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3月12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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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产棉区要力争粮棉双丰收
我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既要种粮食,也要种棉花。在棉花集中产区,光种棉花好不好?经过多年来的实践经验,现在已经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就是在棉花集中产区,实行粮棉并举,也是比较有利的。力争粮棉双丰收,是我国产棉区生产发展的正确方向。
既种棉花,又种粮食,还要双丰收,这就产生了所谓粮棉矛盾,就是粮棉争地、争肥和争劳力的矛盾。怎样对待这个矛盾?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方法。
一种态度和方法是:反正耕地只有那么多,要多种棉花,就要少种粮食;要多种粮食,就要少种棉花。肥料只有那么多,这一部分地里多上了,另一部分地里就要少上。劳动力也只有那么多,要好好侍弄这个,就顾不上好好侍弄那个。总之,认为这个矛盾是不能解决的。要我们这里多生产些棉花吗?那就只好少生产一些粮食,只好请求国家多调入一些粮食。要我们争取粮食自给有余吗?那就只好少生产一些棉花,少交售一些棉花。这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采取这种态度和方法,就是用片面的、静止的观点看问题,只看到粮食和棉花争这个、争那个的一面,而看不到粮食和棉花密切结合、互相促进的一面;只看到眼前的耕地、肥料、劳动力有限,而看不到单位面积产量可以提高,肥料可以多积多造,劳动效率可以不断增进。总之,把事情看成固定不变的,把人看成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
另一种态度和方法是:耕地有限,就千方百计提高土地利用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肥料不多,就千方百计开辟肥料来源,并且用改进耕作制度的办法,来保养和增加土地的肥力;劳动力不足,就千方百计改进劳动管理,改革生产工具,并且用合理安排作物品种的办法把各种农活适当错开。这样,不仅可以实行粮棉并举,而且可以做到粮棉双丰收,甚至还可以做到粮棉双高产;不仅可以保证完成增产和交售棉花的任务,同时又做到粮食自给,而且还可以更多增产和交售棉花,同时又做到粮食自给有余。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和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采取这种态度和方法,就是用全面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看到粮食和棉花的矛盾正是它们之间互相促进的动力,只是在不能正确处理这个矛盾的时候,它们之间才会发生互相妨碍的现象。总之,把事情看成不断前进的,把人看成积极主动、大有作为的。
对待同一事物采取两种不同的态度和方法,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也必然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拥护者,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反对前一种态度和方法,提倡后一种态度和方法。
许多事实证明,后一种态度和方法是正确的。在我国南方北方各产棉区,都已经出现了不少粮棉双丰收的先进单位。今天本报介绍的江苏省启东县就是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范例。启东是集中产棉区,一九五九年以前,每年需要国家调入大约一亿斤粮食。几年来,他们摸索出了一套粮棉并举、互相促进的办法,较好地掌握了当地农业生产的规律,实现了粮棉双丰收、双高产。一九六四年亩产皮棉一百三十一斤,亩产粮食八百三十二斤。全县每人平均只有一亩三分地,一九六四年每个农业人口平均交售皮棉九十一斤,交售粮食六十七斤。湖北省新洲县刘集公社,也是粮棉双高产的典型,一九六四年棉田亩产皮棉一百七十七斤,水田粮食亩产千斤挂零,棉粮征购任务都超额完成。在北方棉区,也有这样的范例。山西省曲沃县在受灾严重的情况下,已经连续两年亩产皮棉八十斤,一九六四年有五十六个大队亩产皮棉百斤以上;粮食产量几年来连年增长,每年除了交售大量的棉花以外也交售了大量的小麦。山东省夏津县新盛店公社任宫庄大队,一九六四年亩产皮棉一百三十六斤,平均每人交售皮棉一百七十二斤;粮食平均亩产五百七十五斤,在每人平均只有七分多粮田的情况下,除自给外还卖给国家余粮三万五千斤。做到了粮棉双丰收的单位,在各个产棉地区都可以找到。
