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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月分裂会议后苏共新领导及其追随者的反华言论
编者按 苏共新领导上台以来，一直坚持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规定的所谓“不可动摇的”总路线，一直坚持执行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纲领，加紧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进一步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并且变本加厉地在国内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总之，他们所奉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苏共新领导为了欺骗苏联人民和各国人民，竭力标榜他们主张“团结一致”、“联合行动”，宣扬他们如何努力改善苏中两党和两国的关系，并且声称他们早已停止了公开论战。
苏共新领导说的是“团结”，干的是分裂；说的是“改善”苏中关系，干的是反华勾当；说的是“停止公开论战”，干的是造谣诬蔑，诽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早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苏共新领导就对前往参加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明确地表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上，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一九六五年三月，他们不顾一切地召开了莫斯科分裂会议。在这之后，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活动越来越阴险，越来越狡猾。苏共新领导在国内进行频繁的、大量的反华煽动，而且派人去世界各地，到处进行秘密的反华活动。苏共新领导及其追随者还在各种公开场合，利用各种宣传工具，攻击中国共产党。特别在越南问题上，他们配合美帝国主义，散布诽谤中国的各种谎言。他们大肆叫嚷，中国共产党“好战”，“空谈革命”，“破坏反帝力量的一致”，“每天进行分裂活动”，“迫使别人接受宗派主义观点”，“利用民族主义”，“损害共同事业”，“给帝国主义帮忙”，“为美国侵略者提供了好处”，等等。
本报今天把三月莫斯科分裂会议以来，苏联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和报刊公开发表的反华言论，刊登出来。这些材料，进一步暴露了苏共新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真面目，表明了他们的所谓“联合行动”和“停止公开论战”，是完全虚伪的。
苏联
勃列日涅夫说什么苏共在恢复苏中一致方面的努力“没有得到中共领导人的支持”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发表讲话，谈到关于中苏关系时说：
“自从我党执行使苏中关系正常化和恢复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原则基础上的一致这一方针以来，差不多已过去一年了。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遗憾的是，不得不确认，苏共的这些努力没有得到中共领导人的支持。”
波利扬斯基声称苏中两国、两党的关系“取决于中国领导人”
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波利扬斯基在十月革命四十八周年的庆祝大会上说：
“我们正在努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解决分歧和加强友谊。我们方面已经为此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但是，现在关于发展苏联同中国之间的关系、苏共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取决于中国领导人。”
波诺马廖夫声称苏共为了使同中共关系正常化“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但是“没有导致积极的结果”
苏共代表团团长、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十月二十一日在布拉格举行的纪念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三十周年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晤上所作的报告中说：
“苏共中央已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来使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正常化。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知道，我们采取的措施没有导致积极的结果。”
《真理报》攻击中国对改善苏中关系“未表现出关心”
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五年十月六日发表的一篇题为《苏联对外政策的积极性和有效性》的编辑部文章说：
“我们党、政府奉行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的路线。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重要的步骤。自然，改善苏联同中国、苏共同中共之间的关系不仅取决于我们国家，而且也取决于中共领导，而中共领导目前还未对此表现出关心。”
苏共代表团在雅加达发表声明攻击中国“破坏反帝力量的一致”
塔斯社六月六日发表了前往参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建党四十五周年纪念活动的苏共代表团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阿里亚哈姆社会科学学院的讲话向报界发表的声明，声明中说：
“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不能不注意到中共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阿里亚哈姆社会科学学院的讲话中对苏共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进行了挑衅性的攻击和诬蔑。北京电台广播了这篇反苏讲话，《火炬报》和在印度尼西亚出版的其他中文报纸都转载了这篇讲话。
“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对以下一点表示抗议：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的负责代表滥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好客精神，利用为他提供的讲台对苏联共产党（苏共代表团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客人）进行了不体面的和侮辱性的攻击，并发表了破坏反帝力量的一致的讲话。而在美帝国主义侵略兄弟的越南的时候，这种一致是特别需要的。这样的讲话只能使美帝国主义者感到高兴。
“应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邀请前来印度尼西亚的苏共代表团表示遗憾的是，象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建党四十五周年这样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竟被中国代表用来达到他们分裂主义的目的。
“但是，毫无疑问，任何破坏苏联共产党人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友谊、破坏苏联和印度尼西亚反帝联盟的行为必定是要失败的。”
《真理报》攻击中国报刊的言论“不可能促使”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一致
苏联《真理报》六月二十日发表的题为《行动一致是反帝斗争的命令式的要求》的编辑部文章中说：
“我们党本着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局势健康化的愿望，自从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以来已经有八个月没有进行公开论战了。遗憾的是，这一立场并没有得到中共领导方面的正确理解。最近时期，中国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言论，歪曲真相，歪曲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立场，歪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情况，这些文章和言论对苏共和大多数兄弟党具有公开不友好的性质。这种步骤，不言而喻，不可能促使争取共产主义队伍的一致的斗争取得成功。”
《新时代》攻击中阿在赫尔辛基大会上“迫使别人接受他们的宗派主义的观点”
苏联《新时代》杂志七月二十三日出版的第三十期发表题为《和平的航船》的文章中说：
“还有这样一些观察家，他们对大会文件中个别提法的多余的——他们这样认为——强烈性感到不安。他们问道，这是否意味着维护和平运动性质的某种变化，是否意味着这一运动的目标的改变？在这方面某些人引证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在赫尔辛基的立场，这两个代表团的代表在‘左的’词句的掩饰下对大会的其他参加者进行了粗暴的攻击，只要有可能，他们就到处企图迫使别人接受他们的宗派主义的观点。
