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2月25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学术研究

货色从何而来? 同谁划清界限?
——评周谷城反动观点的几个理论来源
汝信
周谷城的哲学和美学思想的反动本质,经过大家的批判揭露,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不少同志正确地指出,周谷城的反动理论,实际上没有多少“新创造”,他的一些主要观点,大都是从外国反动资产阶级学者那里搬运和抄袭得来,经过改头换面的东西。但是,周谷城却矢口否认这一点,他自称“与任何资产阶级学者的思想界限,都是划得很清楚的”,还大言不惭地说,他“只要坚持阶级斗争,不怕不能与资产阶级学者划清思想界限”(《评茹行先生的艺术论评》)。
周谷城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资产阶级坚持阶级斗争,当然就能和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思想划清界限。但是,象他那样死守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坚持阶级斗争,就不仅不能与外国资产阶级学者划清思想界限,而且必然会和他们沆瀣[hàng·xiè]一气,向他们借取思想武器来对付无产阶级。“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也是阶级斗争的一条规律。
应该指出,周谷城很难说得上是哪一个外国资产阶级哲学和美学流派的贯彻始终的信奉者。周谷城的理论体系,倒真是一个“杂凑一锅”的“统一整体”。它是由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哲学和美学观点“汇合”而成的,因而缺乏理论上的严密的逻辑一贯性,带有明显的拼凑的痕迹和折衷主义的色彩,正如列宁所说的那种叫人讨厌的烂泥般的东西。
而且,周谷城今天的许多基本哲学观点,从所谓“无差别境界”到关于“理想的由来”、思维的作用、以至艺术生活的一整套看法,就他个人的思想来看,也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从他四十年前出版的《生活系统》一书中照抄得来的。不仅观点丝毫未变,而且连用词和举例(如“小孩抛皮球”、“饥思食、渴思饮”之类)都原样照搬。只是四十年前的周谷城比现在要老实和坦率得多,他当时还没有感到有必要伪装成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公开地承认自己和某些外国反动资产阶级学者的思想联系。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周谷城究竟从哪些外国资产阶级哲学和美学流派汲取思想,而他所贩运来的又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
一个来源: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
周谷城的哲学观点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杜威的实用主义。他关于“理想的由来”、思维的产生和作用的说法,就是直接从杜威那里抄袭得来的。
周谷城把艺术创作说成是理想的“虚拟的实现”,而理想又是由心理的独立活动而产生。他说:“心身统一的活动受到阻挠,生活陷入困境,这是不好受的!于是心理的活动从心身不分的统一中,分别显现,跳出来独立活动。这种活动就是为着要摆脱困境的。独立的心理活动,在这时已成了一般所谓思维……其实思维的任务,首在缓和生理的活动。接着消除当前的障碍;然后恢复心身的统一。思维要完成任务,必须于问题突出、矛盾重重的困境中,找出可行之路。这可行之路就是理想。”(《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
周谷城的这段话的要点是:
第一、思想不是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而是来源于个人心身不能统一的困境;换句话说,思想的产生是由于个人应付环境的某种需要。
第二、思想不是对客观外部世界的反映,不是认识从感性阶段到理性阶段的推移运动的产物,而只是主观心理“跳出来独立活动”的结果,因此思想的内容纯粹只是主观的。
第三、思维的任务不是帮助人去认识世界并且根据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而只是充当解决个人生活中的困难、满足个人需要的工具,其目的仅在于缓和生理的活动,消除当前的障碍,恢复心身的统一,替个人在困境中寻找一条出路。
周谷城硬说他的看法是以毛主席的《实践论》为依据,“不揣冒昧”,“用自己的话”说出来的。这真是信口雌黄。周谷城所鼓吹的明明是来自杜威的货真价实的实用主义观点,哪里有半点儿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呢?