启东县、曲沃县和其他许多先进单位为什么能实现粮棉双丰收?正是因为那里的各级干部和广大社员,对于粮食和棉花的矛盾,采取了后一种正确的态度和方法,首先抓了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启东县的一些领导干部,最初对于能不能确保实现粮棉双丰收也是没有把握的。由于当地口粮过去主要是国家供应的,有些人滋生了依赖思想,认为国家给棉区粮食是理所应当,认为要多生产粮食就不能再增产棉花。他们自己先学习和讨论了党的生产方针和生产发展形势,加强了“站在长江口,望到天安门”的全局观点,认清了粮棉并举的必要性,树立了敢于挑重担子的雄心壮志。他们又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作了多次调查研究,反复分析比较,看到了粮棉并举的优越性和可能性,找出了解决粮棉矛盾的种种办法。县、区、社三级干部又深入许多大队蹲点,同社员群众、科学技术人员一起大种样板田、试验田,在实践中进一步验证和发展自己的思想认识;并且通过一些样板,把粮棉互相促进的经验推广到广大群众中去。这样,他们在实行粮棉并举这个领域里,就从必然王国逐步走向自由王国。
对于粮棉矛盾的问题,不是一次就能彻底解决的。随着形势的发展,还会产生新的问题。解决了粮棉能不能并举的问题,不等于解决了粮棉能不能双丰收的问题。双丰收的问题解决了,还有能不能双高产的问题。几年来,启东粮棉年年增产,特别是一九六三年获得大丰收以后,一些干部的自满保守思想普遍抬头。有人说:不要贪心不足,以后能保持住一九六三年的产量就不错了;有人认为:产棉区粮食自己够吃就不错了,不必为增产更多粮食多下力气。启东县党政领导干部又进行了学习、讨论和调查研究,认清了进一步争取粮棉双高产是必要的、可能的。然后,就大做思想政治工作,对广大干部和社员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提出:发展生产是为了革命,不光是为了一家一户的吃穿;要摆正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的关系,争取粮棉双高产,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把粮棉双高产的活样子摆出来,开展学先进、赶先进运动,促进大家力争上游。他们还发动大家总结经验,从各单位之间的差距中挖增产潜力,找增产办法。人们思想解放了,认识提高了,懂得了粮食和棉花产量高了更有利于互相促进,并不是互相妨碍;懂得了人是进步大了就更有劲,停步不前就会松劲。这样,不断革命的精神就大大发扬,在各种各样的困难面前就能无往不胜。启东县一九六四年的粮棉双高产,就是这样在革命辩证法指导下取得的。
唯物辩证法之所以无往不胜,不仅在于它用不断革命的思想鼓舞人们勇往直前,还在于它指引人们按照客观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指示人们集中主要力量解决关键问题。就启东的情况来看,要使粮棉双双丰收、互相促进,关键在于调整作物茬口布局;并且把全县各公社的棉田、粮田面积加以适当的调整,使两者之间有个合理的比例。过去启东棉田过于集中,产棉区很少生产粮食,这不但要大量耗费向产棉区供应粮、草的运输力,还使产棉区很难储备一些粮食,粮食的品种也不易满足产棉区群众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这样不能合理地轮作倒茬,不便充分利用地力和保养地力。粮棉种植比例合理了,作物茬口布局合理了,粮棉矛盾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茬口安排得好,土地能充分利用,争地的矛盾就可以缓和以至解决;轮作安排得好,地力能适当保养和增进,争肥的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作物布局和种植季节安排得好,争劳动力的矛盾也就比较容易解决。这些矛盾解决了,粮棉的单位产量就能同时提高,就能收到以棉促粮、以粮保棉、粮棉双丰收的效果。本来,粮棉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集中表现在产量上:单位产量越低,两者之间互相掣肘就会越厉害;单位产量都提高了,两者之间互相促进就会更明显。因此,提高单位产量是解决粮棉矛盾的根本途径。究竟怎样提高单位产量,各地具体情况不同,关键性的措施也必然会各有不同。要把当地的关键找出来,就要用充沛的革命精神做细致的科学研究。启东目前实行的二年四熟轮作制,就是用科学观点、科学方法从当地农民群众的传统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增产关键也不是抓住一个做好了就完结了。一个主要问题解决了,必然会有别的问题上升到主要地位。启东解决了茬口安排这个粮棉增产措施上的主要问题之后,如何在棉花生产上变迟培晚发为早培早发,就成为主要问题。一九六四年他们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实现粮棉双高产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取得粮棉双高产以后,他们注意及时纠正部分干部骄傲自满的思想,继续向先进地区找差距,继续在社与社和队与队之间找差距,继续在增产措施方面研究堵塞漏洞的办法。