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所谓“新航路的发现”的真相
侯仁之
在十五世纪末叶和十六世纪初期，从西欧开始了一系列的远洋航行，为众所周知的最初两件大事就是：（一）一四九二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到达了现在古巴和海地等处；（二）一四九八年达·加马在绕过好望角之后，越过印度洋，到达了现在印度南部的科泽科德（中国古籍作古里）。前者他们称为“新大陆的发现”，后者他们称为“新航路的发现”。这就是欧洲地理发现史以及一般欧洲历史上所大书而特书的“地理大发现”的开始。
随着欧洲殖民势力的扩张，这种观点几乎被传布到世界各地。其实无论是哥伦布的成就或是达·加马的成就，只有从欧洲的局部观点来看，才能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作是一种“发现”，如果把这一观点引用于其他地方或扩大到世界范围，那显然是错误的。
本文专就所谓“新航路的发现”这一问题加以讨论。
这里首先需要回顾一下所谓新航路的发现的简单经过。新航路的探寻被认为是从第亚士才开始进入了最后的关键性的阶段，他在一四八七年沿着前人所已经屡次到达的非洲西部的大部分海岸继续南航，终于来到了非洲大陆的南端（后称好望角）。十年之后，达·加马又继续第亚士的航程前进，沿非洲东海岸北上，于一四九八年四月到达现在肯尼亚的马林迪（中国古籍作麻林或麻林地）。从马林迪出发，达·加马开始了在他全部航程中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段，那就是横越印度洋的一段，并在一四九八年五月到达了他全程的终点——科泽科德。
欧洲一些人所盛加称道的到东方来的新航路就是这样被“发现”了。但是从亚洲和非洲人民看来，这既不能被认为是新航路，自然也就很难说是“发现”了。因为这一航路的每一段，都已经为亚非航海家所航行过，而且已经明确载入史册。
首先，我们来看非洲沿岸的航路。古代希腊大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四八四至四二五年）告诉我们早在公元前六、七世纪之间，就已经有环航非洲大陆的壮举了。他曾举出了如下的事实：公元前六百年左右，埃及法老（国王）尼可派遣了一个由有名的航海者腓尼基人所驾驶的船队，从红海出航，向南驶入大洋。过了两年，他们终于经由今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安然返航到埃及。这是古代航海史上令人惊异的事件。当达·加马绕过非洲大陆南端转而向北沿岸航行时，他大约还不知道这已经是腓尼基航海家在两千多年前所已经发现过的航路，所不同的只是他在逆着他的先行者的航行方向而前进罢了。
其实沿着非洲东岸南航，并且绕过大陆南端而驶入大西洋的，在历史上还不仅仅是腓尼基人那一次。例如十五世纪的二十年代、也就是达·加马东来以前的七十多年，一个阿拉伯的航海家也已经那样航行过了。那时阿拉伯人已经沿非洲东岸自北而南，远到莫三鼻给沿岸一带，建立了海上贸易，而达·加马则正是从这些阿拉伯商人那里获得了有关向北继续航行的情报的。其次是从非洲东岸横越印度洋到达印度南部的航路，这在欧洲所谓新航路中应当是最后一段，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段，因为只有完成这一段航路之后，他们到东方来的最后目的才算实现。然而正是这一段航路，不但久已为亚非人民所开辟，而且已经连续航行了一个很长的时期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达·加马在完成这最后一段、也是最重要的一段航程时，正是借助于阿拉伯航海家马季得的导航才顺利成功的。
在这里，回顾一下亚非人民在开辟印度洋的航路上所作出来的卓越贡献，是必要的。
早在公元前的一、二世纪间，中国南海以及印度洋上的通航来往，已经见于中国记载。此后，中国南海与印度洋——特别是从中国到锡兰与印度之间，使者僧侣和商人泛海来往，络绎不绝。到了七世纪前半叶，在中国有唐朝的建立，在亚洲西南部有阿拉伯人大食帝国的兴起。两者之间接触频繁，开始了中国南海与印度洋上东西通航的新阶段。八世纪初叶以后，印度洋上东西往来的贸易日趋繁盛。在中国，自唐历宋至元，在东南沿海一带，都有指定的港埠经营海外贸易，并设专官管理通商事宜。
