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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研究
驳“苦肉缓兵计”
——与罗尔纲同志商榷 张 鸿
罗尔纲同志有个意外发现，对《李秀成自述》经过三十年来的笺注考证，“直到去年八月底”，“才看出他原来用的是一条苦肉缓兵计”。但反复而仔细地拜读之后，我认为其中许多“探微索隐、阐幽发潜”①方面的稽考，从方向上看，很难令人赞同。
这里想就罗尔纲同志提出的问题，提出个人的浅见，就教于罗尔纲同志，并请同志们指正。
一、从历史上看“苦肉缓兵计”是什么货色？
历史上见过一些农民起义领袖利用“受招抚”“受招安”等作为诈降策略，以渡过极为艰危的难关。周衍发同志举了宋江等人的例子②，还有人举了李自成的例子。从现象上看，似乎同样作为历史人物的李秀成也向敌人使用了这样一个“诈降”之计，“并不是一件不可以理解的事”③。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按《李秀成自述》来评价李秀成，那么，这并不是“诈降”，而是投降，这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罗尔纲同志硬说这不是投降，而是一条“苦肉缓兵计”，这不仅是牵强附会的，而且是荒谬的。
有一条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只有武装才是根本”。让我们看看历史事实：有些农民军领袖一方面处在极为危险的局面，而另一方面却又牢牢地把握着自己的武装。于是他们采用了向敌人假投降的办法以摆脱危境，但一俟机会到来，就反戈而起。这和李秀成当时所处的情况是有根本区别的。就整个太平军来说，主力既没有受到损失，也没有陷于被包围被消灭的绝境；就李秀成本人来说，他已失掉了他的武装，只是“孤家寡人”作了阶下囚。这时摆在他面前的抉择非常简单：不杀身成仁，就投降变节。他还能想到叫敌人“招抚”或“招安”自己吗？曾国藩一个亲自讯问，就已把他感动到“死而足愿，欢乐归阴”的地步，他不可能做过高的侈想。
当然，他这时最值钱的货色是还可以使用他过去的权力和威望，以及通过亲友的关系去“招降余众”。但是，这只有真投降才可能。
周衍发、苑书义、吕翼祖等同志提到宋江的例子④，说宋江也曾受过“招安”，言下之意，宋江受招安似乎是正确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梁山戏和电影，主要是根据传奇小说《水浒》改编的，而且几乎全部说的是宋江受招安以前的故事。至于他在接受招安之后，那是另一回事。
的确，古代农民领袖曾出现过受招安、受招抚的史例。我们一方面承认这是历史事实，这些事实正说明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最终不能不失败的历史规律。但是，我们却不能对这些受招安的行为表示拥护，也不能认为农民革命战争其最终结局都必然是受招安。对宋江来说，一方面我们承认他所领导的梁山泊起义，是“农民的反抗运动”，是“农民的革命战争”⑤，但他在接受招安之后，做了敌人勇猛的鹰犬，去协同敌人消灭了另一支兄弟的方腊起义军，这种行为必须看作是对农民革命的背叛。只有这样，才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原则。至于对宋江的整个评价，非本文目的，待以后有机会另行商榷。
至于提到越王勾践“忍辱事仇，尝粪验病”的例子，那就更值得商榷了。越王勾践何许人也？为了维持个人的统治，胜利后，他就屠杀功臣，把他的统治建筑在血腥的基础上；失败后，他可以给敌人做奴婢，甚至吃敌人的粪表示忠诚。这和南宋皇帝向敌人称叔皇，自称侄皇帝，皇太后也向敌人称妾，以乞求敌人赐予“和平”，赐予他们能以和平地去统治人民，是一样的卑鄙。难道这些人都是爱国英雄吗？这些统治者的“胜则骄，败则谄”的勾当姑且不去评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用吃敌人粪的办法去讨取敌人的欢心和恩赦的行为，绝不是硬骨头，更不能成为革命者的榜样。如果说李秀成阿谀奉承敌人和诋毁革命，也是“抓粪入嘴吃”的“壮举”，那只能是对革命的污辱，而绝不是什么光彩。