“只有诽谤者才会企图证明，维护和平的运动给自己提出象防止世界热核战争、裁军、确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这样的伟大的目标，似乎是在给帝国主义者‘效劳’，而上述代表团的代表在赫尔辛基正是以这种精神谈论的。
“象某些代表在赫尔辛基所企图做的那样，向维护和平的运动还要求某种什么东西，把一些不为它所固有的斗争作用和形式加在它的头上，这客观上是意味着削弱争取和平战士的队伍，意味着把那些准备坚决反对热核战争的威胁，反对侵略政策，但不倾向于全面地坚决谴责帝国主义的力量、派别和个别人士推开。”
《真理报》歪曲印军入侵事件的真相，公开袒护印度
苏联《真理报》九月二十三日刊登有关中印边界局势和两国政府交换照会的综合报道，全文如下：
世界舆论越来越注意中印边界局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九月九日在北京讲话时，特别注意到印巴冲突。据新华社报道，他激烈地谴责了印度，据他说，印度“向巴基斯坦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这家通讯社指出，总理重申，“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巴基斯坦的正义斗争”并“严正警告印度政府要承担全部责任”。周恩来说：“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武装侵略，彻底揭穿了印度反动派所不断吹嘘的所谓不结盟和和平共处的鬼话。”
过了一星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杨公素于清晨一时许召见印度驻中国临时代办梅达，向他递交了九月十六日致印度大使馆的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这一照会中要求，“印度政府在文到之日三天内拆除它在中锡边界中国一侧所有的军事工事，并且立即停止在中印边界和中锡边界的一切侵犯活动……。”
印度政府于九月十七日复照拒绝提出的指责。复照中指出：“如果发现在边界（印中边界——《真理报》编者注）的西藏一侧有任何工事，不会有人反对拆毁它们。”照会中驳斥了从锡金侵入西藏的断言。照会中强调指出，中国方面的断言“无论怎样都不能表明中国政府发出的这种威胁性语言和最后通牒是正当的”。
印度总理夏斯特里认为中国九月十六日的照会是试图“延长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并扩大这一冲突的规模”。他驳斥了关于印度“在边界的西藏一侧”修筑它的军事工事的说法。夏斯特里声明印度希望不给加剧局势造成任何借口，他说：“我们已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不反对对西藏—印度（中国—印度——《真理报》编者注）边界上据中国说印度人员在西藏（中国——《真理报》编者注）领土上修筑了工事的各个地点进行联合调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于九月十九日又向印度临时代办递交了一份照会。照会断言印度政府“逃避中国的公正要求”，重申中国政府要求印度政府拆除军事工事。照会里说，为了给印度政府以这样做的机会，中国政府愿意把九月十六日照会规定的期限延至九月二十二日午夜以前。
印度总理夏斯特里九月二十日在印度国会下院讲话时就这个问题说：“如果象中国所说的，在中国领土上修筑了什么工事的话，那么，无疑，什么东西也不妨碍它拆除它们；用不着向我们建议由我们拆除它们，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把我们的人员调到它们的领土上去。”
九月二十一日，中国外交部又将一份照会交给了印度代办。照会里断言，似乎一股印军侵犯了边界，侵入了中印边界西段的中国领土。中国政府要求印度政府立即停止“在中印边界上的挑衅”。照会指出，否则，“印度方面必须对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印度人士指出，印度没有对中国边境进行任何侵犯。
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递交上述照会的同时，中国军队在向同印度接壤的边境调动和集结。
这类消息不能不引起一切关心尽速消除印巴武装冲突、关心加强一切反帝力量的团结、关心恢复南亚和东南亚和平、关心结束帝国主义在这个地区的阴谋而首先是美国在越南的侵略的人的焦虑。
苏刊引用“外国报刊”言论攻击中国照会“使印巴冲突进一步发展”，并说什么“煽动冲突的人”要“承担严重责任”
苏联《在国外》杂志第三十九期发表的《希望和危险》的文章中说：
“外国报刊指出，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九月十六日给印度的照会，最近一些天来印巴冲突具有了新的尖锐性。在这个照会中指责印度侵犯中国的国家边界，要求在三天的期限内拆除锡金和中国边境上的五十六个印度的军事工事。
“九月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印度发出了新的照会，把拆除锡金和中国边境上的印度军事工事的最后期限规定在九月二十二日午夜。
“外国报刊的著名评论家们进行各种猜测，并就‘由于中国的最后通牒而使印巴冲突的进一步发展’发表一些最玄妙的预测。然而这些说法的共同点是，确信印巴冲突继续下去就可能发生使世界面临新的世界大战危险的冲突。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如此必须意识到这一危险的全部深度和表现出克制和责任感。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权往火上浇油。帮助煽动印巴冲突的人，在本国人民和历史法庭面前承担严重的责任。”
苏刊攻击中国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侵略
苏联《在国外》杂志第三十七期发表一篇以《印度斯坦上空的乌云》为题的文章说：
“非洲首脑们既没采取支持印度也没采取支持巴基斯坦的立场，警告两国扩大军事行动会造成严重后果。亚洲国家的政府也为这一残杀兄弟的冲突而感到不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了另外的立场，它正式地指责印度有意侵略，并表示确信，‘巴基斯坦人民……将敢于起来进行拯救祖国的斗争，而且最后在亚洲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与同情下给印度侵略者以回击。’”
《真理报》就李宗仁记者招待会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反美统一战线
苏联《真理报》十月三日发表的题为《李宗仁归来》的短评中说：
“在几个月之前，一个叫李宗仁的回到了中国，他是蒋介石的亲密战友、前国民党中国总统。
“李宗仁先生为什么要回中国呢？只是为了怀念故土，请求本国人民原谅和颐养天年吗？
“不，李宗仁先生不惜力气地展开了紧张的活动。他到国内各地访问，出席为他举办的宴会和酒会，他本人也举行招待会，发表声明，甚至摆好姿势拍纪录影片。这种紧张的活动的最近一次是九月二十六日的盛大的记者招待会，有大约四百名记者应邀出席了招待会，其中包括大批香港和澳门的资产阶级记者、各国驻北京使馆的新闻官员。中国的一些领导活动家廖承志、刘宁一以及前日本傀儡国家满洲国的皇帝溥仪和他的弟弟溥杰出席了招待会。
“李宗仁宣读了声明并回答了问题。他向听众们阐述了自己‘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政治纲领，并顺便就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作了一些指示。其中，这位新冒出来的‘革命’思想的明灯建议……粉碎苏共。
“对这个共产主义的敌人和中国人民的叛徒的立场是不必惊讶的。可以惊讶的只有一点：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怎么会给这样一个其位置在历史的垃圾堆中的人提供篇幅呢。”
《真理报》诽谤中阿代表在世界工会六大“进行捣乱”
苏联《真理报》十月二十三日刊登该报特派记者季亚科夫和马卡连柯发自华沙的通讯中说：
“在（世界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整个工作期间，阿尔巴尼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的代表进行捣乱，对苏联和苏联的工会运动进行了没有根据的攻击。然而，这些攻击在许多代表的发言中遭到了谴责……。”
苏刊攻击我国政府关于亚非会议的声明是“最后通牒”，叫嚷“不能闭眼不看亚非团结思想的确受到了严重的危害”
苏联《在国外》杂志第四十五期（十一月四日——十一日）就第二次亚非会议决定延期问题发表文章说：“负责筹备（亚非）会议的常设委员会在规定的时间开始了工作。它的任务很简单：弄清楚是否已经为亚非会见的召开创造了技术上的条件。委员会确信，阿尔及利亚政府已经尽了最大的可能。安置大量代表团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会议厅已经装上了技术设备，译员已经选定。受委托制定高级会见的日程的亚非国家的外长们可以着手完成自己的任务了。
“但是情况突然复杂了。十月二十六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说，它既不参加外长会议，也不参加政府和国家首脑会议。在这一声明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阿尔及尔就曾要求负责筹备会议的常设委员会反对召开会议。为了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关于亚非高级会见问题上的立场的如此急剧的变化，新华社发表了长篇的报道，这篇报道硬说‘召开第二次亚非国家会议的条件显然还没成熟’。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声明在阿尔及利亚首都引起了不解。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机关报《圣战者报》上出现了一篇文章，文章指出，只有外长们才有权通过关于推迟亚非会议的决定，而筹备委员会只处理纯技术性的问题。