到了十五世纪最初的三十年间，中国的明朝政府用了很大力量来发展中国与印度洋上的海上交通，其代表事件就是由郑和所领导的七次远航。这是十五世纪末叶欧洲人东来以前最大规模的航海史上的壮举，因此有稍加介绍的必要。
郑和的七次远航，始于一四○五年，止于一四三三年，前后共历二十九年。在七次远航中郑和的船队在不同方向上所到达的最远之地，是现在的伊朗湾上的霍木兹（中国古籍作呼鲁谟斯），红海东岸的吉达（中国古籍作秩达），还有非洲东岸的蒙巴萨（中国古籍作慢八撒）。在这七次航行中，最后一次不仅保留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航海记录到今天，而且还有一幅航海图经过翻刻之后也被保留下来，这是极可珍贵的。
现在有必要把郑和在印度洋上的航路再作些分析。这些航路自锡兰和南印度以东的变化不大，可以从略，以西的却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首先应该指出，从印度南部的西海岸，无论是通向伊朗湾，还是通向红海口的航路，也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两条航路，不过最早期的印度南部海岸与伊朗湾及红海之间的海上来往，应该都是沿着海岸进行的。后来亚非航海家由于认识和利用了这一地区盛行的季风，才开辟了上述穿越阿拉伯海的直达航路。
这里需要提出的是另外一个远为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在郑和航海图以及有关记载里所记从锡兰南端的别罗里（即今之贝里格姆）或从南印度西岸的古里到非洲东岸卜剌哇（今布腊伐）或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之间的直达航路，究竟是什么时候开辟起来的？我们知道非洲东岸赤道附近地区和印度以及中国之间的海上交通，也是开始得很早的。例如公元八至九世纪时，中国已经有了关于现在索马里和肯尼亚沿岸的记载。
十二世纪以后，非洲东部国家在中国地理书上更是屡见不鲜。不过，上述中国与东非之间的来往，还都是沿阿拉伯海的航路直接或间接进行的，晚至十三世纪前半仍然如此。
应该认识到从锡兰或南印度到非洲东岸之间的横越印度洋的直达航路，较之穿行阿拉伯海的航路，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后者凭借季风便可安全航行，而前者虽然仍有季风可以利用，但是如果没有航海罗盘的帮助就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中国航海家早在十一至十二世纪之间，就已经利用罗盘于海上航行了。这是中国劳动人民对于世界文明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人们一旦掌握了这一工具，就终于离开自古以来沿着海岸或离开海岸不远而行驶的迂回曲折的航路，顺利地驶入了大洋，从而有可能使波涛汹涌、茫无涯际的大洋，开始成为被探险和被征服的人类活动的新领域。有人推测中国关于航海罗盘的使用，首先传给阿拉伯人，然后又经过阿拉伯人传往欧洲。至于欧洲人开始使用罗盘，则已是十二世纪末到十三世纪初叶的事了。可以设想，横越印度洋直接联系锡兰或南印度与非洲东岸的航路，在十五世纪初郑和远航之前，是有可能被发现的。但是在中国图籍里关于这条航路的明确记载，则是从郑和远航时开始的。在郑和航海图和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出，在锡兰与非洲东岸以及南印度与非洲东岸之间，都是直达航线，可以经过官屿溜（今马累岛），也可以不经过它。至于第七次航行中，官屿则被用作中继站，郑和原图上并有下列文字记注说：
“官屿溜用庚酉针……收木骨都〔束〕”。所谓“庚酉针”，就是罗盘上的262°左右的方位。按之今图，这一行驶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其次，随从郑和四次出航的费信在所著地理书《星槎胜览》中也有如下记载：
“卜剌哇国……自锡兰山别罗〔里〕南去二十一昼夜可至”。
“木骨都束国……自小葛兰顺风二十昼夜可至”。这里所记，也就是从今天锡兰的贝里格姆和印度南部的奎隆（或作魁朗）分别到达非洲东岸布腊伐和摩加迪沙的横越印度洋的直达航路。只是所记方向不确，应以郑和航海图为准。在开辟这一航路上，亚非有关地方的人民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前所述，十五世纪的末年达·加马正是沿着这一航路，再加上马季得的领航，这才得以顺利地完成了他的航行。
