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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坚持了十年的文艺小组
曹承容
解放前，内蒙古白音花草原上笼罩着愁云惨雾，西拉木伦河掺合着穷人的血泪；贫苦牧民和奴隶在王爷、牧主的皮鞭驱策下日夜操劳，王爷、牧主的牛羊肥壮了，放羊放牛的奴隶却骨瘦如柴。
解放后，草原上一片光明欢乐场景。一九五四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春风在草原上回旋，在新盖好的三间大正房里，白音花的居民们都集中在这儿，听村长讲组织牧业生产合作社的事情。最后，村长问大家：“你们为什么总是高高兴兴的呀？”原来，自从年初白音花成为定居点以来，集中到这里的牧民几乎天天晚上都聚集在一起，说说唱唱，好不热闹。听得村长这样问，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抢先答道：“我们以前没有自由，现在解放了，为什么不欢乐啊！”村长应声道：“说得好啊！你们这里挺活跃，可是没有组织没有领导，最好组织一个文艺小组，大家同意吗？”“ 同意！”大家齐声高喊。
白音花的文艺小组就在这一夜诞生了。希伯达被选为组长。
白音花文艺小组建立起来之后，立即投入了轰轰烈烈的牧业合作化运动。那时，部分牧民，特别是比较富裕的牧民，对于合作化还观望犹疑。那存宝音在那些日子就伤透了脑筋，想脚踩两只船。这时，党支部指出，围绕入社问题进行的是一场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必须加强宣传教育，引导牧民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于是，文艺小组的成员赶着编演了《合作化的优越性》、
《组织起来力量大》、《走集体化道路才能摆脱贫困》等节目，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和合作化的优越性。由于配合得及时，起了很大的作用。看了演出后，那存宝音全家都高高兴兴入了社。一直旁观等待的斯敦道尔吉等，见那存宝音全家入了社，也积极报名入社。
文艺小组的成员从这里也受到了教育：原来这旧社会穷人用来乞讨的技艺，现在在党的领导下，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就象插翅的骏马飞遍草原，白音花文艺小组满怀热情地编演了《人民公社就是好》、《人民公社就是家》等节目，把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对人民公社的热爱之情，深深植进了牧民的心田！
平日，在集体生产中，有人把生产队的东西使坏了，扔在一边。文艺小组发现这个现象后，就编演了好来宝《破车诉苦》。演出后，几名青年社员就自动把扔在一边没人管的十多辆小牛车修好，交生产队使用。
好来宝《这样的人》活灵活现地描绘了懒汉的嘴脸以及对集体的危害。那诙谐的讽刺、琅琅上口的语句，连小孩都背得滚瓜烂熟。懒汉夏拉一听见那些词句，就面红耳赤，心里老大不自在。为了使自己不再受到讽刺，他干活加劲了，队长和同伴们的批评教育也听得进去了。渐渐地，夏拉变成了一个勤快的社员。有人打趣地问他：“你咋不歇着去呀？”他笑着答道：“我可不愿意再上好来宝呀！”
白音花文艺小组在移风易俗、破除迷信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起了一定作用。过去，这里的牧民迷信思想相当严重，遇事求神拜佛；逢到喜庆或者丧事，总是杀猪宰羊办酒席。文艺小组根据本队的思想情况编了《假神》、《穿红鞋的女鬼》等节目上演，推广科学知识，使许多人恍然大悟，知道过去受骗了。许仁其其格老大娘说：“我过去生病不请医生看，求神拜佛，钱花光了病也没好，落个人财两空。”社员宝力吉六十大寿，有人要给他拜寿。他说：“不用啦，有钱还是存到信用社建设社会主义吧！”
按着党的教导，白音花文艺小组坚决贯彻了业余、自愿、小型多样的方针。文艺小组的成员经常分散在各自的劳动岗位上，开展小型多样的活动。活忙的时候，则是见缝插针，抓紧时机进行宣传。希伯达近几年担任生产队的兽医，在大忙的时候，他奔走于各个走敖特尔的畜群和各个接羔点之间，除了药械箱之外，总要带一把四胡，抽空给辛勤劳动的社员说上一两段好来宝。
白音花文艺小组的成员这次来北京参加观摩会演的一共有五个人，全都是五好社员。其中的达木仁，“好来宝”说得不错，劳动也不错，今年他打草，平均每天达到一千四百多斤，夺得了生产队的“亚军”，而队里规定的指标是每人每天五百斤。那十八岁的姑娘宝迪玛，是舞蹈演员，又是接羔能手。在一次接羔季节里，她一天接产羊羔达四十二只。
有个叫哈日夫的，前些年他不愿意参加集体生产，还说文艺小组耽误生产和休息。一九六二年，文艺小组根据他母亲悲惨的一生编写了好来宝《我走过的路》。当他听着母亲娘家三代做奴隶的血泪史，听着他的三个哥哥怎样死去的时候，不由得痛哭失声了。演出唤醒了他的阶级意识，也使他认识到文艺的教育作用。从此，他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并坚决要求加入文艺小组。文艺小组就是这样从最初的五个人增加到现在二十七个人。在五十五户二百一十五口人的白音花，这是一支阵容强大的演员队伍。
不仅如此。这个深深植根于群众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实践中的文艺小组，十年来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民校、图书室、宣传组、幻灯放映组、民族体育、科学技术等十五个活动小组的俱乐部，成为一个协助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传播社会主义文化的坚强阵地。