“亚非国家的社会舆论把中国政府的行动评价为企图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其它代表团。黎巴嫩的《自由报》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在阿尔及尔会议上的政策是在给帝国主义宣传的磨盘浇水，在危害中国本身和亚非团结的利益。’阿尔及利亚新闻社的声明中说：‘难道人民中国——不管它的理由如何——能够以亚非团结的名义，以整个进步界的名义有意识地忽视四十七个国家的意志吗？’而这些国家是支持召开会议的。中国代表不出席十月三十日召开的外长会议是对这一问题的明白的回答。
“现在，资产阶级报刊不掩盖它们的喜悦。路透社记者在发自阿尔及尔的电报中预言：‘已经推迟了两次的第二次亚非国家高级会议的延期，意味着作为总的亚非设制的万隆会议的完结’。不能闭眼不看亚非团结的思想的确受到了严重的危害。”
捷克斯洛伐克在苏联军警殴打反美示威的越中等国留学生后，捷报反而攻击中国
捷克斯洛伐克《自由言论报》四月一日发表的题为《深厚的团结》的评论说：
“苏联人有理由对此感到愤慨，即正当苏联政府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讨论实际的步骤时，在中国掀起了反苏运动，他们有倾向性地歪曲关于三月四日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附近的学生示威的事实。显然，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运动只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人有利，并且明显地给为采取团结一致的行动所作的努力增加困难。”
捷报造谣中国阻碍苏联援越物资过境
捷克斯洛伐克的《东斯洛伐克新闻》四月十三日发表一篇题为《靠阴险的讲话摆脱不了孤立》的评论，其中说：
“据外国进步报刊报道，苏联—中国终于达成了协议。这项协议消除了中国对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转运苏联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援的反对意见，而这至今曾阻碍了对这一援助的运输，从而为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美国侵略者提供了好处。”
捷报攻击中国反对苏联参加亚非会议
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真理报》四月二十日发表的题为《万隆和今天》的评论中说：
“关于苏联参加的问题，被人为地复杂化起来了。在一切地图上，苏联的亚洲部分是这样明显，以致于它参加的可能性是很自然的。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为阻挠它的参加，过去和现在都表现了特大的主动精神。原因是人所周知的和清楚的。
“但是参加的问题，精确地说，力图阻挠苏联出席，这与内容问题有关。今天，中国对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和争取和平的斗争的立场，至少与万隆原则有些背离。”
捷克斯洛伐克《接班人报》六月五日以《从万隆到阿尔及尔》为题发表文章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在不久前于加纳的温尼巴城举行的第四次团结会议上就力图以势力和权力煽起意识形态分歧，以便证明苏联参加阿尔及尔的会议会破坏这一会议。”
《红色权利报》攻击中阿两党坚持论战“损害我们的共同事业”
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四月二十五日发表的题为《团结的迫切性》的评论中说：
“协调一致的反帝行动问题从来没有象在今天的局势下这样紧迫。保卫和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事情，而这正不居于末位地取决于这种一致和团结。不团结或甚至是反对团结的步骤实际上只能效劳于帝国主义并为它所欢迎。
“因此，对于诸如阿尔巴尼亚党和中国党顽固地继续不友好的论战必须再一次表示遗憾，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论战损害我们的共同事业。捷共中央委员会遗憾地指出，这些党的领导拒绝了莫斯科协商会晤的讨论……我们认为，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至今对莫斯科会晤的决议尚未采取肯定态度的那些党，都应象大多数党所做的那样，致力于创造会导致分歧克服的气氛。”
《红色权利报》攻击彭真同志讲话是“谎言和捏造”，是“挑衅性的反苏攻击”
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六月九日以《苏共代表团为何在雅加达提出抗议》为题，发表述评，攻击彭真同志在印度尼西亚阿里亚哈姆社会科学学院发表的讲话，全文如下：
星期一我们已在来自雅加达的消息中，向读者介绍了苏共代表团对包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社会科学学院讲话中的中国的攻击的抗议。
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为背离大多数兄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路线的中国共产党的众所周知的路线进行辩护，并利用这一机会进行挑衅性的反苏攻击。客观地说，他发表的谎言和捏造只有一个目的，这就是使苏共和苏联威信扫地，和至少是十分不负责任地损害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过程，而现在这种团结是时代的特别迫切的命令。
彭真违背众所周知的事实，发表这些捏造性的论断，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否认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的重大国际意义”，“完全抛弃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他们的目的是“压制和瓦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等。
在彭真讲话的其他部分中，指责苏联的领导同志“夸大战争的恐怖”，“硬说由于核武器的出现，现在就不能进行反帝斗争了，就不能进行革命了”。说什么“他们不敢触动美帝国主义，也不许别人进行反美斗争”。
彭真把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深刻理解和接受、并且在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六年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路线，称作“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按照他的看法，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起着什么“美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的别动队的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甚至走得这样远，竟断言苏共的政治路线是资本主义势力在苏联的果实，它“把苏联引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道路”。
彭真指责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新领导说，这些新同志“仍然顽固地坚持”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以及写在苏共纲领中的路线，他们仍然顽固地实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线，只要他们坚持自己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路线，他们的一切革命、反帝斗争和团结的言词，都是“骗人的空话和伪装”。从这些论断，彭真得出结论说，“赫鲁晓夫的继承人继续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但是他们比赫鲁晓夫更加狡猾”，“他们早已蜕化变质了”，执行“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政策”等。他把苏联同志对一致的呼吁称作“演戏”，其目的是掩盖他们的“肮脏的阴谋”。他并以类似的方式拒绝苏联同志们为至少达到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致行动所作的努力。
彭真在讲话的结尾，以有权替苏联人民讲话自居，他说，“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苏联人民和群众、苏共党员和干部的要求”，他并表示相信，“苏联的党和人民终将驱散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所制造的乌云”，换句话说，他煽动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人反对他们现在的领导。
彭真讲话中的骂人话、侮辱性的话和蛊惑人心的说法比我们所列举的要多得多，但是这些已足以说明问题。读者自己可以从这里得出结论，在（彭真）发表讲话的时候曾在雅加达的苏共代表团有没有理由提出抗议，和可以把彭真的讲话看作一个共产党的正当的政策还是看作粗暴的诽谤。
