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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扬大寨精神，革掉“大赖”思想
中共河北阜平县委代理书记 曹桐风
要实现县委领导革命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阜平来说，根据我们的体会，有一个重要的认识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搞生产革命，是靠大寨精神还是“大赖”思想。我们县多年来粮食搞不上去，长期不能摘掉缺粮帽子，检查起来，主要是吃了“赖”字的亏。
阜平县是河北省西部的一个深山区，自然条件不好，地少人多，土地瘠薄，全县每人平均只九分土地。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干部群众的艰苦奋斗，粮食产量年年都有增长，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县委本身革命化的程度不高，在生产斗争中，不是改天换地地搞生产革命，而是修修补补地搞生产改良，结果生产条件就得不到根本的改变，粮食长期上不去，只好年年靠统销吃饭。真是成了种地靠老天，吃饭靠统销，花钱靠贷款，受灾靠救济。自己种地不能养活自己，靠别人养活着。问题更严重的是，面对着这种情况，很多人却心安理得，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精神状态呢？因为有很多所谓“理由”在我们头脑里作怪。
不能以自然条件作为“大赖”思想的挡箭牌
多年来我们摔不掉“讨饭碗”，可是又不承认自己没志气，而是把责任推到自然条件上，说什么粮食上不去，缺粮帽子摘不掉，是地少人多，穷山恶水造成的，要是有个好的自然条件，缺粮面貌早就改变了。这种论调本来是站不住脚的，但我们却长期认识不了，原因就在于我们对人和自然条件的辩证关系认识不清，让自然条件束缚了人的手脚。自从去年学大寨以后，我们以大寨为镜子，一次又一次的对照自己，找差距，照一次，就明朗一点。比大寨的山，我们比人家强，比大寨的水，我们比人家足，为什么人家能够把粮食搞上去，高产余粮；而我们却抱着“讨饭碗”不放呢？最根本的关键，是我们缺乏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和雄心壮志，缺乏一分为二的思想，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把生产条件不好看成是一成不变的。生产条件的确是重要的，条件不好也是个坏事，但决定性的因素是人，不是自然条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自然条件不好是完全可以改变的，穷山可以变成富山，恶水可以改造成为幸福水，山是死的，人是活的，这个真理是千真万确的。这个道理认清后，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县，这样的例子也是不少的。青沿大队每人只有五分地，年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亩产已跨过千斤。黄岸底大队过去很穷，长年缺粮，就是因为这几年发扬了自力更生精神，大搞水平梯田，大抓肥料，大搞小型水利，大搞综合治理，生产条件大变，几年来粮食翻了一番，由缺粮变成了余粮。可见，问题不在自然条件，而在于人。那里认识了这个道理，那里就能够把精神变成物质，在生产上实现一个飞跃。
不能以灾害作为“大赖”思想的遮羞布
阜平县是个多灾的地方，几乎是年年有灾，群众常说：“阜平县灾害多，旱岗滩地砂石坡，不是旱来就是涝，风灾虫灾加冰雹”。因此，我们就常常以灾遮百丑。每年缺粮要饭，就用灾害当遮羞布。认为受了灾就应该靠国家支援。这种认识，乍听起来好象有几分道理，可是认真分析起来，就不值一驳了。灾害是客观存在的，你不叫它有，它也要有。但是灾害并不是不可抗拒的，只要我们敢于和善于同灾害作斗争，敢于和善于作大自然的主人，就能够战胜灾害。就以今年的灾害来说，从去冬以来，我县没有下过一次透雨，今年雨量仅等于常年的五分之一，可以说是近百年来没有过的大旱灾。但我们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通过修大寨田，大搞盘山渠和群众性的担水浇地，不但保住了绝大部分庄稼，而且使一万多亩旱岗地变成了稳产高产的水浇地。大旱之年，得到了比较好的收成。全县出现了四百斤以上的公社十三个，其中西庄公社亩产达到了八百斤，千斤大队五个，有很多过去靠“赖”过活的队，今年一跃变成了余粮队。但是，也有个别单位，在灾害面前束手无策，造成了减产或绝产，这些地方还得靠“赖”过活。我们有两个相邻的公社就是个鲜明的对照：东下关公社敢于而且善于向灾害斗争，千方百计地利用地上水和地下水，结果不但夺得了丰收（超过去年产量的百分之三十），而且全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旱地变成了保收的水地。而龙泉关公社因有“赖”的思想，缺乏苦干精神，造成了减产。
这些事实深刻地教育了我们，以灾当“遮羞布”是遮不住的，问题不在有灾无灾，而在于领导的精神状态。只要有了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天地都是可以改变的。过去我们是作了大自然的奴隶，受了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只要从对老天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从小农经济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走大寨之路，自力更生，作大自然的主人，不作大自然的奴隶，就一定能够战胜自然灾害，就一定可以摘掉缺粮帽子。
不能以关心群众生活作为“大赖”思想的护身符
