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立志当一代新型的农民
——裴家屯集体插队知识青年落户三年记
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裴家屯集体插队的十名城市知识青年，三年多来在斗争中，坚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坚持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对促进农业生产，改变落后面貌作出很大贡献。
第一批进入“洼中高”草原的闯将——吉林农安县黄金公社裴家屯集体插队的十名城市知识青年，落户三年多来，坚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严格要求改造自己，坚持走同农民相结合的道路，苦练劳动本领，大搞科学实验，对促进农业生产，改变落后面貌作出了很大贡献，被评为吉林省青年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标兵。
要革命就不怕困难
这十名下乡集体插队的青年都是长春市第二中学的毕业生。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当他们即将毕业的时候，面临着两种抉择，是升学还是就业？他们一直在思考着：祖国需要工程师、医生、科学家，但也需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农村去，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这是毛主席指给广大知识青年的一条革命大道。他们听毛主席的话，决心用革命行动打破各种陈腐观念，说服家庭的阻拦，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立志当一代新型的农民！
这些青年用不能落后、坚持就是胜利的顽强斗志，克服了新参加农业劳动的一些不相适应的困难，胜利地度过劳动和生活的“关”。他们在和农民共同劳动和受到生活照顾中，更懂得珍惜劳动果实和热爱人民。老贫农的痛述家史，使他们受到了阶级教育，更深刻地体会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意义，决心用更高的标准严格地要求自己。
一九六三年七月，一场涝灾使整个“洼中高”变成一片汪洋。眼看着经过抗旱抢种、辛勤劳动的果实就要被水夺去，他们却没有气馁，而是和社员们一起去战胜困难。他们走在抗灾队伍的前面，涉过深水背回一捆捆的麦子，扶起一棵棵倒伏的庄稼，从泥里水里夺回了四万多斤粮食，他们经受了考验。在共同的战斗中，思想感情和贫下中农靠得更紧了。
改天换地 征服自然
裴家屯是个有名的涝洼地，土质碱性大，“旱了刀枪不入，涝了滴水不漏”，过去连种树都很难成活。三年前，全屯只有一棵榆树。有人开玩笑说：“这屯使根烧火棍都得靠‘进口’。”去年春天，下乡知识青年们响应党的大搞科学实验的号召，同干部、老农相结合，组成了水稻、混种、马铃薯、种子田、园林五个科学实验小组，在十二垧土地上进行了八项科学实验，都取得了显著成效。过去日本鬼子要在这里种水稻，抓来成万“劳工”，修了那么多的河、沟、水稻池子，也没长出水稻来。水稻小组克服重重困难，就在这“亘古以来不长水稻，碱疤地咬苗，神仙也没招儿”的碱性很大的涝洼地里试种成功水稻，获得了试验田亩产四百八十三斤的成绩，使裴家屯人第一次吃上了自己田里长出来的稻米。这个几乎年年要国家供应口粮的生产队，破天荒地向国家交售了上等水稻。混种小组试验玉米和大豆混种，秋后比一般大田每亩增产一百三十多斤。过去这里因土质发粘，种马铃薯不爱结。马铃薯小组从改良土壤入手，试用草木灰、鸡粪等作底肥，取得了亩产一千六百斤的高产成绩。种子田小组成功地引进了玉米、大豆等的优良品种。园林小组试办实验果园，栽苹果、梨、杏、海棠、樱桃等果树一百八十多棵。青年们种植青松、杨、柳树四万多棵，大部已经成活。
事事听毛主席的话
这些青年所以能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就是由于他们在斗争中坚持读毛主席的书，一手拿着毛主席著作，一手握着犁耙，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不断前进。
开始提出搞科学实验时，有人想搞水稻杂交出出名，有人贪多求全，好高鹜远。针对这些问题，他们反复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明确认识到：科学实验是关系到全屯人民利益的革命大事，决不能带着任何个人主义动机去干革命。