捷报叫嚷中国批判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是攻击国际共运路线的“必然的前奏”
捷克斯洛伐克《文学报》六月十二日在评铁托访捷的一文中说：
“这也许是一种偶然的讽刺，即在我们的日报的同一天的版面上，读者可以找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代表团的联合声明以及关于中国领导人在雅加达攻击苏联和苏共的消息。而对南斯拉夫的粗暴攻击是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的攻击的必然的前奏。”
捷报诬蔑中国在赫尔辛基大会提出“形成使苏联不能避免同美国作战的局面的路线”
捷克斯洛伐克《劳动报》七月十八日就赫尔辛基和平大会发表署名社论说：
“我在笔记本上记载了中国代表们的许多言论，这些言论与大会的气氛是不协调的。”“这里的许多人感到痛心的是，怎么能提出一种参加大会的资产阶级记者把它称作形成使苏联不能避免同美国作战的局面的路线。每当中国代表要求发言时，都引起不安。”
“并非无趣味的是，中国代表团坚决反对葡萄牙人在争取各国人民从殖民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委员会的报告中，也提到中国的澳门岛的建议。”
捷刊攻击中国“利用民族主义”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总政治部出版的半月刊《人民军队》一九六五年第十六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不平静的亚洲》的国际评论。评论说：
“中国利用民族主义并强调发展中的国家具有共同利益，‘贫困国家’的观点是相同的。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政治口号下非常巧妙地利用了万隆原则、各个发展中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当然也利用了当前帝国主义的政策。”
“一九五九年以来，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尖锐化了，乃至爆发了有名的边界军事冲突。且不谈动机如何，这场冲突至今仍反映在亚洲国家对待中国政策的看法上，抱有对中国政府关于爱好和平、公正和力求平等的原则的怀疑。”
《红色权利报》叫嚷中国致印度照会使人担忧“亚洲可能会爆发新的边界冲突”
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九月十八日以《中国致印度照会的反应》为题报道的一条消息中说：
“我们前已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求印度政府三天内拆除自己在锡金印中边界上的军事设施。
“此外，照会还要求印度立即停止在中印边界、特别是在锡金边界的骚扰，送回被印军劫走的中国公民，归还被印度抢走的牲畜，除了满足这些要求外，应保证今后不再进攻中国边界。中国的这一照会引起了担忧：在亚洲可能会爆发新的边界冲突。”
《红色权利报》攻击陈毅副总理讲话是“不负责任的声明”
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九月三十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不负责任的声明》为题报道的消息中说：
“据捷通社驻北京记者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九月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中国人民在同北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愿意付出巨大牺牲。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这一不负责任的声明将不利于进步人类的正义利益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族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捷报攻击陈毅副总理讲话是“好战号召”，是由于“国家内政困难的反映”而产生的
捷克斯洛伐克的报纸十月一日、二日发表述评，恶毒地诽谤陈毅副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并报道了外国报刊对讲话的攻击。
《自由言论报》报道有关消息的标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声明是否由于严重的困难？》
《劳动报》发表《危险的强横》的述评。评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星期三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强横的、不负责任的、较量力量的号召，在全世界引起愤怒的浪潮和震惊的评论。
“法国社会党报纸《人民报》把陈毅的讲话评价为‘旨在掩盖某种东西的歇斯底里的演说’。……人们由此得出，中国的领导需要克服国内相当大的困难，因此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地力图使人民去注意来自国外的威胁这个国家的危险。
“星期三从北京发出的危险的言论，决不利于和平、进步和社会主义的利益。”
斯洛伐克《农民报》十月一日用《困难是歇斯底里的起因吗？》的标题报道陈毅副总理的讲话。该报二日又发表题为《陈毅的赌注》的文章。文章说：“陈毅的讲话是与拥有七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的高级领导人的身份不相称的，也是不革命的。”“外国观察家就陈毅的记者招待会谈到，北京领导人的这一极端不负责任的好战号召，好象是这个国家的内政困难的反映。”
斯洛伐克《劳动报》以《火上加油》的小标题发表报道，并以《走向孤立的道路》为题发表评论。评论说：“陈毅再次粗鲁地攻击了苏联政府。”“这显然旨在努力阻挠苏联和中国的任何接近。这已经不是不负责任，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罪恶的政策。”
评论说：“在人们开始计算将要投票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票数时，这一无知的讲话肯定帮不了中国的忙。它只能激起对中国的恐惧，对这篇讲话在世界公众面前宣布的冒险行为的恐惧。”
捷克斯洛伐克的东捷克州州报《火炬》发表评论说：“在陈毅的好战的记者招待会之后，我们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到来了，即：北京的疯狂行为还不够大，以致于造成某种已经无法纠正的东西？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陈毅的立场是否是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政策追随什么？掩盖内部的困难？用战争的思想把中国群众经常保持在革命——在那里，革命就是上午抬着丑恶的套着锁链的美国人在北京街上游行，下午又指着印度‘魔鬼’的鼻子——的状态中？无论如何都不给予普通的中国人以时间去安静地思考事物？
“陈毅的讲话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者的讲话。”
捷克斯洛伐克的北摩拉维亚州州报《新自由》发表的评论说：“教条主义的僵硬作法，在中国人民的某些领导人那里发展成为狂妄的、完全背离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的统治世界的行为，它向全世界发出危险的恫吓。”
捷人民民主党主席攻击我党领导人不断挑起分歧，“鼓励了帝国主义者”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主报》十月十日刊登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主党主席普洛伊哈在该党全国会议上的报告，其中攻击中国共产党说：
“即使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断挑起的某些意识形态分歧鼓励了帝国主义者进行一些投机活动，事实仍然是，社会主义阵营不断沿着自己的和平道路前进，它的一致和团结以及力量为它在全世界获得了进一步的同情和支持。”
捷报和通讯社攻击中国对亚非会议的立场“只对帝国主义者有利”
捷通社十月二十七日发自北京的消息在提到我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致亚非国家政府首脑的信后写道：
“总结一下周恩来对中国不参加会议的理由，实质上是明确地宣布这样一种立场，即：中国只有在它将为自己规定的条件下才参加亚非会议。”
《红色权利报》十月三十一日报道强行召集的所谓亚非外长会议开幕的消息时，引用了贝鲁特的《呼声报》攻击中国“破坏亚非会议”的评论。
《劳动报》十月三十一日在报道这个会议时，所用的标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法有利于帝国主义》。
《劳动报》十一月一日发表的周末评论说：“中国的立场是在一封信件中表达的，这封信包含许多关于需要进行反帝斗争和亚非国家需要团结的话。但是事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动是与这些话相违背的。不能赞成关于矛盾和问题是会议的障碍的观点。如果争端不在会议桌旁解决，那应该在什么地方解决呢？中国的政策并不促使迫切得到问题的解决。它在严重的印巴冲突期间所持的十分危险的立场，便证明这点。中国不是用一切办法致力于解决两个亚洲国家的严重争端，而是用自己的恫吓性的照会火上加油。这完全不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喜欢谈论的亚非团结，而只对喜欢混水摸鱼的帝国主义者有利。”
《红色权利报》十一月三日在报道强行召集的亚非外长会议通过最后决议以及有关亚非会议延期举行的反应时说：