过去我们常常以所谓关心群众生活，作为“大赖”的理由。认为伸手向上级多要点东西，是为了群众，是关心群众的疾苦。结果怎么样呢？恰恰相反，这不是真正的关心群众，而是害了群众；这不是真正的群众观点，而是片面的“恩赐”观点和本位主义。就拿向国家要统销粮来说吧，每年向国家伸手，而且是以多为好，以为这就是给群众办了好事。错误的认为，给群众多了，生活好安排了，群众积极性也就高了。实际情况正相反，越给的多，依赖思想越严重。广大贫下中农说的好：这样办就把一部分群众惯坏了，越给越赖、越赖越懒，越懒越等，越等越改变不了生产面貌，因而就只好当伸手派。这个一针见血的批评，确实打中了要害。这个道理为什么我们长期没有看清呢？关键在于我们片面的认为国家给的东西多了好办事，东西少了工作不好作。没有看到依赖国家给的东西，再多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因为来的容易，消耗着也容易。有些社、队年年向国家要统销粮，但他们那里的粮食多了吗？没有。有的地方却越给越少了。而靠自己的双手，艰苦创业，以革命的劲头，改变生产条件的社、队，其劳动成果，不但当年增产，而且年年增产，为子孙后代创了业。什么是真正的“摇钱树”，看来不是别的，那就是大寨精神。我县龙王沟大队，就是依靠自己的双手艰苦创业的，他们的粮食亩产过了黄河，核桃每年产八、九万斤，大牲畜发展到了一百四十二头，两年就繁殖了幼畜九十八头，羊发展到一千五百七十八只，社员丰衣足食，户户有存款，成了全县有名的农、林、牧全面发展的红旗。
不能以群众觉悟低作为“大赖”思想的影身草
我县长期摘不掉缺粮帽子，自己种地养活不了自己，根源究竟何在呢？过去有人认为，主要是群众觉悟低，干劲不足，经过学习大寨和一年来的生产实践，才找到了真正的根子，是县委领导思想革命化的程度不高。阜平是老革命根据地，有着三十年的革命斗争历史。群众经过了阶级斗争的考验，也经过了各种自然灾害的考验，富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光荣传统。绝大多数群众是党领导到那里就跟到那里。这样的群众，只要加以正确的领导和组织，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怎么能把生产落后的责任，推到群众身上去呢？道理很明显，但我们却长期认识不了，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对主席思想学习不够，缺乏真正的群众观点。
现在广大社员群众的劲头很大，坚决要走大寨之路；许多先进的兄弟县，也都远远地走在前头去了；形势所迫，大势所趋，再也不能“赖”下去了。我们县委会下定决心，以主席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改造我们的世界观；要以大寨作榜样，快马直追，力争上游；决心改变领导作风，依靠群众，大搞以“林、梯、坝”为中心的综合治理，使坡岗地变成大寨田，旱地变水田，穷山变富山。我们的口号是：大战一九六六年，坡地变成大寨田，旱田变成水浇地，坚决摔掉“讨饭碗”。总之，要发扬大寨精神，坚决革掉头脑中的“大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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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上级负责同对群众负责的一致性
——学习《反对本本主义》札记
县委会是党在领导农村工作中的战斗单位，因此，它对上级的指示必须坚决服从，努力执行。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有的县委对上级的指示看来是认真对待的，只要上级交下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他们整天很忙碌，打电话，发指示；结果却是生产提不高，群众有意见。群众批评他们：“只看到上级，看不到群众；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难道对上级负责还有什么差错吗？在这里，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上级负责同对群众负责是不是相一致呢？毛主席的《反对本本主义》，为我们提供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一致和不一致
县委领导是应该对上级负责的。毛主席指出：
“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指示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
这就是说，从根本上来看，对上级负责同对群众负责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党根据当前客观实际的要求，提出了各种任务、方针和政策。这些任务、方针和政策“是斗争所需要的”，归根到底，就是人民所需要的。这样，毫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正是对群众负责的具体表现。违反上级的指示，就是损害群众的利益。
以农田水利建设为例。兴修水利可以改变农业生产的面貌，进一步地发展和巩固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符合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其他如改造涝洼地、发展多种经营和储粮备荒等，也都无不如此。正是从广大农民的利益出发，上级领导机关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方针和政策。因此，下级组织认真地执行这些任务、方针和政策，这既是对上级负责，也是对群众负责。有的读者来信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对领导负责就是对群众负责。”这个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发生二者不相一致的情况呢？问题出在如何正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上面。形式主义地执行上级的指示，看来也是对上级负责的，实际上却既不是真正地对上级负责，当然也就谈不到对群众负责了。对上级负责同对群众负责的不相一致，就是这样产生的。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这种形式主义的态度，他说：
