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月7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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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群众来信

“拿出挑雪灌塘的劲头来!”
我们队原来是个水缺、田瘦、山光、人穷的地方。经过几年来大修水利,一百六十五亩稻田,全部实现了自流灌溉,一年四季清水长流;同时,由于近几年来不断扩种绿肥,土质也变肥了,收成一年比一年好。可是,这两年,有些社员产生了“歇冬”思想。有的说:“安闲自在歇一冬,来年春耕劲冲冲。”这种“歇冬”思想一发展,好多应做的事都没有做。象修水利、积肥、除虫、造林等,都推到第二年春天才动手。一到开春,人畜忙得不可开交,为了抢住季节,工夫只得马虎些,哪里还顾得上精耕细作!这一来,产量老是提不高。
去年秋收后,我们贫农下中农坐下来一思量,觉得这样下去不是路子,不但产量提不高,可能连几年的老本都保不住。大家商议冬天要继续修水利。但是,有些人又叫喊:“我们这里水旱无忧了,还有什么水利好修!”有的说:“冬天天冷,干活效率不高,不如让大家歇口气。”讨论来,讨论去,还是动不起来。
正在这时,工作组同志组织我们学习祁东杨柳三队四年改变干旱面貌的事迹,又带我们到本县冬季生产搞得好的中村公社梅岗大队参观。一学一看,又发动大家讨论。贫农钟根连说:“我们劳动人民,素来就是勤快的。人家杨柳三队不光春、夏、秋三季干得扎实,冬季也是大干。我们一进冬就围火炉子,肥料没人积,低产田没人改,这哪象搞社会主义的样子!”贫农马满妹也说:“越歇冬,人越没有劲。我们要夺高产,就要打掉图清闲的思想,拿出杨柳三队挑雪灌塘的劲头来!”
经过讨论,大家的认识提高了,都说这几年产量不高的原因,就是“歇冬”思想作怪,满足于眼前的一点点成绩,缺乏力争上游的精神。许多社员提出了冬季改良低产田、备足肥料、造林等具体建议。经过规划,全队冬季准备与几个兄弟队联合安装一台水轮泵,进一步改善水利条件。还要造林二百八十亩、改良低产田四十八亩、改土二十一亩;把现有的三十二条水圳彻底整修好。同时,搞好绿肥、油菜的培育管理。
规划订出后,大家干劲更大了,十天工夫便装好了水轮泵,还挖好了六千多个坑,准备沤肥、植树,并育了八十斤茶叶子树苗。前几天,我们这里下了雪,社员们冒着严寒挑砂改良低产田,其他冬季生产也搞得火热。“歇冬”思想克服了,冬闲真正变成冬忙了。
湖南酃县三河公社星光大队 贫农 邱兴桂
(张云才 李煌生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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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贫农这样看冬闲
我们贫农下中农在旧社会不知啥叫冬闲,拿我来说,七岁死了娘,九岁死了爹,打小就给地主扛长工,一直到解放,给地主当了三十年的牛马。三十年不分春夏秋冬,一直没闲过。那时有没有人闲呢?有!地主老财确实是闲得很,他们不光冬天闲,一年四季天天闲着,他们就是靠剥削我们贫农下中农活着的。
现在,我们是人民公社的社员,我们贫农下中农把心交给了集体,都在为生产队好好劳动。我和我的两个儿子,三个劳力天天出勤。为啥这么用劲呢?因为我们是贫农,劳动是我们的根本。旧社会为地主卖命,吃了数不尽的苦;今天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我们不能忘本。我们贫农下中农不光是自己要多出勤闹好冬季生产,把冬闲变为冬忙,还要处处走在前头,干在前头,说服教育和带动全体社员把冬季生产搞好。
宁夏中宁县东华公社刘庙大队
贫农 王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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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冬季能干的活,尽量在冬季干