郑和的远航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长时期来亚非人民泛海来往和进行友好贸易的重要发展。这些航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开拓海上贸易。无可讳言的是明朝宫廷很想借此猎取海外珍奇，但所采取的手段仍然是和平交易、互通有无。通过这样的贸易关系，也促进了外交关系的发展。值得重视的是伴随这种关系所进行的民间贸易。随着郑和的船队还有外国使者和商人来往。也就在这时期，中国民间的海外贸易也有了很大发展。
总之，郑和的航行大大促进了中国和亚洲南部以及非洲东部诸国之间的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而中国和东非的直接通航，更是海上交通的新发展。
但是，自从达·加马找到了这条到东方来的航路之后，后继者跟踪而至。他们并不以到达印度为满足，而是向东方继续前进。很快地他们就通过了马六甲海峡，进入了中国南海，终于在一五一六年来到了中国南方的海上门户——广州。走在最前面的是葡萄牙人，其他西欧国家如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也不甘落后。这是一股汹涌而至的殖民主义的逆流，它冲激着非洲大陆，侵袭着印度洋上以及太平洋西部的众多国家，世代相传友好互惠的亚非人民之间的海上往来，从此被打断，代之而起的却是殖民主义者对财富的掠夺、对土地的征服，以及对无辜人民的奴役、贩卖和屠杀。尾随在这些西欧国家之后的还有美国。美国晚至一七七六年才摆脱了作为英国属地的地位，但是它很快也就成为一个殖民主义者。
现在，美帝国主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殖民主义者的代表，悍然以世界宪兵自居，妄想扑灭从亚洲、非洲一直到拉丁美洲到处都在熊熊燃烧着的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火焰。但是，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是不可阻挡的；在这一伟大的历史潮流中，新老殖民主义者必将同归于尽。同时在殖民制度的扩张中被广为传播的所谓“新航路的发现”这一名词，也必须予以摈弃，因为这个名词不但歪曲了历史的事实，抹杀了亚非人民在航海事业中的贡献，而且是对殖民主义者本身的一种歌颂。
第5版()
专栏：
外滩——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见证
诚士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上海是各国帝国主义侵略全中国的一个重要堡垒，而外滩则是帝国主义侵略活动的极其重要的中心。百余年来，上海的外滩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今天，外滩已经是人民的外滩，但回忆起它的历史，不能不激起人们对帝国主义的深切仇恨。
冒险家的“滩头阵地”
一八四五年，英国冒险家们登岸以后首先在外滩建立起他们的“滩头阵地”。接着，各国的冒险家接踵而至，于是外滩就逐渐形成为各帝国主义的租界中心。一八五○年前后，自外白渡桥堍到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一带，已经分布着英国领事馆和十几家英、美等国的洋行。
当时在外滩只有“江海北关”一幢房子是属于中国的。这是一八四六年清政府应外商要求设立的专门办理外国商船征税等事务的机构。外国侵略者为了自己贩毒和走私的利益，早在一八五四年，就操纵了上海海关，并于一八五九年后，进一步掌握了全国的海关。解放前近百年间，海关一直是各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工具。
