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月20日人民日报 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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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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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研究

坚决走毛主席指出的路
济南部队干事 刘世德
编者按:最近,本报和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解放军报共同邀请第二批来京的战士业余演出队一部分同志,举行了关于艺术源泉问题的座谈会。会上,战士业余演出队的同志们通过自己参加文艺活动实践的生动体会,驳斥了周谷城所谓“艺术源泉是情感”的荒谬观点。现在,我们选出其中几位同志的发言发表在这里。
看了周谷城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谬论,我们很气愤。他关于艺术创作源泉是情感不是生活的说法,就是直接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反对工农兵文艺方向。毛主席讲得很清楚,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我们创作革命文艺作品只能到人民斗争生活里去吸取原料、加工创造。好比子弹要从矿山采取原料,从工厂造出来,再从枪膛里打出来;这道理再明白不过了。周谷城偏要说艺术源泉是什么情感,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是歪曲事实的谬论。
这种观点只能把文艺引上坏路。我们部队的文艺工作,我们的战士业余演出队,为什么搞得一年比一年好?就因为听毛主席的话,坚持革命文艺方向;就因为在连队实际斗争中生根,反映部队生活,为部队不断前进服务。各地出现的好作品都是从工农兵斗争生活中来的,所以才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如果照周谷城的观点和办法去做,那么,我们革命文艺方向就得放弃,这些革命文艺的成绩就不可能出现。照他的说法,不要深入工农兵斗争生活了,不要反映工农兵实际生活了,还有什么革命文艺?如果说,那些提倡“写中间人物”的理论是要把革命英雄从文艺领域排挤掉,那么,周谷城就是要割断工农兵和文艺的联系,剥夺革命文艺表现工农兵生活的义务和权利。
周谷城说,只要表现真实情感,就是好作品。他说的艺术源泉是情感,就是要人相信这个荒唐的话。文艺作品表现感情,要看是什么阶级的感情。试问,一个反动的资本家和地主,他们对社会主义和人民有刻骨的仇恨,让他们把这种反动的真实情感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就是好作品吗?文艺作品离开了工农兵斗争生活实际,就谈不上正确的思想内容,也谈不上有革命群众的感情。周谷城喊叫不要人民斗争生活作艺术源泉,而要弄出真实情感作源泉,其实就是放烟幕弹,是为反动阶级思想进攻和政治复辟鸣锣开道。
我们写作当然要有情感,但是这是从革命斗争生活中产生的革命的情感。我们对工农兵斗争生活的认识和感情,都是党教育的结果,是参加工农兵斗争生活的结果。我们要不断革命化,既有革命感情、又有革命思想,才能越来越好地反映工农兵生活,用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我们越是深入工农兵生活,文艺内容才越正确丰富,这是正确的路。要是死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和情感的作者,不深入工农兵,光发泄真实感情,只能出坏作品。周谷城自己四十年前就贩卖资产阶级的货,那套情感已发挥了四十年,也没有什么新玩艺儿。
我们业余演出队这次来北京汇报演出,从战士到领导,还有文艺工作者,给了我们很大鼓励,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反映了连队斗争生活,有实际生活内容。这次看了兄弟部队业余演出队的节目,象快板剧《一只鞋》、小话剧《烧煤问题》、诗朗诵《江河湖海把兵练》等等,我就觉得很亲切,在我们部队也有类似的新人新事。这些作品把部队的实际生活写出来,从思想入手,达到教育部队,鼓舞部队斗志的目的。这些节目决不是什么离开革命斗争的什么自我情感的抒发,而是从生活来的,为工农兵服务的。告诉周谷城,我们创作节目和看了这些节目,决不是他说的不知道“所以然”,而是很知道所以然。
《两老汉看比武》的节目是我们从帮助训练民兵切身体会中创作出来的。我在帮助训练时,民兵同志们那种认真练武的精神,对我教育很大。在泥地里我怕弄脏了他们的衣服,没喊卧倒,民兵们就给我提意见,要我再严格些。我就在反映民兵比武大会的节目里写了民兵的精神面貌,尽管水平还不高,但领导和群众都支持,就因为反映了斗争实际和大家的干劲。这次看少数民族业余文艺演出很感动。象翻身藏族农奴今天唱自己的新生活、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心情,听起来挺亲切。没有百万农奴的翻身,哪里有这样的作品?
