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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研究
历史时期渤海湾西岸的大海侵
谭其骧
渤海湾西岸，在古代曾经发生过一次大海侵，海陆的变迁很大。但是，旧时代学者对此次海侵的解释是错误的，近代科学工作者则根本不相信有这回事。近年来由于古文化遗址的发现，结合对有关资料的考释，可以肯定这一事实，并推定其浸没地区相当今天津、宁河、黄骅一带，发生年代约在西汉中叶，至东汉后期逐渐恢复。在海侵消退以后，海岸线内遗留下大量的泻湖和沼泽地带。因此，东汉以后长达四百年之久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地区人口稀疏，经济落后。直到唐宋时代，局面才有显著改变。研究这个问题，有助于这个地区各项长远性建设规划的制订。
掌握历史时期海陆变迁的基本情况，是制订沿海地区各项长远性建设规划的必备条件之一。因此，在这方面所作的研究工作，其研究对象尽管是历史时期的现象，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渤海湾的西部地区，是我国历史时期海陆变迁较为显著的地区之一，前人在这方面已做了不少研究工作。不过，海陆变迁是两方面的，有由海变陆的一面，也有由陆变海的一面。前人的论文大都只着眼于海河三角洲的逐渐伸展，即由海变陆的一面，而忽视了渤海湾西岸在历史时期还有由陆变海一面的变迁。其实，后一种变迁更值得我们重视。本文试图以历史资料和考古资料为据，论证历史时期渤海湾西岸曾经发生过一次规模巨大的由陆变海——海侵。至于造成这一海侵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是陆地下降还是海水上升？那就得请地质学者、特别是新构造运动学者作进一步的研究。
《汉书》的记载和前人的推论
历史文献里明白提到古代渤海湾西岸曾经发生过一次大海侵的，是《汉书·沟洫志》里的如下记载：
“王莽时，征能治河者。……大司空掾王横言：
河入渤海，……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
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可是，这节记载不容易令人置信。因为王横并没有指出发生海侵的具体时间，而只含糊地说是“往者”。特别是他把海侵的原因说成是“天尝连雨，东北风”，更显然是不科学的。按之实际，暴风雨所引起的海啸，只能使濒海地带暂时受到海涛袭击，不可能使广袤数百里的大陆长期“为海所渐”。所以近代科学工作者有不少人对历史时期渤海湾海岸线和黄河河口变迁问题作过研究或调查，但是谁也没有提到过王横这几句话。
多年来我也是抱着不相信的态度来对待王横这一节话的。最近我却发现王横所说的海侵究竟有没有这回事，确是一个很值得提出来认真讨论的问题。
尽管王横把海侵的原因归之于“天尝连雨，东北风”是不可信的，但我们不能因而就断言他所提到的海侵这一事件本身也决无其事。王横所谓“九河”，指《禹贡》九河，在今渤海湾西岸河北省东南部一带。他说海侵的结果把《禹贡》九河之地淹没了，可见他虽然不能指出海侵的具体年代，但其上限是明确的，即《禹贡》时代。因此，要解决王横所说海侵是否实有其事，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将《禹贡》和王横这两个时代的渤海湾西部海岸线进行一下比较，看看后者较之前者是否有较大幅度的退缩。
旧时代的学者倒是进行了这种比较的。在他们看来，渤海湾地带确有大片海面在古代原是陆地，所以他们都相信王横所说海侵实有其事。北魏郦道元首先在《水经注》里提出这样的说法：《禹贡》有“夹右碣石入于河”一语，其时黄河应在碣石入海，而碣石位于渤海北岸滦河口附近，汉以来已沦入海中，可见“王横之言，信而有征”。宋以后的经学家为《禹贡》作注释，又本郦说加以推阐①。他们认为自碣石以西，现今的整个渤海湾，在《禹贡》时全是陆地，王横所说的海侵，就是这一大片陆地由陆变海。
可是，郦道元所指说的滦河口地区的海陆之变尽管可能是事实，但滦河口距离“九河之地”甚远，显与王横所说海侵非一事。换言之，碣石入海这件事，并证明不了“王横之言，信而有征”。经学家们推定，现今渤海湾在《禹贡》时代犹为大陆，所依据的只是他们对《禹贡》“夹右碣石入于河”，“同为逆河入于海”二语的解释。而这种解释根本是错误的（容另文详述），因而他们所推定的《禹贡》时代海陆形势以及对王横所说海侵地区的解释，当然都是靠不住的。和郦道元的说法一样，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并不能证明王横所说海侵实有其事。