“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毛主席教导我们，下级组织必须执行上级的指示，但是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不能盲目执行。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对上级负责同对群众负责是一致的，但是，它们也有着不一致的一面。主要的原因是：一方面，上级指示是反映了群众利益的。它来自群众，是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的集中表现。但是，上级指示又不是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的简单汇集，而是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以改造制作了的。因此，它就比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来得深化，往往不能一下子为群众、特别是落后群众所理解和接受。这样，就产生了上级指示同群众思想的矛盾，即领导同群众的矛盾。
另一方面，上级的指示，一般是根据比较大的范围的情况制定的。上级机关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每个地区、单位的每个问题都作出具体的规定。上级关于任务、方针和政策，在一定时期中，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虽然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又都只有比较原则的规定。仍以农田水利为例。关于兴修水利同其他生产活动的安排，关于工程的规模、进度和经济效益，关于思想工作、组织工作和技术指导，等等，上级机关都不可能也不必要规定得很具体。如果不按照实际情况去执行，那就必然会使工作遭到挫折，损害群众利益。这样，就产生了上级指示同实际情况的矛盾，即一般同个别的矛盾。
可见，上级指示同群众思想的矛盾、即领导同群众的矛盾，上级指示同实际情况的矛盾、即一般同个别的矛盾，这是客观的存在。如果下级组织处理不好，那就会使这些矛盾扩大化、尖锐化。但是由于从根本上说，上级指示是同群众利益一致的，所以只要处理得好，就完全可以解决这些矛盾，使不一致变为一致。
变不一致为一致
办法在哪里呢？毛主席指出：“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从实际情况出发，这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条件。这就要求下级组织在执行上级的指示时，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把上级指示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切实地拟定出实施的步骤。发现群众中有思想问题，就进行耐心的解释、说服和教育；发现执行中有实际困难，就同群众一起商量解决。只要这样，就能够把上级指示同群众思想和实际情况的不一致变为一致，即：使上级的指示得到最完美的贯彻，并使群众得到最大的好处。对上级负责同对群众负责就完全统一起来了。反之，上级的指示一下来，下级组织只是坐在办公室里，依靠电话、文件和报表来“贯彻”。他们只起到“转运站”的作用。群众有没有行动起来？他们不知道。即使发现了，他们也不研究存在的问题：群众有哪些思想顾虑？有哪些实际困难？等等。他们只凭着自己的主观想象，把上级的指示硬性地往下“贯”，要做这样，要做那样，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至于能不能做得到，实际效果又怎样，他们却不认真地加以考虑。这就必然会引起群众不满，招致妨碍甚至破坏生产的后果。所谓“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正是指的这种情况，其实是对谁也没有负责。
可以举一个例子。今年春天，南陵县委推广水稻良种，原想这是达到增产的一个重要手段，群众不会不同意。但是，有些人却不愿意推广。县委没有具体分析这些意见，认为这是保守，结果计划没有实现。以后，他们吸取了教训，注意调查，注意了解下情，结果就是另一个样子。例如扩种红花草，群众起先也有一些顾虑。县委就运用已经试种成功的典型事例进行广泛宣传，又帮助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消除了群众的顾虑。于是，全县扩种的红花草比去年增加了十多万亩，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固安县委在执行上级关于深翻的指示时，群众有抵触情绪，因为他们怕明年春旱，今年翻了地跑了墒，影响春播。这种顾虑是合理的。如果坐在办公室里笼统地发号施令，那末就不会发现问题，使深翻的指示贯彻不下去；而即使发现了问题，胡乱地批评一通，强制执行，也很可能使生产遭受严重的损失。这是本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但是，固安县委领导不是这样。他们带头参加深翻，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同群众一起进行研究，终于找到了一个既深翻又保墒的好办法。群众的思想顾虑消除了，深翻的指示得到了贯彻。