在进行科学实验的过程中，他们曾不断地碰到困难和失败。开始试种水稻时，有人说：“连大米怎么来的都不知道，就想种水稻，这不是瞎扯！”这些话，他们没放在心里，他们向各地发信索取资料，在贫下中农积极支持下照样干。可是播种不久，就发生干旱现象，由于缺乏经验，选择的地块离水源太远，陆床育苗失败了；大田播种后，由于水渠突然堵塞，又旱死了一部分稻苗。在困难面前，他们反复学习《愚公移山》、《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章，受到很大启示。他们认识到搞科学实验，同样是一场革命。是将这个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做一个“半截革命者”“毛主席的话真是又中肯又有原则，“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经过对照检查，有的人发现自己头脑里还有个“我”字作怪，怕万一搞不成功丢自己的脸，没有按照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他们听毛主席的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们马上研究采取补种措施，采用苏打水浸种，终于抢在“芒种”前补种完毕。他们翻阅资料，走路、吃饭都在想科学实验，半夜爬起来去照料，白天黑夜守护在旁边，终于度过重重险关。走同工农结合的道路
他们听毛主席的话，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们到了这里，遇到各种困难时，始终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他们学习了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等文章，懂得了“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的道理。因此，开始搞科学实验，他们就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在打水田埂子时，起初采用旱打的办法，但水一冲就坏了，接着又用水打的办法，还是不行。他们就请教贫下中农，开了个“诸葛亮会”。老贫农尹万有说：“打一遍不够高，要打两遍，头天打完第一遍，隔半天到一天再打二遍加高。”按这个办法去做，果然成功了。他们看天、看地、看苗情，灵活地掌握春夏秋三季稻田换水勤缓的规律，初步地摸清了盐碱地的脾气。
为了帮助贫下中农在文化上翻身，他们办起了扫盲夜校、耕读小学，解决了八十多名贫下中农社员和他们的子女读书识字的问题。
× × ×
天空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正象毛主席说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裴家屯集体插队的青年们做出了成绩，“洼中高”在变，青年们也在变。现在已经有一人入党，九人入团，有些人还分别坦任了团总支副书记、妇代会主任、民兵连政治指导员和水稻技术员等职务。
共青团农安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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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永远带着这样的革命校风
半农半读学校磨练了我吃苦耐劳的意志，并使我开始懂得闹革命就是要不怕苦，不怕一切困难
我是一九五九年从肇源县畜牧兽医学校毕业的。在这所学校里，一面读书，一面劳动，既学政治、文化、专业技术，又经常参加劳动。由于理论联系实际，边学边做，不但使我明确了为谁而学和为谁服务，并且懂得了该怎样为革命工作，怎样克服困难。
一座炼人的熔炉
小学毕业以后，我回生产队参加了二年多生产劳动，一九五八年春，被保送到肇源县农业技术学校，当时我被分配到畜牧班，其他班的同学就说：“你竟学些捅马屁股事，有啥出息？”自己虽然没有动摇，却认为“总比下农村做庄稼活强”。不久半农半读的畜牧兽医学校成立，我们全班都转入这所学校，可是，到校一看，所谓学校，原来是破牛棚子，场院里长满了蒿草；午饭吃的是高粱米和咸菜。这时我心里苦闷透了，认为这个学校不会办多久。可是当我看到给地主扛过五年长工的校长、共产党员裴景春端着个水瓢和同学在一起吃饭，有说有笑，精神饱满。面对着这种种困难，他表现全不在意的样子。自己就想：“人家能吃得这样苦，自己为什么不能吃苦，况且学好了技术，出校后就清闲自在了。”就这样我才初步安下心来。学校上劳动课，要去打草，又碰到了新的困难。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走了十多里地，天黑得还看不见草，途中要过四五道水，趟得两腿泥，又脏、又冷，白天日头晒，蚊子咬，晚间贪黑才回校。当时真觉得有些受不住。可是，校长、老师都是和同学一起苦干着，还经常给大家讲毛主席著作以及在旧社会他们所受的苦。睡觉时，裴校长还亲自为这个盖盖被，问问那个冷不冷。自己按着毛主席的话一对照，和旧社会自己家里所受的苦一比较，感到现在要比过去全家住瓜窝堡、吃野菜的悲惨遭遇强得多，因此我下定了决心，衣鞋破了自己补修，被褥脏了自己拆洗。就这样，慢慢地磨练了我吃苦耐劳的意志，并使我开始懂得闹革命就是要不怕苦，不怕一切困难。
