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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越解放军平也前线指挥部宣布平也之役战果
平也大捷歼敌两千多毁伤敌机三十七架
在一个小战场上歼灭大量敌军有生力量表明爱国军民的杀敌决心
西贡附近等地人民武装在最近英勇战斗中又击落击伤敌机十二架
新华社河内十九日电 据越南南方解放电台广播：越南南方解放军平也前线指挥部一月四日在平也附近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在平也战役中解放军和游击队共歼灭美—伪军二千多人。据宣布，在被歼灭的敌人中，包括二十八名美国侵略者。解放军在这次战役中共击毁各类军用车辆三十七辆，其中包括“M—113”式两栖装甲车团的整个分团；击落敌机二十四架，击伤十三架。
越南南方解放军的指挥员在答复记者提出的问题时说，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当大量美国飞机在平也地区降落时，只在一小时中，解放军就当场击毁敌机十四架，击伤两架。
这位指挥员在谈到平也大捷的巨大意义时说，这次战斗表明，越南南方军民进攻敌人的决心极高。在一个小战场上就歼灭了大量敌军有生力量，这是历来消灭机械化装备的敌军最多的一次战斗。在这次战役中，军民团结一致，人民积极掩护和帮助部队杀敌。敌军的“两栖装甲车战术”和“直升飞机战术”遭到了彻底破产。
新华社河内十七日电 据越南通讯社报道，越南南方人民游击队最近又击落击伤敌机多架。
西贡附近的人民游击队十五日击伤美国侦察机一架，击落美国的HU—Lb型直升飞机一架。直升飞机上的两名美国侵略者和一名伪军被击毙。
茶荣省人民游击队一月三日在求昂县冠翁村击落了对这个村进行轰炸和扫射的三架美国战斗机中的一架。机上人员全部被击毙。在这前一天，他们也在这个村打落一架敌机，机身坠落海中。
土龙木省人民游击队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周盛县新福村击落美国“空中袭击者”式飞机一架，飞机上的人员全部被击毙。
另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报道，在去年最后二十天中，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在南越最南端的金瓯省歼灭五百五十名敌军，击落击伤七架飞机，击伤四辆军用车，击沉一艘炮舰。
据新华社河内十二日电据越南南方解放通讯社今天报道，一月二日，越南南方人民武装部队在一次伏击中，打死打伤美伪军五十人，俘虏了五人。
据报道，那一天，人民军伏击了驻扎在沙沥省高岭县美会乡缅农村的一连“别动民卫队”。在这一战役中，伪军伤亡五十多人，其余四散逃窜，扔下十七支枪、一箱手榴弹和三万三千发子弹。
为配合这次伏击战，游击队向健文镇的敌军据点猛烈开火，敌军损失惨重。
另据报道，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期间，南越解放军袭击了薄寮省永州县茶秀“战略区”，歼灭美伪军一百八十五名，击毁由四十七辆卡车组成的一个敌人车队，另有两辆卡车遭到严重破坏。
（附图片）
“总统，现在舒服一点了吗？”
“还不太舒服。”
彭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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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一幅缩影
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就侵略南越的败局展开的大辩论中，有不少人主张美国在南越再苦撑十年。
一月十八日的《新闻周刊》报道说，约翰逊的南越问题的顾问们
“希望在五年或十年以后，情况也许会”变得对美国有利。
前美国驻南越大使瑙尔汀、洛奇，退休将军马歇尔和美国陆军参谋长哈罗德·约翰逊也都指望美国侵略南越的战争还能支撑“十年之久”。
这些言论表明，美帝国主义希望在南越能够维持目前的局面，避免彻底的失败，以便等待反败为胜的时机。美国外交政策的谋士乔治·凯南在不久以前就表达了华盛顿的这种苦撑待变的心情。他说，
“在亚洲，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我们的政治家无荣誉可捞，无法取胜的局面。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好的结局是让时间和演变为我们服务”。
但是，时间和演变能为美帝国主义带来“最好的结局”吗？
美帝国主义侵略南越十年，其结果是南越局势发生了对美帝国主义极端不利的演变。南越人民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把美帝国主义的“特种战争”打得惨败，并且正在给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越来越沉重的打击。这是南越人民力量不断发展和壮大的局面，是美帝国主义走向彻底失败的局面，而绝不是美帝国主义自我安慰的所谓“僵局”。美帝国主义妄想用加紧侵略、甚至扩大战争的办法来赢得喘息的时间，这完全是做梦。加紧侵略，扩大战争，只能使美帝国主义更快地走向自己唯一的结局：彻底失败，而绝不会是什么十年的“僵局”。
美帝国主义妄想在南越以十年的时间苦撑待变，一方面固然表现了它的垂死挣扎的疯狂性，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它日薄西山的虚弱性，这正是今天的美帝国主义的一幅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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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再次改组西贡傀儡政权
伪军头目参加“内阁”发号施令
新华社十九日讯 西贡消息：面临绝境的美帝国主义昨天再次改组了它的西贡傀儡政权，企图缓和南越各派走狗之间的激烈内讧。但是美国操纵的这次改组，当场出了丑。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南越伪国家元首潘克丑昨天宣布改组陈文香的“政府”，任命了四个伪军头目参加这个“内阁”。
法新社说，这次改组标志着伪军“突出地重返政治舞台”。在这个所谓“文官政府”中“现在包括的将军比去年阮庆任总理时包括的将军还多”。这样，伪军方就可以直接发号施令“而不需要任何中间人了”。这次“改组”，完全拆穿了美国坚持在南越成立所谓“文官政府”的骗局。