以外滩为中心的洋行，凭借租界的特权，依靠领事和海关的庇护，就大干起他们的冒险“事业”来。在最初数十年间，外国商人用各种手段推销工业品，掠夺中国的茶、丝等物资，走私逃税，特别是以贩卖鸦片大发洋财。当时，在他们运进的货物中，仅鸦片一项经常要占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自一八四三年开埠起的三十年间，输入上海港的鸦片将近一百万箱之多，占全国进口总数（约一百八十余万箱）的百分之五十五左右。这些鸦片的进口价值约为五亿两银子，其中侵略国政府的税收和各洋行的暴利近四亿两。这种巨额利润的一部分又转化为进一步剥削中国人民的资本，在中国投资的一个重要来源。
除了贩毒以外，冒险家们还帮助中国反动派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办法是借钱和贩卖军火。这样既可以借中国反动派之手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又可以得到巨额利润。
直到抗日战争前，设在外滩的外国洋行在三百家上下，约占全市外商企业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它们分属英、美、日、法等十来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财团；经营的行业则从进出口贸易、航运、工业、房地产、保险一直到股票投机；在规模上，不是经营多种行业的大财团，便是垄断着重要工业设备与原料或日用必需品市场的大托拉斯。它们榨尽了中国人民的血汗，而中国的封建、买办阶级便是它们的忠实走狗。
无孔不入的“洋行之王”
号称“洋行之王”的怡和洋行，是英国侵略中国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一个垄断资本集团。怡和洋行一八三二年成立于广州，它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策动者，是继东印度公司后在华南活动的最大的鸦片贩子。上海开埠初期，怡和洋行输入上海的鸦片数量一直在各洋行中占第一位。
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怡和洋行的侵略魔爪进一步伸入我国的许多经济部门，成为一个庞大的垄断资本财团。它的总部设在香港，分支机构遍布我国几十个重要城市。上海是它全部侵略“事业”的中心。怡和洋行不仅经营进出口贸易、航运、码头仓库、工业（包括缫丝、纺织、食品、冷藏、打包等）、铁路、矿山、房地产、水火保险、公用事业、航空等“事业”，还有许多间接控制或参与经营的企业。怡和经营的各种事业规模都很大，在上述行业中占有垄断地位或重要地位。怡和洋行还有强大的金融势力作后盾，它是汇丰银行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汇丰银行最大的股东。
进出口贸易是怡和洋行的起家买卖。除了输入鸦片外，还经营棉织品、机器、五金、日用消费品等，然而更为重要的经营项目却是军火。为了这项罪恶买卖的需要，上海怡和机器有限公司特设“军火处”，并由怡和的另一企业——公和祥码头仓库公司专辟两个仓库堆放军火。在出口贸易方面，从极贵重的矿砂一直到廉价的鞭炮，怡和都要运销出口。它在中国各地遍设行栈，大量搜刮土特产，而其中茶叶是它最早与鸦片同时经营的最大宗的一项。直到一九四七年，怡和经手输出的茶叶数量仍占我国茶叶出口总量的一半左右。
怡和的航运事业是在鸦片走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八八一年，怡和洋行组成一个印华航业公司，即后来的怡和轮船公司。抗日战争前，它与太古（英）、日清（日）是垄断我国沿海和长江航运的三个巨头。
为了扩大其航运和贸易的需要，怡和洋行于一八七五年成立了公和祥码头仓库公司。解放前夕，这家公司拥有上海港码头总长度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占有的仓库面积达二百五十万平方呎以上。可是码头上却没有什么机械化的装卸设备，码头工人的血汗便是它的巨大利润的来源。