他们这种不断革命、不断前进的精神,和每个时期集中主要力量解决一个主要矛盾的方法,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启东是一个人口较多、耕地特少的地区。他们经过一番努力,不但实行了粮棉并举,而且实现了粮棉双丰收、双高产。大部分产棉区每人平均耕地比启东多,只要象启东的同志们那样鼓足革命干劲,坚持科学态度,利用有利条件,改造不利条件,也一定能够在继续增产棉花的前提下,逐步实现粮食自给以至有余,做到粮棉双丰收,甚至做到粮棉双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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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启东粮棉高产的来历
  江苏省启东县副县长 秦素萍
我县在长江入海口的北岸。一九六四年种棉花五十九万多亩,占耕地大约一半,亩产皮棉一百三十一斤,比一九六三年增加五十一斤。粮食亩产八百三十二斤,比一九六三年增加一百三十多斤。向国家交售皮棉七十六万五千多担,向国家提供粮食五千六百五十万斤。按农业人口平均,男女老幼都在内,每人交售皮棉九十一斤,交售粮食六十七斤。
一九六四年我县粮棉生产双高产,是党的总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胜利,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县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发扬革命精神、坚持科学态度、大搞群众运动的结果。
能不能“挑”?
一九五九年以前,我县的情况是:“国家给粮食,农民种棉花”,每年需要国家调入粮食一亿斤上下。这样既增加了国家供应粮食的负担,也滋长了群众依赖国家的思想。一九六○年,我们根据地委提出的“老棉区粮食自给有余”的号召,开始注意粮棉双丰收的问题。
既要继续增产棉花,又要粮食自给有余,能不能办到呢?当时,全县从上到下都没有足够的把握和信心。不少人认为:耕地有限、力量有限,顾了这头就顾不了那头。要粮食自给有余,除非少产棉花;要多产棉花,除非多供应粮食。要把两头一起挑起来,有这样的肩膀吗?有这样的力气吗?
敢不敢挑起这样的担子,实际上是对国家要不要有更多贡献的问题,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条件的变化有没有足够认识的问题,同时也是对粮食和棉花的相互关系有没有正确了解的问题。县里的领导同志充分讨论了这些问题,认清了粮棉双丰收对国家、对本县、对集体、对社员都大有好处,也看到了粮棉是能互相促进的。从本地生产条件看,虽然在黄海边上,垦殖年代比较短,常受海潮和旱涝威胁,但是七、八年来已经修建了不少防害兴利的工程,开挖了许多河道、泥沟,形成了配套的条田。在群众中,有争取粮食自给的迫切愿望,生产经验也越来越多。实际上,全县从一九五八年以来,粮棉产量基本上是年年增加的。只要加强领导,发动群众,好好总结过去的经验,尽力创造更多的条件,一定能挑起粮食、棉花都更多增产的担子。
我们大做思想工作,向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提出“站在长江口,望到天安门”的口号,引导群众向土地要粮、要棉,不再伸手向国家要粮,而要争取粮棉双高产,对国家做出双贡献。
有了革命干劲,粮棉双丰收的增产办法也就能够找出来了。我们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同群众一起总结并积极推广用地与养地相结合、合理轮作的耕作制度。经过不断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改进提高,形成了夏熟“半麦半豆”,秋熟“半粮半棉”的二年四熟轮作制。这就是:第一年在麦行间套种棉花,秋季棉花拔秸前在棉花行间点播蚕豆(种三行或四行蚕豆,收二行,埋青一行或二行作为玉米基肥),第二年在蚕豆行间套种春玉米(每隔三行蚕豆,套种一行玉米),玉米株间再间种赤豆(每隔一穴玉米间种一穴赤豆),蚕豆收获后在玉米行间套种黄豆,玉米、黄豆、赤豆收获后再耕地种麦子(即三麦—棉花—蚕豆—玉米间作黄豆、赤豆。)
实行这种耕作制度,能够比较好地处理粮棉关系,解决粮棉争土地、争劳力、争肥料的矛盾,促进粮棉双增产。由于能充分利用土地,合理搭配茬口,就解决了粮棉争土地、茬口的矛盾。种豆科作物可以增加土壤肥力,种蚕豆使用磷肥,以磷增粮,又以磷增氮,豆秸大部分又可作肥料还田。这样就能在高度利用土地的情况下,使土地越种越肥。对豆科作物与禾本科作物,高秸作物与矮秸作物,深根作物与浅根作物,采取套作、间作、轮作,不仅作物之间能够相互促进,而且有利于把收、种、管等农活错开,缓和了夏忙期间争劳力的矛盾。种蚕豆既得粮食又得肥料,解决了地少不可能多种绿肥的矛盾。夏粮面积种得足,夏熟增产,就能更好地以夏促秋,以粮促棉。地力肥了,相应地缓和了肥料不足的矛盾,就能以有限的肥料,合理巧施,达到粮棉双丰收的目的。
实行这种耕作制度以后,粮食产量增加,促进了棉花生产;棉花产量增加,增加了资金和其它生产资料,又有利于粮食生产。这样,就收到了“以粮保棉,以棉促粮,粮棉双丰收”的效果,而且成本低,收入多。
敢不敢“跳”?