我们要驳斥周谷城的反动观点。我们是战士,不仅要握紧枪杆子,也要握紧笔杆子。资产阶级要向我们的思想阵地、文艺阵地进攻,这是一千个、一万个不能容忍的。我们决不要把什么真实情感当源泉。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到唯一的源泉中去,锻炼自己,努力写出更多更好的反映部队生活,具有战士气魄的作品,来为兴无灭资、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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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熟悉新英雄,才能塑造好新英雄人物
昆明部队战士 袁国腾
周谷城说艺术创作的源泉不是生活,而是情感。我们不同意这种谬论。革命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如果不了解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光靠作者所谓“真实情感”的自我表现,能坐在屋子里凭空写出反映工农兵的好作品来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跟周谷城的看法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就是生活。拿我编写的评书《刺杀场上》来说,就是在部队轰轰烈烈开展的一帮一、一对红运动中产生的。书中的主人翁“不服输”取材于我们部队某连的五好战士刘谋昌。他个子不高,年龄不大,刚入伍时连背枪跑步都很吃力,可是经过忆苦思甜教育后,提高了阶级觉悟,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所以拜刺杀猛将陈先林(即书中的陈打铁)为师,带着阶级仇恨苦练硬功。陈先林教得认真,刘谋昌练得展劲,手上的血泡磨破一次又一次,老茧脱了一层又一层,但他从没被困难吓倒,并且,练对刺时还专找“棒”的干,摔倒了,爬起来连灰都不拍又杀得一股劲儿。就这样,在陈先林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和他自己的顽强钻研下,终于练出了一身过硬本领,原来团里好多拔尖的刺杀老将,也常输在他的枪下。去年,刘谋昌光荣地被立为全团刺杀标兵。《刺杀场上》就是根据这些素材编写出来的。自己最初写的时候也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尤其是刺杀技术性较强的地方和一些细节问题,往往就写得空空洞洞。因为自己干的是炮兵,虽说自己也生活在步兵部队,但摸枪时间少;虽说刘谋昌和陈先林我都认识,但相互接触不多,所以写不好。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很明显:缺乏这方面的生活。问题又是怎样解决的呢?我除了向步兵同志以及懂得的人请教外,一碰到练刺杀就经常去看、去听,有时还拿着枪杆学着刺。就这样,从取材到构思,从写作上碰到难题,到难题的解决,无不是在首长的指导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不断丰富了自己的生活所完成的。创作的唯一源泉是生活。并且,生活缺乏一些都不行。如果作者不熟悉要写的生活,能凭脑子一热就写得出来吗?谁都不会相信。
再拿我们的演出来说吧,记得在云南大理时有位老大爷看了之后说:“小同志,你们演得扎实好,演哪样,象哪样,真正把戏演活了。”难道是我们具备有较高的表演水平吗?不,我们的水平确确实实很低,也没有什么表演技巧。演得好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生活在沸腾的军营,扎根在连队,我们所演出的节目就是我们部队生活中的事。我们在舞台上塑造的每一个英雄、模范形象,就是我们部队在“四好”“五好”“三手”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这些人物都是我们周围的同志,有的是我们本团、本营,甚至本连、本班的战友,我们熟悉他的一切,了解他的一切,所以演得象。而这些来自什么呢?也是来自生活,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个革命熔炉之中。当然,我们在生活中的锻炼还很不够;演出上,节目与节目之间也存在着差距。而这些差距又是同生活密切相连的。经过多次演出证明:凡是观众所喜爱的节目,都是我们在生活中感受较深的东西。比如:我们演出队在团里忆苦教育时创作并演出的合唱《旧恨新仇记心上》,在开展一帮一、一对红运动中创作并演出的《两个好战友》,在大学雷锋和好八连时创作并演出的打岔《红色管家人》,在掀起水上练兵高潮时创作并演出的诗朗诵《江河湖海把兵练》,以及在行军途中现编现演的许多小节目等,都是受到部队干部战士喜爱的。
我们革命战士从来就讨厌那些脱离工农兵的生活实际,想入非非、软不溜秋的“催眠曲”。我们喜欢的是切合工农兵的生活实际,有利于党、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好作品好戏,因为它起到鼓舞斗志的作用。当然,无论我们自己写作品、自己演戏,或者是看别人写的作品,看别人演的戏,也绝不是没有感情,而是非常富于感情的,但我们讲的感情是对同志的爱,对敌人的恨的阶级感情。而不是周谷城一再宣扬的什么超阶级的“真实情感”。周谷城说阶级感情太抽象、太不具体,绕来绕去就是想叫我们不分阶级、不分敌我,表现资产阶级的情感。很显然,这不是在给修正主义的“人性论”帮腔吗?