怡和在上海经营工业也是很早的，还在一八八二年就办了怡和丝厂。一九一○年时怡和丝厂的缫车在上海外商缫丝厂中占百分之二十九以上，年产量占百分之二十八。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后，怡和纱厂是首先开办的四家外商纱厂之一。一九二一年，怡和并吞了一家华商和一家英商的纱厂后，成立怡和纺织有限公司。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它拥有十七万多枚纱锭，三千二百多台织布机，四千枚毛纺锭，是上海实力雄厚的纺织集团之一。后来，怡和又经营食品、冷藏等工业。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怡和为首的上海各洋行就在阴谋劫夺我国的铁路建筑权了。到一八九八年，怡和洋行和汇丰银行联合组成中英银公司，专门投资于中国的铁路。象京奉、沪宁、沪杭和广九等铁路，都有它的巨额投资。从一八九八年京奉铁路开始到一九三七年，这家公司的铁路借款总计约有一千一百四十七万镑，四百五十八万银两又二百万元。中英银公司从这些借款中，除了利息以外，还要收取回扣、经理手续费及其他报酬，并且要以铁路财产为担保。这些借款还规定由汇丰银行发行债券，由怡和洋行供售设备和材料。通过这种借款，英帝国主义达到了既增加资本输出，又扩大商品输出的目的。英帝国主义还由此勒索了各种特权，划定其所谓“势力范围”。
怡和洋行的侵略和掠夺罪行，都是与清政府的官僚、北洋军阀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四大家族官僚资产阶级的紧密勾结下进行的。
怡和财团在中国侵略了一百多年，它从中国人民身上究竟榨取了多少利润？根据偶尔透露的一些点滴材料来看，怡和洋行主要创始人渣甸的资本，至多是他在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走私船上贩卖的两箱鸦片。这个庞大财团资本的积累完全是从剥削与压榨中国人民而来的。早年怡和在广州贩毒的二十年左右时间里就赚了一百万英镑。侵入上海以后，其利润之大更骇人听闻。例如，怡和纺织有限公司成立时的资本为一千一百万两，而其一九三八年的账面盈利也接近一千一百万元。
“房地产大王”的真相
以贩毒起家的沙逊财团是英国在华四大财团之一，它是由沙逊家族一八七二年在上海开设的新沙逊洋行（总行在印度）发展起来的。新沙逊洋行一开设就进行贩卖鸦片的罪恶勾当，到二十世纪初，由它输入上海的鸦片每年在四千至六千箱左右，大体上等于当时鸦片进口总额的百分之十。仅在一九○七到一九一四这七年的时间里，沙逊洋行从贩毒上获得的暴利估计达二千万两银子。
一九二一年，沙逊洋行改组为沙逊有限公司。此后，沙逊又投资于英商安利洋行。这个洋行进口的商品，从化妆品一直到飞机、大炮，并且还经营好几个工业企业。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七年间，它用安利洋行名义卖给国民党反动派大批军火，据不完全的统计有：教练机七十架，巡逻舰二只，各式枪械一万二千二百枝，各种子弹二千五百万发，钢盔十万具，炸药四十吨。它还代理意大利等国洋行的军火交易。
在旧上海，房地产投机是一桩可攫暴利的买卖。沙逊公司把它的公开业务的重心放在这上面。它和哈同洋行等操纵了上海房地产的投机买卖。从一九二六年起到抗日战争前，沙逊直接经营和投资控制的房地产公司共有九家之多。不多几年，沙逊在上海已拥有土地六百多亩，大小房屋一千九百多幢，成了上海的“房地产大王”。
沙逊洋行究竟是怎样变成“房地产大王”的呢？它攫取房地产的手段之一是以极端苛刻的条件做房地产押款生意，由此并吞了许多中国小业主的土地房屋。大约从一九一四年起，沙逊洋行把夺得的大批地产出租给别人去营造房屋。根据合同，土地的租期（十五至二十五年不等）满后，房子就要无偿地归它。采用这种方法弄到的房屋建筑面积达十四万平方米以上，占地一百四十六亩。沙逊在出租这些土地期间，不担任何风险，并且还收到了七百多万两银子的租金，期满后又不花分文得到一大批房子，真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
出售那些破烂不堪的里弄房屋（它们的本钱早已从租金中收回了好几倍），换成可以收取更多租金的高层建筑，是沙逊扩大房地产的另一个办法。例如，在一九三○至一九三二年间，他利用当时租界人口（由于战争等影响）激增的情况，高价出售一批旧屋，同时造成了三座十层以上的大楼，而前者所得的价银就大大超过了后者的造价。
沙逊财团在扩张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官僚资本的支持。一九三四年沙逊为了拿下哈同的十六处遗产，用中和地产公司名义发行公司债一千八百万元，当时的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就以近一千万元的巨款承购这种债券。