深入实际，深入群众
上述事实证明，要真正地执行上级的指示，就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把上级指示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还必须亲自去蹲点，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身在农村，心在城市，只图形式，应付公事，是不行的。毛主席指出：
“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并指出：
“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
在这里，毛主席强调了调查工作要“亲身从事”，要“深入”，要有重点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这就是说，领导干部了解实际情况的办法有很多种，其中深入基层实行蹲点，是最重要的一种办法。通过这种办法，可以直接地、全面地和系统地了解一个点的思想情况和生产情况，把上级指示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具体化，在一个点里检验、充实和实现，认识和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取得典型的经验，然后把它推广开来。这在实际上就是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的：“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拿营口县委领导来说，过去他们也不是没有下去的。但是，他们多是蜻蜓点水式地跑跑转转，因此，问题仍发现不了，更解决不了，生产面貌也就长期改变不了。后来，县委领导同志亲自下去蹲点，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细致的调查和研究，于是对许多问题心里有了底，指导工作也落实了。今年山区水平梯田成倍增加，低洼盐碱易涝地区扩大水田九万多亩。
关键在于精神状态
当然，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关键在于县委领导的思想革命化，即真正地树立起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毛主席对当时红军中某些同志不愿进行实际调查的批评，至今听来仍很亲切。他说：
“红军中显然有一部分同志是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提倡所谓‘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错误思想，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
为什么我们有些县委领导在执行上级的指示时，不能深入群众进行调查和研究，根据实际情况来讨论和审察，而总是抱着上级任务的观点，往下照抄照转呢？最主要的原因也就在于，他们的精神状态是“安于现状”，贪图安逸，缺乏革命的进取心。他们往往掺杂个人杂念，计较个人的得失，忽视群众的利益。正如有的同志所说，“他们较多考虑的是完成不了上级交的任务，个人受批评，而较少考虑到全局的利益和群众的利益”。因此，无论是对上级负责还是对群众负责，首先就要真正地树立起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只要精神状态有了改变，那末工作作风就必然随之改变。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委的同志检查说，干部愿坐办公室，不愿下乡，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些同志滋长了享乐思想。后来学习了毛主席著作，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都逐渐提高了觉悟，勇于走出“小天地”。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许多同志“蹲在条件差的生产队闹革命”。因此，今年全县一年没下透雨，有些生产队仍获得了丰收。这次县委领导革命化的讨论中，还有许多其他事例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上级的指示是从群众的利益出发的，因此，只要真正地执行上级的指示，就是符合了群众的利益。但是在个别的时候，主要是由于上级机关对情况了解不够，或者存在着官僚主义、烦琐哲学和瞎指挥等，也有可能发生上级指示有错误，同群众利益相抵触，在实际中行不通的情况。这时，下级组织就必须本着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精神，勇敢地提出建议，请求上级收回或修改，以帮助领导上避免错误，使上级的指示更加正确。这既是对群众负责的表现，也正是对上级负责的表现。这是真正负责的革命精神。盖县县委作出了一个生动的范例。盖县是个苹果产区。今年七八月间上级下达的文件，只规定提高收购苹果的规格等级，而没有相应地提高收购价格。这就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收购任务也完成不了。于是，盖县县委作了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向上级反映了这个情况。结果，问题得到了完满的解决，国家的收购任务也完成了。为什么盖县县委能够这样做，而不是明知上级指示对群众不利仍盲目执行呢？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他们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精神状态革命化了。他们能够自觉地正确地处理对待上级和群众的关系了。