艺术创作的源泉是生活,只有来自人民生活的好作品,才是广大劳动人民所喜爱的。任何歪曲事实的谬论,都会遭到群众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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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表现新人物,先要学习新人物
武汉部队五好战士、特等射手 雷子明
我很喜欢搞曲艺,但初到部队时以为让人笑笑就行了,写就更谈不上。当时,战士问那些旧段子究竟表现些什么,我也回答不出来。但在一次练习实弹射击,全连打了个总评优秀,我也打了优秀,心里高兴得很,我们就写出了相声《参观记》,自写自演,写完了也就背熟了。第二天给连首长看,受到首长的鼓励,又根据首长的意见,稍稍修改一下,就在星期六晚上给全连同志们演出了。这个节目一再受到欢迎,自己想:为什么这么受到欢迎呢?因为这是战士自己的生活,昨天才发生过的事情。从业余创作和演出中,我体会到要写出象样子的东西来就得深入生活。周谷城说文艺的源泉是情感,就是反对深入生活,让人们关在屋子里写作品,这是写不出好东西来的。战士业余演出队的哪个节目不是来自生活的呀!
就拿《该谁换岗》来说吧,这完全是个真实的故事。事情发生在除夕晚上,部队马上要去看电影,这时正好轮着新战士雷河清站岗。为了让新同志看电影,愉快地度过除夕,全班同志都抢着替他换岗。老同志说:“我是个老兵,又是五好战士、共青团员,应该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班岗怎么也得该我站。”班长说:“你们说得对,作为一个班长更应该以身作则,这班岗怎么也得该我站。”全班战士争论不休,各有各的理由,后来实在无法解决,班长说:“好吧!咱们都去,到那里新同志让谁换岗就谁站。”大家同意了。不一会就到了哨所,到那儿一看,新同志早已不在了,站岗的是一位上尉指导员。这一下真把大家惊呆了,
“连首长比咱想的还周到啊!”这种革命部队的阶级友爱、官兵关系,这样的场面怎不叫人感动呢?回来以后大家心里一直不能平静,有的立刻拿笔给黑板报和报社写稿。连里演唱组的同志更是积极得很,组里几个人围在俱乐部里七嘴八舌就把这件事凑成了一个小快板剧的提纲,由韩仪和沈靖华同志连夜写出了初稿,当时叫做《放映之前》,后来边演出边修改,一直到现在这个样儿。尽管还比较粗糙,但因为它是反映连队现实生活的,大家看了格外亲切,一个刚入伍不久的新战士看完演出激动地说:“部队真是一个革命的大熔炉,我一定要学习小张(剧中人)助人为乐的风格,争当五好战士。”还有一位老大爷深受感动地说:“部队这样好,我把儿子送到部队可放心啦!”这个小戏之所以收到这样的效果,并非是作者的写作水平很高,玩弄了许多笔墨和花招,也并非作者关在房里突然产生了什么“情感”,一下子把它写成这样感人的,而是在我们部队生活中的确发生过的事情,并且就是作者亲自经历过的生活,因此写出来的东西才会感动人。
数来宝《射击标兵莫立荣》的创作过程更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莫立荣是我们团的射击标兵,也是全军区的射击标兵,当然我们要大力宣扬啊!但是起初好多人也写了好多节目,都不能令人满意。第一次是把他一般的事迹用软绵绵的湖北小曲唱出来,效果不好,还有人提了不少意见。有人说:“射击标兵嘛,主要是从难从严苦练过硬本领,应该搞得有强烈的战斗气氛才是,搞个小曲半天唱一个字,软不拉机的”。我们接受了这个意见,过不多久有人就把它改写成相声,这样虽然不是软绵绵的,但闭门造车,总要出差错,靠个人的“情感”,关在房里捧着脑袋瞎想出来的东西不是不符合事实,就是挖得不深。后来领导上给我们指出:“你要写莫立荣,就必须深入地了解莫立荣,熟悉莫立荣,必要的时候,你就要真的跟他结成一对红,和他一起苦练,这样才会发现很多可写的东西”。的确是这样,作者李德生同志就按照领导的指示办了,有空就到莫立荣他们连队去和莫立荣或他们班里的同志三番五次地交谈,后来团里集训时他们正好在一起了,经常与他往来,就发现了很多动人的事情,都是过去材料上所没有的。如莫立荣为了增加臂力练托砖、练单杠;为了克服击发偏左的毛病,睡在床上还用大拇指当扳机练击发要领;晚上看不见靶,他就对着星星、月亮、灯泡进行预习;白天练瞄准,总是把绿靶子扯到秧苗里面。总之,他一举一动都是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练过硬本领,而不是单为了争特等射手,当射击标兵。这样,作者李德生逐渐领悟到在莫立荣的行动中,贯串着一条鲜明的红线,那就是“练为战”的思想,他就抓住这条红线把它贯串到整个节目中去。因此,整个节目的思想性又提高了一大步。作者写完这个节目后说:“我现在深深体会到要写英雄必须先学英雄。”