去年,我们大队的农业获得了大幅度增产,粮食平均单产上升到一百八十多斤,比前年提高二十多斤。粮食得到增产,水利搞得比较好是一个重要原因。去年春天,全大队挖通了两条总长七里左右的大渠,打成防洪坝一座,修起水闸一道。这些工程,当年都收到了效益。
社员们亲眼看到这个事实以后,搞水利建设的积极性更高了。去年秋季,全大队又修挖了另一条七里长的新渠,进度很快,封冻前只剩下一里不到了。土地上冻以后能不能修渠呢?以前虽然没搞过,许多贫农下中农社员想到,大寨打石头还不怕,咱这冻土再难挖也总比打石头好闹,主张继续修完。可是,有的干部和社员有顾虑,他们说:“镐头使劲刨下去,虎口震得又麻又疼,只能崩起一星半点土圪塔,算啦!等到春天干,一天顶上几天。”贫农下中农分析研究,认识到在一部分社员中有畏难情绪,缺乏大寨人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有些社员一心只想挣现钱,有的则是资本主义思想在作怪。我们贫农下中农寻思,干农活要赶前不赶后,冬季农闲时能干的活尽量在冬季干,到春季农忙时就不至于顾了东顾不了西,可以把活干得好些,畜力也不紧了。于是,我们贫农下中农提出:“土冻不要紧,我们多费点劲,坚决把它干完。”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赞成,挖渠的任务很快就完成了。
刚一完工,许多贫农下中农又主动要求趁冬季再搞些水利工程。大家开会一合计,认为下一步的工作应当是改造被山水冲成的东河槽。大队干部也同意。接着,各队的强壮劳力就集中治东河槽,有的挖渠,有的打堰,有的备料,社员们干得可欢啦。
内蒙古呼和浩特郊区攸攸板公社刀刀板大队
贫农 房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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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看贫农下中农是怎样干的!
秋收冬种以后,我们大队里的冬季积肥运动迟迟开展不起来。我对我们第三生产队的队长黄方之(下中农)说:“我们是先进队,要带个头!”大家都同意。我们队里的贫农下中农一带头,全大队的担河泥竞赛就迅速开展起来了。
第二生产队的贫农黄方春等,看到我们队里开始担河泥了,心里非常着急,连夜动手整理捻竿、捻斗,第二天蒙蒙亮就摇着船出去捻河泥了。他们早出晚归,中午送饭到田,轮流吃饭,停人不停船。这样,不到一个星期就赶上我们了。我们当然不肯服输,立即组织社员讨论如何重新赶过第二队。我向队里建议,再增加一只船捻泥。船增加了,我们又超过了二队。我们又到十五里路外的上家垟捻河泥,因此在河泥质量上也超过了二队。
二队虽然进度慢些,但互帮互学的共产主义风格却很高。第十五生产队没有河泥船,二队贫农下中农社员知道了,主动地把自己的一只需要修理的船,连同木料让给了十五队。有人怕十五队赶过自己,贫农黄方春说:“我们竞赛是为了共同搞好集体生产;为名为利是资本主义的竞争,不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比学赶帮。”
开展竞赛后,全大队十六个生产队已有十五个队大捻河泥。目前已有百分之七十的水田担上了一遍河泥。大家还在继续竞赛。 浙江乐清县湖头公社浃西大队贫农 黄绍荣(桂林、晓泉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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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变得好
冬季天气冷,田间农事活动少一些,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就是人们所说的“冬闲”。
农村的劳动人民,特别是贫农下中农,热爱劳动,热爱集体。他们总是利用“冬闲”,千方百计地创造集体财富。冬季田间农事少,他们认为正好借这个机会为春耕生产作好准备。因此,他们不仅不愿“歇冬”,还要把“冬闲”变冬忙,带头大搞集体生产。这是贫农下中农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劳动人民的革命本色。
