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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人来信
真空吸铸没有难倒我们 我们到底把它做出来了
王殿兴
我们厂是生产内燃机轴套的，大都是铜铸件。过去，我们用砂型铸造各种零件，是个老法子，废品率很高，效率也低。后来，听说国内一个工厂，有台真空吸铸机，只要把机头插到炉子的铜水里一吸，就能铸出东西来，质量也好。这是项先进的铸造技术。
今年三月，厂领导决定我们几个人，到兄弟厂去参观真空吸铸机，让我们也制造一台。我一听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领导上把任务交给了我们，怕的是完不成任务。为这件事，我天天想，夜夜想，成了一块“病”。我想，只要不怕困难，什么事都能办成，什么机器还不是人造的！
到了兄弟工厂，一看那台设备，有我们一个车间大。我一点都不害怕，决心把它“吃透”。我们有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有奋发图强的精神，什么事都能干成。外国能做的东西，我们也能做出来，还要比他们的好。花了十多天时间，我们就把那台机器琢磨透了。
这部机器零件很多，制造时大都是钳工活。我同别的人一起干，有半数以上的零件是我们亲手做的。最难做的是真空吸铸机的机头，又长，内孔又小，还有锥度，花一百多个小时做出来还报废了。我就同几个老车工一起，开了个献计会，大家出了许多主意，最后突破了这个难关。装起来一试验，用七炉铜水，铸了二百多个铸件，成功了。这时，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我们制成这台机器，比原来的那台机器小，灵便，省去了很多部件，用起来应手。
真空吸铸机，使我们厂的生产很快提高，两个月就完成了一年的铜套铸造任务，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如果把市里的全部铜套铸造任务，都包给我们厂，还吃不饱呢。照我说，要搞技术革命，就得这样干，才能迎头赶上先进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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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把旧纺纱机改造成最先进的细纱机
高维騂
我们厂的纺纱机，大都是很老的。从去年以来，我们以迎头赶上的精神，利用现代技术，改造落后的设备，取得显著的成绩。去年上半年，在河北省棉纱条干质量评比时，我厂获得第一名，几个月来一直保持先进的水平。
我们早就想过，要进一步提高棉纱质量，必须对老的细纱机进行改造。也曾有人介绍，外国有一种最新式的细纱机结构，采用的是一种新式的牵伸装置。制造这种装置，零件的精度要求很高，有些材料我们解决不了，又缺乏详细的技术资料。于是，在如何改造旧设备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人家外国的材料好，机械制造水平高，我们即使研究出来，也制造不了，只能当作一个努力的方向，慢慢研究。目前，先采用外国三十年代的技术，然后再采用最新技术。
与此相反，我们一些人认为，要改造老设备，为什么不力求改得更先进呢？先改用一种陈旧的型式，过几年再改，总也赶不上最先进的水平。党经常教导我们，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只要我们决心去做，就一定能通过不断试验，制成它，掌握它。
一九六三年初，为解决棉纱条干不够均匀的问题，厂里先按第一种意见进行了试验，改装了小量的机器，棉纱的条干比原来均匀了一些。但织成布以后，看不到质量上有显著改进，而改造的费用却很大，保养维修很复杂。这时，厂领导指示我们，按第二种意见进行试验。
我们把任务接受下来，成立了专门小组，感到需要改装的部分很多，从哪里下手呢？这时，我们记起了毛主席的话：“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我们对设备改造的有关问题反复进行研究，决定从影响棉纱质量的关键问题入手，采用了先进的牵伸技术，舍去枝节问题。当时，我们进行研究所依据的只是一张广告说明书，我们按照改装机器的需要，先做了四个纱锭的机件，在工人支持下进行试验。在这个过程中，曾遇到一连串的技术问题，由于我们同车间主任、老工人一起研究，吸取了他们的经验和意见，许多技术关被一一突破了。到今年七月份，完成了全部机器的改造任务。
我个人在这次改造旧设备的过程中，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认识到在技术革命中，要打破框框，要有雄心壮志，树立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思想，才能收到显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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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靠自己的力量制成了精密电子仪器