当时，学校设备条件很差，生产、生活所用器具主要靠我们师生动手借、修和制造。例如上“解剖学”，老师领导我们自制了一个马骨骼标本。正好县里开展览会，要拿去展出。学校派我和其他三名同学挑着木箱往县里送。当时我想：“一架马骨头有什么好看的。”可是，领导上叫送，只有硬着头皮送去，走了八十多里，连夜送到县里。我一看，展览会上把我们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照片和实物都展出了，参观的人一边看，一边称赞，心里真觉得热乎乎的。从那以后，我更感到我们学校艰苦创业的精神，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广大群众的心愿。从而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又提高了一步。我下定决心，毕业后带着这样的革命校风，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去。
革命精神无往不胜
不久，毕业了，我被分配到东大大队去办家畜疫病防治点。初去时，只有半间房子，地方很窄，其它设备更谈不上。当时我虽然感到很为难，可是一想起这不和我的母校建校时的困难一样吗？学校用勤俭办学自力更生的办法越办越好，为什么我不能克服困难把这一个小小的防治点办起来呢？想来想去，觉得只有把艰苦奋斗的革命校风，带到工作上来，才有可能克服一切困难。于是我就按原计划开始工作了，没处坐，就站着开药方缺物品，就出去四下借。后来，队里给腾出两间房，可是，连个门也没有，四下透风，炕也坍了。我时时鼓励自己，用当初草原建校的精神，来办好防治点。生产大队派来了两个社员帮忙修理房屋，我怕影响队里农活，说服他们回去生产。当时，我一边治疗病畜，一边动手清理和维修房舍，用碎木头钉个门框，用向日葵秸扎个门，只用三元钱，就把办公室全部修整好了。在设备方面，也都是因陋就简，利用废旧料改制成的。治畜打针，没有注射管，买一个得十几元，我花三角钱买个橡皮管，把针头缠上去，又把一个玻璃瓶的底打掉了，把橡皮管插进去，使用效果也很好。在针灸医疗中，需用针锤，买一个需三元，我试用笤帚头代替针锤，效果和针锤一样。四年多来，我利用这些简陋的医疗器械，给上千匹马放大血、放虚水，给几百头大小牲畜进行了医疗和劁骟，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故。半农半读学校的那种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发扬，真是要啥有啥，什么困难都能够克服。我们勤俭办“点”的作法，又一次证明了，半农半读学校不仅使我学到了技术，更重要的是，使我武装起了头脑，放下了架子，明确了方向，练大了胆量。因此，我感谢教育自己的学校，我衷心拥护党的教育方针和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
黑龙江肇源县头台人民公社家畜疫病防治所
邢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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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根扎在太岳山上
——访沁源县医院的广东萧林章医生
毛主席说：“……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萧林章过去别说为人民利益而牺牲自己，就是在农村工作都不安心，走上一条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道路。
毛主席的话，沁源人民的话，张思德和白求恩的形象，使他提高了觉悟。他决心要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听沁源人民的话，把根扎在太岳山上，把心交给沁源人民！
现在，他结了婚，在沁源安了家。
在山西省沁源县的一个山村里，我会见了太岳山人民所熟悉的萧医生。我们进行了一次很有意思的谈话。
“我叫萧林章。广东省梅县人，今年三十岁。一九五二年初中毕业后，考入旅大市医士学校。三年以后，我被分配到这里。现在，我已经在这里结了婚，安了家。我很喜欢这里，再也不想离开太岳山了。
“我常常想起我的家乡，那是青山绿水如画的地方。我也想祖国还要经历多少困难，才能建设得富强起来。但是我想的最多的是：我死了以后，沁源人民是骂我呢，还是说，可惜，死得太早了？”
我问：“你常下乡吗？”
“我在沁源呆了九年多，到过十七个公社，一百二十八个生产队，总行程五千八百多里。你想想看，在这么辽阔的太岳山中，在沁源县的一千七百二十三个村庄中，我走了多一点！”
“未来，你有什么打算吗？”
他想了想说：“这从那里说起呢？这么说吧：我们办了个常年流动医院，我想，我应该成为这个医院的常年医生。”
“为什么？”