由古文化遗址推断春秋战国时代海岸线的位置
前人之所以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们曲解了王横的原语和《禹贡》的文义，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没有摸清楚《禹贡》时代和王横时代的渤海湾海岸线的正确位置。
近代学者业已考定《禹贡》是战国时代的作品。《禹贡》所描述的地理现象，可能是战国当代的情况，也可能是较早一些时期的情况。因此，《禹贡》时代实际上就是春秋战国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渤海湾西部海岸线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在过去是搞不清楚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献记载流传下来的太少，历史学家无法据以考订。决定海岸推移的因素极为复杂，又随时而变，地理学家难于凭目前对一二种因素的考察来推断几千年前的情况。只有到了今天，由于近年来考古学界和地理学界许多单位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钻探和发掘②，搞清楚这一时期的海岸线位置才成为可能。
调查研究者先后在宁河县的田庄坨、七里海沿岸等处，天津市东郊的张贵庄、巨葛庄等处，以及黄骅县的跃进桥、武帝台等处，发现了大量的战国文化遗址，部分遗址的年代还可以上溯到春秋晚期，这就证实了这一地带的成陆年代应在春秋以前。
这些古文化遗址多数座落在贝壳堆积上。许多贝壳堆积都呈堤形，无疑是古代海岸线的遗迹。贝壳堆积的分布甚广，不仅分布在上述这一地带，也分布在这一地带以西和以东。根据这些贝壳堆积，可以复原出几条贝壳堤？各条的走向如何？调查研究者的结论并不一致。但至少有两条是大家公认的：一条紧靠着现今海岸线，距离最远处也不过三四公里；另一条自天津市中心东约二十公里的白沙岭起，向南经泥姑、邓岭子、上沽林、马棚口、歧口直到黄骅县东海滨的贾家堡以南。这两条堤之间的距离在北端约有二十余公里，向南逐渐接近，至歧口以后二者即并合为一。
滨海的那条贝壳堤，据文献记载推断，约当形成于金元时代。起自白沙岭的那条堤，前几年由于在堤上发现的都是唐宋时代的遗址，所以一般人都认为它的形成年代不会很早，约当在王莽以后。但最近又在堤的北段白沙岭、泥姑、邓岭子发现了战国和两汉早期的遗址。考古调查并没有摸清堤上的战国遗址是属于战国什么时期的。姑且假定是战国晚期的话，则堤的形成不得迟于是前数十年或百年的战国中期。这条贝壳堤厚达五米，宽达一二百米，估计其形成过程至少也得经历百数十年，则其开始发育期最迟应在春秋晚期。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指实这条堤的形成年代，而只能推定其下限不得迟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但以此为据，我们已经可以比较有把握地对于天津市以南春秋战国时代的海岸线所在作出如下结论：（一）战国中期以前，这条堤可能正在形成，也可能业已形成。若正在形成，则其时的海岸线就是这条堤；若业已形成，则其时的海岸线应已伸展到堤外。（二）最迟至战国晚期，堤上已有人居住，其时海岸线无疑已在堤外。（三）堤内不远处有属于战国早期以至春秋晚期的遗址发现，可见即使这条堤确是形成于春秋晚期以后的，此前的海岸线亦必已抵达此线附近。（四）总之，春秋战国时代的海岸线，大体上应相当于这条起自白沙岭的贝壳堤。
自今天津市以北，调查研究者对于贝壳堤的存在与否看法不同。有的认为是存在的，宁车沽、芦台闸口等地所发现的黄色细沙堆积，就是白沙岭贝壳堤的延伸部分。有的认为并不存在。若前说可信，则春秋战国时代的海岸线应相当于今白沙岭、宁车沽、芦台一线。若前说不确，则那时的海岸线至少亦应在七里海、田庄坨等战国文化遗址以东。
西汉晚期的河海形势和设治情况
春秋战国时代亦即《禹贡》时代的海岸线的具体位置既已明确，再看一下西汉末年即王横时代的海岸线在哪里。
据《汉书·地理志》所载，渤海湾西岸水道有下列这几条：
金城郡河关：“河水行塞外，东北入塞内，至章武入海。”
代郡鹵城：“虖池河东至参合入虖池别，……从河东至文安入海。”
河间国弓高：“虖池别河首受虖池河，东至平舒入海。”
代郡灵丘：“滱河东至文安入大河。”