（附图片）
蒙古族“代日查”：《夸公社》
〔内蒙古代表团蒙古族牧民、五好社员达木仁巴斯尔、蒙古族牧民、五好社员、俱乐部主任希伯达等演出〕
新华社记者 章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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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短评
贵在坚持
怎样开展群众业余文艺活动，战士业余演出队和演唱组提供了许多好的经验，现在我们从内蒙古白音花文艺小组和广西巴学公社俱乐部的活动中，又看到了好的样板。
部队、工矿、农村、学校开展业余文艺活动的条件和服务的对象不一样，各有其特殊性，但是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在思想文化阵地上开展兴无灭资的斗争，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实践经验证明：凡是内容紧密结合当前形势和中心工作、为政治和生产服务，而形式又是小型多样、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就能够保持经常，贯彻始终，收到好的效果；反之就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似有还无，很难坚持下去。
业余文艺活动要结合中心工作，抓活人活事活思想进行活的教育，这不仅是个方法问题，而且是个方向问题。脱离了当前的形势和当地的实际，创作就无法开展，就谈不到为政治、为生产服务。而一旦和中心结合，创作就有了广阔的天地，可供创作的活思想、活材料，俯拾皆是，有了创作，就为开展经常性的活动打下了基础。
同样，形式上小型多样，也不单纯是个形式问题，而是贯彻文艺为政治和生产服务的一个方向问题。既然要结合中心，及时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在创作和演出上就要做到迅速适时，而这就非小型多样不可。小型多样有两大好处：创作比较容易，可以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演出比较方便，随时随地可以进行宣传。过去有的业余文艺组织，往往追求搞大型的创作和演出，既脱离了中心工作，也不合乎本身的创作水平和条件，因而费力多收效小，这是应该引为教训的。
白音花文艺小组的可贵之处在于坚持，而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样，就是因为贯彻了文艺活动结合中心工作和执行了业余自愿、小型多样的方针。他们的经验是有普遍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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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僮乡里的歌声
广西僮族自治区文化局 梁耀松 潘其旭
先说个唱山歌的故事吧。
那是前年七月间的事了。在东兰县巴学公社一个明月当空的晚上，和往常一样，俱乐部宣传员的山歌又在村头唱起来了。可是，那天晚上的歌声特别感人，许多社员都不愿入睡，有的老人坐在家门口巴答巴答地抽着旱烟侧耳聆听，生怕漏掉其中的一句；有的提着灯朝歌声起处走去，歌场上人越聚越多。为什么歌声这样引人呢？原来这天晚上在唱俱乐部新编的长篇叙事山歌，唱的是第四生产队队长董鸿运的家史。董鸿运解放前为地主打长工受尽了苦难，解放后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但他忘了本，思想退坡，不愿当队干部。党支部对他进行了耐心教育，并且要俱乐部把这件事编成山歌，在群众中演唱。那天晚上，董鸿运听了山歌，一夜翻来复去睡不着。第二天晚上，生产队开会，董鸿运第一个来到会场，痛哭着向贫下中农社员检查自己的忘本退坡思想。在大家的帮助下，他认清了自己思想变质、不想革命的危险。并表示要好好领导生产，永远革命到底。后来，由于他在工作和劳动中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去年四月间被评为劳动模范，出席了县劳模会。后来，俱乐部又把董鸿运转变后的模范事迹补充到山歌里。这首活生生的阶级教育的山歌很快就在各个生产队里流传开了。
东兰是广西右江老革命根据地，当年红七军的宣传员就曾用僮族山歌进行宣传，传播革命思想和鼓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今天，巴学公社俱乐部，继承了大革命时期红军宣传员的革命传统，用红色山歌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推动了生产和中心运动；用山歌来进行阶级教育，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他们组织了近百人的八个山歌组，分散在各个自然屯里开展活动。根据当地出现的人物、事件，编成山歌，宣传党的政策。一首山歌编成后，马上印成小传单分发到各片、队去。晚上便在村头路口、会前会后给群众演唱。就是在白天工余，无论是在田里或山上，只要有俱乐部青年参加劳动的地方，就会听到他们的山歌声。前年六月，抗旱进入最紧张的阶段，他们便编了一首《两个旱年》的山歌，带到抗旱工地去唱：“民国十九年大旱年，逃荒讨饭泪涟涟；多少人家锅挂起，多少人家卖儿女……如今抗旱心不惊，生产生活安排定；党来领导与天斗，旱天也要夺丰年……”大大地鼓舞了社员的抗旱情绪，推动了抗旱运动。