经过几年实践,我们认识到粮棉并举的确大有好处,也大有潜力;但是,亩产百斤皮棉、八百斤粮食,我们却从来没有想过。
去年一开始,只打算争取亩产八十五斤皮棉;全县四十个公社,计划二十个公社争取达到亩产百斤皮棉。也就是说,只想慢慢走,不敢用力跳。后来,县委仔细研究上级的指示,反复分析自己的条件,又学习了慈溪等地的经验,总结了本县一些高产单位的经验,认识到亩产百斤皮棉、八百斤粮食的条件是有的,粮棉双高产是有可能的,问题仍然在于有没有足够的干劲。经过学习,进一步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我们树立了敢跳敢革命的思想,打破了那种认为农业增产只能慢慢来的老框框,下定了为实现亩产百斤皮棉、八百斤粮食奋斗到底的决心。
要把领导上的决心变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决心,仍然有很多的思想障碍。主要的是:在一九六三年丰收的形势下,干部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思想普遍抬头。在一部分群众中,有“已经有得吃、有得穿、有得用,不要贪心不足”的思想。有的人说:“再大的劲,也跳不过一九六三年产量的塔,亩产百斤皮棉、八百斤粮食,作为样板搞搞可以,大面积搞是痴心梦想。”
这些思想问题不解决,没有一股劲,要想生产跳上去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发动大家学解放军、学大寨、学大庆,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同时,通过传达第三次全国棉花工作会议精神,提出了全县棉花学赶慈溪、常熟,玉米学赶崇明,大讲多增产多贡献,大讲生产为革命,组织全面学先进、赶先进的运动,促进思想革命化。生产队长和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纷纷议论。他们分析了自己的条件,一致表示要实现粮棉双高产。
在初步解决这些思想问题后,干部、群众的信心都提高了,同时也普遍感到担子很重,迫切需要增产办法。我们就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群众性的总结生产经验的活动,摆成绩、摆经验、比差异、查漏洞、找原因、议措施,揭开了生产斗争的盖子,挖出了增产潜力,找到了增产办法。很多地方通过对照先进,把自己的问题一个一个地排出来,并且一个一个地研究解决的办法。群众积极献计献策,把革命精神落实到增产措施上。
思想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彻底解决的。在生产过程中,在一些重大关键措施上,在每个战役中,我们都抓住活思想,做思想工作,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经过这一年,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了:没有思想上的革命,就不可能有生产上的革命;思想上不断革命,生产上才能不断前进。
星火燎原
一九六三年全县六百个大队,九千三百个生产队中有八个大队和三百八十九个生产队实现了亩产皮棉百斤以上,有二十九个大队和九百个生产队实现了亩产粮食八百斤以上。一九六四年全县要亩产百斤皮棉、八百斤粮食,就是要把这些高产单位的生产水平变为全县的生产水平。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六四年三月份,全县召开了有一千三百多个先进集体的代表参加的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通过总结和交流经验,树起了三十六面旗帜。各公社、大队也都树立了各自的旗帜。这些当地的旗帜,对当地干部和群众来说,靠得近,看得见,是活生生的榜样,对争取实现亩产百斤皮棉、八百斤粮食,是很大的鼓舞力量。
树本地的旗帜很重要,学外地的经验也很重要。我们前后组织了县、区、公社干部参观学习了慈溪、常熟、天门、海门、南通等县的经验;并且派人常驻慈溪,通情报,送消息,学经验。取人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对于推动生产,作用很大。