这次改组是在美国驻南越“大使”泰勒等一手操纵下进行的。在“改组”宣布之前，泰勒和阿·约翰逊同陈文香等接连举行了会谈。在“改组”宣布后，驻西贡的美国当局发言人立即表示支持，说这是“一个积极而有益的步骤”。
但是，富于讽刺意味的是，在潘克丑宣布“改组政府”后，参加“内阁”的伪空军司令阮高其对让他当“青年和体育部长”感到不满。他在今天宣布，他将不参加新“内阁”，除非它作进一步的改组。他指责这次改组“不成熟”，并且要求撤销仍留在伪内阁中的“某些反革命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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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尼西亚政党团体联合声明抗议帝国主义挑衅
支持退出联合国要求武装工农
苏加诺总统主持最高作战司令部会议讨论对抗“马来西亚”问题
新华社雅加达十八日电 印度尼西亚的政党和群众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对帝国主义向“马来西亚”增派大批援军，从而构成对整个东南亚人民的侵略行动，提出强烈的抗议和谴责。
他们号召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以“不独立，毋宁死”的精神，坚决对付帝国主义的这一挑战。
这项声明是在印度尼西亚民族阵线十七日召集的一次会议上通过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印度尼西亚民族阵线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其所属政党和群众团体的领导人，会议对苏加诺总统关于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的决定表示坚决支持。
联合声明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把武器发给工农，并且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以击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在讲话中重申他关于把一千五百万工人和农民武装起来的建议。他说，如果这个建议得以实现，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更不用说“鹰号”航空母舰和美国第七舰队，能够制止印度尼西亚人民粉碎“马来西亚”的斗争。
印度尼西亚民族党总书记苏拉赫曼和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的代表哈利德·马瓦迪等在讲话中，都谴责联合国成为旧有势力推行他们镇压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
新华社雅加达十八日电 据安塔拉通讯社今天报道，在望加锡举行的一次盛大的群众大会通过决议，表示完全支持苏加诺总统关于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的决定。尽管大雨滂沱，还是有大批人出席了在南苏拉威西的这个城市举行的这次集会。决议说，联合国已不再能反映当前世界的局势，因为它受到帝国主义的控制。
决议说，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这一果敢和革命的行动是印度尼西亚人民进行反帝斗争的自然结果。
决议还表示决心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革命和进步的民族团结以及把粉碎新殖民主义的“马来西亚”——美英帝国主义者反对印度尼西亚的军事基地的斗争进行到底。
各政党的地方委员会的代表们在会上讲话，一致表示支持苏加诺总统的决定。
省长、市长、军区司令和地方民族阵线主席等都出席了大会。
据新华社雅加达十八日电 据安塔拉通讯社报道，在今天在这里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印度尼西亚最高评议院的三十名议员一致表示：完全支持苏加诺总统关于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的革命性决定。
苏加诺总统和内阁阁员也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是为讨论苏加诺总统的上述决定而召开的。
苏加诺总统在会上讲话，说明了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的原因。他还谴责以美国人米切尔莫尔为首的联合国调查小组在确定北加里曼丹民意方面违反了马尼拉协定。
据新华社雅加达十八日电 印度尼西亚《忠诚报》报道，苏加诺总统十七日在茂物主持最高作战司令部会议。
会后，情报部部长阿赫马迪对记者说，会议讨论了同印度尼西亚对抗“马来西亚”有关的各种问题。阿赫马迪重申：“我们不会进攻‘马来西亚’；但是，如果我们遭到进攻，我们将动员所有志愿人员战斗到底。”
据新华社雅加达十六日电 印度尼西亚政府情报部昨晚在一篇广播评论中号召从沙璜到马老奇的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保持高度警惕，加强革命民族团结，随时准备反击帝国主义对印度尼西亚的军事挑衅。
评论揭露英国在“马来西亚”集结重兵，加紧备战活动后指出，英国这些行动的目的是要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发动武装进攻，遏制和破坏印度尼西亚革命。
评论说，印度尼西亚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在同“马来西亚”的对抗中不是孤立的。在这场斗争中，全体新兴力量，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印度尼西亚人民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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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加诺总统接见我大使
哈蒂妮·苏加诺夫人接见中国代表团