雁门郡阴馆：“累头山，治水所出，东至泉州入海。”
渔阳郡渔阳：“沽水出塞外，东南至泉州入海。”
右北平郡无终：“浭水西至雍奴入海。”
河水即大河，亦即黄河。虖池河即滹沱河。虖池别河系虖池河下游一岔流。“从河”，据清末杨守敬考证，系泒河之误③。泒河即今沙河。滱河即今唐河。治水即今永定河。沽水即今白河。浭水一作庚水，即今遵化的沽河和蓟县的州河。这里所谓某水即今某水，概指上游而言；下游古今变迁甚大，或已湮灭，或已改道。
章武故城当在今黄骅县境内，西南去沧州八十里。“参合”系“参户”之误，故城在今青县西南三十里木门店。文安故城在今文安县东北三十里柳河镇。“平舒”即东平舒，故城即今大城县治。泉州故城在今武清县旧治东南四十里。雍奴故城在今武清县旧治东七里丘各庄，东去北运河十七里④。
要根据这几条记载来复原西汉时期渤海湾西岸的河海形势，先得指出这中间存在着一处极关紧要的错误，——滱河条下的“大河”二字。上列诸水河水最南，次北为虖池河、虖池别河，又北为泒河，又北为滱河，又东北为治水，又东为沽水，又东为庚水。滱河既介在泒河治水之间，所以它只能入泒、入沽或入海，不可能穿越泒河、虖池河入大河。河水自西南来，至章武入海；文安在章武西北，中间还隔着一个东平舒县，不可能为河水所经流，当然滱河也无从在此入河。按：《汉书·地理志》里滱河的下游就是《水经》里巨马河的下游；《水经》叙巨马河作“东入于海”，则《汉志》所谓滱河“入大河”，显系“入海”之误。
滱河“入大河”既系入海之误，由此即可明确：当时渤海湾西岸七大川是各自独流入海的。七大川既系各自独流入海，由此可见，其时渤海湾西部的海岸线，必然已跟春秋战国时代的海岸线大不相同。因为要是基本上还维持着春秋战国时代的原状的话，那末，除大河比较偏南、浭水比较偏东外，其余五条水在流经今大城、文安、武清县境后，不可能不在现今天津市境内会合为一，各自独流入海是为地势所不许的。此外，还有下列两方面的情况也很难解释：一、在今黄骅以南沧县以东的河北省境内，当时共设置了章武、浮阳、柳、中邑、高城、千童、定七县。在今丰润的东燕山南麓滦河陡河平原里，当时也设有絫、新安平、海阳、夕阳、骊成、土垠、昌城七县。为什么同样是渤海湾的滨海区域，在黄骅以北、丰润以西、南北运河以东，这么一个广大范围内，却连一个县治也没有设？二、东平舒、文安二县县治都设在今子牙河西岸，距海甚远，雍奴县治在泉州县治之北，这三县怎么可能有滨海的辖境，成为虖池别河、泒河、滱河、浭水的河口所在？
根据上述情况，可见当时的渤海湾西部，必然已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海岸线以内，出现了一个面积不小的新海湾。这个海湾的南岸应距今黄骅县治不远，当时是章武县境；西岸应逼近今南北运河，当时分隶于东平舒、文安、泉州三县，虖池别、泒、滱、治、沽五水由此入海；北岸应在今宝坻县境内，当时是雍奴县境，浭水由此入海。只有这样，七大水分别入海才有可能，沿海县治的分布情况才能解释得通。
海侵的浸没地区、发生年代和恢复年代的推定
明确了西汉晚期即《汉志》时代渤海湾西部存在着这么一个新海湾，这也就证实了王横所说的海侵是确有其事的。不过，这次海侵所浸没的地区既不是郦道元所说的滦河口地区，更不是经学家们所说的现今的渤海湾，而是在现今渤海湾西岸白沙岭贝壳堤以内的一大片地区。这一地区周围达数百里，其南部正为《禹贡》九河之地，与王横之言完全符合。
根据文献记载推断出来的这次海侵，还可以在地貌资料方面得到证明，并借以进一步确定其地区范围。一九四七年希腊地质学者克雷陀普在《华北平原之生成》⑤一文中，曾指出海河平原上拔海四米的等高线，是在今日海岸线以内的第一条完整的等高线。克雷陀普认为从这条等高线到海岸之间的平坦低地，其成陆“好象不会早于二千五百年”。现在我们知道，二千五百年前春秋时代的海岸线，实在这条等高线以外的今白沙岭邓岭子一线的贝壳堤，而这条等高线倒刚好和上文所推定的西汉新海湾的边缘线大致符合。所以我们认为，这条等高线应该就是二千年前西汉晚期的海岸线；从这条等高线东至白沙岭贝壳堤之间这一片相当于今天津、宁河、宝坻、武清、静海、黄骅六市县的各一部分或大部分的地区，就是王横所说的那次海侵的浸没范围。
王横所说的这次海侵还可以在考古资料方面得到证明，并借以确定其发生年代。近年来在天津、黄骅、宁河一带所发现的几十处古文化遗址，遗址内的文化遗存，或是属于东周和西汉前期的，或是属于唐宋时代的，独不见有西汉晚期至南北朝时期的⑥。这一文化遗存在年代上的中断现象，不可能是任何政治、军事、经济原因所造成的，因为这些原因都不可能逼使人类长期退出一大片地区。唯一可能的原因是发生了海侵，海水整个儿淹没了这一地区。据此，则发生海侵的年代约当在西汉中叶，距离王横时代不过百年左右。沿海人民对于这件往事记忆犹新，王横所说的，就是根据当地父老的传述。