现在,随着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冬季生产逐渐形成热潮。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十分高涨。各地应当加强领导,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依靠贫农下中农,变“冬闲”为冬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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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这样的干部,我们信得过
前些日子,两位党员副市长,上我们这儿背大粪。他们谁也不嫌脏,不怕臭,猫着身子,跟工人一个模样儿劳动。以后,市委办公厅、市总工会、市计划委员会的一些干部,也来这儿跟我们一同背大粪。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干部,才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和劳动人民一块儿劳动。我们就喜欢这样的干部来领导我们。有了这样的干部,我们的国家就变不了颜色,人民的江山就会象钢铁一样坚固。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粪便清除工人 时传祥
前些日子,两位党员副市长领着十来个干部,上我们这儿背粪。他们穿着掏粪工作服,背上粪桶,和我们一块挨家串户掏大粪。我们的活儿挺脏,大粪很臭,可他们谁也不嫌脏,谁也不怕臭,猫着身子,跟着我们掏粪工人一个模样儿劳动。
我们掏粪工人一提起这事,谁都说毛主席教育的干部是好样的,又工作,又劳动,工作到哪儿,劳动到哪儿。特别是现在,我们看到,干部参加劳动的劲儿更大了。在工厂,在农村,随处都可以见着他们和我们劳动人民一块儿劳动。干部参加劳动,工作不忘劳动,他们办起事来,就会处处想到我们劳动人民的甘和苦。两位副市长这次同我们一块背了粪,就说我们的活儿太累、太重。鼓励我们为改变现在的笨重劳动条件闹革命,并指定主管部门协同我们搞技术革新,为“放下粪桶”而斗争。
我,时传祥,掏大粪整整三十五个年头了,打哪儿也没听说过市的领导人会和掏大粪的一块去掏粪。在旧社会,甭提一个市长来掏粪,就是一个小小科长,也不会来瞧我们掏粪的一眼。平时道上见到我们,嘿!你瞧那个劲儿:赶紧拿手绢捂着鼻子,掉头就走,有的还骂我们是“臭屎蛋”、“臭屎克螂”。
一提起旧社会,我就恨。记得我十五岁刚掏大粪的那年,有回我上六部口一户大律师家掏粪,天又热又闷,口渴难受,我跟他家老妈子讨口水喝,大律师看我伸手接瓢,说我手臭,连忙将瓢夺过去,把水倒在窗台上的一只碗里让我喝。我端起一瞧,里面有残鱼剩饭,水面上还漂着一层死苍蝇,原来这是只猫食碗。他拉屎溺尿我们给他掏,竟换不出一口水!我气哭了,无论如何不想干这一行了。回去以后,我对粪霸说:“我妈打信让我回家哩,我不干了!”不干?世上可没这号便宜事!他们串通了警察找上门来,二话没说,就用皮带劈头盖脑地打起我来。皮带上的铜环子,把我脑袋砸了个窟窿,我的脸就象个血布袋。粪场里的穷哥儿们出来讲理,粪霸说我们要罢工,不由分说,十二个兄弟全被拉到警察局,毒打一顿,关了整整一宿。第二天还是得去给他们掏粪。
那时候,我们这些工人,能干的时候,粪霸逼你卖命;一朝没用了,就把我们收拾掉。有个石大爷,给粪霸干了四十五年,后来老了病了,粪霸就撵他出场,石大爷无家可归,不肯走,粪霸就把他推出门外,把他的破被从墙头扔出去。石大爷就在这天晚上死在粪场门外的大槐树底下。还有一个张大爷,腿叫粪桶砸折了。粪霸皮笑肉不笑地说:“没关系,我带你找大夫瞧瞧去。”那天晚上,粪霸驾来一辆马车,把张大爷拉到城外的一个黄土坑旁,下车后就使劲把他往土坑里推。老张腿上有病,心里明白,他挣起了三回,被按倒三回。就这样,老张竟被粪霸活活埋了。
现在,每当我讲起这段故事,有些中小学生就问我:为什么不到政府去告状?他们哪里知道,那时候,本区区长是粪霸的把兄弟,法院院长是粪霸的亲表叔,让我向哪儿告他呀!我们生来就是挨打挨骂挨饿,给他们当奴隶的,政府从来也没管过我们的死活,哪能和今天的社会相比呀!