从以上例子足以说明,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如果想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不深入生活,凭个人感情冲动或胡思乱想,是写不出好作品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这是唯一正确的真理,是周谷城之流否定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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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断熟悉生活,不断前进
济南部队五好战士 宁春亭
我们反对周谷城说艺术源泉不是生活是情感的观点。生活是根子,情感是从生活来的。要把生活比作汪洋大海,那么,艺术作品就象是做出来的鱼。不管鱼在油锅里炸得煎得多么香,但它的来源只能是水里,而绝不会是油锅。
在学校时,我就非常向往部队生活,所以在自选作文题时便写了一次“战士的生活”。由于实在不知道战士的生活,光凭个人的主观想象,写来写去还是学生味,空空洞洞,没有根据。而在写“我的家史”时,就写得有内容,能够感人,因为我对家里过去受的苦、解放以后的新生活有感受,有亲身经历。这写作上的具体教训和经验,告诉我文艺写作要从了解生活开始。
我入伍以后,由于个人有搞业余文娱活动的爱好,所以急切想反映战士生活。我部有个程希斌,是团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正确解决了高中生当步兵、又当炊事员还要背粪筐拾大粪的思想问题,我便写了山东快书《拾粪记》。结果写了多时也没成功,总不真实,人家都说不象他本人。这个节目便放下了。
一九六三年,我连和程希斌的连队住在了一起。我们整天一块劳动,一块训练,一块生活,我对程希斌同志有了正确认识,看到了他的内心感情,找到了他所以思想好的根——牢记阶级仇,熟读毛主席书。同时在这二年中,个人由于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得到了锻炼,经过了一定的思想改造,改变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有了一定的战士感情,对战士生活熟悉了。个人努力的方向和程希斌同志是一样的。后来程希斌同志入了党,参加了军区共青团代表首次会议。这样的英雄人物怎能不写呢?所以一九六四年春天集中演出队时,只用三天便把《拾粪记》写好了。经过演出,反映很好,俺班长说:“这回嘛!你算把程希斌的心看透了。”
这些都说明,没有了解生活,或刚刚接触生活,是不会写出好作品来的。我自己当了几年兵,对战士生活比较熟悉了,对要写的战友比较熟悉了,才能写出一点反映部队生活的文艺作品。再写新的东西,又得进一步熟悉新的人、新的事、新的问题。当我写《毛主席看了咱的枪》,就不仅象写程希斌一个人的变化,我要把周围的同志们和我自己一样的心情写出来。只有写出战士们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坚决为革命而战斗的决心,反映部队练兵的生活,才能起更大的教育作用。可见,文艺创作上每进一步,都离不了对生活的进一步认识。
入伍三年来,我深深体会到:一切艺术的源泉只能来于生活,正象鱼只能来源于水里,而绝不是油锅一样。而且要想抓到“鱼”,必须自己先到生活中去,要写战士,自己必须有战士生活,有战士感情,下决心在实际斗争中把自己锻炼成真正的战士,这样写出来才真实。不管写什么也一样。所以,砍柴的不可能光凭个人主观想象一下子成为捕鱼能手;任何人要想成为捕鱼能手必须到江河湖海去锻炼,去体会,去学习,才能捕到鱼。我们要在革命部队里练好杀敌本领,也要不断地提高使用文艺武器的本领,为革命斗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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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文艺只能以人民斗争生活为源泉