最后再让我们推断一下，这片被海侵所浸没的土地到什么时候才重新出水成陆。
《水经》一书，大部分写成于王横以后约百年左右的东汉中叶。《水经》里的浊漳水下游就是《汉志》里的虖池别河，易水下游就是《汉志》里的泒河，巨马河下游就是《汉志》里的滱河。这三条水在《水经》里跟在《汉志》里一样，也是入海的。可见其时渤海湾西部的海陆形势应大致仍西汉海侵以来之旧。
可是另据同书的《淇水篇》和《沽水篇》所记，其时滹沱、泒、滱诸水独流入海的局面业已改变，今天津市区以东业已出现了大片陆地。《淇水篇》是写成于东汉末年以后的，篇中述淇水上游流经建安九年曹操所开的白沟，是其确证。据此可见约自东汉中叶以后，西汉时被浸没地区的海水应在逐渐后退。到了东汉末年，海陆形势已基本上恢复了海侵以前的局面。
东汉末年的海岸线虽然大致上已推进到了海侵以前的原位置，但在海岸线以内，却遗留了大量的泻湖和沼泽地带。因此，在东汉以后的长达四百年之久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内，这一地带的经济始终很落后，人口始终很稀疏。目前在这一地区内还找不到一个魏晋南北朝的文化遗址，正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直到了唐宋时代，情况才有显著改变。不仅考古调查所发现的唐宋遗址可以证明，而且这一地区的县治增置情况也可以予以证明。唐初开始在接近海侵区北部的燕山南麓增设了玉田、三河二县。唐末又在接近海侵区南部增设了乾宁军（今青县）。辽代又设置了香河县，金代又进一步设置了宝坻县和静海县。这些县治的增设，无疑都是由于海侵区地理环境日渐改善，经济日渐开发，人口日渐繁殖的结果，但设治地点都还在海侵区之外的邻接地带。至于在海侵区内设置今天津市的前身天津卫和今宁河县的前身梁河千户所，则是明初永乐年间的事，距离海水的退出约计已在一千二三百年以上。
①代表作有宋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清胡渭《禹贡锥指》等。
②见李世瑜《古代渤海湾西部海岸遗迹及地下文物的初步调查研究》，《考古》一九六二年第十二期；王颖《渤海湾西部贝壳堤与古海岸线问题》，《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第八卷第三期；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渤海湾西岸古文化遗址调查》，《考古》一九六五年第二期。
③《晦明轩稿》，《汉志从河为泒河之误说》。
④各县故城位置，据《大清一统志》天津府古迹乾符故城、参户故城、顺天府古迹文安故城、东平舒故城、泉州故城、雍奴故城。杨守敬《水经注疏》及《水经注图》认为丘各庄古城系北魏时雍奴故城，汉故城应在北运河东岸。
⑤载《中国地质学会志》第二十七卷。
⑥据《渤海湾西岸古文化遗址调查》。该文作者在提到这一现象时说：“这一现象是否也和海岸线的变迁有关，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本篇就是在这一启发下写成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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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古籍所述的美丽富饶的柬埔寨
唐锡仁
中国和柬埔寨都是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国家，两国相邻有水陆交通的连系。因此，中柬两国很早就有着频繁的友好往来。我国古籍记载柬埔寨，始自汉代。其后各代史书都有关于柬埔寨的记载；但译名屡有不同。例如隋以前称扶南，隋至元代称真腊，其中唐代称吉篾，元代称甘孛智（或澉浦只），明代万历起便正式译称柬埔寨了。
一
中、柬两国友好往来很早。东吴孙权派遣使臣朱应、康泰到柬埔寨访问，是在公元三世纪初。他们在柬埔寨居留了很长时间，回国后朱应写有《扶南异物志》，康泰写有《扶南土俗传》，介绍了在柬埔寨的所见所闻。可惜两书皆已失传。此后，我国去柬埔寨的人日益增多，著名的如七世纪唐释义净，他在所撰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谈及他曾受到柬埔寨国王的优厚礼待。十三世纪元成宗派过一个使团到柬埔寨访问，其随员周达观回国后，写了著名的《真腊风土记》。他在这本书中记载了这次友好访问的始末经过，详细而生动地介绍了柬埔寨的山川、出产、动植物、耕种、城郭、村落、交通、贸易、器用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情况。明代的大航海家郑和在七次下“西洋”的旅程中也到过柬埔寨，他的随员费信在所著的《星槎胜览》一书中也记载了柬埔寨的一些情况。