那末,杜威是怎样讲思想的呢?杜威对思想的一个根本的看法,就是把思想当作个人用来探求最好地适应和改善环境的一种“工具”。在他看来,思想不反映客观世界(作为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杜威本来不承认客观世界不依赖于人而独立存在,而把它包融于“经验”这一原始的统一整体之中),也不帮助人去认识世界从而改造世界。思想是起源于生物的适应行为的一种自然产生的“适应机能”。这就是说,人在行动中通常只是遵循本能和习惯,只有当人陷于所谓“不确定的境遇”而发生疑难问题时,他才开始思维。在《我们怎样思想?》一书中,杜威再三强调:思想开始于可以称之为“岔路”的境遇,即暧昧不明、进退两难的境遇,当我们的活动顺顺当当地进行时,是没有反思的必要的,而“解决窘困的需求乃是整个反思过程中的稳定不变的指导因素”。因此,杜威认为,思想的作用仅仅在于帮助个人制定一个行动方案或“应付程式”,借以使个人度过难关,走出困境,而作为这样一种工具的思想,其价值也不在于它本身,而全在于使用它的时候所显出的“功效”。
杜威所鼓吹的这种实用主义的认识论具有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反理性主义的性质。这种理论的反动性在于,它完全否认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受着社会历史实践活动的制约,否认思想能动地反映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作用,根本抹煞思想所反映的客观内容,使思想变成只是主观的东西;它还把思想贬为生物的自然适应机能,把它说成是仅仅由于个人克服困难的主观需要而产生、单纯是为了排除生活障碍的工具。这样,就必然把思维对个人的“功效”奉为真理的标准,得出“有用即真理”这一个市侩式的结论。显而易见,杜威的这种实用主义认识论是为帝国主义的反动需要服务的,它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是完全针锋相对的。
不管周谷城现在怎样否认他和杜威的思想联系,只要把他们两人的观点作一对照,谁都不难看出,在关于思想的来源和作用这样一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上,周谷城完全是亦步亦趋地被杜威牵着鼻子跑的,哪里谈得上有什么“思想界限”呢?
四十年前,当胡适之流开始在我国推销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用它来毒害人民的时候,周谷城就充当了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生活系统》一书可以为证。在那本书里,周谷城对杜威这个美国帝国主义反动哲学家早就是不遗余力地吹捧,并且恬不知耻地以杜威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他说:“现在最能令普通人满意的哲学家,杜威要算是一个了。”又说:“杜威先生讲思想讲得最清楚。他说思想就是一付工具,是指挥行动的,是解决困难的,是引导行动向前的。他这种‘工具说’的理由,他曾说得明明白白,很是持之有故。”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周谷城竟然又把这种早已被历史埋葬了的实用主义陈货重新拿出来兜售,甚至企图把它冒充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为换一个商标就能骗过人们的眼睛。周谷城这样死抱着杜威的反动哲学不放,除了说明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已经深入骨髓,根深蒂固,还能作什么别的解释呢?
另一个来源:柏格森的唯心主义哲学
杜威的实用主义是周谷城的认识论的根源,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则是周谷城的形而上学的来源。他对所谓“无差别境界”和艺术生活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柏格森哲学的影响。
周谷城的所谓“无差别境界”或“绝对境界”,就是心身统一、主客观统于一体、物我浑融的状态。据他说,在这种境界里没有问题或矛盾,使人生活得“自自在在,无罣无碍”,感到“心情舒畅”、“消魂大悦”。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境界才能算得上“生活的正面”,才是值得向往的理想生活,而艺术则是通往这种境界的捷径,“无差别境界”也可以说就是生活的艺术境界。
周谷城的“无差别境界”说当然不是他的新发明。在中外哲学史上,有过不少唯心主义者曾经宣扬和追求过这种形而上学的极乐境界,就是周谷城自己也承认这种境界是以往的不少哲学家“很羡慕”的。在这类唯心主义哲学家中间,除了周谷城提到的我国宋代理学家程颢之外,在外国最有名的应该要算“同一哲学”的提倡者德国哲学家谢林。实际上,周谷城和谢林之间也不是没有渊源关系可寻的。谢林在《先验唯心主义体系》中认为,最高的本原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而是“绝对的同一性”。在他看来,正是在“绝对”中一切都达到同一,绝对的同一性是先于矛盾的,又是最后把矛盾加以结束的。它本身是一种神秘的、没有矛盾的境界。要达到这种绝对境界,只有借助于审美的观照或艺术创作。很明显,无论是把“绝对”看作没有矛盾和差别的主客体的统一,或是把艺术说成达到“绝对”境界的途径,周谷城的观点都是谢林在一百多年前早已提出过的陈旧观点。