我们必须牢牢地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对上级的指示，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不能“一味盲目执行”，否则就“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而“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因此，我们必须真正地树立起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深入群众，联系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创造性地执行上级指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对上级负责，也才能真正地对群众负责。
青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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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要有长远打算
李文
在县委领导革命化的讨论中，有不少同志谈到工作中缺乏长远打算的问题。武功县的一个同志说：“我们对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缺乏一个长远的打算，全县没有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当前的和全面的规划。常年的工作情况是：上级号召什么就做什么，碰见什么就抓什么，忙来忙去，老在眼前打转转，迈不出步子。”广汉县委的同志说：县委领导“胸无大志，满足现状”，“对几年内抓些什么大事，当年抓些什么大事，胸中无数”。皋兰县委的同志也认为县委“领导生产没有宏图大略”。
看来，工作上没有长远打算，是实现县委领导革命化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干革命、搞建设，要有长远打算：看到今天，还要看到明天；看到眼前，还要看到将来；看到这一步，还要看到下一步。
革命和建设都不是“一锤子买卖”。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人民，打倒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在一个县、一个公社的范围内，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改天换地，彻底摆脱贫困落后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不是短时期能够办到的事。这就要求我们，在安排工作的时候，把眼前和长远很好地结合起来，既要搞好当前工作，又要做长远打算。要象毛泽东同志所要求的那样：“一切作长期打算”，“任何地方必须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计算到将来的很多年”。
有没有长远打算，在工作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全国许多大寨式的先进农业典型，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站得高，看得远，一手抓紧当前生产，一手抓紧农田基本建设，治山、治水、改田、造林，认定当地增产关键，就踏踏实实，埋头苦干，长年累月，坚持不懈，经过十来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取得了巨大成绩，改变了本地区的面貌。相反地，一些自然条件和他们差不多，甚至比较好的地方，同样搞了十来年，却几乎仍然是老样子，生产水平和自然面貌都没有什么改变，或者改变不大。为什么同样做工作，效果却相差这样大呢？要找原因，可以找到很多条；工作上有没有长远观点、长远打算，是很重要的一条。
无论是先进地区还是落后的地区，在农民群众，主要是广大贫下中农中间，普遍存在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和改变“一穷二白”的愿望。越是贫困落后，这种要求和愿望越是迫切和强烈。能不能把群众的这种要求和愿望集中起来，变成有计划地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巨大物质力量，关键在于领导。领导，就是要领着群众朝前走，走得快又走得好。要象嘉定县委的同志所说的那样：“高瞻远瞩，有计划、有雄心壮志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国有长远规划，每一个县、每一个公社，也应该有自己的打算：在一定时期内，这个地方打算建设成什么样子？要实现这个目标，主要应该抓几件什么工作？第一步怎样走，第二步又怎样走？围绕着农业，其他各行各业又怎样安排？等等。只要这种打算真正反映了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真正切实可行，群众看到了前进的方向和具体目标，知道劲头该往那里使，就会发挥出极大的积极性，就会创造出惊人的奇迹。嘉定县委的同志说，他们最近组织全县干部和社员，讨论了这个县的五年规划，经过这场讨论，干部和群众“站得高了，看得远了，革命精神发扬了，奋斗目标明确了，生产有了奔头，增产途径有了数”。这不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吗？