与此同时，柬埔寨的使臣、僧侣和商人也不断地来中国。仅在三世纪至八世纪期间，柬埔寨派遣使臣到中国便有近二十次之多。五世纪末六世纪初有几位僧人来中国，其中有僧伽婆罗，他在我国讲经和译经为时很久，对我国佛教事业影响不小。据宋朝编的《太平御览》记载，柬埔寨的商人还驾驶大海舶到中国来进行贸易。
中、柬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两国之间展开了贸易和文化的联系，丰富了两国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发展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我国的古籍把柬埔寨美丽的自然景色、富饶的自然资源，不断地记载下来，介绍给自己的读者，增进了中国人民对柬埔寨的了解。
二
柬埔寨位于中印半岛南部，在大地形上是一个盆地。盆地中是一个坦荡低旷的平原，由湄公河及其他河流冲积而成，土壤肥沃，是柬埔寨的主要农耕地区。《梁书·扶南传》确认柬埔寨位于越南的西南，还叙述了它的地形概况。后来，《隋书》和《唐书》的真腊传都有类似的记述。元代周达观出使柬埔寨是从海路去的，因此他在《真腊风土记》里记载了柬埔寨的港口和岛屿。关于柬埔寨的山川地理，他说：“自入真蒲以来，率多平林丛昧，长江巨港绵亘数百里，古树修藤，森阴蒙蘙，禽兽之声?杂其间，至半港而始见有旷田，绝无寸木，弥望芃芃，禾黍而已，野牛以千百成群聚于此地；又有竹坡亦绵亘数百里，其间竹节相间生刺，笋味至苦。四畔皆有高山。”周达观在十三世纪对柬埔寨自然景观所作的描绘，在当时是脍炙人口、令人向往的。
柬埔寨的气候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它的特点是气温高，温差小；降水随季节和地区的变化而不同，有雨季与旱季的差别，每年五月至十一月为雨季，炎热多阵雨，每年十二月至四月为旱季，干燥少雨。我国古书对于柬埔寨的气候的记载是：“土气恒暖、草木不落”（《南齐书·扶南传》）；“地气尤热、无霜雪”（《隋书·真腊传》）；“天时暖而不寒，常若春夏”（《皇清通考·四裔门》）。周达观不但记录了高气温的情况，而且记录了雨量的情况。他说：“地苦炎热，每日非数次澡洗，则不可过，入夜亦不免一二次。”又说：“其地半年有雨，半年绝无。自四月至九月（指农历），每日下雨午后方止，淡水洋（今金边湖）中水痕高可七八丈，巨树尽没仅留一杪耳，人家滨水而居者，皆移入山后；十月至三月（指农历）点雨绝无，洋中仅可通小舟，深处不过三五尺。”他在这里明确地指出了柬埔寨存在着雨季和旱季。周达观还谈到一种在泛滥地区栽培的稻子，他说：“又有一等野田，不种常生，水高至一丈，而稻亦与之俱高。”这种稻就是现在柬埔寨还广泛种植的浮稻，它不怕水浸，产量很高。由于这种热带气候，加上土地肥沃，农业生产是极为有利的。《晋书·扶南传》和《唐书·真腊传》都说，“田一岁种，三岁获”，就是说种一岁够吃三岁。明《星槎胜览》说：“气候常热，田禾丰足，煮海为盐，风俗富饶。”这些记载都说明了热带气候给柬埔寨农耕带来的好处。周达观更作分析说：“大抵一岁中可三四番收种，盖四时常如五六月，天且不识霜雪故也。”
三
柬埔寨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有多种多样的动植物、香料、矿产和宝石等。我国古籍常以“富贵真腊”来形容柬埔寨物产的富饶。
就动植物而言，《南齐书·扶南传》说，“海边生大箬，叶长八九尺，编其叶以覆屋”。这种植物是属棕榈科的蒲葵。《南方草木状》说，有“云丘竹，一节为船”。同书还说，柬埔寨在公元二八五年赠送中国的礼物有“一丈三节”的甘蔗。晋崔豹《古今注》说，有紫栴木（即紫檀），苏枋木（即苏木）。柬埔寨的竹和紫檀质地坚硬，适于器用，现在仍远销国外。柬埔寨古代的船舶颇为著名，这与其出产竹木是分不开的。《梁书·扶南传》说，柬埔寨出产“沉木香、象牙、孔翠、五色鹦鹉，……又有酒树”。其中酒树即现在芸香科的柠檬树。《隋书·真腊传》记载，柬埔寨有“婆那娑树”、“庵罗树”、“毗野树”、“婆田罗树”、“歌毕佗树”等。根据所言形态，婆那娑树是波萝蜜，庵罗树可能是龙眼，毗野树可能是柠檬，婆田罗树是橄榄，歌毕佗树可能是椰子。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有“紫?树”，紫?即千屈菜科之紫薇。《唐书·真腊传》还记载柬埔寨人常以槟榔、龙脑香、蛤招待客人。