但是,周谷城可能觉得这些观点毕竟是太陈旧了,因此他就企图给它涂上一层“现代的”色彩。于是他到柏格森哲学中去寻找合用的论点,利用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的精神去对这些旧观点作出“新”解释。其实,要完成这个任务也并不困难,因为谢林和柏格森本来就有着共同之点,他们都蔑视理性,强调神秘的直觉,同属于反理性主义的阵营,周谷城就把他们的学说“杂凑”在一起了。
我们要了解周谷城怎样利用柏格森,首先还得翻一下他的旧账簿。在《生活系统》里,周谷城关于柏格森是这样说的:“他以为生活只是生命向前奔流。生活的根本状态,为物我浑融的,为绝对自由的。理智作用,只是后起的,解决困难的手段。理智的我,是站在物以外的,与物对立的。至于根本的我,乃直觉的,与物浑融为一体的。柏氏的观察,再精透没有了。”他还说,生活这个“浑然一体的、一往直前的活动”,可以叫作柏格森所谓的“绵延”,也就是哲学上所遇到的“绝对、无差别之境”。在这些话里,他的“无差别境界”说和柏格森哲学的思想联系,真是说得再清楚也没有了。
当然,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应该指出,周谷城对柏格森哲学是提出过一点异议的。但是,他的异议仅在于他认为这种物我浑融的“无差别境界”并不是永恒的,一旦生活产生问题和矛盾,就会转入“痛苦难安”的境界。因此,他和柏格森的分歧至多只是在物我浑融的状态能否持久这样一个枝节问题上,而在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即在断定物我浑融这种直觉境界的存在并把它看作生活的根本状态这一点上,周谷城却是完全追随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的。
柏格森的直觉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反动哲学中很有影响的流派之一,具有非常突出的反理性的、神秘主义的特征。在柏格森看来,物质世界是没有实在性可言的,只有绝对的运动变化本身才是真正的实在或绝对。他把这种绝对的运动变化加以神秘化的解释,把它说成是某种不可界说的自由的创造意志、非理性的心理体验,名之为“生命之流”,有时又把它称作“绵延”、“真正的时间”。据他说,要认识真正的实在,不能依靠人类的理智,而只能借助于神秘的直觉。他认为,科学的方法只能“意味着我们迂回于对象的外围”,停留于相对的领域;“绝对的东西只能在直觉中获得……所谓直觉,就是一种理智的交融,这种交融使人们置身于对象之内,以便与其中独特的、从而是无法表达的东西相符合”(《形而上学导言》)。由此可见,柏格森所说的直觉完全是一种反理性的、反科学的、无法言说的东西,它为替反动阶级服务的形形色色的神秘主义和宗教蒙昧主义开辟了道路。柏格森哲学曾经风行一时,深受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的宠幸,这决不是偶然的。
柏格森虽然不谈什么“无差别境界”,但我们却可以清楚地看出,周谷城的“无差别境界”是用柏格森主义去解释的。事实上,“无差别境界”也就是柏格森所说的直觉状态。柏格森认为,只有依靠反理智的直觉才能达到绝对,周谷城也同样坚持“无差别境界”或“绝对境界”是排斥任何思想、没有任何理智活动的。尤其是当周谷城把他的“无差别境界”说应用于艺术生活时,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的影响就表现得特别明显。
周谷城说,“艺术生活是超越差别,进入绝对的”,艺术作品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情感人的,使“被感动者全人格受到震动,而不自知其所以然”,“颇近乎一般所谓直觉”(《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后来他又解释道,他所说的“直觉”,“只是全人格受感动之意”,“艺术之感人总是全人格的”,而所谓“全人格震动云云,只是欣赏者不加分析,先受感染而已”(《评王子野的艺术论评》)。周谷城的所有这些观点,几乎都是从柏格森那里来的。
我们在柏格森的《论意识的直接材料》(中译本随英译将书名改为《时间与自由意志》)中,就可以找到周谷城观点的原型。柏格森同样主张艺术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情感人,他说:“艺术的目的在于麻痹我们人格的活动能力,或宁可说抵抗能力,从而使我们进入一种完全准备接受外来影响的状态;我们在这种状态中就会体会那被暗示的意思,就会同情那被表达的情感。”在他看来,艺术可以“麻痹”人们的心灵,有时甚至能
“夺取原有各心理状态而全部掌握我们并垄断我们的心灵”,而归根到底艺术的这种感染力全在于它所暗示的情感有多么丰富。“艺术家把我们带到情感的领域,情感所引起的观念越丰富,情感越充满着感觉和情绪,那末,我们觉得所表现的美就越加深刻、越加高贵。”一句话,情感是衡量艺术作品的唯一标准。
周谷城的观点和柏格森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柏格森比周谷城说得比较完备而已。周谷城跟着柏格森走,把艺术中的情感因素片面地夸大成为绝对,并且在反理性主义的精神下否认艺术的思想性,抹煞艺术欣赏中的理性因素,从而由直觉主义走向了艺术中的唯情论。事实上周谷城也和柏格森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艺术作品的朽与不朽完全取决于作品所表现的情感是否还存在,这不也是把情感当作衡量艺术作品的唯一标准吗?