“我想看到沁源人民健康地生活、斗争。我的最大的责任就是保卫他们的健康。”
有一天，我在韩洪公社的奠基大队召集了一次社员座谈会，想听听社员对沁源县医院组织的流动医院的意见，结果，大家掰着指头说了流动医院的许多好处，差不多人人都提到了萧林章，说他给社员治病是一百个好，说他吃得苦，耐得劳。一个叫杨天明的社员，因为萧林章两次给他女人治好了十几年的老病，一定要让我们给县里的有线广播站写个稿子，给萧医生传传名。
萧林章听说以后，对我说：“我给一些社员治过病，也治好了很多人，可是，对一个医生说来，难道不应该这样吗？其实，我给他们治病，是因为他们治好了我的病。”
萧林章确实患过病，患过肺结核，也患过胃溃疡病。但萧林章说的不是这些，是思想上的病，这种病比肺结核、胃溃疡要顽固得多，难冶得多。
出生在南国水乡、上学在海滨城市的萧林章，一下进了太岳山，自然有许多不习惯，再加上那时的沁源县医院设备、技术条件都不好。萧林章感到，在这样的医院里工作，一辈子也学不到什么东西，只能受苦。所以，他来沁源的头一天，就打下了离开沁源的主意。他按时上班，按时下班，别人忙死，他能闲死。他在门诊部上班，一个从远道赶来的病人让他看病，想和他要杯水喝，他冷冷地说：“大夫是管看病的，不是提水的！”
这是萧林章的“病”：他脑子里只有自己、没有人民，更没有老革命根据地太岳山的人民。他想的是当一个“专家”，而不是能为人民解除疾苦的好医生。
为给他治“病”，中共沁源县委的书记们找他谈过话，沁源县卫生局的老局长邓治和同他谈过话，医院的三个院长和他谈过话，医生们、护士们也批评他，规劝他，沁源人民也怀着革命的深情厚谊教育他。大家给他讲革命的道理，讲什么叫“个人前途”，什么叫“本领”。他吃不下沁源的饭，医院照顾他，让他上病灶吃饭。他对病人不好，院长们耐心地开导他。他不愿意下乡，邓治和局长一次又一次地带着他下乡。
下了乡，沁源人民是他的教师。一次下乡，他走得浑身是汗，口渴得要命，很想找口水喝。可是当他伸手推门时，忽然想起那个和他要水喝的病人来，他胆怯了。但是不推门就喝不上水，他硬着头皮又去推门。一个社员迎了出来。他慌张地说：“我是县医院的医生，想向你讨口水喝。”他想，这个社员一定会象自己一样，说：“我是种地的，不管烧水！”但是，完全出他的意料，这个社员把他请进屋，就赶快烧开水，一边烧，一边还说：“你们辛苦啦，这么远跑来给社员看病，饿了，渴了，只管说话！”
过去，他一直觉得：当医生，坐在门诊部，病人来医院，大夫不出门，是“正规”。下了乡，他才发现自己错了。一次一个姓杜的贫农找他看病。他说：“你有病为啥不早看？”病人很奇怪，就反问他：“生产这么忙，路又这么远，想去就能去了？”几句话说了他个大红脸。他给一个患慢性病的社员看病，他说：“有病要早看。”病人说：“萧医生，我不是不看病，是没空进城啊！”
他给贫农社员杨明亮的母亲看病。病人告诉他：“我这病得了三年了，也看不上，如今可把你们盼来了，我这病也就有个盼头了！”
说话的人都无心，但对萧林章说来，每一句话都有千斤重。他暗暗地想：“自己的打算和太岳山人民的要求好远哪！”
医院党组织劝告他：“你要好好听群众的意见，也要好好读毛主席的著作。”
于是，萧林章拿起了《毛泽东选集》。
他读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他读着：
“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毛主席的话，沁源人民的话，张思德的形象，白求恩的形象……使他怎么也不能平静了，他彻夜不眠，他问自己：“一个人活着为了啥？”“白求恩到中国为抗日军民治病，一个中国人为啥就不能为太岳山人民服务？”越想，他越觉得自己正走上一条邪路——一条光顾自己成名成家而对人民疾苦冷冷清清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道路。
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萧林章就这样一点一点受教育，也一点一滴地变化着。终于在他的思想上出现了一个飞跃。就在一次医院工作人员的大会上，他说：“我过去错了，今后要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听沁源人民的话。把根扎在太岳山上，把心交给沁源人民！”
从此，他退出了病人灶，上了职工灶；他学针灸，学中医，学一切农村需要的医疗本领，开始成了一个“全能的医生”。只要医疗队出发，他就参加。他下了乡，多远的路，靠自己走。有病人他就看病，没病人，他就劳动。他结了婚，在沁源安了家。
萧林章，以他对沁源人民的耿耿忠心，赢得了沁源人民的信任。在太岳山的深山沟里，那怕是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庄，只要说起看病的事来，人们就会亲切地提到萧医生。这时候，孩子们把他叫“萧叔叔”，年轻人叫他“萧大夫”，老年人叫他“萧医生”。他的影子深深地嵌在沁源人民的心里。