从历史上看，不论是宋江式的“受招安”或是勾践式的“吃敌粪”，都不能是中华民族英雄儿女的榜样，尤其不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所鼓吹的榜样。
二、从当时形势上看“苦肉缓兵计”没有必要
正如罗同志所说，当时太平军仍有很强大的力量。由扶王陈得才所统率的大军，屯兵于湖北麻城地区；由侍王李世贤所统率的大军在江西；湖州地区还有黄文金所统率的一支精兵扼守；洪仁玕所统率的三四万精锐，就在广德附近；李容发所统率的李秀成野战军，也距南京不远。整个太平军主力，可以说原封未动地保存着。本来，李秀成把主力调开，仅仅留下统帅部让敌人消灭，这是一种最愚蠢的做法。但被他调开的主力却仍然很强大，也就是说，整个太平军并没有面临什么险境，因而无从说起用什么“缓兵”的办法去摆脱什么险境。但是，天京失守，李秀成被俘，给军队情绪的打击是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懂得当务之急，是怎样稳定军心、鼓舞士气、团结一致以抗击敌人。李秀成如果真是以革命为重，那么这时他应该是激以义愤，晓以大义，鼓励全军同仇敌忾。古兵法说：“士以义怒，可战也”；又说：“怒兵可畏”。如果李秀成真象罗同志所说“对个人生命毫不考虑”的话，那么，他的慷慨就义，英勇牺牲，就可能给全军带来这个力量。
在全军情绪极为颓丧的形势下，怎能靠使用招降的办法去稳定军心呢？难道李秀成不懂当二三十万太平军听到他们那受到尊崇的统帅都已投降了敌人的时候，情绪会进一步受到什么样的打击吗？曾国藩所以把他的《自述》很快刊刻印发，正是走的这路子。太平军的将士们看到这个供状之后，虽然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会继续高举革命大旗，战斗到最后，但也必然有一些人悲观失望，失掉信心。这就说明了李秀成是以他的可耻的投降来无情地打击了太平军的士气。古兵家说，“三军可以气夺”。当军队情绪败坏，斗志涣散的时候，再强大的军队也就等于解除了武装。自古以来带兵的人都懂得这个道理，因而，我们可以说李秀成如是真英雄，就绝不会使用这个“苦肉缓兵计”；只有叛徒，才会乘国之危、乘军之危，设下足以致太平军于死命的投降陷阱。用招降办法来稳定军心之说是荒谬的。
罗尔纲同志说，李秀成是用这个办法以掩护幼天王突围，通过幼天王来达到维系军心的目的。诚然，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幼天王的存在，是一面号召太平天国革命和维系军心的旗帜，但使用这个办法，去实现这一目的，是不合事实的。
李秀成和幼天王是七月二十日突围成功的，七月二十二日李秀成被俘，七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第一次审问李秀成，七月三十日李秀成才开始写他的供状。从突围成功到开始写供状，是十天时间。那么，他在开始写供状时能不想一想幼天王在这么长时间中，要不是被杀，就是已逃出去了。到他写完供状时，已是十八天了。南京到广德只三四天行程。实际上，幼天王在李秀成被俘后两天，即七月二十四日，就到了广德。即使李秀成对情况不明，但他应该会想一想这一点吧？难道他竟会不合情理地设想在十八天之后还要靠他这个“苦肉缓兵计”去掩护突围吗？
根据时间和当时的事实，罗同志所推断的用这个“苦肉缓兵计”掩护幼天王说，是站不住脚的。
至于对幼天王能否逃得出去，有两种看法。胜利信心很强，一向蔑视敌人的乐观主义者，会想到幼天王顺利突围是可能的。李秀成的母亲——一个六七十岁的小脚老太太，带着李秀成不会走路的两岁幼子，都能逃出去，那么一个有四五百革命战士护卫的幼天王，当然是可能突出重围的。在洪仁玕等人心目中，连李秀成也被认为迟早会突出来。所以幼天王到达时，洪仁玕就向军中宣布，“幼天王与大臣忠王等万有余人出京，一路平安到广德州”云云⑥。洪仁玕的想法和李秀成的想法，恰成了鲜明的对照。