怎样把先进单位的“星星之火”引到广大地区?我们总结了一九六三年县委搞三个样板大队的经验,一九六四年进一步运用了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社员群众三结合搞样板的方法,以一点带多点,以点带面,开展比学赶帮,推动平衡增产。全县公社以上各级干部共搞了六十八个样板大队和一千三百个样板生产队,样板田共四万多亩。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首先在样板田示范,组织现场参观,在干部和群众自觉接受的基础上,开展比学赶帮,带动面上的生产。在全县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技术示范推广网,出现了见先进就学,见后进就帮,你追我赶,力争上游的局面。
我们在合作公社七大队搞了“早培早发”的样子,然后召开全县公社党委书记和大队支部书记参加的现场会议,开展了麦收前后“双六抢”(麦收前在麦行内间苗、治虫、松土、除草、扶麦、补种,麦收后灭茬、中耕、治虫、施肥、移苗、开沟),争取带桃入伏的比学赶帮运动。由于“双六抢”比往年提早半个月左右完成,有三分之一的棉田做到带桃入伏,这在我县是少见的。以后,凡是重大的关键性措施,都这样做,使比学赶帮运动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群众反映:今年生产喊得少,做得多,比学赶帮劲头高。
这一年,各级干部蹲点搞样板,参加劳动,掌握了第一性资料,问题看得准,关键抓得狠,指挥生产更切实、更大胆。一些新的技术措施,也都在样板队、样板田先试验,成功后再推广。
对于一些问题比较多的后进单位,县、区、社各部门派人驻点,帮助领导,还从机关中抽调一百二十个干部,到后进大队帮助工作或担任实职。一九六三年全县产量低的单位,经过重点帮助,一九六四年改变了低产面貌的占百分之八十五。天汾公社九大队盐碱地多,原来单产皮棉一直只有三、四十斤,县里派了工作组专门帮助,经过两年努力,一九六四年亩产皮棉达到一百零四斤。
巧争主动
争取粮棉双丰收、双高产的思想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粮棉争地、争肥等问题也基本解决了,再进一步抓增产关键,从哪里抓起?我们又作了调查研究,了解到我县棉花过去一直迟发晚熟,产量不高,主要原因是没有针对麦套棉的特点,抢住季节火候,及时培育管理。总结了这个经验教训,一九六四年就以“早”字当头,以抓“三早”(早备耕,适时早播,早培)为前提,争“三苗”(早苗,全苗,壮苗)为基础,争“三桃”(带桃入伏,伏桃满腰,秋桃盖顶)为目标。这样做,就基本上改变了迟培迟发、单纯依赖秋桃、迟熟低产的局面。
这是我县棉花栽培技术上的又一次革命。往年基本上没有伏前桃,伏桃占百分之三十,秋桃占百分之七十。而一九六四年伏前桃占百分之二点九,伏桃占百分之四十二点四,秋桃占百分之五十四点七。虽然一九六四年气候条件比较有利,三麦成熟提早十天左右,对棉花早发育,早结桃,多结桃都有利;但是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四年的气候条件差不多,由于栽培管理不及时,就没有达到“三苗”和“三桃”的要求。有了“三苗”,就能更好地做到带桃入伏。带桃入伏虽然桃数不多,但是有了带桃入伏,就可以多结伏桃,再争秋桃盖顶,栽培管理上就取得了主动。
在学习外地经验时,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短处,注意从本地条件出发,不打呆仗。我们肥料少,就合理安排,力求适时适量,用在刀口上。根据高产队的经验,全面推广早施苗肥,重施花铃肥,平均每亩棉田施硫酸铵十九斤,其中花铃肥为八至十二斤。这对早发不早衰,多结秋桃,作用是显著的。我们也懂得了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运用劳力多的有利条件,在合理密植、早培早发、治虫、精培细管等方面多下功夫,来弥补自己的短处。一九六四年棉花每亩密度六千株左右,比一九六三年增加六百株左右,重盐碱地每亩搞到一万株左右。密植了,只要早培早发,精培细管,该促进的时候就积极促进,该控制的时候就适当控制,棉花就不会疯长。一九六四年在提高密度的情况下,加强管理,单株结铃平均比一九六三年增加一点一七个。治虫抓得早、抓到底,讲究经济实效。冬春采取综合性措施防治越冬红铃虫,四千九百个仓库放养了金小蜂,晒花工具都进行了处理。田间防治按照虫害发生规律,强调打准打狠。用药并不很多,就基本上控制或减轻了虫害发生。
县委提倡既要以革命精神种田,又要以科学精神种田,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在全县范围内组织了一支群众性的科学技术队伍。各公社配备技术人员一人,并运用供销系统生产资料供应方面的同志二百多人,推广技术。各大队都配有棉花专职干部,帮助群众贯彻执行各项技术措施。全县办了六百多所业余红专学校,有六万八千多名学员,实行政治、技术、文化三结合,做什么学什么。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支技术力量对开展农业科学实验、争取生产斗争主动权发挥了很大作用。