李之珍
我是在党的培养下长大的。一九五一年，我到工厂当工人时，才十五岁，没有受过学校的正规教育。这几年来，我按照党的要求，和同志们一起研究、革新、试验，试制成功了四种精密的电子仪器，并且超过了国外较先进的同类产品的技术指标，仪器结构也比国外的同类产品合理。
生产电子仪器，在我国是新的工业。我们参加设计、试制的人员过去都没有接触过这种仪器。我们是怎样完成这一任务的呢？根据我的体会，要在技术上革命，就要象党和毛主席经常教导的那样，要敢于革命，不怕一切困难，大胆实践。当我觉得知识太少，怕完不成任务时，我就想到毛主席的话：“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认识来源于实践。于是，我就在实践的大学里提高自己的水平。
我们第一次接受试制一套精密仪器任务时，只有一份同类产品的说明书作参考，一切都要靠自己去摸索。这套仪器有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叫电子计数器，在试制过程中始终达不到要求的指标，影响到整套仪器试制工作无法前进。这时，工厂党委指示我们，不要受外国框框的限制，要敢于创造。党委的指示，启发了我们。经过大家详细研究，发现国外的同类产品有不少缺点。我们决定，要走最先进的路，设计出中国型的产品。我们提出的要求是：全部采用国产材料，重新设计要使用的元件，保证仪器达到最佳的参数。以后，我们经过一百多次的试验，终于突破了各种技术关键，完成了试制工作。这套仪器经使用部门鉴定，认为我们的设计是大胆的、成功的。
我们试制的其他几种仪器，也都是在没有样机、缺乏完整的技术资料、原材料不足、技术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试制成功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我们正是这样做的：接受任务时不望而生畏，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对细小的技术问题不轻易放过，认真试验，逐个解决，在实践的过程中由不懂到懂，由简单到复杂，由研究到生产，一步一步前进，终于得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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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赶得好
“外国能做的东西，我们也能做出来，还要比他们的好。”今天发表的工人来信中的豪言壮语，充分表达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雄心壮志。
他们看到了“庞然大物”的外国现代化机器，“一点都不害怕”，下决心“吃透”它。这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状态，跟那种“望而生畏”、“不敢斗争，不敢胜利”的怯懦思想完全相反。从“不害怕”到“吃透它”，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关键在于“不怕”二字。只有树立了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气概，才能实事求是地走自己的道路。
“先采用外国三十年代的技术，然后再采用最新技术”，这样作也许会轻松一些。可是，就得长期落后，长期被动。大多数工人不同意这样的意见。他们选择了迎头赶上掌握最新技术的艰苦道路。他们奋战了一段时间，终于攻破了最新技术堡垒，夺得了发展现代化生产的主动权。
想走“轻车熟路”，实际上是想坐老牛破车，慢慢吞吞走路。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道路，从来都是崎岖难行的。可是，路是人走出来的。只有用自己的双脚，走自己的路子，才能真正作到多快好省，最后达到目的地。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同社会主义革命一样，技术革命中，同样需要百倍发扬这种革命英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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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科学界的大喜事 古人类学的新收获
蓝田猿人头盖骨引起国内外重视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和竺可桢等认为，这个发现对研究人类的起源和进化等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它是我国科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精神，贯彻执行专家与群众相结合原则所获得的惊人成果