事实胜于雄辩,在以上这些铁的事实面前,怎么能够说周谷城已经和柏格森的反动哲学划清了“思想界限”呢?
又一个来源:新黑格尔主义者的反动观点
最后,还应该指出,新黑格尔主义也是周谷城理论的重要来源之一,甚至周谷城自己也并不讳言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鲍山葵给他的思想影响。周谷城从新黑格尔主义那里主要接受了两点,即调和矛盾的所谓“统一整体”论,和把艺术视作自我表现的所谓“使情成体”说。
新黑格尔主义是十九世纪末首先产生于英国、后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一度广泛流行的反动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影响周谷城的主要是英国新黑格尔派)。它继承了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反动保守的因素,进一步发展了黑格尔学说中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加以反理性的解释,并从中得出反动的政治结论,使之为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它完全抛弃了黑格尔哲学的真正合理的内核,阉割黑格尔的辩证法,公开鼓吹抹煞和调和矛盾的赤裸裸的形而上学思想。新黑格尔主义者对于对立统一的反辩证法的理解,就是这种形而上学思想的最明显的表现。
新黑格尔主义者、特别是英国新黑格尔派竭力篡改黑格尔的矛盾学说,千方百计地窒杀其中的辩证法因素,热中于寻求没有矛盾的统一。英国新黑格尔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布拉德雷就认为,一切繁复的“现象”最终都归结于最高的“实在”,这“实在”就是“绝对”,而他所谓的“绝对”则是一个没有任何矛盾的“和谐的全体”。照他说来,自相矛盾的东西不可能是真实的,真实的东西只能是自相一致的、排斥矛盾的全体。“绝对”是把“所有的差别都包括在包融一切的和谐之中”,它是这样的一个“统一体”,“在其中一切事物都汇合在一起而发生变化”,“明显的不一致和动乱都被克服而归于和谐”(《现象与实在》,一八九三年英文版,第四八八页)。布拉德雷的“绝对”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理念”,而是包括情感、思想和意志等等在内的无所不包的神秘境界,实际上他说的也还是一种超越矛盾的主观精神状态。
另一个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亦即周谷城所推崇的那个鲍山葵,一向是以继承和发挥布拉德雷的思想自诩的。他象布拉德雷一样力求把“绝对”说成是“吞噬一切矛盾的全体”。在他看来,部分离开全体就只是现象不是实在,就不会有什么美、善和自由,因而各个部分或个体都有着一种趋向于统一的“冲动”(鲍山葵:《个体性和价值的原理》)。辩证法就是这样地被他荒谬地曲解为“全体的精神”,仿佛它只是个体渴望达到无矛盾的“绝对”的一种神秘的主观冲动。特别是鲍山葵认为诗歌或一般的艺术能够不经斗争、和谐地解除矛盾而达到统一,把艺术当作进入无矛盾的“绝对”境界的最好的手段,从而直接滚到把艺术作为摆脱矛盾斗争的象牙之塔的“为艺术而艺术”论的泥沼中去。
新黑格尔主义者的这种矛盾调和论的观点的反动性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所热烈宣扬的“没有矛盾的统一”、“和谐的全体”等等论调,乃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合二而一”论,其目的不外是要在统一的和谐整体的借口下取消对立面的斗争,尤其是否认矛盾的转化,以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动秩序。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周谷城的论调,他所鼓吹的岂不就是新黑格尔主义的这一套主张吗?周谷城把时代精神看作由各种不同阶级的思想意识“汇合”而成的“统一整体”,说什么“统一的整体,自始就包括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部分,自始就构成统一的整体”,其实质也无非是强调“全体的精神”、“趋向于统一的冲动”,以便在部分合为整体的幌子下抹煞各阶级的矛盾斗争,把调和矛盾而“汇合”成的整体说成凝固僵化、永恒不变的东西,从而否认对立的斗争必将导致统一的瓦解和矛盾的转化,以维护注定要被消灭的反动没落阶级的存在权利。他的看法和新黑格尔主义者究竟有什么本质区别呢?周谷城所追求的没有矛盾的“无差别境界”,不是和新黑格尔主义者所说的那种作为神秘的主观精神境界的“绝对”颇有相似之处么?鲍山葵把艺术说成和谐地解除矛盾而进入无矛盾的“绝对”的方便手段,周谷城也说艺术为了超越差别进入绝对。所谓“与资产阶级学者划清思想界限”云云,不过是周谷城为了迷惑群众而施放的烟幕罢了。