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同志批评了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战争的方式，指出：“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不这样做，就会弄出迟疑坐困的错误”。这里虽然讲的是战争，对于当前的革命和建设，同样有着重大意义。长远打算，就是一种通观全局的长期作战方针，是一种战略性的部署。无论是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还是向自然开战，同老天爷作斗争，没有这样一种长期的作战方针、战略部署，都是打不了大胜仗的。在农业生产上，如果象一些县委同志所说的那样：“上级号召什么就做什么，碰见什么就抓什么”；今年不知道明年要干什么；或者仅仅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旱来抗旱，涝来排涝，虽然也可能取得一些暂时的成效，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清涧县委的同志在这方面是有体会的。他们那里十年九旱，如果在抓紧当前抗旱的同时，不采取根本措施，大兴水利，大搞梯田、埝地等农田基本建设，那么，“年年抗旱，抗不胜抗，贫困面貌仍然不能彻底改变。”事实正是如此，在农业生产上采取
“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总是跟着老天爷的屁股后面打转转，就很难改变被动应付的局面，夺得工作上的主动权，很难在征服自然的伟大战斗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有没有长远打算，常常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精神状态，反映了对待革命事业两种不同的态度：是不断革命，彻底革命，精神抖擞地往前赶；还是安于现状、因循守旧，满足眼前的一点成绩，不肯再往前迈步？是对群众利益极端负责，把实现群众的迫切要求，看做革命者不可推卸的责任；还是对群众的要求无动于衷，对群众利益敷衍塞责？是胸无杂念，无所畏惧，在任何困难面前都敢于担起革命的重担；还是“怕”字当头，无穷忧虑，在困难面前打退堂鼓？归根结底，正象讨论中许多同志所指出的，在工作上有没有长远打算，和县委领导思想是不是革命化，有没有革命的精神状态和工作态度，是不是树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世界观，是密切相关的。
有没有长远打算，也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思想方法，主要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和长远的关系。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当前和长远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当前工作是为了实现长远目标，长远目标只有通过当前工作才能达到。正确地处理两者的关系，就能够互相促进，互相推动；反之，把当前和长远割裂开来，就会互相牵扯，互相影响。从讨论中反映的情况来看，目前主要的问题还是：人们常常被当前工作束缚住头脑，看不到工作发展的远景；常常被眼前利益遮住了视线，看不到那些目前可能不很起眼，但从长远来说，必将发挥重大作用的因素，因而只顾当前，不管长远，只抓眼前利益，不考虑长远利益。这实质上是小生产者思想的反映，也是一种形而上学观点。
长远打算，要和实干精神结合起来。问题看准了，基本条件具备了，就动手干起来。通过实践去不断充实和修正原来的打算，通过实践去改进和创造条件。正因为是长远之计，更要早下决心早动手。怕这怕那，“稳”字当头，即使有一些想法，也总是停留在口头上、书面上，拖来拖去，把时间都拖过去，仍然一事无成，再好的打算也还是空的。
长远，就会有曲折，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复杂的斗争。这就需要在思想上作充分准备，多设想困难和不利的因素，准备和天斗，和地斗，和阶级敌人斗，和残存的旧思想、旧势力斗。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挺得住，经得起；失败了重新干，跌倒了爬起来。在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摸索客观规律，做到打一仗进一步。
长远，就要一步一步走，从思想上准备长期作战。路再远，只要方向对头，加速脚步，就可以走到；再近的路，不走，一辈子也到不了。事物的发展总是由量变到质变。量的积累，积以时日，就会发生质的飞跃。大寨人说得好：“咱们有党的领导，有集体，有土地，有石头，有劳动力，建设山区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这辈子不行还有儿孙后代！”有了这种精神，那就没有任何目的不能达到。
早在一九五五年，当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已经进入高潮，一个农业生产建设的高潮也随着到来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里，曾再三提出，要全国各县，由县委领导，制订一个三年五年七年甚至十二年的全面规划。当前，随着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一个新的农业生产建设高潮正在形成。有一些县已经在根据本地情况，考虑自己的长远规划，作长远打算了；其他有条件这样做的地方，是不是也需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县委的议事日程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