一九三五年，“房地产大王”沙逊正式并吞安利洋行。他只花了极小的代价便拿到了公共汽车、啤酒制造、船坞等七个企业。这些企业的原资本额有三千三百万两。此外，沙逊还投资于一些上海有名的大公司，如业广地产公司、会德丰洋行、正广和有限公司等，并派出其家族中的心腹人去担任董事等职务。到抗日战争前后，沙逊公司已是一个经营房地产、进出口、工业、公用事业、运输、保险和银行信托等事业的大财团，其侵略势力伸入中国南北各主要城市。
旧中国金融市场的操纵者
外滩不仅是外国洋行的中心，而且又是帝国主义银行的集中地。一九三二年，上海共有三十家外国银行，其中较大的有汇丰、麦加利、有利、大英、沙逊、横滨正金、台湾、友邦、东方汇理、荷兰、华比等银行，它们分属于英、日、美、法、荷、比等帝国主义国家。这些外国银行是洋行的财政支柱，而洋行也往往是银行的股东。
一八六四年，汇丰银行在香港设立。次年它即设分行于上海，并随即把它的分支机构分布到好几个通商口岸。抗战前夕，汇丰银行在中国十四个重要城市设有分行。
汇丰银行开办时的资本，主要就是那些洋行从中国人民身上所掠取的鸦片利润。它成立时的资本为港币二百五十万元，到一九二一年时已增为港币二千万元。仅从该行公开发表的账面盈利数字来看，在一九○一至一九三七年这段时间里，它就掠夺了港币三亿六千余万元。
汇丰银行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它通过低利放款、信用透支和条件优惠的押汇等方法，来扶持侵华的英商企业，成为在华英商最重要的财政支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它的外汇业务经常要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量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左右。它通过对中国国际汇兑的操纵，操纵了中国的金融市场。
汇丰银行在上海设行之初，还利用中国的钱庄为工具，把自己的金融势力伸入到中国内地去。它利用“拆票”的形式贷款给中国钱庄，以控制一些中小的钱庄。这样，钱庄就成了买办化的高利贷资本。只要汇丰等外国银行拒用钱庄庄票或要求兑现，就会使大批钱庄倒闭。
此外，汇丰银行还凭借特权在中国发行纸币，吸收中国人的存款作为它扩充实力的手段。一八七○年，汇丰的纸币发行额即达一百七十一万港元，相当其实收资本的三分之一以上；一九一四年底的发行额上升为二千七百二十四万港元，差不多等于实收资本额的二倍；到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间，发行额达到一点二七亿港元之巨。它在中国发行纸币的数量为各外国银行之冠。汇丰银行用滥发钞票的办法操纵了中国的金融市场，掠夺了大量中国人民的财富。
汇丰银行开办时存款约有三百余万港元，到一八九五年时就上升为一亿四千余万元，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中国的官僚、买办、地主富绅的存款。汇丰银行通过吸收存款与发行纸币获得了巨额资金，也就大大扩充了其扶持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实力。仅从一八六五到一九一四年的材料来看，“贴现和放款”业务就扩大了四十五倍。
在中国近代史上，勒索战争赔款和贷给历届反动政府的借款，是帝国主义各国吮吸中国人民脂膏的一个重要手段。帝国主义贷给反动政府的款项，绝大部分就是从它们在中国掠取的巨额鸦片利润和战争赔款转化而来的。
汇丰银行是经手英国对华借款的主要银行，它还经收赔款。这就使它得以进一步操纵中国的财政，干预中国的政治。据有关材料，从一八五三到一八九三年间，清政府共借了约有四十三笔外债，折合库平银四千六百多万两。汇丰银行先是参与各洋商的联合贷款，而从一八七四年起就单独借给清政府十七笔款项，共二千九百余万两，占清政府全部外债的百分之六十三。接着，在一八九四至一八九八年的五年内，清政府所借的甲午战费和偿付对日赔款等的借款（铁路借款不在内），折合库平银达到了三亿五千余万两之巨。其中汇丰银行贷出的就占了一亿三千余万两，并且借款条件极其苛刻，规定要以海关税收为担保，利率高，实交折扣大。这些借款又大都规定以外币计算或作价，而交付银两。汇丰银行操纵着中国的国际汇兑，能够随时抬高或压低外汇兑价，以此进行勒索。例如，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合贷的“英德续借款”，只按百分之八十三的折扣实交清政府。同时双方按合同规定，在借款清偿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必须由英国人担任等等。这就说明了，在帝国主义贷给中国政府的借款中，汇丰银行从一开始就占有重要的地位，并通过借款取得英帝在华的各种特权。
