿、牵马、大战“狼窝掌”，很好地完成了党支部交给她们的各项任务。
党支部为了培养姑娘们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常常派姑娘们干一些有困难的活。秋天核桃成熟时，派姑娘们去打核桃。这是个苦活，树上的“洋剌子”（一种虫）掉在脸上、胳臂上，皮肤就又红又肿，痛得火辣辣的。但她们不怕。她们说：“这比起长一辈过去受的苦，算不了什么。”难怪大寨的男女社员一提起这些姑娘就赞不绝口：“这伙小姑娘真是个个好，一个赛一个。”陈永贵也说：“我们这伙小姑娘，真是大寨的好接班人！”（附图片）
大寨妇女在地头休息时，听陈永贵讲见到毛主席的情况 王文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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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做工农群众的贴心人
山西阳泉市百货公司兴隆街商店售货员 李素珍 口述
我是一九五六年参加商业工作的。几年来，在党的培养教育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逐步地认识到：虽然自己做的是平凡的售货工作，但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党和群众的关系。把供应服务工作做好了，就会进一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就会进一步促进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发展。
我高小毕业参加商业工作后，党支部经常吸收我参加上党课，系统地学习了社会主义商业的性质和作用，使我逐渐懂得了当一个售货员首先要胸有工农群众，放眼革命事业。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谈得到用什么态度对待顾客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在“学天桥，赶天桥”的热潮中，我们商店开展了“为谁劳动，为谁服务”的讨论。这些讨论进一步提高了我的觉悟。为了加强职工们的阶级观点，更好地为顾客服务，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党支部又几次组织售货员到煤矿参观、劳动。通过亲眼看，实际干，我的心和工人的心贴的更紧了。商店党支部还经常请老党员、老干部、老战士、老工人、老店员等现身说法，给我们讲在旧社会所受的压迫剥削的历史和革命斗争史，教育我们年青的一代永远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牢固地树立无产阶级观点，继承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由于党的耐心教育和亲自经受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锻炼，我的阶级感情逐渐发生了变化，见了工人农民顾客，心里感到格外亲切，为他们办了一件事，心里也特别愉快。一天，有三个工人模样的顾客来到柜台前，其中一位顾客问我：“有我穿的球鞋么？”我看他的个子又高又壮，就拿出一双四十三号的球鞋来，顾客试了试嫌小，叹了一口气说：“唉！跑遍了全市的百货商店，也没有买上一双合脚的鞋。”看到顾客为难的神情，我很自然地联想到生产，想到工人们那种生龙活虎的劲头，他们穿不上坚固合脚的鞋怎么行呢？于是，我对顾客说：“同志，请留下姓名、地址，货到后用电话通知你。”第二天，我就给有关部门写了信，不久便帮助这位工人顾客买上了一双四十四号球鞋，使他非常高兴。以后，又有六七位厂矿工人要买四十四号以上的球鞋，我都一一帮助他们买到了。
几年的实际工作使我明白了，一个售货员要为工农群众服务，还要有服务办法。有一次，忽然来了一个工人顾客，急急忙忙地说：“拿一个茶缸来。”我正忙着别的事情，请他稍等一下。不料，顾客生气地说：“等什么，我还有事。”扭头就走了。晚上，我想了很久很久，想到工人农民成天忙着搞生产，他们希望用最短的时间买上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由于自己操作慢不能适应顾客的要求，反而埋怨顾客，这不是自己没有他们那种关心生产、关心国家的情感吗？这件事情教育了我，以后，我就从快和准上下功夫。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总结出“五快五准确”的售货方法，解决了操作速度和质量问题。为了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我又采取了两种办法进行调查研究：一种是柜台调查，细心观察各类顾客的活动规律和要求特点，因人制宜地区别对待；另一种是深入厂矿居民区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购买力和他们的实际需要，以便更好地组织货源安排供应。同时，对一些孤老病残和双职工户也实事求是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由于加强调查研究，总结出了“三分”（商品陈列分用途、花色、价格）、“四知”（知道工人、居民、干部、过路旅客的活动时间及规律）、“五测”（测知顾客的特点、喜爱、表情、职业、消费水平）的工作方法，改进了自己的服务工作。