南京部队五好战士、神炮手 胡振东
看到周谷城关于艺术源泉的谬论,心里感到很气愤。我是个战士,是个业余演出队队员,说不上什么大道理,可是通过演出队的实践活动,自己有所体会:无论是创作和演出都离不开连队生活的基础。部队每年都要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四好单位和雷锋式的五好战士。而这些,就是我们演出队创作的素材和演出的内容。正因为丰富的连队生活,使演出队和演唱组都飞快的发展,正因为部队的“五好”“三手”越来越多,部队的创作就越来越好。如果照周谷城的说法,大家都把情感当作艺术的源泉,闭门造车,发泄作者的个人情感,那你能写出我们部队的生活面貌来吗?肯定是不能的。
远的不说,就拿这次扮演《烧煤问题》这一小剧中的小李一角来说,自己很有感受。虽说现在的小李性格还塑造得不够完整,但比刚排好的时候,还是有了很大进步。《烧煤问题》这戏如实地反映了我们勤俭建军和革命战士的精神面貌。领导分配我参加这戏的排演,自己心里很高兴,心想一定要把小李演好。所以排得很起劲,背词也很快,不久就把戏排好了。自己心想,这次排戏在念词和各方面都下了一点功夫,同志们看了一定会满意。谁知道,同志们看了之后,反映小李不可爱,不真实,说我演得过分了,把小李对节约用煤的看法从思想认识问题演成了思想意识问题。我先是吃了一惊,感到自己花了力气,还演不好,更糟糕的是兵演兵还演不象,象话吗?最后,领导启示我多想想生活中的连队炊事员同志对烧煤的看法和态度如何?这下我才猛醒过来。原来,在排演的时候,尽管领导同志帮助我分析角色,讲得很详细,但自己却凭主观想象,认为小李是不同意改灶,对任何改灶的意见都是反对的。所以,当时在舞台上出现的,不是一个对本职工作热爱而对节约认识不足的新同志,从而损害了小李这个人物形象,小李就不可爱了。打这以后,我就非常注意炊事员同志的一举一动,经常有意识的和他们接近,参加伙房洗碗,抹桌劳动,这样,我就熟悉了他们,了解了他们。他们都是一心搞好工作,他们想的是:“同志们吃好点儿,四好就多点儿。”谈到节约用煤问题,他们总是说:“我们灶里少烧点儿,工厂就多烧点儿。”从而使我进一步体会到炊事员同志的崇高思想,明确了小李热爱本职工作的依据。所以演到小李被烟熏了工作劲头仍然很高的时候,就真实得多了。诸如此类的地方很多。由于把小李的主要方面热爱本职工作的优点表现出来了,尽管他开始反对改灶,但同志们看到他认识进步的基础,这样看来小李也就可爱了。由于把小李的优点表现出来了,小李最后的转变也就可信了,因为小李反对改灶仅仅是认识问题,只要认识了,就会很好地工作。所以,最后和小王、班长一齐参加改灶,就使人信服了。《烧煤问题》这戏受到欢迎,起到了一定的教育作用,首先就因为有党教育出来的终日在灶头辛勤劳动的同志们。没有他们的勤恳工作,就没有《烧煤问题》的创作。
最后,我想再说一下关于情感的问题。周谷城认为艺术源泉是情感,这实际上是说,只要大家闭门造车,把个人的“痛苦和难安”写在文艺作品里,那这些作品都可以成为有真实情感的好艺术品。请问周谷城,在我们国家里,在我们党中央的领导下,有谁感到“痛苦和难安”?只有被我们打倒的反动派和地富反坏之流。照周谷城的说法,那么地富反坏、牛鬼蛇神都有理由利用艺术来攻击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和伟大的人民了。我们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我们的人民。可以告诉周谷城,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战士,不仅懂得用枪杆子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也懂得用笔杆子来保卫社会主义的艺术。今天,我们按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做了,今后,我们还要遵照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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