新华社雅加达十八日电 苏加诺总统今天上午在独立宫接见了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姚仲明，并且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雅加达十八日电 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名誉主席哈蒂妮·苏加诺夫人今天在茂物宫接见了由钟庆发率领的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代表团。
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代表团向哈蒂妮·苏加诺夫人赠送了礼物。接见时在座的有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总主席苏罗托和第一主席辛基·普拉普托迪哈尔佐。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林风也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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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真理报》的编辑部文章
新华社十九日讯 苏联《真理报》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六日发表题为《全民的国家》的编辑部文章，重申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苏共纲领中的结论，认为“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而诞生的‘苏联国家’在新的、当前的阶段，变成了全民的国家，变成了表达全体人民利益和意志的机构。”
文章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而全民国家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所必需的。把无产阶级专政同全民国家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这同把共产主义社会建设中的不同阶段对立起来一样，是没有根据的。”
文章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映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社会结构的改变，以及群众文化和政治觉悟的提高。随着社会向新的更高阶段过渡，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逐渐发展成为全民的国家。”“全民国家的确立首先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社会基础扩大了。以前体现一个阶级专政的国家，正在成为各阶级和阶层一切劳动人民团结与合作的机构，成为全民意志和全民利益的直接表达者”。
文章说，“在这种条件下，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已经不是通过它的专政，而是通过它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来实现的”。“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已在法律上固定下来”。“现在，当人民达到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的时候，工人阶级通过英勇的斗争和劳动所取得的领导地位，就不需要这种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保障了。”
文章说，“随着国家制度性质的变化，国家的任务和职能也发生着变化。跟镇压剥削阶级、在同它们斗争的过程中以社会主义原则（工农业公有化）对社会进行改造的必要性相联系的职能，正在消失和消灭。以国家的组织任务和教育任务作为中心的那些职能，正在不断加强和发展。
“向全民国家的过渡，也引起国家的活动方法的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社会内部阶级斗争的工具；国家在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的同时，在必要的情况下，对抗拒的剥削阶级采取了阶级的强制、暴力手段。全民国家与此不同，它主要是通过政治领导、组织群众，通过教育和说服来进行它的活动的。虽然还保留强制，但是，它不再是阶级的强制了，因为强制的目的已经不是为了镇压整个阶级和社会阶层的反抗，而只是用以对付犯罪分子以及违犯苏维埃法律的人了。”
文章还重申苏联共产党已成了“全民的党”。文章说，“当社会主义是国内各阶级斗争的对象时，共产党只有作为工人阶级的党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作用”。“社会主义的胜利根本改变了局势。工人阶级的理想、它的政策和意识形态成了全体人民的理想、政策和意识形态。与此相适应，党的性质也改变了：它从工人阶级的党变成了全民的党。”
文章接着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围绕苏共纲领关于“全民的国家”的论点所展开的论战。文章说，“这场论战的真正意义往往由于以下情况而冲淡：争论是围绕解释某些引语和术语的问题进行的，而这些问题，乍看起来，可能显得有点抽象。在这场争论中，反对全民国家的人可能看来只是不愿同习惯的公式分手的怀有教条主义情绪的人。
“必须说，这些人的立场，从这种观点来看，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列宁说过，无产阶级专政仅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所必需的国家制度的形式。至于马克思的名言——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就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列宁也令人信服地予以阐明了。列宁指出，在那时，在作为新社会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远非一直都划出了明确的界线；在这里，马克思说的是第一阶段。最后，——马克思和列宁也不止一次地提起过，——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不奢望阐明今后社会发展一切阶段上建设新社会的问题，因为他们很了解，每一个这样的阶段都会提出新的任务，要求新的解决办法。