从战术上看，围城部队在拼命最后猛攻敌人坚城时，通常是把全部力量投入战斗。突围部队只要突出了包围圈，向纵深发展，那么，敌人包围线后方一般是空虚的。这本是一个通常的作战规律。幼天王所以能顺利突围，就正是因为这样。就连李秀成本人也同样，他与幼天王失掉联系之后，在两天多的时间中，并未遇到强敌。他却没有能逃得出，在二十二日才被两个奸民捉获后送交敌军，实是怪事。
由于李秀成没有逃出去，所以，他也就想到幼天王是逃不出去的。他的想法是，一个十六岁从未出过宫门，又不会骑马的小孩子怎能逃得出去呢？不过，他也觉得这样想和这样说没有太大把握，所以又说“生死未知”，又说“果能到外，再有别样善谋”。实际上也只有这么“死矣”、“生死未知”、“果能到外”的三种可能，还有什么别的可能呢？于是他把这三种想法老老实实地告诉了曾国藩，根本无从看出有什么计策。罗尔纲同志只抓住他说的三种可能中的一种——幼天王“定然被杀矣”，就大做文章，说是李秀成一计，这是不合事实的。
处于敌人地位的曾国藩和曾国荃，也会有两种想法。用兵谋慎的人，不论怎样，只要发现幼天王逃走了，就会派一支军去追击，绝不会轻意相信俘虏的口供。但是，“屡胜而骄”的曾国藩，在攻下南京，生擒李秀成之后，他趾高气扬极了，同样认为一个十六岁的小孩子是逃不出重围的。他所以没有猛追幼天王，正是由于他因骄傲而作了错误的判断和处置的缘故，绝不是中了李秀成的什么计。因为从他占领南京到看到李秀成的供状是十八天时间，曾氏弟兄都没有派兵追击幼天王。事实是曾氏弟兄先决定不追击幼天王于前，看到李秀成供状于后，那怎么能说是曾国藩中了计呢？这不是中计者在前，施计者却在后的矛盾说法吗？
从军事观点看问题，要非常重视时间。时间概念是科学的概念。
三、从作战规律看“苦肉缓兵计”不合理
罗尔纲同志认为李秀成所以使用“苦肉缓兵计”的第二个目的，是使敌人不向广德、湖州进军，采用的方法是说“不攻自遁”，好使曾国藩不去攻打。
这些说法不合乎作战规律。
从太平军方面来说，在广德、湖州驻扎一支军队，既可以接应江西太平军北援天京，又可以接援天京突围，还可以东出江浙威胁苏杭。这一面水背山、襟带平原的地理形势，使这里的军队处于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机动要地。所以大军屯此，正是黄文金等有军事见识的人的一种正确部署。但是，当天京失守，幼天王已经接到，回救天京问题已不存在，出兵江浙的可能性也已化为乌有的情况下，继续在这里屯扎不仅没有意义，反而容易受到敌人曾、左、李联军的三面夹击。同时为了迅速恢复组织，整顿旗鼓，研究对策，也必须及早脱离敌人。从当时形势上看，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必须及早转入山区，甩开敌人。这就是所谓“不攻自遁”。略有军事见识的人都会看得出，李秀成、曾国藩当然也会看得出，怎能把这一种必然的军事趋势，说成是李秀成的一计呢？
况且，李秀成入天京后，即与黄文金等人失掉联系。七个月间，黄文金曾活动于嘉兴、乌镇一带。一八六四年三月底，他才长扎湖州。对湖州地区驻军的情况，李秀成不过是一般的估计。这既无从说成是一计，更难能说他隐瞒了什么秘密。
从曾国藩来说，固然他没有很快出兵广德、湖州，但这绝不是由于中了李秀成的计，而是出于他自己的考虑。他在占领南京后，从军事上看，正忙于三件事情。其一是他的军队在与天京守军苦战半年之后，由于太平军英勇抗击，多次出现危险局面，这使他十分担心。他在向清廷的奏折中都说到：“事久变生，深为可惧。”⑦这样一支反革命残军，立即调去向未受到损失的二十多万革命生力军强攻，曾国藩是不作如是想的。况且，一场大战役后，进行必要的战役休整，这也是通常的军事规律。所以曾国藩在奏折中说，“臣初到金陵，拟令将士休息一月”⑧。
其二是这支抢掠成性的兽军，攻入南京之后，正在大肆抢掠屠杀，而这又是曾国藩借以维系军心和鼓舞士气的办法。曾国藩没有立即派兵出击，正合乎他的军队的情况。