“印度代表在评论外长会议的结果时说，关于会议延期的决定是令人遗憾的。大多数代表赞同他的看法，他们对于亚非会议已经三次延期这一事实表示遗憾，第一次延期是在三月份，当时由于阿尔及利亚局势而没有为会议作好物质准备。而现在的第三次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某些其他国家宣布不参加把会议置于困难局面之中。”
匈牙利
匈党政治局委员西尔马伊攻击中国“造成了混乱”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西尔马伊在三月十一日的匈党中央全会上所作的一篇报告中说：
“我们说，我们的政策是马列主义的。但是，中国兄弟党的领导人和其他人认为我们的政策是修正主义的，并且说，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种情况给广大的普通人们和其他人造成了混乱。国际共运中的争论最终应该导致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胜利。一个不可分割的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按照洲、民族、派别和前后代来分的。”
《人民自由报》攻击中国“以具体的政治步骤和争论继续加深矛盾”
匈牙利《人民自由报》一九六五年十月二日发表题为《美帝国主义加强侵略活动和保卫和平》的文章，文章写道：
“在越南战争中很明显的是，只能从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今年三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协商会晤上所通过的原则出发，这一原则是‘即使在政治路线、理论和策略的许多重要问题上还有分歧，但在反帝斗争中，在多方面支持各国人民解放运动中，在争取普遍和平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而进行的斗争中是完全可以，而且必须争取统一行动’。
“今天这一警告和呼吁大概比发出这一警告和呼吁时更迫切。谁不遵循这一警告和呼吁，而是以具体的政治步骤和争论继续加深矛盾，谁就将在国际工人阶级和在国际进步公众舆论面前承担严重的责任，遗憾的是，迹象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的是这条路线。”
匈党政治局委员内梅什攻击中国拒绝采取“一致行动”来保卫越南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内梅什五月二十六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科学院作了题为《国际形势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攻击中国说：
“在最近五年中，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运中产生的分歧给进步力量的斗争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众所周知，引起这一局势的原因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反对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中所确定、并一致通过的共同路线，发动了反对苏联共产党和其它兄弟党的公开的政治斗争。
“现在他们也不愿意接受以下建议，即尽管存在着现有的思想意识分歧，在共同的斗争中我们要团结起来，停止不友好的、侮辱性的争论和一致行动来保卫越南民主共和国。
“中国同志又用掀起反苏运动回答了苏联领导人的这些建议。中国报刊——在欧洲是阿尔巴尼亚报刊——又把谴责美帝国主义者同侮辱性的反苏做法连接在一起。
“我们的看法是，在我们的关系中和活动中，把根本的和共同的东西放在首位，把我们的努力集中到开展反帝的联合斗争方面去，这是可以做到的。过去和今天我们都认为，总的反帝斗争的利益要求这样做，这也符合社会主义各国的利益。
“但是，中国兄弟党的领导人拒绝这样做。过去和今天他们再次表示，在苏共没有宣布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决议——他们认为这些是‘修正主义的’——无效之前，他们不愿停止这一侮辱性的争论。
“中国同志常常强调说，他们是各党自主、承认并尊重各党主权的信仰者。但是，他们的活动却干涉了一系列兄弟党的内政，甚至组织了派别集团反对这些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尊重’苏共主权方面，他们走到了那种地步，以致要求苏共中央委员会放弃自己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把这作为他们在政治上攻击苏共的中心口号之一！
“大家知道，苏共二十大在国际共运的发展中开辟了新的阶段。二十二大又进一步发展了二十大所通过的路线。当时，中国领导人高度评价并欢迎苏共二十大。
“从那时起，中国党改变了自己的政策，这是它的权利，它现在否认过去曾充分赞同的苏共二十大，这又是它的权利。但是，中国党从那里取得的下述权利，即干涉苏共内政，要求苏共中央否定自己的代表大会，并把这一点作为停止侮辱性的争论和参加国际会议的条件。如果某一个人要求中国同志先改变他们党的政治路线作为共同协商的条件的话，那么很明显，他们将完全拒绝和谴责这种要求。而他们却给予自己这种权利。看来，他们认为，有必要在国际会议的问题上依靠这种不可接受的要求。
“反对召开会议的、支持中国路线的七个党中有六个党是一九六○年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他们都拒绝了邀请。在这方面，中国党的立场是决定性的。
“今年二月间，美国不宣而战地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了战争。这一情况更加迫切地要求各兄弟党举行会议讨论社会主义国家和加强整个国际共运团结的问题。尽管如此，中国党仍然拒绝参加会晤，继续反对召开会议并对苏共进行政治性攻击。”
匈党刊造谣中国给苏联援越制造“运输困难”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理论刊物《社会评论》一九六五年六月号发表的一篇文章，在写到苏、越党政代表团今年四月在河内发表的联合声明时说：
“苏联政府立即着手实现在河内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的措施。非常遗憾的是，在贯彻这些措施时，中国政府以运输困难造成了迟缓的现象。”
《人民自由报》攻击中国反对苏联参加亚非会议
匈牙利《人民自由报》六月二十日刊登了匈通社驻开罗记者报道周总理到达开罗的消息，其中写道：
“由于中国反对苏联参加亚非会议，大家知道，亚非会议的准备工作已进入危机阶段。”
《人民自由报》七月十五日刊登了对国际政治问题的解答。在回答“进步力量，特别是直接有关的国家如何估价亚非会议的延期？这一步骤是否有害于亚非的团结？”的问题中，它写道：
“在（亚非）会议没有开幕以前，一个不幸的、无结果的‘谁有资格参加会议’的争论没有解决。在绝大多数参加者明确认为是有害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把这一争论强加给亚非国家。中国政府企图不让苏联参加会议的论据是，苏联不是亚非国家，而是欧洲国家。绝大多数亚非国家不仅认为，这一被人看穿了的理由是无视地理的现实，而且还表示，苏联过去和现在都是反帝阵线中最强大的国家，它不仅以自己的存在作了许多工作，而且它还为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为消除无耻的殖民主义制度提供了无私的忘我的帮助。没有苏联参加，亚非国家进行有效的交换意见是不可设想的；没有苏联的各方面的帮助，亚非各国人民将屈服于使用各种武器的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势力。”
匈党刊攻击中国“力图把国际工人运动的分歧带到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中来”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理论刊物《社会评论》一九六五年七月号在题为《世界民主青年运动》的文章中说：
“在最近几年内，在世界民主青年运动中也产生了那些否定组织总路线的倾向，这些倾向最终威胁着该组织工作的实际成绩并企图破坏团结。自一九六二年以来，有几个会员组织试图把新的方针强加给青年运动，根据这一方针，必须把青年的特有的、具体的任务服从于一般性的反对美帝的斗争，并用好斗性的决议代替实际工作。这当然就等于在为了恢复世界青年运动的团结而进行的努力面前关上了大门，并使世界青年联盟脱离一些根据不同宗教和职业组织起来的、在许多问题上愿意同世界民主青年运动合作的青年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力图把国际工人运动的分歧带到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中来。尽管大部分会员组织拒绝这一政策。争论妨碍了世界民主青年运动的发展。”
《人民自由报》攻击中国代表在赫尔辛基大会上的发言“破坏了世界和平大会的气氛”
匈牙利《人民自由报》七月十四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赫尔辛基发回的有关和平大会的报道，其中在《要求一个中国代表遵守秩序》的小标题下写道：
“即使代表们在几个重要的问题上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但争论是在建设性的正常的语调中进行的。然而阿尔巴尼亚和中国代表团团员的举止却是不能容忍的。十三日在第一小组中有时先是阿尔巴尼亚代表，然后是一个中国代表采取了挑衅性的做法。”
报道在摘引了中国代表团团长赵毅敏在十二日晚间举行的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有关揭露苏美合作破坏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部分后说，“这种毫无根据的诽谤性的讲话破坏了世界和平大会的气氛，给大会工作带来了困难。到目前为止，只有某些印度尼西亚代表和参加会议的两个日本代表团中一个人数最少的代表团发表了类似于中国、阿尔巴尼亚观点的讲话。”