新华社六日讯 我国科学工作者去年在陕西省蓝田县公王岭地方，发现了一个估计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猿人头盖骨、上颌骨和三颗牙齿化石，这件事引起了国内外科学界的很大重视。我国科学界一些负责人和外国科学家闻讯后，纷纷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参观祝贺，一致认为这个发现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看了化石以后兴奋地说，这是解放以后我国古人类学上的一项重大收获。他说，猿人头盖骨是研究人类起源的十分难得的珍贵材料。世界这么大，人类分布这样广，至今包括蓝田在内，才在世界范围内找到四种猿人头盖骨。解放前我国科学工作者在周口店发现的猿人头盖骨化石，已经被美帝国主义弄得下落不明。现在我们又找到了估计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古人类化石，这是我国科学界的一件大喜事。
谈到这个猿人头盖骨化石在学术上的意义时，郭沫若说，历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关于人类起源与进化的问题，曾经有过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蓝田的猿人头盖骨的发现，使得那种认为人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又有了一个新的宝贵的铁证。这个铁证表明着：人类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并改造客观世界，促进了进化的过程。他说，更可喜的是，它完全是我国科学工作者自己发现的，它是在优越的社会制度下，国家为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采取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办法找到的。这也是自力更生的方针使我国科学技术事业迅速发展的一个铁证。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说，蓝田的猿人头盖骨的发现，给人类体质学方面的研究和整个人类发展历史提供了很重要的材料。他说，从地层和一部分地貌上看，“蓝田人”的化石是产生在“公王岭”冰期之后的间冰期沉积中的。对“公王岭”冰期的存在，我们已经获得了相当确凿的证据，但是，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通过对冰期的研究，可以把含“蓝田人”化石的地层和含有其他猿人化石的地层作对比，也可以使人们了解在远远没有历史记载之前，人类是在什么样的气候条件下生存和发育的，中间经过些什么变化，在地理上分布情况如何。如果这些问题弄清楚了，对于古人类学的研究既有普遍意义，也有指导意义。
李四光说，正因为猿人头盖骨在学术上很有价值，解放前美帝国主义指使它的御用“学者”，大肆进行这方面的文化侵略活动，他们抢走了我国科学工作者发掘的成果，盗窃学术的权威，欺骗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企图抬高他们的威望，贬低我国科学家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这次“蓝田人”的发现就根本不同了，这项工作自始至终全部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作的，这是在党的领导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贯彻执行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原则，所获得的惊人成果。李四光说，“蓝田人”的发掘工作比“北京人”的发掘工作要困难得多，“北京人”的发掘局限于一个定型的洞穴，而“蓝田人”是埋在一个相当广阔的地层中，因此，很难在事先指定一定的范围集中力量进行发掘工作，事实上是把大块的岩层长途运到北京来，在室内一点点敲凿出来。如果不是在今天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这是很难办到的。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著名地理和气候学家竺可桢认为，这次发现是科学上的一件大事情。他说，从地理上看，过去世界上有三个地方发现过猿人头盖骨，一是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一是阿尔及利亚的突尼芬，第三个地方是我国北京的周口店，蓝田是第四个地方，四个地方中就有两个在我国，这表明我国是古人类化石很丰富的国家。他说，从一九二九年在周口店发现第一个猿人头盖骨起，到现在已经三十六年了。这三十六年中间，我国已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的巨大进步给科学研究工作创造了无比有利的条件，使得古人类学的研究也有了很大发展。