周达观对于柬埔寨的动植物资源作了这样的描写：“山多异木，无木处乃犀象屯聚养育之地，珍禽奇兽不计其数。”他还把这些资源分为草木、蔬菜、走兽、飞鸟、鱼龙等项作了详细的叙述。由于时代的局限，周达观对于他在柬埔寨所见的动植物，因“不识名者甚多”而未尽记载下来，但从他的叙述里，已足以看出柬埔寨的动植物资源确是很丰富的。
柬埔寨的劳动人民心灵手巧，他们远在古代就利用动物的角牙毛皮、植物的花果脂液，制作出各色各样的香料、药料、饮料和装饰品。除上文已提到的外，如宋人的《诸蕃志》、元人的《真腊风土记》及明人张燮的《东西洋考》等书，还记载有黄腊、大风子油、胡椒等，以及取制的来源和方法。元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特别称赞柬埔寨的香料、装饰品之精美珍贵。
关于矿产宝石，《梁书·扶南传》记载其“出产金、银、铜、锡”。《晋书·扶南传》和《唐书·真腊传》谈到以“金银珠香”为赋税。后魏杨衒之《洛阳伽兰记》说，“扶南国……民户殷多，出明珠、金、玉及水精（晶）珍异，饶槟榔”。《唐书·真腊传》描述了其水晶的产状。现在，柬埔寨仍拥有十分丰富的矿藏。
柬埔寨有丰富的物产，又当东西海上交通的要冲，因此在古代即贸易发达。《梁书·扶南传》说，“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所不有”。明张燮《东西洋考》说，柬埔寨人民性格直率，长期以来与中国人民保持着“市道甚平”的友好的贸易关系。
我国古籍中的这些记载，是在古代中、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接触中产生的，因而足以说明中、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自古以来就是有着深厚友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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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中国地理学会座谈运用唯物辩证法改进工作
最近，中国地理学会在北京举行了一次关于在地理研究和教学中如何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座谈会。与会同志畅谈了在这方面的心得体会。
大家认为，我国地理工作者在运用唯物辩证法方面是有不少成绩的。例如，广东省东莞县的农业区划试点工作，就在运用辩证法结合生产实际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我们在某些方面也还有不够的地方。
有的同志说，在气候研究工作中，有些同志习惯于研究理论，单纯在室内分析资料，而不习惯于到外面去研究生产中的科学问题；习惯于研究大范围的天气气候，而不习惯于研究专区、县、人民公社或生产队等小范围的气候问题。这样就容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是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结果，必须加以克服。
有的同志说，看不到国内外的大好形势，看不到集体和群众的力量，妄自菲薄，这是片面的；盲目乐观，但又拿不出高水平的成果，这也是片面的。地理工作者应该看到，由于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社会主义的优越制度，特别是我国广大人民积累了丰富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经验，我们的地理科学是一定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就，并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关键在于地理工作者应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我们必须力求做到：一、紧密联系实际，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二、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很好地在地理研究中结合起来。三、在考察、研究、试验中做到领导、科技人员、群众三结合。四、善于同其他专业的科学工作者相结合，搞好协作，吸收其他学科的新成就。五、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要同自己的独创精神相结合，做到外为中用。