其三，前边说过，曾国藩已感到湘军内部不稳，再加上政治上与清廷勾心斗角的原因，使他在八月七日杀了李秀成之后，八月十四日就急急忙忙地把五万湘军裁撤成两万五千人。这种裁撤法，从军事上看，足以证明当时这支反动透顶的军队，不经整顿是无法再上阵硬拼了。这一点曾国藩对他自己的军队看得很清楚，他也正是基于自己的利害关系的考虑虽想出兵却不可能立即出兵的。
同时，我们还必须强调时间，曾国藩军在占领南京之后的当天起，就陷于烧杀抢掠勾当之中了，而曾国藩看到李秀成的《亲供》却是在十八天之后。罗同志自己也考证“在六月廿六日（即公历七月二十九日——引者）以前又根本没有什么‘忠王详供’”⑨，而曾国藩初看忠王自传是七月初六日（公历八月七日，即十八天之后——引者），第二天八月八日才看完⑩，那么，这又是一个中计者在前，施计者却在后的例子。
从作战规律上看，罗同志的说法也是自相矛盾的。既怕敌人赶跑了广德、湖州的大军，使幼天王得不到掩护；却又怕敌人截击太平军，使太平军不能向江西转进。
怪哉此论！既怕敌人攻，又怕敌人截；太平军走也不行，不走也不行；把敌人看作万能，把太平军看作万不能。
事实并非如此，罗同志对事实的考虑却不够。
左宗棠进攻湖州时，被太平军杀得大败，连他的军营都被太平军包围了；李鸿章派了四员大将领兵去救，仍然抵敌不住。由此可见，太平军仍很强大。剩下的只是曾国藩军。曾军在裁撤之前，以五万大军的绝对优势对天京只有一万人（实际能上城者只三四千人）的守军，尚且苦战经年，频经危机，屡次请李鸿章派兵援助，不是太平军领导（特别是李秀成）犯了一系列错误的话，肯定他仍然不会得手。即使说，曾军占南京后一兵不留，全部投入战斗，不仅在数量上，曾、左、李三军加在一起，也不过占太平军的一半左右，在战斗力上也较太平军为劣，更何况他又是一支疲惫已极的反革命军呢。怎能设想，这样一支小而残的军队一出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或把太平军赶跑，或把太平军截留在湖州地区呢？任何一个久经战阵的军官都懂得，要想消灭或击败敌人一支拥有全副武装又未受到损失的二十万大军，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何况是反革命军对革命军呢？这是当时的事实，也是一个常识性的军事学理。李秀成不会有这样想法，曾国藩也不会有这样想法，作如是想者，恐怕只能是学究式地空谈加上悲观的思想方法而已。
至于说怕广德、湖州军被赶跑之后，使幼天王得不到军队掩护，前边说过，广德至南京，只有三四天路，幼天王还有个到达的时候没有呢？“纸上谈兵”，总不应只停留在纸面上，人要走路，军队要运动，十天过去了，十八天过去了，难道李秀成总以为幼天王一直还在路上逍遥旅行吗？
罗尔纲同志说，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的第三个目的是使敌人暂缓截击，以掩护长江南北大军取得会师。李秀成采用的方法是向敌人提出“招齐章程”，叫曾国藩受到招降的诱惑，从而不派兵去截击。同时，李秀成还隐瞒了“让城别走”的大计。基此，罗同志就非常自信地说：“使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出，毋须千言万语去讨论他的立场，他的立场就在这里。……毋须千言万语去说明他的用计，他的用计也在这里。”?其实，非也。
让我们首先看看李秀成是否隐瞒了“让城别走”的大计。李秀成知道，洪秀全已死，天京已陷，自己被俘，这一计划实际上已破灭了。他会想到太平军余部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这一计划已很难实现，这是一。其二，罗同志自相矛盾地说李秀成在《自述》中“只字未提”，而叛徒郜永宽在投敌之后，和动摇分子黄子隆在被俘之后都分别向敌人报告了。我们知道，郜、黄二人是在七个月前的苏州无锡失守时向敌人泄密的。李秀成当然会知道他们二人早已向敌人讲过，从而曾国藩也早就知道这一计划了。罗氏自己也考证出李鸿章早在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就把郜、黄二人所供，专题报告给曾国藩，这怎能说是秘密呢？倘然还有秘密性，即使李秀成不讲，曾国藩为什么不追问呢？曾国藩明知而没有问，李秀成明知曾已经知道而没有在《自述》中写，这个计划已是尽人皆知的“秘密”了。以此证明就是李秀成用计，就是曾国藩中计，是不合事实的。