周口店从一九二一年发现第一颗猿人牙齿又过了八年，到一九二九年才发现第一个猿人头盖骨，这一次我们在蓝田从发现第一个猿人下颌骨到发现第一个猿人头盖骨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由此可见，我们这方面的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竺可桢说，这次发现是科学工作者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和大庆油田的工作方法的一大收获，参加考察的不仅有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方面的人才，地理学、地貌学、冰川学、古植物学、沉积地质学等各方面的人才都有，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取得了这些收获。他说，各方面的专家都认为蓝田是新生代时期相当理想的一个样板，可以预见，今后它将和周口店一样为全世界研究和关心人类进化的人们提供更多更好的人类化石。
这次发现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注意。有的国家的科学家在国外看到消息后，路过我国时曾专程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参观访问，还有的外国科学家见到消息，即给我国科学家来信询问详细情况，希望我国科学家撰写这方面的论文在国外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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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紫金山天文台发现一颗彗星
新华社南京六日电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最近发现了一颗彗星。
一九六五年元旦夜晚，这个天文台用新安装的双筒望远镜，在“双子星座”发现了一颗亮度微弱的新天体。这个新天体在一月五日晚上再度被观测证实，初步确定是一颗彗星。
这颗彗星发现时的亮度约为十五等，星象稍显朦胧，未见彗星的尾巴。当时位于赤经六时四十五分，赤纬（北）二十五度二十二分，向北运动。经过四天后，赤经减少十六时秒，赤纬增加了一度二十三分。
目前，紫金山天文台正在继续追踪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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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发展小型氮肥厂促进粮棉增产
华东地区找到一条迅速发展化肥工业的途径
据新华社上海六日电 华东地区最近几年在建设大型氮肥工厂的同时，还建设了较多的小型氮肥厂。这些小型氮肥厂已在全区化肥工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氮肥总产量同这个地区近年来新建大厂的产量几乎相等。
这些小型氮肥厂分布在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江西、福建六省和上海市许多重要粮棉产区。凡是设有小氮肥厂的地区，使用了它们提供的氮肥以后，当地粮棉等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都有很大提高。
发展小型氮肥厂具有很多优越性。首先，小厂规模较小，所用的设备比较简单。近年来小厂采用先进技术生产碳酸氢铵，所用的设备更加简单，更加容易制造。一些有一定工业基础的中等城市，就可以组织中小型机械厂就地协作生产其中的大部分设备。整个工厂的建设时间，也只要一年半左右，建成投入生产以后，在三四年内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小厂用的原料也较简单。
小厂生产的碳酸氢铵跟硫铵等品种氮肥相比，虽然还存在着含氮量较低、容易挥发分解、不宜长期储存等弱点，但由于小厂产品就地销售，就近使用，运输保管时间和运输距离一般都比较短，而又便于分散贮存，因而小厂生产这种化肥，反而能够避开它的一些弱点，充分发挥它的优点。小厂生产的化肥就地供应农村，运输距离短，商业周转环节少，每吨化肥的运输费用和周转费用不过十元左右。在我国现有大型化肥厂的布点还不很均匀，而化肥的使用不仅数量大并且相当分散的情况下，小型厂有它特殊的经济意义。
华东地区对小型氮肥厂在支援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经过长期摸索研究后才给予正确的估价的。前几年，这些小厂刚建立的时候，由于缺少经验，生产的化肥产量低，成本高，长期达不到设计要求，很多工厂还经常亏本。当时曾有不少人认为这种小化肥厂不经济，不合算，不科学，没有多大作用，没有发展前途。是不是这些小厂在技术上、经济上一定过不了关？有关领导部门这几年来，一面按照国家统一的安排，在区内建设了一些大型氮肥厂，作为化肥工业的骨干，担负起支援全国农业的任务，一面在江苏、上海等地选择一些小厂作为典型，继续摸索研究改进。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找到了改造这些小厂的途径。