至于说到周谷城的“使情成体”说,即主张捉住情感、使之成体、附以形象便成为艺术品的那种理论,那他自己也承认是从鲍山葵那里抄袭得来的。按理说周谷城在这个问题上该是无可辩解的了。可是,周谷城却自有一套诡辩的本领,他竟然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他之所以提倡鲍山葵的“使情成体”说,是为了批判克罗齐,同克罗齐划清“思想界限”,而谁要是批判鲍山葵的“使情成体”说,谁就是为克罗齐辩护,和克罗齐的“思想界限”划不清。混淆是非,诿罪于人,真是莫过于此了。
首先,必须说清楚,我们所说的与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依据的只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革命原则,即共产主义革命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这就要求我们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立场上,和一切资产阶级理论学说实行彻底的决裂,对它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划清界限绝对不能象周谷城那样用某一种资产阶级理论去反对另一种资产阶级理论。克罗齐当然是资产阶级学者,鲍山葵也未尝不是资产阶级学者,跟着克罗齐跑固然和资产阶级思想划不清界限,跟着鲍山葵跑难道就能和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吗?奴才不管跟随什么主人,也不管帮主人同谁打架,他的身份总归仍然是奴才。这还有什么怀疑的吗?
其次,我们不妨查究一下,周谷城和鲍山葵唱一个调子,结果到底和谁划清了思想界限。周谷城一口咬定说,他由于赞同“使情成体”说而和克罗齐划清了“思想界限”。可是,我们仍然要问,站在鲍山葵的立场上果真能够彻底批判克罗齐并和克罗齐划清界限吗?用一个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的理论就能真正打倒另一个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者吗?当然,我们决不否认,鲍山葵和克罗齐是有争论的,但他们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新黑格尔派阵营的内部意见分歧。克罗齐从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提出“直觉即表现即艺术”的荒谬公式。鲍山葵觉得这种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过于露骨,并不有利,因而他在《美学三讲》中表示在这一点上“不得不遗憾地与克罗齐分手”。鲍山葵说,克罗齐占有着一个“重要的真理”,把美看作是为了心灵的、在心灵之中的,但他却忘记了:“虽然对情感的体现来说情感是必需的,但是对情感来说体现也是必需的”。因此,鲍山葵在同意艺术表现情感的前提下,企图替克罗齐的理论补漏洞,提出不能忽视情感的“体现”。这就是他的“使情成体”说的目的所在。
由此可见,鲍山葵和克罗齐的根本立场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情感、艺术家的主观世界是艺术的源泉,艺术的任务只在于表现情感和艺术家的主观世界,而他们之间的分歧则仅在于物质体现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占何等地位这样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因此,周谷城和鲍山葵站在一起,并不能和克罗齐真正划清思想界限,而他和马克思主义艺术论(即认为社会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艺术作品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之间的思想界限,倒是划得清清楚楚的。
以上我们只是探讨了周谷城的反动理论的几个重要来源,他从外国反动资产阶级学者那里贩运得来的东西当然还不止于此。但是,单从我们所揭露的这些事实也已经可以充分看清,周谷城的理论是个乌七八糟的大杂烩。把外国资产阶级的残羹剩菜“杂凑一锅”,加上一些国粹的封建主义的调料(如礼乐之类),就成为周谷城的厨房里制造出来的珍馐[Xiū 休]佳肴。周谷城的了不起的“创造天才”,亦仅仅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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