中国近代外债史上臭名昭著的“善后大借款”，是帝国主义银行通过借款，榨取巨额利润、勒索各种特权并进而操纵中国财政的又一个典型例子。这个所谓“善后大借款”，是经过帝国主义各国剧烈竞争后，于一九一三年春天由英、德、法、俄、日等五国组成的银行团（汇丰是首要分子）和袁世凯政府签订的一笔二千五百万镑的借款。按照合同规定，这笔借款按八四折扣实交，扣除手续费、汇费后，只有二千零七十一万余镑，在这个数目里还要扣除各项到期应还外债本息和所谓“辛亥革命外国损害赔偿费”。这样，连同合同签订前的五次垫款在内，袁世凯政府实际到手的银数折合英镑也不过九百九十八万镑，只占合同额的百分之三十七。袁世凯拿了这笔钱就发动了铲除异己的内战。而从一九一五到一九三四年间，用关、盐两税抵付的这笔借款本息银却达到了三亿元左右，超过当年袁世凯政府实收数约两倍。
在这笔借款成立后，帝国主义还在北洋军阀政府的财政、银行等部门派进了顾问，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关税的余额和全部盐税成为这项借款的担保品，并规定要设立盐务稽核所，由外籍顾问和会计等人员掌握大权。自此，中国关税和盐税两项主要财政收入，就完全由汇丰为首的五家外国银行来支配了。
一九三四年，美帝国主义为了争夺中国货币权等原因实施所谓白银政策提高白银价格，引起伦敦世界市场上银价的上涨。这就吸引了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所谓“白银风潮”。“白银风潮”造成了中国严重的货币信用危机与经济危机。这时，汇丰银行又借口申新纺织公司一笔二百万银元的借款到期无力偿还，悍然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将为借款作抵押的申新七厂拍卖给日商。在社会舆论的压力和申新七厂三千多职工的反对下，汇丰银行也终于被迫取消拍卖，同意将押款转期。
自从国民党执政以后，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迅速扩大。因此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汇丰银行尽管还有很大的势力，但是它在中国侵略事业的“黄金时代”却已经过去，垄断地位已经动摇了。
最后一个侵略者的嘴脸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英勇抗战，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可是由于蒋介石反动派的反共卖国，上海又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天下。
一九四五年九月，紧接着日本投降后，美国舰队开进了黄浦江。外滩成了美帝国主义在上海的一个侵略活动据点。上海被美帝利用为帮助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的一个重要中转运输基地。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美帝的“帮助”下，官僚资本的招商局在外滩复业。它从美帝国主义手中拿到二十八万余吨的“剩余船只”，因此美国资本也就进一步控制了这个企业。招商局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为蒋介石运输大量军队和军需物资。
战后，美国在外滩的银行和投资公司恢复和增加了。美国人李度当了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新的美国经济侵略机构纷纷在外滩设立。外滩的美军专用码头更是成了美军走私的据点。不但如此，美帝国主义通过四大家族之手，还取得了在中国倾销商品的独占专卖权，而由四大家族充当它的总买办。各式各样的美国货涌入中国市场。上海就变成了美货进口的主要港口和倾销中心。
