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阶级感情千斤重
毛振华
工人张永安、程春兰的儿子张建华,被小朋友梅重阳失手推下水淹死了。在这十分悲痛的时刻,请看,张建华的父母是怎样想的,他们又是怎样对待这件人命关天的大事的?……
在武汉市流传着一个十分感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今年七月八日。
这天中午,湖北省交通厅船舶修配厂冷作工张永安的大儿子张建华,背着父母邀邻家小朋友梅重阳去玩水。两个孩子在水上嘻嘻笑笑玩了一阵,爬上桥圢,建华提议学学跳水,重阳马上表示赞成,可是,谁也不肯先下去,两人你推我让,扯了一阵。建华趁重阳不防,把他推下了水。重阳游上桥圢,也采取同样办法,把建华推下了水,这一下建华碰在石头上,淹死了。
这件事,很快在厂里和武昌新桥、白沙洲一带传开了,许多人既为张家失去亲生骨肉痛心,也为梅家闯了这场大祸担心。有的人说:“十三岁的儿子,突然被人家推下水淹死了,多么痛心。”还有的人说:“虽然人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奖金、荣誉可以让,在这人命关天的大事面前,怎么处理?”……
建华的妈妈名叫程春兰,是厂里食堂的炊事员。这位十岁失去父母,十一岁做童养媳,十四岁给资本家当童工,饱受过旧社会辛酸的母亲,深深懂得阶级的爱与恨。民主改革时,她曾站在最前面,与封建把头进行过面对面的斗争;在平时,她对坏人坏事,也总是疾恶如仇……。建华被水淹死的消息,十多分钟后,就传到了她的耳边。当时,她正在食堂值班,听到这个噩耗,真象是晴天霹雳。儿子生前的往事一幕一幕地闪过脑际,特别是儿子在头天晚上帮她学毛主席著作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这天晚上,她坐在外面乘凉,儿子走过来说:“妈妈,这几天你很忙,没有学习,我来把毛主席的书读给你听。”接着,他认真地读起了《为人民服务》。他读一段说一段:“妈妈,你是炊事员,这一条你适合。”春兰想着这些,悲痛地流下了眼泪。
就在这个时候,厂领导请她的爱人张永安去研究后事如何处理。春兰听到,马上对一向性子急躁的丈夫说:“梅家现在也是很难过的,再不要给人家增加痛苦,千万不要生气,不要说什么了。”
“我知道。”张永安低沉地应声走了。
工厂、公安部门、街道、学校的领导和有关人员,正在武昌八铺街派出所研究这件事。张永安一到,他们就热情地接上去,详细地向他介绍了事情的经过,问他如何处理。
张永安沉痛地说:“我们夫妇俩都在外面工作,辛辛苦苦地把他抚养这么大,再过几年就可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了。莫说是自己的儿子,就是一块石头,摸了十三年突然丢掉,心里也是难过的。”张永安说到这里,眼睛润湿了,嗓子哽咽了,再也说不下去。
在场的领导,一面安慰,一面问他:“你有什么要求,提出来吧。”
领导的关怀和安慰,同志们亲切的目光,就象一股热流,透过张永安的全身,他沉思了一会,接着说:
“我与梅师傅是阶级弟兄,如今我失去了自己的亲骨肉,心里已经很难过,再要为这件事,伤害了我们的阶级感情,心里会更痛苦。我没有什么要求,孩子的一切安葬费用,都由我自己负担。”
在场的同志们都被这位心胸开阔的父亲的回答所感动,人们不禁在内心赞叹着:“我们工人阶级的品德真是高尚!”