《人民自由报》七月十五日刊载有关赫尔辛基和平大会的消息说：
“遗憾的是……中国、阿尔巴尼亚、印度尼西亚代表，几个日本代表和其他代表在日程、人事和不重要的措辞问题上，挑起不必要的长时间的争论。
“以上提到的占少数的代表团试图把会议变成根本不是属于和平运动的、在大会内外只能引起分裂的思想意识争论的场所。”
《人民自由报》攻击中国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军侵略匈牙利《人民自由报》九月十二日发表的题为《争取停火》的社论中说：
“印巴间爆发的武装冲突，正如在越南事件中所反映的那样，它不仅对两国，而且对亚洲其它国家、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危险的。
“因此，印巴人民的无私朋友关心和敦促立即停止战斗，并为此而行动。同片面地认为自己有义务支持战斗的一方的巴基斯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反（它现在之所以批评苏联，是因为苏联寻求停火和和解的途径），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实现停火。”
《人民自由报》攻击中国推迟亚非会议的建议使“亚非团结会议的命运再一次没有保证”
匈牙利《人民自由报》十月十七日发表了一篇关于亚非会议的评论。评论说：
“昨天，本报刊登的关于要求把原定于十一月五日举行的亚非会议延期的中国建议，使伟大的、共同的、服务于反帝的亚非团结会议的命运再一次没有保证。”
保加利亚
保共政治局委员布尔加拉诺夫攻击中国“一味制造分裂”
保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保共中央书记博扬·布尔加拉诺夫四月十五日在斯利文举行的保共州党组织总结选举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根据保共中央五月全会精神，发言人谈到特别在目前——当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味制造分裂，而帝国主义者竭力想在我们牢固的、强有力的思想阵地上打开缺口的时候——党在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中间的思想工作、它崇高的目的和作用。”
保共中央委员攻击中国给帝国主义帮忙
保加利亚《九月报》四月十日刊登了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赫里斯托·沙诺夫的一篇讲话，其中说：
“帝国主义正在尽一切可能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中国领导的分裂活动而引起的分歧，来为自己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阴险计划服务，现在，这已经不是秘密了。每个人都更加明白，中国教条主义者给帝国主义帮了什么忙。”
保加利亚亚姆波尔州的《人民同志报》四月二十日发表了保共中央委员斯托扬·斯托扬诺夫四月十四日在亚姆波尔市举行的州党组织总结选举会议上的讲话，其中说：
“现在特别有必要加强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政治工作，这里指的是中国领导现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给我们制造的困难。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越好，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的政治觉悟越高，对那些力图扰乱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头脑的人的反击也就越坚决。”
《工人事业报》诬蔑中国“对苏共的攻击完全无助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战斗力”
保加利亚《工人事业报》七月七日发表题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的社论。社论说：
“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一致和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上的团结，现在有着迫切的意义。这个团结的不可动摇的基础是两次莫斯科会议共同制定的文件——宣言和声明。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近来重新掀起的对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特别是对苏联共产党的攻击，这完全无助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战斗力。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为最广泛地支持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为和平和保卫群众的生活利益的斗争中的一致行动有绝对的必要性。”
保报攻击中国代表在赫尔辛基大会上的发言“旨在反对保卫世界和平运动”
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报》七月十四日刊登的保加利亚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所写的报道，其中说：
“昨夜在会议大厅举行了非常全体会议。大家都知道，中国代表团提出改变筹委会通过的大会日程的建议，并建议代表大会只举行全体会议，取消在各委员会中的讨论。大会拒绝了中国的建议和提纲，并遵守了大会议程。但是决定召开十三日非常全体会议，会上有许多代表发言，这个会议一直进行到深夜。第一个在会上发言的是中国代表赵毅敏，他阐述了大家都已知道的中国反对和平共处，反对莫斯科禁试条约的观点，他的发言也旨在反对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和世界和平大会。这些违背大会精神和气氛的提法没有得到大会的赞同。”
保共州委书记叫嚷“要继续揭露中共领导的错误立场和错误行为”
保加利亚《九月语言报》八月四日报道保共米哈伊洛夫格勒州委书记伊凡·托莫夫七月三十日在州委全会上的报告，其中说：
“应当继续进一步深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论点和原则、党的政策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当代问题和它的一致问题，要继续揭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错误立场和错误的实际行为。
“最近，州里的讲演宣传的情况有显著的改进。这种宣传日益同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以及党的经济政策联系起来，并且日益同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中国领导人教条主义进行的斗争相联系起来。”
保报胡说中国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遭到了失败”
保加利亚洛维契州《共产主义曙光报》十月二日发表的题为《中国人民的国庆节》的社论中说：
“中国农业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同时产生很大的困难。这些困难不仅是由于中国农村世世代代的落后状态、中国农民的赤贫而产生的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而且还由于在领导农业中的一些错误所造成的。大家知道，一九五八年，在中国农村组织了所谓的人民公社。这种越过农业发展的必要阶段和一下子超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试图和所谓的工业‘大跃进’一样，遭到了失败。
“中国利用苏联的生产经验以及苏联的技术成就，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在技术专家不足的情况下顺利地解决了许多技术问题。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要解决这些问题可能需要许多时间。这可能是一个具有困难和错误的长期而痛苦的过程。
“现在，具有四千三百万党员的九十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需要的不是分裂和组成派别，也不是中国领导人所坚持的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相隔绝，而是需要团结，并且仅仅是团结。”
保党刊攻击周恩来总理的讲话是给印巴冲突“火上加油”，是“给亚洲和世界和平增添危险性”
保加利亚十月十二日出版的《宣传员手册》第十八期刊登了尼古拉·鲁尔切夫的一篇题为《克什米尔——殖民主义的一颗定时炸弹》的文章，文章写道：
“据今年九月二十三日《真理报》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本月九日在北京的讲话中，强烈地谴责了印度，称它为发动‘对巴基斯坦进行大规模武装进攻’的‘侵略者’，他说，‘中国政府支持巴基斯坦的正义斗争’，并且‘特别严正警告印度政府要承担全部责任’。大家都知道，在本月十六日致印度的照会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求印度‘在文到之日三天内拆除中锡边界中国一侧的一切军事工事’。印度总理夏斯特里认为这是‘加深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和使它扩大的企图’。
在最后的一次即本月十九日第二次的照会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再次提出谴责，并且把期限延长三昼夜。据各西方通讯社报道，在发出上述照会的同时，中国军队不断向印度边界调动和集结。”