几年来，我做的工作还很不够，与党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但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大荣誉。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曾连续被评为山西省财贸战线上的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我又先后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加入了共产党。去年十二月还出席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见到了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刘主席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幸福时刻。今后，我一定不辜负党的教导，要更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做好社会主义商业工作。
（本报记者 莎荫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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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是怎样培养革命接班人的
江西兴国县五里亭公社社长 李友秀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还是个苏区青年革命干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已经成为五十七岁的老年人了。近几年来，我常常想着要赶快物色培养一批新生力量，来接替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重担。特别是党和毛主席提出培养革命接班人以后，心里就更加明亮了。从此，我便把培养革命接班人当作一项迫切的政治任务去进行。一九六三年，根据公社党委的决定，我一面建议自己负责联系的五里亭大队党支部，把这个工作列入支部的重要议事日程；一面帮助他们挑选出七个思想好、劳动好、作风好的贫下中农子女，作为培养重点，并且确定由支委以上干部分工，每人负责培养一个。我自己也在党支部统一领导下，负责培养二十二岁的女共青团员、革命烈士后代郭莲香。
用什么思想培养革命接班人？我们认为，只有用毛泽东思想，坚持阶级观点、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去培养接班人，才是正确的路子。郭莲香为人忠诚，作风正派，烈士后代，父亲是共产党员。可是，她从中学休学回乡以后，却有些不大安心务农。我就经常给莲香讲村史、家史和革命斗争史，培养她的阶级感情，激发她的革命热情。一天晚上，我问她：“你知道你祖母是怎样死的？”她说：“听说是给国民党杀死的。”我说：“对，你祖母是被国民党杀死的。苏区革命时，你祖母当过乡妇女主任。红军北上抗日后，国民党反动派把她抓去。为了要得到口供，用了种种毒刑，打得你祖母皮开肉绽，还把辣椒水浇到打烂了的地方。你祖母革命坚决，立场坚定，没有被反动派毒刑所吓倒，丝毫没有讲不利于革命的话。反动派把她提出去杀头，她还在一路上高呼：‘红军万万年，白军死眼前……’”莲香听着，不停地擦着眼泪对我说：“我一定记住党的教导，听党的话，踏着祖母的脚印，走革命化的道路。”从此，她决心在农村干一辈子。
在劳动上过得硬过不得硬，是衡量接班人的重要标准。我就经常去鼓励她，亲自教她，要求她练出一套过硬的生产本领来。平时，我经常和莲香同吃同住同劳动，做出样子来给莲香学，手把手地教她学会了犁田、耙田、播种、莳田等各项农事功夫。为了让莲香掌握更高的技术，还带着她搞了两丘试验田，前年又在井下生产队搞大面积丰产试验，还吸收其他三人参加，组成了科学研究小组。她们苦干、实干加巧干，获得了丰收。
为了使接班人将来真正能担负起革命的重担，还要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经受锻炼和考验。我们就安排莲香教夜校、帮助生产队记工分、帮助大队妇女主任写总结、念文件、念报纸、做记录等等，使她逐步学会做基层工作。不久，她被选为大队团支部书记。开初，她说没有经验，怕干不了。我就给她壮胆：“经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你不去‘经’，哪来的‘验’呀！要大胆干下去！”同时，我按照大队支部的培养计划，更加用心地帮助她，经常带她下队，在工作上边教边学边研究和边总结提高。去年春天，大队分配她到条件较差的井下生产队去，以便让她去经风雨见世面。临去前，我就着重告诉她，要依靠群众，特别要依靠贫下中农阶级兄弟，自己要事事带头，吃苦在前，得利在后。她被选为副队长后，处处带头苦干，事事与贫下中农社员商量。去年全队粮食产量，比前年增加一倍。社员们赞扬说：“今年生产队增产，要给莲香记上一功。”