各方面领导,把张家的意见转达给梅家。重阳的父母——梅和清与徐金仙听后,心里更难受。自从事情发生后,梅家夫妇心里就十分沉痛,感到这是“给人家割去了左右膀”,他们也曾表示过:“只要能使张家得到一点安慰,要赔什么,我们都心甘情愿。”他们听到张永安的意见后,马上赶到张家,梅和清一见张永安就说:
“孩子是你们身上的肉,也等于是我们身上的肉,说什么,安葬费我们是要出的。”
张永安马上安慰他:“梅师傅,我们是阶级兄弟,十多年来同在一个工厂、同在一个车间干活,又同在一块住,你的为人我是知道的,你家庭的情况我也知道,你家里七口人生活,只你一个人工作,我们是双职工,人口比你少,经济条件比你好,安葬费就由我们负责吧。”
梅和清哪里肯同意,他说:“经济条件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你身上的肉都割了,用几个钱也是表表我们的心,不然,我们心里更难过。”
在房内,徐金仙对程春兰说:“我养了这个不听话的东西,给你们一家造成了这样大的祸,这怎么对得住你们。”说着,禁不住失声痛哭了。当金仙刚进来的时候,春兰也正在流泪,但她一听金仙这样说,马上擦干了眼泪,双手拉着金仙说:“梅嫂,你不要难过,这也是我们教育不严。这两个胡涂虫也是失手造成的,不能怪哪一个,不要打重阳。”
金仙还是难过地说:“出了这样大的事情,我们心里怎么放得下。”
“不要为这件事伤害了我们阶级姐妹的感情,我们的团结要紧,我保证以后不会有什么想法。”春兰又安慰了一阵。
两家父母在一块,你劝我,我安慰你,一直谈到深夜十一点,还是张家夫妇要梅家夫妇回去休息,才离开。
小重阳自从闯下这场大祸以后,整天低着头呆在房子里不出门,十分后悔。第四天早上,他准备到室外活动活动,刚刚出门见春兰娘娘在门口洗脸,马上惊慌地缩了进去。春兰见到,深知孩子的心情。她洗过脸来到梅家,把重阳拉到自己身边,这时,重阳的头低得更低了。春兰说:“孩子,你把头抬起来。”
小重阳慢慢地抬起头望着春兰,两行豆大的眼泪滚了下来。春兰一面给他揩,一边问他:“你为什么总是把头低着?为什么见我就跑?”
“我错了。”
“不要难过,你们两个人是日夜离不开的好朋友,一向感情很好。去年,有一次建华把你的头打破了一点,我问你,你怕我打他,还说是你自己碰了的。这次你也不是有意的,不要为这件事把自己的脑筋伤坏了。你马上就要上中学了,今后对同学要团结友爱,用心读书,将来为国家出力。”
这时,小重阳象在自己的母亲面前一样,诚恳地说:“我一定听娘娘的话。”
事过几天,梅家为了表示自己的心意,使张家得到安慰,准备了点菜饭,请张家去。春兰对他们说:“我们的阶级感情是建立在政治上的,这是用什么也买不到的,你们这样做,我心里更难过。”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当事情发生以后,厂工会主席、车间党支部书记、行政科长以及厂里职工、职工家属、周围的居民,都把张家的悲痛,看成是自己的悲痛,有的赶来给建华料理后事,有的自始至终招护春兰另外的几个小孩吃饭、洗澡、睡觉。出事的这天是厂里星期六,厂里有电影,可是许多人没有去,他们从下班起,直到晚上十点多钟,川流不息地来到张家,安慰张家夫妇,赞扬他们这种崇高的阶级感情。许多人从这件事里,受到深刻的教育,有的检查自己为家庭小事和同志们发生争吵;有的学习他们这种风格,处理同志之间、邻里之间的一些问题。工厂以外许多单位职工知道这件事以后也深受感动,许多人给他们或市里报社写信。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王华轩在给张家的信中说,他们“不是不爱孩子,是更爱无产阶级的团结。”还有一位名叫汪隆森的职工在给报社的信中说:“我决心向张永安、程春兰同志学习,学习他们以工人阶级的团结为重,以阶级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的崇高革命精神。”
〔原载《工人日报》〕(附图片)
   苗地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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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胸中装着一个阶级
  薛步
还有什么感情,比无产阶级感情更高尚?还有什么胸怀,比无产阶级胸怀更伟大?同志,请你看看《阶级感情千斤重》吧!