“如果围绕全民国家问题的争论仅仅归结为创造性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同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冲突，那么，只谈谈这些意见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在这种争论背后有着某种更大的东西——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根本问题上的分歧。”
文章说，“在消灭剥削阶级以后，无产阶级是否可以通过专政来对社会行使国家领导呢？在新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是否还可以保持专政的方法作为自己的武器呢？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内的任务已经解决的阶段，还保持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作法会导致什么结果呢？这会导致：当已经不需要阶级镇压机构的时候仍然保持它们；这会造成这样的可能性：不是使用这种机构来对付敌人，而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对付劳动人民，对付工人自己。与此同时，这还会促使保持阶级专政的方法来解决需要采用完全不同的领导方式的那些任务”。“这种态度会给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严重的损失，会妨碍共产主义建设。”
文章说，“关于这些具体问题，那些批评苏共纲领的人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他们采取了歪曲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的社会的阶级关系的情况这种手法。事情被描绘成这样：仿佛在剥削阶级消灭后，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仍然保持着。反对什么人呢？原来是反对刑事犯、懒汉和食客、私有制心理及其具体体现者。但是每一个懂得马克思主义起码知识的人都明白，这一切绝不是阶级，同犯罪分子或者同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情绪和心理进行的斗争，绝不能同阶级之间的斗争等同起来。这是同资本主义残余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不论在内容上、规模上、方法上，对工人阶级来说，是一种完全不同于阶级斗争的任务，它决不能说明保持工人阶级专政是正确的。”
文章说，“在反对全民国家的论战中还常常碰到把领导的概念和专政的概念混为一谈的情况。这也是一种站不住脚的手法。”“我们党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和为什么需要把一切领导同专政混为一谈，并且坚持这样一种论点：在剥削阶级本身消灭以后，阶级斗争还保存着（甚至在加强）。这是为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所特有的唯意志论、专横和目无法制进行辩解的典型手法。”
文章说，“我们党不仅谴责了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的错误和滥用权力，而且也设法建立可靠的保证，防止这种现象。这种保证就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中。
“个人迷信的维护者自然是不喜欢我们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全民国家和活动的。但是他们不敢光明正大地干，而是设法用他们所需要的精神来解释无产阶级专政，使它成为一面旗帜，以便在这面旗帜的掩盖下使社会主义国家回到同社会主义本质格格不入的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中去。
“所有这一切，都同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关怀，毫无共同之点。实际上，想阻挠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发展成为全民国家的过程的任何做法，都只会妨碍新社会的建设，为社会主义制造巨大困难，给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损失。”
文章说，“不管反对全民国家这一思想的人怎么说，他们无法驳倒这样一个事实，即全民国家是生活的产物，是实践的产物。想一笔勾销全民国家的思想，勾销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使我国回到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的制度中去，这种企图尤其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坚定地走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道路，走建设共产主义、提高人民福利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没有力量能够使我国离开这条列宁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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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理报》的文章
新华社十九日讯 苏联《真理报》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发表了季莫费耶夫写的一篇题为《争取民主力量的团结》的文章。
文章说，“一些外国的评论员在论及即将结束的一年的特点时，故意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一些国家的国家领导人的更换上。然而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和主要方向绝不取决于某些人物的愿望，而归根到底取决于现阶段社会发展的规律，其中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和国际舞台上的阶级斗争”。