况且，是李秀成在《自述》中“只字未提”吗？《自述》中明明写到“让城别走”的字样，只是没有谈到它的实施细节而已。如果象罗同志所说这条大计果然还十分重要，又果然还十分秘密，那么李秀成已经把题目说了出来，曾国藩为什么不跟着追根究底呢？从此可以证明曾国藩早已知道，并且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了。而且，如果李秀成真地有意隐瞒，那么他就绝不会露出这个大题目来。这又可以证明李秀成根本没有隐瞒了秘密。
至于说用“招降”的办法，使敌人“暂缓截击，以掩护大军会师”，这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样一个战略计划固然曾经是正确的，但它所以不能实现，根本原因在于太平军本身，在于太平军余部诸王。由于远在天京没有失陷之前，许多高级将领沾染了高官厚禄养尊处优的恶习，蜕化了，变质了，所以，一当革命遇到低潮时，失败主义情绪就控制了他们的思想。这样，即使有再多的军队，即使有广大士兵以及全国人民对革命的热心支持，也难以挽救他们了。广德、湖州地区二十多万太平军转入江西之后，杨辅清动摇了，只身跑掉。李秀成的好友“亲亲”、“至爱”的陈炳文，于李秀成被杀后的第六天，即八月十三日率精兵六万人、洋枪队七千余人于江西金谿投敌。九月五日，能干的大将堵王黄文金又病死，由黄文英和洪仁玕领其军。洪仁玕虽然政治坚定，但军事经验不足，十月九日，在一次并不严重的战斗中兵败被俘。剩下的最好的算是李世贤了，他却与各部失掉了联系，而独自率领所属人马长驱南下。二十万太平军，就这样失败在他们自己之手，这和曾国藩是否截击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相反，如果他们以革命为重，以团结对敌为重，失掉核心后，推选出张洛行式的“盟主”出来（黄文金、李世贤等人都可充当此任），把兵力集中一起，西入赣，北跨江，过湖北，与陈赖大军会师，那么，即使曾国藩完全知道这一战略计划，想去阻挡他们也是不可能的。前面说过，曾国藩裁撤湘军之后，“留万人守南京，万五千人为皖南北游击之师”。这样一支队伍，想在千里长江上截击二三十万大军的会师是没有可能的。曾国藩懂，李秀成也懂，因而，李秀成就不会提出、也没有必要提出什么“苦肉缓兵计”去企图不让曾国藩派兵截击。
以上我们根据当时的军事形势和双方实力，从作战规律，军事原理等方面进行分析，可以说完全没有使用什么“苦肉缓兵计”的必要。
四、从政治上看“苦肉缓兵计”是错误的
看罗尔纲同志提的“苦肉缓兵计”，总觉得有点酷肖“曲线救国论”。如果象罗同志所说，这一“妙计”确实出自李秀成，那么，它只能是个“曲线救国论”而不能是其它。因为它不是直接地去鼓励太平军将士英勇杀敌，为先烈们报仇，却是叫战士们放下武器，去作敌人的顺民，这是个什么东西呢？历史上不少叛徒都为自己的投降变节行为找到许许多多好名词来打扮自己。吴三桂从来没有说过他是投降叛国。杨四郎在《南北和》中主持了两国议和，这不也曾是被人歌颂过的“英雄”吗？只有《三关排宴》才把他那丑恶面目揭开来（当然历史上并无其事，此例仅供参考）。汉李陵在与大英雄苏武谈话时，不也说过“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的漂亮话吗！还有那“识时务者为俊杰”之类的滥调陈词，多得很。叛徒总会唱出好听的腔调来的，但就看你站在什么立场去欣赏它而已。是真爱国者不会提“曲线救国论”，提出“曲线救国论”者绝不是真爱国，这是我们的逻辑。
另外有人还提到这是一种“战略退却”。并说，只要象李秀成所希望的那样实现了，就是说战士们虽然放下武器，但是只要敌人不屠杀，这就是保存了革命力量，就是一种战略退却方式。险哉此论！熟读《东周列国志》的李秀成，难道不知道秦坑赵降卒四十万的长平事件吗？当太平军集体放下武器的时候，谁担保不出又一个“长平”，远者不说，石达开的例子，李秀成会知道吧？石达开虽然英勇舍身了，但当战士们放下武器集中一处等候敌人亲口答应的宽大处理时，“清将……用火箭做暗号，乘夜去屠杀，把达开部将二百多员，战士二千多人全部杀死”?。李秀成想效法这个榜样就叫“战略退却”吗？