一个人的儿子被另一个人的儿子推进水里淹死了。如果发生在封建社会里,将会怎样呢?我们从一些旧的小说和旧的戏剧里看到:两家父母会从此结下冤仇,甚至造成另一个偿命案件。如果发生在那种“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又将怎样呢?可以设想,除了赔偿一笔数目可观的
“现金”之外,是决不会罢休的!在剥削阶级看来,自己的儿子被人推进水淹死了,偿命、赔钱,这是天经地义的。唯有这样,才合乎他们的剥削阶级之情,才合乎他们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之理。
张永安、程春兰,作为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人阶级,他们对自己的儿子当然是满怀着深情的,他们也为失去自己的儿子而悲痛。但是,他们没有局限在父子之情,母子之情的圈子里。当发生这一不幸之后,他们不仅没有和梅家吵闹,结下仇恨,反而抑制住自己的悲痛,去劝慰梅家,而且谢绝梅家承担安葬费用。他们这样来对待这件人命大事,在剥削阶级看来是不可理解的。然而,在我们看来,这恰恰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一种伟大的胸怀,一种最合情最合理的阶级感情。它合无产阶级之情,它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理。
张永安、程春兰所以有如此博大的胸怀,站得这样高,看得这样远,这是由于他们的胸中装着整整一个阶级——无产阶级。张永安说:“伤害了我们的阶级感情,心里会更痛苦。”这是由于他们的胸中装了一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程春兰劝小重阳,“不要为这件事把自己的脑筋伤坏了”,要他“用心读书,将来为国家出力。”
我国工人阶级有这样崇高的精神境界,决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他们生活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由于他们的头脑是为毛泽东思想所武装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使他们懂得应当怎样对待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兄弟,应当怎样正确处理新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让我们从这一十分感人的故事中受到启示,汲取营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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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到工农兵中去

  走最宽广的道路
  中央歌舞团演员 彭清一
我们这个“乌兰牧骑”式的小队,到河北省平山县的山区共四个月,我所见到的,听到的,体会到的将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
在南滚龙沟的那些日子,我亲眼看到了南滚龙沟人怎样用双手凿开一座座的山,又把一块块石头搬上山顶,垒成梯田。他们向穷山恶水作斗争,向光秃秃的荒山要粮,高举着山区高产的红旗奋勇前进。
这些说起来是容易的,可是当人们见到南滚龙沟那种困难的条件,那种恶劣的气候时,就知道他们夺得那样的连年高产,是多么的不易啊!白天我们和社员一起劳动,抬一块卧牛大石就有千斤重,压得我腿都伸不直,每走一步要流多少汗啊!可南滚龙沟人就是这样成年累月地和大石头打交道,为了夺取高产,需要有多么坚强的意志啊,需要付出多大劳动啊!当他们夺得了丰产之后又在想什么呢?他们说:咱山区人穷志不坠,富不变色。咱要多拿粮食,支援国家建设。咱可不能站在家门口,光看着自个的院子里啊!要站得高,望得远,望到全世界还有多少穷苦受难的弟兄啊!
在这些建设山区的英雄面前,看到他们的行为,听到他们的豪言壮语,我不由得想到自己。多少年来,我吃着人民的饭,穿着人民的衣,但是,对于为人民服务,特别是到山区为农民服务的问题,很少认真地考虑过。有时我还为自己解释说,各艺术单位是有分工的,我们这个团主要是在大城市和到国外去演出,即使到农村演出,也是个短期的任务而已。这些思想使我把为贫下中农服务置于脑后,渐渐地无产阶级的思想越来越少了,资产阶级的思想越来越多了;脑子里的政治少了,个人主义多了。经常想的是北京的大舞台,又宽敞又舒适,还有厚厚的大地毯,翻起跟斗也带劲。遇到台小和没有地毯的时候,就认为没法施展摸爬滚打的技巧,而影响到自己的表演情绪和艺术质量。对于大的,洋的,专的表演技巧兴趣很大,觉得够劲,够味。这些资产阶级的思想货色,在我的脑子里为时并不短,我忘了人民群众的需要,特别是作为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忘掉了自己是以文艺这个武器,去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去战胜敌人,战胜一切困难。
我将永远忘不了贫下中农对我的教育,我更感激党让我有机会到农村去受到一次活生生的阶级教育,使我看清了过去的那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窄路是行不通的,只有面向农村,为广大的贫下中农服务,才是最宽广的大路!