文章说，在过去几个月里，也同以前一样，“有些人企图使人相信，列宁的两个体系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的方针意味着……‘向帝国主义投降’？！共产党人的当前总路线给国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生活驳斥了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
文章认为，“最近举行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和十一月全会的结果被绝大多数兄弟共产党正确地看作是苏共忠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党力求更有力地和更顺利地贯彻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证明。”文章说，“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表明”，“国际工人阶级，它的各个先进队伍是拥护和支持苏共的政治方针的，是拥护和支持苏共一贯遵循被实际生活检验过的、由共产党人国际会议制定的总路线的决心的”。
文章说，“让我们回忆一下，近几年来，某些集团花了多少力量来贬低在帝国主义堡垒中最复杂的条件下行动的各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其他阶级组织所进行的困难斗争的意义。曾经从各个角落散布谣言，说什么它们正在遭到‘严重的挫折’并已失去生命力”。“但是，现实驳倒了诸如此类的论调。完全站不住脚的正是新托洛茨基的谬论‘越坏越好’，这种谬论把劳动群众激进化的可能性只同军事或经济的激变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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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共《国土与人民报》的文章
新华社十九日讯 丹麦共产党机关报《国土与人民报》一九六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刊载丹共政治局委员伊布·内隆德谈丹麦共产党对召开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的态度的一篇文章。
文章说，丹共中央委员会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召开的会议上通过决议，“主张立即召开新的国际会议。目的是想从一九六○年达成的共同态度出发来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文章接着说：“我们始终表示，会议的任务不应该是通过对某一党进行‘谴责’。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在苏共谈及这次会议的意图的所有信件中也表示了相应的观点。因此，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理由把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看成是必然会有损于对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所作努力的事情，我们认为恰恰相反。”
文章列举了丹共关于召开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的主要观点：“人们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共产党方面提出的一条政治思想总路线，在重大之点上是背离或者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这种观点是绝大多数共产党进行工作的出发点。对此不能有任何原则性的妥协，同时会上也不应通过任何东西来取消一九六○年共同声明中所规定的总路线”，“会议应处理为沿着行动统一的道路前进而奠定基础的问题”，“必须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进行各国共产党之间目前的意见和情况交换”。
文章最后说：“从这些观点出发，我们欢迎走向各共产党之间积极协商的任何步骤。因此我们也满意地欢迎召开筹备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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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共《人民新闻》的社论
新华社十九日讯 芬兰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新闻》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发表社论说：“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红旗》大约一周前发表了一篇社论，带有企图挑起争吵的老调。芬兰报纸也刊登了关于这篇社论的消息。它引起了工人的不安，并为反共人士提供了武器。”
社论认为：“这家中国杂志的社论不仅是针对苏联的，也是针对大多数共产党的。”
社论还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不是由于同对外政策有关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同对内政策有关的原因造成的”。它说：“苏共仍然主张召开国际会议，这也是多数共产党的立场。”
社论最后说：“芬兰共产党准备参加国际会议。但是同时，它曾多次指出，召开这次会议决不是要分裂共产主义运动，而是要团结共产主义运动。会议的筹备必须周密进行，并争取中国共产党也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从而为达成相互谅解而作出它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