培养接班人，也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莲香由于思想好、劳动好、工作积极，被选为县、省人民代表，但是在工作中却流露出一种骄傲情绪。对此，我一面表扬了她那种热情大胆，敢于胜利的上进精神；一面又指出她某些不够虚心的地方。并对她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郭莲香初步成长起来了。我们仅仅是按照党和毛主席的指示做了一些具体工作，今后将把这个任务更好地担当起来，为党为祖国培养更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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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苦难中的台湾妇女
童工出身的女设计师的成长
本报记者 林印
李兆珍是旧社会的童工，现在已经是精密电子仪器的设计师了。
解放后一年，毛主席在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向全体代表讲话，提出任务。当时，李兆珍恨不得把毛主席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可是九岁就进工厂当童工的她，连一个字也不会写，急得浑身直出汗。第二天，她一清早就起来，赶快买了一份登载毛主席讲话的报纸，小心保存起来。她暗暗地向毛主席发誓：“我一定听您的话，在建设祖国的过程中，不但更加努力生产，还要刻苦学习文化！”
一九五一年，毛主席到天津参观展览会。李兆珍向主席汇报了工作上的困难。毛主席关切地对她说：“要好好学习！”李兆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干部文化补习学校补习一年后，进入了工农速成中学。临近毕业的时候，听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叫嚣工农学生是笨蛋，根本不能掌握科学技术，她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攻下科学技术堡垒。”
一九五八年，李兆珍跨进了天津大学的大门。她基础差，学各门功课都很吃力。特别是学“划法几何”和“化学”等课程，困难就更大了。在困难面前，李兆珍咬着牙，决心努力学好功课。校党委很重视工农同学的学习，派有经验的教师辅导她，使李兆珍更增加了克服困难的勇气。
五年来，共有多少个周末，有多少个节日和假日，李兆珍几乎全在书桌旁度过了。放寒假了，同学们都回家了，教室大楼的暖气没有了。李兆珍仍然一个人披着厚厚的棉衣留在教室里看书。她认为，劳动人民学文化科学知识，不能按部就班地“走”，而要“小跑步”地迎头赶上。
为了保证集中精力学习，李兆珍一再推迟婚期。将要毕业那年，母亲劝她，她不听。母亲急了，用起激将法来。李兆珍气得哭起来，说：“妈呀！别人不了解，您为娘的还不知道女儿的心吗？”一句话，把她娘也引哭了。母女俩回忆起解放前的岁月：李兆珍七八岁的时候，看到邻居的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她也吵闹着要一道去。娘含着眼泪拉着她说：“孩子，有钱的人才能上学，你没这个命啊！”她幼小的心灵不能理解什么是“命”，但她知道，连饭也吃不上的孩子，是不能上学的。她必须领着弟弟妹妹帮母亲做零活。后来，为了让弟弟妹妹吃顿饱饭，妈妈哭哭啼啼地把九岁的李兆珍送进了工厂。直到解放，李兆珍活了二十二岁，连做梦也没梦到过上学读书的事。
世界上哪有迈不过的坎子？跨不过的山岭？一九六三年，李兆珍终于从天津大学无线电系毕业了。负责指导李兆珍作毕业设计的教师，为自己学生的成绩感到高兴。李兆珍设计的一种精密电子仪器，既能从实际出发，又带有自力更生精神，全部材料采用国产货。
李兆珍刚一毕业，就参加了国家迫切需要发展的电子仪器工业。
去年二月，李兆珍和六个同志一起接受了一种建设中急需用的精密电子仪器试制任务。当时，她们只有一张产品使用说明书，后来打听到汉口有一台。李兆珍便和另一个工程师利用春节休假，赶到汉口去研究。在试制过程中，她总是亲自动手作试验，遇到问题，虚心向老工人、老技术人员请教。她团结全组职工，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用了三个多月就试制成功，把这种仪器，投入了生产。经过鉴定，产品质量良好。