我记得最初我扮演歌舞《恶狗坟》中的老贫农曹全会时,很没有力量。后来,我在访贫问苦中,逐渐熟悉了贫下中农的生活、感情,剧中的角色也在我脑子里渐渐地具体化了。以后每演一场,我都和我扮演的角色共同生活在悲愤的斗争中,不止一次我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当我用激愤的声音喊出了反抗地主的话时,台下的贫下中农观众也同样用愤怒的喊声来支持我,我感到自己真正与台下的贫下中农阶级兄弟打成一片了!
这样的情景,我在城市演出那么些年就很少有过,也很少使自己那么激动过。这次到山区去,和社员一起生活了,看到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山区的冲天干劲,看到他们如饥如渴地需要革命的新文化,我感到十分惭愧和不安。从今以后,我下决心听党的话,走最宽广的革命道路,到农村去,为贫下中农服务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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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宇宙剪影

  北极星的变迁
  周芬
大家都知道,北极星可以给我们指示方向。然而,这也是历史地有条件的。事实上,没有一颗星能够永远保持北极星这一特殊称号。五千多年前,埃及人建造金字塔的时候,天龙座阿尔法星(右枢)是北极星。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里所说的“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又指小熊座贝塔星(帝星)是北极星。今天我们所说的北极星是小熊座阿尔法星
(勾陈一),目前它离北极不到一度,而且还正在接近,到公元二千一百年时,它离北极最近,只有半度;从此以后又渐渐离开。到公元一万三千六百年时,大名鼎鼎的织女星将成为北极星,这个称号在她头上约可保持三千年,然后又得让位给别的星。
由于北极星的变迁,一个地方所看见的天象也随时代而不同。例如,现在冬季里辉煌灿烂的天狼星和参宿七,到公元一万三千年时,将永远处于北京的地平线以下,我们的后代将会看不见。所以如果相隔的时间较久,我们便不得不重新描绘我们的星图。
对于北极星的这种变迁,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恒星位置的变化,可以由很精确的数学公式计算出来,这叫做岁差。这种岁差运动,远在公元前二世纪已被希腊天文学家依巴谷发现;公元四世纪,我国晋代天文学家虞喜也独立地发现了这一现象。但是,一直到一六八七年牛顿才说明了它的原因。
原来,岁差运动并非恒星本身所有,而是地球一种运动的反映。地球除了自转和公转以外,它的自转轴还循着与地球自转相反的方向在天空里运动,每二万六千年一周。这是由于太阳和月亮对于地球赤道隆起部分的吸引而产生的。假若地球是个正圆形,就不会有这现象。现在地球两极扁平,赤道部分隆起,当太阳或月亮处在地球赤道平面以外的时候,它对于隆起部分远近两边引力大小不同,因此就有扳动赤道平面的倾向,而地球的自转又对这倾向进行反抗。这情况很象小孩子玩的陀螺,其结果是使它的自转轴在空间里扫出一个圆锥面,也就是说天极在星空里画出一个圆,而黄极就是圆的中心。
但是,太阳和月亮位置变动很大,有时在地球赤道的平面上,有时离平面相当远;有时在平面的这一边,有时在那一边。因此,地球赤道隆起部分所受的力常有变动,而天极也就不能平稳地沿圆周运动,只得左右摆动、时快时慢地往前行。这种摆动现象,叫做章动。章动具有周期性,周期性为十八点六年。
还有,作为岁差运动圆心的黄极,在天空里也不是不动的。由于地球遭受别的行星的吸引,地球绕太阳运动的轨道(黄道)平面也在缓慢地摆动,因而黄道平面的极(黄极)也在移动,虽然每百年只移动四十七秒。
这些现象的联合作用,就使得天极在星空里走螺旋形曲线,而永远不能再回到它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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