巴学公社俱乐部在用山歌占领农村社会主义思想阵地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前几年，巴学和附近公社的不少青年，经常乘喜庆、聚客、会友的机会唱旧情歌，有时竟跑到远处去唱几天，不仅影响了生产，而且不少青年被不健康的旧情歌和旧习俗腐蚀，精神振作不起来。公社党支部针对这种情况，决定以共青团为核心恢复巴学公社俱乐部，除了学习毛主席著作、读报、广播、学文化以外，还组织山歌宣传组，把韦拔群当年在这里领导革命时唱革命山歌的传统继承下来。现在，在巴学公社，旧情歌很少听见了，唱革命山歌已成风气。同时，巴学公社俱乐部的山歌宣传，已成为广大社员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接受新思想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要是他们停几晚不唱，社员就要问：
“你们为什么不唱啦？”六十多岁的老贫农黄姆兰明对共青团支部书记董拔贵说：“我年老少参加开会，你们多唱山歌我就多懂些革命道理。”当年的红军战士——七十一岁老社员董鸿辉，爱唱山歌，也爱听山歌，每当俱乐部山歌组的青年们唱起山歌时，他总是喜欢蹲在自家门口聆听，还不时地赞扬说：“唱得好，唱得对，就好象当年我们宣传员一样，革命的歌断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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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下是民兵 台上演民兵
火光
黑龙江省代表团演出的赫哲族舞蹈《水上民兵》，是一个生活气息浓厚、具有鲜明革命精神的好节目。它通过粗犷有力的舞步、变化新颖的场面，生动地塑造出勤劳勇敢的赫哲族人民的形象。
赫哲族流传下来的民间舞只有《天鹅舞》、《游戏舞》两种简单的民间舞蹈形式。几年来，《天鹅舞》经过专业舞蹈人员的不断加工整理，曾搬上了舞台，但由原来简单的舞蹈变成又洋又大了，活象芭蕾舞。这个舞蹈从专业人员手里再回到群众中去的时候，这些又是劳动能手又是基干民兵的青年们，怎么也学不好软绵绵的舞蹈动作，他们更不明白这种舞蹈有什么积极的意义。一位贫农社员老大爷看了排练说：“轻飘飘的好象桦皮船一样，经不住大风大浪。”群众不喜欢这样的舞蹈，因为没有反映他们的真实生活和理想。这个舞蹈失败了。
后来，在五好社员、基干民兵班长、俱乐部副主任傅兴春的建议下，组织了一群青年社员和基干民兵，根据赫哲族传统的民间舞蹈动作，结合他们生产劳动和民兵习武的生活，经过不断的反复研究和专业人员的辅导，才创作出今天的这个舞蹈——《水上民兵》。这次参加会演的六名演员中，就有两名基干民兵排长、一名基干民兵班长和两名基干民兵。正因为他们表演了自己熟悉的生活，所以表演起来特别纯朴、带劲、情感真实动人。领舞者贫农、基干民兵排长尤玉成说：“这个舞蹈表现了我们赫哲族青年们，积极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实行全民皆兵，劳武结合，坚持常备不懈，保卫边疆，保卫幸福生活的革命精神。因此跳这个舞的时候，我就好象真的背着枪，划着船，在祖国边疆巡逻一样，浑身有劲！”《水上民兵》在公社排练时，就受到了群众热烈欢迎。上面提到的那位老大爷看了排演之后，赞扬说：“这一回，个个都是‘莫力根’
〔注〕，跳的有劲，看的也有劲。这才是咱赫哲族人的性格，是毛主席的好青年呢！”
赫哲族人民祖祖辈辈居住在祖国东北边疆乌苏里江边。在日伪统治时期，日伪统治者为了隔断赫哲族人民和抗日联军的联系，把船只上锁，把人并屯看管，使他们没吃没穿，企图把这个民族灭绝。解放前夕，他们被日伪统治者杀害得只剩下三百人。参加舞蹈表演的傅兴春同志，小时候就穿过鱼皮衣，经历过旧社会的非人生活。东北解放后，赫哲族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在党的关怀下，生活一天比一天过得更美好，人口也兴旺起来了，特别是成立人民公社后，国家源源不断地送来汽船、渔船、网具及其他各种生产工具；在赫哲族居住的地方，建了学校、医院、供销社、托儿所及其他各种服务行业，兴建了发电站，家家户户有了电灯，大多数家庭有收音机和缝纫机，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他们十分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样来的，他们更懂得应该怎样保卫自己的幸福日子。
舞蹈《水上民兵》的创作过程，说明艺术必须与生产劳动结合，与阶级斗争结合，才能较好地表现劳动人民的思想和感情，才能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
〔注〕：莫力根即英雄、神枪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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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藏族藏剧片段：《送公粮》
〔西藏代表团五十八岁的民间老艺人哈轨等演唱〕
新华社记者 丁峻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