中共中央华东局有关部门不久前在上海召开的华东六省一市小型氮肥厂工作会议上，总结了这几年的经验，并且经过讨论研究，根据国家计划安排，目前正在各地继续兴建一批小型氮肥厂，同时对原有的一些条件较好的小型氮肥厂进一步实行适当的技术改造和扩建，充分发挥这些小厂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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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蓝田猿人化石出土记
新华社记者 顾迈南
我国科学工作者在陕西省蓝田县公王岭发现猿人头盖骨的消息公布之后，引起了国内外有关方面的很大重视。这个猿人头盖骨是怎样发现的？最近，记者带着这个问题访问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有关科学工作者和工人。
一九六三年夏天，这个研究所新生代研究室的青年研究人员张玉萍、黄万波、汤英俊、计宏祥、丁素因和技工张宏，根据地质工作者提供的线索，来到了陕西省蓝田县。蓝田县位于西安市东南，这里的地层从六七千万年以前起，一直到现在，一层叠一层，几乎每一层都可以找到古动物化石，科学工作者说它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新生代时期的“自然史篇”。这些年轻人想通过在这里的考察活动，弄清新生代时期地层的一些问题。
考察工作开始之前，研究人员向当地有关部门和群众广泛调查了化石的产区。七月四日，他们离开蓝田县城到厚镇人民公社去。长途汽车顺着巍峨的秦岭和波浪滚滚的灞河往东南走，中途突然下起雨来，汽车在名叫“前程”这个小站停下了。避雨的时候，这些年轻人和当地的农民攀谈，问他们这一带出不出“龙骨”（即化石），有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农民指着灞河对岸说，在公王村后的公王岭上有的是“龙骨”。这时，雨愈下愈大，他们看看阴沉沉的天色，觉得继续前进不可能，决定就地住下来，去公王岭考察。在当地老乡的引导下，他们在公王岭一共考察了三天，挖掘出了五箱化石，其中有三门马、直隶狼、小古熊、鬣狗等，都是早已灭绝了的古代动物。公王岭这个地点就是这样被发现的。
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一九六四年四月初，这个研究所又和其他的科学研究单位、生产部门、高等院校等十一个单位组成一支考察队，来到蓝田县。他们准备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进一步弄清新生代时期的地层问题。这个研究所除了参加填制新生代地质图外，还担负了古脊椎动物、古人类和古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公王岭的发掘工作是由一个小队进行的。
五月二十三日傍晚，公王岭考察小队的队长黄慰文和技工武文杰，忽然跑到大队部来找考察队长、考古学家贾兰坡。贾兰坡一看见他们，心里就打起鼓来。他想：“一定是带来了好消息，不然这两个年轻人不会冒雨跑三十多里路赶来。”一问果然不错，黄慰文笑盈盈地从怀里掏出来一个纸包，说这是技工武文杰在公王岭挖掘出来的东西。贾兰坡问他们里面包的是什么，他们笑而不答。贾兰坡接过了纸包，解了一层又一层，越解越紧张，因为包了这样多层纸，说明一定不是个平常的东西。最后一层纸解开以后，他喊了起来：“人牙！”
武文杰一九五一年来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那时他才十六岁。象他这样一个普通的技术工人，竟然能认出是猿人牙齿这件事，引起了贾兰坡的深思。他想起了自己当年参加周口店的猿人化石发掘工作和一些大名鼎鼎的外国科学家打交道时，那些外国科学家见了猿人牙齿，还支支吾吾地一时认不出来。
既然发现了猿人牙齿，就说明这一带可能还有猿人的其他东西，如果能再发现更完整的猿人化石，那将是对古人类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公王岭的发掘工作从此引起了大队部的高度重视，贾兰坡随着也来到了发现猿人牙齿的现场。公王岭一带的化石都和坚硬的岩石、松软的泥土粘在一起，一动就破，在现场挖掘十分困难。工人和研究人员们开“诸葛亮会”商量的结果，决定用“大块套箱法”将含化石的堆积物整块地从地层中挖出来，然后运回北京在室内修理。
从蓝田运来的一百多箱堆积物到了北京以后，紧张的室内修理工作便开始了。其中单是在公王岭发现猿人牙齿的下方挖掘出来的一大箱堆积物，就有八百多斤重。这一箱化石在老技工柴凤歧的指导下，由技术工人、共产党员李公卓负责修理，全所人员对他的工作寄予很大的希望。大家天天见面就问他：“小李子，修出人来了吗？”
从八月中旬起，到十月初，他们天天坐在工作台旁专心致志地象绣花一样修理着这箱堆积物。堆积物中有很多坚硬如石头的钙质结核，当地老乡叫“窑姜石”，在野外发现的第一颗猿人牙齿就是从这种“窑姜石”里敲出来的。李公卓知道这种东西的重要性，每一块都砸开来看看，他怕放在地上砸，会砸碎了里面的化石，就放在自己的手上砸。经过一段精心细致的工作，从中修出了剑齿象、小古熊、剑齿虎、三门马、貘、大角鹿、古野牛等各种各样的古代动物化石，最后，八百斤堆积物只剩下了洗脸盆那么大一块，唯独没有猿人的任何东西。但是，他们没有灰心，没有懈怠，继续以坚韧不拔的毅力认真细致地修下去。