退一万步说，即使由于李秀成的乞求，曾国藩被感动了，把这些放下武器的太平军将士确确实实加以“恩赦”，打回到他们革命前的主子手里，难道他们的新地位会比造反前的旧地位好吗？“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活”。李秀成叫自己的部下在敌人淫威下跪着活，这在本质上也只能是投降。把这种做法美其名曰“战略退却”或“保存力量”，请恕我直言，这是“漂亮”的投降理论，是“只要脑袋主义”的保命哲学，荒谬得很，危险得很。
当李秀成写完供状的当天，曾国藩把要杀他的决定派幕僚李鸿裔告诉了他。李秀成听了之后，却让李鸿裔回去告诉曾国藩说：“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愿图报”。看！对杀身大仇的敌人，竟然说出这种穷卑极鄙的话。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李秀成的投降叛变已达到肝脑涂地而死不反悔的程度。这种可耻的话，也只有死心塌地的叛徒才说得出口。但罗尔纲同志却仍然在说，“这是一条用软计做成的绳子。他直到临就义前的一刻，还用这条绳子紧紧地拉着曾国藩的鼻子走”?。谬哉此论！如果罗说能成立，那么，所有的叛徒都可以不承认是叛变，都可以说成是“用一根软绳子，拉着敌人鼻子走”了。我衷心地希望罗尔纲同志的这一论断能早日放弃，不然它的危害太大了。因为这种谬论会使叛徒们为他们的投降找到最理想的借口，相反却会使人们在大是大非、大风大浪面前，很难辨别什么叫投降，什么叫叛徒。
五、从方法上看“苦肉缓兵计”行不通
李秀成在《自述》中提到“亲书密号”问题，他说：“我在天朝时用将文盖印者，无我亲书密号，其将不从”。“亲书密号”，是我国古代军中常用的一种调兵方法，它的权威性比“虎符”还高，因为使用“虎符”还发生过信陵君盗虎符夺兵权的事，而采用亲书密号断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其方法首先是统帅亲笔书写，但光是亲笔不行，怕统帅是在威逼下所写，还必须加上密号。这种密号是由统帅和部将在两人分手时当面口头约定好的，旁人不得而知。部将对亲书密号不执行，是要被杀头的。可见，作为真正招降和下令叫部下投降的办法来看它，是切实可行的。这是李秀成所仅留有的最大的机密，也可以说是他把投降保命的最后一张王牌都亮了出来。从而我们说，这也为他的投降罪状提供了一个铁的证据。
但是，如果说它是“伪降”、“诈降”、“苦肉缓兵计”的一种办法，那就绝对说不通。
我们认为，李秀成这一“收齐章程”如能实现，当然只能是瓦解太平军，而不会有其它结果。但是，罗尔纲同志却主观而又自信地批评别人说“这是不懂得李秀成招齐章程的关键才会有这种疑问的”。按罗同志的说法，“李秀成在招齐章程里提出的办法是曾国藩准他保几个自己的人作为‘差使’，……这样，李秀成要做这一件事，是以自己人作主的，曾国藩派的一、二人作陪，实际是作掩护。他就可以把他这条秘计经由差使传达到军中去，他的部将就会明了他的真正的意图，而且知道如何进行了。李秀成的自己人，当然是用广西人”，（说的是）“方言，隐语，不是外省人所易听得懂的……他自己虽然在禁，但他到了安庆去，……外面打着‘招齐’的幌子，暗中却作两岸的联络，指挥两岸的军事行动。因此，假如李秀成的招齐章程得到实行的话，就断不会导致瓦解太平军”?。
妙哉此论！这种想法，只有一种情况才可能，那就是曾国藩投降了李秀成。试想，这样一个大汉奸、大刽子手的曾国藩，派人押解李秀成去“招降余众”时，竟连两个亲信都派不出，或是派成“李秀成的自己人”，甚至派成了“坚决革命的战士”，使李秀成得以俘虏的身份，继续履行太平军统帅的职责，以招降的名义，却指挥太平军去会师。这除儿童游戏外，世界上哪有这般离奇的事情呢？
军事斗争是极端尖锐和极端复杂的，我们万万不可把它看得那么简单，那么轻飘飘。把战争看作象儿戏那样，只能是幼稚而无稽之谈。