最近，党又交给李兆珍一项更重要的产品试制任务，并且让她担任这项新的精密电子仪器的主持设计师。工人们和技术人员都给予李兆珍极大的支持和力量。他们说：“帝国主义封锁我们，我们中国工人阶级一定要争口气，把更好的精密电子仪器制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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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苦难中的台湾妇女
台北妇女抗议蒋匪帮无理拆除民房
据台湾报纸报道，台北市妇女和儿童三百多人，在二月二十五日上午愤怒冲向蒋匪帮台北“市政府”，抗议台北市政当局无理宣布要拆除她们的房屋。
消息说，在台北市吉林路和长春路附近，住着二百多户居民。蒋匪帮借口这些人家的房屋是“违章建筑”，勒令限期拆毁，并且不给予补偿金。居民们闻讯后，群情愤怒，他们说，他们在这一带居住多年，一旦房屋被拆，无处栖身，生计更加困难。于是，二百多名妇女携儿带女，齐向“市府”进发。当她们来到“市府”大厦广场时，蒋匪帮派出大批警察镇压，阻止她们进入大厦内。
消息透露，蒋匪帮的台北市“市长”高玉树，在妇女群众的压力下，答应派代表进屋“商谈”。在他被迫宣称“市府”接受拆迁房屋给予“合理补偿”的条件后，妇女们才暂时离去。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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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苦难中的台湾妇女
军人家属讨饭
在台北市建国北路的一个墙角边，有一间用竹子和破铁皮搭盖的棚子，里面住着一个名叫田玉林的妇女和她的五个孩子。她丈夫柴培隆，原是蒋匪军退役军人，一九六○年一月被人杀害。他们原来住的房子，又被蒋匪帮以“违章建筑”罪名拆除。孤儿寡妇只好住到这间棚子里。田玉林原是山西大学文学系毕业生，现在她和她的五个孩子都靠讨饭生活。（附图片）
方成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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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苦难中的台湾妇女
女演员贫病交加
解放前，在大江南北著名的京韵大鼓女演员章翠凤，在台湾一直收入很少，生活十分窘迫。一九六三年章翠凤患了心脏病，不能演出；丈夫也早已失业，一家人只靠一个朋友的接济维持生活。
去年八月二十七日，章翠凤在给她的一位朋友录音鼓词的时候，一时悲感交集，一边说一边流泪，接着便哽咽不语而晕倒。经过诊断，医生说她情绪过分激动，引起了脑溢血。从此，章翠凤便一病不起，结束了她的艺术生涯。
从京韵大鼓女演员章翠凤的悲惨遭遇，可以看到台湾文艺界许多从业人员穷愁潦倒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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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苦难中的台湾妇女
台湾养女的血泪
在美国侵略者和蒋匪帮罪恶统治下的台湾，许多贫苦人家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把亲生女孩卖给人家做养女。据台湾省养女会“主任委员”吕锦花说：“目前台湾的养女，在户籍上可以看得出的约有十万人以上，但是实际的数字，恐怕不止此数，总在数十万人，可能十五个台湾省籍女人中，就会有一个是养女”。
台湾报纸说，那些买了养女的所谓养父养母，绝大部分都是把养女作为“图利工具”，买回家来，驱使她们从事力不胜任的繁重劳动，等她们长大了又立即“论人议价”，转卖出去。他们把养女不当人看待，百般虐待她们。二月五日，在高雄市就有一个名叫郭淑霞的养女向人们哭诉说：她的父亲是唐荣铁工厂的小职员，因为家境贫寒，生活逼迫，把她卖给了凤山镇镇长做养女。不久前，她只是向养母要求准予上学念书，引起了养母的不满，不仅遭到毒打，还被烧红的铁罐头筒烙伤。在基隆市义二路一个大户人家，有一个四岁多的养女江月敏，二月十七日下午四时，因为年幼无知，没有把饭煮熟，在厨房里被养母用熨斗烫伤了左手。台湾报纸透露，在台湾各地，人们只要稍为留意一下，就可以看到许多养女满身伤痕，经常可以听到养女们的哭声。
受着百般虐待的幼年养女们，随着她们的年龄增长，遭遇就更加悲惨。在台湾，妓女院和变相的妓院——“特种酒家”、“公共茶室”、“黄色咖啡室”、“舞厅”等领有蒋匪帮“营业执照”的罪恶场所中的青少年妇女，有一半以上是养女出身。在台北市保安街、甘州街、归绥街、宝斗里一带妓女院集中地，人们可以经常见到一些人在做着“一手交人，一手交钱”的“买卖”，把一批又一批的养女推入娼门。台湾养女会二月十五日发表的一个统计表透露，在去年一年中，仅是经该会处理的养女被逼为娼的案件就有六十六起。
在台湾各地，许多养女被摧残蹂躏得病死去，许多养女走投无路被迫自杀。据台湾报纸透露，不久前，台北市一个二十二岁的养女李月云和花莲市十九岁的养女刘阿尾，都因不堪妓女院里的折磨，分别服毒自杀身死。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