开设在汇丰银行大楼里的扬子建业公司，是美国货在中国的经纪人。它属于孔家班（孔祥熙家族），成立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在纽约设有分公司。它在成立之初就独家经营十六家美国公司的出品，等于是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分销处”。同时，该公司所属的利喴汽车公司，是美、英汽车托拉斯在中国的代理人。当时许多民族资本企业申请外汇十分困难，而扬子公司却拿了官价外汇大量进口奢侈品、消费品，攫取成倍的利润。它还和宋子文的孚中公司一起包办了向美国购买大宗棉花、药品的赚钱生意。此外，深入内地搜购土特产出口，也是它的重要经营项目。
在上海市场上的美国货当中，还有大量的“救济物资”，这是在“善后救济”幌子下的另一种倾销形式。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开始，美蒋又以运送“救济物资”到内地去为名，用二十万吨美军
“剩余船舶”组成一个“水运大队”，在我国沿海和内河到处航行。它抢走了许多民族资本航业的营业。它为四大家族的私人公司装运美国货到各地去，为蒋介石运送军需品。
到一九四八年为止，运抵中国的“救济物资”，据估价共值五亿余美元。这些物资，一部分被蒋介石移作了反革命战争之用，另一部分则变成了四大家族及其有关人物投机牟利的资本。它们实际上是“救济”了四大家族，“援助”了蒋介石打内战，而中国人民得到的却是饥饿和死亡。
总之，在战后，由于美帝实行倾销的侵略政策，上海的民族工业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到一九四六年底，根据不完全统计，上海的三千四百余家民营工厂，已经倒闭的有二千五百九十余家，许多工厂在战后还没有来得及开工就关了门。全市失业工人达三十万，占当时全市产业工人总数八十万的三分之一以上。这就是“美援”的实质！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我国古代货币新资料的研究
我国科学工作者解放以来通过发掘和调查，获得很多古代货币，为研究我国古代货币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最近，汪庆正在《十五年以来古代货币资料的发现和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一九六五年第一期）一文中，根据新发现的一些货币资料，就古代货币史中若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货贝”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实物货币。关于它的使用年代的上下限，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汪庆正认为，“货贝”在夏文化或商早期以前文化时期，已经普遍使用。而从殷代和西周遗址、墓葬中“货贝”的出土情况看，它随殉葬奴隶埋在一起，有的还同蛤壳串联起来当饰物。可见当时它已不是一种货币，而是一种并不珍贵的装饰品了。他还依据恩格斯对古代货币起源和发展序列的论述，进一步推断至少在殷代后期和西周，我国已进入了金属称量货币时期。
汪庆正还对新发现的耸肩尖足空首大布作了说明。他认出这枚在山西侯马牛村古城出土的空首布币面上的文字是“×××黄釿”。他说，新莽有“大布黄千”币，“黄千”即一个大布当一千的意思，因而“×××黄釿”亦即这个尖足布当“一釿”的意义。汪庆正断定，“釿”是青铜的重量单位，也是一种货币标度。经过对传世釿布的调查，他算出“一釿”约重三十四——三十七克，并由此推出古代衡制里的另一个单位“益”的重量约为三百四十八点七五克，约等于十釿。这枚“×××黄釿”布同传世的耸肩尖足空首大布及汲县山彪镇发现的空首布相较，其重量和体型比前者稍轻和小，比后者稍重和大。汪庆正认为，这可能是符合马克思的论断：“金属铸币的名义含量与金属含量间最初并不显著的差别可以发展成为绝对的分裂”，即铸币减重的过程；也可能是有过一次衡制改革。
关于金、银“币”，汪庆正认为，黄金和白银在我国古代曾被铸成各种形态，如长条形、元宝形、马蹄形等。但是，它们都被按重量进行交易，是称量货币。因此，黄金和白银在我国古代基本上没有稳定地取得严格意义的货币地位。
此外，汪庆正还提出和探讨了其他一些问题，如秦半两钱的始铸年代和断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