今天,那些律师、粪霸、警察老爷都已经被打倒,我们劳动人民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都已经站起来了,再也不会让旧社会的那些律师、粪霸、警察老爷来欺侮我们、剥削我们了。但是,在我们的干部中,还有极少数人,贪图享受,好逸恶劳,不愿和我们劳动人民站在一起。比如说,我们清洁队从前有个队长,当了几年干部,从没跟我们一块干过活,和我们说句话都怕丢面子,走的时候我们有的工人都不认得他。这样的干部,怎能跟我们说在一起、坐到一条板凳上来?我希望这样的干部早点觉悟,改正错误,不然的话,发展下去,他跟我们会越离越远,跟律师、粪霸、警察老爷会越挨越近,那会多危险啊!现在,我越想越觉得,党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政策,实在重要得很。这对我们劳动人民来说,是把印把子交给谁的问题,对国家干部来说,是他们有没有资格当人民勤务员的问题。怕脏怕臭,能劳动不参加劳动,不能跟我们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的人,他们慢慢会变成旧社会律师那样的人,再发展就会变成粪霸、警察老爷那样的人,吃劳动人民,喝劳动人民,恨劳动人民,最后会压在劳动人民头上,变成官老爷。这号人,哪有资格当我们的干部呢?
在两位党员副市长带头跟我们同劳动以后,市委办公厅、市总工会、市计划委员会的一些干部同志,也纷纷来这儿跟我们一同背大粪。看到这种情形,我们打心眼里高兴。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干部,才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和劳动人民一块儿劳动。这样的干部,我们就信得过,我们就喜欢这样的干部来领导我们。有了这样的干部,我们的国家就变不了颜色,人民的江山就会象钢铁一样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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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恩来总理致电侯赛因总理
对索马里发生严重旱灾表示关怀和慰问
新华社六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昨天打电报给索马里总理侯赛因,对索马里发生严重旱灾表示关怀和慰问,并通知他,中国政府决定对受灾人民提供援助。电文如下:摩加迪沙索马里共和国总理阿卜迪里扎克·哈吉·侯赛因
阁下:
获悉索马里共和国发生严重旱灾,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索马里共和国政府和不幸受灾的索马里人民表示深切的关怀和慰问。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十分同情索马里人民的不幸遭遇。我国政府决定即将运送相当于人民币五十万元的粮食和药品等物资,以表示中国人民对索马里人民衷心的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一月五日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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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
强烈抗议印军越过中锡边界不断入侵
中国政府再次敦促印方立即拆除它在中锡边界中国境内和边界线上的全部工事,撤走非法盘踞在那里的全部印军,送还被印军劫走的中国牧民的牲畜,停止一切侵略活动。
新华社六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三日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印度军队越过中国—锡金边界,进行一系列的新的严重入侵活动。
照会说,中国有关当局经过仔细查核后证实,印度军队进行了下列新的入侵活动:一、在则里拉山口(位于乃堆拉山口东南近五公里处),截至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印军已在山口的中国一侧和边界线上构筑了地堡、露天掩体等共二十七个工事,还砌了胸墙,挖了交通壕,并且派人据守。二、在卓拉山口(位于乃堆拉山口西北约五公里处),截至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印军已在边界线上修筑了四个工事。三、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一批印军越过中锡边界上的拉多拉山口(在康巴县楚丁工巴东南约十六公里),侵入中国境内进行侦察骚扰,并且劫走了中国牧民阿借等的牦牛五十九头。
照会指出:“印军在进行上述入侵活动以前,就早已在中锡边界的乃堆拉山口和东巨拉山口修筑了大量侵略工事,非法盘踞,并且不顾中国的一再严重抗议,至今拒不撤走。印军侵入中国境内抢劫中国牧民的牲畜,也不是第一次”。照会说:“印方这种公然无视中国主权、不断扩大入侵范围的做法,显然是企图制造紧张局势,扰乱中锡边境的安宁。”
照会指出,印度政府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六日的来照中,妄图以它“不知道”中锡边界上的东巨拉山口、达吉山口、培龙拉山口在哪里为借口,为印方在这三个山口等处的侵略活动进行抵赖。照会在驳斥印方的这种借口后指出:“印度军队在哪些地方进行了侵略活动,印度政府自己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印方一再拒绝就印军在乃堆拉山口的入侵情况进行联合调查,这就是它作贼心虚的最好证明。”