以上，我们从历史上，从当时形势上、军事上、政治上以及它的实施方法上，全面综观当时的历史事实和据理分析的结果，可以肯定这一“苦肉缓兵计”是既无必要，又不正确，也无先例，更非确实可行的。因而，我们可以肯定，“苦肉缓兵计”绝非李秀成的本意。李秀成的本意是什么呢？很简单，也很清楚，就是地地道道的投降，就是彻头彻尾的叛变，就是可耻的出卖革命，就是瓦解太平军，来换得敌人对他一命的恩赦，来劝告和下令太平军几十万将士放下武器投降，以换得敌人恩赐一条活命，然后在敌人膝下跪着活。
假设，我们退上一万步之后反问一句：这个“苦肉缓兵计”果真是李秀成的本意，又当作何而论呢？我们的结论是，这也只能是投降，而绝不是其它。
六、简短的结论
我们基于事实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苦肉缓兵计”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既然它没有必要，那么《李秀成自述》是个什么东西呢？只能是个投降书。
（二）“苦肉缓兵计”不是出自李秀成可以肯定，它只是罗尔纲同志的主观臆断思想方法中产生的一个畸形怪胎。
①③???罗尔纲：《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考》，见《人民
日报》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②周衍发：《评李秀成》，见《光明日报》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
五日。
④苑书义、吕翼祖：《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评价问题》，见《人民
日报》一九六四年八月三日。
⑤这两句话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一九页。
⑥《洪仁玕自述》，见《太平天国》二，第八四七页。
⑦《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五，《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
歼灭折》（一八六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⑧《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六，《近日军情拟裁撤湘勇片》。
⑨⑩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增订本），第一二
二、一○三页。
?见《汉书·苏武传》。曹是曹沫，柯是地名。春秋时齐桓公和
鲁庄公会于柯，举行盟誓。曹沫挟剑登坛，威胁齐桓公把侵占
鲁国的汶阳之田还给鲁国，取得一次胜利。李陵在这里是说他
要学曹沫，为国增光。
?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第二六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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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题奏谕旨档案 殷钟麒
清代历史档案，是清代历史事件的纪录，也是研究清史的第一手材料。在全部清代历史档案中，有官署系统档案和皇帝系统档案两部分。其中皇帝系统档案，是指京内外文武大臣进呈的文书，由皇帝核完并对臣民颁发的诏令文书，而由这些文书转化成的档案。诏令文书，包括有制书、诏书、诰命、敕命和谕旨
（即上谕、旨意）。前四种多用于典礼和人事方面，纪录政务不多；而后一种用途很广，凡不适用于前四种文书的，即以谕旨行之，也就是处理国家政务的命令文书。进呈文书，包括有题本、奏折、表文和笺文等文件。表、笺用于庆贺帝、后三大节日（诞辰、元旦、冬至），属于典礼虚文，参考价值不大。但题、奏是呈报国家政务的文书，所反映的问题较之官署文书更集中，有较大的史料价值。下面专就题本、奏折、谕旨的主要内容作一简单介绍。