不断前进
一九六四年我们虽然实现了粮棉双高产,但比起兄弟地区来,还有很多不够的方面。阶级斗争的纲举得不高,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贯彻得不够,领导干部蹲点劳动做得较差。社与社、队与队之间,产量差距还很大。在增产措施上也还有不少漏洞:有一部分棉田没有做到适时早播、早培早发;施肥技术水平不高,有些地方因为施肥方法不当,棉花发生早衰现象;有的地方治虫不及时,质量不高;部分地区水利不配套,在干旱时缺乏水源灌溉;播种、中耕工具比较落后,提水、治虫工具普遍不足。
特别应当注意的是:过去几年间我们的棉花丰收,一般都是在旱年的情况下取得的,还没有经受雨水多的年份考验。目前,部分干部骄傲自满、增产到顶的思想又在抬头,成绩看得多,缺点看得少,向后看得多,向前看得少,这是一个突出问题。
只要认真解决这些问题,我县粮棉增产潜力还是很大的。我们要坚决在党的领导下,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依靠群众,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充分运用一九六五年新的有利条件,尽力克服不利条件,向更高的奋斗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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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东七省市纺织部门找出增产不增设备的关键
  革新现有设备 提高操作技术
江苏山东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六省有关部门认为,如果把目前每一千纱锭每一小时的棉纱产量,同上海的差距缩小一两公斤,不必增添任何新设备,华东纺织部门今年就可以多生产几十万件棉纱。
新华社上海十一日电 本报记者从有关部门得知,华东纺织工业现有设备还有很大的增产潜力。江苏、山东、安徽、浙江、江西和福建六省纺纱机的棉纱产量,去年平均每千锭时比上海低一到四公斤。各省有关部门认为,如果把目前千锭时的棉纱产量同上海的差距只要缩小一两公斤,不必国家增添任何新设备,华东今年就可以为国家多生产几十万件棉纱。
华东各地有关部门发现了这一差距之后,对于如何保证完成今年的增产任务充满了信心。
不久前,华东几个省的纺织工厂选派了七百多位先进生产者、技术革新闯将、操作能手、技术人员和各有关的干部,赶来上海,交流学习挖掘设备潜力的新工艺、新技术。目前,有一百多项比较成熟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成果和先进经验,正在华东许多纺织厂推广使用。
华东各省过去感到设备的最薄弱环节之一是梳棉机。由于梳棉机设备能力不足,卡住了棉纺生产的“喉咙口”,影响了整个纺和织的增产。因此,各省挖掘设备潜力的时候,都首先推广上海国棉五厂和国棉六厂等厂挖掘梳棉机设备潜力的经验。国棉六厂职工花了很少的钱,把使用三十多年的梳棉机革新成为高产梳棉机,使每台梳棉机的产量比原来提高了百分之十以上。国棉五厂依靠广大职工的高度自觉,各工种相互协作,减少梳棉机停台时间,提高设备利用率,梳棉机的总效率比去年年初提高百分之十以上。这两个厂从不同方面比较充分地利用了现有设备,保证了增产的需要。
纺织工业单机台生产,操作熟练程度对提高生产水平关系重大。来自华东各省的棉纺能手,不久前在上海作操作表演,同上海工人相互交流了先进的操作经验。浙江萧山棉纺织厂筒子挡车女工赵春兰,拔筒快、找头快、打结快。杭州第一棉纺织厂细纱女工费田荣学习上海经验后,创造出一手拔八只纱管的操作方法,把机械落纱效率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常州大成三厂刘耀坤、青岛国棉六厂李衍志,学习上海纺织工厂筒子打结器检修技术,很短时间内,不仅熟练掌握,而且蒙住眼睛,能在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内,把有四十多个零件的打结器拆装好,超过上海第一流老师傅的技术水平。这些操作技术的表演交流,进一步推动广大纺织工人勤练基本操作,提高技术水平,使许多先进的操作法更加完善,许多生产能手操作技术又有提高,不少普通工人也开始接近和赶上了能手的水平。