关于地理制图，有的同志说，现在在综合制图方面过分强调共同性，以致图面一样，显得单调、容量加重，忽视地理规律的体现，这在实际上是一种机械唯物论的表现。在地图设计和标准化、规范化方面，我们也有烦琐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毛病。例如，一幅图的编制出版，程序繁杂，需要二、三年时间。这些都是不符合社会主义总路线要求的，必须改革。
总之，大家认为，要使地理科学更好地为生产建设服务，地理工作者必须认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指导自己的工作，力争在理论思维上的主动，打破旧框框，闯出自己的道路来。
（朱德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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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女真语言文字的研究
研究女真的语言文字，对研究我国金朝的历史及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史，有重要的作用。去年，金光平、金启孮将他们多年对女真文字语言的研究成果汇成专著——《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初稿）。《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一九六四年第一期刊载了这部著作。
《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初稿）共有八章，约三十七万字，并有附录。第一章是中国史上的女真人和女真语，女真语在通古斯、满洲语族中的地位，女真语与满语的关系，女真语与蒙古语、汉语、契丹语的关系。第二章论述了女真文字制字的过程及其推行和行使情况。第三章介绍了女真文字的史料及有关女真文字的编著。第四章是女真文字的构造，着重论述了女真文字制字的起始和文字字形的变迁。第五章是女真文字的读音。第六章是女真语语法。第七章论述了女真文字对史学的贡献。第八章是全书的结论。附录是《女真进士题名碑》、《奥屯良弼饯饮碑》、海龙县杨树林山麓《女真字摩厓》及朝鲜庆源郡《女真国书碑》译释。
第5版()
专栏：学术文化动态
江苏、四川加强革命图书下乡工作
为了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文化阵地，江苏、四川各地新华书店打破了单纯卖书的框框，把图书发行工作当成革命工作、宣传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来做，想方设法把革命图书送到农村。
江苏新华书店组织的农村服务队和四川新华书店的农村发行员，深入农村和边远的山寨，紧密配合党在农村的各项中心工作，开展宣传活动。他们给社员们朗读和宣讲毛主席著作，大讲革命故事，宣传科学知识，教唱革命歌曲，举办图片展览，开展了多种多样的宣传活动。他们还帮助大队建立和恢复俱乐部，整理图书，健全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由于宣传工作与发行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农村图书销售量有了迅速的增长，特别是毛主席著作的发行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江苏的农村服务队，坚持与贫农下中农“四同”，建立了服务与被服务的新型关系。四川各地新华书店跳出单纯卖书的旧框框，采取了“卖、租、借”三结合的方法，开展租书和借书活动，使贫农下中农少花钱或不花钱能看到更多的革命图书，促进革命图书的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