清代使用公文书有几个不同的阶段，因而题本和奏折的主要内容也随之而异。清初，规定公事用题本，这时无论军事、政治、外务、财经、文教和刑名等事件，都包括在题本内；私事用奏本，其实这种私事亦属公事的范畴，因而也有可参考之处（奏本自乾隆十三年起停止使用），这是一个阶段。自康、雍出现奏折奏事以后，逐渐形成使用题本、奏折两种形式呈报政务，题、奏内容各有重点，直至光绪二十七年为止，这是一个阶段。自光绪二十七年八月起，废止题本，统一使用奏折。此后，改组国家机关，执行新政，举凡内政、外交、军事、文教、财政金融、交通、农工商业、司法、职官和民族事务等，都反映在奏折中，这又是一个阶段。这里专就题、奏并行奏事阶段，分别介绍它们的主要内容。
一、题本。清代六部分掌全国政事，各衙门呈报的题本，都由六部办理。它的主要内容是：（一）反映官制的，属于吏部主办，如机关的建置裁撤，文职官员的任免考核，承袭官爵，封典议恤；“土官”的任职、承袭和封典等事项。（二）反映财政、经济的，属于户部主办，如编查全国户籍人口；征收地丁（田赋）、漕粮及关税、盐税、茶税、杂税等；各省义仓、社仓、常平仓设备，积谷收储和平粜等事项；开采各种矿产和鼓铸货币等事项；江宁、苏州和杭州三织造所用工料费用报销；有关农业的耕作、开垦、清丈土地、森林畜牧，及各项灾害救济等事项；各衙门的各项费用开支报销，军务费用的开支报销事项。（三）反映典礼、文教的，属于礼部主办，如祭祀、庆贺、婚丧、旌表等事项；学校、科举、图书等事项；天文、气象等事项；印信铸造、颁发和缴销事项。（四）反映军事行政、驿站交通的，属于兵部主办，如武职员弁的任免考核，承袭官位，封典议恤等事项；武科乡试、会试、殿试等事项；办理防务、马政、军需等事项；设置驿站及夫马车船交通等事项。（五）反映刑名、监狱的，属于刑部主办，如各项民刑诉讼案件审判，军政违法案件审判，监狱管理，缉捕逃人等事项。（六）反映各项工程的，属于工部主办，如建筑工程，包括建筑坛庙、衙署、营房、住宅、城垣、道路和桥梁等事项；军需工程，包括制造火药、铅弹、器械等事项；水利工程，包括疏浚黄河、淮河、运河工程，修筑浙江海塘、各地江湖渠堰等工程，以及呈报水位涨落、防汛措施等事项；造船工程，包括水师战船、民用船只等事项；开采煤矿事项。这些档案保存在内阁大库里。
二、奏折。自雍正七年军机处成立后，各衙门奏折径呈皇帝阅批，交下军机处撰拟谕旨，并录副保存。它的主要内容是：历次镇压少数民族战争和农民革命战争的军事活动等事项；鸦片战争和以后历次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军事活动，签订不平等条约，议订关税等事项，全在奏折档案中。在洋务运动期中建立新式的军事工业，开矿产，筑铁路，办电报，办纺织工业，以及创造新式海陆军等事项；戊戌维新运动、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等事项。当然，题本的某些内容，在奏折档案中也是有的，但比较起来究属次要的了。这些档案保存在军机处里。
三、谕旨。谕旨的主要内容，包括军事、政治、外务、财经、工程、文教、刑名、职官和民族事务等，与题、奏主要内容是大体相同的。自雍正七年军机处成立后，形成明密两条路线发布谕旨的办法，能公开的由内阁宣布，叫做“明发谕旨”，不能公开的由军机大臣封寄各省文武大臣收阅，叫做“寄信谕旨”，其中纪录着很多机密重要事件。谕旨是皇帝指示文武大臣办理政务的命令文书，无论是主动发出的谕旨，还是批答题、奏的谕旨，都需与题、奏结合参考，才能反映一个问题的全貌。谕旨档案，清初保存在内阁大库里，清末保存在军机处。
可见，题本、奏折和谕旨所包含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现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正在进一步收集和整理这些资料，这将为清史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