照会说:“为了保卫中国的领土主权和维护中锡边境的安宁,中国政府再次敦促印度方面立即拆除它在中锡边界中国境内和边界线上构筑的全部工事,撤走非法盘踞在那里的全部印军,送还被印军劫走的中国牧民的牲畜,停止一切侵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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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检验革命干部的试金石
本报评论员
一个干部参加劳动,热爱劳动,在劳动人民眼里是个什么形象?一个干部脱离劳动,厌恶劳动,在劳动人民眼里又是一个什么形象?读了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粪便清除工人时传祥同志的这封来信,就很清楚了。
对参加劳动、热爱劳动的干部,劳动人民是怎样看的呢?时传祥说:“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干部,才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和劳动人民一块儿劳动。这样的干部,我们就信得过,我们就喜欢这样的干部来领导我们。有了这样的干部,我们的国家就变不了颜色,人民的江山就会象钢铁一样坚固。”
对脱离劳动、厌恶劳动的干部,劳动人民又是怎样看的呢?时传祥说:“怕脏怕臭,能劳动不参加劳动,不能跟我们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的人,他们慢慢会变成旧社会律师那样的人,再发展就会变成粪霸、警察老爷那样的人,吃劳动人民,喝劳动人民,恨劳动人民,最后会压在劳动人民头上,变成官老爷。这号人,哪有资格当我们的干部呢?”
时传祥的这些话,不是耸人听闻的“危言”,而是发人深思的真理。一个革命干部对待劳动的态度,可以影响到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也自然可以影响到对待革命的态度。爱劳动,思想感情上就会离劳动人民近些,就有可能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怕劳动,思想感情上就会离剥削阶级近些,就有可能和剥削阶级同流合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不爱劳动到不劳而获本来就是一脉相通的。因此,干部是好还是不好,是值得信赖还是不值得信赖,劳动人民检验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看他对劳动的态度。
劳动中有不少的活是脏活和臭活,对这种劳动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更是检验一个革命干部对待劳动抱什么态度的试金石。如果尊重这种劳动,尊重从事这种劳动的劳动人民,这样的干部才有可能在思想感情上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如果对这种脏活和臭活,躲之唯恐不及,避之唯恐不远,他就在思想感情上同劳动人民完全背道而驰了,他就不可能成为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勤务员,很可能成为疏远以至厌恶劳动人民的官老爷。最后,也就很可能跌进世界上最脏最臭的剥削阶级和修正主义的粪坑。因此,对待脏活臭活的态度问题,实质上是人们的阶级立场和思想感情的问题,也是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
早在二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他自己的阶级感情变化的一段话,是很值得重新学习的。他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一个革命干部,只有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才可能真正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才可能象劳动人民那样热爱劳动,不只热爱一般劳动,而且热爱那种最辛苦最繁重的脏活臭活。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阐述毛泽东同志总结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的历史经验之一就是:“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如果我们的干部不愿意参加包括各种脏活和臭活在内的集体生产劳动,甚至躲避和厌恶这种劳动,那怎能叫做普通劳动者呢?我们又怎能同劳动人民保持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呢?因此,我们读了时传祥同志的来信,应该对干部参加劳动“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的深刻含意有更深一层的体会。
是不是参加劳动,这是关系到干部能不能联系劳动人民,能不能得到劳动人民信任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江山会不会变色的问题,也就是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革命的命运的大问题,这当然是带根本性的大事啊。
“劳动创造世界”!不错,我们的国家干部,如果能象一个普通劳动者那样尊重劳动,参加劳动,不管多臭多脏的劳动,也是积极地去参加,就可以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就可以取得劳动人民的无限信任,就可以建立同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就可以“创造”出永不变色的劳动人民的江山,当然也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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