文章说：“在解决印度和巴基斯坦争端时，要求表现出理智和耐心，而不要夸大激情。把‘这一方或那一方’叫做侵略者，支持这一国的立场而指责另一国的立场等于是火上加油，等于给解决冲突制造额外的困难和给亚洲和世界和平增添危险性。所有真诚主张和平解决印巴冲突的人应该促进找到恢复和平的捷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党十中全会政治局报告攻击中国对苏论战损害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利益
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候补委员赫尔曼·阿克森在六月二十三日举行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十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局的报告中说：
“使我们德国统一社会党很为忧虑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论战的方式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国家领导进行的攻击，怂恿着西德帝国主义最富于侵略性的集团利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削弱来进行投机。这种公开论战无论是对于全世界反帝力量的共同斗争，还是特殊地对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整个德国工人阶级的利益，都是有害的。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请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了我们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停止对苏联的党和国家领导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开论战。”
德党政治局候补委员阿克森攻击中国“把意见分歧置于反帝斗争之上”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阿克森十一月五日在柏林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节大会上的讲话中说：
“为了所有反帝力量的共同行动，我们要求中国报纸停止对苏的公开论战。如果强行公开宣传意识形态上的意见分歧，从而忽略建立反帝的必要的一致行动，那么就会导致把意见分歧置于反帝斗争之上。”
德党刊攻击中国不愿“恢复和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联络部刊物《国际工人运动文摘》一九六五年第七期，在《兄弟党对莫斯科协商会晤的态度》的标题下，摘登各国党对莫斯科三月会议的反应，其中写道：
“北京《人民日报》和《红旗》在一篇评论中对十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表示了态度。评论用老方法攻击了参加这次会晤的兄弟党。与莫斯科会晤的结果相反，这篇评论对如何能恢复和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没有包含任何一点建设性的思想。”
波兰
波党政治局委员攻击中国向世界工会六大提出“错误路线”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工会主席洛加—索文斯基十月十五日在世界工会六大上发言中说：
“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六大’提出的这条不同的路线大概在将来不会是也不可能是世界工联的路线。这种采用某一个总工会的路线的方法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东西。
“世界工联的目前路线是正确的。只有那种经深思熟虑的、在共同原则上制订的、基于现实可能性的、基于正确和确切评价的、受到群众和工会支持的行动路线才是正确的。规定一条得不到群众和工会组织支持的路线意味着接受一条错误路线，为自己提出一项不能实现的任务。”
波刊攻击中国反对苏联参加亚非会议波兰《大陆》月刊一九六五年第八期刊登一篇关于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文章中说：
“第二次万隆会议未如期召开，目前，正在进行新的、十一月的准备工作，这需要进行各种外交活动，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其结果，这里值得注意有关推迟亚非国家首脑会议的几个问题。
“首先，是对推迟会议的反应。显然，这种反应是各种各样的，很多亚非国家的文章对此很关心，这不仅是由于会议推迟的原因，而是对在亚非国家的合作上所产生的困难形势。西方对会议的延期感到轻松。很多报刊还谈到会议的延期也是中国外交的惨重失败，因中国的庞大计划与此会议休戚相关。
“最后，在最近时期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有些国家，首先是中国，力图把意识形态的争论问题带到亚非团结运动中去。众所周知，在筹备新的会议的期间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苏联参加会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先反对苏联参加会议。然而，一系列国家反对或不满意这一立场。
意大利共产党意共总书记隆哥诬蔑中国对苏进行“最恶毒、最荒谬和最无耻的攻击”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隆哥三月二十六日在圣约翰广场举行的群众集会上的讲话中说：
“显而易见，之所以迄今为止，各社会主义国家对年青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支持还没有以必要的规模和急迫性表示出来，可以肯定，这一点在过去和现在都不是由于苏联有什么恶意之故。情况恰恰相反。不幸，正是在苏联全力以赴保卫越南之际，正是在保卫越南和世界和平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各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之际，中共领导人却大肆对苏联同志和各国共产党进行了最恶毒、最荒谬和最无耻的攻击。”
意共总书记隆哥胡说要“提防中国共产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讹诈”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隆哥十月二十六日在意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在《研究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提纲草案》的发言中说：
“提纲草案告诫提防中国共产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讹诈，中国共产党从诽谤性地曲解苏联所起的作用和采取的行动出发，提出了一种建立在不发达国家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发达国家的基础上的世界战略。更不能同意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斗争同争取和平斗争之间是对立的。保卫世界和平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个原则问题”。
意共中央书记攻击中国“诽谤苏联”
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阿利卡塔三月二十八日在《团结报》发表了对读者关于越南、中国和苏联的许多来信的答复，题为《再谈越南、苏联和中国》，其中说：
“有许多署名的、不署名的、或者以‘……的一批同志’署名的来信，主要是对苏联进行了攻击和谴责，认为苏联应该多少象美国一样承担越南悲剧的‘责任’（因为它执行着只能有助于鼓励美帝国主义的和平共处政策）。我们也同样坦率地说，这是可耻的。或者不如说，象中国党或阿尔巴尼亚党等共产党把它们对苏共某些论点进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论战，变成一种我们今天已承受其不幸后果的诽谤宣传这一事实是可耻的。我们从不否认，以辱骂来回答这种诽谤，这是一种错误（苏联方面也是一样）。但是，恰恰由于这样，我们觉得完全可以说，从同苏联进行讨论变为诽谤苏联，并且在目前，甚至在整个事态发展应当促使撇开一切意识形态分歧一致行动反对帝国主义之际，仍然坚持这样作，这是真正的可耻。不仅如此，这也表明了人们拥有的论据的贫乏，这也证明了中国同志不幸似乎已下定决心要拒绝讨论，拒绝暂时撇开原则性的讨论来对付迫在眉睫的危险。”
“关于人们拥有的论据的贫乏，让我们拿中国最近的反对苏共和莫斯科协商会议的文件来说吧。其中没有任何论据，或者说只有一个论据，并且是错误的论据！即说什么莫斯科协商会议是一个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动。……中国最近的文件如果不是对‘赫鲁晓夫主义这个现代修正主义’、对二十大、对帝国主义和所有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除外）以及各国共产党（中国党、阿尔巴尼亚党和日本党除外）之间建立的‘联盟’提出的空洞指责，又是什么呢？”
《再生》周刊攻击中国“蓄意企图加深分歧”
意共《再生》周刊三月二十七日的一期以《越南、苏联、中国，国际主义义务》为题，刊载编辑部对我《人民日报》三月二十三日社论的按语，按语中说：