本报记者 莎 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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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吗？现在党让我去教农业中学，那我就听党的话，决心：
在耕读教育战线上当一辈子“志愿兵”
今年二月我开始到宝塔农业技术中学当教师。虽然只有九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对我来说，却是很“不平凡”的。
当组织上决定让我到农业中学教书的时候，我还没有认识到当农业中学教师也是革命工作，思想很矛盾。心里想：农业中学，将来还不是耍泥巴，有什么搞头？但又一想：我是共青团员，怎么能拒绝党交给的任务呢？于是我口头上答应下来，思想上却有些三心二意，决定先到学校看看再说。
到学校一看，一切都不合心意。最后，还是回家去了。二月间，学校快开学的时候，公社党委派王老师到我家来“请”我，我的心情不安起来。我质问自己：能不听党的话吗？学校设备差是推卸担子的理由吗？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吗？想来想去，觉得这不是对党的正确态度。我决定去教半年或一年再看。就这样，我半自愿半勉强地做了农业中学教师。
校长看透了我的心，经常鼓励我：“为党为人民做事，不论干什么都是革命工作。你是知识青年、共青团员，应该把知识贡献给农村。农业中学是为贫下中农办的，应该用革命的精神办好这所学校。”他的话使我的思想开了窍。我自己是劳动人民出身，怎能放弃教好阶级弟妹的责任呢？正在这时，学校组织师生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更清楚地认识到教好贫下中农子弟，就是具体地为人民服务。七月间，我参加了湘潭市的教育工作会议，学了党的关于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指示，认识到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是关系到培养可靠的红色接班人的重大问题，感到当一个农业中学教师是一个光荣而又责任重大的任务。我决心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在耕读教育战线上当一辈子“志愿兵”。
把农业中学教师工作看成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之后，在教学上有了变化。我是个高中毕业生，没有教学经验，教好课也是一个难关。上头两堂课时，备课备了好几天，思想很紧张。后来我虚心学习，拜王南斌老师为师，请他指导我教学。教珠算，开头也很吃力，我就下苦工夫练。会计常识有不懂的地方，或者不能与实际结合，我就拿会计账簿反复地去研究。半年来，我边学边教，总算找出一些门道来了。
但是，光教好课还是不够，我认识到教师还要做到劳动化。在这方面，我也是经历一番思想斗争的。开始的时候，学校开荒，运砖瓦，我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摆出老师的架子，有些事光让学生干，自已在旁边当指挥。搞久了，自己也觉得不象样，也跟同学们一起劳动劳动，但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要通过劳动锻炼来改造自己。后来，从实践中我逐渐认识到劳动的深刻意义。农业中学的教师只有通过半农半教，通过生产劳动，才能革自己思想的命，革轻视体力劳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命。
湖南湘潭市宝塔农中教师
张菊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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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成都市的一批知识青年到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南坪高级农业合作社落户当社员，同当地干部、社员一起，开展了科学试验。这是他们和翻身奴隶代表阿呷尤姑（中）等在油菜试验田观察结荚情况
新华社记者 金勖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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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以后，大批革命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到延安去，和工农群众、和革命的武装结合起来，为抗日战争做出巨大的贡献。 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