十月九日下午四点，修理出了一颗牙齿，著名的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匆匆来到李公卓的工作室，他仔细端详了刚刚修理出来的东西，十分高兴地说：“不错，是猿人牙齿！”便鼓励李公卓继续认真细致地修理下去。老科学家的叮嘱和全所同志的关切，使李公卓对待这块愈来愈小的堆积物更加细致小心了。等他修理到只剩下排球那么大一块的时候，一个奇怪的东西露了出来，人们闻讯纷纷跑来，有的说：“象鹿的头骨。”有的说：“象灵长类的头骨。”因为化石大部分还被坚硬的岩石包藏着，没有露出全貌，究竟是什么东西，人们一时还难下定论。
十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时半，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又跑来了，他看了李公卓正在修理的东西，十分激动，说：“是猿人头盖骨无疑了，眉脊骨已经露出来！”消息传出以后，杨钟健和古人类学家吴汝康，以及其他的研究人员纷纷跑来。人们奔走相告，人心沸腾。研究人员们互相议论着：“这个珍贵的化石是中国人自己发现的，中国人自己发掘的，而且将由中国人自己来研究！”
这些充满了自豪的话，不是没有来由的。自从发现了蓝田的猿人头盖骨，这个研究所一些曾经参加过周口店猿人化石发掘工作的老科学家和老工人，经常想起自己当年的遭遇来。那时，反动腐朽的政府根本不肯出钱办科学事业，周口店发掘工作的经费只好依赖美国洛克菲勒基金委员会来支持。这样，全部发掘和研究工作就掌握在美帝国主义者的手里。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中国人在周口店一共发现了五个比较完整的猿人头盖骨和大量的猿人化石，但是中国人得到的是什么呢？
“名义上是中外合作，实际上中国人对猿人化石没有研究权，中国人只能研究动物化石！”杨钟健气愤地对记者们说。
中国人不但没有研究权，自己发现的东西，外国人拿走后连看都不让再看，结果那些化石还是在美帝国主义者手里弄得下落不明。贾兰坡找出了自己当年的工作日记，上面的记载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九点发现猿人头盖骨一个，晚上七点美国人魏顿瑞取走。”自己发现的东西只在身边呆了十个小时就不见了，这对于一个专门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来说，该是什么样的心情！贾兰坡睡里梦里想再看看这个头盖骨，后来虽然看了两次，但都是趁外国人不在的时候偷看的。
在旧中国，科学家的遭遇是如此，工人又怎样呢？在一间工作室里，我们见到了老技工柴凤歧。他从一九二七年就参加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蓝田猿人头盖骨的最后修理工作就是他作的，当问起他是不是也修理过周口店的猿人化石时，他愤愤地说：“甭说修，外国人连让咱摸都不让摸！那时候，中国的工人只能修动物的化石！”
现在，这一切全都成了历史的陈迹了。
中国人又在自己的土地上找到了世上极其稀有的猿人头盖骨，它是个什么样子？在学术上有什么价值？在记者访问时，正在开始对它进行研究的古人类学家吴汝康从过去美国人用来保存周口店猿人化石的一个保险柜里，把它捧了出来。这是一个头顶骨很低平，头骨壁很厚，眉脊骨很突出的头盖骨。吴汝康说，原来估计它生活的时代可能比周口店的猿人稍早，距今大约五六十万年，那是根据发现它的地层和动物化石，以及它的大部分特征来判断的。现在从它的全部特征看来，更加证实原来的判断是正确的，只会比周口店的猿人早，不会比周口店的猿人迟。他说，最近在它附近的堆积物中又修理出一个猿人上颌骨和一颗猿人牙齿，经过鉴定，认为它们和头盖骨以及以前发现的两颗牙齿是属于同一个猿人的，这个猿人估计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猿人类型。
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上一世纪后半期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曾经提出了人类起源于古猿的理论。后来，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文章里，进一步阐明了人类起源的决定性因素是劳动，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类”的理论。但是，当时不但没有发现猿人的化石，就连较晚的古人化石也很少发现。
从一八九一年以来七十多年的漫长时间里，在世界范围内才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中国的周口店、阿尔及利亚的突尼芬和中国的蓝田等四个地方发现了猿人的化石。由此而引起的关于人类起源的推测，到现在还是没有定论。蓝田猿人头盖骨的发现，不仅给人类起源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扩大了猿人的地理分布，而且由于它比较原始，这就更加珍贵。专家们相信，通过对它的研究，一定能为人类起源的问题作出新的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