挖掘增产潜力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大力革新笨重的老设备。在这一方面,上海和华东的另一些地区,已经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原来在纺织工厂中用手工操作很吃力的细纱落纱和插管、筒子打结等操作,现在有些厂已逐步实现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有的厂推广了上海国棉六厂的半自动落纱和插管的经验之后,不仅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可以结束历史上落纱工人“腿肿、手疼、胳膊痠,到了老来把腰弯”的现象。有些厂使用了筒子打结器之后,操作人员减少三分之一,效率立即提高百分之十左右。即使是新手,也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掌握这种机械,熟练操作。
华东局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认为,华东各省和上海市纺织工业已经初步挖掘出一些潜力,收到显著效果。但是从当前情况看,地区之间、企业之间、企业内部先进同一般之间,发展还很不平衡,差距还比较大,潜力还不小。这些差距和潜力,必须继续作很大的努力才能缩短,才能挖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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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动群众 普遍检查 及时除治
  山西大力防治小麦锈病
实行领导、技术人员和社员群众三结合的办法,展开防锈灭锈的第二个战役,努力查出病原,消灭锈病。
新华社太原十日电 山西省现在正进行小麦防锈灭锈的第二个战役。这次的规模比上次更大。省的领导机关决定集中全省的植物保护技术力量,采用领导、技术人员和社员群众三结合的办法,大力防治小麦锈病。
这次战役,先在晋南和晋东南开始。这两个地区首先复查了上次普查过的麦田,把查出来还没有来得及消灭的发病点用药剂消灭掉。然后根据气温升高和小麦由南往北逐步返青的特点,从南部的几个县开始,由南往北逐县对小麦锈病进行彻查和防治,并以发病较重的运城、夏县、浮山、长子、屯留五个县为重点,力争把越冬的锈病病原全部查出,把锈病全部消灭。
山西防治小麦锈病的第一个战役,是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今年一月二十七日进行的。在这个战役中,省农业领导机关从各植物保护站、农业科学研究部门、农业院校和各县有关单位抽调技术干部五百九十多人,集中到盛产小麦的晋南和晋东南两个专区的三十七个县,指导和协助当地干部和社员,普查和防治小麦锈病。这些县都以负责农业生产的县长、副县长或农业局负责人为首成立了防锈灭锈指挥部。许多县的领导干部深入生产队,同群众一起总结经验教训;并踏田检查,发现病叶和发病点,就召开现场会议,发动群众及早动手防治。技术人员们还用建立样板和现场示范等办法,把识别早期锈病和防治锈病的技术传授给群众。各地并先后培训了农民技术员五万六千多人。在这个战役中,晋南、晋东南总共普查了一百二十五万亩比较容易发生锈病的麦田(种有感锈品种或播种较早的麦田),对发现锈病病原的五万七千多亩麦田喷洒药剂,消灭了发病点四千多处,还用切叶埋土等办法,随时消灭了查出来的所有单片病叶。在这同时,各县还加强麦田管理工作,许多地方对麦田镇压耙耱的面积和增施追肥数量,都比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第二个战役是在总结前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从二月下旬开始的。参加防锈灭锈专业队的除了前一次的原班人员以外,新增加好几百名农业技术学校学生和中小学教师。现在,又有一大批供防锈灭锈用的药剂“氟矽酸钠”和“对氨基苯磺酸钠”由省里调运到各县。供销部门为公社生产队准备好了数以万计的药械,手工业部门组织许多技术工人下乡修理药械。广大社员对防治小麦锈病的劲头很大,有的说:“为保证夏季丰收,给麦子查锈病,即使真象数牛毛那样费劲,我们也乐意干。”(附图片)
  河北定县定州公社西关西街大队第二生产队的社员在小麦田里施肥 谢圣德摄(河北《保定日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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