“在帝国主义者在越南采取野蛮行为面前，每个国家的劳动阶级，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感到需要以一切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声援和合作来对付侵略”，“我们认为，柯西金在东亚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旅行证明，苏联已感觉到了这个问题和由此而产生的义务。
“应该坦率地说，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的文章和态度中，似乎并没有表现出类似的团结要求。在象我们目前在国际上经历的这样的时刻，北京《人民日报》三月二十三日发表的文章，是蓄意企图加深分歧，而不是——即使在已经存在的立场分歧中——寻求接近和谅解。
“这是一种令人痛心的严重的行为。我们还要说：这是一个看来的确很难理解的行为。这篇文章的攻击性措词所选择的发表时刻和它的内容，是同中国同志声称为了支持和保卫受压迫与受威胁的各国人民而要采取的政治行动不连贯的，而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都认为这种行动是他们的国际主义责任的重要部分。中国领导人曾一再说，使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东西比使它们分裂的东西大得多。每当人们谈到原则时，忘记国际主义和反帝团结这一基本原则就大错特错了。”
意共中央书记宣布“坚决谴责”陈毅副总理讲话
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阿利卡塔十月三日在《团结报》发表的题为《印度尼西亚的危机》的社论中说：
“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总的战略路线是十分错误的。我们为了我们拥护争取和平和和平共处斗争的路线而感到自豪。我们坚决谴责陈毅元帅最近所作的那样的讲话。我们觉得他的讲话首先就反映了那种空谈的革命论，不仅是葛兰西和陶里亚蒂，就连马克思和列宁都曾经教导我们要防备空谈的革命论，把它看作不仅是典型的不负责任的表现，而且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情绪和知识分子装腔作势的表现。”
《团结报》说反美示威“是针对苏联政府的尖锐论战”
意共《团结报》三月二十一日以《美国在亚洲的侵略，回答我们的读者关于越南、苏联和中国的问题》为题写道：
“我们不能把诸如象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门前所发生的那种游行示威（这种示威显然也是针对苏联政府的尖锐论战）看作是对越南人民斗争的有效支援，也不能把北京人士仍然单方面谈论的那种单方面的继续论战看作是对越南人民斗争的有效支援。我们不认为，当人们不是从对美国侵略进行的英勇抵抗中寻求克服现存分歧的论据，而是寻求加剧分歧的论据时，这种抵抗就能得到帮助和加强。”
《团结报》攻击林彪同志文章“走得太远了”，“会把我们带到离马克思主义思想相当远的地方去”
意共《团结报》十月三日刊登了题为《林彪关于革命的理论》的答读者问，其中说：
“中国的下述理论九月初在北京得到了最彻底的论述，这种理论把最贫穷的、受帝国主义剥削最深的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看成不仅是世界革命的主要力量，而且是世界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最权威的首脑之一、政治军事领袖林彪——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副总理和国防部长——在他撰写的一篇长文中阐明了中国的理论。虽然发表此文的时机是在战胜日本二十周年之日，但这机会只是用来作为一个起点。该文的真正目的在于把人民战争夸大成为反帝斗争的唯一有效途径，特别是夸大成为三大洲人民进行反帝斗争的唯一有效途径。
“林彪走得太远了。他赋予中国革命特点以普遍的意义。……把中国经验说成具有普遍意义，以至于把整个世界同三十年前的老大中国看成是一种东西，我们总觉得这是中国论点中最有害的，最没有根据的。过去，革命运动每当要使其行动同任何过分严格的公式适应时，革命运动就遭受到挫折。如果以为现在能找到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式，那就不幸了。更不用说林彪提出的公式，将会把我们带到离马克思主义思想相当远的地方去，而且只能使人们阴郁地展望社会主义在世界上胜利的前景。
“林彪赋予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其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也是如此）以掩护和支持主力（在他看来，主力仍然是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各国的革命）的完全附属的作用，从而强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采取等待主义策略，即等待‘世界农村’的进展也会改变那些‘城市’——照林彪说法，这些城市为美洲和西欧——的命运的一天到来。坦率地说，我们期待象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的党对反帝斗争的世界战略作出的贡献，应该比把人民战争在中国胜利的战略机械地搬运到世界范围上来的贡献要多得多。
“林彪的思想是怎样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得来的，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谜。要不，我们应当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把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新的历史使命不是委托给工人阶级。”
法国共产党
《人道报》攻击中国“加深分裂”
法共《人道报》六月十五日发表的题为《苏联对越南的援助》的文章中说：
“美国没有放弃干涉。相反，它加剧了干涉。
“戈德华特和极端分子正公开进行进一步迅速扩大战争的宣传。
“面临这种危险的增长，一切坚决保卫和平的力量的团结，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必要。
“然而，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却选择了这个时刻来加深分裂。而且提出的又是什么论据！
“《人民日报》写道，苏联人‘作了一些援助越南的姿态’，但是‘他们事先把他们的援助计划透露给美国人’。由于这家中国报纸很难提出一点事实来支持这种说法，它便找了另一个也是毫无根据的说法来作依据，说什么苏联领导人‘是苏联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论战降低到如此水平，已不成其为论战了。”
《人道报》攻击中国的立场“加强了帝国主义的力量”
法共《人道报》七月二十九日以《中国领导人新的诬蔑》为题发表的文章说：
“中国《大公报》谴责苏联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玩弄‘两面派的手法’，并且，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竭力破坏民族解放运动’。
“人们读一下这些恶意的文章，就会问道，如果不是中国领导人，还有谁在帮帝国主义的忙。由于他们针对苏联开展有计划的诽谤运动以及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因此事实上，他们是加强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并有助于使它反对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自由的阴谋得逞。”
《人道报》诬蔑中国批判修正主义是“为侵略者帮了忙”
法共《人道报》九月四日发表的题为《中国领导人恢复了敌视苏联的论战》的文章中写道：
“中国领导人恢复敌视苏联的论战一事，显然是反帝力量分裂的一个因素。这种论战是在反帝力量必须团结以便有效地援助英勇抵抗侵略的越南人民的时候恢复的。
“在苏联给予越南具体援助的时候，竟敢说苏联领导人‘给美帝国主义帮忙’，这种说法肯定为侵略者帮了忙。”
《人道报》攻击我国领导人“每天进行分裂活动”
法共《人道报》十月一日以《周恩来说：“中国变得真正强大还得二三十年”》为题报道说：
“周恩来阐述了他的政府外交政策的某些原则：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所有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口头上忠于这些原则是不够的。北京领导人每天进行的分裂活动同他们的言论成鲜明对照，同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尊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南辕北辙。”
法共《人道报》十月一日发表的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六年》的文章中说：
“不幸，中国人民力量十六年前取得的胜利，由于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态度而逊色，他们不再奉行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合作的政策。
“中国领导人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在这个运动内部进行分裂活动，从而严重损害社会主义事业与和平事业。我们昨天报道过的陈毅元帅的谈话就是最新的证明。”
《人道报》诽谤中国采取了使印巴冲突“恶化和扩大的主动行动”
法共《人道报》九月二十一日发表了题为《亚洲的新战争》的文章。文章评印巴冲突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能够保持冲突并使之恶化和扩大的主动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